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

作者：李向前

作者简介：李向前，男，1954年8月生于北京。1969年8月上山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4营64团15连战士、农工。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学系，获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

唯一使大家遗憾的，是“六九届”常会被人们淡忘。当人们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时代符号时，竟无意间遗漏了紧跟在后面的一大群孩子。我跟大家说起，前年访美时，我遇到一位“兵团战友”。她是一位类似《今夜有暴风雪》刻意塑造的女孩：出身不好，却异常坚强；为保卫连队财产，曾险些葬身暴风雪。她在深情回忆兵团生活后，也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但愿我们的祖国，不要忘记我们这群曾经那样幼稚却特别执著的孩子。

既有一分荣耀又带着几分沉重，这是我见到伙伴们的心情。我常想，历史的累积，也就如同一个建筑的砌造，是由一砖一石叠垒而成的。在共和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曾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对祖国的奉献。他们像一堆砖石，把自己铸造在了祖国的基础上。

他们的名字叫“六九届”

我要讲的故事，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部分人的身世经历：他们不是“老三届”，但又有别于七零届以后的各届中学生；他们是千百万同龄伙伴中的一群，却常常被人整体遗忘；他们中即使后来有人同“老三届”一起重返大学校园，但也数量稀少；他们是历史谈资的“失踪者”，却实实在在生活在人海里。我希望记录这群人，记录这个群体的生活跋涉。作为“新三级”的一员，我期待着能找回我那些特殊的伙伴们。

我和我的伙伴们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庞大群体。它的名字叫“六九届”。这名字概括了我们的简单履历：

1953—1954年出生；

1960年入学；

1966年小学毕业；

1969年上山下乡；

上世纪70年代末，陆续从祖国边陲的农场、农村，返回城市家园。

无忧无虑的童年

如果时间能倒流，那40余年前的我们，在镜头前留下的影像，一定是群烂漫顽皮的孩子。那时，国家吹响了向工业化进军的奏鸣曲，父母们忙得无暇顾家，于是我们大多在幼儿园里成群结伴，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1960年秋，我们走进小学校门。陌生的同学和陌生的教室，很快就成了最好的玩伴和欢乐的家园。那时的功课绝没有今天这般繁重，我们似乎从未为补课发过愁。

记得1962年国庆，天气微阴。我们中最早加入少先队的同学们，清晨就骄傲地系起红领巾，在邻居和同伴们身边“飞来飞去”。这场景的确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为写这篇记忆文字，我特地翻阅了《当代中国的人口》。统计数字告诉我：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恰巧诞生在新中国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之初（第一次生育高潮在1953—1958年之间，第二次为1962—1973年）。1953年、1954年两年，全国新增人口2784万，平均增长率为2.29％和2.50%。在此后6年持续高生育曲线上，我们占据了第一个“制高点”。我认为，之所以选择这两年作人生起点，我们必定受到了某种“昭示”：新中国即将从贫瘠和落后走出，向着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目标迈进。新的、充满希望的社会氛围，催生了我们；也有人这样说，是结束战乱与缔造和平的巨大转换，孕育了我们这批小公民。1945年后，西方国家曾出现生育高峰。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生理反应”。我们比他们晚生七八年，可道理基本相同：新中国终于结束了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乱，和平鸽和橄榄枝，引导我们相约着来到这美丽的世界上。

从《统计年鉴》上我们还得知，在1954—1963年这十年间，又是1960年创造了一个小学入学高峰。虽然，大跃进受到重大挫折，中国人民开始经受严重困难，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理念，仍使我们对饥饿记忆淡漠。1960年，我们数百万小伙伴一起挎上了漂亮的书包。也就是说，在父辈们忍受最大的艰难，顽强同灾害抗争的时候，我们拉起手，唱着歌，走进人生第一个课堂。

43年前，当我们刚刚临到小学毕业，“文革”突然爆发了。后来的历史证明，1966年这个时间断点，对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体验说来，伤害无穷。十二三岁的我们，瞬间失去教育，不仅所学知识严重不足，而且社会经验也为空白。我们被抛给了“革命”，而“革命”并没有给我们适龄的学识。我们也曾学着给老师贴大字报，但多半不知所云，只是模仿别人，在纸上打出许多大大的“红叉”。更多的时候，我们陶醉于无人管束的疯跑疯闹。因为再不必挺直身板坐在教室里朗读课本，我们从早起就裹入大人们的游行或批斗会场，跟着喊口号，也跟着驱赶“黑帮”游街。就这样，我们浑浑噩噩，在“文革”最初的一年半里，混过了将近五百天。后来，大约在1967年底，“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一度把我们“圈”回教室。但事实上，课并没有真的恢复。就我记忆所及，数学课好像讲了“因式分解”，而英文课则由于同学用国际音标的发音侮辱老师，便永久停在字母阶段。那时，我们的主课是学工、学农和学军。这是一种类似集体出游性质的活动。在工厂和农村生产队，我们以班为单位，参加劳动和训练。

大自然永远是明媚的。它衬映了我们这些“六九届”的涉世之浅、少人之忧。今天看来，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大动荡年代，我们“六九届”同真正参加“造反”、“革命”的“老三届”相比，的确存在社会性差距。这就难怪，“老三届”后来作为那个时代的符号，被历史文本反复记录，而我们“六九届”，却成了他们身后的一片“流年碎影”。

