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中的青春 69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一)
《烈火中的青春》这本书讲述的是1972年5月5日，内蒙古锡林格勒草原上的一场大火夺去了69位兵团战士的生命。当年插队落户就在火场附近的知青老鬼，亲眼目睹惨烈场景，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认定这些为抢险救灾而献身的青年人，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当时就暗下决心，有一天一定为他们写本书，将他们载入史册。30多年之后，老鬼克服重重困难，逐一寻访了69位烈士家属中的66位。他搜集了烈士的照片、书信、简历等资料，饱含情感地记述他们短暂的一生。
烈火中的青春
——69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引 言
1972年5月5日，我正在内蒙古西乌旗高力罕（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一团）一连的石头山打石头。突然听说四十三团着大火，为救火牺牲了六十多名兵团战士。
当晚，我站在石头山顶，遥望东南方向的夜空，小半边天都呈现着暗色的红光，那是四十三团的熊熊大火还在继续燃烧。猛然觉得这暗红的夜空是年轻战士们的鲜血染成。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将来有机会一定为牺牲的这些战友写本书。
2005年夏再次来到烈士陵园，看见荒草丛生，纪念碑残破，铁门锈迹斑斑，人迹罕至，感到这些烈士似乎已被世人遗忘。心情沉重，决心动笔为他们写书。
时隔30多年，寻找69位烈士亲属和战友谈何容易，但这些困难还都能一一克服。最无奈的是我没有诗才文采，写不出一篇篇优美动人的诗文，风靡一时，为那69位年轻的烈士颂扬。我就是个年轻时喜欢摔跤打拳的尚武分子，孤陋寡闻，学识浅薄，只能用秃笔写一本缺少趣味的书，尽尽自己的心意。
现在，给这个影星那个影星出了一本本书；给这个首富那个首富出了一本本书；给这个皇帝那个皇帝出了一本本书，可给为国牺牲的烈士们出的书却寥寥无几。
40年前，曾有千千万万城市青年投身到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其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1972年5月5日发生在内蒙古草原的救火事件，仅仅是是知识青年为国捐躯的一个缩影。尽管教训惨重，但兵团战士们一往无前，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却永远值得尊敬。这是一首震撼内蒙古大草原的青春之歌！完全应该给他们树碑立传。
对不起，我的兵团战友们，拖了这么些年才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
2008年10月15日于秋风呼啸中
七十年代的宝日格斯台烈士纪念碑
2005年时斑驳脱落的宝日格斯台烈士纪念碑
牺牲的内蒙古兵团战士遗像（缺少一名）
北京一名
杜恒昌
赤峰9名
高志新
胡国利
李瑞琴
唐亚志
王爱民
王洪远
王孝
尹国茹
张国顺
唐山9名
陈玉玲
李玉香
任凤彩
苏小存
王绍武
吴富贵
张福春
张金来
张振来
锡林浩特12名
曹荣芝
龚占岐
金双全
赖玉琴
刘长海
刘慧
齐远平
青春
王学尧
王占祥
毅强
赵玉琴
集宁18名
畅孟记
陈勇
郭增喜
韩学良
李春侠
李富才
刘建国
刘建平
刘孝
马志明
聂建新
宁田田
王锦
燕亮
杨丽华
张金
张钦弟
赵根柱
呼和浩特20名
敖敦
查日斯
陈敏英
樊淑琴
何丽华
力丁
刘玉功
马福洪
舒宝立
王凤英
王继光
王孝忠
吴炳义
吴淑琴
徐克俭
杨红原
云金平
张国通
张如成
赵月秋
1972年5月5日救火事件经过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关于五师四十三团发生火灾及善后工作的情况报告》以及众多亲身参加过这次救火的兵团战友们的描述，经过大致如下：
1972年5月5日清晨，在四十三团二连驻地东约5公里处，执行采石任务的该连6班战士杨树生、杜根村将4日烧剩的炉灰倒出蒙古包外的防火坑内，因灰热，坑内有枯草，至11时40分，死灰复燃，引起草原着火。6班战士虽奋力扑救，有的同志用身滚扑，但因位于风口，风力达7级以上，未能扑灭，火势迅速向东蔓延。
位于火势东南方向的四连，12时30分发现火情，指导员何龙光立即紧急集合队伍，经简要动员和分工后，分两路奔赴火场。当指导员何龙光和副指导员杜恒昌带的一路刚进入1059高地脚下时，南侧烈火猛然袭来，加之风大草深，风向突变，旋风烈火将部队包围。在这紧急关头，指导员何龙光下令撤退，但为时已晚。有的同志看见了他的手势，迅速撤离，多数走在前面的同志们却已陷身火海。副指导员杜恒昌和三班长胡国利等部分同志经奋力拼搏，冲了出来，进入麦地，但见到还有同志留在火海，又奋不顾身返回去抢救战友，结果一去不返。整个过程仅半个小时即有66名同志壮烈牺牲，负重伤16名，轻伤11名。其中3名重伤员在抢救治疗中不治身亡。总共有69名同志英勇献身。
火灾发生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北京军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军区都非常重视。周总理做了电话指示，总参派来了直升飞机，北京军区派来了医疗队，自治区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区党委第一书记尢太忠等首长亲临现场视察。
