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在延边的上海知青们
留延知青访谈录：
王丽君，留在农村养老
中秋节刚过，我就坐上珲春国际客运站的大巴，前往凉水镇河东大队，采访留守在那里的上海女知青王丽君。
沿途，一派丰收的景象。一望无际的稻田像铺了一地的金子，一个个稻穗鼓着大肚皮，涨得要破裂似的，一阵风吹来，便掀起一阵阵金色的波浪；大片的玉米地里，金黄色的玉米像金棒槌一样，齐刷刷一片连着一片，高粱那红色的穗子，像害羞的小姑娘一样，红着脸低下了羞涩的头，在微风中摇曳；已经成熟的大豆荚子，摇摇摆摆，在风中沙沙作响，田野里，像演奏着一首大自然的交响曲。
上海女知青王丽君的家在图们市凉水镇河东村（原来属于珲春县凉水公社）。
来到王丽君的家，立刻受到了吴立坤、王丽君夫妇的热烈欢迎。好家伙，94平方米的大房子，全部是塑钢门窗，白墙红瓦，外墙贴了保温材料，冬暖夏凉。
住房共有六个房间，一大盆“斑马竹芋”端放在长长的沙发旁边，一盆”蝴蝶兰“含苞待放，客厅里铺着地毯，时新的家具应有尽有，网络、闭路电视、平板、电脑一样不少，新式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厨房的油烟机该有的都有。我打趣地对他俩说，只有两口子，住那么大的房子，是不是一点”奢侈和浪费“啊？
吴立坤王丽君夫妇接受采访
采访还是从王丽君下乡时开始。
王丽君原来是上海市新力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7号，与许多上海知青一起，来到珲春县凉水公社河东六队插队落户的，同一个集体户共有7男6女13个人。
下乡时的苦真是一言难尽哪！一群大城市来的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本来就娇生惯养弱不禁风，从小就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一下子就得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春天气温零度左右，水稻田里面都是冰茬子，买不起水鞋，挽起裤腿光脚下到水里，冷得沁人心骨！夏天给水稻田除草，水里有的是蚂蝗，为了少让蚂蝗盯咬吸血，不得不把裤脚紧紧地绑在了脚踝处。初夏薅谷子，一望无际的垄，刚开始弯腰，后来蹲下，到最后连滚带爬地也比不上老乡干活的速度，个中的苦，不是在农村亲身经历，是体会不到的！
老乡们起码祖祖辈辈在农村生活，懂得怎么来调剂生活，会把玉米高粱米做熟能咽下肚子，而上海知青就难上加难了。知青们生活不会安排，每个月分配几斤大米，几两豆油，过不了几天就吃完了，没有办法，生产队派了贫下中农户长来帮助他们做饭。一些知青肚子没有油水，打起了老乡们家里鸡鸭的主意，有的时候偷个鸡，有的时候偷个鸭，老乡虽然有怨言，但也能够理解知青，反映到队长那里，队长也默默无语，只是对社员说，人家从大城市来远离父母，十分不容易，以后大家把家里的鸡鸭看好就是了。
劳动累了，生活苦了，就特别想家，想家了，大家就一起到图们江边，沿着江坝眺望南方，一边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歌曲，一边酣畅淋漓地大声哭泣。心里想念着远方的父母双亲。
王丽君对我说，当时生活苦是苦，但当地领导和乡亲们对我们还是非常好的，在知青最困难的时候，送大米、辣白菜、新鲜蔬菜，帮助他们种园子地，虽然乡亲们生活也很困难，也没有因为知青有困难而不管。有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了解到个别知青偷老乡的鸡鸭，很生气，对反映情况的基层领导说：”知青们有这样那样的情况，就是你们没有照顾好他们，责任在你们身上！“
王丽君在农村特别能干，1971年就当上了妇女队长，叱咤风云地带领全队妇女参加各种农活。1972年就招工到和龙的卧龙钢厂当工人了。丈夫吴立坤是河东当地人，与王丽君在同一个生产队。吴立坤父亲是一个老革命，48年就入党了，长期担任林场场长，吴立坤1970年招工到凉水供销社，分管生产资料的采购供应。
吴立坤和王丽君1972年建立起恋爱关系。说起这一段恋爱故事，吴立坤对我说，说实在的，自己有一分好工作，本身长得也不难看，家里条件也不错，怎么会看好王丽君的呢，就是因为她为人诚实，踏实肯干，觉得与她结为夫妻，有安全感靠得住。王丽君对吴立坤也有好感，但是也有一些顾虑，慎重地对吴立坤说：”如果我招工到外地，离开延边，那就算咱们没有缘分，如果招工还留在延边，那就是咱们的福分！“
想不到心想事成，吴立坤在珲春县凉水供销社工作，王丽君在卧龙钢厂工作。1973年，王丽君带领吴立坤到上海去认未来的岳父母，王丽君的父母对他还十分满意。
1974年一月，瓜熟蒂落，男方26岁女方25岁，王丽君和吴立坤喜结连理。
王丽君怀孕后身体一直不好，1974年到上海孕检时，检查出得了胸膜炎，1975年2月孩子七个月早产。王丽君在上海连续住了10个月的院，而丈夫在供销社工作特别的忙，实在是没有时间到上海去照顾她。好在王丽君的父母和弟弟妹妹悉心帮助，让王丽君度过了难关。
结婚后，两口子互敬互爱，从来不会吵架，如果发生一点小争执，吴立坤的母亲会对他说：居家过日子，哪有舌头不碰牙的？王丽君从大城市来的，在这里举目无亲，自己有委屈，能去和谁倾诉啊？夫妻间都有缺点，彼此包容一点，夫妻间都有优点，彼此欣赏一点，夫妻间都有个性，彼此谦让点。?
