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文苑】璩龙杰：生活的路（下）

我又一次让父母失望了。

其实，在那个年代，乡间人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补扎的是非正当手艺，它与补锅接犁头、铜匠、弹花匠等相同，虽为手艺，但不是正当的手艺。正而八经的手艺是木匠、砖匠、裁缝等。因为，后者是人们把手艺人请到家里来，供吃供喝，到家里来上工。前者是走村串户，到处找活儿，性质上有点儿区别。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象这一类手艺就不怎么看好它了。再加上补扎的行当确实太辛苦了，按我的体质，不适宜干这一行，我当了”逃兵“，父母也就没埋怨了。

然而，有些事仅从现象上是看不出实质来的。补扎的能吃苦，就可以成就了他们的人生。不排除世事有机遇，但在相同的机遇来临之际，能吃苦的人比不能吃苦的人机遇就大得多。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家乡首批富裕的人当中，补扎的就占大多数。他们走南闯北，捕捉信息比较广泛，对市场行情摸得准，别人不清楚的他们清楚，别人不敢干的他们敢干，别人吃不了那个苦，他们却能干得了。于是，到新疆去炒瓜子、卖塑料袋，以至后来把塑料厂移到新疆去办，进西藏去做买卖等等。那一批补扎的先富了，至今他们仍然遥遥领先。

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我的父母一定要我学个手艺，而且还要学个正当的手艺。六三年冬，我开始学裁缝了。我的师傅是金拱七里方庄徐金财。他是我的堂姐夫，在安庆大华服装厂学的手艺。五九年闹饥荒时，他跑到江西乐平煤矿当下井工，在矿上结识了一个朋友，家居东至县洋湖迭山村。后来，堂姐夫重操旧业就选择在朋友家落脚。于是，我就在那一带学手艺了。说实话，裁缝这个职业很适合我。不存在轻一担重一担的体力活，也比较干净。到人家去上工，师傅长师傅短地叫着，再困难的人家，师傅进了门，想方设法都要弄一点象样的饭菜来招待师傅。更何况，江南的生活水平那时期比江北好得多。我们家乡铜匠、补锅接犁头的或弹花匠等手艺人，除非不出门，出门都到江南去找生活。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期，江南的地方干部比较沉稳。按当时的话说：思想是右倾。其实，那个时期，地方干部越左，那个地方的群众遭受损失越大，导致后期的生活就越艰难。

相比较而言，江南某些山区的文化相对落后于江北。我虽然没读几年书，但到了那里还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呢。我既是裁缝小师傅，又有小先生的称谓呢。江南人没有外出谋生的习惯。因为那里土地肥沃，物产比较丰富，自给自足有余，无需外出吃苦。当地啥手艺人都是江北过去的。所以，也很喜欢接纳江北人。记得在一个叫西山刘家的村庄里，主人家的孩子特别多，有三儿五女。头里的两个女儿已出嫁，都嫁在本大队里。大儿子在部队里当兵，听说还是个小军官，他家里悬挂着军属的光荣匾。那时期军属在村子里很光荣，人们都很羡慕他家。白天我在他家做衣服，吃过晚饭后，主人就要我给他大儿子写封信。那时期没有电话，村里没有有文化的人，平时写信还要到大队部去找大队会计。他就向我讲了要写哪些内容。他讲完了，他的老伴接着讲。结果，那三个女孩子和两个小男孩都抢着说，东一句西一句，要我把他们的话都要写上去。这哪里是叫写信呢？我压根儿就成了会议发言的记录员。主人呵斥他的孩子们，他们根本就不听，吵吵嚷嚷的。没有办法，真的难煞我也。后来，我只好用记录的形式，将此信写了出来，再按各自的身份读给他们听，一家人欢呼雀跃。

