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难忘的知青岁月
那一天我们走上了社会，那一天我们被打上了“知青”的烙印。与大多数知青一样，在农村经历了艰苦与磨难。通过以下录像，真实地再现了我们的后代并不了解的那段知青岁月......
暮色青春
——知青回忆录
这个无比庞大的群体代表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近来很多地方开始筹建知青博物馆。这也提醒世人：这段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充满悲欢创痛的知青运动，是一面极为珍贵的历史之镜，需要我们永不丢弃，妥善珍藏。
知青运动缘起：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北京学生郭路生1968年底写下这样一首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
这首诗描述的就是知识青年启程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的情景。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声号令，势如破竹，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全国几乎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响起来了。全国城乡沸腾，成千上万的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许多中学生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一时间京津沪喻及各大中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内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送行的亲朋好友。锣鼓喧天，口号不断，慷慨激昂，气势如海如潮。还有许多人表示，越是艰苦越向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蔚然成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人口向农村大迁徙运动。时至今日也无法统计出一个详尽的数字以证明有多少家庭被牵动，有多少青年学生投身进去。但有人说，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应不少于6000万。据邓贤《中国知青终结》一书记载，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至次年，达到573.4万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1700万人。
不过知青这一群体早在1968年之前就出现了。这场史无前例、声势极为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五十年代，中国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逐渐形成城乡分治的格局。尤其是1958年人大常委会通过《户口登记条例》，城乡界限从此被严格固定下来。这个格局的形成，前提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其结果，是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以及文化差异，因而俨然形成两个经济与文化迥然相异且落差极大的世界。计划经济的失误与失败，致使城市人口不断过剩，于是，便采取由城市向农村移民的措施，以城镇居民为对象的“下放”与以学校毕业生为对象的“上山下乡”，就是这个背景下的移民政策与措施。而后者，更形成长期坚持执行的“国策”。而这一政策，成为日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滥觞。
知青生活实录：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广大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农村的建设、边疆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大部分下乡知青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许多知青的婚姻、住房、医疗、学习问题得不到解决；知青下乡加重了他们家长的经济负担；安置知青的国营农场人满为患，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社队，还形成知青与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曾两次作出批示，要求解决知识青年问题。但由于上山下乡运动固有的矛盾，知青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很多知青下乡后，看到农村以及农民的落后、贫穷、丑陋、愚昧，大为震惊。革命是这样的吗？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吗？人民当家作主是这样的吗？在相对远离了城镇喧嚣的革命气氛的农村，农民纯朴忠厚诚实，也感化了知青，或者说软化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教育下已僵化、硬化的思想与感情，多了不少人性与人情味。
知青所受到的最有意义的影响就是：认识了真实的农村与农民，认识了社会的真相、人生的真谛。但同时，信仰崩溃了，理想破灭了，对前途深感茫然。于是，情绪消沉低落，思想消极悲观。
上山下乡运动也阻隔了知青们的婚恋生活。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能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当下放把他们拖入20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国家没有法律或政策不准知青谈恋爱，但当招工、招生、征兵从不招已婚知青时，人人都懂得结婚意味着在农村过一辈子，而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不仅不能结婚，最好是连恋爱也别谈。但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
据记载，1977年，黑龙江省有30多万知青已超过了国家提倡的男28女25岁的晚婚年龄，70万尚未回沪的上海知青中90%人也已在晚婚年龄之上。他们都为等待回城而没有结婚，而法定的婚龄只是男20女18岁30。当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已回城时，连在中国做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与贺萧（Gail Hershatter）也发现：知青的回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因为这些姑娘已在农村耽误了婚姻最佳年龄31。1983年上海有12.7万30-39岁的未婚“青年”，天津有6.5万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其中约40%是回城的知青。而回城知青“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其瞩目，以致连中共中央也得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
知青回城浪潮：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
