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民：掀起全国知青返城大潮第一人
丁惠民，1953年生，上海人。1970年，丁惠民作为69届中学毕业生,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景洪农场)。在云南的八年中和所有知青一样，丁惠民历尽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第二封联名信已有上万名知青按手印，丁惠民在信中明确提出了知青返城要求。之后，丁惠民组织云南知青进京请愿团。12月，经历罢工、游行、卧轨、进京，终于开启了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中央行动，全国知青大返城。
云南知青大返城
云南知青大返城
云南知青大返城
上海电视台《纪实》栏目
1968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至刚过去的2008年，已整40年。
40年。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命，已经步入夕阳。
走在上海街头，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1978年12月，这位老者带着数十位云南知青，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进京请愿，打出“我们要回家”的标语，并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千万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启动。
今天，曾经的知青领袖丁惠民将他的人生坐标，再度调整到“知青”这一刻度上。当年的北上请愿团核心成员，如今或在重庆，或在上海。一切却已不似当初。
靠 近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是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上海赴云南上山下乡知青丁惠民(左)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会从房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吃饭时，丛林里的猴子在远远地观望。头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丁惠民说：“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绝望了。”
重庆知青李长寿，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宝，他的记忆被饥饿充斥，“猪瘟年年闹，一闹死一片；没办法就去河里找鱼吃，我有段时间当文书管炸药，就拿去炸鱼……”
吊打、侮辱、强奸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军人，在远山僻岭的对撞，演绎出一幕幕的惨烈。被枪毙的军官贾小山，当年开着一辆吉普车横行农场，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车上拉。
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
与丁惠民不同，李长寿从来是个叛逆者。在农场，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
李长寿后来写了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段：“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们并不相识，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会演绎出改写历史的一笔。
就在那个冬季，火星出现了。
相 逢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已显疲态。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说法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传。丁惠民在其他农场做了情况调查，意识到知青的问题已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
他贴出了公开信，陈述知青现状，提出回家的愿望，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在礼堂大会上，有人说：“什么也不要怕，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回家乡去！”纷乱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断，使他成为毋庸置疑的总指挥。他与李长寿就在那一天相识。李长寿被任命为纠察队长，另一位重庆知青邹盛永专司宣传，再加上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胡建国。整个行动的指挥和协调核心形成了。
其后的部署兵分两路：一方面，农场在有序领导下罢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请愿代表分两批赴京，高唱自己写的请愿团团歌，“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队伍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在“我们要回家”的横幅后面站成一排。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农场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
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
后来他们知道：北上请愿的行动，给北京正在谋求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层讨论中，增加了一个现实筹码。
当年罢工请愿的几位核心成员，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都为年轻的自己在全过程中的谋略而自豪。刘先国说：“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各 自
当年北上请愿团的部分核心领导成员在天安门广场合影，左一为李长寿，左三为丁惠民，左四为刘先国
1979年丁惠民、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先后回到家乡——武汉、重庆和上海。
1985年，丁惠民从武汉调动来到重庆，与妻子团圆。和北上请愿时的“三驾马车”之一刘先国经常见面。1987年，刘先国去了上海。
后来的20年，丁惠民也曾做过生意，这个当年的知青领袖，能够在1990年代就借到近百万的本钱。他从缅甸贩进木材，拉到上海去卖，却不料刚拉进对方仓库，对方却因债务纠纷而被法院冻结资产。
