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50年代的我们

50年代出生的人们

生于50年代的我们

作者：莫小米

如今我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正准备退休，大多数人不是中产阶级，积蓄不多，房子不大。但知足常乐，不与自己过不去，也不与人家过不去。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

我们出生于50年代的人，从懂事起，就被长辈们称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懂事起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幸福的，是幸运的。

我们被长辈们告知，从时间来说，我们有幸逃脱了“三座大山压在头上”的岁月；从空间来说，我们并不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那般悲惨，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的童年稍稍有些无忧无虑的味道，那时候天总是很蓝，云总是很白，公园里花红柳绿，来往人们都有着当家作主的自豪与喜悦。

那时的物质生活并不是最好，但大家都差不多，努力工作，吃饱穿暖，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近前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都是既定的。至于人生态度，像马克思的“在科学之路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艰险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光阴而后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与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这些句子，我们在似懂非懂的时候就背得滚瓜烂熟，并深信不疑。

我们阅读《小朋友》杂志和《少年时代》杂志，参加少年宫的合唱队，以及书法、美术、数学兴趣小组，有一张免费的图书卡，每周出少先队的墙报，兴趣爱好广泛而正当。我们很纯洁，很无邪，几乎接触不到坏的东西，包括坏书、坏歌、坏电影，当然地，爱憎分明，健康成长。

我们中的不少人，第一次感到忧虑是因为家庭出身。我们是唱着“我们要拥护共青团，准备着参加共青团”的歌儿成长的，因此当进入少年，几乎不假思索地递了入团申请书。可是我们入团很难，我们以为团组织考验我们，拼命地做好事，但还是入不了团。

有一天，在学校操场一角，有团干部找自己谈话，才恍然大悟。我们原来以为新社会没有坏人了，不知道父母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中，除了工人和贫下中农，其他学生啊、职员啊、小业主啊，都难保有“污点”，资本家、地富反坏右不用说了，都是人民的敌人。我们被告知，要入团，必须与家庭划清界限。

而我们那时所处年龄段，正好是今天的花季、豆蔻，但也是所谓的逆反期啊。我们没有美丽的“花季、豆蔻”，倒有了内容实在的“逆反”。与家庭划清界限，背叛家庭，变成一件时髦的事情。

接着就是“文革”和上山下乡了。“文革”的学生领袖和红卫兵干将，大多是出生于40年代末的“老三届”的高中生。相差几岁，也许是他们多读了几年书，也许是他们已经接纳过来宜某位师长的人生启蒙，他们可比我们成熟得多了。而我们这些“50年代”，包括“老三届”的初中生以及当时整一代“停课闹革命”的小学生，无论大辩论、大串联、造反、抄家、领袖接见，还是迁户口支农支边，看起来轰轰烈烈，实际上都只是跟屁虫而已。从来没有或是很少有人想过我们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过我们的下乡倒是要比40年代出生的兄长们幸运多了顺利多了，因为我们是有“护身符”的。我们是带着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去的，谁敢不“欢迎他们去”？尽管后来知识青年，尤其是支边的知识青年也吃了相当多的苦头，但至少，我们下乡不是被当作遣送去改造的坏人看待的。

我认为，出生于50年代的人的最大的群体特征，是知识的亏欠，甚至是常识的亏欠。中断的学业就像一个大窟窿，永远也无法弥补。

40年代末的“老三届”的高中生，至少初中是毕了业的，而那时的初中毕业生底子相当扎实，数理化的基本常识都通了，古今中外名著也已有所涉猎。在北大荒的漫长冬季里，那些老高中生在烧暖的炕上整本整本地讲述《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悲惨世界》……小几岁的我们听得如痴如狂。

我们的生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潇洒

“老三届”初中生以及后面的“新二届’初中生，如果上面有哥哥姐姐的，就多少占了点便宜，爱学习有脑子的人可以拿哥姐的课本来翻翻，后来恢复高考制度时就可以一举中榜。但绝大多数人没那么幸运，或者说没那个脑子，浑浑噩噩就把青春挥洒了。我曾经遇到过一个1957年出生的人，算起来“文革”开始时她是二年级的小学生。这位穿着打扮颇讲究品牌的女士（我讲出来你不要笑话我们50年代人），居然不知道月亮、地球和太阳是绕着谁转的。“真的。”她满心委屈地说，“可是谁也没有告诉过我啊，我怎么会知道呢？”那年她32岁，她的女儿3岁，女儿再长几岁，大概就会知道月亮、地球和太阳的转法了。

