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知青·情殇》
一个知青女儿去寻找自己从未见过的母亲；一对知青夫妇去寻找他们的第一个家；一位中年男人去凭吊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难于忘却的爱与恨、痛与悔带我们回到那个蹉跎岁月。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u01427h25oz&width=500&height=375&auto=0
1968年，一群十六、七岁的上海少年来到了遥远的北大荒；他们不知道会呆多久,，只知道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十年后，有的人永远留在了那里，有的人带着深深的伤痛离去，如今，年过花甲的他们再次踏上那趟北上的列车……
影片的主线是二三十个上海知青返城三十年后重回北大荒嫩江农场的怀旧之旅。片中用交叉蒙太奇的手法重点叙述了三组人物故事：
第一组是刘桂英和齐志刚以及他们的非婚女儿齐勤
片中没有出现刘桂英和齐志刚，只出现他们的女儿齐勤。齐勤从未见过母亲，也没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母亲生下她后，为了掩人耳目，把她送到齐志刚父母家。不久，刘桂英夜间不慎落井身亡，农场的知青们谁都不知道她和齐志刚是一对，还有个女儿养在齐家。齐志刚没有认养这个女儿，自己成立了家庭，齐勤只得由她的爷爷、奶奶和姑姑拉扯长大。
三十多年过去了，齐勤第一次寻访父母留在北大荒的足迹，宿舍，大会堂，晒谷场，甚至是母亲溺水身亡的机井,她都一一到访，最后她顺着知青们残存的记忆指引，寻找母亲的葬身之地，可惜时过境迁，终于还是找不到母亲的确切墓址，无助的齐勤只能烧些纸钱，把无尽的思念、悲苦和委曲留在这苍天和黄土之间。
第二组是“小香港”李立群和妻子蔡金风；
“小香港”和蔡金凤是在嫩江农场相识、相恋、相伴的一对患难夫妻，他们坐在当年结婚的土房前，表情漠然。“小香港”有海外关系，蔡金凤娘家许多年一直不认同他，返城的时间也很晚。
回到上海，他们一家三口在四平米的石库门老房子里生活了十一年，人类为了生存，适应环境的潜能简直无法想象。现在他们谈起过往的岁月，就像翻开一本珍藏多年的破败的小人书，除了些许的酸楚之外，更多的是敝帚自珍的情结。
第三组是丁伟中和他的初恋女友赵健秋。
丁伟中和赵健秋凄楚的恋情叫人唏嘘不已，尽管老丁讲述的语气很平和，但遮掩不了故事里蕴藏着的撕心裂肺的情感。他俩在北大荒开始了纯洁的初恋，却因返乡两人天各一方，鸿雁传书，仍是情真意切。突然有一天，沉浸在幸福之中的老丁接到了赵健秋的一份绝交信，理由是老丁的家庭出身不好，这份信如同五雷轰顶，令老丁痛不欲生。无奈之下，老丁带着对赵健秋的怨恨远走异国他乡求学谋生。许多年以后，老丁又回到了上海，无意之中和赵健秋有了一次邂逅，但俩人却是千言万语欲说还休，短暂的寒暄之后就匆匆告别。后来，老丁来到西安，找到了赵建秋工作的单位，同事们告诉他赵已病逝，到上海就是为了看病的，临终前还叨念着丁伟中的名字。老丁讲到这里，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或许是悔恨，或许是惋惜，或许是眷恋，———无从知晓。
丁伟中
家父家母在看这个纪录片，家母看着看着就哭了。我看了一眼，是很虐心。就贴出来了。
我难忘的初恋，是在黑龙江下乡后的1974年，当时农场是半军事化编制，我负责粮食筛选、打包、发送，粮仓女知青有一个排，负责扬场、清扫和整理，七八个男知青管装运，粮囤堆得有五六米高。
那时我认识了赵健秋。文革期间，人们潜意识中对学历还是看重的，我是高中生，她是69届初中生，在她这个年纪，对高中生很崇敬。
她很好学，休息或下班时经常问我很多问题，后来慢慢熟了，她赞扬我的字写得好，她说想把我写的报表拿回去练字，“当字头”——现在没有这样的表述方法了，就是把我写的字当样子，我说好啊。