上山下乡走到社会底层

几个星期前，一则发表在号称拥有百万知识分子读者的《南方周末》上的按语，使我感到不平。编者按是这么写的：“四十年前的1968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的命运。被称作‘老三届’（‘文革’前高、初中各三届学生）的一代城市青年，怀抱单纯的热情理想，落籍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经各种磨难，使他们不仅深入了解了中国广大乡村和农民的真实情状，还体会到社会人生的诸般严酷世相，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群体的独特个性，以及一个独特的共名——‘知青’。尽管知青运动作为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今天已不复存在，对它的历史评价也还有待由粗到细的仔细清理，但那一代人的经历，已经在共和国史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则是毋庸置疑的。”（《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6日第23版）编者按先生在这里将“上山下乡”、“知青”、“共和国一代人的命运”等大词汇，同“老三届”排他性地联系起来，以至在这关涉祖国历史的重要一幕中，排除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群体——“六九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六九届”并非仅仅是“碎影”。这个巨大生命群体的命运，同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形成了紧密联系。而更准确地说，在40年前，我们是同“老三届”一起上山下乡，走到了社会底层的。这个无与伦比的社会阶层重塑运动，瞬间即融化了“老三届”、“六九届”以及所有走上“上山下乡”之路的人的年龄、社会差别。而一旦来到农村，“老三届”和“六九届”在外形上就再无法区分：我们一样晒得黧黑、炼得坚韧；我们同样在艰苦环境中长大、闯荡，经历着生活的裂变。但比较起来，我们毕竟年少、幼稚，我们的脆弱、无知，在上山下乡之初，就暴露了出来。这注定使我们要经历更多磨难和坎坷。但是，我敢断言，我“六九届”的伙伴们并没有随波逐流。在改变命运的奋斗里，“六九届”也有一番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成功与失败，都可面对后人。记录这些成功与失败，以寻找我“六九届”伙伴的生活轨迹，在我说来是一种精神补偿。

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春游

作为全国最大规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整届学生走进“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我们当时并未完全理解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意义”。后来在许多伙伴们的回忆里，乘火车转汽车走了几天几夜，来到天空特别晴朗，遍地铺满黄色、红色小花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连队时，都以为又是一次愉快的春游。

可是，当我们刚下汽车、双腿陷进没膝的泥浆，头和脸以及所有裸露的部位，瞬间被蚊虫、小咬叮起层层大包时，大家都傻了。女同学的哭声首先奏起。在满是泥浆的帐篷里，先是细小的抽泣声，后来汇成了响亮的一片。男孩子们一个个目光呆散，状若木鸡。连平时最不吝的哥们，也完全傻了眼。记得最不幸的事，是连队为我们煮的小米稀饭，被一位早来几天的上海女知青端到帐篷门口时，脚一滑连人带盆摔将下去。热粥立刻烫伤了上海女知青的脸和上身，疼得她号啕大哭。以后的事现在想起来就像电影：车老板子迅疾套好马车，男知青抱来一堆棉被，连长指导员忙得团团转，女知青被安放在马车上飞奔营部，一串马鞭的响声又脆又长。而我们，早被这一系列的变故弄得目瞪口呆。

那一夜，我是钻进一位天津男知青的被窝里度过的。“懒汉鞋”丢在了泥浆里再无法找回。满腿是泥的我，就这样盖着别人的被子，度过了北大荒的第一夜。自然，我估计所有和我同来的“六九届”，都在各自的被窝里彻底了断了“春游”梦。和我分享被窝的天津知青，是一位“老三届”。他们天津知青和哈尔滨、上海知青早我们四个月来到北大荒。那时他们已显得比我们成熟很多。后来，经过若干年的共同生活，我们成了生死之交的哥们。

身负抗击侵略者的使命

到建设兵团的第一课，当然是劳动。那时，我们连队完全是新建，其选点考虑，主要是战备。我们是1969年9月1日抵达黑龙江省孙吴县辰清镇的。当时，珍宝岛战斗过去还不到半年，而新疆铁克列提中苏边界的军事冲突，刚刚以我军遭受损失而结束。“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成了全党全国的响亮口号。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其实身负着抗击侵略者的使命。我们连队的正式番号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4营15连”（后组建为1师64团）。按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个师“建设钢铁边防”的代号排列，我们独立4营称为“建字111”。独立4营共20个连队，几乎都扼守在孙（吴）—龙（镇）公路一线，因为这是一条战略要道。

在近代历史上，孙吴始终为日本人所觊觎。日本关东军在孙吴曾屯驻了9.8万人，是很大的一个军事集结。为筹备北进，关东军在孙吴的沿江一带，修筑了庞大的战略工事“胜山要塞”。而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的三个主突击方向中，黑河—孙吴—龙镇正是远东第二方面军的辅攻方向。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15连选点在大道旁的一处山冈密林里，准备着打仗。

在艰苦劳动中脱胎换骨

仗什么时候打我们无法预料，但黑龙江北部9月中旬即开始飘落的大雪，却让我和我的同伴们始料未及。为了过冬，我们必须加紧盖房。于是连队全力以赴，赶盖宿舍。盖房三件宝：砖坯、木料和茅草。为备这些料，我们这些城市孩子，开始了大劳动量的工作。

脱坯和泥是最累的活。一般说来，男知青的任务是和泥和运泥。和泥要先备土然后将铡成一段段的茅草揉进泥里，用三齿耙子反复搅拌，最终形成可以脱坯的好泥。说实在话，十五六岁的我们，还真没有那么大力气一下把泥和好拌好。但力气有限，面子却不能丢。泥和不动也要拼命。有时早上泥水已经结了冰，为便利干活，我们要光脚跳进泥坑。干到日头偏中，气温高起来时，牛虻又开始来扰。被牛虻叮咬的地方，剧痛奇痒，所以只要牛虻往身上一落（气温高时我们都是脱光膀子干活），别人哪怕是手里正抓着泥，你也得忍受同伴扇过来的泥巴掌。在大伙看来，你身上留下的泥手印，实实在在表现了劳动的光荣。有一次，为同天津知青比试抬泥，我的一个同学身材瘦弱，硬撑着走在前面，结果由于泥太重，他一个趔趄栽进泥坑，成了泥人。

