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名女知青被大火铸成焦黑的雕像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迎来这个知青连队的诞生日。一批经过长途跋涉的成都知青高举红旗，步行数十里来到大盈江畔人烟稀少的孔雀山下，开始了白手起家种植橡胶的伟大事业。
孔雀山其实并无孔雀，也许从前是有的。知青们来到这里时，到处除了重重叠叠的山峦树林，就是满目荒凉的蒿草和灌木。
上级领导为该连队配备连长指导员，还从别连调来一批老工人做生产骨干。另有一批上海知青“掺沙子”，防止成都知青搞地方宗派小团体。
前六天照例要上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第一课”。人们一次又一次挥动小红书，怒火万丈，义愤填膺；一遍又一遍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第一课”收效甚大，知青们不仅擦亮眼睛，还纷纷把心得体会写在日记和家信里，用以自励和教育远方的亲人。
由于该连队是在完全没有准备或者准备相当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上马筹建的，知青们住在几排临时用油毛毡、茅草和竹子搭成的简易宿舍里，因此条件十分艰苦。好在知青们初出远门，对边疆的一切都很好奇，所以一时尚无怨言。
时值旱季，风高物燥，火辣辣的太阳整日烧烤大地。南亚次大陆刮来的季风凶狠地掠过山谷，掠过大盈江两岸空旷的河滩和荒原，把知青连队的旗帜连同不结实的屋顶一同刮到天上去。
第七天的工作是打土基（土坯）。
据说打土基是为了盖一间厕所，以便优先解决男女授受不亲的当务之急。打土基无须技术，只需体力：将黄泥以水和匀，再辅以木模，奋力夯实晾晒即成。连里下达任务，每人完成三百块，男女一视同仁。这天边疆的日头格外毒辣，时间也变得格外漫长，知青们好容易挨到晚上收工，个个如同喝醉酒东倒西歪，步履不稳。
入夜，连队一改往日沸沸扬扬的喧闹，那些小知识分子精力过剩的口琴，笛子，唱歌，吵闹统统没有了，代之以一片大山般沉重的睡意和此起彼伏的梦呓。这些精疲力竭的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拥抱睡眠，跌入梦乡，他们在时空和现实的混沌交错中初步体会到劳动的原始含义。
疲劳造就了最深沉的梦境，同时也造就了疏忽大意和不可挽回的灾难。
赵国庆，上海南市区人，外号“小舅子”。六九届初中生，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来兵团。同新来的成都知青相比，赵国庆算得上老战士，虽然他的“知龄”只比那些新战士长三个月。
这天收工回宿舍，他并没有马上熄灯就寝的意思，而是故意磨磨蹭蹭等别人都睡下，才在蚊帐里点燃一盏小煤油灯。因为他的枕头下面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一个掩藏不住的欢乐，这就是他终于向同学借来一本神往已久的“爱情小说”《青春之歌》。
生活在今天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仅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是怎样一片荒漠和枯寂的可怕景象。那时候不仅文学艺术统统被打成毒草予以铲除，就连阅读兴趣本身也成为一种罪过。所以当上海知青“小舅子”幸运地借到一本挨批判的“爱情小说”并躲在蚊帐里偷偷阅读时，那种暗自兴奋的心情决不亚于偷吃禁果或者偷看黄色录像。
事故的隐患正好出在这种不敢光明正大的阅读方式上。
当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走，浓重的夜色终于覆盖了大盈江两岸起伏的山峦时，上海知青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眼皮变得沉重黏滞，方块汉字好像一群乱糟糟的蚂蚁爬来爬去，煤油灯忽明忽暗不住晃动。由于这本小说必须限期归还，因此他不得不用手支撑住脑袋，强迫自己努力一行行看下去。
睡意还是不可抗拒地攫住了他。
头终于垂落，字里行间罩上一片迷蒙的雾霭，黄浦江畔那座熟悉的不夜城若明若暗地向他浮来。朦胧中，他仿佛听见父母熟悉的呼唤，于是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只快乐的小鸟，张开翅膀朝着故乡和亲人飞去……
书本慢慢从手中滑脱，它在床铺上磕绊了一下，然后碰翻了煤油灯。煤油灯滚落地上，煤油很快溢出来，迅速引燃了蚊帐、被盖和干燥的竹篱笆墙。仅仅几分钟，这座简易茅屋里的一切——油毛毡、茅草顶、竹墙、竹桌椅以及知青的箱子行李统统燃起大火。当岗哨发现起火并鸣枪报警已经来不及了，熟睡中的知青们被火烟呛醒并连滚带爬逃出屋子时，大火已经蹿上屋顶并且迅速朝其他茅屋蔓延。
