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知青 北京最后的背粪工
跟着他们出车
早晨6时30分，我的闹钟响了，天还是黑的。7时15分出门，气象预报说今天最低温度零下8度。
东直门外斜街，沿东北方向往前，不多会儿就到了环卫局的清洁队。进大门，院里的地面上结了一层冰。清洁车喷着热气，整装待发。进门找背班，门口的人往后努努嘴，见一门挂企管组的牌子，进屋自我介绍完即有人伸过手来，说是背班班长，姓樊。他四十多岁的样子，穿一件破大衣，劳动布面的，像是有一段历史了。
掏粪班班长樊宝发
樊问我：“先跟我们领导谈谈吗？”
“不，先跟你们出车。”
上车，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剩下五六人爬上车，斜倚在后面的车罐上，旁边放了四个粪桶。
第一站在东四南大街的少儿出版社宿舍，这条大街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再往南，被称为“银街”。
清洁车停在街沿上，边上停着几辆奥迪、蓝鸟、桑塔纳什么的，闪着缎子般的光。几个人从车上卸下粪桶，那粪桶上宽下窄，差不多有一米高，木桶四周用铁片箍得紧紧的，瓷瓷实实。谁也没有理会周围人的诧异的目光，他们一人背一桶穿过窄道进楼群里去了。
化粪池的盖子冻上了，樊用石头砸了半天，再用铁杆把井盖挑开，上面一层是黑色的硬块，用铁杆捅半天，把硬块捣碎，然后用粪杓把它们舀到粪桶里，背桶的人下蹲，把背带背上肩，右脚一使劲站起来，桶就上肩了。粪杓有点长，难免把粪泼到桶的外面，他们的衣服头发上就都溅上一些黄的黑的污点，鞋子上就更免不了。他们穿着一种已经不多见的大头棉鞋。樊说，就这还是争取了半天才争取到的，我们的工作服一年就一身。我问为什么没有口罩，他说原来有，后来就不发了，不戴口罩还喘粗气，戴上就别呼吸了。
每个人背了十几桶后，第一车装满了，司机马师傅去卸粪。樊班长就带我到附近的大杂院看看那里的公共厕所。每进一个院就跟走迷宫似的，绕过各种煤堆，板房，到了院子尽头，对着一个铁皮钉的破门，樊大喊一声：“里面有人吗？”没人答应，他就径直推开门，让我进去瞧瞧。
我已经作好了各种思想准备，甚至准备好了要屏住呼吸，但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繁华现代的北京城，居然还有这样落后的厕所，地面上只有一个浅浅的坑，坑里的粪便快溢出来了，没有下水道，坑外一滩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四周是一个到处透风的简易房。樊班长和他的背班每星期必须来清扫一次，否则那院里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简直没法过日子。那天，我走了五六个院子。樊告诉我，这条街上，差不多有十几个院子都是这样的厕所。
我们回到少儿出版社的宿舍院的时候，那里的活已经干完了，清洁车拉着我们又到了东四十字路口东边的一个大杂院，车进不去，停在大街边上。
院里厕所的粪池堵了，樊班长说，要是堵得严重就得下去了。我瞅着黄乎乎的粪便，臭味刺鼻，不敢想“下去”是怎么回事，胃里一阵难受。
见我们进院，居民赶紧招呼孩子回家，关紧了门。
一桶粪约110斤，每天每人需要背数十桶。而且这些年要干的活越来越多了。就说刚才去过的少儿出版社宿舍，原来清洁车完全可以径直开进去，后来那条通道成了存车场。还有的通道上盖个铁皮房卖百货，他们就得多背几十米甚至几百米。
他们一桶桶往外背，我也跟着一趟趟来回走，见他们把桶卡在一个圆环里，然后摇动手柄，桶就被抬高，等抬到一定高度，一摇把，桶向前倾斜，哗——一桶粪倒进车里了。一位师傅说，站远点，当心溅你一身。
——能溅出来吗？
——当然，我经常被浇得满头满脸。
我往后挪了挪，回头忽然发现，我们的车正停在一家豪华美容厅边上，橱窗里美人头像，潇洒飘逸。价格表上写着：皮肤护理200元，纹眉140元，纹眼线160元。
——“樊师傅，背一车粪你们能拿多少钱？”
——“没钱，我们每月开支，多少车都拿一样的钱，现在比过去强点，全加起来差不多能有五六百。要是下粪池可以提成15%。150块钱的15%是多少？哥儿几个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五六百块钱？这甚至不够大款们一顿普通的饭费。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为什么要来干这样的工作？
樊宝发、殷健康、蔡三中，我记住了这三人的名字。他们说一口道地的北京土话，经常把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吃掉，可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进出北京的大饭店，谁也不认为他们是北京人。就连外地进京打工的农民，也经常斜着眼瞧他们，见他们过来，赶紧让开，生怕蹭着自己。而这三个名字打从他们诞生，就记在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登记簿上，直到26年前。
