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
【原编者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
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四）
曹征路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 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沙州坝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外，还有各苏区省委的代表。
这次会议搞得很神秘，没有通知即将当选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参加会议，而且也没有让周恩来参加会议筹备。
会议强调全党必须再“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现。”
看到会议文件后才毛泽东明白，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指的是自己，“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两面派”，指的就是周恩来。
紧接着召开的“二苏大”上，毛泽东又被正式拿掉了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据党史专家金一南说，
“长征之初，博古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在长征的时候不想带毛泽东同志走，想把毛泽东同志留在苏区。
其实这个问题今天已经讲清楚了，不是博古同志不想带毛泽东同志走。毛泽东同志给博古同志写了封信，毛泽东同志在信上提出来他自己不想走，毛泽东主要讲了这么几个意思：
首先，他与一三军团的领导交换过意见，一三军团的部分领导都同意留下来，和他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第二，要求红九军团留下一个师，这样毛泽东同志带着一三军团的少部分领导人和红九军团的一个师坚持苏区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
第三，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要经营中央苏区，要一举拿下的决心也是低估的。”
金一南没有提供“讲清楚了”这件事的依据。
有一篇未署名文章说，上述毛泽东写信的事“秦福铨（博古的侄子）生前认为，是毛泽东主动要求留下不参加长征的。”
也有网络文章说，是周恩来深夜动员毛泽东跟着主力转移的，也没有提供出处。
可是相反的材料也有：
一是1934年9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转移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身体还没有痊愈。博古和李德为此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毛泽东去苏联，然而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
二是当时毛泽东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去为毛泽东领取行军所需的各种装备物资时，才发现毛泽东被列入了瞿秋白、何叔衡他们的名单之中。
第五点最关键：在博古、李德的心目中，项英是他们正确路线团队中的成员，如果把毛泽东留下，项英的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就可能当不稳，毛泽东很可能在苏区原来的深厚根基上东山再起。李德、博古不愿看到这个局面出现，带毛泽东转移利大于弊。
当时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无权，在路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他们也不可能预计到自己会遭受那么巨大的惨重失败而在半道上被解职，所以带毛泽东转移，置于自己的眼皮下更安全。
因此他们决定收回成命，批准毛泽东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发疟疾，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为病号随队行军。
历史的烟尘已经消散，从这些历史细节中可以体味当年既是同志又是对手的复杂关系。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历史启示。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刚出校门不久、没有任何工作经历、年仅24岁的博古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决策几年之久？24岁的年纪在今天也许人生经验尚且不足，又没有经过大革命的实际考验，他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更为难以想象的是，他领导下的党政军负责干部都是当时中共最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也是20世纪中国顶尖的精英群体，为什么不能抵制他的无知和盲动？这种公共性缺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共产国际东方副部长 米夫
中共六大以后，形成了特殊的组织架构，削弱了早期的民主气氛。这既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开始重视党的路线的反应，也是从另一个极端接受教训的表现。
在中央层面，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下，进入政治局，由他实际上控制着中共中央。
王明比博古大三岁，这年也24岁，也是刚出校门。共产国际选择这两个人，自然是出于便于控制的考虑，中共中央的领导层接受这样的安排就不能不说是重大错误了。
在地方层面，自1931年开始，为推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王明接二连三地派出“中央代表”、“中央代表团”分赴各革命根据地。这种个人凌驾于地方党组织之上的工作方式实际上取消了地方党的领导权，把地方党组织变成了执行少数人意图的工具。
理论上20世纪中国最为追求现代性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但这种组织运作方式已经把追求社会进步与制度进步置于脑后，必然受到反现代性的惩罚，革命就这样在这一历史时刻突然停摆了。它的危害不但使党的路线脱离了实际，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的现代政党属性，以及党内生活的公共性含量。
到中央苏区的“三人团”在1931年的“赣南会议”上，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随后解除了毛泽东党内职务。
1932年“宁都会议”上，在王明支持下毛泽东被解除军内职务，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到了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毛泽东已经完全成了“中国的加里宁”。
1934年4月底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5月，委托德国顾问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并将突围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此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直到9月，周恩来才实际参与了去留人员的研究，军事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干部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关于高级干部去留的标准，基本上是以博古李德的个人好恶划线的。所以才会有带不带毛泽东走的问题。好端端的中央苏区就这样被葬送了。
共产党是不是一个现代政党？是不是一个担负着领导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政党？那时在理论上大家都认为是。
然而实际情形却已经偏离这个根本性质，说明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观念，它更是一种实践，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学习磨砺。一旦放弃了这个目标，现代性很快就会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