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70年6月17日，走过了“四个面向”，上山下乡形势已是“一片红”，69届毕业生没有参军，这就意味着不管家里什么情况，必须到农村去，上海一个不留。就在这时，上海到云南去的知青专列停靠在虬江路火车站北区，没有红旗，也没有锣鼓，只有上海市“文攻武卫”队员神情严肃地头戴藤帽，手持长矛，排立在车站周围。当车门沉重地关闭，列车缓缓脱离了10号站台，顷刻间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叫声，成为没人指挥的悲恸乐章震动上海。这时闸北七中80多位同学，激动地坐在51型车厢的硬条凳上，争先恐后地把头探出狭小的窗外，最后一次向来送别的亲朋好友们挥手告别，这一刻我们和上海分离了，这一天我们踏上知青路。
火车的汽笛在浙，赣，湘，桂的上空拉过一个长声，又隆隆地爬上云贵高原，终于在第五天麻麻亮时到达雨中的昆明。大家一下子被迎面而来的风雨吹醒了，站台上举目无亲，带队的“工宣队·”大声地指挥着，我们手忙脚乱地跳下车，裹着高原的凉意，提着各自的旅行包，网线袋，马桶包，又紧紧张张地爬上来接我们的大卡车。昆明虽是省会，但见路上车辆不多，只有马车来来往往，赶早班的市民冒着淅淅沥沥的雨雾，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这些穿着和他们不一样，说着他们听不懂话的学生子，车站冷冷清清的，唯有不绝于耳的马蹄声在水泥地上“格格”作响，这时让我第一次离开书本，体会到离乡背井的词意。
西南刚进入雨季，“老解放“，“嘎斯”，“道奇”组成的车队雨中排列，后面的拖斗挂着我们的行李，从头望不到尾的车队，车下司机清一色的解放战争南下老兵，车上我们像灌猪一般挤成一团，为了爬山涉水，轮胎不断要绑上铁链，于是浩浩荡荡地前进在昆洛公路上。沿途古老的村落斑斑驳驳，残墙断瓦却是风光始然。城城街街漆成绿色的排门板上木纹里透露出历史的诉说。昏暗的灯光照耀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道，青苔露水倒映出人间的沧桑。老朽的板壁和青石之间张贴着革命的标语，穿越时空视觉似乎仍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族人民有的倚在窗口，有的蹲在垄上，像看西洋镜一般，关注我们这群上海来的少男少女，大概是触景生情吧，我们一片善意，纷纷把饼干，蛋糕，大白兔奶糖抛洒给他们品尝，虽然素不相识，但也充满了阶级感情。
眼前公路像条绕不完的线，始终镶嵌在山腰，村庄被我们不断地抛在脚下，汽车只顾着拼命爬山，马达的轰鸣响彻山谷，惊动了一群群猿猴，山就像个巨人，把我们紧紧地搂进怀里。我们的目的地：西双版纳景洪大勐龙，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
车队行驶在高山激流之间，参天大树不断掠身而过，车不时穿过云，云紧紧追着车，山雨时常迎面撞来，大家掀开篷布，披着云雾，吹着疾风，饮着山雨，憧憬着唱着革命歌曲，每每见着有人烟的地方，就猛力拍打车顶，问司机到了没有？司机总是笑笑回答“还没有”，脸上露出讳莫如深的样子。车在凶险的元江大峡谷上下盘旋，又像蜗牛一般爬上沉闷的哀牢山脉，翻越思茅时，有的同学纷纷在印刷店里脱下汗衫，在胸前兴奋地印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边防军”，五角星和八一稻穗齿轮图案，体验了一下去兵团也是参军的滋味。连走了数日，不知什么原因，车队在一片原始森林前突然停下。车下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围了上来，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往我们每个人的嘴里喂了两颗药，我们却感到很新奇，遂即车队就钻进了深不可测的莽林里。又不知走了多少路，车队在一片吆喝声中又停了下来，又是一群穿白大褂的人从森林里围上来了，他们使劲地往我们每个人的喉咙里喷药，我们还是觉得好奇，浑然不知已进入西双版纳领地，原来这里正在传播缅甸，老挝的瘟疫，俗称“一号病”，“二号病”，当地正在给我们防疫呢！
我们仿佛被公路牵牢了，在山里没日没夜地爬了五天，人晕乎乎的，终于遮天蔽日的森林尽头投来一束光亮，经验告诉我们要走出大山了。此时雄浑的澜沧江像一条红褐的铁链在我们脚下翻滚，前方眼界豁然开阔起来，大家第一次认出了种在路边的香蕉和草丛里的菠萝，有的同学惊呼起来：大勐龙坝到了！