伐木和抬木头，也是重体力活。我初次进山，才为森林的庞大、深远和幽暗所震慑。头上看不见天，地上是腐殖土，点点光线透过林木的间隙，撒在松软的地上，让人想起了童话世界。但干活决非童话。伐木使用的大锯，半人来高。两人要配合默契，才能按上下（有时是三面）锯口将大树顺山势放倒。如果操作不当，往往会夹锯，也就是锯因树木重心的偏移而被挤住。如果夹锯，就必须往锯口里打楔子，才能把锯拽出。

抡大斧抬木头都是学问

抡大斧也有学问。斧子抡起来要把劲运到刃上，一下两下，茬口要小而切进，讲究的是不能把树皮削去过多。先在树的一面砍出茬口，然后再在另一面稍稍上方处砍进，树的倒向就控制住了。我第一次使大斧，先是捋胳膊挽袖子，学别人的样子，往手心啐口唾沫，摆出大干一场的架势。没想到，出师未捷衣先毁。不知怎么回事，我一斧子把挂在旁边树上新发的军棉袄砍了个正着。棉袄袖子顿时断了半截，雪白的棉花一下从断口中涌了出来。我瞪着那半截袖子，就差哭出了声。刚满15岁的我，离家不到半月，就把过冬的棉袄砍坏了。我伤心的是，谁来为我缝上这半截袖子？那时，我和我的伙伴们在伐木时事故出了不少。作为新手，我们有的不小心砍了自己的脚，有的把斧头抡飞出去，差点开了别人的脑瓢，还听说有个别同学，不幸被砍倒的大树砸到或被崩起枝头击中，把生命献给了北大荒。但无论怎样，我们没有退却。到后来，我们个个成了伐木和砍树高手。大锯被我们“伐”（即用锉刀磨锯齿使其锐利）得锃亮飞快，斧子也在手里耍得飕飕带风，岔口砍得又低又齐。

技术含量更高一些的，是抬木头。在北大荒，伐倒的大树在截去树头清理了枝杈后，被称作“楗子”或“楞”。把伐倒的“楗子”堆放起来，行话叫“归楞”。“归楞”不仅是技术活，更是大劳动量的力气活。通常，“楗子”的大小，是由小头的直径和长度决定的。小头直径乘以6米、8米或10米规格的长度，得到的就是这根“楗子”的体积。我抬过的最大单棵木材，是根整整一立米的“楗子”。如果是红松，其重量可能将近一吨。北大荒的“归楞”工具，叫“葫芦头”。这是一种两头尖中间粗的木杠。它被木匠刮得光滑无比，两个细头非常尖，为的是让“归楞”者把小手指勾在尖上。两个“葫芦头”四个人一组叫一副杠。每副杠以绳索和横杠连接“扒钩”。“扒钩”是铁制的。它通过恰到好处的弧度，将钩尖“咬”住木材。向上的力越大，抓得越牢。这就是为什么抬杠通常要哈腰起身猛使劲的道理。

我和同伴在城里长大，一般比较瘦弱，再加上年龄的原因，对抗巨大的“楞”，的确是力不从心。但北大荒的粗犷和野性，从来不会怜惜弱者，只有勇敢大气的人，才能得到认可和赞许。抬木头，规矩很大。只要你上了杠，就别想装孬，除非你认栽不敢接杠待在一边。一旦上了杠，无论多重的木头，也不能弯腰就合，必须咬牙挺直腰往前走。这是因为，你窝着身子晃晃悠悠，别人不仅迈不开步，而且还可能被扭伤，整个“楗子”根本走不了。此外，抬木头的诀窍，是讲究4副杠即16个人抬不起来，就减为3副杠12个人；而如果再抬不动，就再减一副，由8个人抬。这种遇重反而减人的办法，有着深刻的哲理：人越少，力越精，步调越容易统一。8个精壮汉子，胜过16个乌合之众。在以团体为单位的力量比拼中，往往是精干的队伍比臃肿的队伍更胜一筹，各行无不如此。

我和我的同伴们先后上了杠，并且腰杆越挺越直，成了连里“归楞”的主力。过去在电影《锦上添花》里看到抬木头，是和着好听的号子。现在我们也开始大声地喊号子。号子的功能是指挥节奏。当抬杠的人按号子迈步前进时，节奏使“楗子”在步履中“悠”了起来，一步一悠，行走变得非常顺当，肩头也就不那么死重了。号子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调侃、讥笑甚至谩骂走不好的人。比如，领号的人一边唱一边编词，说“某某杠某某人不使劲呀，想偷懒呀；某某杠的谁谁谁呀，尽装熊呀”，等等，当然还有更难听的骂人话。然而，当你认识了北大荒、亲近了北大荒之后，这些调侃和骂声，就成了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上杠的人被“熊”过骂过，也骂过“熊”过别人。没有了劳动号子，伐木的生命意义也就不存在了。一旦熬过了最难的关口，你就有了自信。当巨大的“楞”被抬起、码好，别人在旁边听着你嬉笑怒骂的号子，你常会有种“英雄”似的陶醉。

