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三届的思考
《老三届采访手记》
关于老三届的思考
朱文杰
夲文摘自《老三届采访手记》最后一章。写于1998年7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曾列入当年的畅销书榜，被《畅销书摘》选载，《陕西日报》以一个整版给予宣传，2002年5月获西安市第八届文学奖。
一、知青话题
今年是1998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三十周年，知青与老三届话题自然越炒越热，大有膨胀之势。于是有了批评文章《知青的活浯霸权》，有了《街上流行老三届》，一个“霸权”，一个“流行”，是够损人的了。
而知青们重回插队的地方，包专列的，组车队的，“情结”依然深厚。一个接一个的知青、老三届的聚会、展览、征文，营造出的怀旧气氛浓烈逼人，知天命或快知天命的老三届人似乎又复归“喧嚣”，来一次最后的疯狂了。
其中当然少不了“青春无悔”、“感谢苦难”的抬高身价和自我夸大，使之有炒作之嫌，以至于让知青和老三届中的有识之士也“很不习惯，很不好意思”、“消受不起”(田长山《街上流行老三届》)。史铁生发出了“不要过于自怜自爱”。朱学勤面对“庸俗合唱”、“高唱自己的劫后辉煌”的这幅画面，“我只能背过脸去”。王小波则早在几年前就感慨“老三届文人的一些自我吹嘘的言论，连我看着都肉麻。”
还有人荒谬的把老三届精神牵强的与红军长征、延安精神联系起来，听了未免让人感觉是有意拔高和假大空，所以，必然引起社会关注也必然引起社会反感。
我以为其原因就在于知青话题总在唱一种老调。浅层次上的一再重复，必然令人疲劳。由于认识上的浅薄浮躁，理论上的混淆模糊，那么热闹只能表现在气势上，缺乏丰厚的内涵，必然乏味。所谓“知青的话语霸权”就表现在此。因为“劫后’，未必辉煌，苦难则一定应该免除，而“青春无悔”只是概念上的偷换。
首先，上山下乡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场极左的错误运动，所谓的“新生事物”，应当同“文革”本身一样给予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是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也是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和悲剧，是一场反现代化、反人类进步的逆向运动。
当社会向现代化发展时，应当是减少农业人口，扩大工业人口，允许农民自由向城市流动，农村城镇化，而不应当把一代学子从课堂上赶出去，剥夺择业权、学习权，搞一刀切的运动，以及所谓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明显是与接受工人阶级先进思想教育相矛盾的。
我们不应当把仅有的几千万知识分子拉下来和六亿多农民看齐，而应当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知识，塑造新型农民，向知识分子看齐。文化大革命把一切理论实践问题都闹颠倒了，要拨乱反正，就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探讨这些问题，得出历史教训，错误才不会重演。
这样“知青话题”的范围本身就扩展了，向纵深处研究，就要梳理清“文革”中极左思潮、错误路线，方方面面与“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关系。也不能把知青，尤其是老三届与“红卫兵运动”割裂开而应当把“知青情结”与“造反情结”相互比较、交叉去研究。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的距离是够长了，老三届人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人生阅历肯定更为丰富，感悟和境界进入新的层次。再不研究一味留给后人，那历史肯定会留下缺憾。既然老三届人是从狂热、盲从走向觉醒、思考的一代人，就应当真正的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应当混沌而来，混沌而去，如果这样，这一代人就真正的悲哀了，所以“知青话题”应当继续下去，这是一个永久的话题，探索不尽的话题。