远方弯弯的河道映着蓝天白云，水面波光粼粼。隐约的寨子传来悠悠的铓锣声，凤尾竹宛如开屏的孔雀迎风摇弋。近处不时能见到傣族女人浣洗时婀娜的身姿，小龙仔牵着牛在稻田里悠闲地吃着水草，挑水的小龙英摇动筒裙舞动了空气。祥和的阳光铺满黛绿的山脉，照亮了山上绿色的胶林黄色的庙宇。看来真如一个兵团带队的军人所说，版纳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跌一跤还能抓一把花生“的地方。见一派田园风光，大家把疲劳扔在了大山里，兴奋的同学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进入二团地域后，沿途连队早来的知青都跑到路边，根据衣饰判断，大多是上海人。从少到多，三三两两一路观望着我们的车队开进来。他们肤色已经灰暗，脸型消瘦，明显褪去了学生时代的光泽。突然间人堆里穿出来两个人，他们迫不及待地尾追着我们，来不及呼唤名字，一边用手高指着我，一边高叫着“你们上当喽”！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以前的同学，啊！他们也来了。我惊诧地发现数月不见，他两又瘦又黑，和在上海时简直判若两人。刹那间一阵凉意沁入脑海，面对现实，我思想上已做好了在边疆接受再教育，艰苦锻炼自己的准备。
汽车轮胎上的铁链挂满泥巴，总算疲惫不堪地把我们拉到营部，屈指数来离开上海已是第十天了，我们久坐略肿的脚终于可以落地，大家我看你你看我，个个面目全非，公路上的黄尘早把人刮得像个刻板的泥塑，全身能辨的唯有两只白色的眼球在眼眶里转动。我们在营部球场上依次打了一个卷心菜炒肉片匆匆下肚，谁知那已是营里最高规格的迎接了，这时行李被拖拉机转驳走了，并被告知余下要自己走到连队。于是重复着在昆明火车站的动作，大包小包，拖拖沓沓，我们踏着泥泞跟在新认识的指导员身后，他是云南佧多族，裤脚管一只高一只低的卷着，戴着一只布帽子，布书包的搭配也是布条子做的，一个解放干部模样。走走停停，路上凡看到白墙黑瓦，大家就以为是自己的连队，结果是一次次失望。当走到通往连队的小路时晌午已过，泥巴沾着鞋子像个铁砣，但被我们分在这里的三十八个同学走过的路，已踩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这天我们在连队的路上第一次留下了脚印，这天上海话在这条路上第一次传开来，这天边疆的生活已经开始……
走进连队，顺着指导员指的方向，我们看到连队依山而起，落在一个山洼里，远看是一片破烂不堪的茅草房，走到近处才发现那都是老职工的小伙房。连队有两排土坯房子，只有伙房是没有天花板的瓦房，真正的营房，是三长条简陋的茅草房，每条可住三四十个人，也就是我们上海，重庆，北京，昆明前后一百多知青的寝室。男人们头发凌乱，有的赤膊，有的穿着花短裤。女人们扎着麻花辫，穿着对襟蓝布卦。有的大人小孩还光着脚丫。他们刚刚下班，身上泥和水搅合在一起，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我们却不知怎样称呼他们为好。雨季被人踩过的泥土鲜红鲜红的，周围一片阴暗，眼前的景物出乎预料的凄凉破败，我顿时觉得时光豁然倒回，怎么恍若走进一个被遗忘的部落。刚刚大家还七嘴八舌，见此状况，现在只好把上海和云南的落差吞进肚里，数日的兴奋和激动自然消失得一干二净，只有闷着头把行李卸下来……
连队是五八年建的老前哨农场畜牧队，大概有五头黄牛，两头水牛，圈里只有一头老母猪。怕我们有疑惑，连长操着贵州口音告诉我们：“有一窝猪已经抱咯，还在山上跑”。我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原来那里猪是放养的，母猪在山上已下了一窝，还没抓回来。连队的篮球场是手工挖出来的全连唯一一小块平地，也兼“天天读”用，场上仅有一只两根树干上钉了几块板，安了个蓝圈的架子，下方吊了一块锄头片，算是连队的钟了。三十米开外的山坡上是茅房，茅草扎顶，四周靠原始的草木当围墙，中间用竹子和茅草隔一下，没有门进出。蹲在两根树条上解手，要么蛆虫爬到你的脚上，要么猪狗张大着嘴等在下边期待人的排泄物，抢夺时还经常会在下面互相撕咬，首次上去时我们都大惊失色，正是令人不寒而栗。那时云南民间的茅房常常不用标示，俗称男前女后，男左女右，久而久之我们也习惯成自然了。