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我拿了些方格纸，从左边竖着写一些唐诗宋词，让她练字，第一次给她写的是李白的一首诗，就是“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给她的时候，态度还有些躲闪，当时男女有很多规矩，下农场两年之内，男女生都不大说话，即使已过两年，也总是拘谨，记得那次我说，下工后要给她一份东西，她就等着我，我把诗给她，她很高兴拿回去了；夏天的黑龙江气候特别，晚上十点天才黑下去，农忙一般就劳动到晚十点。后来听别人说，健秋就是做到再晚，回来也点上煤油灯写字，天天这样。
文革和上山下乡期间，因为出身不好，没别的事可做，经常在玻璃上练字，这不会犯错误，万一写错可以擦掉，对于练字我有些体会，我经常告诉她写字的事情，每两天，她把写好的字给我看，坦率说，她给我最好的感觉就是认真，有上进心。
那时候人和人相处的标准很简单，不可能有现在那么多要求，男女只是起源于简单的感觉或某一个因素——干活干得最累的时候，有个男生帮女生锄草了，割麦了，就好了。农场的女知青最大的需求(现在人想不到)就是水，女生一天只有三茶缸水，三个茶杯，三杯水，这杯子当然不会如现在那么细小，是铁皮的大水杯，冰冷的井水，有个女生为了能够得到热水，就会跟烧锅炉的男生变成恋爱关系。
我喜欢赵健秋，开初是因为她喜欢我的字，喜欢我写的报表。我呢，喜欢教她。惊讶她练字的毅力。两人慢慢开始沟通，老高中对初中生，我告诉她每首诗的内容，辛弃疾的背景，毛泽东《咏梅》“反其意而用之”陆游词，讲历史，语文，数学——实际也是一个约会的理由。她经常找我，每次见她前，我都认真做些准备，尤其是数学，当时她连“合并同类项“都不知道，我凭记忆，看课本跟她讲一下乡时我带去了全套初、高中课本。
过一段时间，我惊讶发现，她的字已跟我写的字非常像，有时别人已搞不清这字是她写的还是我写的，我做过一个实验，让她填一份领粮食、豆饼的表格，会计看后认为，这完全是我的笔迹。
半年多我们已很有感觉了，但男女恋爱，在当时仍然敏感，发现谁谈了恋爱，会成为别人的大话题，而我和她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一天不见她，我已经不习惯了；有次我说，别人都在议论了，她每晚还是来找我，不怕吗，她坦然地说：不怕的，我和你的关系是不一样了，如果一天没见你，晚上就睡不好。
不久我们一起回上海探亲。
文革初时，我曾在学校音乐教室听唱片，是，四个同学躲着听，因为实在喜欢，学校又乱，我把唱片拿回家，之后下乡，我把它包好，吊在家里五斗橱的背后。
小提琴《梁祝》
有一天我请赵健秋来家里，是夏天，很热，我拿出家里的手摇老式留声机，拿出唱片，提醒她小心，当时《梁祝》已判为黄色音乐，但我一直认为这个曲子优美健康；夏天，家家的窗子都开着，容易被别人听到，我们就跪在床边，用一床棉花套遮住机器，两个人躲在里面听了一遍，又一遍；当时我和她挨得很近，说了《梁祝》的故事，解释《梁祝》曲子。开始部分我解释是天上的欢乐，多么无忧无虑，他们见面是天遇，《梁祝》两人的天缘巧合，共同学习的机会。包括天勤、天别、十八相送，然后天问，因为不能得到，梁山伯悲痛欲绝，问苍天为何不能有美满婚姻，最后天怒，雷把坟墓打开。尾声，我解释成天聚。
我讲着，她靠着我，有些激动，说如果人生进人这样的境界，也是别无所求了。我第一次跟女性近距离接触，两人头靠着头，躲在棉花套中，很热很闷，等我把它拿开时，她头发上、脸上都粘了棉花絮的小球，我帮她拿，拿的时候她脸通红，因为音乐的感染，我感觉到她的伤感，她一直看着我，感觉到男人的那种冲动，我很想抱着她，表示那种讲不清楚的冲动，她滚烫的脸贴着我，我第一次跟异性间亲密相处，就是那个晚上，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两人觉得，我们的情感关系彻底定下了。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我抚摩她的头发，重复梁祝故事，没有更多的动作；这种感觉，我今天想起还是铭心刻骨，感觉那种单纯，好像是集中体现了情感的精华。
