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在延边的上海知青们（二）

阿宝，一个孤独的守望者

作者：何永根

好几个知青朋友告诉我，说是有一个上海知青叫阿宝，在珲春市购物中心门前摆摊20多年了，卖一些矿泉水，康乐果，苍蝇拍，灭苍蝇蚊子药什么的，小本经营，一个人在珲春过日子，生活得极其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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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马上去找阿宝，因为这些日子，我一直在默默地观察他。看到他：两鬓斑白，一张被岁月雕刻过的古铜色的脸上，写满了饱经风霜的皱纹。整个形象融到人流中，已经没有一点上海人的模样了。

我看到，在他旁边的摊主，满面笑容地讨好顾客，“阿姨，大叔”的叫个不停，千方百计地想让顾客买自己的东西。而他却站在摊位前不苟言笑，除了回答顾客一些问话，从来不自动和顾客打招呼，似乎他的语言比货物还要宝贵。

我用上海话和他答话，他感到有一点意外，但很快感受到乡音的亲切，不由自主的和我聊了起来。我讲了自己想采访他的意图，得到他同意后，和他约定当天晚上，到他家去聊聊。

当天下午五点，他提前收摊，和我一起，推着货车，往他居住的小区走去。小区的环境真的不错，很漂亮。据他介绍，现在居住的新房子，是前两年市政府棚户区改造分配到的，面积40多平方米。

房间在三楼。走进房间，一室一厅，房间一点都没有装修，墙壁简单的刷了一遍白涂料；水泥地面，进屋不用脱鞋；卧室和卫生间还没有安装门；唯一的一个厅是多功能的，会客，做饭，起居，就餐都在这里了；老式的上海牌缝纫机上面放了一个桌面，算是餐桌了；家里没有安装油烟机，我不知道他冬天是怎么做菜的；墙边放着一个上海牌《三五》老式台钟，却让我感到特别亲切！卧室里没有床，直接打地铺，除了一个电饭锅和一个25寸的电视机，房间里基本没有什么家用电器；家里也没有闭路电视，他自己安装了一个室内天线，只能收看中央一台，吉林台，延边台三套节目。我知道他没有固定电话机和手机，特地给他带去了一个手机，好让他经常和上海家人联系。

他热情地邀请我吃饭，盛情难却，我同意了。他煮了几个鸡蛋，下了两碗清水面条，我和他就着辣罗卜条，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

阿宝生活得如此简陋，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似乎感到他真的太缺少家庭温暖和亲情了。

阿宝是上海市虹口区建安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7号，到珲春县凉水公社亭岩大队插队落户。集体户一共有13个人，基本上来自一个学校。这是一个朝鲜族生产队。

阿宝是集体户户长。在集体户里，他特别能干，就像一个老大哥，时时事事想在前面，干在前面，别人不愿意干的活，他抢着干。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做饭，阿宝就主动做饭。有一次割地，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一寸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匆匆忙忙的到卫生所包扎了一下，又去干活了。冬天大家都回上海探亲了，集体户没有人，他就天天上山去打柴，劈拌子，好让大家回来后有柴伙烧。他怕炕洞返潮了，知青们回来不好烧，就坚持天天烧炕，为大家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好事。

就因为他太能干，得到了当时“五.七”干部的认可，下乡两年，就被抽调到珲春县食品公司工作，这可是一个国营企业，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工作单位。

还是因为他太能干，工作不久，当上了食品公司的团支部书记，同时安排他管理冷冻机。1977年还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他担任民兵排长，带领30多位基干民兵，抗着半自动步枪和40火箭筒，去参加民兵训练。为了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他还办了一个图书室，义务当上了管理员。他的原则就是：党让我干什么，我就一定干好！在公司建新的冷库时候，左眼被三角铁打伤，伤势很严重，他只住院一个星期，就匆匆忙忙地出院，坚持上班了。76年食品公司团支部被评为县优秀团支部，他也被评为公司“优秀青年带头人”，同时三次被评为公司的先进生产者。

正当他工作得红红火火的时候，1979年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和企业的改制，他下岗了！

