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阴影 摘自《生命中的兵团》

记忆中的阴影摘自《生命中的兵团》

作者：朱维毅老知青家园

记忆中的阴影

摘自《生命中的兵团》
作者：朱维毅

在我的《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一书中，有一个展现“二战”战胜国军队性犯罪问题的章节，题目是“战利品——女人”。在收集相关素材时我遇到了一个困难，那就是无法接触到强奸事件的双方当事人。不能面对自身的耻辱或罪行，是人性中难以消解又容易理解的两大特征，有谁愿意把自己的性蒙羞或性丑恶的一面展示于人呢?

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人不习惯忏悔，更不习惯公开忏悔，尤其不能对性过失进行公开忏悔。2014 年出版的《我们忏悔》一书，是罕见的国人忏悔文集。我敬佩书中那些作者能够反省自己在“文革”中不当行径的那种坦诚，但我也注意到，在书中展现的所有对他人的伤害事实中，都不包括性伤害。

我间接了解过一些曾在兵团时期陷入性丑闻的女知青对那段历史的态度，她们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矢口否认。有一个女知青曾在一次荒友聚会时主动为自己正名，说当年的绯闻不实。事后有个男知青说：我们不提了她还提，她当时写的交待材料我都看过!

有一个女知青在兵团被推荐上了大学，之前她和某军人关系异常的事情在连队人所共知，返城后她对连队战友的聚会活动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我接触过一个有作风问题的兵团军人的后人，他建议我不要去写这段说不清楚的历史，他说，“要写就写写知青怎么吃苦吧”。

在走访北大荒时，原62 团上海知青悄悄告诉我，开面包车的这个司机的父亲，就曾因和女知青发生关系被判过刑。我问他能否请这个司机谈谈事情的原委，他为难地说：这种话怎么问啊!……

对此我很理解，因为性活动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中属于个人私密，如果它涉及的是负面事件，让当事人或亲属把它亮出来更不可能。对此我也很遗憾，因为对负面性事件的调查和分析对于了解人性的弱点太重要了，它涉及社会道德的演进，对女性权益的尊重和对历史的反思。

我永远无法进入这些性事件的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只能退而求其次，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记录那段历史遗痕。在这方面，我采访的原兵团现役干部表现出的态度是共同的：对这个话题不回避，对军人性侵女知青的现象深恶痛绝。

兵团作训处副处长梁文玺说：“在男女关系上做出格的事，古今中外都有，但在兵团军人身上出现了就得严惩。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军队不能容忍他们触犯这个界线，第二是上山下乡的国策不能容忍他们和知青发生这种关系。兵团抓反腐有三个特点，严厉、深入、持久。最有代表性的是两个案子，一个是处决了16 团的团长和参谋长，一个是处理了兵团司令部的一个副参谋长。他这人打仗行，见了女人不行，到个新地方还感叹：你们这儿出凤凰(美女)啊。这犊子，走哪儿搞哪儿，那怎么行!和平时期对军人是另一种考验，必须行得正走得直，否则你就不配穿这身军装!”

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的秘书陈吉才说：“当时兵团对干部的这类错误抓得很严，哪里出现了问题，颜副司令就到哪里去开会。54 团的章团长是颜副司令的老部下，干工作很卖力。

1969 年秋收后，他组织人背着麻袋到克山去交公粮，男的背50 斤，女的背30 斤，他自己也背了50 斤，途中还搞防空演习什么的，老颜头对他干活儿很满意。后来传来风言风语，说章和一个女知青的关系不利索。54 团有个年轻的宣传干事正和知青谈恋爱，就把章团长的问题向上级反映了。

“颜副司令闻讯后带我去了54 团。我们一去，知青们就来告团长的状，老颜头委托我挨个听情况，其中有个保卫股的女知青来告状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按照规定，男现役干部不能单独接触女知青，我听情况时需要有别的干部在场，陪我的先是团作训处长，后来是个管生产的干部。来反映团长问题的也有现役干部。

“我了解完情况后向颜副司令做了汇报，他又找章团长单独谈话，也不知道章是怎么给自己辩解的，居然让老颜头相信了他的话。晚饭后老颜头组织开会，从8 点一直开到了11 点，会上他反复重申对军人的纪律要求，顺带把告团长状的那个宣传干事好一顿批。我们走后，5 师继续调查章的问题，最后把他的罪行坐实了。老颜头听说后气得直骂：这狗日的，差点被他哄了!”