丈夫吴立坤是一个性情中人，特别同情在农村的知青们。70年代的珲春，物资供应十分奇缺，大到自行车、手表，小到豆油、白糖、白酒，甚至连一块肥皂、手纸都得凭票供应。而吴立坤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会尽量满足知青们的需要，所以知青们特别感激他。七十到八十年代大家生活虽然苦了一点，但王丽君和吴立坤的生活却是过得不错的。
80年王丽君五十岁的母亲来珲春探亲，原计划住一个月，想不到一住就是三个月，老人家有点乐不思蜀了。姑爷吴立坤天天领着岳母上山采蘑菇，到凉水果园采摘水果，下河抓鱼，天天给老人家做原汁原味的东北菜吃。乡亲们对上海来的客人也特别热情，经常送许多好吃的给老人家尝鲜。老人家回到上海后，逢人就说东北人热情，东北的菜好吃，总之，东北什么都好。
王丽君园子地里，种了许多果树：沙果、李子、葡萄、草莓、枣树，从春天到秋天各种水果不断。地里还种了许多药材，山药、桔梗、枸杞藤、沙参等等。园子地里种了许多时鲜蔬菜，茄子、辣椒、西红柿、丝瓜、南瓜、北瓜、冬瓜、花菜、西兰花，许多种子都是从上海带来的，乡亲们也羡慕不已。家里养了四十几只鸡，公鸡除了留着自己吃肉以外，每年得留许多只，等上海的亲人来探亲时招待尝鲜，也经常送给邻居们吃，让大家与他们一起分享美味佳肴，母鸡每天能下十几个蛋，吃不完的也给自己的亲戚和邻居们尝尝。
丈夫吴立坤特别能干，每年秋收时，会到收割后地里捡苞米大豆，捡来的苞米全部用来喂鸡，一年都用不完。每天吃粮食溜达的土鸡，肉会不好吃吗？鸡粪又用来做农家肥种蔬菜，家里从来不用化肥农药，地里捡来的大豆用来磨豆浆，每天早上两口子一个土鸡蛋，一杯豆浆，绿色健康。吴立坤喜欢钓鱼，当他谈起钓鱼的感受时说；”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在河边坐着，心里特别纯净，也特别高兴，自己非常享受鱼咬钩，拉鱼线时的沉重感，这个时候会忘记一切烦恼，钓鱼并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享受着钓鱼的过程。钓来的鱼，吃不完有的晒干邮寄到上海，给在上海定居的女儿一家尝鲜，有的送给了亲戚和邻居了。
近几年，上海的亲戚不断地来凉水旅游探亲，刚来时，怕这里生活艰苦，还带来了香皂卫生纸等等生活用品，又怕吃不到新鲜水果，带来了水蜜桃，想不到尝到了她家的李子后，惊呼东北的李子比南方的水蜜桃好吃多了！家里每天吃绿色环保的现吃现摘各种各样的蔬菜，鸡蛋黄又是那么黄亮美味，土鸡肉又是那么的紧实好吃，延边黄牛肉、牛尾、本地猪肉轮番让他们吃个够，回去时，带上蜂蜜、人参、灵芝、松茸等等大包小包地上飞机。
弟弟妹妹来了，两口子陪他们去长白山、镜泊湖、俄罗斯，朝鲜、延吉、防川等等旅游胜地转一圈，弟妹们羡慕地对王丽君说：“姐姐，你真幸福啊！”这个时候轮到王丽君对弟弟妹妹们说：“你们使劲吃啊，别对不起几千元的飞机票啊！”
丈夫吴立坤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家里家外从来不用妻子操心，家里的柴禾几年都烧不完。春天丈夫开车去10几里路外，上山採山菜，秋天採各种各样的蘑菇，在自己吃的同时忘不了晒干给上海女儿一家尝尝。与自己的亲戚邻居相处得那么融洽，吃的大米豆油都是大家送的，淳朴的民风使得大家相互照顾，相互帮助，两口子每天被温馨的环境包围着?
