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先进典型蔡立坚的生前身后
“立坚一路走好！！！”这是成千上万人含着悲痛发出的肺腑之声，大家都跪下为她送行。
40年前，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的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为最高指示，之前已成星星之火的上山下乡运动，顿成燎原之势。他们中，有的人再也没有回来。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就是其中的一个。
曾记否，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通讯，曾经鼓舞过一代没有学上、没有工做又不甘于在校园打派仗、一心想为中华民族真正做点儿什么的年轻学生？
没有路的路
她从来就没想过出名。思维和名字都极为朴素，她叫蔡玉琴。她是老师非常喜欢的那种很自立的好学生。甘心情愿为班集体扫地、打开水、生炉子；一次能辅导几个甚至十几个后进生；体育成绩也很出色，高低杠、跳山羊、跳高、跳远、跳跳箱等等无所不能。这不是因为她多么超常，就是出自于刻苦和坚韧。初中毕业时，她就曾经赤诚地交过上山下乡的申请书，但学校没有批准:品学兼优的学生理当升学呀！升入高中，她担任班团支部书记。
1968年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师生欢送蔡立坚到山西插队（右三为蔡立坚）
“文革”了，玉琴却无论如何跟不上形势，于是给自己改名为立场坚定的“立坚”。看着全国的红卫兵不花钱坐火车进行革命串联，给国家造成的经济负担太重，她觉得应该学习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徒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样子步行串联，于是和同学们组成了“二七铁军红卫兵长征队”。
“文革”期间，大量城市知识青年涌入农村。
在天寒地冻中吃窝头就咸菜，晚上就打开背包睡地铺，大沙河，滹沱河，娘子关，他们一直坚定地进了太行山区，还专程参观了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这天他们急行军到傍黑才住脚步，可那里的红卫兵接待站没有下锅的粮食，只能再继续前进17里地，走着走着终于迷路了……面对怪吼的山风，扎手的荆棘葛针，陡峭的山路，立坚握着一柄小匕首，一边开路一边大声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儿壮胆……谁能想到，就在那遥远山坳里的人们听见有女娃吼歌的声音，早早地就举上马灯、带上狗瞭着了！
这个小村就是山西省榆次县最边远的杜家山，总共5户17口人，最年轻强壮的男劳力都已经47岁了！北京娃们在此小憩一夜便上路了，可蔡立坚却总觉得应该回去……
在荒凉的刘胡兰烈士墓前，她泪如泉涌:这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一个比自己更年轻、更稚嫩的生命啊！她敬仰她理解她，她当机立断——要勇敢直面升学无路、就业无门的现实，返回去建设杜家山！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12月29日。
扬名
群山环绕的杜家山粮食单产不足百斤，人们住的是小窑洞，吃粮靠人推碾子加工，常年伙食就是小米、窝窝和山药蛋，为了买盐打醋、打酱油要跑几十里山路……她学着婆姨的样子烧柴灶熬小米粥、蒸山药蛋，照着男人的样子打柴担柴，和男劳力一起到漫坡下破冰担水，到草窑里切草，在阳坡子上除塄。她还存心计算了一下，为挑一担水，前前后后需要花掉20来分钟！
这期间，她曾经给家里写信要户口，家里没有回信，公社书记郑重地告诉她，如果想来就得迁户口，她只得返回北京。这时已是1967年初春。这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令:“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社论还指出，愿不愿意与工农相结合，是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党的事业的大问题……