遵照自治区党委关于“要做好善后工作”的指示，四十三团于5月7日在团部西侧掩埋了烈士遗体，16日召开了全团追悼大会。所有牺牲的同志都被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拨款16万元筹建烈士陵园。
与此同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和五师组成了专门的善后班子，派出5个工作组，分赴呼市、唐山、集宁、赤峰、锡林浩特等地，做好烈士家属工作，按国家优抚标准，发放了烈士证和抚恤金。
（73） 政组 字 第45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 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政治部（通知）
转发自治区革委会授予杜恒昌等六十九名同志烈士称号通知的通知
五师政治部：
关于你师四十三团杜恒昌等六十九名烈士的有关问题，兵团党委根据师、团党委报告的情况，向自治区党委写了报告，提出了解决的意见。现自治区革委会已正式授予他们烈士称号，并对有关地区发了通知。现将自治区革委会向有关地区发的九份通知，印发给你们，望按通知精神，对兵团战士进行这方面教育，对来访烈士家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附：革字（1973）70、71、72、73、74、75、76、77、78等九份通知。
此通知
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
立功名单
一等功4名
杜恒昌、胡国利、吴炳义、王占祥
二等功12名
曹荣芝、高志新、刘慧、刘孝、舒宝立、唐亚志、王爱民、王凤英、吴淑琴、毅强、尹国茹、张金来
三等功53名
敖敦、查日斯、畅孟记、陈敏英、陈勇、陈玉玲、樊淑琴、龚占岐、郭增喜、韩学良、何丽华、金双全、赖玉琴、力丁、李春侠、李福才、李瑞琴、李玉香、刘长海、刘建国、刘建平、刘玉功、马福洪、马志明、聂建新、宁田田、齐远平、青春、任凤彩、苏小存、王洪远、王继光、王锦、王绍武、王孝、王孝忠、王学尧、吴富贵、徐克俭、燕亮、杨红原、杨丽华、云金平、张福春、张国顺、张国通、张金、张钦弟、张如成、张振来、赵根柱、赵月秋、赵玉琴
重新装修过的宝日格斯台烈士纪念碑
北京一名
杜恒昌
（1945——1972）
1945年11月生于河北省定县，汉族，原籍河北定县息仲公社贾村，北京三十一中初中毕业，北京六中高中毕业，1966年3月加入中共，1967年11月赴内蒙古西乌旗宝日格斯台牧场插队落户，曾任场革委会常委，1969年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接管，任四连副政治指导员。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英勇牺牲，享年26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一等功。
杜恒昌烈士的继母张玉英：
我是他的继母。他父亲1945年参军入伍。恒昌3岁多时，母亲难产去世。母亲是农村妇女。他由爷爷奶奶照看。
农村家人都很疼爱这个孩子。1956年，老杜的大哥见农村条件不好，就把他带到太原，当时11岁。他父亲1956年调到北京工作，我们1957年结婚，1958年又把他从太原接到北京。
那天是我和他父亲去接的。在车站月台上，他见了我就叫了声：“妈”，让我很感动。当时他已经13岁。
到北京后上小学四年级。挺腼腆，一说话就脸红,比较爱哭。后来考上了三十一中。他脑子不大灵活，但刻苦。老师评价挺好，有农村孩子的朴实。高中考上了北京六中。刚一上初中他就跟我说想入团，我表示支持，还说我入党，你入团，咱们比赛吧，看谁先入。结果恒昌入团比我入党快，不久就当了班干部。他为人厚道诚恳，同学关系很好，上高中时就入了党。我们从来没有为他操过心。
恒昌有1米75的个儿。很内向，不爱说话，从不张扬。他长着一副笑眼儿，稍微动一下就是笑眯眯的样子，非常随和。他没有突出的嗜好。不那么爱看小说。父亲买了一个小提琴，他曾拉过，也没拉出名堂，就自己乱拉。
老杜工作很忙，跟恒昌在一起的时间有限，有时也跟他聊聊。记得那是他上初中时，有一次吃饭时为一点小事，父亲说了他，他默默地掉泪了。我就批评老杜，吃饭的时候不要说孩子。你这么做孩子还吃不吃饭了？我们大家还吃不吃饭了？老杜则说我惯孩子。我从没骂过恒昌一声，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但我也不惯他。家里就是粗茶淡饭，很少去饭馆。他不爱吃零嘴，穿衣吃饭从不挑剔。因为他是团支书，工作忙，再加上弟弟妹妹需要安静，上高中后就住校了，一星期回一次家。他很少主动管我们要什么东西，因为当干部，工作需要，我们给他买了块手表。
杜恒昌小学毕业照
文革中，他这个团支书也靠边站了。针对六中红卫兵打人，他很反感。他曾在家中对我说，这么打把政治运动庸俗化了。串连时他借了一些钱，后来又都返还了。这孩子没一点歪的邪的，跟他父亲一个样。
1967年10月恒昌报名去内蒙古草原。那次走大约有400多人。他先告诉了我要去内蒙古，我当时表示反对。我说去哪里应由组织决定，不要自己先提出来。组织如果让你上大学，你就应该上大学，这也是革命需要。我认为应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能一种准备。