最大变化是饭量大得惊人

仅仅一个月，我和我的伙伴们，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变化不仅显现在改变的肤色和强壮的力量上，更构成于我们自我成长的精神里。我们不再娇嫩，不再脆弱，不再把自己当成孩子。女同学们不再有哭声。她们把辫子盘在军帽里，与男同学干几乎一样的活——脱坯、打草、盖房。而男同学同老知青已经没有了区别，几乎所有的活路都撑了起来。虽然我们还不能样样都成主力，但连队的重活、累活已经少不了我们。我记得，我自己一个最大变化，就是饭量大得惊人。原本在北京一块肥肉不吃的我，“十一”国庆会餐时，竟就着肥猪肉炖粉条子，吃掉六个二两多重的大馒头。有幸的是，我那断了半截袖子的棉袄，也被一位哈尔滨女知青修补好了。这滴水之恩，长久留在我心里。我一直怀念这位好心的大姐。

转眼到了1970年春天。这是我们到北大荒的第二个年头。我记得，这个春天特别漫长，它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青黄不接。由于战备的原因，我们连第一年完全没有种地打粮。其实，在山林里也无地可种。开春，我们曾尝试着把坡上的树砍光，在生荒草地上开垦土地。但是，亿万年渺无人烟的草地，草皮牢牢缠结在一起，东方红75拖拉机拖着大犁，只能在它们的表皮上划一道缝。后来，我们强行用播种机把麦种撒在未翻好的草地里，其效果自然不想可知。我记得，当年规定麦种每亩30斤，而麦收下来，我们每亩地的收成，却只有28斤。这个颇为吊诡的收成，让我们15连出了名，自然也遭到领导的批评。

其实我们也很委屈。全连知青一个春天都在苦干，砍树、烧荒、犁田，几乎没有休息。无奈地不作美，天不假人。我们彻底失败了。而失败的结果，就是挨饿。1970年，团里粮食调拨发生了困难，记得当时的定量，是每人每天8两粮。这对我们早已撑大的肚皮，简直不够垫底。连里规定，早餐每人一个二两的烤饼，中午两个，晚上一个。因干活在野外，必须带干粮，所以中午的两个是带在身上的。可往往我们还没出营门，中午的两个饼子，已经被吃个精光。至于中午如何对付，根本顾不上了。大多时候，我们是以喝“塔头沟”里的水来对付中午的饥肠的。实在顶不住了，就躺在草地上昏睡挨到收工。记得当时还发生过一位上海知青被饿昏的事情。

饥饿效应颇为可怕。我们偷吃过马料豆，也“搬”过整张的豆饼到宿舍。最后有一次，我们曾集体行动，偷了连里的伙房。说实在话，这有些缺德。偷了伙房，也就等于占有了别人的口粮。那一次，连长真的动了气。我们被命令紧急集合，然后由其他排的知青搜我们的被窝（偷来的饼子只能藏在被窝里），结果人赃俱获。我们不但挨了严厉批评，也在全连知青面前丢了脸。

全连战友吃了一次“老鼠羹”

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春天，还有一件事情可记，就是全连战友不情愿地集体吃了一次“老鼠羹”。连里伙房本是一块禁地。为第二天不误工，炊事班都是晚上把烤饼码在笼屉里，然后把大锅挑满水。每天大约四点多钟，值班的炊事员点着火，把水烧开，放进调好的面糊，等开了锅，疙瘩汤就算熬成，可以吹哨开饭了。这一天，我们饥肠辘辘等着哨声，左等不响，右等没音，早已怒气难耐，把饭盆敲得山响了。终于，哨声起了，我们各班蜂拥奔向伙房，你争我抢，总算钵满盆平地把疙瘩汤端了回来，接着就是一片铿锵带响的吸唆声。后来，集合，出工，一天无事。下工路上，大家同往常一样，哼着自编的小调：“早上的汤，迎朝阳；晚上的汤，暖洋洋……”没有谁当时动了心眼，怀疑早饭那颇为反常的晚点。东北有句嗑，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们就是这样一帮“火力壮”的傻小子。

原来，那天清晨炊事员照章办事，水烧开了就往锅里下面糊。由于天还黑，加上炊事员近视，根本没看见锅里还有东西。等到疙瘩汤烧好，烤饼也蒸热了，就准备开饭的时候，炊事班长发现不对，锅里有团黑乎乎的玩意。拿舀子一捞，竟是一只被煮散了架的大耗子。这下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后来分析，可能是这只大老鼠也饿傻了眼，不顾一切地钻进我们的笼屉，而笼屉年久失修，中间有个竹条断了，大耗子还没捞到烤饼吃，就稀里糊涂掉进锅里。而一旦掉进大锅，四壁陡斜，它是不可能逃出来的。等我们忠于职守却近视眼的炊事员，把大火烧将起来时，大耗子也立刻被煮得滚熟。它和着面疙瘩，变成一锅肉羹。这个突发变故，在炊事班面前形成了两难抉择：把疙瘩汤倒了吧，在极度缺粮的当口，简直不可想象；可要不倒，大家就得集体吃这顿“老鼠羹”了。这时连长被请到伙房。他运筹帷幄，做出一个庄重决策：把耗子的骨架和毛皮捞出去，吹哨开饭！连长极为严肃地对在场的炊事员们说，谁要透露出去，我就给谁处分！于是，嗷嗷待哺的我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喝了一锅“老鼠羹”。这故事是几天后一个在炊事班的密友透露给我的。他让我指天发誓，决不泄漏秘密。保密我是做到了，可自从品尝了这锅“老鼠羹”，我再看到任何疙瘩汤，都犯眼晕的毛病。直到今天，疙瘩汤始终是我的禁忌。可我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伙伴们，依然个个乐观。他们仍旧唱着“暖洋洋”的歌谣，盼着每天早上那盆例行的疙瘩汤。很多年后，我把这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算是对“老鼠羹”事件的解密。

