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朱克家：我的哈尼情结
云南素有有色金属、动物、植物三大王国的美誉，当年我下乡的西双版纳就占了2项，我国的原始森林分布较广，但类似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仅在云南的西双版纳保存了一些，主要在勐腊县境内的几处自然保护区，它与石油、煤炭一样，不可再生，非常珍贵。
1969年4月，我们五个男知青被安排在县勐腊县勐仑区，城子乡，曼掌社插队。，这里到1970年才正式成立人民公社，1971年才戈阶级成份，这使我深感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差别，曼掌只有11户口人家的小寨子，地处勐仑坝子的边缘“掌”在傣语中就是大象。
在50年代时，这里曾经有一群野象，由于原始森林的破坏，大象消失了，可喜的是，野象又回来了。傣族老乡欢迎我们的到来，住房与各种生产工具也给我们准备好，傣家人特有的竹楼，非常适合这里炎热潮湿的气候，很遗憾当时我们没能住上，很羡慕其它寨子的知青能住上竹楼。因为国家给我们的安置费还有多余，因此第一年我们的口粮由国家供应，每月还有11元，二两油。加上我们从上海来时，家长与亲朋好友送了不少吃的东西，开始一段时间，生活上的问题不是很突出。队里对我们实行同工同酬，苦活与难活一般不安排我们干。
刚下乡时正值这里的旱季，由于水田数量不足，要种一部分旱稻。我们城市学生每年也要到农村参加“二抢”的劳动，但只知有水稻，这是第一次知道还有种在山上的旱稻，这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刀耕火种。
第一次走进热带雨林，哇！那种感觉真难以形容。参天的古树、奇花异草、藤蔓缭绕、盘根错节、阴森恐怖。不时有蛇在面前穿过，我还真遇上准备攻击的眼镜蛇，吓出一身冷汗。我们身上随时带着从上海带来的蛇药，以防不测，这里真是动物与植物的天堂。
为了粮食，我们毁林开荒。在划定的范围内，砍光所有的树木，然后晒干、火烧、堆拢、再烧。几个来回后，可怜的原始森林变成了光秃秃的，带有一片焦糊味的黑山。男劳力在坡上方将长杆在20公分间隔剁成一个个小洞，妇女与我们知青在坡下方将旱稻种播上，并用脚将泥土盖上。由于气候原因，这里的草长的比庄稼还快，必须要锄二到三次草。在35--40度的烈日下锄草，对我们真是一个考验。记得 有一次，队长岩喊我们分工，把我们带到一颗大树边说：“你们砍倒就可收工，开始我们还以为今天可以收个早工，一看，吓了我们一跳，足有一米多粗，少说也有几百岁了。我们轮流上阵，一上一下，只听见斧子与大砍刀的声音，却看不到对方，光着膀子，穿着短裤，满身大汗，树终于被砍倒，我们也累瘫了。
为了吃这些粮食，不知破坏了多少珍贵的热带雨林，还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代价。几个月下来我们的手上长满了老茧，我手指上至今还可以看到多处小伤疤。当然我们在艰苦的劳动中得到磨练。每年11月后，是一个相对的闲季。我们曼掌在这个时节都要做一批傣族特色的大木箱。寨子一位50多岁的老波涛会这门手艺。队长知道我也会一点木工活，让我配合他一起做。这里盛产“红椿木，质地和颜色都很好，做成框架。另一种白色，可防虫防潮的木料做面板，即美观又实用，深受当地傣家人的欢迎。25元一个，非常好卖，供不应求。我曾向队长建议，这样的付业应长期做下去，一年下来可增加好几千元的收入。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不知是何原因，队里仍然按老规，每年只在闲季做一批。
1969年底，县里召开了知青总结评比大会，我们集体户因劳动积极，与傣族老乡友好相处，从未出现违法乱纪的事，被评为先进集体户。我被评为先进个人，我的好友王以民因会唱样板戏调县宣传队，小陈因身体原因常在上海，寨里只有我们三个知青。傣族是一个善良、温和、崇尚平等的民族。他们安居乐业，特有的风俗，别致的穿戴，妇女优美的发型，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一年的劳动与生活，锻炼了我们独立生活能力， 学会了多种农活，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最大的体会是：要学会适应环境，不能怕吃苦。在整个公社的知青中，我们的劳动出勤率是最高的，因此我们也有了强壮的身体。
