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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向党代会汇报工作的团中央书记是他!(附电影院本月20开放营业消息)

大足青年 2022-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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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团中央第一任书记施存统


他是一名95后的农家子弟,在舅舅的资助下才得以继续学业。在国家危亡面前,生计艰难的他却选择了“为家的热度不及为国的高”。

他的文章《非孝》在《浙江新潮》第2期发表后,有人视之为“洪水猛兽”,也有人赞之为“雷霆风雨”,最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说:“非孝意思很简单,就是反对不平等的‘孝道’,主张平等的爱。”

他既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也是党领导下的最早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之一。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成为历史上第一任团中央书记。

98年前的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担任团中央执委会书记的他向大会报告了团一大的召开和团的发展情况,成为团中央书记向党代表会汇报工作的第一人。

他就是施存统,后改名为施复亮。


青年时期的施存统


一个泡菜坛子引发的命运转折

1899年冬,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叶村,施存统出生了。他的父亲是一个爱财如命、性格暴躁的农民,母亲却是生长于书香门第的要强女子。母亲从小教育施存统要热爱劳动,努力读书,将来做一个清官,为天下可怜人伸张正义。“非孝者无亲。”从小学习儒家经典的存统对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忠孝故事一度十分热爱。然而暴躁的父亲却让他明白建立在封建不平等关系上所谓的孝道是多么的不公。

一个冬日的下午,父亲让不满18岁的施存统去池塘边洗刷泡菜坛子,一不小心他失手打碎了坛子。由于从小畏惧父亲,犯错后他不敢回家,沿着小路一直走,躺在凉亭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又跑到去找时任江浙联军21团上校营长的舅舅徐载金家求助。在舅舅的资助下,1917年,他考取了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


北京发生五四爱国游行的消息传到浙江后,施存统积极参加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举行的反帝游行示威。1919年9月,他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全国书报贩卖部”和“书报贩卖团”,大量销售《新青年》《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宣传新思想的刊物,还和一师同学俞秀松等人出版了《浙江新潮》。

泡菜坛子被打破的一刻成为了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我要救社会我要救社会上和我母亲一样的人!”


施存统离开家庭后,听说母亲患了重病,他跪求舅母借钱给母亲看病。回到家后才得知嗜钱如命的父亲根本不舍得拿钱给母亲看病,又急又气的母亲,双目失明,卧病在床。父亲却认为一个将死之人,更用不着善待。就这样,备受折磨的母亲很快就在绝望中就去世了。这样事给施存统很大的打击。回想母亲对自己的百般慈爱和谆谆教诲,一个温柔善良、知书达理的母亲在“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纲常面前遭遇到如此的不幸。然而,带给他母亲不幸的正是父亲。他是儿子,在封建的孝道面前怎么能反抗父权呢?他是儿子,又怎么能忍心母亲遭遇如此的不幸?在回校的路上,施存统大哭了一场,“哭醒了十多年来做‘孝子’的好梦。”

回到杭州不久后,施存统写下了《非孝》一文,1919年11月发表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他后来分析自己当时的心境时说:

“我要救社会,我要救社会上和我母亲一样的人!……人类应当自由的,应当平等的,应该博爱的,应当互助的;孝的道德与此不合,所以我们应当反对孝。”

“非孝意思很简单,就是反对不平等的‘孝道’,主张平等的爱。”

这篇直言非孝带着青春期迷茫色彩的文章的问世在当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陈独秀赞美道:“《非孝》的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沈定一则认为该文为“雷霆风雨”,富有“反抗精神”。

当时的浙江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等当权官僚则借机发难,认为《非孝》是洪水猛兽、异端邪说。施存统、俞秀松等人被迫离开学校后,当局又将矛头直指一师校长经亨颐、进步教师陈望道等人,由此引发“一师风潮”。1920年2月,经亨颐等人最终去职离杭。


当时报载的北洋军阀政府下令查禁《浙江新潮》的电文。 

 

“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


1919年底,施存统、俞秀松等人满怀新的希望和美好憧憬来到北京。他们试图通过工读互助,实现新的理想生活,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施存统这么回顾自己对工读互助运动的最初理解:“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我们以为要做人,就要入工读互助团。……一边劳力,一边劳心;终生工作,终生读书……”施存统反复强调,这是个“终身以之”的团体,“我即是团、团即是我”,“团的利害,就是个人的利害”。俞秀松在离家出走、抵达北京当即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他说:“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为此他们承办电影,做洗衣工、伙计、跑堂、业余教师、手工匠人,但是无论如何努力,工读互助团却总是难以支持下去。不切实际的空想,最终不到三个月就宣告中断了。

施存统最终得出结论:

“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他逐步认识到要实现幸福的生活,必须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必须以社会革命来改造社会,才能完成。

尽管互助团失败了,但是施存统进一步加深了对无政府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的认识,完成了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渡,并因此“更信共产主义”。