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

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中，讲到他在云南建设兵团下乡时，带去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他说：“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他的这本《变形记》，后来终于找不见了。王小波说，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王小波是我中国人民大学七八级同学。对他的这个感受，我非常认同。书代表着知识和智慧，而处在我们年龄段的下乡知青，本就缺少学识，更应多读书和勤思考。特别是我六九届的伙伴们，小学刚刚上完，几乎等于半个文盲，更缺知识的补养。可这个问题，也要从不同角度去看。人们需要读书求知，可要有条件。如果条件过于严苛，读书就会变成无法应对的挑战。我承认，我和我的伙伴们是群“营养不良”的孩子。在建设兵团生活了八九年，的确没有多少人成为手不释卷的学习者，这似乎是我们六九届的一种宿命。

我们难以坚持读书，至少有如下几样困难。首先，我们连队没电，到晚上只能用煤油灯照明，这几乎断绝了下工后读书的可能；其次，高强度的劳动使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往往熬到晚八点“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这一集体收听的“节目”后，已经抬不起眼皮了。更重要的是，读书必须有充分理由来支撑，否则，拿什么来说服你自己，去挑战困倦翻开书本呢？客观讲，我和我的伙伴们，孩子气远多过书生气，太缺乏读书的自觉性与思想基础了。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本能的选项，首先是填饱肚子，然后才是翻书本。而如果我们有所谓思维，那第一位的也必定是想家。在梦中，我们会见到父母和兄弟姐妹，会啃起那些久违的熏鸡和烤鸭。对我和我的伙伴们说来，北大荒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它是实实在在的劳动与生存，而不是一个理性王国。

所以，在艰苦条件下读书并能有“像样”思维的人，在我们六九届即使有也是另类。有幸的是，我却姑可算作这另类中的一员。说不上为什么我会成为有点思维乐趣的人。这其中，可能是受家庭影响大一些。也可能，是凑巧我周围有那么一个读书的小氛围。我的几个伙伴，志同道合，虽然都是六九届，但骨子里却总想知道得更多一些。其实，当时我们的认识相当肤浅，充其量也就是知识多一点，可以在一大帮“傻小子”面前，有显摆的资本。那时，我们都在口头上作过“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承诺，因此，读书也决不存在“形而上”的功利，例如想以此上大学等等。就是凭着近乎“顽劣”的意识催动，我们在既没电又工作劳累的情况下找到了读书的理由。我记得，当时每月发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几个伙伴相约着走二十多里路，到孙吴街上买蜡烛。蜡烛每捆10根，我们至少一次买两捆，这样大致可用一月。

但书是个神奇的东西。只要你翻开它，它就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了你。我自己“像样”思维的产生，是从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苏联科学院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开始的。这两部书，可以称为我的终生启蒙。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当年以拙朴文字记下的大量读书笔记。所谓笔记，其实就是抄书，把我认为精彩的论断大段地抄下来。有一次，屋里很冷，我戴着新买的羊绒皮帽伏在炕沿看书。一会，同屋的知青大叫，快看看，什么东西烧煳了！我一抬头，才发现是我的皮帽子被蜡烛燎了。一顶毛茸茸的皮帽子，被燎成了光板。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刚好是大学的两门社会科学基础课。无疑，当年以我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读这样的大书，理解起来的确十分困难。但很快，我就从阅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找到了兴趣：“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历史的螺旋式上升”形态，“相对真理无限逼近绝对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即绝对真理”等理论和论断，使我眼界大开。我似乎进入了一个思想和道理的王国，这些思想和道理，把我引入一座美丽的殿堂，那里漂浮着世界观、方法论、时间、空间和逻辑，每一个概念和范畴，都像一朵祥云。而由苏联科学家们编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充斥着计划经济的教条，但那些对我说来完全新鲜的概念，如“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与运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等等，让我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元素和生产目的，确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两本启蒙书，引导我走向社会科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本书甚至埋下了我1978年高考的种子。

懂得了读书做人的道理

我身边的几位读书伙伴，也在阅读各自所能找到的经典著作。他们有的啃起了《资本论》，那是像大砖头一样厚的书；有的则被文学著作吸引，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还有的人，过去就对科技读物感兴趣，比如半导体什么的。他们看的东西，大约是物理课本和《无线电》杂志。当时，我们倒没有感到书籍的匮乏。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阅读量小而慢的缘故。每啃一本大书，都要花很长时间。当然，我们所有的阅读时间，都在别人鼾声大作之后。

现在想起来，我们几个爱读书的人，不约而同都染上一个坏毛病，就是渐渐地自视清高。浅尝辄止地读了几本书，就看不起别人，自以为比别人懂得多、有学问。这种毛病普遍地遭到了同学们的强烈谴责。清高和傲慢，让我们付出了不轻的代价，那就是被同伴鄙视，从而在情感上与他们隔膜起来。清高和骄傲，也使我们疏远了组织，无法在政治上取得进步。我很晚才被发展为共青团员，就是因为大家说我傲慢，必须长期考验。40年后，对那种尴尬，我记忆犹新。当然，也正是这些挫折，使我懂得了读书做人的道理。

