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知青》——走进云南留守知青

《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北京的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1979年，全社会刮起知识青年“回城风”，到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

走进云南留守知青

凤凰大视野

《一生知青》

来源：新浪图片 摄影：王丹穗

上世纪50年代，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知青们打起行囊，胸口顶着大红花，斗志昂扬远赴农村、边疆，运动落幕后，又纷纷逃离返城。有一些知青，因为种种原因一直留了下来……
一棵伤痕累累的橡胶树流淌出白色的“泪水”。上世纪50年代末，为冲破西方的橡胶封锁，我国陆续调集青壮年，在云南的原始森林中开辟橡胶林。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应运而生，上百万知青参与了这场橡胶种植“战役”，与野兽、蚊虫、疾病、饥饿搏斗，用青春浇灌起了一片片橡胶林。
1982年，在中央允许知青返城的第二年，施永青拍下了这张照片。曾经的上海丫头施永青，如今生活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因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阶级成分”不好。1970年，18岁的她前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她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2016年5月清晨，施永青照旧外出散步，路过这片已被房地产商收购、长满荒草的土地。施永青说，这里曾是她亲手开荒耕的稻田。1978年底，云南知青赴京请愿争取中央批示，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然而政策规定，知青配偶无法随同返城落户，施永青也挣扎过，但还是为家人留下来。
傍晚时分，施永青与丈夫在自家菜园里。在来到云南之前，她以为最苦的日子是一个星期不吃荤。没想到，原始森林中的瘴气让她双脚溃烂，却也因为治病认识了身为医生的丈夫。结婚前她已对回城不抱希望，只想有人陪她一起过日子。她说结婚后最幸福的事，就是晚上回家能有一壶热水。
留下来的岁月里，施永青做过老师、养过鸡鸭、买过胶树、卖过早点。2014年，施永青冠心病发作，到上海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才挽回性命。虽然健康情况不太好，施永青依然享受慢节奏的退休生活，坚持出门锻炼身体。她说，虽然退休工资只有2200元，但比起从前，生活已经好了太多。
这张摄于80年代初的全家福上，颜文忠一家笑意融融。颜文忠生于上海浦东区，1968年，19岁的他为了一位喜爱的姑娘，毅然参加了上海第一批知青下乡运动，来到了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然而此举并没能打动姑娘。1977年，他与一位山东姑娘结了婚，并在知青返城的同一年，有了爱情结晶。
根据1979年的政策，已婚知青返城，配偶无法落户，有了孩子，返城更是难上加难。拖家带口的颜文忠只好留在了农场。如今，69岁的他已经退休，生活在云南橄榄坝农场二分厂。虽然可以听懂当地方言，与农场的人一起喝酒聊天，颜文忠依然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话。
80年代，上海市出台政策，上海知青的子女25周岁以前可有一人返城落户。2005年，他花掉一辈子的全部积蓄，为儿子在上海买了一套30平米的老房，终于在上海有了家。儿子成亲后，由于家里面积太小，老两口又一起回了云南乡下。
1971年，颜文忠在搬运一堆100斤的柴火时伤了腰，从此留下病根，现在站久了就会背痛。除了腰伤，他还有高血压、痛风等疾病。颜文忠说，当年的医疗条件太差，西双版纳又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湿气太重，知青们常常会水土不服、过敏、双脚溃烂，乃至患上肝炎、遭遇难产等。