当时他父亲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平时住在单位。等他回来时，恒昌又对父亲说要去内蒙古。他父亲同意了，我也就不再反对，给他准备了些物品。他说我带些旧衣服就行了，简单点。他父亲的军衣有些大，我用剪刀给剪错了。他说没关系，给我缝起来就行。
走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有40来辆汽车。我们全家都去送他了。他精神奕奕，我和他父亲、弟弟、妹妹眼看着他上了汽车。到了那儿以后，他来信说一切都好。
1969年初我们去五七干校。一开始去牡丹江，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又去了贵阳五七干校。他知道后来信问父亲，为什么去五七干校？是不是犯错误了？你一定要把真实原因告诉我，对我说清楚。如果犯错误，我将重新认识你。
其实下五七干校是一锅端，他父亲啥错误也没犯。
他下乡后，胳膊被马踢断了也没告诉我们。我们看他字迹特别丑，歪七扭八，小学生一样，他父亲一再追问怎么回事？他才说右胳臂给踢断了。
到了1972年春节前他告诉我们要回家探亲。
那时候，他父亲在空军后勤部第四研究所。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扎根农村边疆。全家都搬到了贵阳。他父亲原来是室主任，后来担任了科技处处长。
1972年春节期间杜恒昌（右二）与父母弟妹合影
1972年春节，我们一家4口团聚了，共住一间房，一大床，一小床。有人建议让杜恒昌住招待所。我们说一家人凑在一起热闹。我和老杜及两个孩子住大床，杜恒昌睡小床。他与弟弟妹妹都很亲切，没事时就给他们讲内蒙古的风土人情和打狼的情况。拆洗衣服时，他的伤残胳膊吃力，把大盆摔了，还坚持自己洗。他的棉衣洗完后全成了碎片，烂了不能再穿，只好穿我的毛衣毛裤。本想给他买身新棉衣棉裤，可贵阳竟然买不着。
每天晚上我给他做衣服时，我们就在一起聊天。他讲有个老朋友刘凡刚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好像也是北京的，关系还没有确定。这个刘凡是原场革委会副主任，杜恒昌胳膊坏了，就住在他家里养伤，他俩关系特别好。后来当我们去内蒙看望刘凡时，刘凡的小孩哭了起来，说是想念杜叔叔。
恒昌这次回家探亲，差不多两个礼拜。走之前，从里到外都给他买了新的。返回兵团时，我们给他送到了汽车站，她父亲送得更远一些。我们都没有掉泪。
两个多月后，当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我们惊呆了，全都大哭一场。我们乘飞机从贵阳到北京，再到赤峰，从赤峰改乘汽车到西乌旗，再到四十三团团部，下到连队后，四连的兵团战士夹道欢迎我们，高呼向烈士学习的口号，场面热烈，气氛悲壮，让人感动。
遗物有一个被子，一个蒙古袍，一把刀。蒙古袍和被子现在我们都还保留着。
恒昌很老实，跟他父亲一个样。他父亲就特别简朴谦和。不管对干部战士，见面都打招呼。而且闲不住，无论到哪里，总主动扫院子。厕所有人不冲，他就端水冲洗干净。特爱帮助别人，对面有个菜店，老杜常常帮他们卸白菜。1990年脑出血去世，才67岁。上午抽血时，还帮护士贴标签，下午就不行了。我们家孩子一点没沾他父亲的光。恒昌的弟弟现在还开出租车。
恒昌跟他父亲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老杜白头发多，恒昌也少白头；老杜比较瘦，恒昌也瘦；老杜从不跟人吵嘴，闹意见，恒昌也见了人总和和气气，从没瞪过眼；老杜爱为大家扫雪，清理厕所等，恒昌也如此，公益的事抢着干。这父子俩太像了。
恒昌很自律要强，也很省心。你挑不出他什么毛病，他好像是个小大人，没犯过什么错误，我们很少说他，更从没打过他。他老是那么寡言少语，不爱讲自己，我们对他干了什么好事也不清楚。
到草原以后，曾有一个女孩的马特别烈，他的马好，就把自己的马与那个女生换了。结果他的胳膊给摔断，也不跟家里说。我们是根据笔迹，发现太不像样了，一再追问，才知道他的胳膊坏了。他自己受了什么苦，有什么困难，来信从不说，总说一切都好。
兵团曾经推荐过他上外语学院，他回绝了。他说草原就是我的大学。结果推荐了吴晓明。恒昌从不张扬自己干的好事，所以他有什么事迹我也不知道，说不出来。
曾与杜恒昌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战友们与杜恒昌的父母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
早在高一时，杜恒昌就表示过要上山下乡。那时候学校曾请知青典型董家耕来作报告。
1964年暑假，校团委委员侯荣彬响应党的号召，到京郊农村插队落户。他和杜恒昌同一宿舍，戴着深度近视镜，曾回校作过报告，并乐呵呵地问杜恒昌：怎么样？毕业后找我去吧？杜恒昌当即表示：去！一定去！
1967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的社论；
同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
同年10月9日，北京第25中学曲折等10人自愿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在天安门广场宣誓出发，《人民日报》等对此进行专题报道。
所以不久内蒙古锡盟来北京招人，杜恒昌在全校头一个报了名。他决心履行诺言，奔赴内蒙古牧区插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时，北京大部分中学生对最后怎么分配都还不清楚，相当多的人都在观望，不敢轻易离开学校上山下乡，怕错过了更好的出路。据六中初三同学熊六飞讲：他报名去内蒙古时，军代表告他学校还有一个人（即杜恒昌）也报了名。全六中就他和老杜两人报了名。
