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先驱者蔡立坚的生前身后
“立坚一路走好！！！”这是成千上万人含着悲痛发出的肺腑之声，大家都跪下为她送行。
40年前，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的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为最高指示，之前已成星星之火的上山下乡运动，顿成燎原之势。他们中，有的人再也没有回来。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就是其中的一个。
作者： 龚晓村
曾记否，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通讯，曾经鼓舞过一代没有学上、没有工做又不甘于在校园打派仗、一心想为中华民族真正做点儿什么的年轻学生？
没有路的路
她从来就没想过出名。思维和名字都极为朴素，她叫蔡玉琴。她是老师非常喜欢的那种很自立的好学生。甘心情愿为班集体扫地、打开水、生炉子；一次能辅导几个甚至十几个后进生；体育成绩也很出色，高低杠、跳山羊、跳高、跳远、跳跳箱等等无所不能。这不是因为她多么超常，就是出自于刻苦和坚韧。初中毕业时，她就曾经赤诚地交过上山下乡的申请书，但学校没有批准:品学兼优的学生理当升学呀！升入高中，她担任班团支部书记。
1968年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师生欢送蔡立坚到山西插队（右三为蔡立坚）
“文革”了，玉琴却无论如何跟不上形势，于是给自己改名为立场坚定的“立坚”。看着全国的红卫兵不花钱坐火车进行革命串联，给国家造成的经济负担太重，她觉得应该学习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徒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样子步行串联，于是和同学们组成了“二七铁军红卫兵长征队”。
“文革”期间，大量城市知识青年涌入农村。
在天寒地冻中吃窝头就咸菜，晚上就打开背包睡地铺，大沙河，滹沱河，娘子关，他们一直坚定地进了太行山区，还专程参观了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这天他们急行军到傍黑才住脚步，可那里的红卫兵接待站没有下锅的粮食，只能再继续前进17里地，走着走着终于迷路了……面对怪吼的山风，扎手的荆棘葛针，陡峭的山路，立坚握着一柄小匕首，一边开路一边大声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儿壮胆……谁能想到，就在那遥远山坳里的人们听见有女娃吼歌的声音，早早地就举上马灯、带上狗瞭着了！
这个小村就是山西省榆次县最边远的杜家山，总共5户17口人，最年轻强壮的男劳力都已经47岁了！北京娃们在此小憩一夜便上路了，可蔡立坚却总觉得应该回去……
在荒凉的刘胡兰烈士墓前，她泪如泉涌:这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一个比自己更年轻、更稚嫩的生命啊！她敬仰她理解她，她当机立断——要勇敢直面升学无路、就业无门的现实，返回去建设杜家山！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12月29日。
扬 名
群山环绕的杜家山粮食单产不足百斤，人们住的是小窑洞，吃粮靠人推碾子加工，常年伙食就是小米、窝窝和山药蛋，为了买盐打醋、打酱油要跑几十里山路……她学着婆姨的样子烧柴灶熬小米粥、蒸山药蛋，照着男人的样子打柴担柴，和男劳力一起到漫坡下破冰担水，到草窑里切草，在阳坡子上除塄。她还存心计算了一下，为挑一担水，前前后后需要花掉20来分钟！
这期间，她曾经给家里写信要户口，家里没有回信，公社书记郑重地告诉她，如果想来就得迁户口，她只得返回北京。这时已是1967年初春。这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令:“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社论还指出，愿不愿意与工农相结合，是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党的事业的大问题……
回到学校，她已经对同学们之间大搞阶级斗争格格不入，写了《到农村去》的大字报根本没人看。她曾经多次去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可是“安办”很长时间没有办公。1967年10月，10名北京初高中学生主动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落户的消息大大鼓舞了她，一直到1968年3月1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等有关部门才批准了她的申请。从接到批准通知到启程，她仅仅用了3天的时间。
这一年她刚满19岁。她也是“文革”期间自愿到山西插队落户的第一人！到了山里种谷时节，从她的母校北京长辛店中学又来了4个知青年。1968年7月4日是锄草锄，大伙儿歇息时在地头儿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忽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发《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消息，大吃一惊:大家刚刚上山，刚刚适应，他们根本就不想、本来也不应该出名呀！
爱 情