回到学校，她已经对同学们之间大搞阶级斗争格格不入，写了《到农村去》的大字报根本没人看。她曾经多次去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可是“安办”很长时间没有办公。1967年10月，10名北京初高中学生主动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落户的消息大大鼓舞了她，一直到1968年3月1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等有关部门才批准了她的申请。从接到批准通知到启程，她仅仅用了3天的时间。
这一年她刚满19岁。她也是“文革”期间自愿到山西插队落户的第一人！到了山里种谷时节，从她的母校北京长辛店中学又来了4个知青年。1968年7月4日是锄草锄，大伙儿歇息时在地头儿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忽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发《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消息，大吃一惊:大家刚刚上山，刚刚适应，他们根本就不想、本来也不应该出名呀！
爱情
随着杜家山的扬名，顿时间不仅飞来无数热情洋溢的信件，也吸引了不少身体力行的年轻人。他们首先恢复了那时候全国已经荒废了的共青团组织建设，像农村青年一样组织了民兵连，早晨知青们主动为各农户担水，他们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学习农业科技书籍。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很红火，不仅能自编自演节目，还能自制幻灯片，翻山越岭为周边的乡亲们演出。
此外每天有大批在校学生的来信，最多时一天的信件将近一麻袋！信件大都是写给蔡本人的，其中不乏表达爱慕之情的。蔡立坚心怀坦荡，诚邀大家帮着拆信、看信。这一天，在知青住的干打垒封门玻璃上突然贴出了一份血书:“鲜血滴在一起，红心连在一起，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立坚顿时呆住了:有人翻她的东西！
这血书是她学习大寨的决心书，也是定情物。无疑，年轻人误拆了对方给她的信，于是给她的情书公开了，他俩当初写的血书也被激愤中的年轻人给翻了出来——那是在一个农业学大寨的现场会结识的解放军抗洪抢险一等功臣谢臣班班长小杜写来的，俩人同是特邀代表，小杜表示复员后即来建设杜家山，为了表示决心，两人用咬破手指流在一起的鲜血写了一式两份血书各自珍藏。
“私自谈恋爱，分明不是真心扎根山区！”个性十足的知青顿时就乱了营。哪个姑娘情愿抖出心灵深处最珍贵的秘密？她行！为了杜家山的明天，她情愿把什么都割舍下，尽管偷偷跑到山后放声大哭了好几回，还是果断地召开了知青生活会。以后在几次全国会议上，她都远远地永远地避开了小杜……
1970年2月陈永贵接见榆次知青（前排中为蔡立坚，后排戴雷锋帽为蔡立坚爱人王和平）
小日子
“小杜事件”使她清楚了必须把情感交给杜家山的更深层意义。于是把自己的感情勇敢地交给了与放弃大学生待遇、背着馒头咸菜赶来建设杜家山、能干勇敢、坦荡又极具亲和力的民兵连长王和平。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向毛主席像鞠躬，唱革命歌曲，新娘新郎表决心，向新人赠送镰刀、扁担和箩头，大家在一起还十分铺张地吃了一顿拉面。婚后没多久，立坚、和平又各自搬回大宿舍随知青们吃大灶、睡大炕，带领大家大干苦干了。
为了不要孩子，立坚夫妇搞了个“约法三章”，不料，一个小生命还是悄悄光临了。蔡立坚妊娠反应非常大，可依旧身体力行做带头人，怀孕8个月时还扛着80斤重的化肥和老农们一起爬坡下沟给庄稼追肥呢！
产后第三天，和平送妻子女儿回婆家，自己则很快回山继续改天换地。立坚同样惦记山上，在产后的第34天，不顾婆婆的劝阻回山了。那天公共汽车刚开到三里坡就爬上不去了，只能步行，她身体太虚实在坚持不下来了，就把包袱藏在草丛中，抱着孩子继续爬山……
