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特殊的知青群体——69届知青

难忘青春岁月
特殊的69届知青

69届初中生——他们是最特殊的知青群体。 他们去农村时的年龄最小——大部分不足十七周岁 ；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最低——只是66届小学毕业生 ；但他们在农村的时间最长——大部分在农村八年之久。 为此“69届初中生”，或者说“69届知青”被研究“中国知青史”的史学家们称作：文革中最特殊的知青群体！

心中的“69届”知青

你可能不会忘记

有这么一届中学生

没有课本和教材也没有成绩和《毕业证》

最短的在校时间一年半的“学农”“学工”

他们却成了“69届”初中毕业生

就是这么一届“初中毕业生”
刚刚十六岁的年龄
还需要父母监护的“儿童”
在“上山下乡”浪潮的裹挟中
却成了被“再
教育”的“小学生”
也是这场运动中
绝无仅有的一代“知青”

就是这么一届知青
未成年的弱小身体
和他们初高中的
大哥哥大姐姐们
同在广阔天地中磨砺筋骨
一样的“战酷暑斗寒冬”
却成了一群被“老三届”
边缘了的“知青”

就是这么一届知青
文化知识的缺乏
失去了上学的“资格”
在“返城”后的就业中
只能去接受建筑 运输
服务行业和搬运工
默默承受艰苦简单的劳动
做着社会的中流底层
就是这么一届知青
为了不被“改开”淘汰
为了名副其实的“知青”
已过了最好学习年龄的他们
艰难“补习”着文化课程
只为获取一张
被承认的《毕业证》
就是这么一届知青
虽然有了这纸《毕业证》
他们仍在被“下岗”中
工作的压力 
和生活的拮据
“上有老下有小”的窘境
使他们在“只不过从头再来”的
戏弄下苦撑

就是这么一届知青
他们已不再年轻
一辈子简单艰苦的工作
重复着缺少知性的本能
总算捱到了“养老退休”
却又成了照顾孙辈的
老年义工

就是这么一届知青
还在“随波逐流”的生活中
不知道什么是“自我”
不清楚为什么要“知性”
还在不是为生计的“发挥余热”
还在自视甚高的“愚情”中

就是这么一届知青
拥有朴素执着的感情
和对抽象事物的愚忠
什么是“思维方式”
也不甚知晓
什么才是真正的“尊重”
为了“矫情”的话语权
伤害着自身人格尊严的“夕阳红”

就是这么一届知青
有坚韧历练和丰富阅历的人生
不需要人云亦云风雅附庸
真实 理智是他们的能力
真诚 自省是他们的炼成

就是这么一届知青
不为活得轰轰烈烈
不为身后留世芳名
从“不讨人嫌的老人”做起
把“该”与“不该”的事情分清
做有品位有格调的老者
让人启敬的“69届”
淡定从容活出不一样的“知青”

“小69”的故事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滞留了三大批初、高中学生没有及时分配工作，在随后的上山下乡热潮中被称作老三届，他们就是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后面的1969年毕业的初中生，因文革动乱休学一年，1968年一月中央紧急叫停了“大串联”，国务院号召“复课闹革命”时，回到学校的一批学生。他们的初中生涯到69年8月就突然结束了，只勉强上了一年半的所谓中学。这批初中生不同于老三届，也不同于后续招收的初中生。他们是一批被称作知识青年的，文化知识只停留在小学基础的一届，成为共和国一批最特殊的学生。

这批学生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在校期间从未见过课本。当时老的教材被当作封、资、修完全封闭，新的没有人编写，或者根本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编写，所以69届的这批学生所学的文化课是随着老师的感觉教的。数学课只学了一些正负数、有理数，也只相当于现在小学5、6年级的基础知识。物理课老师讲了杠杆原理和用电常识。