这件事情过后，每逢再到西山刘家去做衣服，我都被弄得十分尴尬。原因是那个军属家的两个小儿子，一个喊我裁缝哥哥，一个喊我裁缝姐夫。两个小不点为称呼相互干架，各自都找他们的父母评理。后来，军属就向我堂姐夫讲明了事情的原委：他们老夫妇在家里谈话，丈夫想认我做干儿子，江南人最喜欢认干亲。老伴想将她家的四女儿许给我做老婆。夫妇俩都觉得我很不错，既有手艺又有文化，在当地很难找到这样理想的人。谈话不曾想被两个小不点听到了，于是就弄出了那个笑话。其时为一九六四年，我才十八个年头，正是愤青的年龄段，根本不知道婚姻是什么，爱情为何物，一提到此事，脸都红到耳朵根。倒是我的堂姐夫乐得其所，起码，他到江南又多一个立足之地了。再后来，细想此事，如果按那个状态发展下去的话，我生活的路恐怕就不是如今这个样子了。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六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发起之年。我的裁缝手艺达到了纯熟的水平，是名符其实的师傅了。我离开了堂姐夫，来到桐城双港天城大队，那时改为永红大队。与桂畈一个叫桂海龙的师傅合伙。此时，我一无所有，连一把剪子和一根尺都没有，别说缝纫机了，仅凭娴熟的技术与人合作。合作的对象也是亲戚关系，他是我奶奶娘家的侄女婿，是我的长辈。他是过去学手工裁缝出身，对缝纫机都不怎么熟练。我的到来，为他带徒弟创造了有利条件，每天三个人出门，收工资两个半，徒弟算半个工，归老师傅所得。但徒弟手艺生生拉拉的，做的活儿值不了半个工的工资，全靠我为她垫底，是个女徒弟，桐城龙河李祠人。客户们都心知肚明，于是，来找裁缝上门做衣时，总会出现一些让老师傅尴尬的局面。常有客户说：我家今天只有一个工的活儿，你只派黄马河的小师傅一个人去吧。每听此话，老师傅就皱眉：三人一道去，做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吧。我才二十虚岁，人称小师傅，女徒弟也称小师傅，来人为了区分清楚，特地加了一个定语“黄马河的”几个字。我在那里做了两年裁缝，整个天城大队仅谢祠组未去，其余每户的饭我都吃过。不过，客户们都不知道我姓什名谁，只知道我是黄马河的小师傅，口碑极好。他们碍于老师傅是土生土长的天城人，不然，我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

手艺做到这个份上，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必须要有自己的领地，领地就是固定的客户。六十年代，物质贫乏，众所周知。吃粮用秤称，穿衣发布票，农村人还兼纺一些土布，来填补布票的不足。找个裁缝进门，既要会做，一天要做十几件衣服，又要有精巧计算，节省布料。做起来的衣服既要合身，又要大方美观，可谓要求十分苛刻。除此之外，还有对匠人品德和行为的要求：不抽烟不喝酒，如果有此嗜好，会增加客户的开支，客户是厌恶的。因为，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不挑肥拣瘦，也就是说：条件好和条件不好的人家，匠人不能薄此厚彼，一视同仁。不说三道四，也就是说：张家的长李家的短，不能搬弄是非，因为匠人是走东家串西家，容易陷入是非的境地。还有一个最敏感的问题：收费要合理，不要以利为重，斤斤计较。凡此种种，作为一个初出道的手艺人，我必然要择其善而行之。

一九六八年，我回到家乡，按现在最时髦的话说，叫回乡创业。那时，农村一般人家一年要找两次裁缝，上春做夏装，下春做冬装。一户如果按两天计算，全年只需做一百八十户就够了。那时每户人口比较多，最低都有五、六口人以上，全年只请两个裁缝工是不够的。我一回来，在家乡裁缝这一行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风，不到两年，我固定的客户就覆盖了金拱的久远、高湖两个大队各一半以上。全年没有多少休息日，尤其在季节交茬换装的时候，生意特别忙，白天上工，晚上要加班，手艺做得风生水起。那时工资很低，裁缝上工一元陆角钱一天，投资给生产队一块二毛，自留四毛钱是买线和缝纫机维修费。木匠、砖匠上工是一元二角钱一天，投资一块钱，自留两毛。全乡乃至全县都是这个标准。裁缝优越于其它手艺，是可以带衣服回家晚上加班的。我从小就外出奔波，到此时，生活的路才有了相对的稳定。手艺做得红红火火，口碑在乡间也不错。按理：知足，应当好好经营下去。

然而，人的思想变化是一句话很难解释清楚的。也就是在这个时段，我既为人子，又为人父了。肩上生活的负担可谓压力山大，我却未忘初心，不忘书本，夜读不倦，甚至通宵达旦。社会上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如火如荼。我做着自己的手艺，两耳不闻窗外事，远离了政治的旋涡。日上工，夜读书，既静心，又惬意，在无风无浪的港湾里乐哉悠哉。一九七五年冬，我决定放弃裁缝这个手艺，去当一个梦寐以求的教书匠。其时，我已到了而立之年，膝下已有四个子女，儿子正好到了入学的年龄，那时是春季招生。次年春，我父子双双进入金拱公社人民小学。我当教师，不过是民办教师。儿子上小学一年级。

从此，我生活的路又将是另一番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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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  /  中共怀宁县委宣传部

本期编辑  /  范红霞   饶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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