回到村里，大娘们心疼她和知青们一起吃大灶，硬是把她接回家里。她不愿意麻烦别人，很快就搬回了自己的家——推开自家小屋的门一看，炕上、墙上居然长出了一片片嫩嫩的小苗苗……在生下女儿的第56天她就下地担谷子、收玉米，每次都要熬到歇晌才回去换尿布、赶苍蝇，然后才能喂奶。晚上，或研究生产，或政治学习、开会，或夜战，没办法，孩子过了百天就给她断奶送到奶奶家寄养了……
困惑
1971年6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大专院校放暑假和招生工作的通知》，大学要开始招生了！ 选拔知青上大学成了全国热门话题，无疑，在1969年到天安门观礼的10位知识青年代表是优先的受益者，可蔡立坚就像当年斩断和小杜的爱情一样，果断地谢绝了这个机会。
她有自己的困惑。当年很多见过她的人，都忘不了她那始终扎着一根旧绳子编结的腰带的特殊装束。这腰带是生产队长二大爷的遗物，她要随时警示自己。可万万没想到肩上的担子沉重得有些荒唐和愚昧:从“大概工”到“穷过渡”再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三级跳，曾经弄得她痛苦之极，她曾多少次悄悄向和平倾诉。可敢作敢当的王和平是山上知青中第一个提出按劳取酬的……更为难的是农民们在学大寨搞“人造小平原”问题上，和他们的严重对立；还有知青们越苦干越贫穷的马太效应……
既是生产队的当家人，又是居家过日子的家庭主妇，更是山区建设的志愿者，蔡立坚比其他同龄城市青年更早尝到了做农民的艰辛，可是无论如何她不能承受大家越干越受穷的这种“马太效应”。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困惑之中，她没有任何高招儿，只有一次次地暗暗警告自己:蔡立坚啊蔡立坚，一定要立场坚定顾全大局！
“瞧啊，又出去吹牛了！”有知青说，她无言以对，扎着老队长留下的布腰带，揣着陈永贵大叔签名的《毛主席语录》，或者又得下山做报告，或者又得到县里、地区、省里去开那冗长、拖沓、沉闷的务虚会了。多少次都是默默流着泪随着山外来人下山的，那是政治任务，她有苦说不出！
由于失去了刚上山的率真、坦荡和勇敢，还奉上级之命没收了农民的自留地、平了小块儿地，乡亲们也和她疏远了。
杜家山是全国上山下乡的典型，大家艰苦奋斗已经到极限了，她不甘心！每次回山，她总是放下背包就干活儿，干得比小伙子们还玩儿命。可是汗水和泪水都冲不掉她的负疚感，久而久之，她对自己只是一味苦干的作法也产生了怀疑。她真诚地期待着一位合适人选的到来。
责难
——她来了。那个在上海工厂培训时，曾经给“四人帮”爪牙马天水写血书“不当工人当农民，不拿工资拿工分”的北京退职年轻女工红姑娘。
每次山外来人，她抢先做自我介绍，记者采访，她挤上去抢去抢镜头。上山才一个多月，她就把蔡立坚搞封山育林作为反大寨的罪状直接上告了国务院知青办；没多久，她又亮出了把村子所在的阳坡推平“造平原”的大干方案。她在回北京接知识青年时公开扬言，就是要用新人的正气压倒老知青们的“邪气”。
红姑娘直接投书地、省、国务院三级知青办告蔡立坚的“反大寨”和“右倾保守”，弄得全体知青很是反感。人们正打算看此女士将如何改变杜家山时，她突然得急性肝炎回京养病。病愈，县里干部将她弄到知青办帮忙，每月有30元固定收入，而此时杜家山知青的年分红仅四五十元！她后来也回过杜家山，是提着大篮子到鸡场为自己低价收购鸡蛋去的。—个苦干实干，一个坐享其成，大家从此便更加敬重脚踏实地的蔡立坚了。
“四人帮”垮台后，这个红姑娘一面求人烧掉自己档案中写给马天水的血书，一面穷追不舍地狠批蔡立坚，不久趁工作之便病退回京。
——“看，怎么样，我给你们又带了个头儿吧！”这便是那乱世“英雄”理直气壮又“杀”回城时留给知青们的赠言。
泪水
听着“四人帮”垮台的消息，蔡立坚流着激动的眼泪——10年了，从1966年的混乱时期，她就在苦苦地期盼着国泰民安的这一天！为了全力以赴迎接杜家山的新春天，她与和平相约北京，打算在父母身边平平和和地度过第二个产假……
1977年初春，在全国广大知青重新面临抉择生活道路之际，蔡立坚抱着产后42天的儿子踏上了西行列车。车厢里很挤没有座位，她只得抱着儿子站着。眼下，县里催她急速返回尽快地“说清楚”，不允许她休满产假！
