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美丽

作者：朱维毅  摘自《生命中的兵团》

老照片上的这个姑娘清纯而美丽，她就是已故的天津女知青李建建。美好的人和事一旦毁灭，常会带给人更多的震撼，李建建之死，成了北大荒知青恋爱故事中一个悲情符号。

在天津荒友活动的召集人胡宝平的介绍下，我见到了李建建的父亲——88 岁的李德宣。老人慈眉善目，头脑清晰，能写会说。和我见面那天，他穿着一件蓝色工作服，走路的步伐有些迟缓，李建建的弟弟陪着他来见我。多年来，这位厚道朴实的老人一直关心着天津兵团知青的聚会活动，对阅读知青回忆文集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的讲述，让我看到了一种别样的知青情结：

“我是河南南阳人，1944 年在河南正平的高级工业技术学校纺织科毕业，毕业后到山西工作，1946 年进了天津棉纺4 厂，1948 年10 月28 日结婚，老伴是我的校友，她是学织染的。

走不出知青岁月的知青家长李德宣。在他心中，女儿李建建永远18 岁。老人把从兵团回来的人都看作是女儿的战友，他带着一种父爱和很多天津知青成为了忘年交。

“1949 年1 月15 日天津解放了，3 月份工厂保送我们两口子上了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学到9 月底分配工作，我们到了天津市总工会。干了没多久，天棉4 厂的军代表非要我们回去，12 月我回到原单位，在织布分厂当了厂长。我在天棉4 厂一直干到1976 年10 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来又调我到大港石化公司去建化肥厂，我在那里一直干到了退休。1956 年我是局级待遇，工资146 元，‘文革’开始那年给降成139 元。离休时按工资定级别，我是副局级。这就是我的大概情况。

“我从小家境还可以，要不然也不会读到中专。土改时，我父亲的成分给定了地主，我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曾向组织提出更改父亲的成分。‘文革’一来，我这个做法被说成是为‘逃亡地主’翻案，把我留党察看两年。1979 年给我平反了，父亲的成分从地主改成了职员。我的案子算是错案，父亲的算是冤案。 

“李建建出生于1953 年4 月5 日，下乡前是天津陈塘庄中学的69 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学校老师给她妈妈打电话，说建建的姐姐已经去河北插队了，她可以留在天津不走。但当时家里还住着戴着‘逃亡地主’帽子的爷爷和奶奶，建建觉得政治压力太大，一天也不想在家里多待，非要去兵团不可。她是1969 年6 月28 日去的北大荒，被分到4师42团1营1连3排1班。

“建建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她爷爷去世时，我打电报让她回家，她说走不了，连队一次只能准三个人的假，已经有三个人走了，她要等他们回来后才能走。 

靓丽成为永恒——三个不同时期的李建建。左图：“文革”初期的小学生；中：去兵团时的初中生；右：兵团时期的“小六九”。她本应在2013 年和荒友们共庆“小六九”的60 岁集体生日，但她的形象定格在了右图中的兵团战士照

“1971年1月8日建建死了，当时她差3个月不满18岁。从那以后我经常会想，建建要是活到现在该多大了，今年她应该六十岁了啊。按照迷信的说法，人在死的时候会和远方最亲的人之间产生一种心灵感应。我不相信这种事情，但怪事真的就出现在我们家。建建妈妈有一天下班，走到棉纺4厂的土城附近时，忽然听见有人喊‘妈妈’，听上去就是建建的声音。

我老伴回转身子到处看，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后来一回忆，那天正好是建建离世的1月8日。事后有人给我们解释说：人在心情高度异常的情况下，发出的心电波会传送到波长相同的亲人身上，就像无线电发送和接收一样。

“女儿一下子就没了，我们两口子的心都要碎了。关于她的死因，我们去兵团后了解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建建连队里有个从宁波来的男知青喜欢她，给她写了封求爱信，听说信里有20 多个‘爱’字。建建收到后把信藏在了炕席下。那时连队不许知青谈恋爱，和建建住同屋的一个天津女知青发现了这封信，就把它交到了连部。建建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刘连长骂她不要脸，女副连长找她谈话，班里还开她的‘斗私批修’会。建建做了检查，没有通过。她要求回家，连里也没批准。如果批了，孩子就能熬过了那一关了。