当年曾居北大荒
26年前，8月的北京，上山下乡的热潮远比秋老虎更热。17岁的樊宝发和哥哥拎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卷挤进了北京站月台。同行的人中，大概没有比他们更少的行李了。母亲望着儿子，一阵心酸。家里孩子多，实在没能力给去北大荒的儿子们准备棉衣，听人说北大荒冬天零下40度，儿子要受委屈了。哥俩安慰母亲：我们是去兵团，部队会想着的。
火车徐徐开动，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殷健康、蔡三中也先后离开了故乡。
还回来吗？他们盯着缓缓驶过的东便门城楼子，突然心里一阵茫然。
10月，北大荒下了第一场雪。好大的雪啊，漫山遍野，一片白茫茫，每年打着雪仗过冬的樊宝发看呆了，这就是北大荒。30连的6000多亩大豆被大雪盖住了，天还没亮，樊宝发拿着镰刀下地干活，曾是神气活现的康拜因被冷落在一边。为了自觉磨炼意志，颗粒归仓，兵团提出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到了中午，雪开始化了，一脚踩下去了，冰碴雪水顺着鞋帮进到鞋里去了。不一会儿，两脚就失去了知觉。
北大荒的地一垄有两千米，从这头望不到那头。樊宝发一天割6垄，四五亩地，晚上收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了。
26年后，殷健康坐在北京东城一条小胡同自家窄小的房里，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幕，眼睛凝视着远方说：“我们那时候是小镰刀胜过大机器，人手一把镰，战天斗地，人定胜天。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一晃就这么过了9年。这9年中他们当了班长或者排长，成了五好战士，年年有各种证书寄回家。9年，光滑的下巴上长出了胡须，他们分别娶了当地的姑娘，生下了北大荒的儿女。
然而，1978年，知识青年大返城开始了。
领导找樊宝发，塞给他一张表，说，把表填了，“婚否”那一栏写未婚，回头我们给开个证明，你就能走了。媳妇不相信他会走，每天下地喂鸡，什么也不耽误。“咱是爷们，不能把媳妇搁那儿。”正赶上妻子要临产，偏又是难产，连里的、团里的卫生员走光了，樊宝发急得火烧眉毛，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战友们走了，兵团没了，他真的成了北大荒人。
他一如既往地干着战友们留下来的农活，每天三四点下地，天黑收工。在一望无际的北大荒里，红旗没有了，歌声没有了，樊宝发格外怀念红红火火的兵团生活。兵团改为农场，他成了康拜因手。16年后冬天的一个下午，在他北京的家中，樊宝发从床底下翻出一个用旧了的小箱子，从箱底抖落出一堆荣誉证书，他在中间翻了老半天，一边翻一边念叨：“ 我的三等功证书哪儿去了？在东北我年年儿（先进）”。
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因为年代久了，这个原本质地粗陋的立功证书显得有些破旧，打开它我发现里面用钢笔写的字也已经模糊了。我的录音机正开着，于是我就对着录音机磕磕绊绊地念了起来：“4号康拜因手樊宝发工作积极肯干，能吃苦，起早贪黑，对车的使用比较熟练，对车的……”我卡壳了。“对车的保养检查精心，麦收排除故障，遇到一些较大的故障，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麦收，连夜修复。”樊毫不犹豫地接了下去。我惊讶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披着一件老棉袄，站着离我二尺远，脸上闪着光。
他心底珍藏着这昔日的光荣。
1978年那个难忘的冬天，殷健康为战友们送行，望着那些急匆匆的背影，他对自己说：“赶明儿，等孩子大点，带他们回北京瞧上一眼，这心愿就了了。”
那是1985年，洪水席卷了北大荒，农场成了一片汪洋，殷健康承包的135亩田里几乎颗粒无收。干了一年，临过年了，手里总得有点买肉的钱吧。
殷健康进了深山老林替人扛木头。整整一个冬天，白毛风刮了一场又一场，他想着家里的妻子与女儿，咬牙挺着。三个月过去了，总算熬到了结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包工头跑了，三个月的辛苦全部被风刮走。殷健康流着泪走上了回家的路，在雪地里走了三天三夜，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兜里没有一分钱，回去怎么见妻子女儿？已经是年三十晚上，远远地看见农场的灯光，家家户户挂起了灯笼，孩子们在场上点燃了爆竹，饺子也准备下锅了吧？殷健康恨自己无能，过年了，不能让孩子吃一口肉馅的饺子。一堆门，他愣住了，锅里的水咕咚咕咚冒着热气，饺子正准备下锅，桌上还摆着肉。妻子女儿争相告诉他，北京来人了，来慰问老知青，给了200块钱……殷健康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北京没有忘记我！我还是北京人！”