其实在读书过程中，我也看了一些“乱七八糟”（不系统）的书。比如讲诗歌的书（何其芳著，现在已忘记名字），讲艺术形象的书（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姚文元写的《论古典文学著作中的人物形象》。这是一本讲艺术美学的书。我到今天也承认，书写得很精彩）。当然还有所谓“四大名著”等等。记得有一次，在伙伴那里看到了《西行漫记》。我执意要借，他说只许看一个晚上。于是，我整整读了一个通宵，按时把这本名著还给了他。不知道这漏夜苦读，是否与后来我误跌误撞走进历史研究行当有关？不管怎么说，斯诺所记录的那些红色传奇，非常强烈地吸引了我。

读书之余，我也曾蠢蠢欲动，试图结合生活，来点创作。我把所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偷偷寄给了《兵团战士报》。小说的名字现在早已忘记，但内容肯定同我们伙伴在连队的生活有关。投稿终以石沉大海而宣告失败。从此我认识到，自己不是写小说的料。

我们进入了恋爱季节

不知不觉间，我和我的同伴们在北大荒已生活了四五年。时间改变着物，更改变着人。当“准备打仗”已成旧谈，而生活变得日渐枯燥时，我们进入了恋爱季节。开始，爱在个别同学中萌动，行为都极为隐秘。后来，像传染一样，终于在伙伴中蔓延开来。恋爱有的发生在同学之间，也有的在不同城市的知青间被建构起来。还有我的一些同伴，爱上了当地的“小芳”。每当收工后，男男女女们就迅疾打扮一番。在男知青宿舍，擦皮鞋和换干净衣服后悄然消失，是追逐另一半成功的讯号。虽然，连队没有整洁幽雅的小径，但美丽的白桦林和铺满鲜花的草甸子，却给情侣们提供了绝佳的恋爱场所。

正如所有恋爱故事一样，我的伙伴们同他们的另一半，也衍生出很多或悲壮或委婉的婚姻传奇。特别是爱上当地“小芳”的同学，在他们最终离开北大荒时，都面对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抉择：是一同走回城市还是生离死别。选择了前者的，必定要遇到很多在当时无法解决的生活难题，例如妻子无法落上城市户口和无法找到工作（也包括城市家庭能否接受农村姑娘这样的难题）。而选择了后者的，则一定在心灵上留下不可愈合的伤疤。

一个悲壮的爱情故事

我最要好的同学许君，可以说把自己的爱情演绎到了悲壮。许君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人。许过愿的事他决不反悔；路见不平的他绝对会出以援手。他打架手黑也是出了名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性格和豪气，使他赢得了暗中的倾慕。在当炊事班长时，他手下一位出生在当地的女孩，向他袒露了自己的爱。女孩家长极力反对这个恋爱，一是怕许君脾气暴躁，动手伤人；二是因许君是北京知青，将来必定返城。为此，女孩的父亲曾带刀到炊事班找许君摊牌，被许君打了回去；有一次，全连正在开会，女孩的母亲当众撒泼打滚，威胁女孩必须与许君了断恋爱关系。仗义的女孩不为所动，坚决地跟着许君。这让义气至上的许君大为感动。他发了死誓，这辈子决不抛弃女孩。

1978年，北大荒知青开始大量返城。许君家里也给他办好了回京手续。在许君去师部盖章的前一天，他来到了女孩家。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大惊失色，以为许君要来生事。许君坦然对两位老人说，我就要回北京了，这一去不知还能不能回来。今天我把事定下来，在我盖返城章之前，先和你女儿办结婚手续。结婚手续一天办不下来，我就一天不去盖返城章，说到地老天荒，我也要带她一起走。老两口被许君的仗义深深感动，终于答应把女儿许配给许君。后来，许君带着爱人回了北京，很长时间里靠自己微薄的工资养着妻子——一个北大荒的“小芳”。许君回京不久，来我家原原本本地将他的恋爱故事讲给了我。这凄婉而决绝的故事，令我感动不已。我衷心祝愿他们夫妻俩，能和和美美、顺顺利利地在北京生活，并解决妻子的工作和户口问题。以后，很多年我没有再听到许君和妻子的消息。直到有一天，许君的弟弟碰见我，说哥嫂都已退休，在另外的单位返聘。嫂子的户口早已解决，他们的孩子也早大学毕业了，有了很好的工作。听了这些，我释然：人要仗义，上天都会善待他。

一段永远有滋有味的歌

我于1974年“困退”回到北京。过了三四年，我的同伴们开始大批返城。他们带着疲惫，带着伤痛，也带着失落回到家园。他们大多数分配到了基层单位，有的是售货员，有的在街道工厂。大约在八九十年代，他们大多退了休，靠养老金维持生活。40年前一同前往北大荒的我的同伴们，如今再没了幼稚。他们饱经了风雨，磨炼了意志。他们为建设北大荒出了力、流了汗，也留过血。在我看来，他们平凡得几乎没有人能记起，但却是大江大流里不能缺少的颗颗水滴；他们虽没有显赫身世，但却是为自己命运拼搏而无怨无悔的人。

有人把知青分作两类人。一类是将自己的经历当作乳汁不断吸吮的人；一类是把成长当作伤痛不断呻吟的人。那我的伙伴们属于哪一种呢？以我的体验，他们哪一种都不是。他们就是朴实地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朴实的人。

上面提到的我的那篇《吃老鼠》的短文发表后，许多多年未见甚至完全失去联系的下乡伙伴们辗转打来电话，询问作者是不是我，故事是不是真的？于是就有了一次难忘的聚会。

出现在面前的儿时伙伴们，大多两鬓已染了霜色。大家谈得最多的，是30年前离别北京时妈妈眼中的泪花；是冒零下40度的严寒放炮开渠；是身上长了虱子、衣被破了不会缝补的尴尬。果然，对于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们的磨难，他们没有怨恨。大家都把它看作是人生的一个际遇，一段永远有滋有味的歌。