那时很多人都一样，看一场电影，逛一次马路，牵一次手，就已经定了，何况我们脸贴着脸，第一次拥抱。无论我和她都相信，这一生，一定是在一起了。一生永远不会分开了。
但很快发生了变故。
我们认识了一年，1976年，那时可说我们的相处，似乎是精神恋爱，我甚至跟她说过柏拉图的精神恋爱。但当年夏天，她突然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当时被推荐上大学，普通知青眼中无疑是登天，不亚于现代人得了奥林匹克金牌、中五百万大奖。
她没有表示，说她接到场部电话，告诉她被批准，可以走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已经当会计了，我在办公室先得到这个消息的，然后让别人去正式通知她，是中午，我心情难受，觉得好像快要哭了，因为我实在不想离开她，那个时代，一个知青在农场，另一个回城读大学，意味着恋爱关系的结束，那种难受可以说悲痛欲绝，但又要表示出是坚强的男人，应该支持她，让她获得这次机会。恰在这个时候，她进来了，坐在我身边，我已经不想再说，说不出话来，她说你怎么了，你说话啊，我说我不想说了，好好准备吧，我已经知道她的事了。她说，不要这样，她不想去，她决定不去了。刹那间，我觉得她太了不起了。我连一句虚伪的话都没有讲——还是去吧。我说，这一辈子我永远不会做任何一件让你不愉快、对不起你的事。一定要让你能够把这次失去的成倍补回来。她说：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不去就不去嘛，我们在一起也很好。她很平静，笑嘻嘻的丝毫没有一点勉强，没觉得一点为自己惋惜。这事情过后，连队里批评她，说她小资产阶级思想等等，她都顶住了压力。
她真的没去读书，是为了我，完完全全为我，在第一时间考虑都不考虑，不是说跟我谈话沟通，我影响了她。连长去通知她，她就上我办公室去表示不想去，主观上就是不去，她要跟我在一起，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她更重要的了，我脑子里的想法是，我必须要为她而活，要报答她。现在有时想想，人生真是奇怪。
这么好的一段完美的感情，某种意义上悲剧已经开始。
1976这一年，她家里提议，要我们到她西安表哥处(咸阳)看一下，那边有个农场，我们可以一起调到那里，离上海更近，那时都是以离上海远近来判断的，离上海的远近是重要的因素，越近表明你的工作机会越好。我们两个人就去了西安，我记得很清楚，火车到了北京那天，是唐山地震的前一天，我们在候车室等半夜十二点到西安的火车，天气热得反常，热得我贴在候车室玻璃上，感受微弱的凉意；等我们坐了火车去西安，凌晨就是唐山大地震。
到了西安，见到了她表哥，谈到他可帮我们迁户口到咸阳某国营农场，是农场和农场对调，我们当然很兴奋。然后我们回来，我们的感情更好，每天工作结束就在一起，对我来说，不仅生活上，精神上对我都是很大的鼓励。她永远觉得，我是她眼里最了不起的人，她一直深信我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总是复述我教她的李白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她说这就是我，看到我就会想到这首诗，她希望我不要灰心，总有一天会实现我的想法，我会成功，无论她看到谁，总是说我比他们强多了。
她很俏皮，记得回家那次去南京路，她说，把河南路和山西路一封，让南京路这一段所有的人来比赛数理化，你一定考第一；我们走到外滩，她指着上海市革委的大楼说，丁伟中，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在这里上班。