在这片莽莽荒原上，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压力或特殊的机遇，他们将永远是北大荒人，他们的儿子女儿将是北大荒的第二代，还会有第三代第四代。事实上，孩子中最大的已经18岁了，比他们当年下乡的时候还大一些，他们自己的脊背却有些弯曲了。
回来没我们的位置了
1984年，樊宝发说什么也不打算在北大荒继续呆下去了。农场为了挽留他，把康拜因优先卖给他，还给了他一套新房子。这一年，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实行改革，将农场全部承包给个人，樊宝发是农场中最看好的致富能手，也是最看好的家庭农场场主。可两个月后，他把地退了，带着一家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
“为什么要回来，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希望就在前头，你却放弃了？”1994年岁未，在他北京家中那间无比窘迫的小屋里，我不解地问他。
“没人给开支啊！”他瞪大眼睛。
开支？我也睁大了眼睛。只一霎那，我明白了一切。
眼前这位中年男人额头爬满了皱纹，那不仅仅是岁月的烙印，更是时代的烙印。在那个时代，没有个人，只有集体、国家。个人是属于国家的，是集体的一分子，国家为每一个劳动者支付报酬。樊宝发喜欢这种活法儿，喜欢与国家、与集体总是以“开支”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现在承包到户了，每个人只为个人干活，再也感受不到崇高，没有光荣，也没有牺牲。樊宝发忍受不了这种只为自己活着的生产方式。“咱这思想跟不上形势，一承包，当农民了，没人管了。我可不乐意单干，就想跟着集体干。”他终于离开了北大荒，回到北京来找“集体”。
殷健康和蔡三中也回来了。
可是北京还有他们的位置吗？
殷健康没敢带妻子女儿一块回来，因为没有地方住。北京的家只有一间12平方的小房子，母亲死后姐姐一家人住在里面，自己再带一大家子过来怎么住啊？直到一年后姐姐终于找到自己的房子，才把这间小屋让给了殷健康一家。
蔡三中的不幸也总是跟房子有关系。当年在北京的小妹妹为了给哥哥留出一间房，跟后妈吵了一架后把原来家中的房子换成了两处，谁知换的是一间私房，落实私房政策的时候，房东执意要收回这间房子，好说歹说，给换成了一间8平米的小屋。还是不得安生，只好去郊区租农民的房，一月房租要150元。
樊宝发是最幸运的了，跟父母弟妹住一套三居室里，热热闹闹一大家子差不多有10口人。
他们发现，北京不光是没有他们栖身的地方，更没有他们挣饭吃的位置。他们站在北京的街头上，有时茫然问自己：“我回家了吗？”
他们觉得在北京甚至不如在北大荒活得踏实，心里没底，空落落的。可无论如何得活下去，还有四口人得养活呢。扛大件，看大门，卖菜，做工，凡能找到的活他们全干过了。
转了一圈，蔡三中在北京终于没能找到挣饭食的地方，无可奈何地到了平谷县，在一家乡镇企业当电镀工人。算他走运，一位北京来的师傅把自己的电镀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他从此成了这家工厂唯一的技术员。妻子女儿也在平谷住了下来，工作读书各得其所。此时在北京市，蔡三中的姐姐几乎每礼拜都要去一趟劳动局知青科，希望能为弟弟找到一个更好的机会，一个铁饭碗。
樊宝发没有找到“集体”。他给人蹬三轮，从通县拉铜版纸到王府井，那纸卷重600多斤，去70里，回来70里，每次挣九块一毛三。还有一次，货主让他拉古董，那是两个花瓶和几个缸，值好几千块钱。临走，货主叫住他叮嘱一句：当心点，别给碎了。樊宝发不敢骑着走，他推着车，一直走了三个小时，一路小心翼翼地护着车上的宝贝，嘴里不断吆喝着，劳驾，看车！这三个小时高度紧张的劳动只挣了三块七毛五。
干这活不能养家。樊宝发辞了工，买了一辆板车，开始卖菜了，他每天早上两点钟起床骑着车到北京南端的南苑批发一车菜，下午回来和母亲一起在家门口的街上摆摊。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他的菜摊前就围满了人。娘俩卖的菜特干净，秤又高，分量足足的，人也和气。樊宝发的名气一下子传开了，一车菜用不了俩小时就卖完了。干了两三年，樊宝发挣了两万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樊宝发俨然也是一个万元户了。可他还在期待着什么。