随着杜家山的扬名，顿时间不仅飞来无数热情洋溢的信件，也吸引了不少身体力行的年轻人。他们首先恢复了那时候全国已经荒废了的共青团组织建设，像农村青年一样组织了民兵连，早晨知青们主动为各农户担水，他们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学习农业科技书籍。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很红火，不仅能自编自演节目，还能自制幻灯片，翻山越岭为周边的乡亲们演出。
此外每天有大批在校学生的来信，最多时一天的信件将近一麻袋！信件大都是写给蔡本人的，其中不乏表达爱慕之情的。蔡立坚心怀坦荡，诚邀大家帮着拆信、看信。这一天，在知青住的干打垒封门玻璃上突然贴出了一份血书:“鲜血滴在一起，红心连在一起，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立坚顿时呆住了:有人翻她的东西！
这血书是她学习大寨的决心书，也是定情物。无疑，年轻人误拆了对方给她的信，于是给她的情书公开了，他俩当初写的血书也被激愤中的年轻人给翻了出来——那是在一个农业学大寨的现场会结识的解放军抗洪抢险一等功臣谢臣班班长小杜写来的，俩人同是特邀代表，小杜表示复员后即来建设杜家山，为了表示决心，两人用咬破手指流在一起的鲜血写了一式两份血书各自珍藏。
“私自谈恋爱，分明不是真心扎根山区！”个性十足的知青顿时就乱了营。哪个姑娘情愿抖出心灵深处最珍贵的秘密？她行！为了杜家山的明天，她情愿把什么都割舍下，尽管偷偷跑到山后放声大哭了好几回，还是果断地召开了知青生活会。以后在几次全国会议上，她都远远地永远地避开了小杜……
小日子
“小杜事件”使她清楚了必须把情感交给杜家山的更深层意义。于是把自己的感情勇敢地交给了与放弃大学生待遇、背着馒头咸菜赶来建设杜家山、能干勇敢、坦荡又极具亲和力的民兵连长王和平。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向毛主席像鞠躬，唱革命歌曲，新娘新郎表决心，向新人赠送镰刀、扁担和箩头，大家在一起还十分铺张地吃了一顿拉面。婚后没多久，立坚、和平又各自搬回大宿舍随知青们吃大灶、睡大炕，带领大家大干苦干了。
为了不要孩子，立坚夫妇搞了个“约法三章”，不料，一个小生命还是悄悄光临了。蔡立坚妊娠反应非常大，可依旧身体力行做带头人，怀孕8个月时还扛着80斤重的化肥和老农们一起爬坡下沟给庄稼追肥呢！
产后第三天，和平送妻子女儿回婆家，自己则很快回山继续改天换地。立坚同样惦记山上，在产后的第34天，不顾婆婆的劝阻回山了。那天公共汽车刚开到三里坡就爬上不去了，只能步行，她身体太虚实在坚持不下来了，就把包袱藏在草丛中，抱着孩子继续爬山……
回到村里，大娘们心疼她和知青们一起吃大灶，硬是把她接回家里。她不愿意麻烦别人，很快就搬回了自己的家——推开自家小屋的门一看，炕上、墙上居然长出了一片片嫩嫩的小苗苗……在生下女儿的第56天她就下地担谷子、收玉米，每次都要熬到歇晌才回去换尿布、赶苍蝇，然后才能喂奶。晚上，或研究生产，或政治学习、开会，或夜战，没办法，孩子过了百天就给她断奶送到奶奶家寄养了……
困 惑
1971年6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大专院校放暑假和招生工作的通知》，大学要开始招生了！ 选拔知青上大学成了全国热门话题，无疑，在1969年到天安门观礼的10位知识青年代表是优先的受益者，可蔡立坚就像当年斩断和小杜的爱情一样，果断地谢绝了这个机会。
她有自己的困惑。当年很多见过她的人，都忘不了她那始终扎着一根旧绳子编结的腰带的特殊装束。这腰带是生产队长二大爷的遗物，她要随时警示自己。可万万没想到肩上的担子沉重得有些荒唐和愚昧:从“大概工”到“穷过渡”再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三级跳，曾经弄得她痛苦之极，她曾多少次悄悄向和平倾诉。可敢作敢当的王和平是山上知青中第一个提出按劳取酬的……更为难的是农民们在学大寨搞“人造小平原”问题上，和他们的严重对立；还有知青们越苦干越贫穷的马太效应……
既是生产队的当家人，又是居家过日子的家庭主妇，更是山区建设的志愿者，蔡立坚比其他同龄城市青年更早尝到了做农民的艰辛，可是无论如何她不能承受大家越干越受穷的这种“马太效应”。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困惑之中，她没有任何高招儿，只有一次次地暗暗警告自己:蔡立坚啊蔡立坚，一定要立场坚定顾全大局！
“瞧啊，又出去吹牛了！”有知青说，她无言以对，扎着老队长留下的布腰带，揣着陈永贵大叔签名的《毛主席语录》，或者又得下山做报告，或者又得到县里、地区、省里去开那冗长、拖沓、沉闷的务虚会了。多少次都是默默流着泪随着山外来人下山的，那是政治任务，她有苦说不出！
由于失去了刚上山的率真、坦荡和勇敢，还奉上级之命没收了农民的自留地、平了小块儿地，乡亲们也和她疏远了。
杜家山是全国上山下乡的典型，大家艰苦奋斗已经到极限了，她不甘心！每次回山，她总是放下背包就干活儿，干得比小伙子们还玩儿命。可是汗水和泪水都冲不掉她的负疚感，久而久之，她对自己只是一味苦干的作法也产生了怀疑。她真诚地期待着一位合适人选的到来。
责 难
——她来了。那个在上海工厂培训时，曾经给“四人帮”爪牙马天水写血书“不当工人当农民，不拿工资拿工分”的北京退职年轻女工红姑娘。
1970年陈永贵接见榆次知青，前排中为蔡立坚
每次山外来人，她抢先做自我介绍，记者采访，她挤上去抢去抢镜头。上山才一个多月，她就把蔡立坚搞封山育林作为反大寨的罪状直接上告了国务院知青办；没多久，她又亮出了把村子所在的阳坡推平“造平原”的大干方案。她在回北京接知识青年时公开扬言，就是要用新人的正气压倒老知青们的“邪气”。
红姑娘直接投书地、省、国务院三级知青办告蔡立坚的“反大寨”和“右倾保守”，弄得全体知青很是反感。人们正打算看此女士将如何改变杜家山时，她突然得急性肝炎回京养病。病愈，县里干部将她弄到知青办帮忙，每月有30元固定收入，而此时杜家山知青的年分红仅四五十元！她后来也回过杜家山，是提着大篮子到鸡场为自己低价收购鸡蛋去的。—个苦干实干，一个坐享其成，大家从此便更加敬重脚踏实地的蔡立坚了。
“四人帮”垮台后，这个红姑娘一面求人烧掉自己档案中写给马天水的血书，一面穷追不舍地狠批蔡立坚，不久趁工作之便病退回京。