有一堂课，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深刻。那一天，老师站在课桌上，手里拉着一条电线在做实验，老师让一个同学拿电笔量他的另一只手，电笔突然亮了起来。身体通了电为什么电不死人呢？原来这就是木头绝缘的原理，老师告诉我们：人体虽然带了电，但形不成电流，人就不会触电。课堂上学生们都被谜住了，瞪大了求知的眼睛。有的同学提问：我站在地上摸您的手可以吗？老师说，那样就接地形成电流了，我和你都要触电，甚至可能产生生命危险。

记得那时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外语这门课。A、B、C、D26个英文字母,很好学。还学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样的口号。老师说，过几天就教我们国际音标。但不久学校开始拉练，学生们都要准备好背包和行李。一天夜间徒步开到几十公里外的西北旺去学农了。

西北旺遍地都是水稻，水田对于我们这些乳臭味干的孩子来说很陌生，可是水田很快也为我们带来了好多好玩的东西。最吸引人的当属钓青蛙了。插秧休息的空档，老乡们在水田的排水沟里钓青蛙。原来钓青蛙不用鱼钩之类的东西，只把活的蚂蚱绑在细细的线绳上，然后用木棍挑起就可以了。青蛙见了蚂蚱拼命的咬在嘴里用它的大嘴巴狠命的往肚子里吞，这时趁势把木棍儿甩起来，青蛙不舍得丢掉到嘴的蚂蚱，就活活的当了俘虏。看着青蛙一个个被钓出来那股憨象，十分有趣。有一次，一个女生在插秧的水田里突然哭喊了起来，原来她的腿被一条水蛭叮住了，水蛭的头已经钻进了皮肤。一位教我们插秧的老农跑了过来，在那个同学的腿上狠劲儿的拍了几巴掌，幸亏水蛭没有钻进多深很快缩了出来，那个女同学的伤口流出了鲜血。老农告诉我们：水蛭，也叫蚂蝗，万一叮住了不用怕，只需在叮的地方拍几下就出来了。他告诉我们，蚂蝗啊还是中药呢。我们都瞪大了惊讶的眼睛。事后班主任开会时总结说：需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同学们，要虚心学习，学习贫下中农不怕吃苦的革命精神。

那段时间学工和学农总是交替着进行，接受再教育吗，只接受贫下中农的不行，还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夏天在稻田学插秧，冬天在工厂里打零工，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会，也只能干些粗重的活，或帮助打扫卫生。一年半的时间玩耍似的飞快过去了。

69年的8月份，很亲切的班主任老师突然在课堂上宣布：你们马上毕业就要分配了。这样快就要结束学校的生活了？我们还只上了一年半，还盼着老师教国际音标呢，就这样可以不上学了？我们围着老师一头雾水，而老师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只是说这是国务院决定的，根据1968年底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几天后，分配方案下来了，四个方向，任选报名。

其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其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其三，黑龙江嫩江农场；

其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学校通告说，所有的69届应届生，一个不留全部要到边疆，到农村，到反修防修前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私下商量，决定去内蒙，因为内蒙离北京相对最近，就说呼和浩特吧，只有一千多公里。而黑龙江最近的地方也有两千多公里，云南更不必说，最少也有三千多公里。何况内蒙兵团属于北京军区。那时的我，十五周岁多一点，凭着这样的分析当机立断。可是，内蒙兵团要求的条件很高，一要表现好，二要根子正，三条必须是加入红卫兵的。因为父亲属于工人出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而且父亲还是革命干部（刚被解放出来的），只有个头太小，才一米五多点儿。这一条没想到费了不少周折，幸亏我的人缘不错，得到班主任王贵俊老师和工宣队领导的力挺，终于被批准成为一名兵团战士。说心里话，能够争取到内蒙，自己还是很高兴的，爸爸也很支持。临走的晚上，还特地赠我一个印有红卫兵封面的笔记本，还特意为我留了言。很快就和妈妈一起到北太平庄派出所销了户口，并领取了棉被等配给的一些东西。

随我转战南北依然保存完好的通知书

1969年8月16日，是我们离开北京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们离开了亲人和家乡，开始了独立的建设兵团生活。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学生，被共和国的史学家不屑的称为“小69”的一批特殊的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有着“知识青年”称号的载入文革史册的“小69”。