杜恒昌去内蒙古插队前在六中校门口合影
杜恒昌对军队的感情很深，当然也很想参军，但看完了北京中学生曲折一行人自己闯到内蒙古草原的通讯报道后，他也决定去内蒙古。按他的条件，共产党员，公认的好学生，完全可以留校或参军。可他插队热情特别高，发自内心要去，自觉自愿要去。别人上山下乡好像都有一点点不情愿，勉勉强强，他不是。
1967年11月16日那天是他们这批人出发的日子，原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体宣誓，但欢送的人太多了，人山人海，他们没有宣誓成。
那天，杜恒昌很兴奋。望着拥挤的天安门广场，千千万万前来送行的青年人，谁能不激动？他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北京。这400多人分乘几十辆大轿车奔向张家口。到锡林浩特后分成两路，大部分去了东乌旗，只有68个人去了西乌旗宝日格斯台牧场。
1967年11月16日天安门广场送别场景
杜恒昌等18个北京知识青年被分配到了宝日格斯台牧场的泰勒木分场。这地方在场部北面15里地，仅有几间房。
据知青郑桂媛回忆，刚认识老杜，他就跟人讲风力发电。分到分场的第一天，大家挤在屋里喝茶。小油灯下，黑乎乎的。大多数知青彼此都不认识，沉默着，只听外面寒风嘶吼。杜恒昌突然说：这么大的风，我们可以搞风力发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了电，再不用点煤油灯了。
老杜扯出这个话题后，熊六飞也跟着摆活起来。他们热烈探讨起风力发电的所需设备和自己制作的可能性。
还有一件事。牧民巴勒登家有7条狗，非常厉害，见人就咬，一下子冲过来，将你团团包围。知青去他家都心惊胆战，必须拿着棍子自卫。杜恒昌尝到了这7条狗的利害后，也说要做一个可以伸缩的弹簧鞭子。能藏在袖口里，等7条狗围上来咬时，突然抽出来反击，狗挨打后就不敢再那么靠近咬你。可后来，他并没有真地去做弹簧鞭子。他说这涉及到民族关系，不能做。还劝我们不要伤害这些狗，虽然它们特别招恨。当时的青年人一说打狗，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唯杜恒昌做事稳重，反对打狗，这虽然很刺激，但效果不好，不能干，他不喜欢杀呀打呀。
郑桂媛说：老杜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就是风力发电和弹簧鞭子。以后老杜一有功夫就琢磨风力发电机，花了不少力气，可惜没有搞成功。
……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知识青年到牧区后首先就抓阶级斗争。他们来草原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当地贫下中牧一起，抄了牧主家。
在批斗五类分子时，还曾打死过一个老喇嘛。这喇嘛曾把一瓶啤酒喝完了，在瓶里尿了尿扔在路边，被别人捡着，有好几个人给喝了。老喇嘛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年迈体弱，挨了几下后就倒下了，很快停止呼吸。
自始至终，杜恒昌没有动手打一下。
需要指出的是：泰勒木抄牧主家不是杜恒昌提出来的，而是本地一个造反派小伙子提出来的，这小伙子当时成立了一个“真革命战斗队”。
1968年冬全内蒙古开始轰轰烈烈地挖内人党，挖得商店关了门，各级领导班子揪出了一批又一批。很多单位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泰勒木的知青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挖肃时，都感到十分困惑。这里的牧民亲戚串着亲戚，一挖，所有牧民都成了内人党，没好人了。哪能这么搞呢？
但也有知青认为牧场领导在挖肃问题上过于右倾，才导致了下面的运动死气沉沉，没一点声势。杜恒昌却不同意，替场领导辩解说：该发的文件他们都下发了，不能再说他们右倾。
当时杜恒昌经常外出开会，而且还一度被借调到西乌旗革委会工作了几个月（全西乌旗北京知青中就他和郭兆英是党员），搞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对待这场轰轰烈烈的挖肃运动，杜恒昌并不热心，毫无建树。受他影响，泰勒木的挖肃运动冷冷清清。而全宝日格斯台牧场的挖肃运动也比较平淡，没打死一个人。
谁都知道走资派是敌我矛盾，但对原牧场当权派高万宝扎布的问题，杜恒昌却实事求是，没无限上纲。每次去场部，都还要去他家看看。有人多次劝他不要搭理这个走资派，这是个“内人党”，而杜恒昌总说要按党的政策对待干部……
同去的北京知识青年里，有不少出身不好，文革中家里受了冲击。到牧区后，他们不知道接受再教育，是否要向当地牧民交待自己的家庭出身以及对自己家庭的认识。老杜经过认真考虑，在会上宣布，出身不好的知青不必向牧民透露自己家庭情况。不论什么出身，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草原的，开始了新生活，不要到这里还受家庭的株连。草原阶级斗争复杂，我们要讲究斗争艺术，没必要什么都说。他这一宣布，大大地保护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让他们不再低人一头，避免被别有用心者歧视和打压。
杜恒昌在场部
