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桃金娘——我要带你回家！

我心中的桃金娘

作者：程一帆

已经整整15载了，她就这样静静的在异土他乡安睡了15个春秋。就这样，我来到了她身边，唤醒了她，并且亲自把她带回家乡，带回到我的身边……

海南红岗上那漫山遍野的多尼，春夏之交开起花来绚丽多彩，有红、粉红、白、玫瑰红色，就像是一丛丛梅花。大半个世纪的记忆，时至今日，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尼有个学名叫桃金娘，也叫岗稔。那个时候，它们与岗松、厚皮树混杂在一起，几乎占据了大半爿山头，特别是向阳坡上更稠密。

那时候，每逢盛夏多尼成熟的季节，我们都会趁休息日上山采摘，常常是摘了吃，吃了摘，从一个山坡转到另一个山坡。齐胸高的多尼树挂果累累，那些果子先青而黄，黄而赤，赤而紫，像一个个缩小版的酒杯，果中有芯，很象一条虫子，芯外多籽。乌多尼熟得发紫的时候最好吃，味道十分甘甜，连舌头牙齿也会被染成紫黑色。采摘时，有的知青总会边采摘边哼着歌儿，或者高兴得一个劲的喊，显得格外的兴奋，可是她那矜持的气质却仅仅是露出灿灿的笑容。吃多了，小嘴唇片儿就变成了紫黑色，舌头吐出来，也是紫黑紫黑的，怪可笑。以至于直到现在，在我的心里，依然把这位姑娘当作了桃金娘一般。

提起半个世纪前海南当知青的那段既往，有人喜欢用“青春无悔”来形容，也有人喜欢用“往事不堪回首”来概括，不过，对于我来说，掏句内心话，既不是青春无悔，也不是不堪回首，而是既有伤悔，又屡屡回顾不已。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是乘坐红卫轮三号踏上了海南这片椰林海岛，参加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设的。虽然只度过了短暂的四年半，可是一直把它当成我的第二故乡。在那里，我留下了脚印，留下了血汗，也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伤悔，留下了不再能够回家的心爱的许姑娘。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时不刻都在思念着她，眷恋着与她朝夕相处的那些日日夜夜。魂梦中，不时总要浮现她那羞答答而又脉脉含情的眼神，她那圆溜溜而又白里透红的笑脸，她那优雅端庄的一举一动，她那轻盈清晰的一言一语。

她的家离我的家并不太远，父母是南洋的归国华侨，她是与我中学同校的同学，只是低了一届，也比我早一年奔赴海南兵团。我初到连队时，还是与她同在一个班里劳动。日月蹉跎，往事如烟。在大开荒那段不寻常的日子里，与她在一起劳作的生活片断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后来，她跟随一部分人去开拓新连队，我调到炊事班时，经常还上她们营地附近砍柴，中午太阳热辣辣时，常常钻到她们营地里歇息，时不时接受她的款待。再后来，那个新连队撤销了，她又回到了我们原来的连队，还当上了连队里的小学教师。往来渐渐频繁之后，接触多了，她与生俱来的那种“与人为善”的秉性便潜移默化融入了我的感知之中。

有一次，团部准备召开几个连队连片的批判大会，受到批判的，是一个姓林的供给员。他利用外出，屡屡偷盗农场驻地附近农民饲养的家鸡，那偷窍手法也比较少见。他身背一个军挎包，利用傍晚家鸡回笼的机会，将七八只家鸡都一股脑儿塞进挎包里带回连队，当夜全部宰杀了，连队里不少知青都共享一顿。皆因农民找上门交涉，他因而受到严厉惩处，被团部开除，勒令回惠来乡下。那时，兵团动辄就召开批判大会，连队还指定我和许姑娘两人在大会上发言，两篇发言稿都由我执笔，要我连夜赶到团部撰写。当我赶到团部得悉情况后，假装场地陌生无法思考落笔，于是得以回到连队。在撰写批判稿之余，我赶紧告知了这个惠来籍林姓的知青，翌日团部准备批判他后勒令他回乡的消息，这使得他来得及处理好一些事情。

