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青春》100名知青的命运写照
——摄影师黑明
记录原延安插队知青生活作品选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
整整40年过去，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年近花甲，他们中的很多人离开了农村回到城市，但也有不少人仍留在农村。
纪实摄影家黑明将目光对准了“知青”这一群体，用照片和细腻的笔触记录下这群人的故事。在镜头里，有“知青”们在时代的裹挟下随波流逝的青春，也有在时代的转折点上分道扬镳的命运。
赵纯慧
赵纯慧 女（右二）1949年生于北京，北京99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留守在延安的北京知青，精神病患者。
杨卫
杨卫
杨卫，1954年生于北京，北京清华大学附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20日，他主动到陕西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聂家坪大队插队落户。早在下乡之前，在清华担任教授的父母就要求他到农村不要放弃学习。因此杨卫利用劳动之余在土窑洞里昏暗的油灯下自学了高中的全部课程。197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西北工业大学材料与热加工系锻压专业学习。
1978年杨卫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当了教师。在清华大学对300多名青年教师的一次考核中，他取得了数学、外语两项第一的佳绩。不久他改换专业后以第四名的成绩成为清华大学“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81他又作为清华大学的公费生前往美国布朗大学学习固体力学专业。1984年末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讲师、教授和博士导师、力学系主任。
作为我国力学界一名年轻的知名学者，近年来他不仅在国内外数十家大学任客座教授和学报主编，还担任着国外许多大学和团体的不同职务和国际顾问。到1995年，他参加并主持了16项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开设了8门不同的课程，其中3门是英语教学，指导过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专著、译著百余篇（部），先后13次获得国内外重大奖项。
杨卫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院士、亚太断裂学会主席、浙江大学校长。
任志强
任志强
任志强，1951年出生于北京，北京35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他的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父母双双被送往东北一个干校。1969年1月，任志强来到了延安县冯庄公社郭庄大队，妹妹去了内蒙古插队落户。
任志强到郭庄大队后，工分被评为6分，他说：“那时我们早晨都睡懒觉不去劳动，所以一天只能挣到4分半，我们村当时每个满10分的劳动日值一毛二，我苦干一天等于不足6分钱，尽管如此，到年底还不一定能够兑现。”
第二年开春，任志强的胳膊不慎骨折，只好回京养伤，两月后他自作主张跑到内蒙古，在妹妹插队的那个村庄安家落户。同年冬季征兵开始了，任志强又跑到山东某部找到了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通过后门关系，以黑人黑户的身份穿上了军装。任志强在部队先后当过侦察兵、机枪兵、炮兵，后来又升为作战参谋，先后7次立功。
1981年任志强复员回京，在一家公司当上了副经理，从此开始了他的商海生涯。1984年任志强被调到北京华远集团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出任经理。1988年他被聘任为华远集团的副总经理。1991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集团公司总经理、华远和敬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等职。
这些年，任志强每年365天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集团公司发展迅速，当然他的酬金也是可观的，据《万科周刊》的资料表明，任志强1997年的年薪已达700万元人民币。
任志强现为华远集团总裁。
殷金昌
殷金昌
殷金昌，1947年生于北京，北京外馆中学六八届毕业生。他从小喜欢体育运动，1956年获得过东城区少年组中国式摔跤第一名。插队开始时，宣传人员说：“延安有陕北的‘好江南’之称，遍地是牛羊，肉和瓜果梨桃随便吃，出门就能骑毛驴。”他觉得这比北京强多了。随即，他偷出家里的户口簿，花5分钱注销了北京户口拿到一份迁移证。1969年1月21日，殷金昌和同学一起来到陕西安塞县高桥公社刘塔大队落了户。
村里尽管不是宣传的那样，但他只好忍受当初的选择。1977年30岁的殷金昌认识了真武洞公社真郊大队的女青年李金莲，不久他俩结了婚。1983年县政府照顾殷金昌，让他烧锅炉并兼职打扫厕所，因他干得不错随后又“提拔”为收发员。1985年他的农村老婆和两个孩子落实政策一夜间变成了城镇户口，他激动得整夜睡不着。后来又按规定把儿子志强的户口转回了北京。北京学费高，儿子的户口只好又转回安塞。女儿玉萍从小喜欢绘画，1995年考上了延安师范美术班，学费太高，殷金昌东奔西走借钱交上了学费。
殷金昌说回北京什么也干不了。在安塞，办事还方便些。
蔡玉珠
蔡玉珠
蔡玉珠，女，1947年生于北京，北京57中学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她在学生时期曾在班里担任团支部书记，1969年1月20日来到了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公社下驿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刚来村里她就当上了41名知青的组长，而且代表知青在公社大会上表示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插队不到一个月她就被选为积极分子又参加了“首批回京汇报团”。不久又去县上和地区先后参加了“九大学习班”和“全区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同年8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中第一名入党的。