“当时建建特别孤独，没有人走近她、安慰她。在那个年代，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子怎么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当时但凡有人和她说说宽心的话，她也不会走上绝路啊。想想我们做父母的也有责任，总把她看成是个小孩儿，要走上社会了，也没给她讲讲怎么处理感情上的事。相反，我对她一直很放心。1970年11月17日她还参加过一次打火，被评为五好战士，好消息传到家里，我们都为她高兴，谁能想到她两个月后就自尽了呀。

“根据连队里的知青回忆，1月7日半夜，和建建同宿舍的副班长华子起夜时看见建建还在埋头写着什么，她也没怎么在意，其实建建是在写遗书。第二天早上，建建向华子请假，说要去一趟卫生所。中午吃饭时，华子发现建建没回宿舍，就拉上几个人悄悄地找她。因为一直找不到人，晚上她们把情况汇报到了排里。机务排有个绰号叫‘小老头’的职工说，他7日打柴时把绳子丢在山上，8 日上山去找时，远远看见一个土坑里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树枝，头露在外面，戴着一条白格子围巾，一看是李建建。‘小老头’问她在这儿干什么，建建说她去附近的柳毛屯买点东西，途经这里歇一会儿。她身边还有一把镰刀，说是防狼的。说着话，建建还往山下看。‘小老头’以为她在等宁波的那个男知青，就走开了。临走时他嘱咐建建：要去柳毛屯就快去吧，山上多冷呀。李建建答应了一声就起身往柳毛屯方向走了。‘小老头’回到连队没有和别人说这件事。他是好心，怕说出去会引来连队对建建更严厉的批判。”我插话说：“躺在土坑里身上盖树枝，这哪里是走路休息啊！她带了镰刀，割了枯枝，躺进土坑，这说明什么？我想她也许是准备在严寒中平静地离去。因为‘小老头’发现了她，迫使她换了自尽的地点和方式。”

老人叹道：“对这一点只能猜测，但建建那时已下决心自尽了，她留下的那些文字就是证明。‘小老头’回到连队一打听，和建建要好的那个宁波男知青被连里派出去修水利了，他们是不可能约会的，‘小老头’知道可能出事了，消息很快在连里传开。连领导判断建建可能往天津跑了，马上派人去密山车站找，没找到，又派人查她的行李，发现边防证和钱都在，这下大家更紧张了，全连的人都出动，先是上山搜寻，然后派人分头去其他连队，最后连边境线都找过了。事情惊动了42团，团长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十多天过去了，建建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了踪迹。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真去了柳毛屯，而且死在了那里。1月20日，柳毛屯的老乡跑到1 连报告，说他们在村头的井里捞上来一条白格子围巾，井内好像有异物。连里马上派人去打捞，结果捞出了建建。尸体就像一座冰雕，容貌一点没变，身上还系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着一块大石头。大家把尸体送到了团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处女，无他杀迹象，结论是自杀。

“在整理建建的遗物时，连里发现了两份遗书，一份是写给知青王玉红的，大致意思是：

玉红，永别了，我对不起家里。我走了以后，请你把我的东西收拾好寄回去，钥匙就在炕席底下，请你安慰我的爸爸妈妈。

另一份遗书是写给副班长华子的，华子是建建在学校时的班长。遗书的大致内容是：

华子，我没脸在连队待了，我要到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只当我死了……我只有这样做才能解脱。 两份遗书的落款是一样的：建建，1月7日。

“在建建的遗体被找到两天后，也就是1月22日，我们在天津接到了女儿的死讯。我们向厂里借了200块钱，一起去了兵团，25日到了密山。42团派车把我们接到团部朝阳。建建的指导员陈美林一个劲地向我们道歉，说他没完成好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家长。

“我们对连队处理女儿恋爱问题的方式当然是有意见的，你批判她也要有个防止意外的措施啊，她还没到18岁啊。但我们没有多说什么，而且任何要求都没有提，只希望能给孩子的墓地留下一个标志，好让我们以后能找到，方便时好把孩子的尸骨带回家。我们很想见一见和建建要好的那个宁波男知青，也好了解一些建建死前的情况，但连队把我们拦住了。