离曼掌近5公里的地方，是大卡大队的莫登生产队，是哈尼族寨子。老队长叫老大，是个老党员，他去公社办事，都要路过我们这里。每次都要到我们住处坐坐，有时拿点水果给我们吃，常来常往，就熟悉起来。他告诉我，他们那原来也安排知青去，房子都盖好了，后来取消了，他们很失望。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们几次办学，都失败了。听说知青要来，很高兴，他们有60多个学龄丿L童，希望这些孩子能上学，不像他们大人，大都是文盲。老队长用很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莫登离公社有13公里，也不具备到公社小学去读书的条件。老队长请我们到莫登去玩。
1970年的一天，我们3个知青带着砍刀，走了一个多小时的森林小道，来到了处于半山腰的莫登寨子，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哈尼族生活的地方。在村口，一位40多岁的妇女招呼我们进屋休息，这是个养猪场，她拿甘蔗给我们吃，又煮南瓜，非常热情。她叫咪内，也是后来我的哈尼干妈，称为老阿批。她把老队长叫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在寨子里转了一圈，让我们看了盖好的知青住房。一群小孩子好奇地跟在我们后边。寨子在半山腰，下边有一条叫勐宽河，流向曼掌，上游有个麻风寨。属于景洪的橄榄坝。
他们居住条件不如傣族，大都是矮小的草房，竹楼很少，有70多户人家，近400人。我看后，觉得半山区的自然条件并不差，这里的土地面积比坝区宽多了。老队长终于向我开口了，他希望我能去他们那里，只教书，不用下田劳动，并保证不让我吃苦。我没有答应，这不是一件小事，我在给父母的信中提到此事，他们不赞成。我还问了另外2个知青，他们也没有这个想法，这件事就搁了下来。隔了一段时间，老队长对我说，他已动员了曼勒寨的上海知青小陈，已同意上山，并再次动员我。可能是他对我比较了解，有些好感的原因。这时我开始被他的真诚与执着而感动，考虑到2人结伴上山，有个照应，父母放心，最终答应了。这个过程很多人不清楚，以为当时就我一个人去莫登。
在老队长等人的带领下，我和小陈一起上山。哈尼老乡自然很高兴，全寨动员建学校，热情高涨。我与副队长沙查，还有他弟弟3人一起做木工，要准备70来套的课桌椅、黑板、篮球架等教学用具。小陈一人开始上课，有40多个学生，我们吃住在一起，很融洽。咪内阿批与学生家长经常送吃的给我们。2个多月后的一天，小陈突然对我说，他想回曼勒去。我大吃一惊，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是父母的意思。我说，你要找一个充分的理由告诉老队长。后来队里没有为难他，他离开了。但我明确地表示，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走。我是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请他们放心。他们真的担心，我一个人会不会留下来。这样，他们对我更加关心了。
我开始接替小陈上课，成了一名民办教师。使用云南统编一年级教材，没有什么难度。问题马上出现了，学生不会汉语，学的又是汉语教材，这时我还没学几句哈尼话，这可不好教。我与老阿批也只能靠手势交流，必须尽快掌握哈尼语言。15岁的学生当龙，晚上与我住在一起，成了我的老师。我用笔记本将哈尼常用语译成汉语。如：“你要去哪里”？译成：“恼阿给以对”。多记，多背、多讲，因没有文字，语法简单，一段时间后，我与学生和老阿批可以简单会话，学生也逐渐学会汉语，我们的一些上海知青，傣语讲得非常好，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就是傣族，在民族地区，学习当地语言很重要的。