知道自己没文化，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接受“再教育”后又回头接受“再教育”，除了为数不多的人通过高考成了真正的大学生，更多的是上了所谓“五大”，即所谓“业大、夜大、电大、函大、职大”，而且多数人在拿到一纸大专文凭时已年过而立，已为人父母。当这样的文凭被用人单位认可，不由得感激涕零。

“五大”通常是在夜间授课。我们把小儿女交给父母，上了一天班后，匆匆赶往教室，往往是开课不到半小时，鼾声此起彼伏。

该学的也都学了一遍，复习考试我们极其刻苦认真。我亲眼看见我的邻居把小卡片挂在水龙头上方，一边做家务一边背题目。学得再苦，我们是不会作弊的，也不会造假文凭。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让我们从来也不会朝那方面想，更何况，我们是真想学习。

只是亏欠的大窟窿永远也无法补上，十多岁学习和三十多岁学习，过程和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好不容易应聘到一些需要高学历的岗位，紧赶慢赶，似乎终于赶上了时代的节拍，才发现，与前人（“文革”前大学生）比，我们差了许多，与后人比，我们差得更多。

我们这代人的婚姻，见到过一个调查，质量比较一般，稳定性倒不错。因为谈婚论嫁的最佳年龄户口尚在农村，有的为生存而婚嫁，有的为解决户口而婚嫁，更多的就这么耽搁下来。都有那么个信念，成家立业，不立业怎么成家？等返城，一个个都已成了大龄。七姑八舅、同事邻居都来牵线，看着差不多就是了。因此结婚普遍较晚，但也因此而比较珍惜。再说，一开始就没有过多的浪漫期待，也就不存在太多失望。如此群体性的婚姻难状况，也真的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这代人有个优点，心态比较好，通俗说，就是不“作”的。如今我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正准备退休，大多数人不是中产阶级，积蓄不多，房子不大。但知足常乐，不与自己过不去，也不与人家过不去。

看看四周，生于80年代的人处于花样年华却常常郁闷，生于70年代的人即使处处领先仍然压力很大，生于60年代的人忙忙碌碌充满忧患，我们能够理解他们，但我们不会这样，我们把许多事情，都已经看懂了，看淡了。我们的生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潇洒。

来源：《晚晴》2016年05期

我们这一代

——献给50年代出生的朋友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走在大路上，

东风扑面来。

脚下踩着山和水，

怀里揣着全世界。

火红的年华，

火红的时代，

革命重担挑在肩，

昂首阔步朝前迈。

我们这一代是豪情满怀的一代。雷锋、欧阳海、邢燕子、董家耕是我们心目中的样榜。我们被历史的潮流所裹携，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为新中国的成长而付出自己的一切。

我们是伴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的一代，长身体时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学知识时遇到了文·革。从家庭来看，刚刚有了点积蓄，却正好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尴尬时期！

我们这一代又是深刻反思的一代。正因为经历了共和国的所有磨难，我们更珍惜今天的生活。我们不会逃避现实；也不会对现实的东西一概赞颂或痛斥。

我们这一代又是乐观豁达的一代。也许是因为有了太多磨难，我们对现实对前途从不悲观，我们会在早晨感叹“菜价又涨了”之后，白天又高高兴兴地在公园里唱我们喜欢的歌，我们会迈着已经不轻松的步履愉快地去幼儿园去学校接回无忧无虑孙子孙女。

我们也会拿着新型的数码相机四处旅游，在祖国的大好河山留下自己的足迹，还会在自己的相机里留下大江南北的倩影；我们也会赶时髦地学会了打字，在我们的“园地”中种下我们特有的“蔬菜”。

我们也会找个由头搞个聚会，让笑声响遍四方；我们更会组成团队，奔赴当年流血流汗哭着闹着要离开的下乡之处，与第二故乡的亲人们亲密地抱成一团。

我们这一代又是心态平和的一代。大多数或许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或许是生活的磨砺使我们少了许多的冲动，我们常常将今天与当年相对比，知足而长乐：虽不富足，但每天吃鱼吃肉已不是奢望；住房虽不宽裕，但已不至于要两代、甚至三代“同房”。

高兴了去“飚”下歌，经典、流行，老歌、新词，吼上几嗓子；有乐了去“摆”上几桌，觥筹交错，推杯问盏，天南地北，古往今来，真真的“知足者长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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