——“看，怎么样，我给你们又带了个头儿吧！”这便是那乱世“英雄”理直气壮又“杀”回城时留给知青们的赠言。
泪 水
听着“四人帮”垮台的消息，蔡立坚流着激动的眼泪——10年了，从1966年的混乱时期，她就在苦苦地期盼着国泰民安的这一天！为了全力以赴迎接杜家山的新春天，她与和平相约北京，打算在父母身边平平和和地度过第二个产假……
1977年初春，在全国广大知青重新面临抉择生活道路之际，蔡立坚抱着产后42天的儿子踏上了西行列车。车厢里很挤没有座位，她只得抱着儿子站着。眼下，县里催她急速返回尽快地“说清楚”，不允许她休满产假！
与全国大好形势相反，那时山西依旧进行着人为的激烈派系斗争，即“学大寨”和“反大寨”两派。所谓“反大寨”派，实际上从来就不反对学习大寨的艰苦奋斗精神，只是对盲目效仿大寨一切的做法有疑义，有人直接把这顶政治黑帽子扣在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抗日战争年代就成为劳动英雄的老前辈李顺达头上。仰慕陈永贵大叔的蔡立坚，自然也同样仰慕李顺达大叔，由于杜家山始终没有摆脱贫穷的阴影，蔡立坚一直愧与陈大叔、李大叔交往。只因为赞许顺达老人“山区有山区的特点”、“山区学大寨，重在学精神”的说法，顿然就成了“四人帮”在知青战线上的“黑干将”、晋中地区“小四人帮”成员之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寨”的三反分子。她的省、地、县乃至大队的所有职务一撸到底，“问题”一查就是3年！
杜家山
“回来吧，立坚，你是咱杜家山人！”大家热情地迎接着她。农户们特地送来了肉、鸡蛋；巧莲嫂每天甘愿为她擀汤面；夜里，二大娘边陪她掉泪，边劝她别哭坏身子。队干部专门请人帮着蔡立坚看护幼儿，并给这位看护老人记工！山外有人曾上山鼓动知青们批蔡，年轻人群起而攻之，就连那洋洋万言批蔡文章也被山上的老牛当草嚼了咽了！多少年后提起帮她度过难关的杜家山，蔡立坚依旧泪水涟涟……
下 山
即将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上山下乡已经淡出了人们视野，大家也渐渐地忘记了那个“杜家山上的新社员”。可是，当时负责知识青年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就没有忘记，老人家曾经亲自关心过她的事情:在蔡立坚被“挂”起来的第三年，国务院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两位处长亲自上了杜家山。
处长们来到山上时，蓬头垢面的蔡立坚正像山里的农户婆娘一样趁着劳作的间歇在地边儿收拾柴草。眼见着“新社员” 年华未暮，容貌先秋，他们心里很是沉重。他们还看到了蔡立坚惨不忍睹的家:几床单薄破旧的被子，一个用石板子支成的桌子，墙上存留着大片大片潮湿的水印子……乡亲们还告诉处长们:她蔡立坚就这么十几年如一日地如此苦干，可是还欠着一屁股的债务，她就是山区“重粮食、轻林牧”错误决策的最直接受害者啊！
面对中央政府派来的干部，满脸是泪的蔡立坚没有谈自己，她谈的是知青们:尽管一直艰难，可是杜家山团支部、民兵连的红旗没有倒，知青们几乎承担了山上的全部生产任务，他们使这里的可耕作土地面积扩大了好几倍，粮食产量翻几番，大家还为村里修了路，引了水，盖了房，旋了窑，种了树……最终还是一贫如洗，可大家谁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坎坷而要求任何照顾……
在座谈会上，两位处长要求蔡立坚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下山当国家干部。立坚不肯，满怀深情地讲起了一段旧话:1969年作为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参加国庆观礼时，周总理曾叮嘱过她“要在农村干一辈子”，她向总理做了保证。她对北京来人承诺，无论周围的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自己绝不食言！
“……可是，小蔡呀，如果周总理能够活到现在，根据国家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他老人家也绝不会让你再留下去了。”两位处长非常动感情，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也……”，这个关联词如此解释下去，立坚还能再说什么呢？
这年，蔡立坚怀着极端复杂和沉重的心情下山了。村里为她开了欢送会，立坚含着眼泪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欠缺处，请求大家原谅。她，实在实在是说不下去了……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全都扑簌簌地落泪了:“妮呀，道啥歉？这么多年，就是块冰石头也早就应该焐热了，况且你带着知青们给山里造下了那么多的福……”
义 举
刚下山时，蔡立坚是月薪25元的“补贴干部”，她还是主动要求长期在乡村蹲点。以后担任过公社党委副书记、共青团晋中地委副书记，1982年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深造，毕业时凭着扎实的出色学业留校担任学员的辅导老师。她历任学员班副班主任、班主任，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处级女干部。她尊重学员的独立人格、善于发挥学员的聪明才智和潜在能力、以人为本的工作方法，受到了师生们的赞许和认同。
1997年5月24日下午，蔡立坚带着学员们外出考察旅途中，包租的客车刹车在山路上突然失灵，司机见状跳车逃命，作为班主任的她堵着忽闪着的车门，一边安抚大家一边想应急对策。谁能料到就在一刹那间，急速行进的无人驾驶汽车突然无情地甩下了蔡立坚，之后不久便自己慢慢地停下了……同学们安然无恙，可是敬爱的蔡老师却经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在蔡立坚的弥留之际，她想的还是大家。她最后的话是:“快救同学们，……我……不行了，对不起……同学们……”