现在他们的退休工资每个月一共有4500多元，每个月的日常开销500元左右够了。我问他们，现在生活那么好，吃穿不愁，是不是经常补贴给上海生活的女儿？王丽君说，没有，女儿家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年轻人消费观念与我们不一样，也看不惯他们的大手大脚，所以平时是不会接济他们，如果女儿家里需要办大事了，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的。我特别欣赏他们的做法，觉得他们做得比我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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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未来养老的问题，他们也有自己的打算。
我对他们说，两口子完全可以投靠子女，按政策把户口迁到女儿家去。王丽君说，现在女儿和公婆一起住，居住条件不太好，小两口工作也特别忙。她的弟弟妹妹也让他们去上海定居，但是考虑到弟妹们毕竟自己有家庭，不可能长期在他们家生活，那不是给别人添麻烦吗？再说了上海是一个大城市，虽然繁华，但空气不好，整天闹闹哄哄的，去了就像得大病一样，气都喘不过来，在农村住惯了，实在是不适应那里的生活，不管别人怎么想，只要自己高兴就行。
我说，即使户口不迁回去，办个暂住证，上海市政府对回沪知青有许多帮困政策，两口子按照他们的退休工资水平，每年能够得到几千元的补助，还有医疗帮困等等政策，人老了一旦得了大病，可以到上海去医治，王丽君说，这个问题倒真的需要考虑考虑了！
未来的养老问题，归宿就是养老院，子女再好再孝顺，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工作来陪伴你，这个我们都理解，也不想给子女添麻烦。丈夫吴立坤很坦然地对我说：”人老了，活一天算一天，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吃自己想吃的美食，与自己相濡以沫的爱人厮守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如果老是去考虑归宿，活得就没有意思了，现在社会发展得那么快，不知道几年后社会又是什么样子了，好日子在后头呢！
“生活乐观的人能够造飞机，生活悲观的人只能造降落伞，”这句话，多么有哲理啊！?
美味的原生态的农村菜
采访结束，女主人给我做了四个农家菜：蛤蟆萝卜汤，（每个母蛤蟆有一两重，肚子里都是林蛙油，市场价15元一个，我连吃了三个就吃不下去了），红烧鲤鱼，西蓝花炒土鸡蛋，清炒鸡毛菜，喝着自家酿的葡萄酒。真真正正地享受了一顿美味的农家菜。
吴立坤和王丽君夫妇，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在农村过着悠闲自得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们在幸福，快乐地享受着！
1969年，有18000名上海知青在延边各地插队落户，目前仍然有一百多名上海知青留守在延边各地居家养老，占18000名知青的1%，但愿他们生活幸福安康，因为他们都是与我们一起来到延边的，现在我们回去了，而他们却留下了。他们与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但愿他们都能够像王丽君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安享晚年！
留延知青访谈录：
女知青袁浦英的故事
今年11月份，我在上海探亲，好友赵莉菊告诉我，与她们一起下乡的，有一个叫袁浦英的上海女知青，目前还留在延边，现在已经到图们市定居，如果你方便，不妨去看看她。我欣然答应了。目前我正在搞留守延边上海知青的社会调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吗？
通过联系，我于11月26号坐客车，到达图们市某个小区，敲开袁浦英家的门，袁浦英夫妇热情地请我进屋，在这远离上海6000里路的边陲城市，袁浦英一口上海话，使我感到温暖亲切，我们之间的距离马上拉近了。我对袁说：“47年了，你还没有忘记自己的乡音，不容易啊！”袁浦英笑着对我说：“从小就说的语言，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他们家两室一厅的房子，77平方，设计得还很时尚，卫生间还有太阳能的淋浴器呢。袁浦英高兴地对我说：“这都是老公潘成祥的功劳，自己几乎没有过问过，新房子装修好了，就高高兴兴地搬进来了”。
袁浦英原来是上海市长白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有一个日子她一辈子都不能忘记，那就是1969年3月7号，一个16,17岁的女孩子与11名同学一起来到珲春县凉水公社鹤林一队下乡。这是一个很穷的生产队，每个工分只有几角钱，基本上都是粗粮，虽然有水田，但是大米分到农民的手里不多。女孩子们就是好哭，累了想家，苦了想家，吃不饱想家，不苦不累闲下来也想家，一想家大家就哭，好像眼泪能把想家的念头冲走似的。一个人哭，其他人也受到感染，无奈动情的哭声不时飘荡在夜色茫茫之中。