杜恒昌的思想虽然也左，却不激进，搞阶级斗争比较温和。当时的土政策不给牧主分肉，分奶牛。大约1968年春天，北京知青宋某偷偷给了某牧主一些肉。知青们获悉后集体开会讨论此事，纷纷批判宋某，说他敌我不分，严重丧失立场。而杜恒昌这个共产党员却没给宋某扣什么帽子，只提醒他以后不要这样干了，要注意影响，非常轻描淡写，没有当成大问题。
还有一次开完牧主批斗会后，老杜若有所思地对身边知青说：建国初期，牧主是按民族资产阶级对待，搞过公私合营，但不属敌我矛盾……表明他内心深处思考过这类问题，所以才对“丧失立场”，关心牧主的行为表现的那样宽容。
有的人一旦自己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都特爱显示，生怕别人不知道。老杜不这样，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地方从不张扬。比如他很少提及自己的出身。从外表上看，他衣着简朴破旧，几乎有点寒酸。刚来草原后，很多人以为他是普通工農家庭出身，所以当熊六飞透露他是个军队干部子弟时，大家都吃了一惊。
他不抽烟，不喝酒，寡言少语，一举一动，朴实自然，不虚情假意。对女生能够关心体谅，不那么孤傲清高，保持距离。女生下去放羊后，他路过女生包总要进去看看，寒暄两句，但从不让女生给自己做饭，呆一会儿就走。
最初知青都集中过集体生活。后来为了更好地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知青们都分散到了贫下中牧家落户，跟贫下中牧同吃同住，同劳动。贫牧古勒格家没人去。他家太脏了，里面黑黑的，秽气扑鼻。这老汉掀起围毡就吐痰，有时候吐不准，就吐在哈那墙和毡子上，包里到处都是痰迹。他还有点倚老卖老，喜怒无常，待人冷漠，牧民们都很少理他。连其他牧民的狗见了他们家的人都死咬。古勒格全家过着山顶洞人般的简陋生活。他的丫头又黑又脏，有精神病。儿媳也身体不好。他嗜酒如命，成天喝。一喝就耍酒疯，吵架骂街……平常谁都不去他的包。
杜恒昌却选中了下到他的包。
听说这消息后，有知青劝他：老头儿怪癖，家里劳力少，又有病人，生活苦是小事，环境不卫生很容易生病，还是到别家吧。老杜笑笑说：“没关系，接受再教育就是要到这样穷苦牧民家去。”
他与古勒格一家住在一起，不怕脏，不怕臭，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学会了蒙语，很快成为了一名不错的牛倌。他坚持人不离群，居然连马也不骑，从日出到日落，步行跟群放牧。他披着大雪，迎着寒风，踏遍了整个宝日格斯台草场。很快他包养的老弱畜牛群就变了样，不再那么瘦骨嶙嶙，并接活了三十多头小牛犊。
杜恒昌还跟古勒格学会了一手木匠活，一有工夫就帮牧民修车，做木箱或削磨自己的风力发电机叶片……
他拙于辞令，手却很巧。比如他自己用块牛皮做了个护腿，骑马时可以不穿靴子。这皮护腿里插着根木棍，相当于马靴的靴筒，穿脱都很方便，腿脚比较灵活。还有一次去罕乌拉公社买粮食。因为蚊子很厉害，他用白布卷了个圆筒筒，套在头上，挖了两个窟窿，露出两个眼睛，很像美国三K党戴的帽子。他自制的这个三K党帽子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杜恒昌来到宝日格斯台牧场不久，当地发生了一场白灾，瘦弱牲畜在暴风雪的袭击下成批死亡。他了解到这是棚圈抗风雪能力差造成的，就研究当地棚圈的结构特点，设计出了一种新棚圈，汲取了蒙古包的优点，棚圈朝西北方向是半圆形的，风雪刮过来能顺着半圆的两侧溜走，不会在圈墙外堆积，这样就防止了棚圈被积雪掩埋和坍塌。天气暖和后，杜恒昌带着一伙人修建了几个这样的棚圈，受到好评。但可能盖这种棚圈比较费事，没能在草原推广。
他也发脾气。有一次北京知青宋某跟王向光吵了起来，最后宋某要动手打王。这王向光是知青中岁数最小的，非常瘦弱。杜恒昌眼看着劝阻没用，急了，抄起一把二齿，喝令宋某住手，宋一见杜恒昌怒目圆睁，真生气了，这才不敢再打。
杜恒昌很少发怒，在大家记忆中，可能也就这么一次。
有些男生，由于封建思想作怪，与女生不来往，更不关心。老杜不这样，该关心就关心。一次女生们到扎鲁特旗走场放羊，遇见白毛风，丢了四百只羊，特别发愁。老杜专程骑马去看她们，帮她们出主意，想办法。最后终于把羊全部找回，一只没死。
王向光的衬衣里有虱子，他把敌百虫药粉撒在衣服里杀虱子。正巧那几天要紧急出动抓特务，没顾上洗衬衣就穿上了，结果导致磷中毒。头晕乏力，咳嗽、没有食欲。去场部看病，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最后医生不敢肯定地说，可能是磷中毒。当时知青们都不相信，只有杜恒昌感觉到了严重性。跑前跑后，张罗着找车，找医生，为他联系看病。到最后，王向光已发展到不吃不喝，瞳孔缩小，呼吸困难……幸亏老杜等人及时给他送到医院，才避免了更危险的情况发生。
下来不久，杜恒昌就被推举为宝日格斯台牧场革委会的常委。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造成他的右小臂骨折。
那是一匹白青马，小有名气，曾被卖到外地，走出几百里后它从卡车上跳下来，自己又跑回牧场。这个马非常暴烈，喜欢前腿腾空，站立起来，嘶嘶吼叫。分给了北京知青谢小琴，她骑不了，杜恒昌就跟谢小琴换了马。结果有一次这烈马前腿腾空时，一蹄子刨断了杜恒昌的右小臂。
场领导一再动员他快同父亲联系治胳膊。可老杜没告诉父亲。他就在当地接好了断骨，场革委会副主任刘凡特地请他到自己家里养伤。
后来父亲从来信中发现杜恒昌的字迹大不如前，反复追问。杜恒昌这才说他右小臂桡骨骨折，改用左手写信。然而他没料到当地医疗水平低下，接错了骨位，导致了他右臂肌肉萎缩，小臂只有鸡蛋粗，仅能提起7斤重量。
骨头折断，为什么不回内地去治?