这是一个令人猝不及防的可怕的灾难。知青们事先没有得到警告，没有思想准备，更重要的是没有应付突发事变的任何经验和知识。他们到兵团只有一周，学习了整整六天阶级斗争知识，却没有学到哪怕一点点防火和对付火灾的基本常识。因此当大火势不可挡地席卷而来时，知青们的张皇失措和一片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场火灾中，头脑最冷静也最富有经验的当数该连连长。他不仅一口气从自己屋子里抢出寥寥可数的行李衣物，而且在关键时刻还冒着屋顶坍塌的危险，从大火中抢救出一罐精心制作的辣椒腌菜。表现最差的是那些尖叫不止的女生。当她们好像一群受惊的兔子从冒着浓烟的屋子里狼狈逃出来时，有人发现自己的身体相当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于是又尖叫着奔回屋里去取衣服。
这场大火持续了几个小时。大火不仅吞噬所有房屋，而且引发一场规模不大的山火。天亮后，人们才纷纷东倒西歪围坐在山坡上，望着废墟上未曾燃尽的火苗和缕缕青烟发呆。
最先掠过一种不祥预感的是三排八班女知青覃秀明。
“不知为什么，我凭直觉意识到好像出了事。”二十年后，这个已经当了一对双胞胎母亲的成都光明服装店业务女经理对我说道，“我们班女生住一间宿舍，紧靠失火的第二间。当我惊醒时已经睁不开眼，到处浓烟滚滚，慌乱中我隐约听见有人叫喊，好像是晏启芬的声音，但是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后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浑身火辣辣地痛，而连队转眼间已经变成一片灰烬。许多人围着我，有领导，老工人，也有知青，但是没有一个熟悉的女伴的面孔。我心猛地一沉。我惊骇地想起屋子里呛人的浓烟，和浓烟里小晏揪心的叫喊……”
当人们猛然省悟并重新拥向废墟时，他们赫然看见：
十个女知青跪在地上，彼此紧紧搂抱在一起，被大火铸成一座焦黑的雕像。她们凝固地保持着这种受难者的姿势，仿佛在向人们默默诉说，她们是怎样用豆蔻年华的生命苦苦抗拒苦难和死神猝然降临那一瞬间的巨大恐惧和痛苦……
在这座尚未冷却的残酷的人生雕像面前，人们全都痛哭失声。“小舅子”面无人色，吓得晕死过去；那个英勇地抢救出一罐腌菜的连长悔恨交集，当众摔碎了腌菜罐子。然而大错已经铸成，雕像无法复活，人死不能再生。
人们流着眼泪呼唤她们的名字。人们甚至无法完整地辨认和分开她们每一个人，因为她们曾经生机勃勃富有弹性的美丽肌体，如今已经变成一堆面目全非的焦炭和一碰即碎的断肢残骸。
“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埋葬了她们。”一位胡须花白的老工人坐在冬日黄昏的落日里同我叨家常，边疆的寒风不时撩起他单薄的衣衫。“那些尸体只剩下一二尺长，惨哩……裹尸布全都渗出油来，洗也洗不干净。你想想，人油。”
他顿了顿，喃喃地重复：“人油哪！……”
事故得到迅速处理，肇事者赵国庆被捕入狱，判刑十五年，布告上的罪名是“偷看黄色小说，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于十位女知青死于火灾事故并且没有来得及做出什么业绩，不好追认荣誉称号，就开了一个简短朴素的追悼会，以志纪念。活着的人们化悲痛为力量，重建家园。
岁月荏苒。许多年后，人们对死者的怀念已经遥远而淡漠，对那场火灾的记忆也变得如同老掉牙的家什一样陈旧。有一天孔雀山来了一个陌生男人，他满脸胡须，带了许多纸钱香烛和祭品。男人在山上磕了几个头，大哭一场，烧了许多纸钱，然后头也不回地下山去了。
有人认出他是“小舅子”，听说已经刑满释放。这件事在当地农场和生产队一直议论了好几天。
公元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天气晴好。
对于正在投入开荒大战的四师十八团第二十七连广大干部战士来说，这一天注定是个充满耻辱和灾难重重的晦暗日子。因为这个连的开荒进度已经落到全团最后一名，政委已经宣布即将率领工作组进驻该连“解剖麻雀”。落后自然不光彩，被上级领导当做麻雀或者别的什么小动物来解剖就更加不光彩。
“知耻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把开荒进度赶上去，这样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因此天色未明，连长就吹响出工哨，全连不分男女老少，连炊事员也关了门统统上山开荒。