那个红色风暴席卷的年月，相信只要有党的命运就有自己儿子命运的革命干部的父亲，拒绝走后门、靠关系把自己从内蒙弄回北京。所以，那时自己为回北京做出了无数次的努力，结果都成了天方夜谭。我在内蒙屯垦戍边八年，国家始终没有允许知青返城的红头文件，所以那年23岁的我，想起祖父曾说过的一句话：树挪死，人挪活。怀着换个地方兴许会好一些，起码还能争取一些机会的想法，就在战友的帮助下，随着允许插队的政策，申请到河北省栾城县马家庄公社宋家庄大队，当了一年的农民。

在农村插队的日子里，队长为报复一个顽皮的16岁的小知青，罚他到砖窑背砖。那个小伙子身体瘦弱，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就主动的要求替他到生产队砖窑。队长怒气横生，说那你就和他一起去吧！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一趟要背负七八十斤的重负，还让他怎样正常发育？我在第二天到县知青办反映了这件事。是退伍军人出身的张中枢主任发话，赦免了那个小知青。而我也为自己的抱不平付出了代价，替代小知青在砖窑里当了十个月的窑工。

那是1977年，农村砖厂相当落后的时期，出窑没有机械，全凭窑工的双手把砖块背出窑外，炎炎夏日顶着40度高温，我们把麻袋折成锥形披在身后，双手垫着纸壳，温度还是烫手的砖块不小心会把手指烫出水泡。最难忍的还是干渴，喝下一碗水，立马变成水珠滚滚而下。窑头为了赶着装窑，拼命地赶着窑工一趟接一趟的往外背，直至一个窑工晕倒在地，才允许暂时休息一会儿。

真正脱离了砖窑这个苦海，还是在一年之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终于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粮食局工作。再后来又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漂泊四海做起了广告喷画，真的是以四海为家了，那是一段比较惬意的生活，一段相对体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生活。

时至今日，当年浪迹天涯曾翻起过几朵浪花的“小69”，已被时代的潮流搁浅到黄海之滨的小城日照，在这个日出曙光先照的地方，每天迎接着朝霞，目送着太阳落山。当年的那个充满了许多遐想的小“69”，已过花甲之年，老之将至，每天唯一的期望，就是盼着小孙孙长大，把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倾注于新的一代，让小孙孙知道爷爷那个年代，还有爷爷那过去的故事。

文章来源：我以我血荐轩辕2011的博客

北大荒69届知青的绝唱

今天，距小为远行已经整整两周年了。

1969年8月，我们是乘同一列火车从北京去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他才16岁。

16岁的他，十分天真，误信了兵团来京某接收人员的话，竟与同龄的那拨69届（全称为69届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上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的孩子们以为到了连队，什么都会准备齐全，居然连饭盒、碗筷都不带一件。结果，到达驻地11连开饭时碗筷全无，顿时都抓了瞎，纷纷吵嚷着要“大花碗”（当时部队使用的白底带绿纹的搪瓷碗）。其中，嗓门最大的，就是他。

16岁的他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到达连队的第二天，就与全体职工下了地。因为那年正赶上连续大雨，拖拉机、康拜因都下不了地，急需人工抢收地里的麦子。毕竟年幼，身体还未发育全，才干了两天活儿，就腰酸腿疼累得不行。于是，第四天的上午，任凭出工哨响了一遍又一遍，他和十七八个69届伙伴似乎是商量好了，全都躺在帐篷里不出去。无疑，这是公然罢工啊！初到兵团的他们，实在是不知深浅。我们几个年龄稍长的老三届看在眼里，难免有些担心。不过，为了与他们保持一致，我们也没有出工。也许，看我们心齐，又念及新来咋到、未及休整，所以连领导来催促几次无果后，居然就默许了，过后也未加追究。

