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血色黄昏》反思知青的生存状态
由《血色黄昏》
反思知青的生存状态
《血色黄昏》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近五十万字的纪实性、自传性的文字更为准确。作品通篇采用白描，文字质朴，甚至可以说是粗粝。在进行事件叙述时，人物行为、心理描写方面也是平铺直叙。此外，作品中的大部分情节都是事实，人物也几乎都以真名出现，作者老鬼的母亲杨沫的名字也多次出现在作品中。这样一种写作手法和自叙色彩使作品具有强烈的真实感。正如作者所说，“写，写！缺少文学色彩，土坷垃怎么啦？就是要写。这是一段千千万万人都经历过的生活，这是千千万万条生命的歌”。老鬼不仅是为自己而写，更是为一代人的青春历程做记录。《血色黄昏》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文学性，而在于它的纪实性。在这种巨大的真实面前，文学的许多技巧、装饰、小把戏的玩弄，都显得苍白和微不足道。无疑，这将成为一种极其独特的文学现象和美学品格而存在下去。是的，《血色黄昏》，真实地见证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以及那一特定人群——知青。
一、关于革命与理想
“文革”时期，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其实，这一趋势早在建国前夕就已存在，之后愈演愈烈，直到“文革”终于发展到顶端。另外，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起步，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种欣喜乃至亢奋的情绪之中。两者共同作用，导致充斥在文艺作品等舆论宣传工具中的，只能是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乐观主义，而其他不一样的声音，则很难获得生存的空间。
对于老鬼及其同龄人来说，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严格、甚至高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乐观主义的教育与熏陶。并且，他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怀有对党、对革命的无限感激与信任之情，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拥有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激情。林胡在“文革”初期抄了自己的家，抢走了300多块钱，要去参加抗美援越战争，他那时脑海里只有世界革命、战斗、捐躯；从越南边境被押解回来后，他又不顾一切从北京步行到内蒙古，与司令员套近乎，写血书，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事业，要求插队落户；听说中苏战争将近，高兴得要命，终于有机会报效祖国了，有机会战死疆场了，并再次写血书以期发到一支枪，而全连为同样目的采取同样方法的有近三分之一……这些举动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可理解，但在那个年代是真诚的。这种对革命的狂热，愿为革命理想无条件献身，构成了知青一代的共同情结。
为了心中那神圣、崇高的革命理想，十万知青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他们挥汗洒泪，用生命、青春、热血浇铸了八年的奋斗史。结果呢？“辛辛苦苦打的石头，扔在野地，无人理睬”，“发疯般脱的数百万块土坯，一堆一堆倒塌”，“冒着烈日砍的木材，让人一根根偷走”，“美丽如画的草原，绿草如茵的大平地，变得像狗啃的一样”。这里，或许已没有再讨论知青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必要了。我们要追问的是，他们甘愿为之献身的这一革命理想，是否具有合理性。
在那个黑白颠倒、冷酷而荒诞的时代，一切都显得那么迷乱而疯狂。知青们那股狂热的革命理想激情，就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在“文革”革命暴力的激发下，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演化为一种粗鲁甚至是野蛮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林胡抄自己家时，在墙壁上写了“杨沫必须低头认罪”，“打倒臭文人杨沫”等标语，并用绳子将两个姐姐绑起来，将臭袜子塞进她们嘴里；去到内蒙古，在内蒙古这个偏远地区，有着尚未被那年月无所不在的阶级斗争话语污染的淳厚，贫下中农与牧主和睦相处，批斗会现场气氛和缓。这些本是值得庆幸，令人感动的。在林胡等看来，却是不可饶恕的。他们要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并以抄家来表示对毛主席、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他们在元旦抄了一向对他们和善的牧主贡哥勒的家，痛打老牧主，打死大黄狗，却不感到一丝内疚。相反，心中那狂热的革命激情让他们为之沸腾。
更可怕的是，“文革”中的暴力和鲜血还刺激了个体兽性、原欲的发作，人性被扭曲，人性中阴暗、丑恶、凶残的一面被无限放大。兵团干部中，不少人不顾其管制下的蒙民贫穷、饥饿的生存处境，却一心只顾为自己谋私欲、泄私愤，生活腐朽，作风堕落；林胡身边的不少知青，甚至不乏正义之士，为了自保，学会了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甚至无中生有，上纲上线批斗别人；一些女知青为了入党、入学、招工、回城，不惜以肉體为代价……可恨，可悲，这却是人们在特定环境之下为了生存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这样，“文革”时期的革命理想连同那个时代，就一起被否定了，其意义被消解了。