1970 年8 月26 日，5师党委向兵团党委呈交正式报告，指出54 团章团长“一年多来利用职权，以帮助女青年政治进步、培养入党入团、关心女青年生活、了解家庭情况(为由)找女青年谈话”，先后调戏女青年11 人(其中5 人待查实)，奸污1 人(先后4 次)。“呈请兵团首长批准停止其一切职务，进行反省。待其错误彻底弄清后，再详报处理意见。”

章团长开创了全兵团首例团长迫害女知青案。他得到的惩处，是自1971 年6 月起服刑3 年。在他服刑期满后返回5 师后，兵团党委在得到沈阳军区政治部批准后，于9 月26 日通知5师党委：章的行政级别由原来的14 级降为21 级，做复员处理，并给予三等医疗生活补助。

53团的大学生宣传干事何永铎告诉我：

“揭出章团长的事情我有一功。有一次5师开宣传工作会议，各单位参会人员在报到之前聚在一起聊天。54 团来的一个人说，我们团长不像话，女宣传干事向他汇报工作，他要求发生关系，女方不干，没让他收拾成，但精神上很受刺激。我一听，这还得了!马上鼓励他，你去告他!他听进去了我的话，后来告到了师政委那里。副政委马上率人去54 团调查，一步步把章团长的作风问题查清了。

“我们53 团也有类似的事。有一次我加班写稿子，半夜两三点才结束，见有个股长的房间还亮着灯，就想进去看看他，那时候我真没有社会经验，办事不走脑子，想到什么就干什么。我一推门，愣住了：股长正和一个漂亮女知青‘黏糊’着呢!我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时我思想很简单，也没有什么证据，就觉得现役干部不应该这样半夜和女知青单独在一起，于是我就向团政委做了汇报。政委马上找股长谈话，股长一口否认，我倒成了恶人。后来政委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一打听就是那个女知青，一口回绝，半夜去找军人的，我怎么能要?”

5 师67 团参谋长谭祖培向我介绍了5师和兵团处理54 团和48 团团长违纪案的大致程序：“这两个团的党委先后接到了群众对他们团长和女知青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举报。两个团的政委马上开始暗中调查，发现证据属实。但政委怎么能查团长呢?他们两个只能暗中将情况向5 师的高思政委做汇报。高政委闻讯后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研究，在确定情况属实后，又向兵团党委做了汇报，请求兵团党委立案调查，因为团长是兵团管的干部。

“兵团党委接报后，召开常委会议进行研究，决定由师、兵团两级成立联合专案组立案调查，由兵团政治部的段景岳主任亲自抓。

“段主任带着由兵团政治部的组织、干部、纪委、保卫部门派人参加的专案组来到5师，传达了兵团党委的决定，5师党委随即决定，派师政治部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刘副政委加入联合专案组。专案组成立后，即请示兵团党委将涉案二人进行隔离审查，然后下到团里调查取证。

“专案组调查取证并核实无误后，返回5 师向师党委做汇报。师党委常委会听取汇报后，提出了对案件的定性，并提出将此二人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判54 团团长有期徒刑4 年、48 团团长有期徒刑5 年的处理意见，上报到了兵团党委。

“兵团党委召开常委会听取了专案组的汇报，经讨论后同意5 师党委的意见，将案件上报黑龙江省委、省军区党委、沈阳军区党委。因为这两人都是正团级干部，最后的处理决定必须由沈阳军区党委做出。我看过沈阳军区对这二人刑事处理的结果通报：原54 团团长被沈阳军区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 年，原48 团团长被判处有期徒刑4 年。

“为了警醒和震慑有同类错误的人，兵团党委在宣布沈阳军区对此二人的处理决定时，专门在佳木斯召开了对他们的批斗大会。这次大会结束后，接着又将他们押回到5 师召开了团和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批斗。我参加了那次在师部举行的大会。”

文章摘自《生命中的兵团》

《生命中的兵团》

北京新书发布会

【活动时间】

2015年10月10日09:30—12:00

【活动地点】

国图综合楼五楼多媒体厅，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3号

【交通方式】

地铁4号线国家图书馆站下，A口出

关于活动

本次活动，作家朱维毅将为广大荒友分享他写作《生命中的兵团》一书缘起和过程。作者历时两年，采访数百位兵团亲历者，以客观中立的视角描写了兵团人在北大荒生活的种种真实经历，特别是兵团组建过程、珍宝岛事件、兵团失火、兵团人的名誉与情欲、返程知青的人生际遇等众多典型内容中的典型人物和故事。既充分肯定了兵团屯垦戍边、保家卫国的重要意义和特殊贡献，又不回避兵团人在兵团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和失误。本次活动，我们也将通过作者的讲述，感受兵团历史的纵深全貌。

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朱维毅德国工学博士。1952年10月出生，北京“老三届”初中生，“文革”期间曾两次从城市赴山西榆次插队，前后历时6年。1975年在农村被推荐上大学，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工科学习，毕业后分配山西太原工作，1980年考取硕士研究生重返北京，1983年毕业后在北京以工程师身份从事科研工作，1988年赴联邦德国留学，4年后在柏林工大获博士学位，其后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工—商—文”的职业三级跳，逐步将自身的主业回归到自幼喜爱的文学创作，曾发表过《留学德意志》《寻访“二战”德国兵》《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等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朱维毅从插队知青的观感出发来发现兵团知青的经历特色，站在兵团亲历者的立场之外去审视兵团。在历时近两年的采访中，数百位亲历者对作者讲述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兵团往事。作者以纪实手法结合大量历史文献，通过对典型内容中的典型人物和故事的展现，浓缩出一幅黑龙江兵团的历史概貌。

9月份，本书已在天津、哈尔滨、上海等地举行新书发布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