1989年秋天，一个街坊的孩子找到樊宝发，悄悄地问他，环卫局招人，招背粪的，去不去？去，当然去！樊宝发一阵兴奋。
头些年北京环卫局的背粪工大都雇的是外地临时工，惹了不少麻烦。到了1989年，最后一批老知青要回来，不好安置，环卫局提出愿意来背粪的就给老婆、孩子办户口。最后，劳动局选了14个人给了环卫局，6个人留在了背班。半年试工期，一天6块钱，先交500元钱押金。樊宝发、殷健康、蔡三中和另外三位老知青就这样当了背粪工。
每月有单位给开支心里踏实
三十多年前，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亲自走到背粪工人中间，背起了这100多斤重的粪桶，还让儿子也来背粪，也来体察一下背粪工人的甘苦。那张刘少奇主席和背粪工人握手的照片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一页。那时候的人仅仅有歧视背粪工人的念头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然而在今天的北京，人们经过他们身旁时，无不掩鼻而过。
——“为什么放着万元户不当，非要去背粪不可？”
——“我有单位，每天上班，下班，到月初就开支，心里踏实。”
……
1985年春节的那个风雪之夜，一直铭刻在殷健康心底里，就冲这个，他说他要为政府好好干。“咱也是人，干这活看了也恶心。刚一开始老吐，现在也吐，吃一口东西全吐，早起不敢吃饭。也就是习惯成自然，五年了。”后来他终于有一次机会离开背粪班，队里调他去当木工，他去干了一礼拜，死活要回来。他觉得背班的人义气。
这个感觉蔡三中最强烈了。背班的六个人中他最瘦，两眼深凹，体重还不到100斤，身体也不好。都是老知青，班上的人能帮就帮他一把，别人的粪桶盛三杓，只给他装两杓。
蔡三中有一个聪明任性的女儿，自打爸爸干上了背粪工，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和面蒸馒头包饺子了。爸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让他赶紧洗手，洗了一遍又一遍。家里的馒头必须到粮店里去买，要不就自己到外面买点早点吃。粮店的馒头1块5一斤，对蔡家来说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不计较这事，孩子也不容易。”蔡三中说。
曾经有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叫“理解万岁”，在采访的时候我提起这个话题，他们给我讲了一堆故事，然后说：“无所谓！”
——“那次上港澳中心，化粪池堵了，我下到底下去抠，底下特窄，得弯着腰干，那些污水脏东西全顺着袖子进衣服里面去了。那底下有沼气，说把人撂那儿就撂那儿了。化粪池通了，还得把粪背上来，那池子在饭店地下室的最底层。那天我们晚上去的，直到早上8点多钟才出来，胳膊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可早上还得出车，要不出车费就没了，奖金也得扣。给这些大饭店干活最麻烦，收了他们的钱，就跟把我们卖了似的，怎么干也不满意，张口闭口就是我们给了钱呀。我们就不爱听这个，其实我们还是照样每个月拿工资。”
——“前些日子在外馆（斜街）干完活，人家给了250元，说100块钱你们自己留着，150交上去，发票只开150元。那不行，咱是工人，车是公家的，一分钱我们也不能要。”
——“你瞅见了没有，大街上尽有这样的人，指着我们教育孩子说，臭不臭，再不好好学习，赶明儿你也得背粪去。其实这都无所谓，我们也不朝心里去了。我们自个儿还挺看重自己的。”
那天在樊宝发家，看见一张集体的合影，是20多年前兵团的那个集体在今天又一次的集合。照片是一群四十多岁的人，都在笑着，笑得很灿烂，比之于他们下乡前那张照片上的严肃表情，仿佛这20多年他们没有受苦，而是每人捡到了一块金子。
樊宝发坐在这群人的最中间，他们非常自豪。“我自己觉得比较幸福。您甭说这工作不好，是工作就得有人干，我不干，别人不是也得干吗。有这行我就干，组织上把老婆孩子户口办回来了，我就踏踏实实给北京市干活！“
都以为他们挣得很多
跟背班的清洁车采访，他们对我提起上电视的事，说北京电视台拍了一个电视系列剧，叫《真情曲》，第一集就是拍的他们自己。让我播出的时候别忘了看。
蔡三中挨个给姐姐妹妹打电话，通知她们播出的时间。三姐埋怨他，说别再打电话了，都快臭遍北京城了。他不在乎，连街坊邻居都通知一遍。
殷健康家的那台黑白电视机被冷落了好些日子了，不让女儿看，怕影响功课。可是那天晚上例外。12月7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真情曲》第一集——“时传祥新传”，一家人早早地就守在电视机边上了。
那是他们自个儿演的电视剧，演的都是每天发生过的事。第一次看见自己出现在屏幕上，全家人都觉得新鲜还有些激动。殷家两个女儿是爸爸的骄傲，殷健康不想让孩子在人前抬不起头，从不在家提班上的事。女儿只知道爸爸是掏粪工人，却从没去仔细想过掏粪工意味着什么。看着看着女儿哭了，爸爸太不容易了。