人们告诉我，在蔡立坚去世后，山西电视台曾连续三次在《山西新闻》中播发她的生平事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原陵园的工作人员把蔡立坚的骨灰盒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在给蔡立坚送行的那一天，殡仪馆空前绝后地来了许多许多的人，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其中很多人与她素不相识，只是仰慕她、信任她、欣赏她——无论她的生与死，都像是一位侠行义举的英雄……
身 后
蔡立坚有两个子女。老大是女儿，1972年生在榆次的婆婆家，生下来34天，蔡立坚一个人抱着孩子回杜家山，下了汽车要走一大段路，实在没力气走了，就把行李放在路旁的草丛里，只抱着孩子往家赶。回杜家山后下田干活，就把孩子锁在屋里，房梁上吊着手剪的纸花，好让孩子醒来时不寂寞。
老二是儿子，1976年生在北京，孩子出生42天，县里派人追到北京，说她和“四人帮”有牵连，要她立即回去讲清问题。正是冬天，火车上冷得要命，又没有座位，只好把孩子放在小桌板上。回到县里，接受审查，专案组7个人轮番对她拍桌子瞪眼睛。
她说，当时的县团委书记以前采访过她，写过她的先进事迹，后来写整她材料的人也是他，而且厉声要她老实交代！她还说，离开北京到杜家山时同学为她绣的那块“好女儿志在四方”的红绸子，在她出名后送到省博物馆，那时珍贵得很，现在早让他们弄丢了。
我安慰她，时代的动荡改造着不同的人，难免有些跳蚤变成龙种；时代在变迁，价值观也在变化，有些以前值钱的现在一文不值，有些以前一文不值的现在可能突然价值连城。她说你说得对，但有些价值是不可以随风倒的，还是有永恒的标准的。我问她指什么，她说比如良心，比如真诚。
10年过去了。想起蔡立坚，还是为她感动。不是为她12年坚守杜家山的行动，而是为她一直秉持的真诚。在迅速苍老的时代，真诚已成为无用的别名，或一抹遮掩自己蒙骗他人的腮红。
她的两个子女如今都已年过三十。后来，我终于联系到蔡立坚的妹妹。她告诉我，两个孩子都不错，只是都没有正式工作。女儿早回了北京，在一个小区的物业监控室工作，工资不高，工作也不稳定。儿子在蔡立坚去世后回北京，在通县租了一间门脸房开美容美发店。也许是遗传的原因，他和母亲一样的拧脾气，只想凭实干，不想周旋于外部世界。别人劝他：开店要送点礼疏通关系，他不送，结果美容美发店开张不久，就被人借口改作他用赶了出来。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进来，开的还是美容美发店。
谁也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蔡立坚的后代。知道了又能怎样呢？能给他们一点儿额外的照顾吗？在一个越发讲究利益和实用的商业时代，知青即便是一枚过去的勋章，也只能在历史博物馆陈列，而不具有实用的哪怕废物利用的价值。不要说迅速成长的年轻一代，就是知青自身，在蔡立坚去世后的这10年里，经历了充满矛盾、动荡、艰苦的日子，曾经拥有和相信的许多东西也被势利而健忘的现实摧毁。
摘自《红牌坊》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同舟共进》2008年第2期
《绝唱老三届》蔡立坚笔记
作者：肖复兴
听到蔡立坚因车祸在山西不幸身亡的消息，我很惊讶，生死之间，是这样莫测。1991年的春天，我到山西采访离开北京之前，有一位我并不认识颇通卜卦的人，给我算过一卦，说是我以后要有车祸之灾。谁想到，6年之后阴差阳错竟是蔡立坚死于轮下。命耶非耶?
那一年在太原，朋友陪我找到蔡立坚，在她家里我们曾经做厂一次长谈。在这之前，我没有见过蔡立坚，但她的声名曾一度大震，在全国知青中几乎尽人皆晓，她所扎根的农村杜家山成了那时的一种象征。那次在她五彩缤纷挂着唐老鸭、观音、孔子画像的新居里的长谈，留下很愉快的印象。蔡立坚被清查多年才落实政策平反，1984年在省委党校毕业后留在党校担任班主任，才算是工作和生活都稳定了下来。这大概是这么多年跌宕沉浮之后她第一次这样敞开心扉一吐胸臆，谈得很是尽兴，也很真实。我曾记了小半本的笔记。因为在之前我曾经写过《啊，老三届》，我想继续写下去，这一代人确实是绝无仅有的特殊一代人，这一代交织着共和国上下两段断代史。蔡立坚是这段历史极有说服力的一笔。
可是，6年过去了，这本笔记本躺在我的抽屉里睡了6年，对于蔡立坚，我只字未写。我不知道如何去写。这位当年扎根农村的知青模范，曾经有过旁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岁月，也曾经有过旁人羡慕敬仰的辉煌。她当过山西革委会的常委(现在的年轻人要弄明白这个相当于省委的革委会需要费些力气了。我电脑里打不出革委会这个词，但打得出常委这个词)，出席过国庆观礼，登上过天安门和毛主席老人家握过手，事迹上过《人民日报》，题为《杜家山上的新社员》的长篇文章，占了整整一大版。但她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后曾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寨的典型，是山西的“小四人帮”，当时还当政的陈永贵曾经整过她……在她的身上黑白反差太大，人生的跌宕起伏，历史的沉浮兴衰，集于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身上，该如何写出她这个人来，又如何写出那一段历史，我的笔一下子很沉重。
那天，她曾经这样对我说过：“从省里到大队七个职务一免到底，一落千丈。我是一心想革命，却成了反革命。杜家山那地方，有人住一两天都受不了，我一住是12年……”
那天，她还对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周恩来接见过她，陈永贵向周恩来奏了她一本，说她反大寨。周恩来说：“一个小青年谈得到反大寨吗?”如果不是周恩来说了这样的话，蔡立坚会是一种什么命运呢?