“我至今还保留了建建写的入团申请书，1969 年她写过两份，1970 年写了两份，但她临死也没有入上团。这都是在收拾遗物时连里交给我们的。

“我们在兵团只住了25日那一夜。1月26日上午，我们参加了对建建的送葬活动，孩子被埋在了朝阳西山陵园。当时那里有两个陵园，西山陵园埋的是兵团战士，东山陵园埋的是右派。下午，42团的团长李熙斌和政委魏仁忠来看我们，指导员陈美林交给我们一封以全连名义写的致敬信，还有一些当地的土产，并送我们到了车站。1连派了王玉红和王秀娥两个天津知青送我们回家，她们都是我们厂的职工子女。返回的那天正是大年三十，我们夫妻俩在火车上度过了我们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个年，车厢里空空的，只有我们4个人。回天津后，42团政治部主任陶德林给我写信，感谢我们家长通情达理，我在回信中又重复了一次：给孩子做个墓碑。”

和很多孩子死在北大荒的家长一样，痛失爱女的李德宣夫妇不追责，没条件，唯一的要求就是给孩子留下一个埋葬地标志。兵团对家长的谅解态度给予充分肯定。李德宣老人给我看了两封信，一封是在下葬李建建当日由1连指导员陈美林面交李德宣夫妇的，全文如下：

李建建家长同志，你们好。

你们这次来，对我们的教育很大，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为建建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高兴。为此，我们代表全连广大指战员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战斗敬礼。你们遵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十分正确地处理了你们之女李建建之死，表现了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精神，为此，我们表示向你们学习。

（赠送土产的话语省略）

家长同志们，我们一定把你们的好思想学到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沿着两个“决议”指引的航向乘胜前进，为把我边防建成伟大的钢铁长城而奋斗终生。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再前进。致以革命战士的崇高敬礼！

1 营1 连党支部 1 营1 连全体指战员 陈美林〈印章〉

1971 年1 月26 日

另一封信是李德宣夫妇返回天津后收到42 团政治处主任陶德林和保卫股股长宋祥义的信，原文如下：

德宣、祖媛同志，并致全家好：

首先表示道歉。我们于春节后外出开会至今，因此来函收讫未能及时回书，料之一定等急，请谅解。

收悉你们的来信，得知一路平安，处理妥善，减去一些我们的念意，但在精神上，灵魂深处，我们一直是忐忑不安。

建建的不幸，我们的心情一直很沉痛。由于我们的政治工作不落实，思想工作不过细，造成了这一不应该有的事件。我们没有完成好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辜负了家长同志及广大人民群众寄予我们的希望。

这一损失用语言是难以弥补的，只有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这一教训，检查政治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真正落实“两个决议”，抓好育人建军这个根本及用毛泽东思想来培养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千年万年大计，并诚挚接受你们不断的批评和帮助。

对于你们此来兵团及回去后的一切行动做法，我们深受教育。你们可贵的思想境界，鲜明的路线觉悟，全局的处世姿态，周密的思想方法，都是我们很好的学习榜样。在你们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有的思想品德，因而越发感到向地方同志学习的必要性。

我们已将你们的希望转与了1 连的领导及全体同志，作为鞭策他们继续革命的动力，并指示按你们的要求妥善处理建建的遗物。

同志，让我们在伟大的七十年代第二年，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沿着继续革命的大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致以革命的战斗敬礼！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42 团政治处陶德林、宋祥义

1971 年2 月25 日

一番送葬，两封书信，几包土产，结束了李建建的全部兵团故事，她埋在北大荒，却活在父母心里。这个未满18岁的美丽姑娘没有后人，有心为她的尸骨安排最终归宿的，只有她的父母。李德宣说：

“1999年，我老伴去世了，临终前她留下遗言，说要把建建的尸骨迁回来葬在自己身边。2006 年我开始办这件事，给建建的老指导员陈美林写了信，想请他帮帮忙。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帮我了却这个心愿。但我一直没有等来回信。2010年有个回访北大荒的上海知青告诉我，陈美林曾找过建建的墓地，但那一带的陵园已经变成了楼房区，叫作朝阳花园，墓地早被平了，我的女儿再也找不到了。

“建建自杀的环境背景，是那个强调两个阶级和两种思想斗争的年代。我父亲的地主成分给孩子带来了政治压力，她是受不了这个压力才坚持要下乡的。她谈恋爱被战友揭发并且受到连里的批评，给孩子带来的是另一种政治压力。年轻人之间的正常感情交流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这在当年是莫大的政治耻辱，又没有人及时开导她，这个压力把她压垮了。