梁晓声先生已对这个话题厌倦了。写过《我看知青》后，宣称是他“关于知青话题的最后一堆文字”。我以为未免言之过急、言之过早。我们不能像朱学勤说的那样悲观的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们应当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重铸灵魂，产生知青史研究上的思想家。并在所谓“知青文学辉煌”的舆论中，再接再厉，创作出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后人，也对得起自己的史诗性作品。
我佩服巴金先生关于成立文革博物馆建议的英明。这个博物馆应当有“上山下乡运动”，“知青”、“老三届”的分馆。我敬服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的忏悔，我们这一代确实应当与先贤思齐，虔诚地忏悔了。
二、老三届精神
总结这一代人，有很多词来形容，比较准确的是：这一代人是觉醒的一代、思考的一代、拼搏的一代、奋起的一代，也是奉献的一代。
这一代人因为盲目狂热过，上当受骗过，就容易幡然悔悟，大动荡年代的经历使他们变得善于独立思考了，产生怀疑后逐渐醒悟。他们由“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到上山下乡认识了中国社会底层，变为思想最活跃的一代。这一代人因为失去了读书学习的机会，所以后来就最珍惜和勤于读书学习。
虽然不是一切上当受骗的经历都具有免疫力，但这一代人的精英们毕竟从理想回到现实，会思想的头颅回到自己的脖子上，开始觉醒了。
我以为老三届精神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这种善于独立思考的精神。
这一代人什么艰难困苦都遇上了，有所谓长身体遇到自然灾害，学知识遇到“知识无用”，上大学遇到停止招生、上山下乡，还有评职称提拔干部遇上没文凭，改革开放遇到下岗退休。所以他们就需要追赶自己的青春，追赶被耽误的时间，就需要不沉沦，不懊丧，不颓废，坚忍不拔，顽强地去拼搏，战胜一个个挡路虎，以求生存、求发展、求进步。
经历坎坷、遭遇苦难，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坚定了他们对人生的信念，凄风苦雨、蹉跎岁月，更使他们丢掉幻想，奋起抗争。
而这种顽强的拼搏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就是老三届人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当然还有朴素、勤俭、忍耐、大气等优良品质，以及抱团、讲义气、互助、群体意识、苦难意识、沧桑感、豪气与悲壮之气等构成了他们集中华民族美德为一身的良好素质。
而他们从苦难贫困的生活中走出，使他们真正了解了社会底层，懂得人间需要真情，需要爱心，有了这一段经历，他们的忠诚就更为实际，一般来讲所谓“无怨无悔”就是指他们更注重无私奉献。所以可以讲老三届人是奉献的一代，这种奉献精神就构成了老三届精神的核心。
三、知青情结
人都有自己的情结，一般来说情结都系于自己的青春，或苦难的遭遇。而知青、老三届人永远忘记不了自己的青春，尤其是历经磨难、风雨坎坷的青春，忘记不了他们的天真、幼稚、单纯，这种怀旧感、沧桑感，寻找昔日的足迹，追忆昨日的“辉煌”，就是他们情结深植的所在。
他们忘记不了自己曾经生活过、拼搏过、奉献过青春的土地以及和这土地上与自己共度青春岁月的父老乡亲，美好的温馨回忆，对土地深深的眷恋和挚爱，因为“时代扭曲了，人民是善良的，历史错了，土地没有错。”越是真诚、无知、童贞、稚气，越是值得回忆，艰苦、迷惘、绝望、苦闷太多了，交织着复杂的情绪，剪不断、理还乱……
上山下乡是老三届人一辈子中最值得回忆的日子，当年的十六、七岁，青春的花季，一切都是那么朦胧而富于梦幻。旧窑洞、破菜庵、架子车、老镢头、背篓、草帽，这些原本平常的东西，经几十年的沉淀后，酿成了美酒，那梦中的蝴蝶能变幻出五彩斑斓、独特奇异的色彩。因为谁没有年轻过，青春过，记忆深处就是一片废墟也是美丽的废墟。
这一代人共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潮起潮落，红卫兵运动的癫狂盲从，大串联的自由流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凄风苦雨，使他们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他们长期丧失个性，遗忘自我，而以集体精神为准则，重视团队意识和患难与共的认同感，所以整整一代人的情结也就纠缠在这种群体的追求中，而更显沉重。