用老杜的话说：“为这点伤跑上千里地去治疗不值得。人家牧民跌伤断骨，不都在这里治吗？至于我的手，只要它将来还能劳动就成。”以后，老杜跟人聊天时，常常探讨骨伤。他曾找赤脚医生郑桂媛询问过：按照蒙医的说法，给一头羊宰了后，把接错骨的手臂放进羊肚子里，过一段时候，骨头就会自己松开。这可否当真？
赤脚医生告诉他，不可能！只能动手术。
知青们都闹不明白。骨头接错了，老杜为什么不回北京治疗？既不是没时间，也不是没钱。
可能老杜的父母当时都去了干校，不在北京，他回北京连个住处都没有；也可能是受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主义教育影响，觉得这算不上重伤，没必要浪费时间治疗；还可能是工作忙，各项工作一个接一个，哪里都很需要他……
场领导见他的胳膊畸形了，正好有一批良种牛犊要从呼市接回牧场，就派杜恒昌和接牛犊的同志一起去，顺便让他到呼市医院治疗一下。可杜恒昌到了呼市大黑河种牛场就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整天忙于调教这批待运的淘气牛犊。他左手拿鞭，右臂被白绷带吊在胸前，天天在郊区的旷野奔走。来呼市一个来月，去了几家医院检查，都因为要他留下住院而作罢。同伴也劝他留下。老杜还是那句话，“算了，我的手能干活就行。现在工作很忙，没心思住院治。”
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有负担。一次放牛的时候，他呆呆坐在草地上，默默流泪。无意中被同伴陈力民发现，后来在怀念文章中写道：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杜恒昌第二次流泪。第一次是他解马缰绳的时候，被马刨伤了右臂。当时，他只啊呀了一声，用左手握着伤臂，咬牙忍受着，只是大滴的眼泪不住地滚落，连额头和鼻端也浸出汗珠。他有极强的忍耐力，是条硬汉子。但他这一次落泪，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
胳膊残疾了，还总疼，怎么不让杜恒昌愁绪满怀，心情沉重？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全身心投入工作。他陪着这批牛犊，风餐露宿，回到了宝日格斯台草原。这批小牛犊，一头头活蹦乱跳，活泼可爱。而杜恒昌又黑又瘦，胸前还吊着那只半残的胳膊。
场领导听说烤电能治疗骨伤，想让他去盟医院烤电，他没同意。见他手臂残疾，又打算安排他留在场部机关工作，也被拒绝。他返回了泰勒木，经常把沙袋缚在右肘上，锻炼臂力，希望能尽快恢复右手功能。
杜恒昌平时说话不多，更不爱说漂亮话、空话、大话。跟人交往时，对方不论是领导还是群众，他都很礼貌，毫无北京知青的傲气。他越不张扬，越引人注目。不久，他就被推荐参加了西乌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讲用会。独臂北京知青冯启泰也参加了此会（在帮一位蒙古老大娘搬家时，马车翻了压断一条胳膊，因治疗延误，回北京做了截肢。伤好后，拒绝了有关部门要安排他回北京工作，重返草原，克服了很多生活上的困难）。杜恒昌听完冯的事迹，立即扔了自己原来的讲稿，上台只讲自己的差距和不足，表示一定要向冯启泰学习。回牧场传达大会经验时，场领导要杜恒昌按最初的讲稿介绍一下自己的事迹，不要总讲别人，可他还是只讲冯启泰怎么怎么不简单——因为他自己胳膊残了，最知道少一条胳膊有多么不方便。比如，这蒙古腰带就很难系。
他为人厚道。对别的好人好事，发自肺腑地敬服，毫无一点防卫性的嫉妒心。他能受到重用是靠自己的苦干和磊落的人品，不是靠打压别人，踩着别人往上走。
1970年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管了宝日格斯泰牧场，杜恒昌和他的战友们听说此信，激动得几天几夜没睡好觉。老知青们成为了各连队的骨干。杜恒昌被分到了四连担任副指导员。
在茫茫的草原深处，杜恒昌率领一批战友担负起了建设四连连部的前期准备任务——打井。入冬的草原，地冻得像钢筋水泥，杜恒昌右手残疾，还硬抡大镐。冰天雪地之中，他头上冒着腾腾热气，不一会绒衣就湿透了。因用力过猛，他那只残臂常常不由自主地痉挛，错接部位红肿起来，可老杜在大伙面前若无其事。只有晚上当同志们都已酣睡后，他才默默地用左手揉搓右臂。
由于刚刚建点，加以大雪堵路，交通中断。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粮食供应有点接不上。再加上战士们都是强壮小伙，干一天重活，吃饭狼吞虎咽，炊事员又没经验，做的饭菜常常不够。吃饭时，杜恒昌从来都让别人先盛先吃，等别人都吃上了，自己再吃。如果饭不够，就不声不响溜走。有时，炊事员要再给他做一点时，他总说：“算了算了，我饭量小，已经饱了。”有时候见菜少，他就自己找来两个辣椒，里面放点盐，放在火上烤热，就着吃饭。别人过意不去，要给他碗里盛点菜，他不让，说：“我就爱吃咸辣椒。”
饥肠辘辘的时候，还能把食物让给别人，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老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绝不跟别人抢食，能舍己利人。