没想到，就这么一桩小事却引起了许姑娘对我的好感，私底下塞给我一段她用钢笔在报纸上工整抄录的《增广昔时贤文》。谁也未曾料想得到，一个诺大的批判大会上，台上声色凌厉的我和她，台下竟是对于受批判的弱者那么富有同情心。以至于这位姓林的惠来籍知青返回家乡后还感激的写来了一封信。

就这样，在那个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她不仅是我精神上最大的慰借，还成了我做人的良知。茅草屋里，我们曾经一起挑灯夜读；灶火台上，我们曾经一起同锅煲粥；清水溪边，我们曾经一起抓鱼洗衣；石头山上，我们曾经相偎依依......自从结识了她之后，我的内心世界似乎和善了许多，与当时那股子动辄就“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社会风气似乎不太一样。

我们当年七连所在营地附近的那条小河，它绕着营地流淌而来，与营地仅隔着一片菜地和一片老胶林，绕了大半圈后便悠然而去。这条从重山复岭中潺潺流淌出来的小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缓缓流淌着，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随着时间流逝的故事。这些演绎着人间冷暖的故事，融汇在清澈的溪水里，随着缓缓的溪水，载着飘零的叶儿行驶着，随波逐流而去 ，飘飘然消逝。

就是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在我的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每当月挂中天的夜晚，皎洁的银辉洒满连绵的山峦，粼粼闪光的小溪，在一片虫鸣之中，吟唱着若有若无的柔漫歌声，就象梦乡一般恬静。有时候，我们总会来到小溪边。

就在这条小河上，我们有过这样的一段邂逅。那一幕，时至今日仍然记忆犹新。她那个新连队苗圃地边靠着这条小河，她或许刚刚干完活儿，正脱下肮脏的外衣在揉搓。那时候，出外干活的女知青经常这样，活干完了，到小河里把弄脏的外衣洗涤一番，拧干后再穿上，在阳光下一晒，人又凉快，衣服很快又干了。在炊事班轮到负责上山找木柴的我刚巧从河对侧的丛林中杠着一根沉重的树干钻出林子，正欲淌过小河，她霍地直起身子，直视着对岸的我。虽然身着内衣，此内衣非那内衣，由于被河水渍溅，那紧贴着胸脯的一层薄薄的衣衫下，一对高耸的乳峰仍然清晰可见，直让人脸红心跳。尽管我下意识地低下头挪开了，然而当晚便彻夜难眠，这个不期而遇的镜头总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一段时间之后，也是在这个小河边的苗圃地上，我们终于依偎在一起。

那是许姑娘所在的连队撤销后，她回到了原先的连队，又与我在一起，还当起了小学教师。

那时候，一个最令人难忘的“郊游”，就是趁着秋日乌多尼成熟的时候上山采摘。我们用头顶上的草帽装了不少乌多尼后，来到了许姑娘她们当初管理的那片苗圃地，当时的苗圃地早已荒废，长出了齐人高的大芒和茅草。两个人钻在乱草丛中，用脚板踩出了一片草窝，半躺在草儿铺垫的“软床”上，慢慢的滋嚼着刚刚采摘下来的乌多尼。那时候，盯着她那丰满的胸部的感觉，脸庞特别的烘烫，像是被一膛炉火烤热了一般。尽管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某种念头，却不能不感到，她的眼睛也在默默地注视着我；即使遇上我那惶乱的目光，她也只闪闪睫毛，并不把眼睛挪开。