所以，等后来我大学毕业，真的走进上海市政府工作的第一天，我想到的就是她。经常，当我想她，就非常难受，觉得对不起她。
当时从西安回农场，按照她家意见，我们去办户口迁移，准备调咸阳某农场工作，大概在1976年底调令过来了，名额有限，说只能先办一个，先来一人，接到这信，我让她先过去，我好坏还算连队会计，帮她办。她坚持让我先去。我说，两人反正都要去，那边是她亲戚家，还是她先去，最后她同意了。
1977年初，四人帮已经粉碎了，以今天来看，下乡的期限也快结束，但那时对将来的前途，谁也不知道，她就走了，一生中我是第一次失眠，其实那晚我们都没睡觉，有意思的是，我们当晚都为对方写了一封信，到车站时，她挨着我，马上就要上车了，我心里难受，她在墙角边上拉着我说，可不可以像书上写的那样，抱抱她，亲她一下。现在想来真是后悔，那时我说不要吧，我掏出一封信，说有东西给她，她说也有东西给我，结果我们掏出来的同样是一封信。我说，等她上了火车，就在嫩江站邮局把它寄出，她说，到咸阳后，在那边的车站寄给我。
我们互相在信上的称呼，记得是用革命家陈觉民家信的方式，我称她“健秋至爱如吾”，她也是一样，“伟中至爱如吾”。
以后当我拆开她的信时，真感到我们是同一条命，我们互相约定，不等对方信来时就写信，结果每一次信都是回前一封信，而不是等到信来再写。自她走后，即使看到农场的领料单，看到那些字心里就非常想她，她在咸阳农场，每次要写报告，写总结，都是我帮她写了寄出。
农场每次有信件送来分场，其中一定会有她的信，就这样，到了四月十二三号收到她的信(此信我现在还保留着)，我拆开一看完全不对了，她信上称呼不对了——前两个礼拜突然就接不到她的来信，那时我每天给她写信，却连续半个多月没有回信，我好像有一个预感，打开一看我就傻了，她写了“丁伟中同志”，我懵了，怎会这个称呼，看名字确是她的签名。
她的字体潦草，完全不像平时那样，大意是说，她必须要讲清楚一件事，我们间的认识和恋爱，是一种错误，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在作怪，因为我们是不同背景和家庭出身，她是工人阶级子女，我是资产阶级有罪恶的家庭的子女，我们两人不可能组成家庭，不应该结合在一起，即便她愿意这样结合，也会影响她弟妹的政治前途，他们将无法入党入团，得不到任何工作上进步的机会，等等等等，她希望通过这信，能给我一个警觉，要我认真改造世界观，尤其不要再学封资修书本上的知识，这样只能让我越陷越深，走白专道路是没有出息的，信就结束了。
完全是她的字，只二十天沉默，变化如此之大，我来不及分析，是那种天塌下来的感觉，之后的日子里，办公室有她的字迹的纸我都不敢看，甚至不敢看别人与她类似颜色的衣服，仿佛一切都是假的，空的，极度无助和恐慌。
几天后，我突然接到上海姐姐的来信，我祖母去世了。
是4月19号。我姐姐说，赵健秋的父亲和她妹妹，几天前到我家时，祖母正生病，他们父女来的意思，是要家里人告诉我，绝对不许再跟赵健秋来往，痴心妄想!你们这样的家庭，绝对不可以跟工人子弟恋爱，影响了她的进步，她上不了大学，完全是我的责任。
我祖母本就经历着多次的政治冲击，遇到这种事，非常伤心，等他们走后，祖母突然间就不行了，她在临去世的时候说，哪怕全家做牛做马，讨饭要饭，也要让我能有机会读书，她知道我喜欢读书。
这封信对我而言，是又一个沉重打击，我觉得对不起祖母!也许，在恋爱上我错误的一步，等于把她老人家葬送了，这事的发生，让我来不及去想这封信背后有什么，到底为什么她写这信，在绝望中，我产生极端的想法，觉得人和人之间太不可信了，同时我期望相信自己，一定要努力站起来，努力向世界证明我不是卑贱的，我不是别人的包袱，我不会影响别人，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我自己的价值；一段铭心刻骨的爱，怎突然这样一个结局，所有的美好的梦全部被击碎了，剩下的就是与冷酷的现实抗争，我连再写一封信的想法都没有，说起来都不信。我觉得不应该再去想她，要用自己的努力，哪怕以十倍努力，换取别人十分之一的结果，我都将去做!