他们听说电视台原打算找演员来演，后来说是钱给不起，只好还用生活中真实的人物自己来演。半个小时的片子，他们每人拿到了100元钱的报酬。
“人家说了，请演员简直不敢想，谁演啊。”殷健康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挺复杂的。
蔡三中在电视中的台词最多，戏也最多。人家问他：“哥们儿，干这活挣多少钱？”
“两千。”说的跟真的似的。
“台词这么写的，现在谁见谁骂我，队里的人气得都关电视了。其实平常我就这么说，两千。总还得壮壮门面吧，免得跟人家抬杠。我们那儿一工地都是农民工干活，那厕所根本就脏得没地儿下脚。我们去掏粪，人家问挣多少，我张口就是两千，人家不信，两千？给我五千我都不干。还有一次，一个换啤酒的问我挣多少钱，我问他背一桶给你20干不干？人家说给50也不干，四五百块钱就干这个，还北京人呢！”
电视剧播完了，环卫局宣传科的同志到区委走访，想听听反应。区里干部说：“瞎编的吧，这年头哪还有背粪工？”听说是真的，接着问：“就算有，那每月还不得挣两千？”
……
蔡三中的女儿16岁，在北京一所市属重点中学读初三。好多孩子交足了赞助费，找遍了关系才能进这所学校，自己的孩子完全是凭真本事考进来的，这是蔡三中最大的欣慰。
跟他一样，樊宝发、殷健康都有着令人自豪的女儿们。在吃了二十多年的苦之后，这些出生在北大荒的孩子们成了他们的希望所在，他们觉得苦没白吃。
樊宝发说，什么是强者？强者就是什么都能忍，在别人面前挺得直腰板！
他们忍受着，忍受着生活上的窘迫、工作中的重负和心灵上的委屈。因为他们虽然还背着时传祥的粪桶，而时传祥的时代氛围已不会再现。他们也许是粪桶最后的北京传人了。可他们挺直了腰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在26年前，他们就开始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分担灾难，分担忧愁，分担痛苦。这是一代人独有的活法儿。
他们还将这样走下去。
摘自：朱维毅 《生命中的兵团》
1994年的一天，北京晚报刊出的一张照片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那是在一条狭窄胡同里的一个身背粪桶者的背影。图片的说明文字是：“北京还剩7只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敏感的《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看好了这个题材，派出女记者王伟群去接触这个特殊的都市群体。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王伟群带着好奇走进了一个个背粪老知青的家，并参加了一次他们的掏粪作业。1995年1月6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整版刊出了王伟群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叫作“北京最后的粪桶”。
从那以后20年过去了。如今，人工掏粪的职业已经在北京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当年知青掏粪工的那种特殊的强者精神令人难忘，至少一代知青不会忘记，因为这些人的故事折射出的是一种曾经的集体态度——在城市中不惜代价地找回自身价值。
在知青朋友的介绍下，我见到了这批人的代表——前北京市东城区环卫局3队掏粪班班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樊宝发。
老樊性格爽朗，待人热情，说话办事带着“老北京”的痛快劲。在我们约定见面的时间前，他已经在楼下等我了。和很多老北京人一样，他如今的居住之地也被城市的发展挤到了传统市区地域之外。他住在四环路外的一个小区内，楼房的外观简单而陈旧，一、二层楼之间的外墙上布满了各种电线，和附近高耸的现代化住宅楼区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告诉我，这里以前是南湖砖厂的地方，1995 年东城区环卫局在这里盖了宿舍区，他是 1998 年搬来的。进入老樊家里，我看见了久违的居室水泥地面。42.1平方米大的居住面积，被分成门厅、厨房、卫生间和两间卧室一共5个空间。他的儿子两口子住一间屋，他的妻子、孙子和大姨子住另一间，我和老樊就在这间屋里坐下了。屋内被一大一小两张床和一个老式大立柜占得满满的，因为房间太小，成包的杂物直接堆放在立柜前。那张大床属于他的老伴和孙子，小床的主人是他大姨子，那几天去张家口看女儿去了。屋外是一个用玻璃窗围起来的小凉台，里面被一张简易小床基本占满，那就是北京市环卫系统著名劳模樊宝发的下榻之处。