四、苦难崇拜意识
“苦难是人生的学校”，“苦难是财富”，这是这一代喋喋不休的话语；还有“劫后辉煌”、“苦难铸风流”、“史诗般的苦难”各种耀眼的说法。确实，苦难使人经受考验，使人成熟，使人奋发，使人向上，使人变得意志坚强，百折不挠。
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苦难并不是对所有人都起磨炼作用，苦难也不能解释一切，在苦难面前，有人产生了恐惧，谈虎色变，害怕苦难，追求享受，今日有酒今日醉；有人颓废，沉沦，甚至变节，见利忘义，不惜出卖朋友而摆脱苦难；有人甚至报复社会，在取得高位权力后加倍向社会索取，走向堕落腐败；有人把苦难当资本，把伤疤当奖章，炫耀自己经受的苦难而捞取一己私利。
从苦难崇拜到英雄崇拜实际就差一步。所谓“苦难铸风流”、“劫后辉煌”，有成功者人生奋斗的真实写照，但强调多了，就会使成功的标准简单化。我以为成功并不是单纯的金钱高官，我以为成功是对社会有贡献、对人类有贡献，事业有成与精神境界升华的和谐。而大多数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不谋私利而对荣誉、辉煌具有平常心的老三届人，你怎么样来评价呢?而在底层奋斗、无私奉献的芸芸众生，他们是不会把这些挂在嘴上的。
什么是苦难?上山下乡的贫困生活、艰苦劳动是苦难?这种理解未免太窄了一些。我以为苦难是加之于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的磨难，首先是精神上的。
例如：邓拓的女儿邓小虹对苦难的认识就与众不同，她说陕北农村艰苦的环境那不是苦难，由于陕北老乡的关怀爱护，使她在精神上得以解脱，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而在北京作为“黑帮”子女，被红卫兵追打、被抄家、被搞得家破人亡，那才是最大的苦难。
而一般下乡的城镇知青，所经历的苦难，比之于本土的农民，不过是暂时的遭遇，但不能排除个别，由于出身黑五类等背景的知青下乡遭受的苦难却是严酷的。例如：王光美的侄女下乡到陕北延川，被同类相残，半夜被赶出知青屋被剃阴阳头被批判被独自一个发配到深山中打柴……还有李里特背着极右学生的档案，父亲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背景下乡，开始时孤立无援、病魔袭击，生活条件比农民要苦得多。虽然他们坚持下来了。但也有不少知青在绝望中自杀。真正的苦难就产生在精神与心灵上，政治上残酷打击，人格受到屈辱，非人的折磨，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绝境中。
对于现在还有一些人愿意把自己子女送到农村再经受一下艰苦生活的锻炼，所谓“寻找苦难”、“给孩子补上山下乡一课”、“再富也要苦孩子”，我不反对。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苦难，革命先烈“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把这牢底坐穿”，看来，先烈们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而作恓性的。苦难不需传承，真正的苦难就
一定要避免，决不能带给下一代。借此来肯定和礼赞上山下乡运动那更是偷换慨念，我想这些人当年肯定没有经受什么炼狱般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考验，下乡的地点也一定条件不错，时间也一定较短，处境也一定较好，而今天也一定混得不错。
所以，当一些老三届人总是把苦难挂在嘴上，仿佛世界上就他吃苦遭罪，说什么“有了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我感到了其中的矫情，因为这碗酒是极有限的，对各种人的烈度也是不一样的，虽然普遍原则讲是接受了苦难锻炼，但增长的能力也高低不同。