“终身为共产主义努力终身为共产主义牺牲。”


1920年3月,施存统与俞秀松一起来到了上海,经人介绍到《星期评论》社工作。他们在《星期评论》社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建立了密切联系。5月份,施存统等人正式参加了陈独秀发起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6月,施存统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陈公培等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施存统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上海早期党组织建立后,施存统积极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青年工作。

6月19日,施存统第一次东渡日本养病和求学。当天的《民国日报》副刊,还刊登了费哲民的一首诗《送存统赴日本》:

红灼灼的花儿,把金般的世界映得通红了

你到了,排山倒海的革命潮

好像挟着“血和泪”送你一程。

经过5天在海上的颠簸,施存统抵达日本,进了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在日本,他看到了许多国内查禁的书籍,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施存统肺病缠身,仍是精心翻译山川均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文,寄往《民国日报》发表。他还在东京创建了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5月,施存统写下了《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五号)一文,论述了如何进行中国革命的问题。他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苦难的中国,“所以才决定终身为共产主义努力,终身为共产主义牺牲!”施存统先后翻译了山川均的《劳动组合运动和阶级斗争》、河上肇的《见于“共产主义宣言”中底唯物史观》《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上所谓“过渡期”》、佐野学的《中间阶级的社会主义论》等论著,还在《新青年》和《觉悟》等刊物上发表了《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等文章,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


图为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树起“共产党”大旗的《共产党》月刊第一号。


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施存统考虑到周佛海长期没有回国,便推周佛海代表旅日共产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自己则冒着危险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一大之后,施存统继续在日本发展党员,吸收了1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12月,“格雷事件”发生后,日本警视厅开始肃清他们认为可疑的外国人,随后施存统被日本当局拘捕,关押了半个月后,1922年1月被日本驱逐回国。

“总之,我将来不会抛弃现在信奉的主义,还要更加研究它。”身体虚弱的施存统在被驱逐回国途中,勇敢地对日本刑警说出了这样的话。

 

第一任团中央书记的他向党汇报团的诞生


1920年8月之后,继上海之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也相继成了青年团组织,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信仰,成分复杂,工作难以展开。1922年初,施存统回国后到了上海,担任青年团的临时中央局兼上海团的负责人。他一度用“方国昌”的名字对外联系。在他和张太雷等人共同努力下,团临时中央局指示各地团组织重新登记,团组织得到整顿。此后,他还参与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施存统被推选担任团中央书记,由此成为第一任团中央书记。团一大制定了团的纲领和章程,明确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团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明确纲领和具体奋斗目标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正式诞生了。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施存统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向大会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大会通过的决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青年运动作出决议(当时“少年”、“青年”的概念并没有明确划分)。这里面也有施存统的一份血心。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1923年8月,在团的二大上,施存统再次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因为长期工作劳累,他患上了神经衰弱症,由于健康原因,离开了青年团的工作岗位,到共产党影响下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据曾在上海大学学习过的丁玲后来回忆说:“在那时候,施存统的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瞿秋白,党内著名理论家,时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1925年,在五卅运动期间,施存统不仅与上海大学的师生一道发动工人罢工、罢市,还上街演说、散发传单,而且以“光亮”的笔名,发表《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中国学生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和任务》等文章,号召广大工人和学生“只有前进,不能后退”,誓死奋斗到底! 1926年,他和学员钟复光相恋结婚,改名为施复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一度彷徨、迷惘、痛苦,声明退出共产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1927年到1937年,施复亮潜心研究中国政治和经济,相继发表了《中山主义ABC》《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译著有《资本论大纲》《苏俄政治制度》等。

抗日战争时期,施复亮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呼吁全民抗战、民主抗战。1941年遭遇失业,度日艰难,儿子施光南还不满一岁。这时有人劝告他投靠国民党,去当个参议员。对此,施复亮严辞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宁可饿肚皮,不投蒋介石”。1945年,他和黄炎培等人创建了民主建国会。

新中国成立后,施复亮以民主党派人士身份出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1970年11月,因病去世。



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发布通知,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中高风险地区暂不开放营业。一旦从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高风险地区,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从严从紧落实防控措施,电影院及时按要求暂停营业。


国家电影局要求,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将关于恢复开放电影院的工作安排报当地党委和政府同意后,商当地疫情防控部门有序推进恢复营业。要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对复工电影院加强指导和巡查,密切关注电影院疫情防控及复工经营情况。各地具体复工时间及有关安排向国家电影局报备。


通知指出,电影院恢复开放要把防疫安全放在第一位,夯实院线、影院的主体责任,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部门要求,健全制度,完善措施,切实做到常态防控到位、预约限流到位、排片间隔到位、人员排查到位、环境消毒到位、应急处置到位。各地区各单位要认真执行本通知要求,按照《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稳妥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执行过程中遇有情况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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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青运春秋、重庆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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