我们找了一块空地，决定带学生种蔬菜。围上竹栏，四周挖出深沟，防止家猪闯入。里面建了男女两个厕所。学生从没有在厕所内方便的习惯，怕臭。我只好强迫他们，时间长了也习惯。我们用人粪拌上牛粪与稻草，经发酵后，那可是最好的有机肥料。白菜、莲花白等长得又大又嫩，这样的绿色食品现在很难吃到。每个学生都分到一份，自己也吃不完。
学生的的头发是我全包的，有的长时间不理发，又乱，又脏，我全理成短发，既卫生，又精神。我们知青都是互相理发的，一把剪刀，一把梳子，一面镜子，没有推剪，仍然能理出好的头型来。许多哈尼老乡也来找我理发，后来他们看我忙不过来，来的人少了。理发是件小事，在理的过程中，我与他们多了交流的机会，也是我学哈尼话的好机会。在上课时，我对学生很严厉，他们都怕我。目的是让他们能学到点知识，跟上教学的步伐。他们年龄悬殊很大，小的不到6岁，最大的15岁，接受能力不一样。最麻烦的是，不断有新生进来。我向老队长建议，分成2个班，队里有位30来岁的妇女，读过小学，我带她一起教。
后来我们是2个民办教师，分大班与小班。我们的学生大都努力学习，由于队干部与家长的重视，我们的学校办得是成功的。后来我得知，60来多个学生中，竟有10多个当了国家正式教师。作为他们的老师，能不感到欣慰吗？
队里有台崭新的上海蜜峰牌缝纫机，在上海时我就学会使用。机器抬到我住处，开始时缝一些旧衣服。我发现男女老幼都喜欢戴汉族的解放帽。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得周正、好看不容易。我到公社缝纫组去，在师傅的指点下，我掌握了要领。因送来的布料太多，我又不好意思让他们等的时间太长，经常晚上点着马灯踏机器。我的学生当龙几次对我说，他要将这些布退给他们，说我忙不过来，还把几个送布的人骂了一通。老队长在开大会时也提到了此事，自然来的人少了许多。
这里民办小学只上半天课。下午，我多数时间在做木活。有队里的，大量还是私人送来的，如小木箱，吃饭的桌子、凳子等。我自己也做了书柜、写字台、沙发椅子等，老乡送给我上好的红椿木与香樟木，我带回了上海，我从上海设法搞到了几根无缝钢管，送给他们做火药枪，他们高兴极了。
一天，老队长与我商量，说队里还有点钱，想买一台手扶拖拉，我很赞成，也建议再买一台碾米机。这里各民族舂米的方式基本一样，很原始。清晨，全寨子一片擱登的舂米声。我也尝过那种滋味，费时费力。那天，全寨子出动修路，我花了9个小时，将拖拉机开进村里。而这里的土壤很硬，手扶拖拉机犁不动，耙田还可以。碾米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最高兴最受益的是妇女，每天他们可节省1个多小时，后来又买来了电动脱粒机，它可以顶几十个劳动力。我们都尝到了机械化的好处，而机械的维修自然落在我身上。
在公社农机员周正华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柴油机修理。机器长时间的工作，经常会出故障。一次因买不到零件，停了几天，一次因碾米筛子规格不同，又停了几天。我与老队长走50多公里山路，到景洪才买到零件。这是易损品，我们买了许多，很重，老队长不让我背，在我再三坚持下，才分一小部分给我，内心很感动。我与他走过两次，沿途让我欣赏到了西双版纳的美丽景色，那是原始的美。
有了机器后，就有了依赖性，再用人工舂米就不乐意了。1973年初，队里想利用一条小溪，建一个小水电。我去看了一下，水流虽不大，但可以形成高落差。我与老队长立即去县水利局，他们大力支持，说“国家、还有一部分资金补贴”并派两个技术员来。我去书店买了好几本关于小水电的技术书籍，请教技术员，我知道将来的日常维修还要靠我们自己。全寨子动员起来，挖水渠、修蓄水池，做压力水管。架高压杆非常艰难，电站离寨子有3公里，要翻一座高山。我带领学生也去参加挖水渠，在县里公社的支持帮助下，20千瓦的小水电发电成功了，全寨子欢欣鼓舞。要知道，整个勐仑，有电的村寨廖廖无几。有了电，我们还建了一套锯板机。我真敬佩哈尼这个民族，他们重视孩子的教育，对农业机械化的渴望，他们患厚、善良、不怕苦的品质，深深打动了我。