杜恒昌和他的战友们用大镐一下一下终于打出了四眼水井，他们在茫茫草原上站住脚了！到了春回大地时，他们在这里迎来了一批批新战士。
杜恒昌虽是副指导员，平时却很少呆在连部。吃的饭跟大家一样，并自己到伙房打饭；住宿与木匠住在一起；每天都下去跟兵团战士一起劳动。尽管连里给他配备了马，到40里外的团部开会，还常常步行，练他的“铁脚板”。
你要在连部找他，有个规律：什么活儿最重，什么活儿最苦，他肯定在什么地方。
老杜对战士，不骂不训，温和体谅。他看见锡林浩特兵团战士赖玉琴冬天干活没戴手套，就把自己保护右臂的皮袖套拿下来，送给了赖玉琴。呼市兵团战士张实毅跟领导顶撞过，牛连长憋着要整他。杜恒昌特地找张实毅谈心，劝张有意见可以提，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免得自己吃亏。张实毅能感觉出杜恒昌对自己的同情——他心里向着兵团战士。
相比之下，现役军人牛连长一发火就骂街，自称大老粗，可以爷爷奶奶地随便骂，整人相当狠。
杜恒昌对弱者，卑微的人从不歧视。四连有个老头儿，姓岳，种菜的，是个盲流，因抽过大烟，名声不好。一些兵团战士瞧不起他，经常戏耍欺侮他。而老杜对岳大爷总是彬彬有礼。
连队团支部归杜恒昌管，在确定首批发展团员名单的支部大会上，有人对王玉芬提出异议，说她出身资本家。杜恒昌据理反驳：“总理说了，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能选择，我们不能唯成分论。”在他的支持下，出身资本家的王玉芬第一批入了团，她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
人们可以发现，老杜尊重出身不好的人是一贯的，从北京六中到泰勒木，再到兵团四连。
杜恒昌不打篮球，却热心给全连修起了篮球场。他利用下班时间，领着战士们用石头给球场铺了边界线，并在球场两头竖起了篮板。篮板光滑平整，若细心观察，就会发现那是用无数根长长短短的小木棍拼凑成。其中一块用了22根小木棍，这是杜恒昌本人一钉一木打造出来的。连队的篮球场，就这样自力更生地搞成了。四连成为全四十三团第一个有篮球场的连队。小青年们异常地高兴。
可他也有原则，不一团和气。当他看见某女炊事员从工地扛根木头到伙房，打算当劈柴烧时，他当即制止：草原上木头奇缺，不能这么浪费，命令那女生把这根木头立刻再扛回工地。还有一次，外出加夜班的同志回来后，炊事班的人却睡觉了，怎么敲门都没人理，不给做夜班饭。杜恒昌听说后，脸色变了，立刻赶往伙房，用木棒敲着窗户，大吼道：“再不起来开门，给处分！”
全四连的兵团战士们，没有一个说杜副指导员不好。他跟兵团战士一条心，干什么都想着兵团战士。
1971年年底，草原上已是零下30度严寒。连队要组织突击割苇子。杜恒昌领着战士们背上行李，行军70里，来到了胡吉图苇塘。他自己捡了把别人挑剩下的镰刀，再接上一个长把，直顶到残臂腋窝下，利用身体的摆动，把全身力气传送到镰刀上。苇子很高，里面没有风，杜恒昌脱了棉袄，只穿一件单衣，干得满头大汗。在他带头下，战士们一个个脱得只剩下贴身衣服，玩儿起命来。他们呼出的热气把头发都染白了。只见大片大片苇子，在年轻人的你追我赶中迅速倒下。北凤怒吼，苇涛喧嚣都有间歇，但兵团战士割苇子的嚓嚓响声却持久不断。
晚上睡觉前，杜恒昌总要给战士们聊一聊文革中串联时的所见所闻。有时高兴了还哼哼一段《智取威虎山》。他虽没音乐细胞，却基本上不跑调。
察哈尔右翼前旗的白荣信（宁田田的同学）说：“我跟杜恒昌一起割的苇子。他胳膊残疾了，干活跟咱们一个样。晚上特别冷，他把被子让给我盖。”
他们住的窝棚漏风，外面围着一层挡风的帆布，可那块帆布不能全围过来，留着一个缺口。杜恒昌就睡在这缺口上。寒流袭来，半夜里战士们被冻醒，杜恒昌起来给大家熬茶。招呼他们喝碗热茶后，趁着暖和劲儿再睡。第二天醒来，他被子上常常压着一层厚厚白雪。还满不在乎说，“在雪底下睡其实很暖和。北极的爱斯基摩人都在冰窟窿里睡。”
一连干二十多天，割下了三十多万斤苇子，平均每个战士一天割二百多捆，比往常要多一倍，而杜恒昌每天却割三百多捆。他们受到了团首长表扬。奇怪了，平时 “掰腕子”的时候，战士们常常能赢杜恒昌，但一干起活来，却很难赢。联想到他那条胳膊是半残的，只有7斤的承受量，吃饭右手都拿不住筷子，得用叉子，战士们就很不解，副指导员哪儿来的那么大劲？
四连的墙报上写着一句话：“流尽血、流尽汗，剩把骨头也要干！”用来形容杜恒昌可以说是最贴切了。
为搞好连队基建，就地取材烧石灰，他利用外出机会，漫山遍野地寻找含有石灰岩的石头。宝日格斯台的连绵大几乎全被他爬过，选出了三十多种标本，拿回连队的伙房烧炼检验。他还学会了一套泥水活，定线位、挖基槽、上大棂、按门窗，样样都能。人们还都记得，雨过天晴，杜恒昌总穿着长筒大胶鞋，在工地上的泥巴里来回奔走指挥调度。
后来，上面给连队拨来了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他又当上了铁匠，给这些机具修配零件。他经常同机修排的战士一起抡大锤，把烧得通红的铁块打成各种形状。他一惯比较喜欢铁工杂活儿，自己有工具箱，有空依旧琢磨着风力发电机的零部件。
