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文革“幸存者”黄克诚：九上九下而未悔
他不盲从，不苟同
9次被批判、撤职、降级，始终刚直敢言
1978年，黄克诚在301医院治疗期间，夜读批文。图/受访者提供
为“幸存者”黄克诚作传：
九上九下而未悔
本刊记者/宋春丹
本文首发于总第838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8年1月，《黄克诚年谱》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是黄克诚传记组的收官之作。
1999年，国防大学二号院一座简陋的二层小楼的门前，挂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克诚传》编委会”的牌子。时任国防大学副政委谭乃达、国防大学编研室原主任马长志、总参办公厅编研室原主任李柱江、国防大学编研室退休教授刘建皋等入驻办公。《黄克诚军事文选》《黄克诚纪念文集》《黄克诚传》和《黄克诚年谱》，相继从这里问世。
其中，传记编写时间最长，耗费心血最多。8年时间里，编写组辗转各地调研，收集了2000多份史料，采访了百余人次。
近日，除了编委会主任兼编写组组长谭乃达在外地未能接受采访，编写组主要执笔人，平均年龄77岁的马长志、李柱江、刘建皋多次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早在《黄克诚传》筹备伊始，谭乃达就强调，写这本传记，主要是给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看的，让他们认识一个真实的黄克诚，以之为镜。
九上九下
在开国元勋中，黄克诚被罢官次数最多，“九上九下”。
1927年，他因在湘南暴动中反对和抵制烧杀政策和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三次被批判，一次被撤职；1930年，因反对攻打长沙、支持毛泽东，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再次被撤职；1931年，抵制第二次肃反打“AB团”，险被逮捕处决；红军长征路上，向上级提意见，被三次降职；抗日战争期间，多次向华中局提出，当前是国共统一战线时期不应主动攻击韩德勤、不该打曹甸，被批右倾保守撤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撤销一切职务，仅保留党籍；“文革”中，被关押审查，蒙冤18年。
黄克诚的建议和意见多是涉及全局和高层的，妥当写好他与领导层的关系，成了编写《黄克诚传》最难的一环。
例如，黄克诚多次与刘少奇发生争论。历史上，曾发生该不该打曹甸战役之争。解放后，又在天津发生过如何对待资本家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黄克诚认为讲团结多了、讲斗争少了）、在湖南发生过近期工作重点应放在农村还是城市之争（黄克诚主张前者）。
大家达成共识：党和军队经过漫长的道路走过来，领导人之间和上下级之间难免有争论和磕磕碰碰。妥当处理的原则是不刻意回避争论，同时不能为突出传主而贬损他人。
即便作为中央军委批准的编写组，涉及高层领导，要查原始档案也不是件易事。去中央档案馆查档，要有解放军总部或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批件才能部分调阅。黄克诚和老一代的政治局常委交集很多，涉及这一级别领导人的，档案无法调出，只能通过其年谱、传记、文章和讲话去印证。
编写组在查阅档案时，发现了1953年6月21日黄克诚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的原件。当时，根据毛泽东指示，彭德怀不在京、聂荣臻病休期间，由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在信中建议加强总参和总后的领导班子建设，并建议由刚刚到北京的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还提了几个副总长和总后副部长的人选。编写组请档案馆复印这封信，结果相关领导人的名字在复印件上都被删去。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黄克诚(左一)在六中全会上投票。图/受访者提供
“使我最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是传记编写的另一个难点，也是审批过程中被删减最多的一章，原来约4万字的篇幅只留了不到一半。
黄克诚自己也曾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最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1959年7月19日，黄克诚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这是他一生最痛快的发言之一。他虽然没有像彭德怀那样使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激烈的词语抨击“共产风”，但可以看出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德怀的信基本一致。
会上有4名记录员，但是他的湖南口音太重，语速又快，发言没能完整记录下来，最后只整理出一份简报，是这段历史的一大遗憾。
7月20日，黄克诚遇到主管农业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两人就“大跃进”问题争论起来。谭震林发了火：“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让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很不客气地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句话，后来被当成他蓄意反党的“罪证”，遭到长时间批判。
