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心态探析

笔者认为，尽管知青上山下乡时的具体心态因人而异，但是在"文革"特殊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心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了许多共同之处，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上山下乡运动立即在全国掀起高潮。据统计，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本文以福建知识青年为例，展示"文革"时期知识青年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真实态度，探究他们投身上山下乡的心理动因，力图丰富人们对知青史全貌的认识，更好地认识上山下乡运动走向没落的历史必然性。

　　笔者认为，尽管知青上山下乡时的具体心态因人而异，但是在"文革"特殊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心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了许多共同之处，

　　主动与被动笼统地代表了两大类知青的心态。

一

　　主动心态之一：保证国色不变，党不变修，"反帝反修"。

　　青年学生的这种动机，是来自他们多年思想政治教育所形成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首先，知青们成长在"毛泽东的时代"，从小就感受到"党的伟大"与"领袖的英明"。但自50年代末期起，随着"阶级斗争"的观念弥漫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青年们受到强烈的"左"倾思想的熏陶，并产生了"党变修、国变色"的危机感，因此，当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们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之时，"老三届"学生率先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最新指示，在他们高擎的旗帜上，书写着"反帝反修"、"捍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相同的口号。如有的知青认识到"伟大号召""是保证我们党不变修、国家不变色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我一千个拥护，一万个照办"。而要解决反修防修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世界观问题。因为"我们知识青年如果不到大风大浪里锻炼，不与实践相结合，我们的阶级斗争知识，就只能是书本上的知识，遇到实际问题就分不清敌我友，嗅不出香和臭，就要上修正主义的当。"当知青们面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恶毒攻击我们上山下乡是什么‘变相劳改‘、‘没出息‘"时，大多"十分愤怒"，他们纷纷表示，"敌人的攻击、污蔑"，"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用资产阶级思想欺骗和毒害青年，使青年堕落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使我们更加清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关系到‘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防修反修的根本措施，是青年革命化的必由之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而提出的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于是，不少知青抱着改造世界观，肩负反修防修任务的决心，自愿报名上山下乡。正如一位知青所说的"我们扛锄头，挖的修正主义的毒根"。

　　主动心态之二：胸怀消灭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

　　1968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以往知青上山下乡活动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政府把上山下乡目的，拔高到消灭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理想社会的高度。在"上山下乡光荣"的呼声中，部分青年怀着改造农村的崇高理想，立志发扬革命先辈"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传统，主动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大显身手，成就一番事业。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表之后，厦门六中的几位68届初中毕业生多次"前往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去强烈要求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最终获得批准，成为厦门市第一批到上杭县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福州二十三中19位毕业生到达建瓯连县后，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自告奋勇到远离公社40华里最偏僻的一个张坑大队落户。福州女知青沈爱妹也属于这种类型，1973年正是上山下乡潮流继续涌动的时候，高中毕业的她就满怀豪情，揣着建设家乡、实现人生理想的天真之梦，毅然到闽北偏僻的小乡村插队落户。尽管山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艰苦，要彻底改变山区农村面貌，必将是一场硬仗，不少知青仍表示"正因为如此，需要成千上万有志气的青年到农村去，同贫下中农一道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越苦越光荣，样样农活都要学会干。这样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贡献出一点力量！"

　　因此，上山下乡政策一旦被官方拔高到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时，它就不仅仅是口号，更是青年们从小就树立的远大理想，而上山下乡正是青年们为实践这个远大理想的最好的途径，而且"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有理由坚信"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在农村偏远地区的广阔天地中，自己的知识与才能肯定有用武之地。1969年9月插队武平山区的知识青年就是这么表示的，"当我们下去前，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想得很简单，满以为凭着自己的能力和知识，一定能够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来。"

　　主动心态之三：听毛主席的话，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革命，忠于党。

　　在"文革"大动乱的年代里，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听党的话，才有出路，才有前途"，已经成为毛时代中国青年们的思维定势。

　　当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后，他们认定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最革命道路"。而且，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于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那么，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人定然要听毛主席的话，忠于革命，忠于党，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福州共产主义大学的同学满怀革命激情的表示："我们做好了准备，大好了背包，什么时候叫走，就什么时候走。忠不忠，看行动，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我们走定了"泉州市光明街的知识青年坚决地表示：今天毛主席号召我们上山下乡，我们知识青年，更要当尖刀，打头阵，踊跃报名到农村去、到山区去……武平二中毕业生林秋英说："敬爱的毛主席！是您把我这个穷孩子培养成初中毕业生，我坚决响应您的伟大号召，走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锤炼红心永远忠于您。"在大田县插队落户的知青章经腾则豪迈地说"我决心把我的一生交给党安排，改造一辈子，革命一辈子！"女知青邢彩莲更是深有感触地写道："红心向党一个忠，主席话儿记心中，战士立下务农志，扎根农村干革命。"