我确实没有听到戚戚艾艾。大家平静地面对生活，默默做着奉献。即使已经下岗的人，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们相信，国家会在改革中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会在改革中不断提升。不管别人怎么说，甚至连儿女也不理解，但大家只怀着那颗“平常心”，去瞻望未来。

唯一使大家遗憾的，是“六九届”常会被人们淡忘。当人们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时代符号时，竟无意间遗漏了紧跟在后面的一大群孩子。我跟大家说起，前年访美时，我遇到一位“兵团战友”。她是一位类似《今夜有暴风雪》刻意塑造的女孩：出身不好，却异常坚强；为保卫连队财产，曾险些葬身暴风雪。她在深情回忆兵团生活后，也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但愿我们的祖国，不要忘记我们这群曾经那样幼稚却特别执著的孩子。

既有一分荣耀又带着几分沉重，这是我见到伙伴们的心情。我常想，历史的累积，也就如同一个建筑的砌造，是由一砖一石叠垒而成的。在共和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曾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对祖国的奉献。他们像一堆砖石，把自己铸造在了祖国的基础上。

他们的名字叫“六九届”。

69届初中生
知青运动中最特殊知青

范康明 杨继东 吴浩

当有的老知青知道我正在写自己的知青故事时，曾不断提醒我、告知我，“知青”是中国政治年代的产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运动，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所以要我在写作中深刻地揭示出它作为政治运动产物内在的必然联系。那个架势仿佛要人起来声讨、控诉那个不尽如人意的年代，甚至希望（如有可能的话）让社会对所有由于那场政治运动而蹉跎了整整十年岁月的知青个体做出赔偿。

如果说与66、67、68届的“老三届”相比，历史对我们69届初中生已显得不公的话，那么我感觉更不公的是，成为知青的我们这届69届初中生，甚至经常性地被人们所遗忘。即使是说到“知青”这个只有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代表了整整一代人坎坷命运的名字时，人们自然而然联想到的是“66、67、68”这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老三届”，而很少有人提到我们69届，甚至将它排除在外。而实际上，我们69届初中生不仅和68届毕业生成了“一片红”（毕业分配全部去上山下乡）的历史牺牲品，更重要的是我们69届初中生文化程度最低，去农村的人数最多，在农村的时间最长，上山下乡时的年龄最小（之后的70、72、73、74、75届，虽然也有去农村的，年龄也是很小的，但一方面后来的几届学生不再是“一片红”，同时他们在农村的时间却没有一届比我们69届长的）。可以说，由于在农村的时间最长，所以我们之中的更多知青在农村生活吃的苦也更多，对于农村生活的体会也更深。就这个意义上来划分的话，“老三届”更多的含义是指“文革”初期在学校“停课闹革命”的“红卫兵”，他们是运用“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直接参与“文革”的急先锋，而“红卫兵”的一切所作所为，“69届”以及后来的几届初中生确实被排除在外，所以“69届”初中生更多的含义就是“知青”，由于是在1968年到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人数最多、在农村时间最长的“知青”群体！就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十年运动中的“知青”而言，“69届”初中生更多的含义就是“知青”，并且是那么纯粹的“知青”

69届初中生的特殊时代背景

50年代初，是新中国诞生不久开始进入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地焕发出了火红的热量，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对新生活激发出了极大的热情。与此同时，迎来了一个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人口的高出生率，客观上造成了5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孩子们，必然经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1953年(生肖蛇年)出生的，后来成为文革中的69届初中生以及后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69届知青。就我当年所在的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来说，69届又是历年来学生最多的一届，竟然有14个班级，并且每个班级都有50个学生之多。69届初中生在“一片红”毕业分配政策下，几乎是一个不留地统统去了农村。难怪仅仅1970年这一年，就有12万上海69届初中生被无奈地送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统计记录。

69届初中生，严格地说仅仅是一个小学毕业生。1966年小学毕业前夕，国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当时他们还是个懵懂少年，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唯一能感受的就是街上闹哄哄的，大批判、大辩论、大批斗……学校老师不能再上课了。在将近停课一年之余后，按照当时“就近入学”政策，被送进了中学。初中的两年多中，基本上没有接受连续的常规文化课教育。学工、学农甚至学军，一晃两年多过去了。之中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的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发表后，全国出现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上海的68届和69届初中生，他们的毕业分配政策被规定为“一片红”，也就是全部到农村去。

69届初中生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他们在文革初期的所谓革命洪流中，是被抛弃在一边没人管没人问的——既不能参加“革命大串联”，又不能加入“红卫兵”争当革命的急先锋。二是进入初中后没有接受过一天正规的初中数理化等文化课的学习。三是毕业分配全部去了去农村，全部成了知青。

基于这么一种现状，69届初中生必定不会在社会生活中受到重视。几乎成了时代潮流的边缘人群，甚至是边外人群。与此同时69届初中生就他们去农村时的年龄来说，原本就对这个社会的真实一面没有认识，也根本没有能力来做出正确判断。对于当时的“一片红”到农村去的分配政策，他们没有选择，也无法选择。在不满17足岁的年龄，远离父母，独自去到艰苦的农村，这实际意味着从此在城市的失学、失业乃至在城市生活的中断。