1971年，“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更成为知青运动的分水岭，使知青们从革命的梦中惊醒，对文革、对革命产生的深深的困惑、怀疑；感觉到以前被愚弄了，信念动摇了。“林彪事件”之后，大批老干部复出，他们的子女也以各种机会离开了农村/农林场/兵团，进一步瓦解、分化了知青群体。这两年，上山下乡知青人数持续下降，1971年为七十四万多，1972年为六十七万多。
这时期知青的上山下乡已失去当年那种自觉、昂然的革命激情，而基本上是在政府强制性操作下进行的。更有甚者，这时期知青的思想进一步混乱，知青群体进一步分化——正视了农村的落后、知青的苦难以及前途的渺茫，却无能为力、无可奈何。
正当中央采取多种措施积极稳妥地解决在农村的下乡知青问题时，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在乡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到1978年底1979年初，出现了全国性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活动。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从1967年到1978年，先后有12万余名城市知识青年前去参加国营农场建设。除去因各种原因陆续离开农场的知青，1977年底，整个云南省的农场知青还有8．17万人。由于生产条件和管理水平差，有的知青还受到迫害等原因，这里最先发生了知青“闹事”。
1978年11月10日，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因医疗责任事故难产死亡。橄榄坝农场知青抬尸游行示威，突破重重阻挠之后，知青北上请愿团终于抵达北京。在农业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面前，一千多知青集体跪下，高喊“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与中央代表团其他成员也都禁不住泪如雨下。
1979年1月21日，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在昆明市召开了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有关省市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商量解决善后事宜。
大返城开始了，不到三个月，云南农场数万知青各奔前程。到了1979年底，约五万知青就只剩下七十多人。
此后，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发酵：全国各地的建设兵团、农场、林场以及农村的知青,竞相刮起了返城风。1978年，全国已有二百五十五万知青返城，1979年，返城的知青人数更达三百九十五万，1980年，再有一百五十万知青返城。在这种局势下，虽然当局还动员青年下乡，但已经相当困难了，1979年计划动员下乡人数八十一万人，实际只完成二十四万百千人；到1980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已经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地区已经不再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长达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到1980年止基本上是寿终正寝了。
知青运动反思：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知青一代人被称作“失落的一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们的幻想破灭了。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他们不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他们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
当政府将目标转向四个现代化、重新强调教育和文凭的价值时，这种教育机会的损失就更加可悲。1977-1978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为给他们提供机会而规定了特殊的年龄标准，但他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进了大学。其他很多人为了挽回部分损失，选择了上夜校和电大。
不过，也不能仅仅从负面角度描述这一代人。他们还是“思考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有所收获。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人，实践经验和知识的结合使他们受益匪浅，至少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是如此。虽然这一代人在最高层缺少代表，但是人们公认，当过知青的干部和企业家比普通人更务实、更果断。知青还有同属一代人的强烈归属感，这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团结意识，现在仍然如此。
但大多数人为这种特殊经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在改革后的城市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变成城市劳动力的时间较晚，尤其是接受的教育残缺不全，使他们过去那个“知识青年”的称谓颇具讽刺意味。由于缺少改革后的经济生活所需要的技能，很多十几岁下乡的人在50岁时又被迫下岗。
知青文学变迁：沿着鸽子的哨音,我寻找着你
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或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等等。其多元表述与历史追诉，像极了1095年欧洲十字军东侵，企图以文学的方式收复圣地的决心与期望，终成一个文学时代的病态情结。尽管知青作家出身各异，表情复杂，动机莫测，说法不同，但其整体的文学情绪，全归结于对知青一代梦魇般的歌吟与悲泣。这种宗教般的偏执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凡是沾染了知青经历的作家，概莫能外。
从总体上言，知青文学，在深秋的中年的人生里，我们仍然读不到超然的悲悯；在惆怅的日落时分，仍然无缘领受一份穿透历史真相的深邃目光；在粗砺血腥的追忆中，那种刮骨疗伤的忏悔，仍然迟迟不来。然而，理性地直指这种畸形的精神资源为病灶时，对以往将近40年的知青文学实绩，应有清醒的检视。
知青文学从政治的社会呐喊，到文学的悲剧再现，从寻梦到寻根，从集体承担到个人张扬，从自伤自恋到忏悔，从而构成了漫漶40年间的历史悲欢。
“从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的青春这个角度而言，知识青年们叙说的都是同一代人的故事。但是，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讲，从每一个不同的男女知青的命运轨迹来说，一个知青就是一个故事，一个知青的故事就可能是一部长篇小说。有人说，知识青年们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三十年的知青文学，为这一思考提供了很好的佐证。”知青小说《蹉跎岁月》的作者叶辛如是说。
来源：深圳卫视、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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