说到当年的苦难，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那是整个中国人民的苦难，对比于被批斗迫害致死的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以及老舍、张志新、遇罗克等等，对比于那一批批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右派分子、黑五类，比之于无数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知青那点苦难算得了什么，那碗酒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所以我们再谈上山下乡的苦难时，一定要适度，不能借此拔高自己，更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背景的上山下乡运动等同一般的职业选择中鼓励到艰苦地方去为社会为人民作贡献混淆起来。前者是真正的苦难，阻碍人类进步，后者仅是一般的意义上的艰苦锻炼，顺应历史潮流。
五、人才断层与脊梁骨干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一代学生被赶出课堂，全被抛到广阔天地，上山下乡了。于是一代人被耽误，形成了人才断层，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成才之人更是凤毛麟角。
这一人才断层，实际上是历史给予“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倒行逆施、仇视科学文化的各种谬论的报复。
青年本来是祖国的希望与未来，但随意被政治玩弄于股掌，他们的热情被亵渎被蹂躏，前途被阻断抛入苦难的深渊，那么这个国家与民族一定会被人类进步的潮流远远抛在后边。所以不要青年、不要知识、不要科学文化，必然会出现人才断层，必然会把历史拉向倒退。
而被耽误的一代人，却成为社会的脊梁与骨干，其中有些问题要细加分析。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知青经历中老三届人自以为是革命先锋，社会脊梁，其实不是，因为所谓革命与造反的方向错了，那“先锋”实际成了牺牲品，脊梁也是假象。
经过了对文革的否定，拨乱反正，三十年风风雨雨，老三届中的成功者终于走上领导岗位，成了各个阶层的骨干，我以为并不是由于有了上山下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而成功的。这里面主要原因是自然规律，就是论资排辈也该老三届这个年龄段的人了，我不否认其中的佼佼者有靠顽强奋斗、刻苦学习而成才的，但也有偷机取巧、知识结构单一，取得文凭也有虚假等成分，就是有些成才了也后劲不足。
而对于脊梁与骨干，狭义理解就是走上负责领导层重要岗位的，以及当官发号施令的，这里面原因就复杂了，不说矮子里面挑将军，平心静气分析，成功者中有不同的人际关系，社会背景和复杂的机遇。有靠父辈的余荫，靠裙带关系，也有靠“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投机钻营、勾心斗角、打击别人、贿赂巴结上级、丧失人格朝上爬的，其中奋斗者、开拓者有，冒险者、投机者也有。
对于老三届中的成功者、精英分子作分析，我以为百分比还是比较低的，这一代人整体素质弱，人才断层限制了他们。以世俗的眼光来计算，取得高级职称和副处级以上干部算事业有成吧，老三届人中一百个到底有几个呢?所以我以为，少说什么老三届人是社会的脊梁和骨干，多说老三届甘当默默无闻的铺路石，这不但符合实际，也让人信服，因为社会脊梁靠的是几代人——老、中、青共同支撑的。
六、青春无悔吗?
青春无悔，还是有悔?是因人而异的，因选择的角度不同而有异。人的经历不一样，受的苦难不一样，成分不一样，处境不一样，那对青春的认识肯定不一样，评价一代人的青春是否有悔无悔，要从整体大局上着眼。
有人从主流宣传上看，上山下乡，过了生活关、劳动关、情感关，脱胎换骨，经受了磨炼，认识了社会，青春不虚度，感谢苦难，因而无悔。也有从知青上山下乡，为偏僻农村带去了现代文明，在农村的改天换地劳动中搞科学种田，以及当上了教师、赤脚医生、会计、基层领导等，不颓废、不沉沦、不走邪路，过得很实在，并从农民身上学到了勤劳、坚忍、善良等美德感到自己有所作为而青春无悔。还有更进一步的，由于上山下乡深刻认识了中国社会与革命，从上当受骗中觉醒，成为思考的一代，觉醒的一代，因而无悔。
总之一句话，认为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因而青春无悔。
但也有认为，从整体上看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错误的极左运动，是错误就肯定有悔。悔自己的幼稚单纯、盲从狂热，干了不少错事坏事，成了牺牲品。例如：割资本主义尾巴，把阶级斗争引向农村，充当急先锋等。悔自己荒废了学业，干了很多荒唐事，包括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学大寨活动中没有价值的烧荒造田破坏生态的无效劳作等。还有从个人出发，悔自己长身体时干了强体力落下一身病，悔这一代人英年早逝的多。悔自己耽误丁青春，没有娱乐、没有爱情等一切正常人生活。悔自己无辜受难在广阔天地里而落得精神压抑，苦闷绝望。悔自己丢盔卸甲，狼狈不堪，慌慌忙忙逃离农村……
