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

作者：徐敏 刊发于《新西部》杂志

在全国各地，至今仍留有一大批昔日未能返城的各地知青，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与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一批“知青精英”形成强烈的反差。作为赶上77、78届高考末班车所走出来的那批“知青精英”，和精英们囿于“战友情谊”提携的一小部分人而言，仍有数以万计的知青“石沉水地”，被现实社会边缘化。

年仅50出头的于广云满口只剩几颗残牙 徐敏 摄

黄陵，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归灵之地，被誉为亿万炎黄子孙的老家，这里人杰地灵，龙脉绵延。1968年之后的10年间，一批批来自北京的知青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人把这10年幻化成一曲浪漫的抒情歌谣：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有人则将它演化为一首沉重哀婉的诗歌：

这里是希望与沮丧的对抗

这里有理想与现实的冲撞……

北京知青龚凤海、陈志、于广云、李振远、黄德生（从左至右） 徐敏 摄

蹉跎岁月跨越昔日知青们的青春年少，无情地将沧桑镌刻上他们的脸庞，这是自然的法则，亦是人为的打磨。重要的是历史不可揣度，人心熬不过岁月。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熬了过来，返回了他们的家乡一一北京，有些还成为了今日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中也有不少人失去了信心，货真价实地把根深深地扎下，演变成一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与任何时代的弄潮儿一样，有人能够成为精英，有人就会归于平凡，但不容忽视的是，伟大和感动往往从平凡中走来。

30年来，走的走了，去的去了，留在黄陵的知青仅剩下目前的17人，我无缘见其所有，不啻为一种遗憾。30年了，360个月，11000天，他们不改初衷地以浓重的北京腔与人交谈，说不清这是乡音难改？抑或根本不想改。他们中有的曾返回北京，但又回来了；有的企盼回京，却不让他走；有的本来能走，却不想走了。这其中有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已经很难一一细述，他们的子女已经读不懂那段历史，他们抱怨父母犯傻，怨恨他们哪不能去，偏要到这穷乡僻壤来尽献青春！

现存的黄陵知青是个特殊而难解的群体，他们那平凡背后衬托出的高尚，近乎让人昏眩和疑惑，他们缺乏抱怨、缺少怨恨、随欲而安、少有奢望。30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没来得及留下昔日风华正茂的影子，就让岁月霜染了鬓发。全国1800万知青，庞大的让人心颤，他们的大迁徙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虽然他们没有创造历史，改变历史，但他们谱写了震撼人心的历史片段，人们没有理由忘记他们。记录他们，就是记录历史；为他们留下影像，是作为一名摄影师的荣幸与使命!

龚凤海

龚凤海孤独一人 徐敏 摄

龚凤海（小名四儿）57岁，生于1949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东直门中国中医研究院，毕业于北京垂杨柳中学67届初中。1969年2月，20岁的龚凤海抱着喜悦的心情来到黄陵县侯庄公社龚庄村。用龚凤海的话说，“龚庄村里竟无一名姓龚的，看来我才是这个村的真正主人，将来死后一定要把自己掩埋在这里”。

1972年，龚凤海被招入黄陵县店头镇某劳改农场做管教，7年里他当过保管、看过大门、做过收发，但就是没穿过军装。1979年4月，30岁的龚凤海因落实政策调回北京京安公司当司机，然而仅仅一年，由于生活上的不适应，他出人意料地要求调回了黄陵原单位。

现已内退的龚凤海，在店头镇当地以乐善好施出名，虽然他每月的工资仅760元，但只要见到讨饭的人，他都会给上三五八块。有一次路遇一名高中生为救治身患绝症的母亲跪地乞讨，龚凤海拿出50元给她。有人质疑女生有诈，而龚凤海认为，想行善就不要追东问西，更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说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上世纪90年代初，龚凤海萌生再回北京的念头，但最终没能实现，之后妻子与其离婚，使他一度痛苦不堪。十多年来，他孑然一身地住在劳改农场的单身宿舍里。有人说龚凤海喜欢美女，他并不掩饰，“谁不爱看养眼的美人？别装的像根葱似的”。在龚凤海单身宿舍的四面墙上，张贴着数十幅美女招贴画，“我又不是和尚，当然想有个老婆，只是现在这条件，谁会嫁给我呢？”龚凤海最大的愿望是单位能给他分一套像样的房子，娶媳妇就不再困难。