应该说，我和她同属一代人，但坦率地讲并不是一种人。但我对她的经历充满同情和理解。不过，真要写她的话，我不希望自己的笔融有太多的感情色彩，而冲淡了在她身上带有的我们那一代人特殊的政治、历史的色彩，那种理想与空想、激情与煽情、献身与狂热、真诚与欺骗、信仰与空白、追求与失落、极端与平庸、躁动与盲目、笑与泪、血与水……真是让我颇费踟躅。
她特别向我谈了她的一些感情方面的生活，谈得格外真情而动人，让我触摸到她内心另一番世界。我更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在动荡的年代，她的初恋和恋爱充满真挚和幼稚，也充满许多难以逃脱的政治和无奈。如果真正地写她，能够忽略掉这方面吗?那她还是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吗?
1966年底，蔡立坚和另外3个同学徒步到延安串联的途中经过了杜家山这个小山村，而使得名不见经传的杜家山闻名。人生与历史常常是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生并拐了一个弯儿。
那天，他们从北京徒步串联到达山西，已经走了半个月。清早，他们从山西的顺马坊出发走了60多里，一路全是荒山野村，寒风寂寥。由于中午饭没吃，饿得肚子实在难受，好不容易在下午4点多见到一个叫做庆城的小村，他们像见到了救星一样，急不可耐地奔上前，起码可以有饭吃了。但是，此地的红卫兵接待站告诉他们没有一粒小米了，让他们到下一个村子。他们问下一个村子还有多远?回答说还有17里。这个还有17里地的下一个村子就是杜家山。
如果当时庆城有吃的，又累又饿的他们也许吃饱了饭就住在庆城了，因为冬天4点多钟的天太阳就要落山了，暮色四合，天寒地冻的，他们走得实在疲惫不堪，肯定就住在庆城了。那么只有在第二天才会路过杜家山，恐怕既不会在那里吃又不会在那里住，很可能就和杜家山擦肩而过。
但是命中注定，杜家山要嵌入她的生命中。
杜家山
那天，是她带头走在最前面，向杜家山走去。离开庆城走不多远，太阳就落山了，天很快就黑了下来，黑下来的荒山野岭很可怕，没有一丝亮光，只有一条尺把宽的小路带他们走向这个杜家山。小路两旁都是没人深的蒿草，不时有野鸡、野兔在面前飞起、跳起，黑影幢幢的，鬼魂一样吓得同行的另外两个女同学都害怕得要命，一个女同学走不动了，落在最后面，惟一的一个男同学要照顾她搀扶她，蔡立坚便自告奋勇地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把一尺多长的刀子，这是他们惟一的武器。七里沟三里坡，看着近能跑死马的，17里地的荒山野岭的夜路，不是那么好走的。杜家山就是这样第一个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的狗叫，那天晚上出现在夜色中马灯的灯光，还有那些乡亲浑浊却绝对是在城里见不到的真诚的眼睛……一个年轻人，在那样饥饿的时辰下，在那样荒凉的夜色中，在那样纯朴的乡情里，当然，更是在那样将血液燃烧起火焰的激情革命年代里，这个叫做杜家山的小山村一下子在她的眼睛里膨胀。那里的狗叫声和马灯光才显得亲切无比，那个当时只有5户16人的小小村落是那样贫穷落后，记账都是用记有符号的红绿纸条代替，却让她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他们在杜家山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离开杜家山时，老乡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口，还舍不得回去。他们爬到村旁大罗山要到太谷县去，站在山上回头一望，她看见村里的老人担着水桶一步步艰难挪步，佝偻的影子在阳光下皮影一样慢慢地移动着，一种苍凉而凄苦的酸曲的旋律，似乎在山坳里弥漫。在那一瞬间，蔡立坚的心里怦然一动，让她涌出那个时代常会膨胀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她决心串联之后要回到杜家山来插队落户。
那天，在她的家里，她这样对我说：“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心里拴了一根绳，那一头在杜家山的老乡手里抻着，每走一步都被老乡抻着。”
奇迹，只有在年轻的时候产生；而激情的膨胀，也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飞入云端。离开杜家山，他们走了100多里，来到文水县刘胡兰的墓前。这是她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就崇拜的英雄，放眼望去，寒风瑟瑟，荒草萋萋，站在英雄之地，一股英雄之气在胸中油然升腾，她禁不住伏在那因很少有人来而长满蒿草的坟头，在心里默默地对刘胡兰说：“当时你是那样壮烈牺牲的，我要用不同的形式完成你未竟的事业。我一定还要回杜家山!”
过了汾阳县城了。出汾阳20多里，那里离杜家山已经有280多里地了，但杜家山经过刘胡兰的作用，如同照片在显影后经过定影液一样，已经清晰而强化在她的心头而难以摆脱。走着走着，走在一棵杨树下，蔡立坚突然停了下来，站在那儿半天愣愣的不说一句话。
伙伴们奇怪地问她：“你怎么了?”
她冒出来的是这样一句话：“我要回杜家山去!”
那个男同学走到她的身边问她：“你真的要回去?”