他实在是想不通，自己干得好好的，怎么就下岗了呢？领导动员他自谋出路。他安慰自己说：“想不通也得想通啊，谁让自己是共产党员了”。

当时食品公司生产冰棍雪糕，领导让他推着小车卖。并告诉他，卖货，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也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想不到，就是因为领导的一句话，让他卖货一直坚持了20多年！

在这20多年的风风雨雨里，他吃尽了苦头。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基本上没有休息天，凭着自己的毅力整整坚持了20多年啊！每天也就是20-30元的收入。卖货时候，经常会碰见不讲理的人，让他受到伤害。有一次，几个敬信的农民，无缘无故地把他鼻子打出血了，他抱住肇事者，让别人打110，等到110来了，肇事者却跑掉了。又有一次，一个酒鬼莫名其妙的把他的摊子推翻了，等到110来了，酒鬼又跑掉了。

我问他，你是凭什么信念，会坚持了20多年？他说：“我要向上海星火日夜商店营业员学习，要向北京的李素丽学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干一行爱一行。我现在这么干，也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实际行动！”啊，这样的豪言壮语，70年代很流行，现在我感到很不入流，他的思维还停留在70.80年代，远远地脱离了现实，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我问他，20多年了，买卖为什么不干得大一些？他说“没有资金，没有车子”。我想，如果他思路活一点，想法多一点，干了20多年了，资本也应该积累在7位数以上了吧？可是以前，他没有到60岁，不能办理退休手续，就是靠每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生活，这两年好多了，每个月退休工资1300多元，加上卖货收入1000多元，生活有一点改善了。

谈到感情生活，是他最不愿意说的话题。1982年结婚，1984年有了儿子，但是由于性格不和，1990年离婚了。“清官难断家务事”，离婚，不是"谁对谁错”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问题，旁人不好评论。

为了儿子的发展，三口人在1998年先后把户口迁到上海去了。儿子在上海读的初中和高中，阿宝兄弟姐妹六个人，祖上留下一个10多平方米的木板房，现在暂时由阿宝的前妻和儿子居住。一旦旧房子拆迁，这10多平方米的木板房，将由阿宝的兄弟姐妹六个人共同继承。

这样，前妻留在上海尽心尽职的照顾儿子，阿宝回到了珲春。

好在儿子特别争气，在上海医学院毕业后，被学校推荐到佳木斯医学院读研究生，明年就可以毕业。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一个出色医生了。虽然离婚了，但前妻为了儿子的发展，付出的太多了。儿子能够有今天的成就，与前妻无私的奉献分不开的。阿宝说到这里，真的很动感情，心里想说一声：谢谢！

这两年阿宝的经济条件有一点好转，每年也可以支援儿子5000元左右了。尽了当父亲的一点绵薄之力。

阿宝生活得特别清苦，信息特别闭塞。虽然户口迁到了上海，但是上海市政府对知青的种种优惠政策一点都不知道。知青每年都有一定的经济补助，还有医疗保险，医疗帮困等等的好政策，他都没有办理。党的阳光到现在还没有照耀到他的身上。而且他到现在二代身份证都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办二代身份证？他说：去年准备回上海办二代身份证，可是由于没有二代身份证，火车票不能买，上海没有去成。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办医疗保险？他说，我现在身体还算健康，没有生病，还不要紧。我说，你已经63岁了，老了会有很多的疾病的，上海有一个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你应该去办啊。如果你不方便，起码你可以让家里人帮助办理一下呀。他沉默无语。我说，你也可以在珲春市办理一个医疗保险啊。他说，户口不在珲春，是不允许办理的。前两年单位让他填表了，说是办理医疗保险。我说，如果你每年不交钱，填了表也是白搭。所以他到现在连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险都没有。

我真的有一点为他着急了，将来怎么办？许多福利待遇，如果你自己不去找，不会主动落到你的头上的呀！

阿宝已经五、六年没有回上海探亲了，现在没有机会去，将来回去的机会就更少了。

他对我说，一个人住，感到特别的寂寞和孤独。特别怕过晚上，一个人孤灯独影，躺在床上想心事，东想想，西想想，睡不着就喝酒，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平时一个人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只要天气好，就出去卖货，通过卖货，来排除生活的孤独和寂寞，过一天算一天吧。