天气很热，老樊的小孙子光着屁股正睡觉，他老伴在一旁给扇着扇子。老樊给我倒了一杯茶，又给了我把大扇子，然后和我聊了起来，说话时他的脸上一直带着微笑：
“我是1952年5月出生的，家住安定门外青年湖那边儿，小学在地坛小学，中学在地坛中学，就围着地坛公园转了。我父亲是工人，做保险柜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兄弟7个加一个妹妹，我排行老二。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 10 口之家，家里生活能不困难吗？
“我这人讲实在，讲吃饭，不是非读书不可的那种。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一到暑假就到郊外割草，就在现在的二环和三环路之间，那时还是农村，现在早成闹市了。我割一斤草卖两分钱，一天能割20来斤，挣四五毛钱，一个暑假下来能给家里增加20来块钱收入。放寒假时我去现在的三环路上捡马粪，郊区的公社收100斤给6毛钱，一个寒假我能捡出10来块钱呢。到了秋天，我去二环路以外的农田里捡农民秋收落下的小白薯和白菜帮子，拿回家熬粥吃。我是学校足球队的，因为只有一双球鞋，必须省着穿，平时训练时就光着脚跑。我原准备初中毕了业就工作，最想的就是当兵，当不上就找个工厂的事儿，反正是要走上社会的。老百姓嘛，没那么多梦。没想到最后去的是兵团，69届的人大拨轰，我们一个班走了差不多40 人。
“我哥是‘老初三’的，先我一年去了兵团，分在2师8团。我是1969年8月24日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的，26号到新华车站，我们70多个北京孩子被一块堆儿分在了2师16团15连。连队为了迎接我们，特意做了擀面条，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面条，一口气造了7碗，把别人都看傻了。9月份开工资了，一给就是一个半月的，48块！我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高兴坏了，立马跑到邮局给家里寄了35块。我家哥儿四个，两个到兵团，老三、老四到北京平谷县下乡，平谷哪比得了兵团啊，就算在北京市里当工人也比不上！别人不喜欢兵团，我觉得特幸福，吃苦受累我不怕，早习惯了。我从小就没有攀比之心，要比的话咱就比干活儿。我刚去时干木工活儿，拉锯，破柈子，后来去农工班，当瓦匠，砌涵洞，都抢着干。刚到连队时，新宿舍还没盖好，住大仓库，别的‘小北京’哭，就我一人乐。
“1972年9月我被调到30连，那是在东大甸子的一个新建点，10月初我们在雪地里抢收大豆，大伙儿冻得伸不开手指，又不会使镰刀，不少人手都破了。到了中午开始化雪，干活儿时雪水流进鞋里，把我们的脚冻木了，小知青们尽哭的，我不管那套，把鞋脱了穿着袜子干。大豆地一垄有4里地长，我割6垄，干在最前面，一天能割四五亩地的豆子，老职工说，这小子干活就像台小机器。我在北京干活儿的底子到农业连显出来了，割麦子、大豆、玉米，我都是全连第一，收工时还带大家一起唱歌。北大荒到10月底就到了零下20多度，光靠绒裤棉裤扛不住冷，我咬咬牙花两块七毛五买了条棉毛裤，那是我在兵团最大的一笔开支。
“1974年春节后我去8团投奔了哥哥，就为了一张嘴嘛。8团生活好，吃白面大馒头，我们在16团尽吃玉米面窝头。我在8团39连还是当农工，一直到知青大返城都在大田干活儿，我觉得挺好。
“1978年兵团知青大返城，说走，唰的就没了，一下子腾出了很多岗位给老职工子弟。我哥带俩孩子也走了。我不行，我爱人是老军垦的后代，我回城没法带上她。领导给我一张表，说你在婚姻状况那一栏里写个‘未婚’，也走吧。我不干。咱是爷们儿，不能把媳妇撂下。我有两个孩子，女儿是1977年6月生的，儿子生在1979年的正月初二，生他的时候，连个卫生员都找不到。连里的男知青走得就剩下我一个，以前沾不上的木工、修理工、饲养员、康拜因手这些好活儿全找上我了，我还是天亮出工天黑回家，但过日子的乐子没了。面对着一眼看不到头的大田，想起以前红旗招展的知青劳动场面，我第一次哭了。
“到1980年秋天时，最后俩女知青也走了，全连就剩下我一个北京知青。1982年农场搞土地分包责任制，给我家分了一垧地，春播时全家齐上阵，我刨坑，老婆撒粪，女儿点籽儿，她那时刚 5 岁，干这活儿正好，不用弯腰。
“我就这样在北大荒一直待下去吗？我只想给国家干活儿，不想单干，而且自己经营的能力也不够。更重要的是，俩孩子以后怎么办？别人和我说：你再不回北京，孩子长大后会怨你的。我一想也是，就在1984年底办了停薪留职，把全家搬回了北京，没户口，就那么飘着，每月还得向农场交 100 块钱的管理费，那我也认了。
“这时我父母的房子大了一些，1979年青年湖那一带搞改建，他们得了一套房子，我们一家4口回去后，家里给腾出了一间屋，另外俩屋一间住我父母，一间住我小弟弟一家3口，三家9口人把个37平方米的小三居室挤得满满的，平均每人4平方米。1996年东城区环卫局给我在西城区分了一间10平米大的小南屋，平均每人2.4平方米，房子更小了，但我很高兴，我搬出去了父母就能住得宽绰些了。1998年环卫局分房，我就到了这儿。这是局里最后一次分房。