有一次，她在采摘乌多尼时见到了一株小树，开满了一串串金黄色的花朵，活象金银花，煞是美丽。于是，她连花带枝的折了一大把，还把它们编织成花环，戴在头上。我盯着眼珠告诉她，这种花有毒，并且毒性还挺厉害，名字就叫断肠草，总是与山上的灌木丛混杂在一起，外表与金银花差不多，很吸引人，只是枝叶较大，花生长在枝条的顶端，呈簇状，花朵成对状。她听后，淡淡的微笑着，说了一句，“这样美丽的花果，竟然和毒性连在一起，可惜了。”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声音柔和，然而眼神淡定，举止从容，让人感觉到，在她纯洁的心灵里，总是觉得大自然所有一切美丽的东西都是美好的，打心底里是不会将美丽与罪孽划上等号的。

就这样，在好几次相邀上山采摘乌多尼之后，我终于掏出了用墨水醮写出“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几个字迹的手帕，作为恋爱的信物送给她。她呢，拿一把纸折叠扇，里面也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几个字迹作为信物交换。

一方手帕和一把折叠扇便可以寄心知定下终身，现在的年轻人看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海南，我们就是这样的。

我们互换信物的事在连队中不翼而飞，不知道哪一个“好心人”写信向许姑娘的父亲告了状，说她私定终身。许姑娘那上了岁数的父亲不知其中缘由，一看来信就火了，竟然写下了一封6页信笺的家信，连篇累牍地把她斥责了一顿。平素不易表露情感的她，捧着父亲的信，那可是哭得稀里哗啦，撕心裂肺的，特别伤心。

在我再三的追问下，她才说出了实情，不过，并没将父亲的来信拿给我看，后来在她陆陆续续的谈吐中，我才知道，她父亲有一点对我很不满意，就是嫌我太孱弱。

为了打开这个结，我特地申请了回城探亲。扺汕后的头一桩事，就是登门“负荆请罪”。还真出我意料之外，许姑娘她那通情达理的父亲，在一场谈话之后，居然应允了我们的交往，只是强调，没有回城决不能结婚。喜出望外的我当然满口答应，随后便上邮局打了一封电报告知与她。

没想到，一封意外的告状信，反倒“赶鱼入网”，成全了我们的美事。时至今日，八十年代流行的歌曲《小芳》仍然萦回在我的心中：“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1973年夏天，许姑娘回家探亲去了。她走了一个月，我整整的一个月吃不香睡不甜。好不容易熬到她回来的那一天，我一大早就赶到场部，乘上了前往海口拉物资的解放牌汽车，老早就待在秀英港码头等着她。一直盼到她提着行李走下船舷一侧的步梯，迎上去，真的很想一把就搂住她，可是，在那个年代，那是有伤风化的。

就在这一年的盛夏，我因为白天干粗重活，晚上又要开夜车自学，就这样病倒了，连日发高烧，吃草药不退，还吐血丝。许姑娘怕了，找到连队领导，打电话叫来一辆解放牌汽车，连夜送到场部卫生队住院。说来也怪，当夜39度不退的高烧，输了一瓶什么液，第二天起来，一探，竟然高烧全退了。于是，我就独自走回了连队。

在这段日子里，许姑娘无微不至的照顾不说，她还把回家探亲时，母亲塞给她，让她买一块上海表，她舍不得买的120块钱，全部都花在了我的身上，给我买炼奶、买鸭蛋、买鸡买鱼，补充营养。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我看过的爱情故事并不多，不过，我从许姑娘的身上，似乎看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冬妮娅对保尔那怆惘而又忧戚的爱；看到了《苦菜花》中，王长锁的私生女杏莉对母亲的大儿子冯德强那淳真而又纯朴的爱。

那时候，我打心底里懂得了许姑娘对我真真切切的爱，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为了我，为了爱，她毫不吝啬，她不顾一切。作为回报，为了她，为了我们的将来，我必须努力，必须改变命运。

身体恢复后，我跑到海口的农垦总医院看了病，把医生开的病历和证明寄到了六师师部，直接寄给师长吕式华收，我要病退回城。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师长，在接到一个普普通通的知青的来信后，居然热情地回复了。师部不但敦促团部为我办妥了回城手续，还复信要我“安心抓革命促生产”。