下乡的头一年，知青们就参加图们江筑坝劳动，百十斤的土蓝子，压得袁浦英直不起腰来。集体户伙食又不好，累得大家硬是在坚持。有一次其他生产队在放炮，由于安全措施没有到位，一块鸡蛋大的石块砸在了袁浦英的头上，当即把袁砸昏过去了，送到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可是对方生产队推卸责任，不愿意分担医疗费。这时候，一个小伙站出来了，这就是后来成为袁浦英老公的潘成祥，当时他是生产队的会计，经常领着大家搞副业，他特别气不公，狠狠地扇了对方负责人两个耳光，并且为袁浦英据理力争，这样袁的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都解决了。袁浦英特别感谢潘成祥，一个举目无亲的女孩子，在远离家乡几千公里的小山沟，自己有难处时候，有一个人能够那样关心她，能够出来帮助她说句话，真的很感动很温暖。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潘成祥有了好感。
我想了解他们两个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想让他们讲讲是怎样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可是他们两个人淡淡地对我说：“没有什么呀，也不是我追求他，更不是他主动去追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我们俩的爱情生活平淡的就像一杯白开水。”但是潘成祥又调侃地对我说：“我得感谢毛主席，是他老人家把这么好的上海姑娘送到我身边的！”
当时大家都困难，小潘家兄弟姐妹六个，粮食也不够吃，小潘排行老四，1974年结婚时候没有新房子，只能与潘的父母住在一起。一年后，他们在外面借了一个小房子，才开始独立生活。
1984年，政府为了照顾已经在农村结婚的上海知青，给了袁浦英招工的名额，袁考虑家庭实际情况，把名额让给了小潘，这样潘成祥就到延边煤矿上班了。小潘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为了能够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日子过得好一点，从上班开始，就筹划盖新房子。盖房子找人帮忙得请客招待，两口子为了节约点钱，利用下班时间，小潘当大工，小袁当小工，6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他们整整干了一年。虽然现在两口子搬到了图们居住，由于这个旧房子来之不易，至今还留着，舍不得卖掉。
袁浦英一共生了三个女孩，生孩子时没有到大医院去，都是农村的接生员接生的，但也平平安安的。坐月子时候，都是婆婆亲手伺候她，虽然那个时候生活不太好，但是60多岁的婆婆尽心尽力，为她做可口的饭菜吃，大米饭都留她，给她洗衣服，平时就像伺候自己的亲女儿一样，这份情义袁浦英一辈子都不会忘怀的。改革开发的80年代，农村包产到户，他们也分到了2.2亩水田，3.6亩旱田。我问袁浦英，你要带三个孩子，还要下地干活，不容易啊！袁说，不是的，老公很有责任心，工作再忙，地里的农活，也不让我干一点。老公潘成祥在煤矿干的风生水起，先当了生产调度，后来又当了10年的运输段长。下班回家又操伺家务，尽了一个丈夫的责任。两口子工作都非常出色，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潘成祥1997年还被评为吉林省煤矿系统优秀群监员呢。
直到1990年，袁浦英才被招工到凉水陶瓷厂当工人。从1969年到1990年，整整22年，袁浦英一个上海女知青，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在农村生活了22年。我很惊讶，是什么信念让她坚守在农村22年啊？我对她说：“想当年，大批上海知青来到这里，大家高呼扎根一辈子的口号，几年后，大家都像南飞的大雁一样回城了，而你却像一只失群的大雁，留在了农村，难道你没有失落过，难受过，后悔过，甚至想放弃过？现在在图们生活，周围一个认识的上海人都没有，基本没有一个上海人生活的氛围和上海话的语境。”袁浦英淡淡地对我说：“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很知足，我有一个好老公，他疼我爱我，我们结婚已经43年了，现在想想也奇怪，老公学历不高，谈不上英俊潇洒，家庭也不富裕，可我偏偏爱上了他。就因为嫁了一个老实人，心里踏实，我在这里一个亲人都没有，踏实过日子才有滋味，这一直是我的初衷。嫁给潘成祥，日子一直过得舒坦，虽然不富裕，但也其乐无穷。假如那个时候回上海，也不一定能够找到像潘成祥这样的好老公呀！”