我说，你应该找一个老伴，如果有个头疼脑热的可以相互照顾呀。他说，这个想法以前有，可是一想到如果离婚，房子会让女方分去一半，不合算。我说，你怎么那么悲观啊？还没有找到老伴呢，就想到离婚了？他说，自己都60多岁了，反正也习惯了，慢慢地熬吧，死了可以把房子继承给儿子啊。这些肺腑之言让人听了感到特别的心酸！“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宁肯自己守着清贫和孤独，也在时刻想着儿子的利益。我说，你应该多为自己考虑考虑，你已经60多岁了，在世上还有多少岁月啊，每天让自己过得快快乐乐多好啊！

我在想，如果家里有一个女人，为他打理家务，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的，经常陪他说说话，聊聊天，没事出去溜溜弯，一旦有一个头疼脑热的，好相互照顾一下，让他每天回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多好啊！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要求，他也不能得到满足。

整个采访过程，我没有看到他笑过一次，难道说，他连笑也不会了？或许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性格？

采访结束后，我准备回家，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说是还没有聊够，让我在他家住一宿，再细细地聊聊。我想，其实就是他平时与人交流的机会太少了，太渴望与别人交流了。他本来话就少，如果这样下去，他更不爱说话了，会变得更木衲了。

回到家里，我的心里实在是不好受，睡不着觉，心里想得特别多，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谁能够帮助他，出点子，改变他目前的命运，让他融到现实的生活中去，走出沉默孤独的生活，快快乐乐颐养天年？

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知青岁月的人，特别坎坷，这一辈子很不容易。大家年轻时候吃了苦，老了应该得到一定的补偿。现在社会虽然不能说是儿孙满堂，但是一个人想要有一个颐养天年的要求，不过分吧？

但愿阿宝的晚年生活能够好起来！

与命运抗争的林国平

作者：何永根

林国平

与林国平交流，绝对是一种听觉上的享受，软软糯糯的宁波上海话，会勾起我丝丝缕缕的乡愁。我在想，40多年过去了，他怎么还没有忘记乡音呢？

林国平原来是上海市昆明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1日，他与同学来到珲春县马滴达公社四道沟三队插队落户，集体户一共有14名知青。这是一个朝鲜族生产队，四道沟真是一个大山沟啊，虽然是青山绿水，但交通极为不便。

下乡不久，集体户就发生了一件斗殴致伤事件，因为吃饭问题，两个户友发生了争吵，继而事件升级，一个户友把另一个户友砍成重伤，这个户友也被判刑入狱。由于发生了这个严重事件，集体户给上级领导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以后别的集体户经常有招工名额，而林国平集体户招工走的人很少。

好不容易，在生产队干了八年后，林国平才有机会招工到珲春县综合厂（钟表，刻字，自行车修理，电器修理），当了一名自行车修理工。在上海的时候林国平家庭条件不好，兄弟四个人，连一台自行车都没有，所以林国平根本没有机会摸到自行车。现在去当修理工，林自嘲是一个“白帽子”。俗话说“同行是怨家”，虽然林国平拜了师傅，但是师傅并不愿意教他技术，每当他问师傅修理技术问题的时候，师傅特别保守，只说，看看就会了。连续两年让林国平补胎，一些比较有技术的活连碰都不让他碰一下。

实践中林发觉，平圈是一个很有技术的活，怎么才能学到手呢？林就请师傅喝酒，在喝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师傅才会告诉他一些关键的修理技术。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林才慢慢地学会了不少技术。

1984年自行车修理部搞承包，这下苦了林国平了。当地人都有人脉，接活比他多多了。当地职工一个月能够赚500--600元钱，而他只能赚100多元钱。这样下去老婆孩子怎么养活啊？一气之下，林国平以自动离职的代价，出去单干了，开始在马路上摆摊，一干就是20多年！