刘先国逐渐成为生活的赢家。这些年里，他在图书公司工作，木工、保卫科长、物业中心经理、计算机广场项目负责人，入党、提干、买房。
李长寿离开工厂后，做过通讯器材生意，还办过研究所，小有成绩。他如今落脚上海，在知青战友的公司里就任核心管理岗位。他戴着青年人喜欢戴的宽边帽子，和古镇里云南菜馆的老板谈笑风生。就在这间小馆子里，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请愿团的秘书长朱一平，两人相拥大笑。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当年离开时，知青们一个个发誓“老子撒尿都不朝这方向”，如今却一次次梦回云南。
轮 回
版纳农场的工人，大多来自湖南农村，数量少于知青。
每天同样上班，知青已经累得无力动弹，他们回去之后还要养鸡、养猪、上山砍山货，养活一家大小。知青们饿得凶了，就去偷他们的。
告状、随之让知青受罚的是他们，“看你端着白饭咸菜挥手叫你过去夹上一筷子油炒的菜”的也是他们；帮着连队干部管理知青的是他们，传授给知青农业技能的还是他们。30年前，知青们潮水般退去，农场的学校没有了老师，卫生所没有了医生，连开拖拉机的人员都成了问题，只有工人们收拾起农场的烂摊子。
而农场当年的管理人员，主要由退伍兵和现役军人构成。
有统计数字显示：50%以上的连队干部有过吊打、责罚知青的行为。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枪托打过，直到现在，阴雨天气都会有反应。
1984年，当年的一位营长到重庆出差，推销橡胶，设法联系到一些重庆知青。在他落脚的简陋招待所里，他对提着白酒来看他的知青说：“你们种的橡胶树，都开始割胶了。过去，我们对你们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对，请你们原谅……”
李长寿感慨：“有这一句话，过去的事情就当全没有过，还提它干嘛？”
1995年，李长寿和近40名知青重返农场。离开时，车子无法开动。老连长、老营长、老工人们久久不愿松手，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在李长寿的记忆中，只有当年离家奔赴云南的火车站上，有这样哭声震天、依依惜别的场面。
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离开。
重 聚
生命轨迹，再一次戏剧性地交集。
2008年冬，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往事》栏目，将丁惠民请进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现了当年北上请愿的历史。镜头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黄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知青”两个大字。
他频频来到上海，出面帮知青解决工龄问题、社保问题、户口问题，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块大牌子：“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机号。30多年后，他第二次写了公开信，要求政府重视知青的晚景和待遇问题。
他办了版纳知青网，联系出版画册和书籍，知青有户口一类的问题，他希望登记填表、集中于他处，再通过他去上访、谋求解决。他积极筹划中国知青旅游文化节，希望借此机会重聚知青，扩大影响。他抵押了房子，换来的钱几乎尽数投入于此。朋友劝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却说：“我丁惠民早就不属于我自己，我永远属于知青。”
丁惠民说：他要为知青争取权益，哪怕是一点点经济补偿、一点点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国家层面对知青问题的重新表述。
老战友们的命运和心迹，在同心协力北上请愿30年后，画出相离的曲线。
1998年，当年的“三驾马车”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其余的竟然是话不投机的尴尬。
丁惠民将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调回“知青”这个刻度上。他想找回当年的“三驾马车”，看到的是避谈往事的胡建国，和应酬繁忙的刘先国。
后来，刘先国曾经这样劝诫丁惠民：“跟那么多的海归、高知相比，我们已经落伍了。尽管你是当年的知青领袖，但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你要牵头这么做，就无异于陈胜吴广，最终成功的一定是刘邦项羽，而不是你。”
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会活动上，一条“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们感慨磨难、追抚伤痕，诅咒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
中间为丁惠民
丁惠民，这个当年以公开信点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领袖，不乏追随者。他们称呼他“丁总”，或者“司令”。这样的称呼，对丁惠民是一种动力源泉。
而当年最亲密的战友胡建国、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他们，选择了另一种姿态。
依然活在知青时代
对于过去，知青们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几派，有悔派、无悔派、反思派。丁惠民无异还停留在那个年代。他频频来到上海，出面帮知青解决工龄问题、社保问题、户口问题，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块大牌子：“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机号。他第二次写了公开信，要求政府重视知青的晚景和待遇问题。
丁惠民办了版纳知青网，联系出版画册和书籍，知青有户口一类的问题，他希望登记填表、集中于他处，再通过他去上访、谋求解决。他积极筹划中国知青旅游文化节，希望借此机会重聚知青，扩大影响。他抵押了房子，换来的钱几乎尽数投入于此。甚至妻子做家政的工钱，他也随手接济知青。朋友劝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却说，“只有实践能检验真理”，他还说：“我丁惠民早就不属于我自己，或者属于我这个家庭，我永远属于知青。”
丁惠民说：他要为知青争取权益，哪怕是一点点经济补偿、一点点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国家层面对知青问题的重新表述。
左边丁惠民
来源：上海电视台《纪实》《时代邮刊》《党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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