7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成为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的转折点。当晚，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执意要求下，周小舟、周惠、李锐等来到老领导黄克诚住所谈话。黄克诚劝他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要相信主席，主席是不会错的。”
谈完已经是晚上10点半，三人出门时碰到了时任公安部长、负责庐山会议保卫工作的罗瑞卿。十几天后，罗瑞卿在小组发言中说：“我从含鄱口看月亮回来，晚上10点半了，碰着你们，老实说，我是怀疑的。”
7月30日早上，毛泽东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去他的住处谈话。谈话中，他给黄克诚扣了三顶帽子——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并说：“有人说，你对彭德怀是唯命是从，彭德怀对你是言听计从，你们是‘父子关系’。”
1931年冬天，江西苏区开展镇压“AB团”的肃反运动，彭德怀救过黄克诚一命。建国后，两人在国防部共事，黄克诚是整个国防部大楼里唯一一个敢跟彭德怀吵的人。他曾说，他跟彭德怀是相待以诚、争执以理、言不及私的诤友。
黄克诚据理力争。对于“政治参谋长”，他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让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让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毛泽东一怔，没有反驳，转移了话题。
刘建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看完传记中这一段都对毛泽东颇为佩服，因为他并没有发脾气。
会议期间，有人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走狗，他气得发抖，说：“你杀了我，我也不承认！”他对抗的办法是沉默少言，在小组会上作检讨，但没有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这没能让他过关。会议领导人软硬兼施，他终于作检讨，首次承认了“右倾机会主义”。
8月18日，从庐山下山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剩勇追穷寇”的会议，对黄克诚的揭发范围之广，批判之激烈，远超庐山会议。
黄克诚被扣上“九大罪状”。其中，有人指责他是“杀人犯”。黄克诚反驳：“我没有杀人。”
这时，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突然站起来，对揭发人大喊：“部队离开哈达铺以后，是我带着一个营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当时部队很疲劳，减员大，掉队多。你说的处决卫生部的杨兴仁，根本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钟伟立刻遭到围攻，会后被解除职务，发配到安徽省农业厅当副厅长。
传记组介绍，1935年9月，长征部队到达甘肃哈达铺。从哈达铺到榜罗镇有八九天的路程，不断有人掉队，还有人因饥饿偷老百姓的东西吃。保卫部门把这些人抓来，交当时担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裁判所所长的黄克诚审处。黄克诚不忍下手，找领导说情，有人申斥他“不中用”，裁判所所长职务也因此被撤。
揭发过程中，最耸人听闻的是时任空军政委吴法宪揭发的所谓“贪污黄金案”。
吴法宪说，1946年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三师从苏北挺进东北时，带了金子440余两、银洋21222元、鸦片42斤、各种钞票几亿元。这笔经费被带到四野后勤部，后来又在黄克诚上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时被带到湖南，从此下落不明。揭发轰动一时，黄克诚请求立案调查。
调查组历时多年，经过调查和反复核对账目，最后查明，这批财产经东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李富春批准后，由黄克诚带到湖南，除少部分用于抚恤烈士家属、救济生活困难的干部外，全部交给了湖南省财政厅。
1979年1月4日至22日，黄克诚(右一)出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右二为陈云，右三为王鹤寿。 图/受访者提供
“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辱”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戴上了“彭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右倾反党的帽子。
此后，他的政治待遇基本取消，工资降级，“吉姆”座车保留，住所不变，在北京大水车胡同四号院过上了赋闲生活。
他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外出散步一小时，回家吃早饭，听新闻。8点左右读书，看自掏腰包订阅的《人民日报》。午休后下棋。晚饭后，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散会儿步，10点左右就寝。
文件没有了，每天只有两本新华社《内部参考》。除了国家工商局副局长夏如爱这位不避嫌的常客外，鲜有人来访。
读书时，黄克诚不再像过去那样边读边圈点批注，而是变得谨慎了。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书，他还爱看隆美尔、丘吉尔、朱可夫等二战统帅的回忆录。