时至今日，我还清晰的记得，许姑娘1975年3月最后一次返汕探亲回去后鸿雁传书的字字句句：“在家住了一个多月，现在又重新踏上海南岛，开始难免有些不习惯。10日那天刚上船，便感到海南气候与汕头大不相同，在家时，我穿着羊毛衣、灯芯绒还冷得发抖，而在这里只穿两件薄衣服还嫌太热......12日下个在我们队大路口刚下车，我便踩上了牛大便，这样一来，牛皮鞋就变成了牛屎鞋......刚回到了连队，更是懊丧，整个连队冷冷清清，我们居住的房间黑洞洞的，点上一盏小煤油灯才看清了一切......我们的小伙房，由于一个多月来失去了主人，一切都变了样。灰尘满地，蜘蛛网布满房间，就连那些家具，什么铁锅、碗、凳子、水缸也都跑光了，如果我不回来，可能这些东西是不会回到伙房里的......这几天，连队出动十五个人到五连参加大会战了，连队更显静悄悄的。以后，这里的生产大会战是不会停的，干活比以前还要辛苦......我们学校已经上课了。下来，我们也不能会像以往那样的轻松了。我们的学农任务很重，老师每人一亩地，学生两人一亩地，还要管林段与花生......目前咱们还得吃苦，忍耐吧！繁忙的工作，会使我忘记痛苦，少掉眼泪。”

还记得我回信去后，她的又一封来信：“你的来信，是我精神上的寄托，它们曾给了我的安慰，但也曾引起我的悲伤。每当一阅再阅了它，禁不住的眼泪总是夺眶而且出。那字字句句，激起了我的回忆；那宗宗往事，而今又历历在目。确实，我并不是一个健忘的人。在这加柳坡上，曾记载了我们一段曲折而又甜蜜的生活历史；那山山水水，花草树木，大道小路......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欢欣；这一寸寸土地，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1975年中秋节的翌夜，也就是9月21日星期天的夜晚，外出归队的许姑娘意外罹难了。那一天，恰巧是台风肆虐的时候，消息一传来，我蒙啦。

对于当年在红岗农场发生的这一切，我丝毫都没有对妻子隐瞒。由于我对心中这位“桃金娘”的深沉思念，妻子越发对我更加尊重。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当上了《汕头特区报》记者的我，利用与老社长到湛江参加全国报业会议的机会，终于跨过了海峡，来到了红岗农场，来到了加柳坡。山还是那座山，小河还是那道小河，昔日的七连只是多了一座水塔和一排排的电线杆。当年我们栽下的那些胶苗，有些已经成了连绵起伏的绿色山林。唯一没变的，是我心爱的许姑娘还依然安祥的沉睡在桃金娘丛生的山岗上。

在场部与时任的农场党委书记交谈过后，载着我从农场来到连队的敞逢吉普车在山道上停了下来。农场的领导陪同我一起一步步踩过没膝高的灌木丛，来到了许姑娘的墓前。微微凸起的墓茔上，大概经常有人来清扫过，只有几把矮小的青草，满布了砾土。墓茔的周围早已长满了齐人高的岗稔、岗松和厚皮树。据说，蛇是怕厚皮树的，所以，我相信她的睡梦不曾被骚扰过。我默哀了一会，掏出随身携带的理光相机，让旁人替我和她拍照留影。

一位随行的同志诚心地告诉她，“我们来看你了。”我一听，立即正身对着她的墓碑说，“不，我要带你回家！”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农场舒适的招待所，而是留在了连队，与老队长、与当年的老场友促膝倾谈。老队长告诉我，幸亏我这个时候来唤她回家，要不，他刚退休，想要一家子回揭阳老家，以后恐怕再没人照料她了。我一听，心里颤动起来。多好的老队长，当年我离去时他还年富力强，如今相遇时已是皓首苍颜。我刚到农场与时任书记谈话时，叫人打电话到连队找他，电话那头传来说刚刚还在，即刻已经找不着他。没想到，我们几个人乘坐的敞篷吉普车刚驶过农场的集贸市场时，已见他踩着单车到了市场来买菜买肉，筹备款待我而来了。我高兴得叫司机停车，与他打了个招呼。