我对她说：“现在上海市政府有政策，你们两口子户口都能够迁回上海市的，到上海生活，政府还有许多优惠政策，比如知青困难补助，医疗帮困政策，老年人补助等等。上海的社会福利要比这里强多了”。袁浦英对我说：“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就不好，全家五口人，全靠父亲60多元的工资生活，现在上海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弟弟和妹妹也就是普通的人家，住房也不大，我们在上海又买不起房子，能住到哪里去？不想去麻烦亲人们。再说了，许多回城的知青，由于文化程度低，即使回去了，也找不到好工作，自己下岗，子女也没有一个安稳的工作。何必呢？”我对她说：“如果户口迁到上海去了，可以申请经适房的，”袁说：“即使买经适房，也得几十万元钱的，这不是小数目。再说了，两口子回上海生活了，留在东北的两个女儿怎么办？怎么照顾她们？”
听说她大女儿户口在上海。提起她的大女儿，两口子感到特别伤心。大女儿从小就在上海长大，3岁时由外公外婆看护，8岁时外婆去世了，9岁时又领回凉水来，直到中学毕业，大女儿又回到了上海，由舅舅阿姨轮流看护，舅舅阿姨尽心尽职，自己感激不已。后来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上海市灯芯绒厂，干了几年，工厂效益不好，又出去单干，找了一个心疼自己的老公，小两口卖服装，也干得很出色。姑爷有两套房子，姑爷也非常喜欢来延边旅游探亲，经常来这里玩，对岳父岳母也好。可是，大女儿突然得了红斑狼疮，医治了几年，病情越来越重，最后不治身亡了。姑爷很懂事，给他们女儿买了一个很豪华的墓地，还对老潘说：“你们来上海定居吧，我把其中的一套房子给你们”。老潘语重心长地对姑爷说：“一个人哪，有生有死，生命是老天定的，我们的女儿都没有了，还要上海房子有什么用呢？你也尽了一个丈夫的责任，我们不会怪你的。你好好过日子，有合适的，再找一个，你永远是我们的亲人！”
去年两口子回到上海参加袁浦英妹妹儿子结婚和弟弟女儿结婚时，没有再去看望这个姑爷，我问为什么？老潘说：“看到姑爷，能对他说什么呢？只能是伤心落泪，再说了，姑爷也重新结婚了，还是不去打扰他们的生活了吧！”多么通情达理的两口子啊。
老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哪，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就是幸福，以前我工作任劳任怨，就是快乐；现在两口子在一起做点美食，围在饭桌边，喝点小酒，边吃边聊，就是快乐；子女们都长大了，都独立了，也是快乐；上海有什么好？就是楼房多，汽车多呗，整天闹闹哄哄的，头都晕了，还不如图们这样的小城市好呢，安安静静的，生活节奏也慢，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现在他们的两个女儿，也已经成家立业了，二女儿在图们工作，二姑爷在外地打工，外甥女快高中毕业了，与他们住在一起；三女儿在长春工作，生活很富裕，并且在海南买了房子，女儿女婿再三让他们去海南颐养天年，但是都被两口子拒绝了，她们觉得，到外地去居住，总感觉不习惯，还是故乡的老屋温馨，得劲。其实他们是舍不得几十年生养他们的热土啊，他们与故土融为一体了，那种多年来平平淡淡，才是真生活，才能让他们更显得祥和，厚重和踏实。
老潘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平时闲不住，今年68岁了，还在打工，给工厂烧锅炉，两口子现在退休工资加起来有4000元，再加上老潘打工每个月也有2000元，生活蛮好的了。
老潘很满足，对我说：“人要有自足之心，如果与有钱人比，心会很累，如果往下比，就知足了。”老潘待人很真诚，有许多朋友，无论在上海，或者在图们，只要有困难，都会有许多朋友伸出援助之手。老潘图们的朋友告诉我：“老潘虽然农民出身，但是他豁达大度，为人真诚，有担当，时时处处为朋友着想，是一个可交的朋友！”
袁浦英和弟妹们很团结，弟弟妹妹也经常来图们旅游探亲，他们也非常喜欢延边这个地方，也到过长白山，延吉，朝鲜旅游，弟妹们经常打电话邀请他们去上海探亲。
我问袁浦英，你感到幸福吗？她说：“还行吧，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自己有一个知根知底疼我爱我的老公，能够过自己喜欢的平平淡淡的生活，就够了。幸福本身可以是很物质的，但很大程度是精神层面的，现在我每天有事情做，充实，有快乐，就是幸福！”
袁浦英对我说：“我老公什么都好，就是爱喝酒，如果把这个毛病改了，就好了。现在大家都往70岁奔了，身体健康是大家都在追求的目标”。
我临走时，老潘热情地对我说，凉水那间老房子，还有菜窖呢，里面有许多青菜萝卜和土豆，全都是绿色食品，如果方便，就去随便拿！这句话让我感动不已。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一无所有的人最幸福，他将拥有世界的一切；一个人如果能拥有和平与安静，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袁浦英的内心是平和的，她渴望着安静的生活，那么人世间最幸福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