大女儿黄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父亲曾跟她说，我们国家还没有打过成规模的现代化战争，二战的经验很重要。
黄楠以前对父亲的认识是：不爱穿军装，不修边幅，没事儿就去院子里看看种的豆角和葡萄，像个农民。她甚至不知道父亲是大将军衔，只是根据吉普车换成了轿车判断，他应该是升了官，直到一次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接见外宾的消息，才知道他职位不低。
黄克诚不太会哄孩子，高兴了就只会招呼孩子：“来来来，给块糖吃！”黄楠在学校当卫生委员，要给班级写卫生评比表，就让父亲帮忙写。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字写得很好。
父亲赋闲之后，她才开始对父亲有所了解。她开始大量阅读书籍，想从中寻找父亲出问题的答案。看到列宁曾经讲，自己的一个朋友劝高尔基，受不了革命的残酷就出国吧，她开始相信，父亲是个好人，但不够激进，不够革命。
十几岁正是“左得可爱”的年龄，孩子们一度都不想和“犯错误”的父亲接近。一次父亲鼓励小女儿黄梅争取入党，她呛了几句，心里想：“你也配谈入党？！”
黄克诚夫人唐棣华在自己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文学研究所也受到多轮批判，被定为“严重右倾”，不断被逼揭发交代，曾多日一病不起。有好心人劝她为了孩子离婚，后来她听说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打了离婚报告，加之其他一些因素，还是提出了离婚申请，“以示对党忠诚”，但没得到上级批准。
1961年，唐棣华从工作单位申请到一套三居室宿舍，带着二儿子黄晴搬了进去，每周末回大水车胡同住一天，探望黄克诚和其他三个孩子。
1962年，由于彭德怀再上“八万言书”，被认为想翻案，黄克诚跟着遭到第二次审查。1963年，他的住地原来的“管理员”老娄被调走，中央警卫师第四团保卫股干部丛树品作为新任管理员搬了进来。总政保卫部交待丛树品，随时汇报黄克诚的情况。
丛树品一家和黄克诚同住一院，相处得很好。文革后，他成了黄克诚的秘书。
他向传记组回忆，当时他从来没有限制过黄克诚的自由，时常陪黄克诚到北京郊区看农作物长势，和农民聊天。他还学会了下围棋，因为这是黄克诚一生中唯一的业余爱好。下棋时，黄克诚喜欢以视力不好为由悔棋。别人不干，他就把人拉回来：“那你也悔一着吧。”
1965年10月，黄克诚被分配到山西，担任常务副省长。他本打算在这里度过余生，没想到一年后，“文革”开始，他被红卫兵押回北京。
一开始，他被关在五棵松附近北京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黄克诚回忆，自己常常和看守吵架，对方有侮辱行为，他就会还手。“我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倒霉，但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这让看守人员有所收敛，因为这“老家伙”不怕死，动不动就拼命。
后来，他被转到玉渊潭附近的监护点。北京的3月很冷，看守人员让他们自己生炉子，黄克诚是南方人，不太会，就每天烧得乌烟瘴气。
1967年7月是大批判会高潮，他被批斗20多次。每次批斗彭德怀，他都被拉去陪斗。
同监的老干部回忆，黄克诚是监狱里吵骂得最凶的一个。1968年3月，专案组对他通宵达旦搞“逼、供、信”。有一天来了20多人围攻他，他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起桌上的茶杯，把自己的头砸得鲜血直喷，人马上休克了。他醒来后，这些人又来围攻，他毫无畏惧与他们对骂：“你他妈的懂个屁！”
一次放风时，黄克诚见到了彭德怀。趁监管松懈，他问彭德怀：“天冷了，你怎么不穿棉鞋？”彭德怀说：“棉鞋带来了，没穿。别说话了，免得麻烦。”这是他们受到隔离审查近10年来的第一次交谈，也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
“文革”期间，周小舟、彭德怀、张闻天相继去世。
黄克诚称自己为“幸存者”。他后来回忆彭德怀，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经常同他在一起。”
主持历史案件清查
1977年，黄克诚被摘掉“反党”的帽子，正式复出，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纪委常务书记。
1979年，中组部大楼五层新挂了一块“中纪委二办”的牌子。“二办”主要承担对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历史案件的清查和审理。
黄克诚家重新恢复门庭若市。这时他双眼已失明，开始少说多听。黄楠听父亲说过，越是看不见了，越要谨慎，小心说错了话。
黄克诚提醒审理人员，要力避重犯“左”的错误，千万不要把人一棍子打死。对处理文革中犯过严重错误的军队领导干部，他尤其慎重，明确提出，要考虑历史背景、主观动机，尽量少判、轻判。即使判了刑，也不要殃及家属、子女。
1979年11月底，黄克诚派人到河南调查刘少奇含冤去世前的情况。不久后，他将情况汇报给邓小平、叶剑英，他说：“少奇同志是被诬陷的，事实清楚，但还有人突破不了这个禁区，这就不是实事求是，我们要主持正义。”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刘少奇终获彻底平反。
山西清查“三种人”领导小组把文革时带头抄黄克诚家的人员列为重点隔离审查对象，并三次派人到京求见黄克诚核实情况，他都未接见。他让秘书给山西回函，只说什么时间被首都红卫兵押回北京，“其他记不清了”。
1980年前后，一位在文革中参与过黄克诚专案审查的军队干部找到黄克诚的秘书，提出到中纪委工作的请求。黄克诚说，此人有政策观念，表现可以，我同意接收。
“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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