当然，这种事情可一不可二，他和他的69届伙伴，还是很快地面对现实了。特别是他，逞强好胜，干起活来，既不惜力、也不服输，毫不逊色于早他一年来的各地老知青。在麦台，装车、入囤，是力气活儿。相比较，上跳入囤，比纯粹装车难度更大。除了力气，还需技巧。可他，三级跳、五级跳，三五米高，全不怵，照样是扛着麻袋就上。初时，立肩，只能扛一百三四十斤。走平地，还凑合；但是上了一尺多宽的跳板，上下一颤悠，可就左摇西晃起来。弄不好，还会连麻袋带人都从跳板上摔下去。毕竟年龄小，身子单薄，又没经验，很难把控。但没多久，他就能扛着一百八十斤的麻袋，飞步上跳了。上身不动，两脚紧捯，随着跳板有节奏的颤动，貌似小跑般地上到囤顶。一手抓紧麻袋的底角，身一侧，肩一耸，未扎口的满袋豆粒就倾泻而出。通常，我们知青扛麻袋时，大多数人都会用一只手抓着麻袋的一角，以起到把控的作用。但他，孩子气足，有时会效法老职工，竟把双手反背在身后，要的是洒脱，透着的是自得。当然，这种表演也有演砸的时候——即使硬撑着，麻袋仍然倾覆，豆子洒了一地。

其实，在11连，我们只呆了半年，之后便作为同一个武装班的战友，一起调到了远离团部、僻处山中的武装连——19连。说是武装连，是因为有警卫我师战备仓库的任务，所以扛过枪、站过岗；但依旧要开荒地、干农活——双倍的辛苦。

几年间，他打过石头伐过木，还到马号挥过鞭。常常是身上破棉袄一裹，腰里粗麻绳一勒，驾着马车，赶着牛车，顶风冒雪翻山路，去团部为连队运物资，进密林为职工拉烧柴。早出，晚归，冷热食宿全无定规。

几年间，知青不断地成批调离，曾经拥有180来人的武装连队缩编成了只有一二十个知青的轮训队。一次又一次的战友分别，他学会了喝酒——60度的白酒。从二三两到六七两，在醉酒中消减离情带来的愁闷与对莫测前景的迷惘。一年又一年的时光流逝，他学会了抽烟。先是买一两毛钱一盒的烟卷，继而自裁纸条卷烟泡，在吞云吐雾的同时，与伙伴们玩拱猪、打桥牌，化解工余的无聊和不时涌起的乡愁。

冬天的周日，他想到了滑雪。自制的滑雪板极其简陋，连滚带爬更是常事，却吸引了好多个知青起而仿效。夏季的傍晚，他总要高声吆喝大家去山坡下的空场上打篮球。人不够，就招呼老职工子弟，全不管他们与知青不同，晚饭后的宝贵时光往往需要帮助家人收拾自留地。平时，看到我画画，他也曾拿起了画笔；看别人根雕，他也搜罗过不少树根。可惜，都只是心血来潮，不久就放弃了。倒是对乐器，有着天然的喜好，遇到郁闷的时候，山坡上、树阴下，光着个膀子弹吉他，堪称是连队一景。

记得，那些年里，不是节日，连队是不会杀猪的。所以，赶上元旦、春节，食堂包顿肉馅饺子，谁不是畅开了肚子拼命吃。通常，都是以班为单位，拿着脸盆去食堂打饺子。一盆未吃完又去端一盆。那一年的国庆，当大家的肚子都已鼓胀起来的时候，有人言道：“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怎么办？”“想法子再多吃几个呀！”“什么法子呢？”说笑间，已有人飞奔出门去往小学校。

干什么？悠单杠。

是谁，还用问吗？——准是小为。他就喜欢搞笑出洋相。

“加快消化，就可以再吃几个喽！”喊得山响的哑嗓子，引得女宿舍的同胞们也都出来看热闹。

于是，又跑过去几个响应者——与他年龄相仿佛的69届。边跑，边回头冲我们嚷：“给我们多留几个饺子！”当然，这是彼时彼刻苦中求乐的人来疯、瞎起哄，当不得真。想想他们的年龄，还没有超过20岁呢——不过是些青涩的大男孩罢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文体细胞比较丰富的缘故，实际上只有小学学历的他，竟在连队小学的教师岗位出现空缺的时候，充当过一段时间的文体教师。别说，教学效果还不错，小学生们都挺听他这位活宝似的大哥哥的话。