我每天实际干活的时间有10多个小时，老百姓称我是寨里最忙的一个人，这是真实的。我心里很清楚，要在这里坚持下来，不能闲着，让自己随时保持疲劳的状态。一觉睡到天亮，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队干部、老乡、尤其是老阿批，他们爱护我，照顾我。他们多次用同样的话对我说：“我们300多人，你才1人。我们每人给你一点，你吃不完。”的确如此，在生活方面我不用操心，主要由老阿批照顾。她没有子女，丈夫也去世了，将我当亲人一样。每天都来，给我做的哈尼族的衣服。现在我还保存一件，以作留念。她经常对我说，不要太累了。我很庆幸，有一个慈祥善良的哈尼干妈，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到了莫登之后，我没有做过农活，队长不让我去。一次，学生放假，我坚持要与他们去“睡田”。背上行李，爬了5个多小时的山路。这里离边界已不远了。有10多亩水田，一部分山地，花了10来天时间，把农活做好。一切都那么原始，虽然很辛苦，内心很充实。我第一次看到江对面罕见的大龙竹，其根部直径有40多厘米，弯弯的竹尖有10多层楼房高。通过这次“睡田”，我更感受到这个民族多么不容易啊！我无力改变他们的面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们到处夸我，宣传我，引起公社、县以及上海慰问团的重视。
1970年我入了团，1971年9月《人民日报》用《边疆炼红心，山寨办学堂》作了报道。《云南日报》也报道了我的情况。1972年整党时，我跟老队长与指导员谈了想入党的愿望，写了入党申请书。一次大队支书车瑞来莫登，找我谈了话。他听到了对我的一片赞扬声，叫我继续努力，争取在下一批。我当然明白，入党不比入团，但一定要争取。
1972年8月，我接到公社文书刘思源的通知，他告诉我，经公社推荐，县里决定，让我上工农兵大学，是云南师范学物理系。车票己买好，叫我回去收拾一下，叫老乡送一送，明天坐班车去昆明报到。由于没有心理准备，太突然、太意外了，无论是谁，有这样的机遇都会心花怒放。对于当时的知青，上大学可是离开农村的最佳途径。我从小喜欢自然科学，特别是航空、航天。小学五年级就开始看航空杂志，中学是航模队员，多次参加航模比赛，又是班干部，学习成绩一直在前几名，最大的梦想是考上航空学院。如今，虽然不是向往的大学，毕竟物理也是自己喜欢的。
在回寨子的路上，我走得很慢，思绪万千。两年多时间不算长，老队长、老阿批、学生还有许多哈尼朋友，我们朝夕相处，这种感情只有自己能体会。我也明白，他们不希望我走，舍不得我走。除了感情之外，他们又要面对学校怎么办下去的问题。我去莫登，就是建民办小学，让学龄儿童有读书的机会，我也必须面对。我一走之了，他们怎么办？过去他们四次办学都失败了，难道这次也将以失败告终吗？离寨子越近，心里越不安，内心充满了矛盾。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住处，老阿批在帮我做饭。她不说话，我感觉到，她已知道了，我怎么开口跟她说呢？我真走了，她会很难过，其实我也一样。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我对她在生活上已经产生了依赖性。学生陆续来了，7个队干部全来了，我的住处挤满了人。我心里明白，今天这一关对我是个考验，我忍住不开口，想先听听他们的。指导员的女儿才7岁，学习好，很聪明，长得也很清秀，我很喜欢她。她带头哭了，其他一些学生也跟着哭了。这个滋味不好受。他们说了许多话，其实只有一句：“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不要走。”贫协主任差侬先开口：“朱老师上大学是好事，上级的决定，我们不能反对，我们队干部有一个想法，请你再留上一年，把那位女教师带出来，能独立教书再走。”指导员说：“她女丿L叫他不让朱老师离开，她太想读书了。”新上任的队长沙查对我说：“我们全寨子人都舍不得你走，老阿批更是了。”我一看，老阿批没有在场，她有意回避。老队长说：“老阿批很难过，她想明天再和你告别。”