一般意义上的情变，处于如此境地，必将努力追问。我的沉默，含有家庭成份的极度自卑——这种感受，现在的青年难能体会。因此当时，我连再发一信证实、责怪、询问都没有，结束了。
人性的反应有时很奇特，心里只是狂喊，我要证实我自己，回信或争吵、了解的兴趣都没有，结束了。这结束就结束了很久，一点的回音都没有。
几个月后，应该是稍有情绪的表现，我跟我现在的太太文娟，同样是当时农场的女知青交往，恋爱。不久，两人的关系就很好。
等到1978年全国第一次恢复高考，第一次全国统考，我考上了大学。
上学后我突然接到她一封信。信里说，她知道我考上了大学。
一年里，她没和我任何联系——如果家里给她压力，可以给我在信中解释，但她没有。我心里仍然漾起以前的情感，我很快给她回信，在第一个学期我们俩通了多次信，仿佛冰释前嫌了。寒假时，她来找我，我其实也很想找她，见面后我们一次长谈，她告诉我，那绝交信是她父亲逼着写的。她父亲好像是上海101厂(造币厂)一个工人，非常普通一个工人，住在工人新村，应该说，她父亲没有什么让我感到可恶憎恨的地方。通了半年信，我情感上已经明显恢复，接近过去，但也明显地有阻隔在那里，就是我有女朋友了，她和文娟都是知青，曾经的同事，早就互相认识。不可思议的是，她提起我当时在火车站送她去西安时，说她上了火车，我在车下，我们还是讲话，拉着手，她说有一件事情，一直想说，又不敢。我在车下说，再不说，火车要开了，没时间说了。于是她说，昨天做了一个梦，昏昏沉沉一直没睡好，想写信给我，临天亮时，闭了下眼睛，她做了一个怪梦，梦到她到上海跟我见面，忽然发现我跟文娟好了，两个人一起来接她。当时我说，怎么会和文娟扯在一起?我跟文娟还没说过话。怎么可能?一点根据都没有的事——这事想起来是很奇怪。
我们也许真是一个心，好像对人生将来，很多事情都有预感一样。
在1978年寒假，我跟她谈了很多，她说写了日记，如我能原谅她，可以去看日记。的确，她的日记很让我感动，写了很多她当时的想法。当时确实是她父亲说，如她再想我，就跟她断绝关系。我说，为什么写完那信，不马上再给我写信解释呢?完全可以在她父亲走后，再给我一封信解释这事情的，她回答不出原因。她只是说我，为什么我那么快，才两个月就跟文娟谈恋爱了，我说，她理解我当时的感受吗?我连她写过字的纸都不敢看——她皮肤很白，我喜欢她穿黄颜色的衣服，我说自那信以后，我不敢看别人穿黄颜色的衣服。
真有整整十年，我一直不能看到女生穿黄颜色衣服。就是这样，我处于一种从情感上很想跟她好的犹豫状态中，保持我们书信的来往。
大学期间，我在西安飞机制造厂实习，曾去农场看望她，在她宿舍住了一晚，她把床位让给我，自己住在同事小姐妹家，很明显，我和她非常可能恢复关系，至今我还在责怪自己；但当时总忘不了，她为什么曾这样拒绝我，我一直反复问她，为什么她要等我上了大学，才给我来信?是因为我成了大学生，她就要我，跟我好了?哪怕早一个月联系我，我都会觉得她还有真情，我问她一百次，她就一百次耐心跟我解释，她在情感上仍然迁就我，对我尊重，关心，体贴，谦让，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当时我就是觉得，似乎心态变了，不断责问她，也折磨自己，为什么一直等我上大学，才有她第一封信?她从各种理由来解释。我放不下这个问题，这已经是个障碍了，我甚至感觉自己的病态，反复问她，她一遍遍给我解释。
回上海过暑假，她请假来到我家，无论我说什么，她一直低着头说，都是她不好，她害了我，伤害了我。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家里再不能接受她，那时我家已经平反，落实了政策，某种意义上，因为当时她和父亲来我家闹了一次，祖母才去世的，家里根本不允许我回头，连我好的朋友，也都反对，所以在我大学毕业前，我说，我真的很痛苦，不能再爱她，但很难忘记她，她总不能解决我这块心病——为什么我上了大学，她才跟我来往。
后来，我写信跟她说，我准备毕业后跟文娟结婚了。
以后，她知道我结婚了，从此，再没有跟我有任何的来往。
一直到1985年，那时我在上海市政府当处长，有一次下厂检查工作回来，我和同事在一家小店吃午饭，茫茫人海，我跟她就会碰上，仿佛我们有剪不断的纽带；是在河南南路和人民路的饮食店，同事们说处长你坐着，他们去端面，我一抬头，她竟然就坐在我对面，对着一个方桌，她低着头，没有跟我讲话，匆忙吃完就出去了，我那时三口两口对付，也站起来走出去，我知道她在门口等我，她果然站着，看上去憔悴，一看就是有病了，衣着按照现在来讲，过于朴素，我们站到店外说了些话，她低着头，涨红着脸说，听说我和文娟已有了小孩，我说是。她说刚才听见同事叫你处长，你当处长了，我说是啊，她说，她没这个福气。都是她自己不好，我让她不要这样讲，这事过去了；她说，是她自己对不起我，我说，别再说了，问她过得可好，她说她仍然在西安生活，来上海看病，肾脏不是很好。她说，早就知道，我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实现愿望。正好这时，同事都出来了，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同事热心地说，如果要看病有难处，可以找他，留了一个电话，然后我们告别，坐上小车走了。
现在想起，这种见面对她来讲，多少是残酷的，她心里一定非常难受，她有我的电话，她也完全可以找我，但是她一次都没有找我，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我。
这次见面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一直到1998年，那时我已经在国外了，有一次是一个项目上的需要，到西安，中午时省里有些官员接待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说，当年我的初恋，就是在你们陕西被拆散的，否则，我就成你们陕西人的女婿了。他们说丁总，想不想去一下那个地方?于是他们开车，十多个人陪着我，找到她调去的那个工厂，咸阳第一服装厂，砖砌的破旧的小厂房。去后才知道，厂已关并，办公室坐着一个中年妇女。
我说，请问这边有没有赵健秋?