“建建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从小我们夫妇就特别喜欢她。她在离开天津时对我们说：爸爸妈妈，等你们年老退休了到东北来和我一起过！多好的孩子啊。现在我还在，她却已走了40 多年了。40 多年来我一天都没有忘记她。我把对孩子的感情转移到了兵团知青的身上，从1989 年开始我就一直参加兵团知青的聚会活动，看见他们我就像看到了自己死去的孩子，想到建建如果和他们一起聚会该是什么样子。2009 年天津的兵团知青举办纪念‘小六九’下乡40 周年，2010 年孩子们搞知青文集，我写了一篇《难忘的七天七夜》，后来在印刷时，题目被改成《沉默的初恋》。佳木斯建知青广场时，我捐了一万块钱，交给了上海知青方国平，他的夫人曾经是我们建建的排长。

“我觉得上山下乡是解决国家的困难，如果历史重演，我还要送孩子走。但前提是，孩子能活蹦乱跳地回来。”

没有那场恋爱，就没有李建建之死。我觉得采访不能就此结束，我要找到当年和建建谈恋爱的那个宁波知青，给所有关心这个悲情故事的人一个交待。那个宁波知青是怎么和建建好上的？他在建建之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他怎么看待建建的自尽之举？他后来的生活怎样？带着一连串的问题，我到了宁波。在宁波荒友活动的召集人魏云龙的帮助下，我见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主角——冯国强。

宁波知青沈国强。他和李建建的关系还未谈及感情，那朦胧的初恋就以最悲惨的方式结束了。女友投身严冬水井之后和之前，对他犹如冰火两重天。

六十多岁的冯国强像是五十岁上下的人，他身材中等，稳重谦和，带有一种江南书生的气质。谈话之间，我发现他是个直抒胸襟的人，这些特点加在一起，难怪李建建会喜欢他。冯国强很爽快，说话开门见山：

“我只说事实，有的内容可能和李建建父亲对你讲的不一样，这也难怪，老人去兵团时没有见到我，一切都是听别人说的。你如果觉得我讲的有什么不妥，随便你写，把我写成什么样都没问题，只要不让建建的父亲难过就行。

“我是1950 年8 月出生的，68 届‘老初一’的学生，比李建建大了近3 岁。我本来应该是‘老初三’的，1959 年我家迁到广西，后来父母把我送回宁波和外婆一起生活，这一去一回，就让我少读了两年书。

“李建建之死是历史的悲剧，当年的‘极左’害死了很多人，也不能都怪连队领导。李德宣老人对事件过程的陈述，情况基本属实。但是有一点他不了解：那封导致建建自杀的求爱信不是我写给她的，而是她写给我的。如果那封信是我写的，指导员应该找我来算账，被骂被批的应该是我，你说对吗？

“建建给我写的那封信，被同屋知青发现后交给了领导。当时连队禁止知青谈恋爱，那封情书一曝光，立刻成了重大违纪事件。但是没有人把这件事透露给我。建建失踪后，我还和大家一起找过她。直到把她的尸体从井里捞上来时，我才知道了这件事和我有关。

“当时我和建建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状态？我和你有什么说什么。在事发之前我们彼此之间有了好感，但谁都没有说开。我去兵团的时候带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建建很喜欢这些书，从我这里把书借去看。她给我写的那封信是夹在我的书里，是放在枕头下面，还是像李德宣老人说的那样藏在炕席底下？我完全不知道。能说清这一点的只有和她同屋的那个知青，因为她发现了这封信，并且在不和建建沟通的情况下，私自拿走交给了指导员！她出于什么心理这么干？单纯？正统？积极？我不知道。但用现在的观点看，那是最典型的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从事情的后果看，她不但毁掉了同屋战友的自尊和名誉，还害死了一条人命，这是伤天害理！她心里应该一辈子不得安宁！她如果有良知的话，至少应该向建建的父母道歉。她的名字我告诉你，写不写出来你定。

“在兵团的知青里有几种人。成熟的，比如那些‘老高中’；一般的，比如‘老三届’初中生；幼稚的，比如‘小六九’。我属于一般的，李建建属于幼稚的，要不然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和我谈感情。我的家庭条件不好，出身是资本家，她的父亲是老党员。不过他父亲当时正受审查，爷爷成分也高，所以我们有同病相怜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长相比较般配，都属于清秀型的。如果说感情，我和建建也就是刚刚跨上爱的门槛。我们俩只有一次单独出门散步，一直走到附近老乡的村子里，路上说的话并不太多，只是闲聊。那次她和我换了一本书看。不用说，我们相互都有好感，但谁都没有谈到感情，都很谨慎，我们相互之间就连手都没有拉过，而且我们的交往也没有和任何人讲过。我做梦都想不到，这次见面会成为我们之间的永别。

