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兴安岭上的一座知青墓碑
终于来到了小兴安岭腹地的通河林场。在零下20多度刺骨的凛冽的北风里，经过6小时的颠簸行军后，几辆大卡车停住了。我们基建连100多名兵团战士——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温州等地的知青们疲惫地从闷罐式的帐蓬车里钻出来，摘下结满冰渣的口罩，跺着冻僵的双脚，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原始山林。
远远望去，莽莽苍苍的小兴安岭是一片耀眼的银白世界，千山万谷就象凝固的大海波涛一样延绵不绝，无数棵红松、白松、水曲柳、椴树、大青杨、黄柏栎、核桃楸挺着伟岸的身躯，如风樯矗立，扬帆待发；阵阵山风拂过，林涛起伏，就象大山舒缓的呼吸。回望我们将要宿营的帐篷，就建在山脚下，那样低矮、简陋，仿佛几片树叶漂泊在巍巍兴安岭母亲的怀抱里。
黎明，鸦雀喳喳，炊烟袅袅，在熹微的晨光里，周边的山峰呈现出醉人的幽蓝，往日寂寥的山林，晃动着兵团战士忙碌的身影。我们排着一字型长队，肩扛太平斧、弯把锯，踏碎琼瑶般积雪蜿蜒上山。知青的脚印散落、深陷在没膝的雪中，一如我们默默无闻的青春年华。
我们每天的工作是放（锯）树、截楗子、打枝桠，为来年的9团基建工程准备木材。嘈杂的锯声，斧声唤醒了大山沉睡千年的梦。小兴安岭是红松的世界，胸径在一米左右，高达三、四十米的参天大树比比皆是。随着一声洪亮的喊山号子“顺山倒”悠远地四处弥漫，百年大树被我们从根部锯断后，轰然倒地，就象一座空中楼阁降临到人间，刹那间，雪花纷纷扬扬、漫天飞舞：我们吸入白雪，呼出霜汽，我们神思飞扬飘融进了冰天雪地，巍巍林海，茫茫雪原，带给了知青们多少新奇和快意。
午饭时，我们围坐在劈劈啪啪作响的篝火旁，火舌抖动，金星迸溅。“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就象我们景仰的东北抗日联军当年那样。渴时，喝几口污浊的雪水；饿了，啃几片烤得焦黑的馒头。艰辛和豪迈同在，热血与篝火一起燃烧。
傍晚，夜幕早早降临了，因为这里是高纬度地区，下午三点多钟，天就全黑了。狭窄的山沟里无处消纳我们的青春活力，只好钻进黑洞洞的帐篷里，点上忽悠悠的马灯、蜡烛，卷缩在草铺上，看书、写家信。草铺下仅仅80厘米距离就是小兴安岭的冻土层，坚冰似铁，我们象是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冷库之上。帐篷里用汽油桶改制的炉子在添加了松木拌子后，燃烧起来象火车头般隆隆作响。草铺上热气逼人，汗如雨下，这种集酷暑、严寒于一室的奇观，属山林所仅见。
帐篷外是黑黝黝的峻岭，山高月小，林密星稀，不闻犬吠，惟有穿林风绕树低鸣。
时光就象深山老林里的温泉小溪，叮咚地流淌着，3个月过去了。
1970年2月24日，在完成了木材采伐任务即将下山的前一天，我们在楞场上装最后一车原木。因为明天就要回到阔别数月的9团，一种喜悦、轻松、麻痹在人群间蔓延。
开始，装车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
我们4个知青，即刘锡来、殷士良、冬照海和我，蹲在已被装上汽车的原木下面，手拿压角子〈一种工具〉，协助装车的人们理顺原木的摆放，身边就是高脚工作凳林场称之为木马。望着头顶逐渐增多的原木，我感到危险正在向我们走近，于是说了一句，咱们出去吧。当我们依次从车下钻出来后，才发现冬照海还留在原木之下，身后就是木马。我们几个连忙喊他出来，他应了一句，行，整完这棵吧。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说话间，又一棵重达千余公斤的水曲柳原木被大绳拽上了汽车，由于它自身超重，车上的小型原木楗子被挤到了一边，于是水曲柳原木不规则地转动了一下，冬照海来不及躲闪，他的头部被夹到水曲柳原木和木马之间，当即无声地倒了下去。鲜血从嘴里如泉涌出，瞬间就染红了他的兵团绿棉袄，然后又流到白雪皑皑的地上。
见状，我立刻钻到车载原木的下面，抱起他，本能地用手堵住他的嘴，但鲜血仍从我的手指缝向外喷流，随后就变成了紫黑色的血团和泡沫。
大家围拢过来，急切地呼唤他，情况万分危急。我们立刻把他抬上另一辆卡车，送往相距70里的林场医院，10几名知青含着眼泪随车护送。然而，汽车上路不久，年仅16岁的哈市知青冬照海就因伤势过重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噩耗传来，巨大的悲痛笼罩了整个营地。大家失神地呆坐在帐篷里欲说无语，欲哭无声，每个人的眼圈都是红红的。火炉里的木拌子早就熄灭了，帐篷里寒冷彻骨，窒息的气氛让空气也仿佛结了一层冰。开午饭的时间早就过了，在山里难得吃到的香喷喷的白米饭，红烧猪肉，就摆放在那里，全连100多人没有1个人能吃下一口饭。
阴云低垂的天空，又纷纷扬扬地飘起了漫天清雪，落在我们的身上，也落在我们的心上，更添几分悲凉。沉重的山风拂过密密匝匝的红松林，枝干摇曳着，发出了低低的呜声，在为年轻的战友送行。想想刚刚发生的悲剧，眼中的热泪止不住又滚落下来。
高山瑞雪，韶华飘逝，年年魂归，杜鹃花开。
回9团后，冬照海的遗体被安葬在团部西侧的小山包的向阳坡地。