林国平说，在珲春市的所有马路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农机厂门口，家具厂门口，酒厂门口，购物中心门口，影剧院门口，都摆过摊。一个从大上海来的知青，为了生活，什么苦没有吃过？

1994年珲春的市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变美丽了，干净了，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需要，当然不可能再让各种小摊来影响市容。从94年开始，城管大队就到处赶摆地摊的人了。林国平一家四口人，总得吃饭啊，为了生活，林开始蹬三轮车维持生计。年过半百的人，蹬一天的三轮，风里来,雨里去，出大力，流大汗，累断筋骨，筋疲力尽，回家连炕都上不去。有的时候，真的不想再干下去了。可是，第二天早上眼睛一睁，想想老婆孩子还得吃饭啊，欲罢不能，他又带着前一天没有恢复的疲劳，上路了。1999年，实在是干不动了，又回到酒厂门口摆摊，修理自行车。每天在躲躲闪闪的环境下，挣几个血汗钱。

林国平说，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有的时候为了能够摆摊，就和城管大队的人吵架，他们不让摆摊，就和他们讲道理。有的时候，还去找分管市长，市政府信访局，城管大队，建设局，就讲一个道理：“你们总得让我吃饭吧！我一个上海知青来到珲春，没有功劳，也应该有苦劳吧？我一不偷，二不抢，连正当的劳动都不让，管理费我可以交，政府起码得给我家庭生存的权利吧？”有关部门领导劝他，不要干了，你申请低保吧，林想想，低保每个月每人60元，还是养不活家庭的呀。

林国平对笔者说，你看看，这20多年来，在马路边，风吹日晒，风餐露宿，脸晒得那么黑，起码比实际年龄大10岁，干活时候就像做贼一样，饥一顿饱一顿，中午就吃一根麻花，或者一个烧饼，经常连一口水也喝不上。由于常年着急上火，牙都掉了。现在腰腿特别疼，关节炎很严重。寒冬酷暑，有的时候下大雪，想想家里老婆孩子四口人，都等着自己挣钱回来吃饭生活啊，所以又坚持出去摆摊了。

林国平是1979年结婚的，爱人原来是中华菜社的，1984年也被招工到综合厂，在表铺当会计。1986年也下岗了，开始在家做家务。现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很出息，现在在大连安家落户结婚了，安揭贷款买了新房。二儿子在吉林工程建筑学院毕业后，现在在长春一个工地打工，还没有结婚。

林国平舒了一口气说，现在我家的生活好多了。两口子退休工资也有2500多元，老伴现在还在实木门厂打工，每个月1500元，自己在家门口摆一个自行车摊赚钱，每个月几百元是不成问题的。两口子生活很节俭，生活费就是用打工赚来的钱，退休工资就存起来，因为小儿子还没有结婚呢。

林国平现在在英安镇（原来的镇郊公社），新明二队住。环境还真的不错，远离尘嚣，房子有60多平方米，虽然谈不上漂亮，小三室一厅，但也是很温馨舒适的。院子里堆满了树皮，他说，这是自己在木材加工厂扒来的，只要自己肯干，每年去扒一个月，就够一年烧的了。现在的煤很贵的，每吨500--600元，这样每年可以节约2000多元。房子是自己的，不要花房费，家里是洋井，水费又节约了。烧柴又不花钱，每个月只要交电费，闭路电视费和电话费就行了。生活开支是很少的。

谈到户口回到上海去的情况时，林国平一脸的茫然。林家兄弟四个人，现在只有林国平在外地，1995年林国平就想把全家的户口迁到上海去，可是由于上海的种种原因，始终不能如愿。所以上海市政府对知青的许多帮困政策，林国平全家都得不到，党对知青的阳光，就是因为种种家庭原因而照耀不到林国平的头上。林国平自从1998年到上海去过一次，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5年了。笔者问他，什么时候准备回上海去看看？他一脸无奈的说：“不知道了！”

由于去他家采访，路上走得急了一点，笔者的一件上衣落他家了，今天给他打电话，想去拿衣服，他说，今天家里没有人，因为木材加工厂来新的木材了，他要去扒树皮，去晚了，就扒不到的！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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