龚凤海直言他现在不再有回京的念头，因为在哥嫂、妹妹那里，他无颜面对他们，“锦衣还乡还行，就我目前的窘境，回去不是寒碜他们吗？还是不回去的好，哪里的黄土都埋人，何况我姓龚，龚庄村才注定是我最后的家园，哈哈哈……”龚凤海爽朗的笑声，总给人一股苍凉的味道。

高玉珍

高玉珍与外孙女 徐敏 摄

高玉珍（绰号小老太）58岁，生于1948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北子湾。1968年12月22日，高玉珍被分配在黄陵县桥山公社长墙村插队落户。30多年来，由于高玉珍的长相呈未老先衰状，知青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小老太”。然而今天已经少有人能够记得，在这个昔日柔弱的女子身上，曾发生过一件令人心惊的苦难经历。

据某知青讲，他今年三月回北京时，见到30年前曾和高玉珍同一宿舍的三名女知青，她们就当年迫害过高玉珍而深感内疚,是她们造成了高玉珍日后的苦难人生。

1969年初，高玉珍被分配与三个女知青同一个宿舍，她们比高小三岁，却嫌她长相丑，不讲卫生，行为木纳，时常合计着作弄她。每天高玉珍做完农活回来，还要为她们做饭，而之前她被迫要用四个人的脸盆洗四遍手，方能开始做饭。饭做好盛好后，还得看着三个人吃，自己吃剩下的。对于这种侮辱，高玉珍已习以为常，只要她们不换着花样找茬就好。

晚上睡觉, 高玉珍被要求脱光了才准上炕，理由是怕她身上染有虱子。寒冬腊月的一个晚上，三人嚷说尿桶忘了提进来，让高玉珍到门外去拿，而且不让穿衣服。高玉珍赤身裸体去院里提尿桶时，刚一出门，就被恶作剧地关在了外，三人大喊:有贼了!抓贼啊!同院住着的男知青纷纷开门，高玉珍慌了，打开院门夺路而逃，钻进对面的院子里。院里住的是当年的贫协主席张某，后来成为了高玉珍丈夫。

据知情者回忆，张某天生罗锅，当时是一名鳏夫，家徒四壁，带有一名7岁男孩。其人心肠好，看见高玉珍光着身体慌不择路地跑进来，急忙取来破棉被将她裹起，并做饭给她吃。高玉珍从此就在他家里住了下来，不敢再回知青院里。

半年后的1970年，高玉珍怀孕了，县上知道后要严肃处理张某，说他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公社开大会时，县政法组将张五花大绑，事先就定了他20年的刑期，同时给高玉珍办理了回北京的手续。

批斗会当天，高玉珍跑到会场，为张解了绳子，并对政法组的人说，“要绑连我也一起绑了，要判就连我一起判了，是我先找的他，我决不回北京”。当天的批斗会因此没开成，有人提议让她们结婚算了。但是当时公社不敢给办结婚手续，遂汇报到县上，县上也不敢办，又汇报到北京，直至惊动了中央，最后得到了批复，从而使高玉珍夫妇成为当时全国第一例北京知青和当地村民结婚的首例。