人啊，无论生活是艰辛还是快乐，最后都会被岁月带进记忆的沟壑。大家珍惜当今的幸福生活，好好过好每一天吧！
照片：左起承玉芳、刘秀娣、汤海芳
说老实话，两年前我就有采访定居在春化的三位上海女知青的打算。她们是：住在春化镇的承玉芳，住在春化东兴镇村的汤海芳和刘秀娣，可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采访一直没有成行。目前留在珲春的上海知青寥寥无几，估计最多也不会超过30名，而她们三个人却还生活在远离珲春市区100公里的深山沟里，不知道她们现在生活得还好吗？我一直想去看看，听听她们对生活在农村的感受。
我给承玉芳打电话，表达了我的意思，她感到非常高兴，说是热烈欢迎我去做客。为了少给她们添麻烦，我对承玉芳说，你们什么都不用准备，我会带鱼肉酒等食品去的。承玉芳和她们商量以后回电话告诉我，让我空手去，她们很欢迎我去采访，准备中午在饭店请我客。我谢绝了她们的好意，因为我不想给她们添麻烦，再说了，我特别希望在热炕头坐着，聊聊家常，吃吃农家饭菜。
五月四号，我坐珲春到春化6:40的早班客车，风风火火地经过两个小时的奔波，到达了春化客运站，然后坐承玉芳的电动三轮车，骑行20分钟，大概七、八里路，才到达春化的东兴镇村。东兴镇是个有近400户的大村，现在农村的条件好多了，家家户户通水泥公路，基本上看到的都是砖瓦房。现在正是春耕时节，大地里各种农机具在各显神威，再也看不到一副犁杖两头牛，老板子后面跟着两个妇女播种的原始耕种方式了。我与路边的老乡聊天时候，他们说，现在播种时，种子，化肥，农药一起下地，除去了铲地的繁重劳动了。秋收又是机械化，拖拉机收割，机械化打场，农民真正干活的时间也没有两个月。剩下的时间，上山去搞副业，春天采山菜，夏秋季节采各种各样的蘑菇，木耳，只要你勤快，每年赚个几万元不成问题。如果你有技术有资金，搞几个蔬菜大棚，干得好的，赚个十万元也轻轻松松。
现在农村现代化了，什么网络、移动电话、闭路高清等都通到家家户户。
我受到了汤海芳和刘秀娣的热烈欢迎，她们性格里体现出来的那一种东北人的豪爽和上海人的快言快语，传递给我，我心里只有感动这个词了。我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坐坐东北的大炕了，现在脱鞋上炕，盘腿而坐，侃侃而谈，简直是温馨到家了。
我是1969年三月份来珲春县草帽顶子插队落户的，当时为了生活上有一个更好的照应，1971年与当地的青年结婚了。噢，何老师，你在文章里不要写我几几年结婚的，否则会让知青们笑话我结婚早的！后来政府照顾，夫妻双双到珲春林业局青龙台林场上班。当时我年轻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时在林场工作的上海女知青一共有五个人，名字叫刘秀娣，汤海芳，桑红珍，朱双红，吴银娣，人称“五朵金花”，我们五个人，谁也不服谁，一个赛一个，为林业工作做出了许多成绩，我们五姐妹在林业系统赫赫有名。后来工作需要，我调到林场油库工作了10多年，一直到2009年退休。
2002年，安徽卫视《东方时空》栏目组，通过上海市有关部门找到珲春市统战部部长上海知青耿玉林，提出采访我和汤海芳的要求，他们栏目组一行三人，在我家吃住了三天，拍了三天片子，哈哈，还嫌我做的上海菜太甜了，不适合安徽人的口味。后来安徽卫视播了这个叫《留守知青》的专题片，据说在全国知青中，有很大影响力呢。
这些年来，我生了三个孩子，两儿一女，噢，你问我，养了三个孩子，累不累？我没有感觉累啊，好在我有一个好老公，三个孝顺的子女，我老公太能干了，里里外外一把手，前几年还开了五晌荒地，种苞米，黄豆，每年收入五万元左右，现在交给了小儿子经管。家里现在有二八拖拉机，播种机，各种小农机具样样都有。大儿子现在还经营着四万个木耳菌袋，每年可以纯收入六、七万元。
丈夫和儿女们，是个闲不住的人，春天上山採山菜，夏秋季节上山採野生木耳，榛蘑，元蘑，松茸等等，这可是个辛苦的活，早上3点钟就出发，骑摩托车走二、三十公里路，上山漫山遍野地找，然后背上四、五十斤的山货下山，最多的一天赚了400多元。在农村，只有人勤快，才能过上好日子。
你问我，户口为什么没有迁到上海去？我已经在农村住惯了，城市生活已经不习惯了，感到住在楼房里真的很憋屈，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再说了，上海住的地方太小了，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身之处，户口能够迁到哪里去？前年我去上海看病，东家住几天，西家住几天，自己都感到是一个多余的人，就像给兄弟姐妹们添了麻烦一样。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2013年，我总感到身体不得劲，浑身没有力气，到医院检查，说是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在珲春市医院和延边医院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治疗，转院到上海长春和四平，进行骨髓穿刺，对症下药，病情得到了控制，由于我是私自转院，所以医药费一分钱都没有得到报销，再说了，延边也看不好我的病啊！现在我每个月吃中药的钱3000元左右，这三年，已经花了医疗费20万元了。
