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届初中生：知青运动中最特殊的知青

69届初中生:知青运动中最特殊知青

范康明 杨继东 吴浩

当有的老知青知道我正在写自己的知青故事时，曾不断提醒我、告知我，“知青”是中国政治年代的产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运动，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所以要我在写作中深刻地揭示出它作为政治运动产物内在的必然联系。那个架势仿佛要人起来声讨、控诉那个不尽如人意的年代，甚至希望（如有可能的话）让社会对所有由于那场政治运动而蹉跎了整整十年岁月的知青个体做出赔偿。

如果说与66、67、68届的“老三届”相比，历史对我们69届初中生已显得不公的话，那么我感觉更不公的是，成为知青的我们这届69届初中生，甚至经常性地被人们所遗忘。即使是说到“知青”这个只有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代表了整整一代人坎坷命运的名字时，人们自然而然联想到的是“66、67、68”这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老三届”，而很少有人提到我们69届，甚至将它排除在外。而实际上，我们69届初中生不仅和68届毕业生成了“一片红”（毕业分配全部去上山下乡）的历史牺牲品，更重要的是我们69届初中生文化程度最低，去农村的人数最多，在农村的时间最长，上山下乡时的年龄最小（之后的70、72、73、74、75届，虽然也有去农村的，年龄也是很小的，但一方面后来的几届学生不再是“一片红”，同时他们在农村的时间却没有一届比我们69届长的）。可以说，由于在农村的时间最长，所以我们之中的更多知青在农村生活吃的苦也更多，对于农村生活的体会也更深。就这个意义上来划分的话，“老三届”更多的含义是指“文革”初期在学校“停课闹革命”的“红卫兵”，他们是运用“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直接参与“文革”的急先锋，而“红卫兵”的一切所作所为，“69届”以及后来的几届初中生确实被排除在外，所以“69届”初中生更多的含义就是“知青”，由于是在1968年到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人数最多、在农村时间最长的“知青”群体！就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十年运动中的“知青”而言，“69届”初中生更多的含义就是“知青”，并且是那么纯粹的“知青”

69届初中生的特殊时代背景

50年代初，是新中国诞生不久开始进入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地焕发出了火红的热量，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对新生活激发出了极大的热情。与此同时，迎来了一个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人口的高出生率，客观上造成了5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孩子们，必然经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1953年(生肖蛇年)出生的，后来成为文革中的69届初中生以及后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69届知青。就我当年所在的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来说，69届又是历年来学生最多的一届，竟然有14个班级，并且每个班级都有50个学生之多。69届初中生在“一片红”毕业分配政策下，几乎是一个不留地统统去了农村。难怪仅仅1970年这一年，就有12万上海69届初中生被无奈地送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统计记录。

69届初中生，严格地说仅仅是一个小学毕业生。1966年小学毕业前夕，国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当时他们还是个懵懂少年，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唯一能感受的就是街上闹哄哄的，大批判、大辩论、大批斗……学校老师不能再上课了。在将近停课一年之余后，按照当时“就近入学”政策，被送进了中学。初中的两年多中，基本上没有接受连续的常规文化课教育。学工、学农甚至学军，一晃两年多过去了。之中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的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发表后，全国出现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上海的68届和69届初中生，他们的毕业分配政策被规定为“一片红”，也就是全部到农村去。

69届初中生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他们在文革初期的所谓革命洪流中，是被抛弃在一边没人管没人问的——既不能参加“革命大串联”，又不能加入“红卫兵”争当革命的急先锋。二是进入初中后没有接受过一天正规的初中数理化等文化课的学习。三是毕业分配全部去了去农村，全部成了知青。

基于这么一种现状，69届初中生必定不会在社会生活中受到重视。几乎成了时代潮流的边缘人群，甚至是边外人群。与此同时69届初中生就他们去农村时的年龄来说，原本就对这个社会的真实一面没有认识，也根本没有能力来做出正确判断。对于当时的“一片红”到农村去的分配政策，他们没有选择，也无法选择。在不满17足岁的年龄，远离父母，独自去到艰苦的农村，这实际意味着从此在城市的失学、失业乃至在城市生活的中断。

69届知青特殊的上山下乡经历

从1968年到1978年漫长的农村生活中，69届知青中更多的人在农村的时间是最长的，他们见证了中国农村的风风雨雨。其间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0至1972年。对中国农村的贫穷与困苦，对广大中国农民在农村日出日落的劳动，对发生在他们自己周围的事情，很多时候表现出：在认识上是模糊的、肤浅的，甚至是无动于衷的；而客观上对农村更多的事物感到新鲜，表现出跃跃欲试的冲动。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69届知青还不满20足岁，还保留着学生时代的天真，所以在广阔天地里更显得没有任何束缚。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的是经历了生活关的磨难和劳动关的考验。这个阶段他们在农村中表现出更多的是被动的劳动和生活，也是接受农村生活教训最多的阶段。人生的第一次和第一步都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的，所以这段生活在他们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记。

