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今安在？

左起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

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是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他们的名字，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也是耳熟能详。

当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如今，又身在何处？

聂元梓

聂元梓（1921年4月5日－），女，河南滑县人。“文革”时期北京大学的造反派领袖，因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发动冲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和北大领导陆平、彭佩云而声名大噪。后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候补中央委员。

文革时期

1966年5月25日在曹轶欧授意下，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经批准，当年6月1日向全国广播。赶走工作组后，聂元梓当上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同年11月，聂元梓组织“新北大、新师大（华东师大）联合造反兵团”，煽动揪斗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领导人常溪萍、曹荻秋、陈丕显。

1967年组织“除隐患战斗队”，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折磨致死。

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其同时，聂还加紧了对邓小平子女的迫害。1968年春夏北大拥聂反聂两派大规模武斗，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1969年4月当选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聂元梓不过是政治上昙花一现的人物。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

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

入狱服刑

1978年4月19日，聂元梓被捕入狱。1983年3月，57岁的聂元梓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晚年生活

1984年6月她准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老旧二居室里独居。曾化名王兰做生意致富，资助家乡建设。1999年起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600元生活费。晚年生活简朴，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坚持锻炼健身疗病。

聂元梓如今独自住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里，由于她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平日饮食起居就是自己照料。她喜爱读书看报。1994年，曾有国内一个很有名的传记作家写文章称她死了，有人让她跟作者和报社打官司，但经历沧桑巨变的她，早已经平静，聂元梓多年来，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著有自传《聂元梓回忆录》。

谭厚兰

谭厚兰（1937—1982）湖南人，女。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入党。1961年作为调干保送到北大政教系学习。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和同是学生的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比起来，她年长9岁，是干部，和同是女性的聂元梓比起来，她年轻16岁，是个学生。因此，谭厚兰是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结识了日后升任《红旗》杂志副总编的林杰。

文革岁月 造反领袖

1966年谭厚兰最先响应聂元梓的举动，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受到批斗，酿成了“六二〇事件”。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赶走，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月底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

捣毁孔家店

1966年的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康生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图交给谭厚兰，接着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亦说在戚本禹、林杰授意下)，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在曲阜的29天，他们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700多册。

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

谭厚兰主持的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7年在江青授意下，谭厚兰率千余人冲击农业展览馆的大寨展览会，高呼炮打谭震林口号。同年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影响力广泛。 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插手北京市各高校，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武斗。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

后期生活

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她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她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终年45岁，一生未婚。

王大宾

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地区的一个贫苦的汉彝族通婚的农民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时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之王大宾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爱晶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1978年又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获释出狱。

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并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因经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会抛头露面，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1968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总理特意抽空接见了王大宾，嘱咐他下去后多学技术，少出头露面，不可介入四川“天”“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

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王大宾回成都后，起初渴望搞专业工作，但未如愿。之后，他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则被一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对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他从内心感谢党的政策，并在工作中努力回报。

王大宾曾两次结婚。1973年，王大宾在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添了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前妻调回原籍深圳，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双方协议离婚。至今两家仍是朋友，有往来。

王大宾与前妻分手后，曾深深地痛苦过。1987年夏季，有人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初次见面那天，王大宾首先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自己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比王大宾小8岁，是共产党员。

对于王大宾的“见面礼”，刘素芬翻阅了好一阵子，她决心继续和王大宾交往下去。她说：“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现在的表现。”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王大宾只带来了三个饭碗和两床旧被褥。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鼎力推荐下，雄心勃勃地要把经济搞上去的都江堰市一班领导人，借调了王大宾帮助筹建钎具厂。

如今的王大宾已53岁，他现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王大宾对此只是说：“我不过干了点实事，这远远弥补不了我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韩爱晶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生父早年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继父是一个中层干部，怀着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韩爱晶要求严格而不失疼爱；但韩爱晶却总感到在家庭里难以寻求到温暖，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

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 ；后又成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同其他几位“学生领袖”一样，韩爱晶在1968年7月以后的派性武斗中，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随后，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强制实行联合复课闹革命；从此，韩爱晶走下了政治舞台，同年底，他被羁押，交待问题；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

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其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1987年，韩爱晶在狱中接到“通知”：他仍然按照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到原单位，并要求单位对其“政治上不受歧视、生活中要妥善安排”；出狱之后的韩爱晶被分配至湖南株洲兵工厂工作，后调至深圳，入某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2003年内退，后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

蒯大富

蒯大富，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清华大学1967届学生，文化大革命“五大领袖”之一，文革中曾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文革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智擒王光美”：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却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被扣留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对于此事，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称：“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率先推向了全国。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韩爱晶、蒯大富、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

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七百多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五大领袖返回学校，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文革后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后转移至青海共和县塘格木监狱。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1988年8月，蒯大富与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在南京登记结婚，后育有一女。1992年蒯大富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任总工程师。1993年春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

来源：人民网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公众号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访问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