在连队为冬照海举行的追悼会上，我们见到了从哈尔滨市风尘仆仆赶来的他的母亲，才得知他家生活拮据，靠妈妈卖冰棍艰辛度日。痛失爱子，让老人家伤心欲绝。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眼睛依旧湿润，我的心房还在悲哀。为了匆匆离去的少年，为了稚气未脱的战友，尽管没有得到任何一级领导的授意，我还是自行决定为冬照海制作一座水泥墓碑。每天下班后，我独自一人留在工地忙碌起来。几天后，墓碑制成，高1.5米，宽30公分。在碑身上，我还一笔一划地镌刻了7个隶书大字《冬照海同志之墓》，并涂上了殷殷的红漆。到了工休日，我们几个北京、哈尔滨知青赶着牛车来到西山包，把墓碑安放在冬照海的身边，陪伴着野花、芳草，寂寞小白杨。良久，我们不忍离去。周围起风了，是那种生涩的北风，裹挟着无尽的哀婉，摩挲着我们含泪的脸颊……
本照片由荒友李明摄于2016.6.19
几捧黑土，带走了16岁花季少年的美梦。
一座墓碑，永远承载着知青们的依依深情。
没过多久，十二号病房死了第三个人。他是一名北京知青，一九五三年出生，患的是急性白血病。
患病原因很简单，他晚上跟着连队“尤特”打夜班拉沙子，白天在宿舍里睡觉，感觉炕不太热，就到宿舍外面劈木材烧炕。在劈木材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一愣神的功夫，斧子将手指划了一个口子。他看血流得不多，伤口也不深，就没到卫生所去包扎，自己往外挤了挤血，找了一张纸，很随便的将手指包上了。几天后，手指感染了，肿的像小红萝卜似的，紫黑色的脓血从划破的伤口里流出来，顺着手指滴落到地上，他这才着了急，赶快来到了连队卫生所。
又过了十几天，他手指上的伤口痊愈了，但发起了低烧，感觉浑身无力，鼻子还不时的往外流着血。卫生员不敢怠慢，把他介绍到卫生队。经过初步检查，他被转到了裴德医院。他到裴德医院后，很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安排在死去的张教授那张病床上。
这个小伙子长了一张馒头样的脸，高高的，胖胖的，皮肤黑红黑红的，一看就是个北方壮汉。他每天一声不响地躺在病床上，很少起来活动，看着他无精打采的样子，我受过伤的左脑又开始震颤了。这段时间以来，只要左脑一震颤，就有一个人死去，难道他要步张教授和“糖尿病”的后尘，在不久以后死去吗？他是那样年轻，又是那样天真，说起话来慢声细语的，要是就这样死去的话，实在是太可惜了。
医生和护士没有告诉他患的是急性白血病，他好像也没意识到自己所患疾病的严重性，更没想到死神正在向他一步步逼近。精神状态好一些的时候，就坐在床沿上，一遍又一遍的向我讲述着不小心碰伤手指的经过。他还告诉我以前经常碰破或擦伤身体的某些部位，顶多是到卫生所去上点儿药，简单包扎一下，没过几天就好了。由于他经常到卫生所去包扎伤口，难免要受到卫生员善意的嘲笑，说他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干什么事情都那么不小心，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他每次听了后心里都不是个滋味，但也找不出什么话来为自己辩解，顶多是头一低，脸一红也就过去了。这次只是在手指上划破一个小口，开头几天怕卫生员嘲笑他，没好意思去卫生所，结果把伤口弄得感染了。不但住进了裴德医院，还在连队里搞得沸沸扬扬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住院了，每天都有人来看他，让他感到挺不好意思的。
我眯起双眼看着他，一声不响地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受过伤的左脑跳得更厉害了，怎么也不相信他是一个快要死去的人。我有时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着：老天呀，可怜一下这个无辜的知青吧！”
医生和护士每天穿梭似的，一趟又一趟来回跑着，各种好药源源不断的通过输液和口服，进入到他的体内。十多天过去了，他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还发展得很快，可以说是一天不如一天，连下地走路都很困难了。
他父亲请假从北京赶来时，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老人站在病床前，看着生命垂危的儿子，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淌了下来。儿子勉强睁开双眼，看了看老父亲，嘴唇微微抖动着，似乎想和老父亲说点儿什么，可是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从眼角处流出两滴黄豆粒大小的泪珠，便一声不响地合上了双眼。
这个不幸的北京知青死了，年仅十八岁，永远离开了养育他的父母，永远告别了刚刚起步的人生之路。老人痛不欲生，忍不住双手捂脸，嚎啕大哭起来。十二号病房的知青们围在老人身边，跟着流下了无声的泪水。我们和死去的北京知青一样，都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值得欣慰的是，他在临死前见到了自己的老父亲，他是在亲人面前死去的。我们都是病人，随时有可能死去，我们临死前能见到亲人吗？当亲人听到我们死去的噩耗时，会是什么样子，也会像这位老人一样嚎啕大哭吗？谁也不敢想下去，谁也不能不想下去，大家都不愿步老人儿子的后尘。
谁都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有未来，活着是那样的美好，活着就可能会拥有一切。
来源：凤凰历史、哈尔滨北大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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