寝室全是用竹片围起来的，竹子横梁有时被太阳晒得“噼啪”响，茅草扎的草排顶，里面弥漫着泥土和竹子清香，人在第一间说话，第十间也能听见。屋里没有桌椅，上海的实木箱子，就搁在竹子架上，有的同学老箱子上还沾着上海的臭虫和蟑螂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从此把上海的物种也带到了云南。床也是竹子的，睡在上面有弹性，还会“咯吱”作响，翻一个身要弹三弹，让我忍俊不禁。有趣的是房子新盖不久，我还没睡呢床下竟有竹笋破土而出欲吻我的床，哈哈！恍然大悟床下以前曾是是一片竹林。
傍晚连长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只搪瓷碗，一顶斗笠，一把砍刀，一把锄头，还说明天就上山出工。入夜，万籁俱寂，旷野里溪水潺潺，蛙声一片，我感觉就像睡在露天里，山风吹了进来，撩动了我的蚊帐，忽然间，不知哪一间传出女生的抽泣声，又像幽灵一般走进另一间女生寝室，再从另一间女生寝室传了出来，一间传一间。不一会儿，连队女生的哭泣声四起，感染所致有个男生唱起了沪剧“星星之火”，悲伤凄凉的调子在连队夜空回转。还好沪剧连长听不懂，否则上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准挨批判哩！
透过竹片墙，月光射到床上，我看着天上的星星在闪烁，听着周围马鹿和麂子的鸣叫，新的环境一下睡不着，想想上海的天上也是这么几颗星星，想想离开上海十天我已成为光荣的兵团战士了，想想再过4个月我就满18岁了。
作者：上海知青钱华玲
永远也忘不了三十八年前，发生在版纳的那一场惊心动魄的事故。
记得那天和往常一样，太阳还没露面，生产队长便拿起一把断柄砍刀，朝着挂在七队门口电线杆上的铁板，当当当地敲响了出工的钟声。
我们懒懒地换上冰冷干硬且充满汗臭味的工作服，手拿砍刀，肩扛锄头，踏着露水，一声不吭地跟着生产队长来到了陡峭的山脚下，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砍坝。
才五分钟功夫，我们的跑鞋和衣裤，就被2米多高的灌木丛中的露水完全打湿了，湿漉漉的衣裤紧紧地贴着身体，冰凉刺骨，让人只打哆嗦。西双版纳虽然属于亚热带气候，但早晚温差还是让人感到阵阵寒意。湿透的解放牌球鞋内灌满了泥土，往上迈一步就来回打滑，跌倒后手脚被刺藤拉破出血不止，非得把砍刀或锄头深深地插入土中，借助于木柄的拉力，才能在陡峭的山坡上不断地向上攀。尤其是女同志遇到例假，更是苦不堪言。
我们奋力地挥舞着砍刀，小树、藤蔓、茅草，全倒在身后，头上的汗水像断了线的珍珠直往下淌。有的男知青干脆脱去湿透的上衣赤膊上阵，胸背部的点点汗珠，集聚滚落，再集聚，再滚落，因为是分块承包到个人的，所以虽然很累，但干劲倒还足，大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早完工，早休息。
中午时分，终于在山顶汇合了，山顶上只剩下一棵十多米高、枝叶茂密的红椿树。
炊事员把从山下挑来的饭菜和汤放在红椿树下，喘着气，用草帽不停地扇着风，不远处传来了队长的命令：“开饭吧！饭后休息十五分钟，下午另转山头。”
红椿树好像一把天然的太阳伞，大家围坐在树阴底下，吃着米饭，咽着黑籽茄子，喝着清汤。
午后的太阳火辣辣地直射山顶，晒得茅草和树叶都枯卷起来，晒得饭后的我们头昏脑胀，趁着午休，有的人找来几张芭蕉叶席地而睡，有的人坐地抱着双膝，草帽压着头顶打个短盹，我和文书坐在大树的阴凉处闭目养神。迷糊中我听到了说话声：“你着急地砍树干吗？就这一块遮荫处。”“咳！真倒霉！我的承包地有这棵大树，赶快砍倒完成任务。”嗨！嗨！嗨！……阿明嘴里发出用力的砍树声，我被声音扰得抬起头来，只见他左一刀，右一刀，横一刀，淡红色的木质片片四溅，这时一棵直径五十公分粗的红椿树已被砍去三分之一，大家全然不知危险正在悄悄地向我们袭来。
突然，阿明惊恐地大叫起来，“不好，树要倒了，快跑！”我霍地站起身，抬头朝树梢望去，只见红椿树开始慢慢地倾斜，树的下端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我吓傻了，两只脚像灌了铅一样重，竟然呆如木鸡地站着不动，随着一阵紧一阵的咔嚓声，大树断裂的速度加快，倾斜度加大。树底下的人一下子慌张地惊叫着，騷动着四处狂奔，我赶紧拉起文书、惊慌失措地朝树倒的方向撒开双腿奔跑。地上都是砍倒的茅草、藤蔓和树桩，稍有不慎就有绊倒的危险，这时，我不顾一切地逃命，奔跑在文书的前面。