那天晚上，他们离开时已是凌晨2点多了。我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面对这样的阵势，人的良心起了主导作用，而并不是我有多崇高的思想境界。他们说的也有道理，明年、后年还有机会。我相信如果别人与我有相似的经历，也会做这样的选择。我留下了，一位曾采访过我的记者对我说：“你要真想上大学，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接到通知后，不回寨子，直接走，你只要一回去，就注定走不了了。是你的特殊经历与性格决定的。”当然，这一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有人问我，你后悔当初的放弃吗？坦率地说：在自己处于艰难的时期也后悔过，当初如狠心一走了之，不是没有后面的事了吗？许多知青进了大学，不少成了教授、副教授，我也有这个可能啊！我不比他们差，后来，我端正了心态，泰然处之。许多人都理解我。包括过去的老领导，原勐仑公社党委禾书记（白族军代表）来信安慰我，原勐腊县委刀书记（傣族）多次来曲靖看我，原西双版纳州委徐政委，思茅军分区张司令员来我家看望我。老队长去世了，他的儿子与原副队长阿四，代表全寨子来看我，勐腊县杨副县长（哈尼族）也来过，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1978年底，对我的审查结束后，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明确表态，想回莫登去，他们仍然会要我的，继续当我的民办教师。很可惜，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我被安排到省属的一个煤矿，下放劳动，下过井，做过重体力劳动，我自学无线电。
1986年调矿工会，管理电视转播台，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工作者。
1995年,我在曲靖恩洪大厦当经理 。
1998带爱人与手下的员工到西双版纳旅游，离别22年，第一次回莫登，内心又激动又不安，由于自己的原因，影响了他们。这里已通了公路，与原来有了很大的差别。我们的车到时，公路两边站满了迎接我的哈尼老乡。看到了一直思念的老阿批，我们抱在一起哭了。一些老人拉着我，我已听不太懂她们的话，却感受到了她们的真情厚意。周正华（原人大副主任，哈尼族）和镇、村委会的几个领导，还有留下的七八位上海知青，我们聚在莫登寨。村里宰猪、杀鸡，摆了几十桌。 晚上开联欢晚会，我感动极了。周正华对我说：“你为老百性做的好事，他们一直记在心里。”我在莫登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与老阿批聊到了深夜。我只能送一点钱给她，表示感激之情。老人们为我拴红线，祝我平安。
临走时，他们将各种吃的东西塞满了2辆车。我望着他们，依依不舍，再次流下辛酸的眼泪。那天，同行的员工都是20来岁的女青年，看到这感人的场面，都哭成泪人。她们对我说：“我们相信你过去在这里真的有过一段不同凡响的经历。”的确，在西双版纳近5年的知青生活，令我终生难忘。谁说这不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呢。
（此文是为庆祝西双版纳自治州成立60周年。应西双版纳州政协出版2013年8月《我与版纳》一书的约稿，写于云南曲靖。）诸炳兴编辑
西双版纳与东南亚一样，一年中分旱季与雨季，我还是喜欢旱季，即11月至来年的3月。这里冬天不冷，不像北方，冰天雪地，到处是光秃秃的。这里仍是绿色世界，尤其是河流，山青水秀。流经小勐仑的罗梭江，无论从哪个方向燎望，都是一道美景。从小勐仑至著名的橄榄垻有一条不大不小的勐宽河。不发洪水时，河宽20多米，发洪时超过100米。要过河，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技巧。有一次去公社办事，面对河水，犹豫半天，还是下水，结果膝盖骨处被撞出一个大口子，伤疤至今还留着。从下水处，到对岸爬上去，上下相距400米，不会游泳是很危险的。今天与大家聊聊，我与我的学生一次在勐宽河里捕鱼的趣事。