翌日是3月8日，刚好是许姑娘的生日。我说要请许姑娘回家，老队长和好几个老工人便欣然动手准备了，为此，农场还开来了一辆敞篷吉普车和一辆解放牌汽车，准备接我们到海口的火葬场将请出土的骨头火化。

动土时，连绵好几天的毛毛细雨恰巧停了。我当年的老队长、两个老工人和我四人一起提着锄头、铁锹和钱纸、香烛等上山来了。老队长忙着在墓前备香烛和祭品，两个老工人在墓茔上搭起一个用树枝撑起草席的简易棚子。据说，死人露脸是不能晒太阳的。我拿着相机在对镜头。开始了，老队长用锄头咣当一下，刨出了第一锄土，紧接着，大家你一锄我一锹......愁离至此，已经整整15载了，她就这样静静的在异土他乡安睡了15个春秋。就这样，我来到了她身边，唤醒了她，并且亲自把她带回家乡，带回到我的身边。

个把时辰后，她那已经发黄变褐的整副骨骼已经完整无缺的被老队长从墓穴中轻轻掂了起来，从头颅到脚趾一一摆好在一张张铺在草席的草纸上。我再次举起相机将其拍下。这时，老队长架起了鞭炮，并且迅速用草纸裹起她的整副骨架，在老工人点燃鞭炮的刹那间将骨骼安放在纸箱里，拉起我的手，叫我不要往后望，疾步跑下山坡，登上了解放牌汽车车厢，将这个装置着骨头的小小纸箱安放在车厢上的一个角落。依照世俗的讲究，大家都有所辟忌地坐上了那只小型吉普车。我想了想，还是一路伴着许姑娘走好，免得她被冷落，于是来到了那辆宽敞的车厢上仅放置着一个小小纸箱的解放牌汽车，登上了司机室的副座。

山上的鞭炮声还在劈劈啪啪响，两辆汽车已经一前一后上路了。当天，许姑娘的骨骼便在海口的火葬场火化了。

这以后，每年清明节前后的每一次祭祀，都是妻子和她的弟媳两人祭拜她的，并且都是妻子将她从骨灰室里请出请进，我只是随同陪伴而已。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年一趟的与她际遇，看着她那年轻美貌的相片，瞧瞧早已白发苍苍的妻子，总觉得她依然是那么的朝气勃勃，充满活力，而我们的确是老了。

一份迟来的烈士证书

作者：程一帆

那是在二十二年前，1995年6月28日，我跟随老伴他们一行，受到老场长的热情邀请，再次跨越琼州海峡，重返了他们的“第二个娘家”，来到了屯昌县黄岭农场（原六师三团），参加了黄岭农场建场三十五周年的场庆。及后，老知青们重返了他们生活的连队，还赶到南渡江边，祭奠了舍己救人的女烈士李小曼的英魂。

我们这些汕头知青，是在汕头乘坐飞机直接飞抵海口市的。刚下飞机，便受到老伴他们当年同连队的海口知青的热情欢迎。6月30日上午，汇聚在屯昌县招待所、宾馆的一百多名来自汕头、湛江的老知青，汇同从海口赶来的海口知青一道，一路浩浩荡荡地朝黃岭农场开来了。

农场场部办公大楼前，老场长就站在人群中最显眼的位置与鱼贯而来的知青朋友们一一握手。二十多年了，农场的老同志没有忘记我们，我们也从没把农场忘记，从没把农场当年的生活忘记。我们忘不了千里迢迢踏上这片土地的情景，忘不了那艰难岁月的日日夜夜，忘不了栉风沐雨、披星戴月战天斗地的每一个身影，更忘不了那令人心酸的知青坟。