“刚回北京时我没户口没单位的，哪是我的位置啊！可日子还要过，钱还要挣。一开始我蹬三轮车给人拉铜版纸，六百多斤重的一大卷，从通县蹬到王府井儿，来回140里地，挣9块多钱。我还给人拉古董、运冰箱，忙了一阵觉得不是个事儿，就自己做起了小买卖。我买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每天早上到郊区拉菜，来广营和四季青都有批发站。把菜拉回市里后，我就在我妈家门口练摊儿。那时买卖好做，加上我做生意大方，不新鲜的菜不卖，分量也给得足，那一带住户都喜欢买我的菜，我一天能挣二三十块，收入不错，一年能挣上万。孩子要小天才游戏机，六七百块钱一个，买！如果一直做下去，我会发财的，但我这人没有发财的心，就是想找个给国家干的活儿。更重要的是，我一家4口人的户口还在北大荒，总这么做生意挣钱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1989年6月份，我听街坊说，东城区环卫局要招背粪工，愿意干的给解决北京户口。我一听说来了劲，赶紧报了名，生怕这好事被别人抢了。去了以后才知道，要招收的人数还凑不够呢。当我收到环卫局的录用通知时，我和爱人说，这回我总算有单位啦！激动得眼泪都下来了。
“当时东城区还有56个死坑厕所，都在居民院子里。除此之外还有几个进不去车的公厕，在东四、安定门那一带的老胡同里，全得用人力把粪掏出来。这活儿以前是密云农村来的临时工干的，但人家不是嫌脏嫌累就是嫌工资低，都干不长，人员的流动性很大。这样，市里就想到了我们这些在北京没户口的老知青。市劳动局先选了14个人给环卫局，其中6个人进了背粪班，我就在里面。局里用了这些人一段时间，发现能吃苦，又踏实，接着又扩招，光我们3队就招了50个知青，从内蒙、黑龙江回来的都有。我是从1989年7月份开始背粪的，按规定要先交500块钱押金，试工半年，每天给6块钱。实际上我们试工试了一年多，到1990年底才给转了正式工，以后每月工资是127块，外加每天2.5块的卫生费。跟车的人不用掏粪，给他们的卫生费是2块，坟地改菜园子——基本拉平。我拿到手续后立刻跑回农场迁户口，把欠的钱补交齐了。唉，这北京户口来得真不易啊！
“小时候咱们都知道‘时传祥精神’，但直到干起他这一行，我才知道人家的全国劳动模范不好当。我们用的粪勺、粪桶、吊罐儿，和时传祥当年使的一模一样。粪桶有1米来高，上宽下窄，用5条粗铁丝箍着，一桶一百来斤沉，一天要背三四十桶。累就不说了，关键是又臭又脏。掏粪要求的是淘干扫净，我练了足足一星期。刚开始用粪勺往桶里装粪时，粪便总撒在地上。背粪桶时，又撒一脖子。屎尿溅在头发、衣服和鞋上是常事儿。
“谁愿意和屎尿打交道啊！我刚干这活儿时真吃不下饭，有的哥们儿还总呕吐。可我们不光要克服脏臭这一关，还要克服害怕被别人歧视的心理。我们干活时走到哪儿，哪儿的住户就招呼孩子进家，哐哐地关上门窗，就好像那臭味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偶尔和路人打照面，谁都加快步伐从我们身边溜过去。有的大人还拿我们教育小孩儿：看见没？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学习的结果！有一次我不小心把粪桶蹭到了住户晾晒的衣服，这家人的脏话开口就来，我赶紧赔礼道歉。有一次我们进一个院子掏粪，那家有个小伙子说，你们先别动粪勺，等我把鸟笼搬屋里去，别把鸟熏傻了。工友们受不了这种侮辱，要揍他，我说：别和他一般见识，揍了他咱们还是城市的美容师吗？
“有家大饭店的化粪池堵住了，再不疏通污水就要溢到客房了。我们打开井盖后，臭味熏跑了周围干活的所有民工。那井有4米深，用工具探下去疏通根本不管用，得要人下去清理才行。干这活儿有危险，粪水就1米来高，而且井下还有沼气。我二话没有系上安全绳就下去了，先用钩子钩淤积物，钩不动，能拿手掏，最后掏出了烂毛巾唔的一大堆，粪水溅了一脸。我装满一桶就往上背一桶，背了三桶后，因为缺氧晕了。工友们把我拽上来，我躺在地上直捯气，没等救护车到，人醒了。
“我这人干活踏实，不惜力。在兵团沤麻起麻、冬天修水利，都是很苦的活儿，现在不就是更脏一些吗？我们要怕脏，人家住户不就得脏着吗？有一年过春节时，崇文门那边的国防科工委的化粪池堵了，地井在一家美容院的院子里，下井清淤时不能穿棉袄，我是穿着大裤衩子下去的，上来后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人家受了感动，给我们单位送了锦旗。这不是冲我这班长一个人的，是我们背粪班的集体荣誉。脏了累了我们几个人，那么多家庭能干干净净地过日子，我高兴。