　　为了听毛主席的话，有些知青决心在山区扎根一辈子、革命一辈子，如上文提到的大田县朝源公社朝源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章经腾，他还把自己的母亲从平原接到山区来，以此明志。

　　主动心态之四：反传统，追求自由、浪漫，富于冒险精神与英雄主义。

　　人性中永不泯灭的对大自然的憧憬和童趣也是吸引青年奔赴乡村、边疆的因素之一。在文革爆发时，部分青年并未参加或很早就退出了红卫兵组织，而是置身事外，追求自由，成为了逍遥派。1968年12月，上山下乡更成为这部分青年超脱社会上阶级斗争氛围的主要途径之一，他们早就向往不受羁绊的生活，渴望天涯海角去闯荡，对于远离城市下乡，抱一种乐观的、体验的态度。而官方的宣传报道，把农村描绘成大有作为的美丽的"广阔天地"，青年们对上山下乡充满了新奇与烂漫，在心中幻想着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清晨一派绿意，登高望远，不知有多少重深浅不一的绿带连缀着，一直延伸到天边，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那岂止是陶醉！……黄昏，在激流边抱石而卧，任水冲浪刷，那享受绝对要比桑拿浴清爽而更有刺激。""云天任我飞翔，问何必多情恋故乡。奋红心碧血，长埋妖祸；荒峦深山，可建天堂。非梦来年，高楼大道，稻菽偏于陇亩香的意境"，因此，青年们热切的期盼下乡的日子。部分知青对身边生离死别的送别情景"还觉得很好玩：这些大人也太宠孩子了，又不是永别，有啥好哭的"，认为在家长身边是永远长不大的。也有青年显示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面对父母亲人送别时的泪水与话语，不以为然地笑一笑，"心想，真正的革命者到那里都一样战斗，我还要向贫下中农宣传毛泽东思想呢！"还有的知青更是怀着"我们不做贪恋"安乐窝"的燕雀，誓作搏及长空的雄鹰！"的心态奔向他们梦寐以求的乡村生活，他们"从小就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总想有机会出去‘闯一闯‘"。甚至原本可以"就地接受再教育"，却"固执"地"踏上当知青的路程"。落户顺昌元坑公社漠武大队的7位女知青在一份给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决心书中明确写到："我们不要组织照顾，革命哪里讲条件。只要我们有志气，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完全可以和男同学一样到艰苦的地方去。"

　　主动心态之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上山下乡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7年的政治教育使每一个青年学生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发誓要作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无论是文革初期争当红司令的红卫兵、红小兵，成为"文革"大串联、大造反风暴的先锋；还是毛主席发出上山下乡号召之后，青年们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老三届"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知识青年矢志以求的都是要锻炼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坚信，上山下乡能使年轻人"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去，滚一身泥巴，磨两手厚茧，晒一脸黑皮，炼一颗红心!"福州一中的学生发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到生产斗争第一线，做一名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农民"的革命心声。福州女知青廖克更是一个人自发地跑到一个从报上看来自以为更艰苦、更偏僻、更能改造自己"小资产阶级感情"的地方接受"再教育"。

　　青年们不分家庭出身，纷纷响应号召，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劳动实践中锻炼自我，改造思想，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些家庭出身好的青年自然以纯正的红色接班人的姿态昂首阔步地上山下乡了。有干部子弟下乡后就认识到"以前，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干部子女，出身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读了书，有知识，似乎比农民还高明。"到了农村，才发现贫下中农是知识青年的好老师，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也不甘落后，既然"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么何不乘此良机积极上山下乡，脱胎换骨，挤进接班人的行列?出身"黑五类"知青甚至写血书与父母一刀两断，与"反动家庭"彻底决裂，毅然上山下乡以求"脱胎换骨"。

二

　　除了主动上山下乡者以外，还有一部分知青则是被动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自所以说他们是被动的，是因为部分青年并非出于本人的主观愿望到农村落户的，他们是迫于当时社会的种种压力，才被迫做出上山下乡的抉择。尽管在"文革"时期，这些被动上山下乡者的心态，"按照宣传需要被粉饰一过，已经无法得知其本来真象了。"但笔者根据当时社会的大背景，依据现代心理学的有关理论，结合部分官方报刊资料和知青的回忆性文字，仍可做出相关的推论。