与全国大好形势相反，那时山西依旧进行着人为的激烈派系斗争，即“学大寨”和“反大寨”两派。所谓“反大寨”派，实际上从来就不反对学习大寨的艰苦奋斗精神，只是对盲目效仿大寨一切的做法有疑义，有人直接把这顶政治黑帽子扣在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抗日战争年代就成为劳动英雄的老前辈李顺达头上。仰慕陈永贵大叔的蔡立坚，自然也同样仰慕李顺达大叔，由于杜家山始终没有摆脱贫穷的阴影，蔡立坚一直愧与陈大叔、李大叔交往。只因为赞许顺达老人“山区有山区的特点”、“山区学大寨，重在学精神”的说法，顿然就成了“四人帮”在知青战线上的“黑干将”、晋中地区“小四人帮”成员之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寨”的三反分子。她的省、地、县乃至大队的所有职务一撸到底，“问题”一查就是3年！
“回来吧，立坚，你是咱杜家山人！”大家热情地迎接着她。农户们特地送来了肉、鸡蛋；巧莲嫂每天甘愿为她擀汤面；夜里，二大娘边陪她掉泪，边劝她别哭坏身子。队干部专门请人帮着蔡立坚看护幼儿，并给这位看护老人记工！山外有人曾上山鼓动知青们批蔡，年轻人群起而攻之，就连那洋洋万言批蔡文章也被山上的老牛当草嚼了咽了！多少年后提起帮她度过难关的杜家山，蔡立坚依旧泪水涟涟……
下山
即将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上山下乡已经淡出了人们视野，大家也渐渐地忘记了那个“杜家山上的新社员”。可是，当时负责知识青年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就没有忘记，老人家曾经亲自关心过她的事情:在蔡立坚被“挂”起来的第三年，国务院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两位处长亲自上了杜家山。
处长们来到山上时，蓬头垢面的蔡立坚正像山里的农户婆娘一样趁着劳作的间歇在地边儿收拾柴草。眼见着“新社员” 年华未暮，容貌先秋，他们心里很是沉重。他们还看到了蔡立坚惨不忍睹的家:几床单薄破旧的被子，一个用石板子支成的桌子，墙上存留着大片大片潮湿的水印子……乡亲们还告诉处长们:她蔡立坚就这么十几年如一日地如此苦干，可是还欠着一屁股的债务，她就是山区“重粮食、轻林牧”错误决策的最直接受害者啊！
面对中央政府派来的干部，满脸是泪的蔡立坚没有谈自己，她谈的是知青们:尽管一直艰难，可是杜家山团支部、民兵连的红旗没有倒，知青们几乎承担了山上的全部生产任务，他们使这里的可耕作土地面积扩大了好几倍，粮食产量翻几番，大家还为村里修了路，引了水，盖了房，旋了窑，种了树……最终还是一贫如洗，可大家谁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坎坷而要求任何照顾……
在座谈会上，两位处长要求蔡立坚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下山当国家干部。立坚不肯，满怀深情地讲起了一段旧话:1969年作为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参加国庆观礼时，周总理曾叮嘱过她“要在农村干一辈子”，她向总理做了保证。她对北京来人承诺，无论周围的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自己绝不食言！
“……可是，小蔡呀，如果周总理能够活到现在，根据国家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他老人家也绝不会让你再留下去了。”两位处长非常动感情，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也……”，这个关联词如此解释下去，立坚还能再说什么呢？
这年，蔡立坚怀着极端复杂和沉重的心情下山了。村里为她开了欢送会，立坚含着眼泪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欠缺处，请求大家原谅。她，实在实在是说不下去了……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全都扑簌簌地落泪了:“妮呀，道啥歉？这么多年，就是块冰石头也早就应该焐热了，况且你带着知青们给山里造下了那么多的福……”
杜家山知青点
义举
刚下山时，蔡立坚是月薪25元的“补贴干部”，她还是主动要求长期在乡村蹲点。以后担任过公社党委副书记、共青团晋中地委副书记，1982年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深造，毕业时凭着扎实的出色学业留校担任学员的辅导老师。她历任学员班副班主任、班主任，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处级女干部。她尊重学员的独立人格、善于发挥学员的聪明才智和潜在能力、以人为本的工作方法，受到了师生们的赞许和认同。