刚得病时候，我真的想死，我给丈夫和儿女拖累太多了，每天看着家里的门框发呆，想找根绳吊死算了。如果死了，就不会拖累丈夫和儿女们了！好在丈夫特别体谅我，时时刻刻鼓励我好好地活下去，儿女们特别孝顺我，大家都对我说：“妈妈，你要好好地看病，我们挣的钱，都给你治病，如果某一天钱没有了，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嘛！”看在丈夫那么关怀我，儿女们那么孝顺我，我也得好好地活着呀！
我是上海市余杭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份来到珲春县英安公社关门二队插队落户的。当时也是为了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1971年就和当地的青年结婚了。1985年丈夫招工，1988年我招工，夫妻双双到青龙台林场上班。我也是“五朵金花”中的一个，也曾经为珲春的林业工作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经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所以感到一生问心无愧。我的丈夫也非常能干，特别体谅我，爱护我，什么家务活都不让我干，下班回到家里，不是种植园子地，就是劈柴，哪怕灶坑里需要添柴火了，也是不声不响地自己做了，绝不会命令我的。我是2007年退休的，丈夫退休后也闲不住，有机会就去打工，现在每天能挣150元，每年打工也能挣一万多元呢。
我有两个孩子，大儿子20年前户口迁到了我上海大哥家，后来大哥家旧房子拆迁，由于种种原因，大儿子的户口又重新迁回了珲春市。大儿子目前在福州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已经在福州买了新房子，结了婚，孙子都10来岁了，大儿子现在根本不用我操心了。小儿子老实木讷，与前妻离婚了，现在他带着小孙子和我们一起生活。我的家庭特别幸福，丈夫体贴我，儿子们孝顺我，家里家外的各种活，丈夫和小儿子都承担了起来，小儿子经常去山上採集山菜，蘑菇等等，每年的收入也不少。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把饭菜做好就行，有的时候打打小麻将，块八毛的输赢，解解闷呗，你说呢？噢，你问我，经常回上海探亲吗？我户口也没有回去，自己也不是上海人了，即使回去了，在哪里住啊？还是识相点，少讨人厌为好吧！弟弟五六年前来过这里，说是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新鲜，倒是一个养人的好地方。我看春化这个地方挺好的，我住惯了，还舍不得换地方呢！我丈夫说了，如果让他到大城市白住大楼房，也不会去的。虽然我家在珲春林业城买了70多平方米的房子，由于不习惯城市的生活，所以房子一直租给别人，每个月也有800元收入。何老师你看，我家网络，高清电视，固话，手机等等什么都有，想上海亲人了，拿去电话就直拨，也很方便的呀，小孙子还玩起了微信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你说呢？
我是上海市杨浦区宁国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三月份来到珲春县春化公社东兴镇插队，1974年与当地青年结婚，生了两个儿子。1984年，有一次招工的机会，由于爱人是农民，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丈夫，自己想办法到春化粮库上班（大集体单位）。89年开始知青厂不景气，我也下岗了。
由于丈夫身体一直不好，89年开始，丈夫得了高血压，后来又得了脑血栓，中风治疗了一段时间后，丧失了劳动能力，回来办了退休，每个月退休金只有400元。2004年丈夫骑自行车摔倒，股骨头骨折了，到珲春矿区医院住院手术，换了假的股骨头，由于粮库亏损停产，医疗费没有地方报销，所以东借西凑地借了几万元的债，生活进入到极其困难的境地。
为了撑起这个家，我开始了打工生涯，秋天给老乡割豆子，扒苞米，打场，冬天与男人们一起上山拉爬犁，清林，割带，什么活都干过，以自己极其柔弱的身躯，承受着男人的体力活。可是也没有多少收入，辛苦了两年，2万元的医疗费也没有还清。
2007年，丈夫又病倒了，由于长期缺乏营养，这一次瘫痪真的卧床不起了，又得了老年痴呆症，大小便失禁，丈夫身边已经离不开人了，我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早上三点钟就得起来，开始给丈夫穿衣服，喂饭喂药，孙子起床了，开始伺候孙子吃饭，然后送他去上学。晚上还得伺候丈夫翻身，大小便。冬天我要去山上砍柴，准备一年的烧柴，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动，我也得了一身的病，腰腿疼，低血压，干活时昏倒好几次。