如今高玉珍的两个儿子已自立门户，丈夫张某不久前刚刚去世。小女儿也嫁去了陕西周至，与丈夫在西安市大明宫建材市场做生意。2003年高玉珍查出患上了肝腹水，每月一次的抽腹水使她痛苦不堪，先前胖乎乎的小老太形象已变得形容枯槁，其间在黄陵的十余位北京知青时常前往探视，出力出钱者不在少数。谈起北京，高玉珍病弱的身体似乎有了些许生机，她直起腰身用标准的当地方言说，父母在世时她曾回北京探望过几次，二老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距今已有20年了。她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生前再回一次北京，“但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没有回去的机会了”。（高玉珍是此次采访中唯一改口说当地话的北京知青，她甚至已经不会说北京话了。遗憾的是，采访结束半年后，传来高玉珍去世的消息）

黄德生

黄德生与妻子张玉娥 徐敏 摄

黄德生（绰号黄牛）54岁，生于1952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1969年1月22日，伴着一路欢笑一路歌，黄德生来到黄陵县建庄公社高松树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后的几年里，他分别被分配到瓦窑坪村和案角村劳动。黄德生为人忠厚，做事任劳任怨，加之姓黄，遂被知青们赞誉为老黄牛，这也是人们至今称呼他黄牛的由来。

1978年，黄德生招工进入桥山林业局当了一名林业工人，说是工人，其实与农民没什么差别，仍旧是种树种地。2002年12月6日，黄德生退休，但他对当林业工人的那段岁月仍刻骨铭心，“我独自在山里25年，没有用过电灯，抹黑活动我比侦察兵还厉害。”做知青时还能串门谝闲，但进了林子就只见树木不见人了。起初黄德生每个月能见到人的机会就是出山买粮的日子，虽然买一袋面粉要往返60里到双龙乡买，但每月的这一天都是他掰着指头期盼的，“我当时被戏称为‘外移犯’，终身不得释放”。孤独的时日熬到1982年，黄德生与当地村民张玉娥结婚，妻子时常送些吃喝给他，在大山深处陪伴他一段日子。黄德生退休后全家人住在岳母家里，他们的大儿子已经上大学，小儿子初中毕业在家待业。

自1978年黄德生进入桥山林业局以来的20多年间，他连年荣获场、局、地区、市级及省级林业系统的先进生产者，黄牛的称谓俨然不是随便加封的。作为职工的一项福利，黄德生说父母健在时，他享受过探亲假回北京看望二老，1991年父母相继去世后，15年来他再没有回过北京，他说回北京只会勾起他心灵深处的痛楚。

黄德生不善言辞，几近木讷，他的知青朋友们说，或许是那20几年的深山独处养就了他的缄默习性。他让你吃的东西你必须吃掉，否则就是看不起他；他的笑容带有几分神秘，会让你感到坐立不安。他最大的心愿是有个健康的身体，静静地走完这一生。

钟振远

残缺一只手掌的钟振远 徐敏 摄

钟振远（绰号一把手）52岁，生于1954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1968年12月，一脸稚气年仅14岁的钟振远，随着滚滚洪流来到黄陵县腰坪公社朝塔村插队落户。钟振远对自己插队的举动至今感到蹊跷和困惑，就像做了场梦似的，“当时我和家里人搞得有些不愉快，叛逆的年龄和叛逆的心境就让我汇入了这股洪流。”

1970年招工，钟振远第一批被招进黄陵县公路段双龙道班当养路公，1978年调至店头道班。1980年在刚刚结婚的钟振远身上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开山修路时，一枚雷管在他的手里爆炸，整个右手从手腕部被炸掉，人当时就昏厥了过去。因缺了一只手，知青们后来戏虐地给他起了个绰号“一把手”。事故之后，钟振远被调回段部，从事日杂事务，其间做过收发、看过大门、打扫过卫生，2003年正式退休。

钟振远的父母仍然健在，两年前他回过一次北京看望二老。“不行，在陕北这片相对纯朴的土地上生活的太久了，对北京的生活习惯已经很不适应，”钟振远说，“大城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轻视，和见人下菜的做派，已经没有我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在那里我呆不住，老想往回跑。前一阵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现在想明白了，北京只是我心中的故乡，而我真真的家还是在这黄土高坡”。