她点点头：“我要回去，在杜家山插队落户。”
她就是这样在蓦然之间完成了她这个并不容易下得了的决心，毅然决然地决定了自己一生命运的走向。一共3个红卫兵，都清楚她的脾气，知道谁也劝不住她，只有在这里和她分手告别了，女同学拿出一双鞋，男同学拿出一面绣有“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字样的小锦旗，一下子有了种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的壮别的悲凉感情。然后，三个人面面相觑，都哭了。
“我也哭了。”蔡立坚对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她自己又哭了。
我看见她的眼泪在有些苍老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滚落。那一幕的情景，我清楚地记得。
那天，她抹抹脸上的眼泪，告诉我：那个给他小锦旗的男同学姓杨，是他们这个命名叫做“二七铁军红卫兵长征队”的队长，她悄悄地爱着他，他对她也有着朦朦胧胧的感情。
是他说的，红卫兵长征坐火车给国家的负担太大，我们应该徒步长征串联，一边走还可以一边了解社会。她才跟着他写下誓言、穿起军装、打着红旗，走上了这条长征之路的。如果不是他，也许，杜家山不会和她一生的命运相连，甚至她连知道这个地方都不知道。当他们从北京出发一起走了13天，走到满城的时候，长征队发生了分歧，分裂成了两支队伍，因为山西已是滴水成冰，路不好走，一队要绕一个圈，路好走些；一队走西南，坚持翻过太行山到大寨然后去延安。杨最后喊：“谁愿意跟我走西南的站出来!”那呼喊的劲头真像是到了革命的关键时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谁跟着他去闯荡江山?是她第一个站了出来，正是出于这种悄悄萌生的爱的缘故。她那迈步出列的劲头也颇像是坚决革命到底，万难不屈，义无反顾。
她确实挺佩服他的，因为他读过许多马列主义的书，连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的书都看过。“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的家被抄，他被打成了脑震荡，送到医院去，迷迷糊糊之中还说着傅立叶在书中曾经讲过的话呢。
在整个中学阶段，她是属于那种学习成绩一般但对政治要求极高极敏感的人。她在初一的时候就早早地人了团。因此，所有有关政治与革命的激情，都可以煽动起她的飞翔的翅膀，都可以点燃起她心中的火种。可以这样说，正是基于她自己心里这一点原因，杨才格外的吸引她，她才跟着杨来到这里进行串联的。
现在，她就要独自一人到杜家山去了，她当然很希望杨能同自己一起去。可是，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知道，这时候另一个女同学已经占领了他的心。
那天分手的时候，她和他以及另外两个女同学一起哭过，便转过身去，一个人走了。她走得很是坚决，她说不清自己和他的哭是为了什么?有没有欲说还休欲言又止的情义在这眼泪里面?
那天，她还对我说起她自己这个蔡立坚的名字的来历，和这个杨有关系。那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刚刚刮起来，灭资兴无，改名字是那时许多年轻人的革命行动。
她的原名叫蔡玉琴，比如今那位台湾有名的歌手蔡琴多了一个字。她觉得这个名字没有一点儿革命的色彩。有一天，她找到杨对他说：“我想改名字，找你商量商量，你帮我出出主意!”
杨说：“我也改，咱俩的名字排在一起!”杨想了想说：“我叫杨志坚，你就叫蔡志红!”
她对他说：“我不喜欢这个红字，你叫杨志坚，我就叫蔡立坚吧!咱俩的名字还是排在一起。”
现在，回想往事，谁能触摸到在她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蔡立坚的名字里面，有着这样微妙的感情涟漪呢?那场裹携走整整一代人青春的大革命的激荡漩涡里面，有着这样生命和爱情的渴望与真诚，谁又能将它们像剥桔子一样把桔子皮和瓣剥开得那样清爽呢?只是那场大革命将青春和爱情无情地席卷而去，或是将其无可奈何地变形罢了，徒留下无可追回的怅惘、遗憾，乃至悔恨。
那天，她还对我说了这样一件事：她说以后她在杜家山刚刚结婚的那些日子里，常常夜里做梦梦见杨。她说完这话后久久未讲话，我看得出她的内心并不平静。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
我想起那天她还曾对我谈起她的另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恋爱。1968年10月，她作为学大寨的特邀代表到大寨参观访问，那时，她已经有了名气。在大寨，她结识了英雄谢臣班的班长。谢臣是当时和王杰刘英俊一样的解放军英雄，在抗洪救灾中为救一个孩子而牺牲。这位班长就是谢臣从洪水中救上来的孩子，为了感谢谢臣，他到了入伍年龄到谢臣班当了一名战士，成为了这个英雄班的班长。
她和他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那天，他从书包里掏出家里寄给他的一个农村姑娘的照片，大胆对她说：“这个我看不上，我就看上你了!”
她心里挺高兴的，嘴上说：“我太小。”
他说：“再过几年，你就不小了，我也复员了，我就到杜家山去找你!”