还有的认为，老三届被一下子抛向农村，不由自主，没有选择，命运之不可抗拒，个人意志被剥夺，所谓自愿也是狂热盲从的表现，不管扎根派，还是极力想摆脱农门这一生存环境，都谈不上青春无悔与青春有悔。
从现象上来看，一般成功者谈青春无悔多，而一般在底层苦苦挣扎者或失意者对青春无悔却嗤之以鼻。
这种矛盾的现象，合理与不合理，有愧与无悔交叉，混合在一起，不易分清，有在概念上、认识上，感情上的分歧与差距。
不过我以为，老三届人提出青春无悔，显得底气不足，缺乏批判意识，好像也不够客观，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
七、不容忽视的红卫兵运动
老三届的人生经历中，谈论多而被重视的是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是苦难，是蹉跎；而被忽视的是红卫兵运动，疯狂、暴烈、一哄而起。
实际上要反映老三届人的完整经历，这是不能分割的，其中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在内。也是研究老三届必不可少应遵循的方式。
因为红卫兵声名狼藉，给中国无数人和家庭带来丁痛苦，红卫兵是和“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和“打砸抢”，和“文攻武卫”，和“戴高帽”、“喷气式”等罪孽联系在一起的。
客观的说，并不是每一个老三届都是红卫兵，并不是每一个红卫兵都残暴、疯狂、没有人性，其中大多数是盲从而被裹挟而入的，红卫兵中也有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之分。造反派中也有罪恶累累专搞“打砸抢”、“破四旧”、四处煽风点火的北京西城纠察队、“联动”和西安的红恐队等，就在这里面真正的带有兽性、泯灭良知以虐待侮辱他人为乐的恶红卫兵也是极少数的极少数，但这些极少数一般是当年所谓坏头头，是急先锋、骨干，起的作用极大，坏事干尽，而一部分是跟着起哄，摇旗呐喊，壮了这些恶红卫兵的势和胆。虽然红卫兵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是被政治利用的工具与打手，但总体上看并把握之，主流是造反极端的带有法西斯性质的组织。
当然红卫兵中也有最早从忠诚盲从而变为怀疑派的思想先驱，如发表《出身论》的遇罗克等。红卫兵的范围也超出了老三届，例如北京当年的五大红卫兵、学生领袖都是大学生，他们起的作用更恶劣。
所以研究老三届，必须从研究文革史、红卫兵史开始。
红卫兵运动也经历了全盛到衰败的过程，被政治利用完后，就成了“小将犯错误”了，揪一小撮红卫兵打砸抢的坏头头，清查红卫兵中的五一六分子等。红卫兵经过大串联、大动荡，经过武斗，经过夺权，“全国山河一片红”，红卫兵成了不安定因素，干扰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成为乱的根源之一，因而继续留在城市不能允许，而安置工作，在全国企业都在停产闹革命的情况下又无法实行时，拿出了“青年运动方向”、“接受再教育”、上山下乡的法宝，一下被从潮头打落，抛向广阔天地去了。
当上山下乡时，不少老三届仍举的是红卫兵的大旗，尤其从北京出发的，不是说“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知识青年”，而是说“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小将”。有的老三届还把学校红卫兵总部搬进山沟沟，“身在茅屋，心怀世界”，继续编印红卫兵战报等，这时他们把红卫兵的造反精神也带到广阔天地了，只是在屡碰钉子，无人响应，并和当地的造反派、农民发生冲突处于劣势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和贫困生活的底层发现上当受骗后，才逐渐抛弃了红卫兵这一称号的。
所以说红卫兵与知识青年是老三届经历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研究有利于剖析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我们也不要像阿Q一样，忌讳自己的瘌痢头，老是想着毡帽遮颜而悄然过市!