1970年初县委将她招收为妇女干部，第二年秋季，她当选为县妇联副主任，并被派往工作难以开展的冯家坪公社蹲点。蔡玉珠将公社的领导班子全部换成了妇女干部，成立了不少的“铁姑娘战斗队”、“铁老婆突击组”、“钢汉子敢死队”，并组织她们白天大干，晚上夜战。女干部还遵照她的指示强迫村民实行科学种田，不到两年的时间，冯家坪公社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从而使她更换干部的新举措成了全省的典型。随后她被调任全县的倒数第一的马家河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马家河公社的粮食产量由原来的亩产100斤增加到了800斤，农、林、牧、副业都走到了全县的前头，蔡玉珠接着当选为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
1976年秋她被延安地委任命为延安地区知识青年办公室副主任。她在这个岗位上干了整整5年，为那些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办了不少好事。1979年底，延安地委又任命她为宜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正在她干得火热的时候，不知什么促使她突然改变主意，1981年3月，她去医院开出了一份“克山病”的证明，提出了回北京的要求。没过几天她回北京成了一名待业青年，一个月后她又被招工进入了阜外街道办事处工作，1985年再次转干，1987年升为市场科副科长，1989年又被提升为市场科科长。
孙居勇
孙居勇，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69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2月12日他跟着哥哥孙居英于来到陕西甘泉县王坪公社和子坪大队插队。第二年秋天，村民们推荐孙居勇去工厂接受工人再教育，他来到了延安食品厂。从此他吃上了商品粮，哥哥却在村里修路、打坝、种地，羡慕着弟弟的福气。
孙居勇在食品厂工作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川口公社的一名女知青，她是北京68中学七零届初中毕业生，家庭出身不好，15岁便自愿来到陕北插队。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的热恋，孙居勇不顾她的出身，结了婚。
由于她的家庭背景，多次招工都不让她走。1975年底她最终拿着一份贫血病的证明回到了北京，并被安排在了大栅栏纸品加工厂。1982年孙居勇也调进了大栅栏纸品厂，不久还当上了车间主任。5年后由于企业效益不好，他辞掉了工作，贩西瓜、当小工、倒垃圾、糊信封，靠着卖苦力，日子越过越好。1994年，他花2000元买了一辆漂亮的人力三轮车，在家门口的前门大街接送游人。他说：“我蹬三轮最多一天能挣四五百块钱，最少一二十块。我爱人在一名知青朋友的公司帮忙，女儿已从北京友谊医院护士学校毕业，3口人每月下来的总收入平均三四千元，吃喝没问题。”
孙居勇现住在前门大街的一个胡同里，好几间房子的一个小院足有300平方米。据说这院地方是他爱人家的祖业。
龚凤海
龚凤海，1949年生于北京，北京垂杨柳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2月5日来到了陕西黄陵县侯庄公社龚庄大队插队落户。他说：“我插队时基本没受什么罪，因为村里总共才有3名知青，村里对我们很照顾，刚开始让我记工，后来又放羊，活儿不算太重。”
1972年底大批招工开始了，他被招到了设在黄陵县店头镇的陕西上畛子劳改农场。犯人不好管，没过几年他改行学了开车。
1979年和1989年，他两次调回北京，又因不习惯回到劳改农场。不久之后，他的妻子提出了离婚。
他说北京没有亲人了，不想回北京了。说起自己的工作，他说：“我在监狱当看守员，因为没转干，所以不能穿警服上班，不少人常把我认成了犯人。”
最后我问他为什么往墙上贴那么多“大美人”。他说：“我一个人寂寞，上个月发了工资买了6本美人挂历撕开全部贴在墙上，无聊的时候欣赏欣赏。”
史铁生
史铁生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清华大学附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于1969年1月16日来到陕西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
1971年10月，史铁生因腰腿疼痛，回到北京并住进了友谊医院。在一年半的住院期间，他花去了借来的3000元不说，下肢还彻底瘫痪并坐上了轮椅。
1974年，史铁生为了生计，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所干的活儿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有时还画彩蛋。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每天只干半天，一月下来只能领到15元，这活儿他一干就是7年。1980年落实病残知青的优待政策，他每月能得到民政部门的60元生活费，享受上了公费医疗。第二年史铁生患了严重的肾病，多亏公费医疗才使他的手术顺利完成。
由于体力的原因，同年他辞去了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呆在家中一门心思地写作，很快他创作的小说、散文陆续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1986年史铁生被北京市作家协会聘为合同制作家。他的小说《命若琴弦》被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由陈凯歌导演，在国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史铁生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近些年他又出版了《务虚笔记》《病隙碎笔》等多部新作，并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和多种文学大奖，数十部作品畅销大江南北。2010年12月31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59岁。
林岚
林岚，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77中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到陕西延长县插队，因与当地女知青相爱，被打成破坏上山下乡反革命分子被判刑十年，出狱后，得到平反被安排到延长油矿管理局工作至今。
刘长利