回忆一生，颜文忠仍然觉得后悔。他说，自己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解决了当年留下的心病。现在，他的户口已随儿子迁回了上海，未来，他希望儿子能分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好把他们老两口接回上海，和儿孙团聚。
照片左边衣着时髦的女青年是来自重庆的姑娘邓成芬。那天，她刚从重庆探亲返回，穿着刚从城里买的新潮时装，在农场茅草房前拍下了这张照片。农场知青的工资是每月28元左右，与之相比，返乡的车票太贵，路途太远。知青们每次回家，都要存上半年多的工资。
因为不喜欢读书，初二那年，邓成芬不顾父母反对与朋友一起参加了云南的招工。今年她已经70岁，仍清楚记得，离家那天是1965年12月31日，母亲一直苦苦挽留。再回想，只剩满满的愧疚和懊恼。来到版纳后的每一天，邓成芬都想着回家，等到那一天来临，却因为丈夫是云南人，只得留下来。
邓成芬如今住在农场统一分配的集体安置房内。当年，邓成芬看到的招收知青的宣传中，西双版纳是一个“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了一跤拣到两把花生”的地方。等她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放眼望去，只有原始森林和茅草房，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一把胶刀，一顶蚊帐、一双解放鞋。
如今，邓成芬的女儿和儿子仍循着上一辈的轨迹，在农场割胶为生。割胶只能在半夜，每天凌晨3、4点，邓成芬的女儿就要上山割胶。她说，自己曾陪着母亲回过重庆，但不太习惯城市生活。由于重庆没有照顾知青子女返城的政策，所以很多重庆留守知青的孩子也都继续留在了云南。
上海知青周月琴今年已经63岁。丈夫已经去世，儿子在北京工作，孤身一人的她，独自住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大勐龙东风农场的国营养老院内。她搬进这家养老院的时候，除了简单的衣物，还带着一枚勋章，这是当年北京探望留守知青时颁给老伴的，上面写着“赠给光荣的北京人”。
周月琴坐在门口，享受闲暇时光。由于父母早逝，16岁的周月琴来到了云南勐海县黎明农场开荒。在知青返城的前一年，周月琴与北京知青朱明昌结婚，但由于政策限制，他们无法一起去北京落户，也不能回上海。当时，大批知青为了回城选择了离婚，而周月琴夫妇选择了留在云南。
周月琴屋里，依然贴着领袖画像。她患有糖尿病，左眼几乎失明，牙齿也已脱落，看电视时想换台，需要凑得很近才能看见频道。现在，周月琴每月有1700元的退休金，扣除养老院每月800元的花费，剩余的钱她都攒着，用来买药、买假牙，她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很少向儿子要钱。
1992年，北京出台了照顾知青子女政策。周月琴和丈夫决定送年仅11岁的儿子去北京落户，住在爷爷家。如今，儿子被分配到唐山钢厂，每周最多回一次北京的家。周月琴的医保在云南，身体不好的她只能留在云南。她说，现在她们祖孙三辈，是三个人，三个家，孙子9岁了自己还从没见过。
1979年，重庆知青柏宏富与支边农村青年们拍下了这张合影。1978年末，东风农场的10813位知青返城，占到了知青总人数的98%。劳动力骤减，农场开始动员内地农村青年支边。知青返城时，柏宏富也回到了重庆，但他对分配的工作不满意，再三思量下，柏宏富又回到了云南，转眼已经62岁。
早在1974年，柏宏富与妻子就开始恋爱，直到1982年，柏宏富决定返回云南，两个人才结束了爱情长跑。如今，他们的女儿已在昆明定居，老两口在家里腾了一个麻将室，没事就约上亲友一起打打麻将。当年，柏宏富决定回到云南时，他的朋友都无法理解，但柏宏富说，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柏宏富一直很喜欢唱歌，退休后，没事就会约几个好友，一起去K歌。他说，唱老歌是一件很伤神的事情，因为总是会想起往事。柏宏富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偶尔还会想念远在家乡的知青战友们，想起那段共患难的情谊。每次回城的知青们回来聚会，柏宏富都会热情地招待他们。
从柏宏富第一天来云南算起，已过去45年。柏宏富知道橡胶树有产胶寿命，长到40年就会被砍掉，重新种上新树，但是亲眼看见被连根拔起、堆积如山的橡胶树“尸体”，柏宏富还是被震撼了。他久久站在原地，过了很久才说，在那些枯萎的老树上，他看见了自己，和已经死去的青春。