69届知青特殊的上山下乡经历

从1968年到1978年漫长的农村生活中，69届知青中更多的人在农村的时间是最长的，他们见证了中国农村的风风雨雨。其间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1970至1972年。对中国农村的贫穷与困苦，对广大中国农民在农村日出日落的劳动，对发生在他们自己周围的事情，很多时候表现出：在认识上是模糊的、肤浅的，甚至是无动于衷的；而客观上对农村更多的事物感到新鲜，表现出跃跃欲试的冲动。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69届知青还不满20足岁，还保留着学生时代的天真，所以在广阔天地里更显得没有任何束缚。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的是经历了生活关的磨难和劳动关的考验。这个阶段他们在农村中表现出更多的是被动的劳动和生活，也是接受农村生活教训最多的阶段。人生的第一次和第一步都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的，所以这段生活在他们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记。

第二个阶段：

1973至1974年。从时间上来说这个阶段仅仅只有两年，但从69届知青离开城市到农村生活，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个阶段几乎所有的知青心态都开始发生了变化，普遍地开始为自己知青的人生命运深深担忧起来。周围的情况发生了更多的变化，很多知青开始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跳出农村、脱离知青生活。病退、女知青结婚嫁人、投亲调动等等更多的情况开始发生。由于当时国家的贫穷，即使是城市人的生活也都在最低的生活水平线上，所以导致社会上出现了普遍的“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在有限的知青招工招生上调机会面前，知青间常常为了一个名额，力争得尤为激烈。当时城市学生毕业，尽管不再是“一片红”，但还是继续不断地有新的人群加入到知青队伍中。现在老的知青还没有走掉，新的知青又来了。69届知青在农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很多69届知青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自信心，很快被现实所击倒，生活的未来显出更多的是无望。也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全国知青问题大暴露的现状。1973年福建省一位知青的家长“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大胆地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包括他自己儿子在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艰难状况。4月26日，毛泽东给这位家长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复信后，中共中央于6月21日发出了［1973］21号文件，国务院也于6月20日至8月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之后的一段时间，知青生活得到了社会很大的关注。

第三阶段：

1975至1978年。应该说这也是知青们在农村最为艰难的时光。无论是从个人的思想和精神，还是从人对物质的需求上，都表现出一个知青在漫长的农村生活中，已经被逼到绝望的时刻。更多还留在农村的69届知青在农村中随着时间推移开始变得麻木了。他们几乎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完全融入到农村的村民中去了，出工、干活、记工分。也正是这样，知青们对身边的村民们、对周围的田园村庄普遍都有了深厚的感情。知青间的共同命运和经历也使他们的心态变得平稳起来。共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有了深深的知青情结。

从1968到1978年，在整整1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69届知青显得尤为特殊。他们在农村中更为艰辛，精神压力更为巨大。从生活经验上说，来到农村的时候他们年龄最小，生活自理能力最差；从智育上来说，他们是仅仅停留在能写一封家信的文化基础上；而从在农村出工干活的能力上来说，当时仅仅处于一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青春期。所以说69届知青有着更多不被人们理解的痛苦与迷茫。在农村招工、招生上调过程中，69届知青遇到更多不公的待遇。甚至其他“老三届”知青一个“比你早来农村”的理由，就让你最终还将在农村继续生活等待下去……

在1978年后的知青大返城中，69届知青同样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值得反思的是：当年69届初中生在“一片红”的分配政策下，去农村的时候是义无反顾的，去得最坚决；而在大返城时，69届知青也是回来人数最多、离开农村最彻底的群体。

69届知青两手空空地去到农村，又两手空空地回到城市，他们对知青在农村生活的一点一滴，应该说都有较为完整或相对完整的记忆与记录。

69届知青是中国体制变革中被淘汰最多的人群

知青大返成和全国恢复高考后，知青的命运自然有了改变。而69届知青在恢复高考时，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对于“老三届”知青小一些，似乎还有优势，但实际上，由于69届知青的数理化文化程度最低，甚至是“零”，所以就恢复高考来说，实际这扇门仅仅是为“老三届”开设的。更多的返城69届知青是通过顶替才有了回城后的工作，生活才开始稍稍步入稳定……由此最终的结果，69届知青就成为了中国体制变革中被淘汰最多的人群。

更倒霉的是，69届知青自己做了家长之后，他们的子女大都集中在2005至2008年这三、四年中大学毕业，结果其后代在需要就业或寻找工作时所面临的困难，也是最多的。

历史造就了“69届初中生—69届知青”那一生坎坷磨难的命运，在未来的人生途中，69届知青这个特殊的知青运动中的人群，他们还将继续不断地去付出更多更多……

前面说到曾有一种舆论或说法，深受上山下乡运动灾难的知青个体，应该向社会索取历史错误的赔偿——这种观念故且不去评价它有多少合理性和现实的可能性，但在今天被提出，我想还是有其原因的。社会商品经济所导致的价值评判标准越来越倾向于以“金钱”来衡量一切，总感觉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买卖来得到平衡。如果说当年我们知青在农村下乡插队是社会赋予我们的最无奈的选择，那么如今在商品经济的社会现实中，试图让社会（或国家）对知青的十年苦难做出赔偿，这种以财富来衡量一切的价值观也是出于无奈，甚至比知青在农村蹉跎岁月更为可悲。实质上，每个人的青春岁月不会白白流逝，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知青十年青春岁月的代价也是永远无法用金钱来加以衡量的——社会无论对它怎么补偿也是无法弥补得了的。

我们知青一代在回眸反思知青岁月的种种酸甜苦辣与磨难之时，只有继续自强不息地开拓进取，在新时期可能提供的历史机遇与时代条件下积极地面对未来，才可能建树自己最有价值最有现实意义的未来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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