　　被动心态之一：被上山下乡的大潮裹挟，茫然困惑而随大流的从众心态。

　　随大流是指在社会群体的压力下，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它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外部归因的群体压力，一是个体内在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文革上山下乡的大潮为这一心态提供了广阔的背景：首先，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不断渲染、并创造出一种整个社会都在热情支持上山下乡的氛围。在校的青年学生以及部分社会青年被组织起来重点学习下乡知青的"先进事迹"，率先报名下乡的青年也得到宣传与奖励，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将自己子女送到农村的事迹被广为宣传，以引起普通民众的注意。其次，各种集会和游行也将上山下乡的宣传活动不断推向高潮。声势浩大的宣传浪潮将知青上山下乡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再次，动员下乡的工作也搞得扎扎实实，从青年学生所在的学校到家长所在的工作单位，再到家庭所在的街道居委会，都有各种动员组织，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上山下乡动员网。在知青大潮面前，个人的意向与选择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被大潮裹挟是抗拒不了也无法抗拒的。就像有些知青所说的，"儿时，我就梦想着长大能当一名教师，在我初中毕业后填报的第一志愿，自然选择了当教师。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使我的梦想破灭了。我茫然、失望，来到武平县东留公社小溪大队插队。"也有的是"带着对破碎的大学梦的深深遗憾，也带着对未来前途的困惑，开始了知青插队的生涯"，厦门四中应届高中生黄淑琼在《听毛主席的话，奔赴农村干革命》一文写到："开始，由于我对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学得不透，理解不深，曾产生过‘形式所迫，不去不行‘的思想。虽然随‘大流‘报了名，因为思想没有搞通，报名后，心里很不踏实，担心到农村去，成天和锄头扁担打交道，生活苦，吃不消……"该文见诸于1969年1月14日《福建日报》第一版。

　　被动心态之二：家庭出身不好的压力。

　　早在50年代，歧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青年的社会现象就已经存在，尽管在6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官方公开宣传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因此在升学、就业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那时，上山下乡便成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唯一现实的"就业之路"。好景不长，在随后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大动乱年代里，以"出身论"为内涵的"血统论"甚嚣尘上，一个人的表现往往无足轻重，成份却成为判断和评价一个人的主要标准，再也没有"重在表现"政策的丝毫余地。家庭成分不好的青少年，尤其是"黑五类"的子女，不仅要遭受同学的排斥与唾弃，而且要直接面对亲人被批斗的狼狈，其精神压力可想而知。当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发表之后，青年学生不分贵贱只有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条出路，那些在"文革"初期饱尝血统论迫害的青年第一次体验到政策的"一视同仁"。因此，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大多表现得比一般学生更积极主动。厦门四中"走资派"的"狗崽子"李建解回忆道："上山下乡已在全市掀起高潮，看来，只好回母亲的出生地--河北省保定地区，外婆还在那里生活。这是唯一的出路了，妹妹没人照看，也只好带着她一起回乡了。"另一个"黑五类"知青一家人的生活确实捉襟见肘，父亲的单位天天来逼迫他们哥俩下乡，单位领导阴阳怪气又带着威胁的口气说："好好学习《毛选》进行改造，你们这些黑七类子女还想申请什么补助，若不下乡，你父亲就别想恢复自由！"最后，他们兄弟两人在相隔不到10天内，都在无可奈何之中也下乡了。

　　显然，对于"黑五类"子女而言，他们大多"没有大多数同学的那种激情与热望"，他们大多怀着"此行一去无归期的苦楚"与对家揪心的担忧，带上最简单的行装，开始了痛苦的上山下乡生涯。

　　被动心态之三：家境困难，急于减轻负担。

　　在"文革"前的下乡知青中，占据多数的，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升学、又没有门路在城市就业的普通市民的子女。据重庆市1964年所做的统计，因家庭困难而自愿下乡的青年，占自愿下乡青年的60%，他们把下乡作为一条就业出路。在"文革"时期，普通市民的子女仍然是上山下乡知青的主力军。诚然，他们中也有投身革命、献身祖国的热情，但总的来说，他们下乡的动机大多是很实际的。最普遍的，是家庭生活困难，急于为家庭减轻负担。即便是没有爆发"文革"，他们中的部分人仍会因家庭困难而无法进一步接受中、高等教育，甚至有人会提前退学。当1968年底，上山下乡被抹上荣光作为年轻人的高尚选择而大力宣传时，一些城镇青年学生则因要摆脱家庭生活的困窘，或是和父母关系紧张等，被迫离开城镇到山区农村独立生活。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上山下乡可以比较容易地使生活尚未独立的自己有一个去处，挣一口饭吃。因家庭关系紧张而下乡的知青虽然人数不多，但分布在城镇家庭的各个阶层；因家贫而下乡的知青在城镇底层家庭中较为常见。因此，这些因家庭的种种不如意之境况而上山下乡的知青实际上也是为形势所迫，上山下乡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

　　随着运动的持续进行，老知青下乡后的种种苦难与运动本身存在的几大问题的逐步曝光，青年学生们对运动热情亦随之减低，尽管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城镇青年被动员下乡，但下乡者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被动者的行列，正如知青自己描述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下乡的知青已不带任何幻想。兄长们的遭遇有已经埋葬了所有的烂漫憧憬，我们因为巨大的政策压力而不得不将户口迁到了乡村。"因此，上山下乡运动表面上仍人潮涌动，但被动下乡者的存在本身就给整个运动带来了不安的因素，何况被动下乡者数量又如此巨大，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便会"一哄而散"，最终引发"返城大潮"。