1997年5月24日下午，蔡立坚带着学员们外出考察旅途中，包租的客车刹车在山路上突然失灵，司机见状跳车逃命，作为班主任的她堵着忽闪着的车门，一边安抚大家一边想应急对策。谁能料到就在一刹那间，急速行进的无人驾驶汽车突然无情地甩下了蔡立坚，之后不久便自己慢慢地停下了……同学们安然无恙，可是敬爱的蔡老师却经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在蔡立坚的弥留之际，她想的还是大家。她最后的话是:“快救同学们，……我……不行了，对不起……同学们……”
人们告诉我，在蔡立坚去世后，山西电视台曾连续三次在《山西新闻》中播发她的生平事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原陵园的工作人员把蔡立坚的骨灰盒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在给蔡立坚送行的那一天，殡仪馆空前绝后地来了许多许多的人，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其中很多人与她素不相识，只是仰慕她、信任她、欣赏她——无论她的生与死，都像是一位侠行义举的英雄……
身后
蔡立坚有两个子女。老大是女儿，1972年生在榆次的婆婆家，生下来34天，蔡立坚一个人抱着孩子回杜家山，下了汽车要走一大段路，实在没力气走了，就把行李放在路旁的草丛里，只抱着孩子往家赶。回杜家山后下田干活，就把孩子锁在屋里，房梁上吊着手剪的纸花，好让孩子醒来时不寂寞。
老二是儿子，1976年生在北京，孩子出生42天，县里派人追到北京，说她和“四人帮”有牵连，要她立即回去讲清问题。正是冬天，火车上冷得要命，又没有座位，只好把孩子放在小桌板上。回到县里，接受审查，专案组7个人轮番对她拍桌子瞪眼睛。
她说，当时的县团委书记以前采访过她，写过她的先进事迹，后来写整她材料的人也是他，而且厉声要她老实交代！她还说，离开北京到杜家山时同学为她绣的那块“好女儿志在四方”的红绸子，在她出名后送到省博物馆，那时珍贵得很，现在早让他们弄丢了。
我安慰她，时代的动荡改造着不同的人，难免有些跳蚤变成龙种；时代在变迁，价值观也在变化，有些以前值钱的现在一文不值，有些以前一文不值的现在可能突然价值连城。她说你说得对，但有些价值是不可以随风倒的，还是有永恒的标准的。我问她指什么，她说比如良心，比如真诚。
10年过去了。想起蔡立坚，还是为她感动。不是为她12年坚守杜家山的行动，而是为她一直秉持的真诚。在迅速苍老的时代，真诚已成为无用的别名，或一抹遮掩自己蒙骗他人的腮红。
她的两个子女如今都已年过三十。后来，我终于联系到蔡立坚的妹妹。她告诉我，两个孩子都不错，只是都没有正式工作。女儿早回了北京，在一个小区的物业监控室工作，工资不高，工作也不稳定。儿子在蔡立坚去世后回北京，在通县租了一间门脸房开美容美发店。也许是遗传的原因，他和母亲一样的拧脾气，只想凭实干，不想周旋于外部世界。别人劝他：开店要送点礼疏通关系，他不送，结果美容美发店开张不久，就被人借口改作他用赶了出来。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进来，开的还是美容美发店。
谁也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蔡立坚的后代。知道了又能怎样呢？能给他们一点儿额外的照顾吗？在一个越发讲究利益和实用的商业时代，知青即便是一枚过去的勋章，也只能在历史博物馆陈列，而不具有实用的哪怕废物利用的价值。不要说迅速成长的年轻一代，就是知青自身，在蔡立坚去世后的这10年里，经历了充满矛盾、动荡、艰苦的日子，曾经拥有和相信的许多东西也被势利而健忘的现实摧毁。
摘自《红牌坊》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同舟共进》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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