突然，我觉得身后有一阵冷风，树叶和灰尘哗啦啦地掉在头上，只听到 “轰”的一声巨响，大树倒地了，茂密的枝叶铺天盖地把我砸倒在地。不知过了多久，我清醒后，慢慢地睁开眼睛，看见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我的脸上，仿佛找到了生的希望。我试着摆动了一下肢体，发现还能动，就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茂密错纵的枝叶压着我根本出不来。这时我听到大树外围的伙伴们在呼喊：“小华！小华！你在那里？”我用低微的声音告诉他们：“我压在树叶当中！”大家循着声音用砍刀奋力地砍去树枝，终于把披头散发、满脸灰尘的我拉了出来。惊魂未定的我，突然感觉全身像被什么东西咬似的、火辣辣的疼。低头一看，啊！全身爬满了黄蚂蚁，圆圆的脑袋上长着两只黑眼睛，有四条腿，还有两只咬人的钳子，足有一公分长，在我头发丝里、内衣和裤腿里爬来爬去地咬我。我全身像着火一样，惊恐地叫着，拼命地扑打着黄蚂蚁。几个女知青一起帮我抓掉发丝里的蚂蚁，然后我紧捏着衣裤，死死地抓住裤腿里的蚂蚁，一只只地把它们掐死在里面，现在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当我清除了可恶的黄蚂蚁之后回过神来，才想起了文书，她受伤了没有？这时听到队长在叫我；“卫生员！快过来看看文书！”我紧张地走过去，拨开围着的知青。文书的脸朝下，背部被一根三十公分粗的枝干压着。我弯下腰用手拨了下文书的头，只见她紧闭双眼，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看到此情此景，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双脚发软，用颤抖的声音问她：“砸痛在哪里？能说话吗？”过了一会儿，她用手指着头低声说；“头很痛！” 看她回答清楚、无呕吐、无外出血现象，我提在嗓门眼的心似乎暂时放了下来。看大家急得一筹莫展，阿三忍不住了，就用砍刀使劲地砍断树枝想救出文书，可是由于用力过猛，强烈地震动，使树干挤压着她的胸背，剧烈的疼痛让她实在受不了，阿三只好放弃了这个办法。这时，有人建议搬开大树，在队长的带领下，男女知青齐心协力，双手抱起大树，嘴里发出统一号子：“一、二、三，抬起！……”可是几个来回，全连人马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大树依然纹丝不动。
火红的太阳当空照着，又热又闷，大家浑身是汗，双脚踏在枯卷的茅草上滚烫滚烫的。文书无力地卡在树干底下，烈日爆晒着她，怕她中暑，有人找来了芭蕉叶为她遮挡阳光，有人拿来了水壶，用空心草做麦管让她吮吸。
还是队长当机立断，立即派人下山叫木工班带拉锯上山。一会儿，2名木工班的知青迅速上山，大家出谋划策，一致主张对大树主干进行分割。为了避免拉锯的震动加重文书的胸背疼痛，有的人屏足气、涨红了脸，用肩硬扛着高位枝干；有的人双膝跪在地上，用手死死地托住低位枝干；有的人弯着腰，在文书左右两边抱着枝干用力往上抬；有的人站在拉锯人两边，随时接住锯断的大树主干；剩下的人在文书身边等待大树锯断的一刹那，迅速地将她拉出来。在烈日炎炎的山顶上，知青们屏住气、鼓足劲，各就各位，只有沙沙的拉锯声。二十分钟后，在全连干职的同心合力下，大树割锯成功，文书终于脱离了危险。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我和文书也“笑”了。可是，我突然发现文书的“笑”声就像关不住的水闸，让人毛骨悚然。我们赶紧把她送下了山，原来文书的笑神经被触动了，我的心一直沉了很久很久……
三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重逢，情不自禁地谈起此事，才知道当年文书被大树压倒后落下的头痛毛病至今未愈。就像我们中有不少人，在艰苦岁月里患上的腰肌劳损、关节炎等疾病所留下的后遗症一样，将伴随终身。
作者：袁佩钧
记忆在日常生活里的重要性似乎人人都明白。人怎么知道自己“活”着？那是由于他/她都活在记忆里。今天，我为什么要勾起上世纪70年代那一段历史，让昨天复活？也许是自己已经到了怀旧的年龄，抑或是对那段生活尚未在忘却的深渊里淹没。如今，我常常会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沙发里，凝视着桌上那杯淡淡的清茶，在午后的缕缕阳光中，追忆我们的那些年，回想着曾经发生的故事……