钟振远夫妇有两个孩子，儿子在北京打工，女儿在西北大学上大一。作为最大的愿望，钟振远说，“我期望在我的这两个孩子中，能走出一个有所作为的，否则我这40年的苦就真的白受了。我不是反对上山下乡，但这段经历回忆起来的确让人不堪回首”。

吕兴尧

吕兴尧与妻子陈金凤 徐敏 摄

吕兴尧（满族）55岁，生于1951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胡家楼。1969年1月22日，年仅17岁的吕兴尧来到陕北黄陵县龙首乡嘴头村插队，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知识青年。当年10月，因家里有事，吕兴尧返京探亲，20天后收到队里拍来的催返电报，遂返回黄陵，被派往梅七县当了两年修建铁路的民工。

吕兴尧抱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念，一腔热血地投入工作，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1971年修完铁路刚返回嘴头村，便被县组织部抽调进了县宣传队，其间写本子当演员样样干过。1977年冬，北京来县里招工接人，吕兴尧也递了申请，但作为人才，他被拒绝了。当时的县委书记怒斥道：“你们说来扎根农村根本就是假的，告诉你吧，想走我的后门，连窗户都没有”。未能走成的吕兴尧不久被分配到了黄陵县财政局，一个及其稳定的事业单位。1979年吕兴尧与县陶瓷厂的女工陈金凤结婚，并育有二子。

上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在黄陵插队的大多数知青相继回京，这使吕兴尧再次点燃返京的期望之火。1989年他通过熟人找到北京钢窗厂，厂方同意帮助他调回北京，但钢窗厂只起桥梁作用，回京后不发工资，不占编制，自谋出路。作为一名习惯了在传统体制下生存的老知青，这一切绝后的事无疑是自断后路，承担如此沉重的精神压力还不如保持现状，吕兴尧最终放弃了这一抉择。

2001年吕兴尧突然昏厥后查出患有严重的冠心病，不久办理了内退在家休养至今。如今一家人住在店头镇妻子所在的陶瓷厂中过去的两间库房里，二层简易小楼显得破败陈旧，该厂已于1997年停产倒闭。夫妻俩眼下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看到在家待业的两个儿子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我们这辈子该奉献的都奉献了，已经55岁了，对自己也没什么指望了，只要下一代能够安居乐业，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张彦门

离异的张彦门 徐敏 摄

张彦门（绰号倔头儿）57岁，生于1949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宣武区。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12-22”指示发表当日，风华正茂的张彦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一行人结束完游行后，便结伴乘车赶赴陕北，在陕北洛川县武石公社宜章村插队落户，那年他刚满19岁。“那会儿的陕北太穷了，没电没水，荒凉的让人发怵。洛川哪像今天以苹果产业为主，那会儿连粮食都种不出来还种什么苹果啊，说这话可不是懵事儿，能种出些土豆就不错了”。

1971年，张彦门招工进入延安运输公司做修理工，之后因工伤事故右侧脸部颈部被烧伤，至今留有抹不去的疤痕。1985年，张彦门被从延安调至驻黄陵县运输公司，做看门人，如今仍在上班。1995年张彦门第二次结婚，现有三个孩子，居住在黄陵县的一个小山丘上，独立的院落里有三口窑洞，院内拴养着一条凶猛的狼狗。居室里家具简陋，物品堆放凌乱，看得出他是一个无心收拾的人。

据张彦门讲，北京除了有个老姐姐外，已经没有什么亲戚了，2005年元旦他受邀回北京参加外甥的婚礼，距前一次回北京已相隔了15年之久。“看来这次回北京是我的最后一次了，回去只会给老姐姐添乱。”  张彦门说话间一直望着门外，长久保持着同一种姿势。最后他静静地说，“哎，我现在最大的愿望不是回北京，而是能尽快地、平静地走完这辈子”。