大儿子20年前，投奔我的小弟弟，把户口落到了弟弟家中，无奈上海家的房子特别小，小弟弟终身未娶，他一个人住亭子间，把后三层阁让给了我大儿子住，后三层阁只有六平方米，放一张床后，连身都转不开。大儿子娶了个外来妹，有了孩子后生活真的极其不方便，儿媳妇没有办法，只得去江苏省酒店打工，这样大儿子既要上班，还要照顾年幼的儿子，还要照顾年迈的舅舅，根本没有条件来管我们。
小儿子今年40岁了，1994年到粮库上班，2004年下岗，目前一直在打工，由于文化不高，只能在山上给老板赶马套子，经常是活好干，钱难要，有的时候老板跑了，工钱就要不回来。由于家里越来越困难，小儿媳妇看看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2008年与小儿子离婚了，孩子判给了儿子。由于经济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小儿子到现在都没有交养老统筹金。
前几年听说上海对知青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我好几次对丈夫说，自己先回上海去办理户口问题，办好了半个月就能够回来，可是丈夫是一个病人，根本无法理解我的好意，听说我要回上海去，以为我不要他了，就哭着不吃饭，着急上火，病情又加重了，又要打针吃药，这样三番五次地折腾，所以一直没有把户口迁到上海去。
前年丈夫不治身亡，家庭负担轻多了，已经17年没有回过上海的我，又一次地到了上海，但看看上海家中的具体情况，回上海的打算又一次地动摇了，即使回到了上海，这个6平方米的房间，怎么住啊？还有小儿子与孙子的户口，无法迁到上海去，他们在珲春怎么办？这些实际问题，都摆在我的面前，怎么解决？2012年，上海知青范文发与《边城盛放金达莱》栏目组知道我的情况后，伸出了帮助之手，通过范文发的帮助，与珲春市总工会联系，给了我3年的困难补助，这个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可是至今，我小儿子的工作也没有得到妥善的安排。
采访结束了，汤海芳手脚麻溜地炒了六个菜：韭菜炒鸡蛋，红烧朝鲜偏口鱼，青椒炒海兔，刺老芽面饼，葱爆肉，凉拌刺老芽沾酱，你别说，菜的味道还真不错，吃出了农家菜的味道来了。我们坐在温乎乎的热炕上，边吃边聊，心情特别舒畅，都是上海人嘛，虽然是第一次聚会，也不会有什么距离感的。
农村人就是热情，把家里最好的特产都送到了我的手中，生怕亏待了我，为了欢迎我的到来，汤海芳的儿子特地跑了20多公里的山路，採回来很多鲜嫩的刺老芽，让我感动不已。由于我当天要赶回去，已经买了下午三点的回程票，当我坐上承玉芳的电动三轮车，汤海芳和刘秀娣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村口，目送我们的三轮车驶向远方。
我给承玉芳带了一些上海的香肠和酱油肉，回春化的路上承玉芳问我，这个酱油肉怎么吃？用不用放别的作料？她家穷，兄弟姐妹多，在上海时候从来就没有吃过酱油肉，我听了心里很难受，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让我说什么好呢？
其实这三个女知青对目前的生活状况还是很满足的，她们对我说，现在退休工资已经有2000元左右了，两口子加起来就是4000元左右，老乡们都很羡慕她们，有的时候会对她们说：“还是你们好，老了有政府养着，不用担心，不用干活，与我们老农民不一样！”
我心里在想，这三个女知青，已经对上海淡泊了，自己已经认为不是上海人了，也不会存在回上海去度晚年的幻想了。现在上海对老知青有许多优惠政策，比如回沪知青户口问题，回沪知青困难补助，医疗帮困政策，独生子女奖励政策等等，上海市民所能够享受到的许多社会福利政策，对她们来说，好像与她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她们强烈地感受到，珲春市政府也没有一个相关的部门来管理这些留珲知青。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哪有不得病的，如果真的碰上什么过不去的难关，真不知道去找谁来救助。
人生道路上的坎坷很多，在我们小的时候，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之时，不知道要经历多少次的哭泣，多少次的跌倒，多少次的失败之后，才可以喊第一次的”爸爸，妈妈“。生命是一场漫长的旅程，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承受，承受痛苦，承受幸福，承受坎坷，承受失败，承受孤独，承受爱......
不埋怨谁，不嘲笑谁，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昨天的阳光，晒不干今天的衣裳。
带上自己的阳光，照亮自己的心灵，这样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会感到满足，觉得幸福！
文章来源：投稿、上海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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