公元1970年5月，阴雨绵绵、雾瘴迭起，版纳漫长的雨季阻挡了出工的脚步，东风农场三营八连一百多号人龟缩在低矮的竹笆房里。这里空气是湿的，床铺是湿的，身上的衣服也是湿的。有的虐疾(打摆子)病发作,裹紧棉被，上下牙齿打颤，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有的眉头紧锁，低头护理着因水土不服溃烂化脓的双脚；有的趴在床沿边给家人写信，不时地擦拭着眼角的泪水；有的在甩扑克，打发着无聊的时光；而我，则手捏着那本已经翻烂的《政治经济学》发呆……
17岁的我，总喜欢一人独处沉思，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遐想着大学校园里的美好生活，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剥夺我们上学的权利？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肥沃的土地，人们的生活却如此贫困？还常常牵挂着弄堂口的大饼、油条，还有杏花楼的叉烧包、小馄饨……
开饭了！一声声嘶哑的喊叫传入耳际，也许是条件反射，饥肠辘辘的我拿起搪瓷碗直奔伙房，副指导员丁家红亲自掌勺，他微笑着将一大瓢忆苦思甜饭打进了我的碗里。回到宿舍，我把吃早饭时偷偷藏着的一小撮粗盐投进碗内，操起一勺慢慢含进嘴里，一股苦涩弥漫口腔。所谓的忆苦思甜饭是用芭蕉杆、少量的糙米加水煮烂而成的，我端着饭碗嘴里直嘀咕：芭蕉杆是农场喂猪的食材呀?如果说万恶的旧社会，老百姓吃的是芭蕉杆，那个年代猪又吃什么呢？至于现在的“甜”，我为何没有一丝丝感觉呢？
说到旧社会，我脑子里似乎一片空白，在我的记忆里，依稀记得小学的课本里曾读过“半夜鸡叫”，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来农场半年的体验，我似乎对这篇课文的真伪产生了疑惑，摸着黑能种地吗？再说既然是雇主与佣工的关系，那周扒皮为何不用棍棒逼他们出工，非要屈尊钻进脏兮兮的鸡窝里去叫呢？
那些年，农场各种政治学习和大大小小的会议何其多，每晚的“天天读”雷打不动，五好个人评比，先进班、排评比、等等，令我感悟最深的自然是批斗会，我们队有一个“坏分子”，我记不起他姓甚名谁，也不清楚他是何方人士？只知道他是因为把毛主席画像当手纸用，而背负了这个罪名的。夜幕降临，微弱的煤油灯下，一个鬼魅般的身影出现在批斗会场，矮矮的个，低垂着头，如同一头等待宰杀的羔羊，瑟瑟发抖地站在会场的中央，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口号，个别年少轻狂的上前拳脚相加，更有甚者，竟然将其残忍地扔进粪池里，令人发指的残酷啊！在古罗马的竞技场里，当负伤倒地的角斗士被胜者用利刃抵着心脏时，也许台上的贵族会将拇指朝上，给这个奴隶一个生的机会，而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同样是一个鲜活的生灵，为何却得不到怜悯，还要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呢？
那年三分场掀起了大会战的高潮，大伙冒着瓢泼大雨上山砍坝、挖梯田。那天，如果不是他，趴在泥地里埋锅做饭，我们就得挨饿；如果没有他，帮我们就地取材搭棚屋，我们就要露宿山头；目睹他大汗淋漓、一脸疲惫地卧在草地上，恻隐之心顿生。我知道，不管他如何卖力，都无法洗脱所谓的罪名，这个根正、苗红、大字不识的农夫，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无意识的举动，竟然会害了自己的一生。以后的批斗会上，曾经高呼“打倒×××”的我，再也没有举起自己的右臂。几十年后，在一次知青聚会中，得知他早已因病去世，不由得百感交集。这件事让我领悟到：人们的言行无法脱离社会的意识形态，当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时，任何亵渎神明的举止都将遭受灭顶之灾。我哀叹命运对他的不公，也敬佩一个被剥夺了人格和尊严的人，一个受尽胯下之辱的人，行尸走肉般地活着，需要多么的坚强、多么大的毅力啊！
1971年年初，我调到了机务连工作，为了盖车库，晚饭后职工利用一些时间加班打土坯，电工在工地上拉了一条临时线路以解决照明。不料，指导员冯怀波的手触到了裸露的电线，电光火石间随着一阵噼啪声，指导员立即被击倒了，场内顿时漆黑，惊呼声一片。近在咫尺的我，目睹瘫在地上的指导员，接连高呼“毛主席万岁”，这种场面着实把我吓得不轻，幸亏连长罗俊林眼明手快，抓起一根木棒扯断了电线，险情才得以解除。