马运福

马运福与妻子侯玉萍 徐敏 摄

马云福（绰号大个儿）54岁，生于1952年，来北京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1969年1月22日，刚满16周岁的马云福来到黄陵县店头公社东村生产队插队，三年的磨练使他原本不足1.6米的身体猛长到1.8米。他认为上山下乡对自己日后的吃苦耐劳品行，起着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1970年8月，马云福招工进入黄陵县化肥厂当工人；1979年10月调入黄陵县汽车运输公司开车；1995年10月再次调到黄陵县农技推广站任司机；2000年因患心绞痛办理了内退手续。妻子侯玉萍谈起马云福的工作，透露出无限深情的怜爱之意，“老马最苦的是在农技站那几年，天天下乡，没白没黑，回来问他吃饭了吗？他一语不发，找来面汤咕咚咚罐下两碗，才有气无力地告诉你，一整天还滴米未进呢，那是把他累饿得无心回答你的问话”。

马云福1979年与妻子侯玉萍结婚，婚后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考入北京交通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女儿去年考入西安培华学院，目前身边仅留有小儿子在黄陵县上高中。看得出这是个幸福的家庭，独门独院的院落干净整洁，数间私家房屋在当地算是富裕户，妻子侯玉萍因继承有祖传的中医技艺在黄陵县颇有名气。

马云福12岁丧父，16岁插队来到陕北，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弟弟死于工伤事故，另一个弟弟腿有残疾，现与80岁的母亲在北京一起生活。说起最大的愿望，马云福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说，“现在好了，有户口没户口没什么大碍，回北京不再是难为的梦想。我们就快熬出头了，等女儿大学毕业，小儿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后，我就能携妻子回北京与老母亲团聚了，老人家已经80挂零，不能再耽搁了。

李桂兰

李桂兰与她的住所 徐敏 摄

李桂兰（回族）57岁，生于1949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松榆里。与共和国同龄的李桂兰1968年11月6日，怀揣红宝书，胸别纪念章插队到陕北黄陵县店头镇马莲口村。8年里，种地、收割、打场、挖洋芋样样精通，“我年轻时就像个假小子，凡是男知青干的活，我一样都没落下。”看得出，李桂兰至今也是个要强的人，满口的北京话嘴皮子忒溜。

1971年，李桂兰嫁给黄陵县店头酒厂的工人罗文改，1979年招工进入酒厂，成为一名酒厂女工。丈夫去世后，李桂兰独自带着两儿一女生活，大儿子1989年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大学毕业后现受聘于某集团公司做电脑业务；小儿子目前在黄陵县煤炭局工作，女儿至今待业。1998年，李桂兰调入黄陵县药监局工作。

见到李桂兰是在她那即将被拆迁的酒厂平房门口，住了10几年的低洼平房后面已经在建高楼，据她说，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一家人有望两年后能够得到一套新住房。她眼下最大的愿望是，儿子能够做大作强，女儿能够尽快地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至于想不想回北京，李桂兰说已经无所谓了，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青春、工作、学习，“习惯了哪里，哪里就是自己的家，我现在已经不为想不想、能不能回北京而烦恼了，人必须认命不是，有些事想是想不来的”。

陈志

陈志与妻子樊中亚 徐敏 摄

陈志  （小名小三儿）56岁，生于1950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在“增粮不如减口”的年代，身高不到1.5米的陈志，1968年12月22日，随同数千名知青自愿来到陕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分配在黄陵县桥山公社马家塬大队插队劳动。

1972年招工，陈志被招进冶金部第9冶金公司，当了一名瓦工，至今他对自己的这份手艺赞叹有加。去年因扩建公路，他所住的房屋被拆迁，政府部门为其安排了一口过去用于库房的窑洞，经他的手，窑洞短短两个月就焕然一新。陈志说，他虽然是68级初中毕业生，但仅有小学文化程度，除了有泥瓦匠的手艺外，其它活计都干不来。