这话说得让她的心怦然而动。
如果说，她和杨算做初恋的话，那初恋却像是冰封的小河，将所有的话都藏在了冰层下面涌动着；而这一次他和她的胆子要大多了，内心的潜流已经破冰而出喷涌起了浪花。在这种爱的浪花的冲击之下，他们做出更令她永远难忘的举动：她用嘴咬破自己的手指，他用玻璃片割破自己的手指，血流在一起，他们用这鲜红鲜红的鲜血写下了血书：心连在—起，血流在一起，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然后，将血书一式两份，各自珍藏起来。
虽然，后来这桩恋爱依然是无花果，班长来了信，还是和照片上农村的姑娘结了婚。虽然，开始，她一直把血书贴在自己的门上激励着自己。但是，时间会冲淡一切，抹平一切。后来，不知把它放在哪儿了，最后让老鼠给啃了。但是，她付出了那个年代里难得的真诚，她并不像有些铁姑娘或典型模范一样，将自己的感情始终压抑着，而显示出自己一副特别革命的样子。她始终不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同对革命的追求一样，大胆追求着爱情。不管怎么说，这里有她的痛苦，也有她的幸福。常有老话说旁观者清，其实对于追求者而言，幸福与否，只在于追求的过程之中，个中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旁人是无从知晓的。
那天，她谈起和谢臣班班长这桩往事时，对我这样说：“我一直把这段感情封存在我的记忆里，那已经是过去了的历史的浪花了。”
时间就是这样地过去了，岁月就是这样静静地流逝着，将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流逝。
还说那天，她独自一人走了280多里路，又走回了杜家山。这一路上，她告诉我她的心情是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自己终于下了回杜家山插队落户的决心，难过的是离开了大家，尤其是离开了杨。
她把当时的心情说得是多么准确又真实。她同时对我说：她不同意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她说1962年就有董家耕和邢燕子到农村插队，我们学校那时就有到北大荒去的学生。她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现在她也不后悔。她同时告诉我，走这样的道路，是她一直地愿望，在“文化大革命”前她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写过到农村去插队的申请，只是那时妈妈不同意而没有走成。她选择这样的道路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由来已久的，她说人生的道路应该有多种多样，像她这样的道路应该是其中的一种选择，而不应该在事过境迁之后受到嘲笑。
我静静地停着她说。不管她说的是否准确和偏激，她说的确实充满真诚，和青春已逝、到了她这种年龄已经难有的激情。
当她回到杜家山时，那里的老乡不大相信她会长期地住在那里，只是半信半疑地给她腾出一间窑洞，担着挑子给她买回一套锅碗瓢勺，然后给了她一袋山药蛋和玉茭面。但她一住20多天，天天和老乡一起担水做饭，上山打柴干活，一直住到公社的干部有一天跑来，对她说：你这样不是一回事呀，你要真的来插队，得回北京把户口迁过来。她只好回北京迁户口，老乡心想她不会再来了，送了她好多干豆角、野杏干、海棠干……满满一大包，她知道这就是乡下最好的东西了。她看出老乡的心思，她把自己的行李和所有的书本都留下来，对老乡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就指着这些东西骂我!”
临回北京那天早晨，天下起了一尺多厚的大雪，两位老乡用木锨推雪，推了整整7里的山路，把她从山上送到山坡下。
她说她到什么时候，都很难忘记那情景，以后她再也见不到这样动人的情景了。两位乡亲默默地走在前面，雪无声地翻卷到两边，中间露出黑乎乎的山路来，那情景定格在她的心里，是一幅永远不会退色的画。她说她怎么能不回去呢?即使有千难万难，她说什么也要回杜家山。
回到北京，迎接她的是母亲病倒在床上。母亲的病是生妹妹时还出去抬沙子干活落下来的，再加上她这20多天不回家急的。好容易盼她回家了，一说起她还要走，要到那么远那么荒的杜家山，母亲就落泪。为了母亲的病，她找了许多家医院、许多乡间的郎中给母亲看病，母亲对她说：“你别给我瞎跑了，只要你说不去杜家山，我的病就好一大半了!”
但是，不去杜家山的话，她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她对杜家山的乡亲们都发过誓言的呀!她对我说我不能说话不算数吧!她的这句极其简单的话，过了6年了，我还清晰地记起，当时我听后非常感动。也许，后代人会觉得她这样为了一句话而重走艰难，实在是傻得可怜，但大概只有这一代人是如此重视自己的诺言和誓言，为了一句说出口的话可以付出青春和生命来，是只有我们古代的壮士才拥有的行为，那种一言九鼎的精神和行为，已经遥远得让我们叹气让我们羞隗了。想想现在许多人将诺言和誓言当成戏言，可以轻而易举地背叛自己亲口说过的诺言和誓言，不会感到羞耻，相反很是冠冕堂皇，我便越发对她这句简单的话充满敬意。
最后，她想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只好求助于当过铁路局劳动模范外号叫做“老黄忠”的父亲。父亲支持了她，当然也可以说是害了她。如果知道自己的女儿是这样坚决地去杜家山，以后却要遭受不公正的审查，差点没成了反革命，“老黄忠”会不会后悔当初的支持呢?
临离开北京的那一天，学校许多同学来送她，送了她许多红宝书、笔记本和那个时代珍贵的毛主席像章。还有的同学怕杜家山太冷，送她棉衣和棉被。最让她难忘的是，有同学送她一包用红纸包着的黄土，这纸上写着：北京的土，杜家山的地，红卫兵战友永远和你在一起。还有一个大镜框，里面装着一块红丝绸，绸子上用黄线绣的“好女儿志在四方”，是同学一针一线绣上去的。送行的这些礼物使得这次告别带有了壮丽的色彩。
火车站送行的时候，杨也去了。前两天，杨到她家来看过她，并为了给母亲买药跑遍了北京四城。他也邀请她到他家去，他的日记本在桌子上摊开着，他忽然说有事要出去一趟，她明白是专门留出时间让自己看他的日记的，她看见了他在日记中写着自己的名字，他把自己当成他的妹妹。她明白他的一颗心……
不管怎么说，青春时的狂热也好，幼稚也好，爱情也好，梦想也好，该她吸收的她都吸收了，该她割舍的她都割舍了。得到也罢，失去也罢，荣辱沉浮，她在杜家山那里一住住了12年，度过了她整个的青春期。在现在人看来这实在有些像是天方夜谭，还会有人像她这样傻，离开大城市到如此偏远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去一呆12年吗?无论历史对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做如何评价；无论我们是多么地心知肚明，彻悟在时代行进过程中宜大不宜小、宜粗不宜细，历史轻轻翻过一页是要以许多人作为牺牲的，这种牺牲在厚重的历史面前如草芥一样微不足道；但我们没有理由以一种马后炮的态度嘲笑这种真诚的信仰与献身的精神(难道历史错了，年轻人的这种献身这种真诚也是一无是处被弃之如履吗?)我们没有理由以一种看破红尘的世故嘲笑这种只有年轻才会拥有的真挚而单纯的眼泪。列宁说过：“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因为我们拥有了历史给予我们的经验之后，我们拥有了许多以前岁月里难以想象的和从不曾想象过的东西，但我们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许多东西，其中就包括了这种如真理如眼泪一样透明的单纯和真诚；包括了这种可圈可点的信仰和同样可反思的献身精神；但毕竟那是这一代人曾经以自己青春和生命作为代价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怎么可以忍心在批判历史的时候无情而痛快淋漓地将这一切像跳脱衣舞一样把衣服尽将剥去，随手抛却在遗忘的风中，将这一代人的价值和命运断送得一无所有?