八、老三届人应自揭疮疤
处于世纪之交的老三届人，在肯定自己，宣扬自己业绩与成就之时，也应该面对自身存在的污点与疮疤，例如红卫兵的造反情结，不能讳莫如深的回避。对于疮疤，应痛快淋漓地动刀子，这是需要真正勇士的非凡决心的，自省、严厉地解剖自己，是成熟的表现。不但一点损害不了自己，反而更显老三届人的胸襟气度。
有人说：“不要用今天的成熟去谴责昨天的无知。”我想这话不完全对，因为每个人当年的无知程度不同，一般的无知可以当教训记取，而无知加野蛮，引发兽性邪恶则一定要谴责。我们应无情地拷打自己的灵魂，为什么会如此愚昧无知，去盲从去摇旗呐喊呢?
还有人说：“怎么能把上头路线的错误都算到我们头上呢?我们是上当受骗。”在知道上当受骗以后看你都干了些什么?这里有个人品质、道德在起作用，如果只是随大流、起哄、盲从，并没有参与打砸抢，可以说是上当受骗了，但有人却是以诬陷他人、编造谎言、出卖灵魂，甚而兽性大发，以打砸抢为能事，以屈辱别人人格为乐事，残酷折磨等法西斯暴行，这就该彻底谴责了，这当然是少数人，但多数人呢?任极个别人施虐施暴，还要跟着喊口号、起哄，这样的上当受骗难道不应自谴和忏悔吗?讳莫如深上当受骗不怕，就怕知耻不耻了。
我们这一代人迷信领袖，阶级斗争当闯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缺少的是人道主义教育，容易泯灭良知，性格扭曲而不自知，从文化大革命中种种表现看我一直怀疑人性中怎么有这么多残忍与丑恶呢?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人之初，性本恶?还是后天的教育与影响呢?就是从狂热走到冷落，上山下乡了也没有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兽性与奴性。所以说这一代人是吃狼奶长大的就是再形象不过了。
徐友渔在《知青经历和下乡运动》指出：“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自留地，强迫粮食、猪肉、鸡蛋交售，打击出售自家产品的运动中，知青往往最坚决，最不留情面。在‘清理阶级队伍’，打击各种‘阶级敌人’或‘坏分子’的斗争中，知青往往是先锋和打手。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内蒙，揭发、批判、斗争所谓‘内人党’的运动中，知青往往起了当地牧民起不到的作用，他们可以对谁都不管不顾，而且有文革中学来的残酷斗争经验。”
从以上的话可以看出埋藏在灵魂深处的那种极左的“恶”，毒害之深是深入骨髓的，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爆发过，我就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清理，不知哪一天又会死灰复燃。
老三届虽是在同一面旗帜下，同一个主义哺育中成长的，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个人品质也是不同的，上山下乡那种自由天地就按各自轨迹纵情发展了。
这里面就有素质低下、沉沦堕落的，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整日游荡社会，身上自然多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
还有面对返城、招工、推荐上大学等人生重大转折关头，更是灵魂大暴露，老三届中有人私欲膨胀，你欺我诈，勾心斗角；有人道德沦丧，出卖朋友，为争夺名额指标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头破血流。老鬼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血色黄昏》、莫伸的长篇小说《远山几道湾》对这些都有精彩的、各不相同的描写。
而返城后进入社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老三届人又缺乏多元的意识和观念，当然处于弱势。这时老三届实际已经分化成各个阶层的社会人，所以也具有社会人共同的痼疾和病症，这就不必一说了。
敢于正视自己这一群体的弱点与欠缺，我以为老三届中的精英们是有清醒而足够的认识的。如前边举例的徐友渔、老鬼与莫伸，还有朱学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张抗抗的“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
在我这篇文章之后的附录中，有关知青语录部分更是注意了摘录这样一些警策、自省、犀利的知青话语，让你感觉这一代人也是敢于自揭疮疤，真正觉醒的一代。
是的，这一代人经历惨痛的精神历程，其中有丑陋，更有美好；有狂妄，更有冷静；有破坏，更有创造；有沉沦，更有奋起；有疮疤，更有辉煌。是美好是创造是辉煌，就应当坚持发扬，是丑陋是破坏是疮疤，就应当坚决清除，
这样，老三届人才会无愧于历史，真正完善自身，强大起来。
夲文摘自《老三届采访手记》最后一章，作者：朱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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