插队期间，陈志与妻子樊中亚谈了三年恋爱后结婚，育有两个相差10岁的孩子。招工返京后，十余年的两地分居，妻子的户口终究未能进北京，陈志决意返回黄陵。1986年底，陈志从北京返回黄陵，夫妻双双成为黄陵县建筑公司的职工，妻子作普工，陈志仍旧操持泥瓦手艺。

1994年，建筑公司倒闭，之后的4年里，全家生活无着落，为了生计，陈志背着工匠包四处找活干，妻子则背着冰箱沿街叫卖冰棍。1998年，一家人得到国家的困难补助。

最令陈志感到骄傲的是他那28岁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一家电脑公司工作，现已升职为副经理，拥有北京市户口，并结了婚；两年前黄陵户口的小儿子高中毕业后也去了北京，做着一份保安的工作。

陈志今年3月去了趟北京，住在大儿子的家里，昔日的知青们陆续来看望，使他感动得每每泣不成声。陈志喜喝酒，但酒品极佳，绝不露丑，他要得是连绵不绝的那个劲儿，只要他不出门，酒杯就会始终伴其左右。据他自己说，“40岁前滴酒不沾，40岁后无酒不欢”，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在北京看到自己的孙子。

李冠伦

李冠伦与妻子王珍霞 徐敏 摄

李冠伦（绰号犟真儿）57岁，生于1949年，来陕北前家住河北省清河县。1968年12月，李冠伦与众知青高喊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乘车来到陕北洛川县武石公社宜章村插队，他对那段经历的感受是，“上山下乡既锻炼了人，也摧残了人，好在经历过来之后，没有什么困难再能击垮我们，已经能忍受常人无法忍受之事”。从李冠伦身上感受最深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大多磨就出一股子随遇而安的个性，不与人争，不与己悲。

1977年，李冠伦被招进入桥山林业局当工人，10几年的钻山越林，养成了他寡言少语的格性。1981年李冠伦与妻子王珍霞结婚，作为互补，妻子则是个热情好客的主妇，两人育有一双儿女，如今大儿子在北京打工，小女儿在延安师范上学，夫妻俩最大的愿望是子女们能够事业有成。“儿女自有儿女福，我们没能力帮助孩子们，他们的未来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奋斗。”

1990年，已是不惑之年的李冠伦告别深山，调入黄陵县县医院做司炉工，直至2003年正式退休，目前夫妻俩过着平静的生活。

于广云

于广云与妻子刘百琴 徐敏 摄

于广云（绰号猴儿）54岁，生于1952年，来陕北前家住北京朝外二条。于广云说，1969年1月22日，16岁的他凑热闹乘着火车来到黄陵县桥山公社平天村，在这里一干就是8年。因为“人小鬼大缺心眼”人们把他当作开心果，无论下地播种，还是打场收获，有了他人们就会干劲十足，笑声一片。

1977年县里招工，于广云被招进黄陵县机砖厂（大集体）当工人，虽然整日搬运砖块劳累不堪，但“缺心眼”的他仍旧终日笑口常开。1986年，于广云先调入黄陵县店头酒厂，后又于1998年调到黄陵县图书馆，用他的话说是：“这都是为了照顾我，调到图书馆有名无实，他们说就你这身体，回去休息吧，我就一直休息到今天。”满口只剩几颗残牙的于广云说话总爱笑，而且极富感染力。

1975年于广云与妻子刘百琴结婚后，曾带她去过两次北京，他说北京有他的6个兄弟，但他回去从不住兄弟们的家，而是住在昔日知青哥们的家里，“我去自己兄弟家，感觉太憋屈了，连烟灰都不知道该往哪弹，憋得我直想哭，不适应，太不适应了。”

要说于广云是“人小鬼大缺心眼”，毋宁说他是“没心没肺没欲望”，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身体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不连累孩子们就行，什么住房问题、吃香喝辣的问题，这些奢望根本就和我们这代人绝缘，不是我们能承受的了得，“你即便现在给我一千万，我还是现在的我，不信咱试试？”

《新西部》杂志2006. 8月刊 来源：简书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公众号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访问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