我插队的木等寨在半山腰，底下是勐宽河。上游5公里处，是一个傣族的麻风寨，有10多户人家，我去过几次，是勐罕公社（橄榄埧公社）勐宽大队。勐宽也有知青连队，应是四团的。麻风病人最显著的是，眉毛很少或全部掉了。
我的学生问我，喜欢吃鱼吗？有鱼吃怎么会不喜欢呢。记得是72年的冬天，与我同住的学生16岁，叫当龙。他说这次捕魚要年令大一点的，20来个。我说，要那么多人？他说人少了不行，下午他要带几个同伴去山上砍一些树皮。第二天中午我们出发了，我看这些学生全带上工具，锄头与砍刀，有两个背篓里装着树皮。我们沿着勐宽河的河通边向上游行走。没有路，非常难走。将近个把小时，我们到了河道很窄的那一段。河水较深，我跳入水中，水到了胸口处，真是舒服啊。走了这段艰难的路，全身是汗，我说大家先洗个澡。我问当龙，这儿离麻风寨已不远了吧，他说就在前面。这儿全是原始密林，阴森森的，是西双版纳保存较好的雨林保护区。这样的景色，现代的游客如何能看得到。
当龙开始分配活计，10多人挖排水渠道，另几个去砍树桩与树枝。当龙跟我说，捕鱼的多少，是取决于这条人工排水渠道的长度。他说时间充裕，挖3百米吧。我说，这河中看不出有鱼嘛，他说有，够你吃的。我和学生一起开挖河道，与勐宽河并行，工程量不小，挖起来很费力。我才意识到，人少了还真不行。我们带了干粮，累了休息，跳入河中冲一把，吃甘蔗，木瓜，野芒果，香蕉。在这里吃掉的水果，是在上海10多年总和的几倍，其实我还不明白，我们下一步是如何将河里的鱼捉到手的。
傣族捕鱼
当龙查看了开挖的排水渠道，指挥需要修补的地方。必须要保证水流畅通，因为有4分之3的河水从这里排走，经过300多米人工渠后，再回到河中。也就是这300多米的勐宽河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水流过。当龙又安排在最后端的河道中，用竹蓠芭围住，防止有魚逃走。接下来开始要引水了，在河道的开口处，打下10多个树桩，60公分高，然后将树枝一根根拉腰排上，在水冲击下，被牢牢吸住。再放上大量有树叶的小枝，其实就是堵埧。水位迅速升高，河水被引入水沟。当龙叫其他学生，顺着水沟一人負责一段。用锄头将水顺沟而下，确保水只能从水沟中走。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河沟如被冲垮，水重回河道，就白忙活一场，前功尽弃了。还好，我们的人工渠道很畅通，每个人用锄头站在水渠中尽力疏通，河水改道成功了。鱼儿啊，你还能往哪里躲。
西双版纳密林中，有一种树，它的树皮有一种麻醉功能，我的学生上山砍了些这种树皮。引水成功之后，几个学生在埧头的几块大石头上，用力敲打树皮，打烂之后丢进河水中，河水立即产生大量白沫，顺水而下，水中已含麻醉剂量。过了不久，我兴奋地叫起来，魚漂到水面上了，学生一窝风地冲进河里。哇塞，300米的河道，漂上越来越多的大大小小魚，最小的只有小指姆大。当龙说，要快，两三分钟就会苏醒，醒后就躲进石头缝中，很难再捉到。只要快速捕捞，可以说，没有几条魚可以幸免。哈哈，大约有10来公斤，大丰收。想想有点残酷，与日本鬼子大扫荡很相似。
朱克家与他的学生们
我与当龙说，那些很小的鱼都在上游放生吧。他说，大鱼放生后可存活，太小的活不了。学生点上柴火，将大的分出来留给我，其它就地烧烤。涂上猪油，盐巴，辣椒，夾在竹片中烤，味道好极了。麻醉的魚没有毒性，饱夕一顿。看着这些天真可爱的僾伲小娃，他们只是二年级，在城里他们应该是四~五级了。我在心里想，我是不会轻易离开他们的。
朱克家
朱克家（左一）与侯隽（右一）吴桂贤（右二）李素文（右三）邢燕子（右四）在北京合影
朱克家（中）与 “草原英勇小姐妹”龙梅、玉龙在北京合影
朱克家（右）与周恩来侄女周秉建在北京合影
朱克家（中）与云南知青合影
文章来源：知青情缘 、晚秋子歌的博客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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