蔡立坚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个闺女，1972年7月出生在榆次的婆婆家，生下来才34天，她就抱着孩子回到杜家山干活，她把孩子锁在屋里，锁在炕上，从房梁上吊下来自己用红纸剪的纸花，好让孩子醒来时不至于寂寞。干活中间回来一次给孩子喂奶，没到家门老远就听见孩子的哭声，赶紧跑进屋抱起孩子，看见孩子泪花里绽开的笑容，即使再苦也是甜的。
老二是个儿子，1976年11月出生在北京，却是她最苦的时候。因为孩子才出生42天，县里就派人追到北京，说她和“四人帮”有牵连，要她立即回去讲清问题。正是冬天，火车上冷得要命，又没有座位，她只好把孩子放在车里的小桌板上，心里受到刺激是一生最大的一次。回到县里，7个人组成的专案组，已经等着整她一个人材料。7个人轮番对她拍桌子瞪眼睛，她开始哭，他们说你的眼泪吓唬得了谁?后来她笑，笑得连自己都控制不住，都觉得离奇，他们说你这态度怎么这么狡猾，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总之，没有她的好果子吃，想想以前县里所有人对自己那种热烘烘的态度，反差太大，让她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
那天，她对我说：县团委书记以前专门采访过我，写过我先进事迹的材料，后来整我材料的人也是他，而且厉声说要我老实交代!说到这时，她的脸上闪过一丝苦笑和无可奈何的云翳。
她还对我说：你还记得我刚才对你说过的，我离开北京到杜家山时同学为我一针一线绣的那块红绸子吧?上面绣着“好女儿志在四方”。在我出名之后，我把它送到省博物馆，那时珍贵得很，现在让他们早给弄丢了。
对于前一点，我安慰她说：这都是很自然的，时代的动荡，改造着不同的人，总会使得一些跳蚤变成龙种。她说是，关键我自己没有变成跳蚤，我说你毕竟一度成为过龙种。
对于后一点，我说这也很自然，时代的变迁，价值观念就要发生变化，有些以前很值钱的，现在一文不值；有些以前一文不值的，现在可能会突然价值连城，让我们莫衷一是。她说你说得对，关键是有些价值不是可以随风倒的，还是有永恒的标准的。我问她你指的什么?她说比如良心，比如真诚。
那天最后，她还对我说了这样的话：有时我这个人挺患得患失的，因为好长一个时期，我总想以前的事，总拿以前的和现在做对比。想想刘少奇、彭德怀人家那么有名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坎坷，我这个草木之人算什么呀!不管怎么看，在杜家山12年，我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力了。历史看清一个人，不在乎一天两天。
她说的这话没错，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只有在历史漫长的演进中，才可能得到陶冶和鉴定。与漫长的历史相比，一个人总是渺小的，但一个人又一个人所走的路汇集在一起，就凝聚成了历史。
当我听到蔡立坚车祸去世的消息之后，我翻出躺在抽屉里睡了6年多的笔记本，想起那天她对我毫无保留倾吐的往事，仿佛重温岁月的回声。今年，恰恰是包括蔡立坚在内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其实，时间才仅仅过了30年，历史却显得挺遥远的了，不要说下一代年轻人觉得隔膜而不可理解，就是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人去物非，恍若隔世。将历史推远，将幼稚推远，将谬误推远，将丑恶推远，将罪行推远，将真诚推远……是我们常常不由自主愿意干的事情。
面对这个笔记本，6年前的那次长谈清晰得如在目前，可谁想到呢，仅仅6年后，蔡立坚却突然溘然长逝。听说车祸发生的当时，她还没有丧生，她还在忙着帮助抢救别人，她是回到家中去世的。想到这一切，从头到尾翻看这个笔记本，涌出的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感觉。
今年，是蔡立坚逝世十周年。不知道有多少和她同时代的老知青还记得她？又有多少新时代的超女快男听说过她？重新翻看十年前写的文字，我很感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蔡立坚。不是为她12年坚守杜家山的行动，而是为她在此之后一直秉持的真诚。在迅速苍老的时代，真诚已经成为了无用的别名，或一抹遮掩自己蒙骗他人的腮红。
她的那两个孩子，老大今年35岁，老二31岁。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在北京，还是在山西？又都在做着什么工作？关于这两个孩子，我总也忘不了，蔡立坚曾经对我讲过的，生老大34天，她就回了杜家山，下了汽车的走一段路，实在没力气走了，就把行李放在路旁的草丛里，抱着老大咬着牙走回了杜家山。生老二42天，她就从北京被揪回太原，一直深陷于交待和批斗的漩涡之中。孩子啊，你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呀，劳动、政治，历史的影子，从你们母亲的身上落在你们的身上，是特殊的胎记，拂拭不去。在远离你们母亲的日子里，在远离那段历史的现实中，你们会不会常常或偶尔地记起那些如烟的往事？
我常常的想起。
蔡立坚的骨灰安放在太原陵园里。记得十年前安葬的那天，去了好多的人，人多的据说是陵园的空前绝后，有许多是和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那么多人都还记得她。十年过去了，不知道如今有没有人会专门买一束鲜花去陵园祭祀她，或者哪怕只是看一看她？
摘自《绝唱老三届：1966—1968》来源：搜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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