“事情发生后我才知道，建建写那封信是想捅破我们之间感情的窗户纸。她在信里都写了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封信的第一读者是那个告密者，然后就是指导员。听说此信后来还被送到了团里。在严禁知青谈恋爱的当时，这封信反映出了基层连队中的违纪动态。 

“信被上交后，连队在处理时把知情人员控制在很小范围内，多数人都不知道她受到了连领导的批评。这种做法也许出于领导保护李建建声誉的好意，但对于性格要强的建建来说，这么做其实是把她推到了绝路。原因很简单，如果她因为此事在全连受到公开批评，虽然压力会更大，但她毕竟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安慰，大家都是年轻人，都处在想爱而不敢爱的困境中，有多少人会真正从心里鄙视她？最重要的一点是，那样的话她就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我的支持，我也不需要多说什么，只需要一两句话就会让她的心情变成另一种样子，我会说：不怕，这是正常交往，我和你在一起！

“我在北大荒待了整整10 年，在1979 年返回宁波。在对北大荒的记忆上，我比别人多一层痛苦，因为我的初恋在那里以让我最痛苦的方式被埋葬了。我后来结婚成家，把生活的路一步步走到现在，但李建建没有现在，她只体会过一次朦胧的爱，而且就是因为这份爱而结束了她短暂的人生。

“我们指导员在十多年前曾经专门南下来看知青。他到上海和知青聚会时，特意点名让我从宁波赶过去。在聚会的酒席上，他诚恳地对大家说：过去做得不对的事，我请大家谅解。后来我单独陪他散步，他和我说起当年的李建建之死，说他一直为此不安。我说：人不能摆脱特定社会、年代和条件的影响，不要说了吧。”

兵团沿用对部队战士的要求，禁止知青在到达初期谈恋爱并非没有道理。但知青毕竟不是战士，男女之情毕竟是纪律难以压制的，实施这一禁令需要细致的措施跟进，尤其要注意不能和政治立场牵扯到一起。李建建的不幸就在于，她遵循的是人性的规律，而连队领导遵循的是“左”的规律。她的连队首长也在尽可能防止事态扩大，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种小范围内对李建建“资产阶级思想”的指责，给这个涉世不深又性格刚烈的女孩子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因为她承受的只有政治指责和人格否定，而且批评全部来自被她视为代表组织的上级。她感受不到知青战友和老职工们的理解和宽慰，就连自己所爱的人也不知道这件事。这一切，对于一个重视名誉、期盼幸福并且一向广受欢迎的漂亮女孩儿来说，是何等残酷的希望毁灭！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正常的感情隐私一旦被曝光，给当事人的尊严往往会带来致命的挫伤，何况又是直言爱意的‘女追男’，何况又发生在一个不该有爱的现实之中！缺少生活阅历的李建建在骤然而至的灾难面前陷入了彻底绝望，并很快对自身的生存前景做出了误判。对很多人而言，生命的支撑力在于爱、尊严和希望，李建建显然属于这样的人。当她认为这三者都在瞬间离她而去的时候，摆在这个年轻而幼稚的姑娘面前的，就只剩下用自杀来摆脱困境这一条路了。可以想象，建建在生命的流连之际一定想到过要活下去，想到过远在天津的亲人，也想到过寻找刚让自己产生朦胧爱意的男友，否则她不会通宵不眠，不会独自在冰天雪地里徘徊了那么长时间。在她决定走向死亡时，哪怕有一个思想成熟一些的朋友给她几句点拨，事情都可能会出现转机。但她没有得到这种点拨。这个还不到18 岁的倔强姑娘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做出抉择。对家人、同学和男友的留恋，此刻已都无法打消她以死明志的念头。她终于走向了井台。在纵身跃入冰冷的井水之前，她是否向这个世界说了些什么，她是否最后环视了一下和自己青春相连的北大荒，我们只能想象……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天津知青胡宝平：“要不要告诉李德宣老人那份情书是他女儿写的？”宝平说：“将错就错吧，我怕老人接受不了。”

我考虑再三，决定直接征求老人自己的意见。老人听完情况后爽快地说：“你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当年是建建而不是宁波那个男孩子挨批。你当然要按真实情况写。”

文章摘自《生命中的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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