三

　　上述几种福建知青上山下乡心态，主要以主动与被动作为区分标准，其实，这样分类亦无法涵盖知青插队落户农村的各种动机，其中，最容易忽略是知青们的功利心理。所谓的"功利"《辞海》里有两种解释：1、功业所带来的利益；2、眼前物质上的功效和利益。部分知识青年参与上山下乡运动抱有功利主义心理，是指他们插队落户农村山区的动机中含有他们个人利益的诉求。

　　功利心理之一：自我保护,"晚走不如早走"的心态。

　　在"文革"初期，青年学生就被分三六九等，或分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并据此享受不同的政治待遇。因此，青年学生则唯恐落后，成为教育拯救对象。1968年12月兴起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中，一方面是官方宣传"出身不由人，道路可选择"、"重在表现"，鼓励青年积极响应领袖号召上山下乡；另一方面，身边投入"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分子受到街道、学校的赞扬或在农村得到重用，反之，不仅自己受到社会舆论的歧视，甚至还可能累及家人。因此，那些茫然随大流的青年学生，往往也暗含自我保护的潜在动机。

　　诚然，也有部分知青到是看清了形式，但又能如何呢？只能是无奈地选择了提前下乡，希望能安排到好一点的地方插队。厦门一中68届初中毕业生曾汉中是与同学临时相约，赶在1969年4月8日第二批下乡的，他在回忆当时下乡动机时直白的写到："平心而论，不是对闽西农村有多大的好奇和热情，也决无自我表现的投机心理，识实务罢了。以为伟大领袖既然已经发了号召，总要彻底贯彻的，迟走不如早走，没准还安排得好一点。"福州知青潘亮在回忆时也写到"1975年福州三中高中毕业后，因不满16岁，原本可以‘暂缓上山‘，但考虑到能早日‘招工或招生‘，遂打起背包，走进知青行列"。可见，当时像这样的抱着"晚走不如早走"心态的知青绝不在少数。特别是当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招工、推荐上大学的必要条件时，许多城镇中学生毕业后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可走，否则不仅个人的深造无从谈起，就连基本谋生的饭碗也难以找到。因此，怀有"晚走不如早走"心态的知青，从表面行动上看，他们是主动报名上山下乡，积极要求投身知青运动的；而从其内心实质来看，则是迫于现实的压力，做出插队落户农村的举动来保护自己并维护自身某些潜在的权益。

　　功利心理之二："下乡镀金"，企求好前程的投机心理。

　　在"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大潮中，也不乏抱着投机心理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尽管此类人数不多，其投机心理亦不易表露，但他们为了谋求更多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更好的机会而上山下乡。在顺昌县元坑公社蛟溪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洪立钦沉痛地反省到："我是贫农的儿子，但是在旧学校的培养下，自己思想逐渐变了，脱离了贫下中农……贪图享乐，追求生活待遇，想的是赚大钱，当大官，高人一等，荣宗耀祖。因此，初中毕业时，曾一度想不去报考，好好地到山区‘镀金‘几年，以后就有‘官‘当了。这不就已滑到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边缘了吗？这是多么危险，多么可怕啊！"在福州知青的一封信件中，作者更是坦诚的写到："我插队将一年了，知青中"镀金"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应该老实地说，我有这种思想，可是我的脑袋又很愿意这样想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知识青年真正树立一切为祖国的思想，积极地、真心地、毫不吝啬地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尽快地缩小三大差别，把农村建设得美好光明。可是，事实上，这样的人却是少数（如果我没有片面看问题的话），我想，这就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私字所致使的，而这私字又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啊。"从这两段文字资料来看，一则是真诚深刻的自我反省书，一则是与友人坦诚畅谈之信件，应该没有作伪的可能与必要，也即没有必要特意往自己身上"抹黑"。因此，可以真实反映上山下乡运动中部分知青心理活动：尽管部分知青在批判自己过去怀有"下乡镀金论"等修正主义错误思想时，把其归因于"旧学校的培养"和"私"的观念的作祟，但却丝毫没有掩盖自己当初下乡落户是为了"有官当"、"镀金"等投机心理。

　　概而言之，"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心态较为复杂，上述几种心态不可能全部涵盖。若就总体而言，知青们的种种心态是年轻人富有热情、充满革命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特点与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其中有狂热和激情，也不乏无奈和迷茫。就知青个人而言，随着运动的持续和下乡生活诸多困难的曝光，下乡知青心态日趋复杂。总之，知青下乡时，各种动机相参杂，不能简单的用某一具体心态来替代其下乡的复杂动机。

来源:上海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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