那些年，农场的生活状况实在糟糕，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艰苦的边疆，瞬间的变化，巨大的落差，让从未吃过苦的我们无所适从。炎热、水土不服、热带疾病、强体力劳动，残酷的现实，每时每刻都在摧残着我们的心灵。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吃”，没有油，没有肉，日复一日的水煮茄子、水煮冬瓜、水煮黄豆、玻璃汤吃得令人作呕，几分菜地、几头冬瓜猪是连里全部的财富，不仅维系着一百多张嘴，也承载着我们的希望。有限的摄入与能量的消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那些年盛行开荒“大会战”，全连一众人马卷铺盖、背锅盖高呼着“吃在山，住在山，完不成任务不下山”的豪言壮语上山，开始了气吞山河的行动。星期天不用说没有了，每天一早出工摸黑回窝棚，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浴血奋斗赢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在这里被终止了，手上磨出了层层老茧，饥肠辘辘、面黄肌瘦的我们，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顶着骄阳步履维艰，在陡峭的山坡上留下了挥舞锄头的身影，大汗淋漓的衣服上泛出深浅不一白花花的盐渍，在烈日的炙烤下，散发出浓烈的汗酸味，一天下来，连饭碗也端不住。好不容易盼到了有肉吃的日子，满脸沮丧的我拨拉着碗里的几小片肉，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那个混账伙夫，埋怨他那只掌勺的手，怎么会突然患了帕金森病似的不停地颤抖，埋怨他为何对老子那么的刻薄，但室友愤怒的眼神似乎告诉了我，他也有同样的迷惑，我的心底也就释然了。
那些年，有些受饥饿折磨的人，往往会做出不计后果的举动，机务队的昆明知青，捕鱼时不幸炸掉了双腿，现场惨不忍睹。有的因误食野生菌类中毒；有的捅蜂窝被蛰成了大头娃娃；也有的为了改善生活，斗胆做一回梁上君子；也有的为此糊里糊涂地丢掉了卿卿性命。农场是军队建制，和部队一样星期天吃两餐，每每到了这一天就让人愁白了头，饥肠辘辘的我到处蹭饭吃，老职工家家都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圈转过来的我还是没能吃饱。有一回，我一顿吃了一筒卷面，面条几乎顶到了喉咙口，肚子涨得让我通宵未眠。
世界上一代又一代人都经历过自己的成长和成熟期，但凡像我们这代人那样，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了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中，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挤压中顽强生长，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些年，我们过早地失去了单纯和青涩，过早地承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过早地品尝了跌宕起伏的人生，仿佛成了社会的孤儿，一种被遗弃的感觉。10年后，当我们蓬头垢面地返回家乡时，已是衣衫褴褛、遍体鳞伤了。
今天，当所有伤心的事一旦变成了回忆，就像被糖腌过的苦瓜，也会有丝丝的甜味，曾经的辛酸留下来美好的痕迹，曾经咒诅的地方成了梦中的向往。
还有，这些同命相怜的知青战友注定成为我生命中的温暖，那炙热的友情在时光中慢慢沉淀下来，化成不朽，累积成永远的记忆。
我想有一天，当我头发花白，在暮色降临的夜晚昏昏欲睡时，我也会想起那些年，抑或又回到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哎，可恨、可爱的那些年啊……
文章来源：上海知青勐龙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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