二、关于苦难与成长
作品主人公林胡在开门整党运动中给指导员提了两条意见，后被指导员打击报复，被蓄意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由此，林胡开始了他八年炼狱般的劳改生活。在连队里，他被嘲笑、被孤立。“现行反革命”有如烙铁印刻在了他的额头上，他不得不忍受别人的颐指气使，拳打脚踢，甚至一只眼睛被打瞎了，也不能还手，只能忍气吞声。这样一个血气方刚、桀骜不驯的热血青年，硬是将这屈辱给忍了下来。到石头山上打石头，这本是件十分艰苦而又乏味的工作，可林胡却非常高兴，“总算离开了这个可怕环境了。我宁愿远离社会，到最荒无人烟的地方受苦，也不愿在一帮小青年的监督下生活”。的确，自然环境的恶劣或许还不如连队人心的险恶。在空旷的大自然中，至少还可以靠拼命干活来发泄心中的压抑、愤恨，可一回到连队，却连大吼一声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在石头山，在那片与世隔绝的封闭空间里，林胡像野兽一样生活，他封锁了自己，拒绝思考，思想日益贫乏，语言能力也日益退化。他已经处于肉体和精神所能承受的双重极限状态之中。然而，在这样的困境中，林胡所彰显出的顽强生命力与意志力才更显可贵。“专政剥夺了我的说话权，但沉默并不等于屈服”。是的，林胡并没有屈服于那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他寂寞而倔强地和环境抗争，他以忍辱负重、克己寡言在那个扭曲的年代实现了对人性的坚守，确立了个体的生命尊严。
最后，在母亲杨沫的帮助下，林胡终于洗脱了反革命的罪行，并调回城市。在临别时，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感谢你啊，内蒙兵团，给了我一段很苦很苦的经历，这也是一种财富”。的确，对大多数知青来说，这是一种共同的心态，不堪回首却又存有几许依恋，因为这样一部苦难的血泪史也正是他们成长、成熟、蜕变的历史。就林胡而言，是苦难让他学会了承受，学会了隐忍。他不再为了一点小事就和别人打架，不再崇尚那种野蛮而缺乏人性的拳头主义。他像旷野中的一匹狼，孤独、绝望，却从未停止过挣扎、反抗；也正是苦难让他学会了思考，学会了感悟。他思考人格的平等与尊严，“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连垃圾都能吃。鄙弃同情的人不是他处境还好，没到绝境，就是他得到的同情太多，来得太容易”；思考民族的精神与气度，“一个民族应该有点武士道精神，否则这个民族就太纤弱了”，“我们国民性的一大缺陷，就是缺少一点尚武精神”。
然而，这样的成长方式是否太过于残酷？个性与自由完全被剥夺，付出的代价是否太惨重？雷厦，林胡曾经最信任的朋友，一个死都不怕的铮铮男儿，却迫于形势出卖了林胡。之后，他靠说瞎话、耍两面派获取了自己的利益，借调到团机关、入团、上大学。然而，距离自己本性越来越远，雷厦内心何尝不是备受煎熬。当他喊出“在兵团这几年可窝囊透了，当了他妈的好几年狗”时，这是何等的痛楚啊！只有被压抑到极致才能发出这最为激烈的情绪宣泄。
三、关于忏悔与反思
老鬼通过自己在内蒙古的八年知青生活的叙述，真实描划出了自己以及周围人群，如其他知青、复员兵、兵团领导、内蒙牧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完成了对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的忏悔与反思。
在作品中，老鬼忏悔自己因与雷厦斗气，写告密信揭发同伴傅勇生出身不好；忏悔自己因寂寞难耐，与不爱的女知青钟小雪发生关系却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忏悔自己为发泄心中的愤懑，用极为残忍的方式虐待小动物。特别是曾被自己当阶级敌人对待的母亲杨沫向困境中的自己伸出援手，曾被自己痛打过的老牧主贡哥勒在危急时刻救了自己一命，这更令老鬼内心为之颤动。不过，老鬼的个人忏悔杂糅在了对社会控诉的话语中，它们相互纠结，并且有着同一指向：是林彪、“四人帮”酿造了这一场时代的大悲剧，导致自己一定程度的扭曲。控诉的力度显然大于忏悔。的确，“文革”是政治、历史的产物，然而其间究竟是什么使人变得如此冷酷，应该还有更复杂的人性因素。规避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老鬼的忏悔也就不能达到一个更深的层面。
另外，在反思那段历史时，老鬼的矛头完全指向被他喻为慈禧太后的江青等人，认为这段悲剧是由他们一手操控的。对毛主席、对党、对祖国，老鬼始终怀着热爱之情。在最痛苦的时刻，也正是要向祖国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一信念支撑着他走下去。林彪、“四人帮”给全国上下制造了深重的灾难，然而，“文革”给人们的教训应该不止于此，如权力腐败问题、权力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冲突问题，这些是更值得去深入反思的。
四、结语
知青一代是否除了记忆之外，其他就真的一无所有？不是的。想想那69名为救火而奋不顾身冲进熊熊烈焰中，被烧成黑炭的知青吧！那悲壮惨烈的场面，那种情操，那种气概，怎能不令人震撼，令人感动？在那个冷酷而荒诞的年代，他们如此虔诚、执著地坚守着心中的信仰。即便只是保留记忆，那也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因为记忆是那么残酷。
当年，老鬼准备写下自己鬼一样的经历后，找一块像样的地方炸掉自己。后来，老鬼还是勇敢地活了下来，《血色黄昏》几经退稿后还是得以出版。尽管这部作品更多的是感性材料的累積，缺少理性思考的升华，然而，人们毕竟可以从中探视出知青一代“文革”中的生存状态，以及“文革”后的一种反思态度：记忆苦难，追问苦难，才能从中寻求到生存的意义……
文章来源：龙源期刊网 视频来源：北京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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