我的老伴是黄岭农场六队的的老知青，我们和当时在六队工作的三十多名来自汕头、湛江、海口的知青一起回到了那里。

得悉知青们要来连队探访，六队不少老工人都到地头上刨来了木薯，扒来了玉米，蒸熟了等着大伙儿走进家门品尝回味。大家拥挤在老工人的瓦房里，边啃着木薯、玉米，边聊了起来。谈话中，聊起了广州女知青李小曼，当年在南渡江里下水救人而献出生命的动人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和唏嘘不已。

广州知青李小曼遗像

此次一行，大家早已准备好了香烛和祭品，就是为了利用下到连队的机会，好一起前往南渡江边祭奠这位当年舍已救人的女知青。

回访的老知青，以及老工人一起，手执长棒大刀，走过三篷叶的绿树林，走过一段重新又砍出路来的荒山野岭，来到了人迹罕至的南渡江边，大家在寻觅到当年李小曼舍已救人的牺牲地后，点上了香烛，燃烧起冥币，有的知青和随行而来的子女还朝江水跪下，揖手拱拜起来。

1995年6月老知青们回黄岭六队拜李小曼英灵的现场

那是1972年7月9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刚刚加班割完胶水的五位女知青一起来到南渡江里洗澡、游泳，一个绰号叫“半条命”的广州女知青小严不慎踩错一步掉进深水，已游至河对岸的李小曼和另一个女知青听到救命声赶紧回游。在李小曼几个回合的抢救中，拼命挣扎的小严被托上了岸。知青们都知道，南渡江是海南岛上最大的河流，古称黎母水，海南最大的松涛水库就在它的上游。这一条江的水源极其丰富，流量大，而且流域气候有明显的干湿两季，又多暴雨，河流流量和水位常出现暴涨暴落。每当暴雨后，山洪暴发，河水猛涨，立即可达最大洪峰。当年李小曼遇难时恰巧就是在一场暴雨之后。

李小曼牺牲的南渡江（中段）　

将小严托上岸之后，精疲力竭的李小曼却被漩流卷进了漩涡，沉入了江水之中。当时，正当暴雨之后不久，南渡江水汹涌澎湃，急流飞漩，李小曼苦苦挣扎也无济于事。谁也未曾料想得到，这个身手敏捷，平时在江河中来去自如的少女，被打漩的急流卷入水中之后，江面上会只剩下一个个随急流飞逝的漩涡。

那天，六队所有的人都闻讯赶来了，能懂水性的人都跳下了河。然而，由于南渡江水过于湍急，人们不是被水流冲走，就是站不稳脚。捞到她时，她已断了气。人们还不甘罢休，轮流为她做人工呼吸，然而，还是没能从死神手中将她夺回来。就这样，刚刚在人世间度过了二十一年零七十四天的李小曼便溘然辞世了。

李小曼，1951年4月26日出生，父母都是国家干部，解放前还曾经是党在香港的地下工作者。她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母亲挺着大肚子观看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赵一曼》，受到抗联女英雄赵一曼抗击日本侵略军，最终英勇就义的英雄事迹的感动，在不久后产下她时，便将她起名为李小曼，以示纪念。

李小曼有三个哥哥姐姐，在家里排行最小，从小就无拘无束，和姐姐李枫一起来到黄岭农场六队，开朗的性格还是没有改变。

李小曼的父亲受运动牵连关进“牛棚”多年，小曼牺牲前两天，父亲刚从“牛棚”解放出来不久，他打来一个“被解放”的报喜电报，被暗恋李小曼的一个男知青拿到，男知青想给小曼一个惊喜，将电报藏了起来，想收工再给小曼看，没想到小曼就在那天牺牲，再也无法为爸爸的“被解放”而高兴！