一块破碎的碑石，躺在万亩橡胶林里，这里有很多被遗忘的知青墓地。上海知青颜文忠说，在农场医院工作时，人们送来一位奄奄一息的女知青。她是19岁的黄年秀，在伐木时，被树砸中了头。医疗条件简陋，黄年秀最终离去。她的墓荒废在橡胶林里，直到2016年，家人寻来，才为她重修了墓。

凌晨3点，草丛里的蟋蟀还在叫着，位于勐罕镇的国营橄榄坝农场的割胶工们，就已经穿着完毕，戴着头灯，拿着割胶刀，踩着露水，到附近的橡胶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

收割的橡胶汁

张若愚，上海知青，和他的傣族老伴在地里劳作。他俩已退休，两人每月能领到１４００元退休金

5月的西双版纳，太阳已经很毒辣了。橄榄坝农场的退休职工张若愚一早就蹬着三轮去了市场，买好菜回家做饭，等老婆从地里干完农活一同吃饭。61岁的他是上海知青。37年前，他跟同学来这，把热带雨林开垦为橡胶园。

由于读书晚，老张做知青时已21岁了。他和他的傣族老婆是在看电影时认识的。据他描述，当年的农场总是定期放电影，附近的傣族村民会赶来看。一次电影结束时，他感觉到一缕清风吹来，原来是一位傣族姑娘来到身边，顿时眼前一亮，“怎么看怎么觉得漂亮”，对方则看他“心眼好，会照顾人”，两人就在1976年结婚了。

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老张带着老婆回上海待了2个月，又回到橄榄坝。“待在城里没工作、没工资，还不如回农场。”现在老张已有两个儿子，都在景洪工作。老张说，儿子们也尝试过回上海生活，可还是不适应。

李有地，５６岁的上海知青，站在橡胶树旁，上面留下了他大半辈子的汗水

“毛主席要我们扎根边疆，可惜还没给我们发毕业证。” 56岁的上海知青李有地很喜欢和人说这句话。还有3年，他就退休了，“可以拿一个月800元的退休金，回上海养老。”在农场过了近40年，当时知青的生活仍历历在目，“喝的都是‘玻璃汤’，就是一眼见到碗底的盐水，上面漂着几片菜叶。每天走在热带雨林里，时不时有人被毒蛇咬伤；砍树开垦橡胶林，很多人被倒下的大树砸死了……”

过去了近40年，老李望着身边的妻子，觉得当年为了她和孩子留在农场是值得的。现在老李的女儿在上海有了工作，老两口盼着快点退休，可以回上海团聚。

王根娣，上海知青，曾任农场一分厂的书记，退休后返上海，带丈夫回来度假

王根娣和老张、老李不一样，当年是上海知青的模范。来这之前，她已是学校红卫兵的领导，在誓师大会上，听到人们对这里的描述是，“头顶芭蕉，脚踩菠萝，摔一跤，手里一把花生”。可乘车颠簸了4天，来到橄榄坝农场，才发现这不过是海市蜃楼。住在茅草房的宿舍内，过着艰苦的日子，许多同学每晚哭声震天。她可没掉过眼泪，写回家的信总是跟父母说，这的环境如何好、水果如何多。

凭着干革命的热情，王根娣手握两把斧，身揣一瓶水，一个上午就能把4人环抱的大树砍倒。因为能干，她被组织调去当时作风散漫的四支队做支队书记。起初，队里很多男的不服气，王根娣就和3个男的比赛拉锯，半天下来，大家就服了这个能干的女娃子。

和当时很多选择留下来的知青一样，王根娣也是为了爱情和孩子留下的。1977年，她和部队转业的丈夫结婚，1978年生了孩子。1979年知青回城，王根娣也跟大队回到了上海，可心里惦记着丈夫和孩子，最终咬了咬牙，返回挥洒了9年青春汗水的橄榄坝农场。

马吉秀，1965年重庆知青，在这里扎根，结婚生子，有5个孙子

当年为了一个念头，“不当逃兵，重庆女知青马吉秀就在大规模的回城运动中留下来了。“把我妈妈气的差点撞车了。” 马吉秀是很早的一批知青，在1965年，15岁的她初中一毕业，就来到了农场。组织上让她上了一些卫生医学方面的课程，便派她去一个卫生院当主管。和很多知青一样，她也在农场找到了爱情，和一个支边的工人结了婚，生了小孩。

在农场，最让她难受的不是艰苦的生活，而是申请入党的艰难。早在1976年，她就写了入党申请，可由于一些人事纠葛，直到1991年才被批准入党。说起此事，她耿耿于怀。

现在的马吉秀，有4个小孩，5个孙子，一家人住在2000年新盖的房子里。外人看来，熏日子过得挺不错。可马吉秀有她的苦衷，4个孩子里，除大女儿在农场割胶外，其余3个孩子都待业在家，加上读书的孙子，让这个在农场奋斗了四十多年老知青倍觉压力，很有些伤感。

廖厚碧，１９６５年的重庆知青，带着孙女和丈夫走在她以前种过橡胶树的地方，胶林以４０年为一个周期，现已砍光了，新栽的小橡胶苗要７年后才能出橡胶

相比之下，同样来自重庆的女知青廖厚碧就幸福多了。她也是1965年随大批重庆知青来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的，也是当卫生员，也发生了爱情故事，和一个湖南支边的工人结了婚，也由于和马吉秀同样的原因，成为留守知青。

现在60岁的廖厚碧已经退休。两个小孩中，大儿子自己买了辆小面包车，做运输生意，女儿则当了割胶工。老两口的退休金加起来有一千多元，在橄榄坝这个小镇足够生活了。廖厚碧喜欢在饭后，带着小孙女到房子后面的橡胶林走走，重温残留在脑海里的青春记忆。

来源: 凤凰视频、新浪《看见》、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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