“社会没亏待我，给了我不少荣誉。1995年建设部给我评了‘优秀城市美容师’，1996年全国总工会给我发了‘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总工会给我颁发了‘首都劳动奖章’。1996年《中国青年报》报社宴请全国十大杰出人物，那次是我第一次吃烤鸭，看别人怎么卷我就怎么卷，但还是弄了一手的甜面酱。1997年北京市旅游局宴请对城市建设有贡献的人，那是我第一次吃螃蟹，看着别人吃得那么溜，我就是学不会。
“北京电视台拍过一个电视系列剧，叫《真情曲》，第一集讲的就是我们3队的知青背粪工，标题是‘时传祥新传’。电视台原来是打算找演员来演我们的，但谁乐意演这角色啊？最后只能是我们自己演自己。半个钟头的片子，我们每人拿到100块钱的片酬。我们班的蔡三中在剧中台词最多，他和我一样，都是兵团2师8团的，也是和当地人结的婚。在电视剧播放前，他挨个给熟人打电话通知收看。他三姐说话挺直：‘别再打招呼了，都快臭遍北京城了！’在剧中有人问老蔡挣多少钱，他按台词的要求，腰板一挺：‘两千！’后来队里谁见了他都骂：‘明明挣五六百，装什么装！’他说：‘我平时和别人也是这么说的，总得给大家伙儿撑撑门面吧！’就这么说，他还是被那些盖房子、换啤酒的农民工瞧不上：给多少我们也不干，你还北京人呢！
“背粪班里的殷健康是兵团10团的，家里的电视机平时不让两个女儿看，怕影响她们学习。可那次电视台播出‘时传祥新传’是个例外，他们全家人早早地就等在电视机前了。老殷的两个女儿在学校都是好学生，他把希望都放俩孩子身上了，在家里从来也不提上班时的事儿，女儿们只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却不知道爸爸是怎么干的。看电视时，老殷挺兴奋，可两个女儿都哭了，这回她们知道了爸爸为她们的成长做出了怎样的付出。
“2000年北京市决定取消死坑厕所，说不能带进21世纪。12月23日，对我们这些掏粪工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天。我们7个‘京城最后的掏粪工’上午来到东城区内务部街的一个院子里，把厕所的粪便掏干净，亲手填平了全北京最后一个死坑厕所，宣告了市区厕所改造工程就此结束，我们终于卸下了背了十多年的粪桶，以后就是机械化抽粪了。之后我被调到高碑店的粪便处理场，当了驻场管理员，我们亲手送走了一个时代。
“2012年我退了休。每月退休金3300元，加上劳模费一共3558元，过日子足够了。人家都说现在物价贵了，那是没算好账。以前咱们一个月的工资除去伙食费就剩不下什么了，现在怎么也得剩下一半吧？而且吃得也好多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我的房子是小点儿，儿子一家人住一间，我老婆、老母亲、大姨子挤一间。我妈2013年一月份刚走。大姨子的老公没了，她自己出过一次车祸，精神上受了刺激，女儿在张家口。她没地方去，我得给她养老送终了。她那样我能让她去睡小凉台吗？还得我去，这没什么。
“我从来没觉得社会对我不公，相反我很自足。我在兵团拿工资、吃饱饭，返城后有单位，当劳模，这都是社会的恩惠，知道感恩的人就快乐，就有回报社会之心。北京市把我办回来了，我就要为北京好好干。当掏粪工我一点儿没怨言，只要是老百姓需要的事儿，我就得干好。一辈子辛辛苦苦的人有的是。我脏了臭了，别人的生活环境干净了，值！”
临走的时候，老樊一定要送我一段路。他说：“别客气，认识了就是朋友。”
接触老樊，让我想到很多。给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当年他在掏粪时听到别人教育孩子的那句话：“看见没？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学习的结果！”
那么，他和一起掏粪的知青战友们真的是不求上进的人吗？不是，那是无可改变的命运安排，而非他们在正常秩序中的竞争结果。从现今中国特色的励志模式上看，从事最脏最苦最简单的劳动，已再难成为青少年的职业理想，但一个社会真的就只需要医生、律师、教授、老板、工程师和官员吗？在今日的中国城市，所有脏、累、乏味、技术含量低的服务类职业岗位基本上都由农民工填充了。那么，当这些农民工及其后代真正融入城市后，当城乡之间的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差异不复存在时，这些工作又该由哪一群中国人来承担呢？
命运把类似樊宝发这样的一大批老知青推向了常人不屑一顾的职业，掏粪工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他们接受了，担当了，奉献了，他们难道不属于支撑起社会并值得特别尊敬的一群人吗？
樊宝发的故事，让我看到了兵团和返城之间的某种联系，感受到了一种人性的圣洁，也对“知青精神”带给现实和今后社会的意义多了一层理解。
文章来源：中青在线 、《生命中的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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