李爸爸四个孩子全部上山下乡到海南农场，他闻悉小曼牺牲的噩讯赶到海南时，只有三个孩子到海口接父亲，其景其情，让人落泪。小曼的父亲赶到了黄岭农场，紧抱着女儿的尸体，悲痛欲绝，却早已无泪可落！

1995年7月，广州知青跨越琼州海峡，在海口知青的陪同下，返回黄岭农场，到南渡江边祭奠李小曼。

二十多年后，当年那些与李小曼在一起的汕头知青、海口知青，包括那些曾经奋身下水抢救过她的知青又来到了她献出生命的地方，面对着滔滔而去的南渡江水，大家一个个低下头、缓慢地走过，并投注了一个个注目礼。沉浸在这个难得一见的情景之中，一时间，多少酸甜苦辣的往事全都涌上心头，并且历历在目。

回汕头后，我在《汕头特区报》以整整一个二版的篇幅，刊登了自己撰写的回农场探访的两篇文章和照片，请老伴将它寄给因故未能与我们一起回场的那些广州知青。

不久，我就接到李小曼的姐姐李枫打来的电话，希望我们即刻上广州一聚。我们几个汕头的黄岭农场知青风风火火地赶到广州，受到曾上山下乡到黄岭六队的所有广州知青欢迎，李小曼的姐姐李枫，那个落水知青严大姐一路全程陪同着我们，是李小曼当年的英勇壮举，成了我们两地老知青的的友谊纽带。小曼的父亲已经年迈，竟然也为我们带路，到广州天河区中华墓园，瞻仰了李小曼的墓茔，了结了久藏在人们心底的一番心愿。

然而，广州知青李小曼当年奋不顾身、英勇救人的义举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何时才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这是小曼的家人、老黄岭六队人、获救的广州知青小严姑娘的愿望，更是我们广大知青一直悬在心上的企盼。

值得欣慰的是，就在广州知青奔赴海南岛，在黄岭农场的南渡江边补上了祭奠李小曼这一课后，琼粤各地知青的接踵行动感动了即将退休的老场长，在他的主持下，经过一番周折，不久之后，国家终于确认李小曼为烈士。一份迟来了二十六年的烈士证书，终于送到了李小曼的家人手里。

由国家民政部1997年11月10日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中是这样写的：“李小曼同志一九七二年七月九日在南渡江抢救落水战友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为此，当年同在一个连队的知青集资，在李小曼的墓茔前重新竖起了一块刻有“革命烈士李小曼之墓”的墓碑，凭以悼念。

天河区中华墓园的革命烈士李小曼之墓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个个当年风采奕然的年轻人，如今都成了皓首苍颜的老人。回首往事，有时候我总在想，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苦过，乐过，哭过，笑过，青春和追求，岁月和生命，希望和憧憬伴随着我们成长。难忘的知青岁月，让我们这一代人饱尝了酸甜苦辣，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最难忘的回忆。想当初，豆寇年华的我们一个个意气风发来到了椰风阵阵的海岛上，信誓旦旦的扎根一辈子，为祖国的橡胶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像李小曼这样一个芳龄二十一岁的姑娘，当生命的花朵正蓬勃怒放的时候，真的就永远扎根在异乡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英魂已湮没在热带丛林的南渡江整整四十五年了。

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李小曼与其他知青的生命没有白白付出。

黄岭农场在野岭荒山上建场，经过第一代开拓者退役军人十多年的努力，迎来了第二代垦荒人知识青年一起共同开发，农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黄岭的巨变，离不开农场的老领导、老工人，同样也离不开一代知青的青春奉献，离不开一代知青的汗水、热血甚至是生命。

作者简历：

程一帆，1970年在汕头一中高中毕业，1970年7月29日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一团七连，即澄迈县红岗农场。退休前在汕头经济特区报社汕头特区晚报任记者，目前仍然是汕头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e-mail]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公众号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访问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