她说，啊，她已经不在了。
我说，她去哪里了?
她说，不在了，不在了就是不在了。
我说，不在了总有个去处?
旁边省机关的干部说，丁先生从美国来，找他朋友，是老朋友了。中年妇女站起来，看看我。你美国来的?
我说是，我跟她以前是黑龙江同事。
她说，你是她以前的男朋友?
我说，是的，你怎么会想到的?
她说，她已经去世了。
我大感震动!怎么她去世了?!那时1998年，她才四十多岁，怎么会去世了?!
她说，你知道的，她一生很悲惨的，很苦，厂里很多人都知道她以前黑龙江有个男朋友，她一直忘不了她的男朋友，她一直跟我们讲，说她害了自己的男朋友，总是在人家面前说自己不好，说她害了他，人家都劝她，你男朋友已经成家了，人也去了美国了，她现在也成家了，不要在精神上一直想这个事了。
之后她得了尿毒症，因为换肾，有排异。手术前，同事陪着她，在家里没人的时候，她说，请帮她跟医生说一下，最近她突然感到，她的男朋友要来了，已原谅她了，他从美国回来。同事被她说得很伤心，就把医生叫来，她拉着医生，说真的要救救她，哪怕让她再活一年，已经觉得男朋友要回来，不再怪她了，医生一定要救救她，让她多活一年，可以看到他了。
但她最后，还是没有活下来，手术后，她就去世了。当时条件困难，她手术费用都是单位的同事和好友捐的，咸阳的医学条件不是很好，医生告诉同事，你们要注意她的情绪，手术前这情绪不好，那两天晚上，她一直在听《梁祝》。
做完手术，她就去世了，
我在她的厂里，听完这些，再也忍不住，我大哭起来。当时跟我一起去的一个美国同事，中国台湾人，他也哭了。
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她，从某种意义上，她的死我有很大的责任，我太可悲了，我为什么心胸那么狭窄，盯着“为什么我上了大学才写信”这样的问题不放?早一点就找到她，按我的经济情况，可以给她找一个很好的环境，用很好的条件治病，但我没这样做，为了我性格上的固执和不宽容，她这么早就走了。
她同事讲的过程，是真实的，肯定是健秋的话，《梁祝》的细节，只有她知，我知。我感到震撼。
我们以前经常听音乐，她总是说，每天半夜时总会听到《梁祝》这个曲子。现在，我再也看不到她了!
也是从那天起，我永不跟随别人去卡拉OK，婉拒所有豪华消费，高档游览消遣的请客方式，从此我再不去了，不会再去。有时甚至一用钱都会觉得，对她有罪恶感，我讲不出来为什么，很深的一种刺激。我无法忘记她，也是从那时起，我逐渐把业务重点转到医疗领域中。
得知健秋死讯的当天，我就打长途告诉文娟。
直到现在，我经常与文娟聊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切对她都是不公平，文娟是无辜的，但她一直很谅解，她一直说，她和健秋曾经是知青姐妹。
我在美国的家里有个佛堂，是专给健秋超度的。文娟经常跟我儿子提到健秋，她说，这阿姨完全可把你爸爸从我们家夺走，你爸爸也会这样，但她连一个电话都没有，到她生命最关键的时候，都没来找我们。
她完全知道我在哪里，她知道我出国了，知道我在做什么，她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只要打个电话给我，我一定会找她，帮助她，她承受太多不该承受的东西。
健秋是我们全家敬重的女性。
我经常会梦见她，我们坐在农场的粮食堆上，她看着我微笑。我们哼着《梁祝》。我一直在这个曲子中感受她，甚至幻想在哪一年，在另外一个世界——我真的想过，如果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不后悔，不害怕死亡，我欠她太多了。
视频来源：上海电视台 文章来源：豆瓣
|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公众号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访问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