开荒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你得砍倒大树，刈除荒草，搬走树根，然后一锄一锄在山坡上和崖石上刨出千亩万亩的橡胶田来。这个过程就是愚公移山的过程，也就是上山下乡和接受再教育的漫长过程。
女知青翁佩华手中的锄头越来越沉重。她感到小腹又坠又胀，仿佛有只无形的手在子宫里搅动，暗红的经血好像源源不断的小溪，一次又一次溽湿了她的下身乃至外裤，迫使女知青不得不一再躲进树丛中换草纸。
翁佩华是上海知青，七〇届初中生。她来兵团仅仅半年，就惊恐地发现自己患上妇科病：痛经，月经不调，腰部坠胀，等等，甚至一月来多次月经。
在连队，妇科疾病通常没处诉说：没有药，没有医生，连队领导自然都是男人，他们根本不承认来那玩意儿是病。当地妇女连生孩子都不上医院，你能说来月经或者肚子痛是一种病么？
病休是没有道理的。你必须服从命令，服从劳动的铁的纪律。你必须怀着难言的苦衷，好像一匹瘸腿的牝马上山去同大自然，也同自己作为女人的生理弱点作斗争。
就这样，翁佩华已经带病上山一星期了。她感到自己越来越虚弱，眼前金花直冒，锄头在手中仿佛不是一件工具，而是整整一架大山。太阳仍然悬在头上肆虐，阳光在她眼前翻卷起一片灼人的热浪。她感到自己的信心和力气都随着汗水一点点溜走。无论如何，你一定不能倒下！她咬紧牙关暗暗鼓励自己。挖到前面这个土丘就该休息了，也许吃了午饭情形就会好一些。
在女知青面前两三米地方，在一片灌木丛生的崖石下面确实有个隆起的小土丘。它像一堆荒冢，或者像一只长满长毛的巨大的土馒头。女知青把自己濒临绝望的人生目标定在这个近在咫尺的土丘上，同时也就暂时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和信心。于是她努力抬起手臂，扬起锄头，一点一点朝土丘挖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两位美国科学家在非洲丛林中发现一种体形巨大的野蜂，它们的躯体超过任何普通蜜蜂的数倍，地上筑巢，性凶猛，能螫死野牛。当地人称为“杀人蜂”。科学家怀着极大的兴趣把野蜂带回美国，试图与家蜂杂交以找到一条提高种群质量的有效途径。不料管理人员偶然疏忽，导致野蜂逃逸。数年之后，在南美洲气候炎热的亚马孙河流域，在巴西、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美国佛罗里达等地相继发生野蜂袭击村庄的事件，螫死居民和家畜。据报道，这种野蜂体形巨大，性尤凶猛，能在短时间内使人畜致死。经证实，这种野蜂正是从科学家试验室逃逸的“杀人蜂”。目前杀人蜂正以每年增加数万群的速度在美洲形成一股恐怖浪潮。
我从报刊上摘录上述资料并非为了猎奇。我想确凿地告诉我的读者，在我国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地处北纬25度以南的怒江、澜沧江和红河流域那些面积广大的亚热带丛林中，我曾亲眼目睹过这样的野蜂。——身长约十厘米。地上筑巢。性凶猛。能螫死野牛。利齿，亦咬人。等等。当地人不叫杀人蜂，称“地蜂”。千真万确，“杀人蜂”。我不知当地有没有资料记载地蜂主动袭击人类和村庄的事件。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不是你触动它们的巢穴，或者惊动它们，一般地蜂是不大远离巢穴袭击人类的。地蜂毕竟是蜂，不是老虎。
然而一九七〇年初秋的这天中午，太阳早已将地面的潮气和露珠烤干，上海女知青翁佩华正忍受着妇科疾病的折磨一步步逼近那个毫无动静的小土丘。她没有热带生活常识，没有对付毒虫猛兽的经验，更不懂得如何观察和判断可疑障碍物并避开危险。她只想快快完成任务，好坐下来喘口气，稍许恢复一点体力。但是她绝对没有想到，就在她最后一次举起锄头用尽力气挖向土丘时，意外情况发生了——随着一声轰响，土丘坍塌下去，成千上万只狂怒的地蜂从巢穴中飞出来。
黑褐色的地蜂好像一片致命的毒雾那样迅速弥漫开来，丛林和山坡上到处都布满它们沉重而恐怖的嗡嗡声。翁佩华来不及逃走，甚至来不及呼救，就被凶猛而残忍的杀人蜂团团攫住，好像一截木头那样直直地栽倒在蜂巢里……
这天中午，第四师十八团部分官兵在野外工地作业时不幸遭受野蜂袭击，鼻青脸肿痛不欲生者多达数百人，其中尤以第二十七连损失严重，几乎无一不挂花者。
是年底，一封简报辗转送到兵团司令部。
据第四师十八团司令部作训股报告：九月中旬，该团第三、四、五营官兵在黄连坡及斑鸠箐一侧山坡开荒，遭地蜂袭击，伤三百余人，其中重伤四五十人。经抢救绝大部分脱险，仅有一人因抢救无效，当场死亡。死者翁佩华，上海市静安区人，一九五四年生，享年十六岁。
这份报告存入兵团档案（1970）第39号卷宗
摘自《中国知青梦》 作者：邓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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