很遗憾，调离得早了一点儿，他没能等到1979年大批知青的返城潮回归北京，便于1977年辗转去了两广，先是玉林，后是湛江。更遗憾的是，韧劲也少了一点儿，在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没能再试第二次。其实，以其69届的文化根底，试图一举考上大学，确实难为他了。当时，我们在书信往返中交换过意见，曾劝他趁着年轻、记忆力好，专攻外语。他赞同，也努力完成了一年半的电大英语专科班的学习，还曾试着翻译短文，但最终仍未继续学下去。

于是，结婚，扎根于南国。但难以逆料的离异，又使他肩负起当爹又当娘的两副重担。从小学到中学，他对女儿的教育是抓得非常紧的。也许，事业上，他不很顺心。开过龙门吊，搞过外调，还当过导游，跑跑颠颠，什么都干。但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却比我们许多人更为专一、竭尽心力，且有绝招。曾经，单位要派他去上海进修，但为了照顾女儿，他放弃了这个关系到个人前途的机会。一小，他就注意培养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为了激励孩子奋发上进（自然，也有增加经济收入的考虑），他还一度在工作之余自制羊肉串去卖，甚至把摊位摆到了本单位的门口，全无顾忌。

自从女儿上大学离开了湛江，从电话交谈中我能隐约感到他内心的孤寂。尽管，他轻易是不肯表露出来的；而且，他交际广泛、有各类朋友，日常生活似乎并不单调。

好玩、真率、任性、大大咧咧、口无遮拦，是小为给我们的表面印象。但实际上，他也有精细的一面，骨子里心高气傲。他可以跟哥们拼酒，与同事打球，但如果有机会，他更愿意和我们老三届荒友交流思想，谈文说艺，回首知青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打球，他不服输。玩乐器，不限于一种。除了卖羊肉串，他也尝试过装裱书画、开设画廊，但对情节性、趣味性极强的武侠小说却是不屑一顾。然而，他的荒友都远在北京、上海、哈尔滨……。他只能拼酒，让酒精把忧郁驱散，以麻醉身心；他只能打球，让汗水带来疲惫，送自己进入梦乡。

设若当年，他也回到北京，以其广泛的爱好、聪颖的天赋与学习的热情，其人生的轨迹或许会有所不同。毕竟，这里，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这里，有较好的学习环境、抚育他成长的亲人与可以交心的兵团荒友。但人生没有假设。

30多年了，每次来京出差、探亲，不管待几天，他是必来我家报到、必与荒友相聚的。开初，我只有9平米的小屋，七八个人照样聚。以后，住了楼房，相对宽敞，聚会的次数也就更勤了些。来时，才进小区，未到楼下，已经扯开了嗓门，呼叫我的名字。声音之大，响遍小区，我在五楼的屋内听得一清二楚。

然而，他竟于2009年的2月13日永远地走了，年仅56岁。从发现喉癌到扩散身亡，不过半年。半年里，他与病魔抗争过，先是手术，后是放疗，再又化疗。一度乐观过，手术后买了不少历史书，发短信跟我讲：“躺在病床上，又不能说话，就看书，补补课。”也痛苦过：“这放疗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如今，在我的手机里，仍保留着他在意识清醒、手指尚能按键时给我发送的最好一条短信：“其它事情都安排好了，放心！”“放心”，是让我们这些惦记着他的荒友“放心”。可我知道，他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女儿，当时还在读研，前途未卜。好在，她的女儿是争气的，去年夏天已经研究生毕业，并在上海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我想，现在，小为的在天之灵可以放心了，他的患难之交的荒友也可以放心了。只是，他的大嗓门已成绝响……

来源：华夏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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