第二个阶段：1973至1974年。从时间上来说这个阶段仅仅只有两年，但从69届知青离开城市到农村生活，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个阶段几乎所有的知青心态都开始发生了变化，普遍地开始为自己知青的人生命运深深担忧起来。周围的情况发生了更多的变化，很多知青开始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跳出农村、脱离知青生活。病退、女知青结婚嫁人、投亲调动等等更多的情况开始发生。由于当时国家的贫穷，即使是城市人的生活也都在最低的生活水平线上，所以导致社会上出现了普遍的“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在有限的知青招工招生上调机会面前，知青间常常为了一个名额，力争得尤为激烈。当时城市学生毕业，尽管不再是“一片红”，但还是继续不断地有新的人群加入到知青队伍中。现在老的知青还没有走掉，新的知青又来了。69届知青在农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很多69届知青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自信心，很快被现实所击倒，生活的未来显出更多的是无望。也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全国知青问题大暴露的现状。1973年福建省一位知青的家长“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大胆地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包括他自己儿子在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艰难状况。4月26日，毛泽东给这位家长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复信后，中共中央于6月21日发出了［1973］21号文件，国务院也于6月20日至8月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之后的一段时间，知青生活得到了社会很大的关注。

第三阶段：1975至1978年。应该说这也是知青们在农村最为艰难的时光。无论是从个人的思想和精神，还是从人对物质的需求上，都表现出一个知青在漫长的农村生活中，已经被逼到绝望的时刻。更多还留在农村的69届知青在农村中随着时间推移开始变得麻木了。他们几乎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完全融入到农村的村民中去了，出工、干活、记工分。也正是这样，知青们对身边的村民们、对周围的田园村庄普遍都有了深厚的感情。知青间的共同命运和经历也使他们的心态变得平稳起来。共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有了深深的知青情结。

从1968到1978年，在整整1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69届知青显得尤为特殊。他们在农村中更为艰辛，精神压力更为巨大。从生活经验上说，来到农村的时候他们年龄最小，生活自理能力最差；从智育上来说，他们是仅仅停留在能写一封家信的文化基础上；而从在农村出工干活的能力上来说，当时仅仅处于一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青春期。所以说69届知青有着更多不被人们理解的痛苦与迷茫。在农村招工、招生上调过程中，69届知青遇到更多不公的待遇。甚至其他“老三届”知青一个“比你早来农村”的理由，就让你最终还将在农村继续生活等待下去……

在1978年后的知青大返城中，69届知青同样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值得反思的是：当年69届初中生在“一片红”的分配政策下，去农村的时候是义无反顾的，去得最坚决；而在大返城时，69届知青也是回来人数最多、离开农村最彻底的群体。

69届知青两手空空地去到农村，又两手空空地回到城市，他们对知青在农村生活的一点一滴，应该说都有较为完整或相对完整的记忆与记录。

69届知青是中国体制变革中被淘汰最多的人群

知青大返成和全国恢复高考后，知青的命运自然有了改变。而69届知青在恢复高考时，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对于“老三届”知青小一些，似乎还有优势，但实际上，由于69届知青的数理化文化程度最低，甚至是“零”，所以就恢复高考来说，实际这扇门仅仅是为“老三届”开设的。更多的返城69届知青是通过顶替才有了回城后的工作，生活才开始稍稍步入稳定……由此最终的结果，69届知青就成为了中国体制变革中被淘汰最多的人群。

更倒霉的是，69届知青自己做了家长之后，他们的子女大都集中在2005至2008年这三、四年中大学毕业，结果其后代在需要就业或寻找工作时所面临的困难，也是最多的。

历史造就了“69届初中生—69届知青”那一生坎坷磨难的命运，在未来的人生途中，69届知青这个特殊的知青运动中的人群，他们还将继续不断地去付出更多更多……

前面说到曾有一种舆论或说法，深受上山下乡运动灾难的知青个体，应该向社会索取历史错误的赔偿——这种观念故且不去评价它有多少合理性和现实的可能性，但在今天被提出，我想还是有其原因的。社会商品经济所导致的价值评判标准越来越倾向于以“金钱”来衡量一切，总感觉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买卖来得到平衡。如果说当年我们知青在农村下乡插队是社会赋予我们的最无奈的选择，那么如今在商品经济的社会现实中，试图让社会（或国家）对知青的十年苦难做出赔偿，这种以财富来衡量一切的价值观也是出于无奈，甚至比知青在农村蹉跎岁月更为可悲。实质上，每个人的青春岁月不会白白流逝，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知青十年青春岁月的代价也是永远无法用金钱来加以衡量的——社会无论对它怎么补偿也是无法弥补得了的。

我们知青一代在回眸反思知青岁月的种种酸甜苦辣与磨难之时，只有继续自强不息地开拓进取，在新时期可能提供的历史机遇与时代条件下积极地面对未来，才可能建树自己最有价值最有现实意义的未来人生。

本文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文学所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上海市青年运动史研究会和上海知青网协办的“上海市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会上遴选的25篇宣读论文之一

本文作者：

范康明，1954年1月9日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政史专业本科毕业，获文学士学位。E-mail ：[e-mail]　

杨继东，1953年7月10日生于上海。中石化集团上海站任职

吴 浩，1953年11月8日生于上海。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任职

论文题目：69届初中生：知青运动中最特殊的知青

以上三位作者下乡时间： 1970年5月13日。下乡地点：安徽省太和县关集公社

毕业学校：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返城时间：范康明、杨继东1978年秋。吴浩，至今生活在无锡。

来源：范康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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