刘长利，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50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到陕西宜君县插队落户，曾当过民办教师，工厂工人，由于工厂连年亏损，挣不上工资，爱人在厂门口为人理发，半年都不敢吃肉了。生活比较艰难。
谢党恩
谢党恩，1953年生于北京，北京77中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到陕西延长县插队，后娶农村女青年为妻，曾当过教师，出席过县先进知青代表大会，1975年到延安钢厂工作，后因出工伤造成神经损伤，成为一名下肢严重受损的残疾人。至今留在延安，1997年11月8日在北京图书大厦黑明摄影集新闻发布会北京现场为大家签字留念。
马德铮
马德铮，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56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出身于资本家，1969年初到陕北延长县插队，喜欢文艺后进入公社宣传队，1972年到一家小煤矿上班，先后在焦化厂，机悈厂，安装公司工作过，拉家带口生活艰难。
王雄骥
王雄骥，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64中68届初中毕业生，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只能报名到农村插队，1969年初，到陕西黄陵县插队，1976年因为一次意外在北京私藏被当时定为反革命诗篇的书，被捕入狱，1985年释放后1990年离婚，至今单身，全身有病，无工作，无收入，吃不饱饭，每日度日如年。
何连生
何连生，1947年生于北京，北京21中学66届初中毕业生，因家境贫困于1969年初到延安安塞插队落户，先后在县副食加工厂工作十年，1980年做了一名杀猪工，一做就是15年，现在生活困苦，从他饱经风霜的脸上以再也找不到当年知青的模样。
股金昌
股金昌，1947年生于北京，北京外馆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到陕北延安安塞插队，先后当过农民，下过矿井，进过机悈厂，1977年与当地青年结婚，1983年烧过锅炉，打扫过厕所，后为收发员，是留在延安安塞的六名知青中的一名，生活条件比较好。
张明生
张明生，1948年生于北京，北京西颐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到陕西宜川插队，一贯工作积极。曾出席过全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过民工，修过路，1986年老婆进延安钢厂工作，后下岗，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艰难。
高红十
高红十，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师大女附中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到延安延长县插队，三年后被推荐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大学，1974年与同学共创轰动全国的长诗《理想之歌》曾刊登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1995年自愿返回延安当农民，在南泥湾当过团支部书记，妇女队长等职，1979年4月到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工作，1985年调回北京，在《法制日报》社担任编辑记者，高红十离开陕北20年先后创作故事小说《哥哥你不成材》散文集《我的歌》报告文学《只缘妖雾又重来》等市场畅销书。
韩荣宪
韩荣宪，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西颐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到到陕西延川插队，由于一次意外，大脑受损，最后患了精神病，至今单身。
刘啸清
刘啸清，1950年生于北京，1969年2月与弟弟一同挤上了到延安的火车，在延安22年来当过教师，工厂工人，1994年因工厂停产下岗，从此与老婆一起靠卖烧饼，卖馒头度日。
张燕辉
张燕辉，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清华园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父亲曾被打成右派，1969年1月到陕西延川插队落户，当过农民，工人，恢复高考后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1983年到新华通讯社编辑部工作8年，1994年在两会期间因拍摄《共和国部长风采》系列照片获得了全国新闻摄影比赛“金牌奖”。1990年担任摄影记者。并参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大型画册的拍摄。
以上这组图片来自著名黑白人文摄影家黑明的镜头。此片拍自于1995年至1997年之间。早在1997年黑明曾出版一部耐人寻味的题为《走过青春》百名知青摄影集并在1997年11月8日北京图书大厦七层举办该书新闻发布会当年在京知青群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几百名知青闻讯前来购书，照片中的几位真实人物来到现场为购书知青签字留念，部分新闻媒体现场报道场面极为热烈。这部摄影集创造了中国知青铭记知青历史的辉煌，为中国知青史留下了宝贵的图片文献资料。
图中反应了一代后知青在陕北延安的真实生活，透过图片让大家看到七十年代后一部分留在延安插队知青在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学习，生产，劳动，以致一部分人由于自身条件留守在黄土高原至今，成为名副其实的当地劳动者，百名知青中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图片将人物拍摄的彬彬如生，淋离致尽。 他们当中有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也有中外驰名的大学教授，有默默无闻的家庭妇女，也有经常在电视屏幕上与观众见面的知名人士，有从事体力劳动的养路工，也有在国际学术界出类拔萃的科学家，有修公共厕所的，也有设计高楼大厦的，有修理自行车的；也有研制飞机的，有来到陕北就再也没回到北京的；也有出国就像串门一样的，有下岗的，有当官的，卖菜的，也有知名记者，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当然也有不少腰缠万贯京城阔佬。
总之，100名知青，100个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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