1972年春节前杜恒昌回家探亲了。他从1967年底离开北京后，这是第一次回家。当时父母都在贵阳五七干校。探亲期间，他也忘不了自己的连队。当听说贵阳近郊的民房修得又坚固又便宜，他多次到郊区农村实地考察，仔细了解那些民房的结构、用料、建筑技巧等细节。希望能学过来，在大草原上推广。
这是杜恒昌与弟弟妹妹最后的合影
探亲假到了，他一天不多呆，准时返回。路过北京时，与几个中学同学见了面。那几个同学希望老杜多呆一天，请老杜吃饭，故意给他灌酒，想让他误了火车。却被他识破，在火车出发前，准时赶到了北京站。
原四连司务长王大堃感慨地说：“我因为老父亲身体不好，探亲回家超了假。指导员批评我说：你看看人家杜恒昌，比你晚走，可比你早回来……老杜这人私心少，我真的很佩服，你就挑不出他有什么毛病。”
老杜对风力发电一直没有放弃。为此他冒着飞沙走石的大风，走遍了全队各处，定时定点的记录每天的风向、风力。兵团后，他又走遍连队附近的山山岭岭，寻找着一个小型风力发电机的最佳位置。
杜恒昌自己出钱买了有关风力发电的书籍、手摇钻、台钳等工具，并绘制了一张张设计图纸。他用自行车的电滚子当发电机，自己削磨出了木制的螺旋叶片。经过一番努力，宝日格斯台第一盏试验性的风力发电的电灯亮了！虽然灯泡很小，光线微弱，没有实用价值。之后杜恒昌进一步研究怎样增加风力发电的功率以及电能的储藏。
可以说，在当时的牧区想搞风力发电的人不少，但真正付诸实行的是杜恒昌。这跟他个性爱好有关，他特喜欢自己动手做点小东西。空闲时间，他不大爱看书，就爱动手搞点发明创造。
1971年底，北京很多大学来西乌旗招生。杜恒昌被大家一致推荐上大学。但他拒绝了。他说：“草原就是我最好的大学，我还到哪里上大学呢！”
于是吴晓明就顶替了杜恒昌，上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972年5月5日43团2连发生了大火。很快蔓延到四连。团部齐副参谋长指示：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火势档住！
杜恒昌当时正在地里检查春播，闻讯后，立刻奔向火场。
救火时，在洼地形成了一个旋风带。杜恒昌从烈火中冲出来后，已经跑到耕地里，一看火里面还有人，就又进去。在他影响下，好几个已经跑出来的兵团战士又冲进火海，与他一起牺牲。
不同的人对这场救火有不同的看法，但对杜恒昌的表现，大家却看法相同，一致公认他是为了救人而死。如果他自私一点，本是死不了的。因为他在牧区生活了4年多，不像那些小青年刚来草原一年，什么也不懂。他是老知青，打过火，有救火常识。以他的年龄和经验，完全可以逃生。他是为了救别人，自动放弃了生的机会。
人烧死后，面部浮肿，完全变形，无法辨认。但杜恒昌很好认，他残疾的右膊非常细，特征明显，被战友一下子认出。
真是晴天霹雳呀，刚才还活生生的副指导员，现在变成了沙土、石头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大家还记得，就在昨天召开的纪念五四青年节的联欢会上，战士们吆喝着让他唱歌。他脸红了，不好意思面对大家唱，就面对着墙唱：
毛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
笑洒满腔青春血，换得全球幸福来。
一些女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她们回忆起前几天播种加夜班的情景，等播种机走后，大家都在打盹。草原5月份的夜里温度很低。杜副指导员老来回巡视，也不休息。见谁没披大衣，就让谁把大衣披上。播种机快来了，他对王玉芬说：“王玉芬，醒醒吧，走一走，别冻坏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出身不好又缺少亲情的王玉芬深受感动，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
还有人回忆起曹燕生丢中央文件的事。那是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曹燕生走出蒙古包时不慎被大风吹跑了手中的揭批林彪罪行的绝密文件。杜副指导员听说后立即亲自领着人在草原上寻找，直找到半夜也没找到，他的帽耳朵上染满白霜，急得说不出话。等第二天白天战士们继续寻找，终于找到并报告他时，这才放了心，长舒了一口气。他实在是为出身不好的曹燕生担心哇，当时揭批林彪不许五类分子参加，非常强调保密，弄丢了文件，百分之百要吃家伙。
女生们哭泣说：要是用我们这些人的命去换回副指导员的命就好了，我们心甘情愿。一个换一个，我们不配，但我们十来个女生去换副指导员的一条命，总可以吧！
女生们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杜恒昌的生命
虽然战士们希望能用自己的命换回杜副指导员的命。但个别家属们却对杜恒昌横加指责，甚至骂他，往他的墓碑上吐痰，嫌他把自己的孩子带进火海。 他们认为杜恒昌是个成年人，连队领导，难逃其责。他们不知道是团部下的“不惜一切代价挡住火”的命令，是牛连长下的“火都来了，还不快上”的命令，杜恒昌自己没说一句话，他仅仅是个执行者。
尽管有些烈士家属误解他，但当地广大牧民心里有数，他们了解杜恒昌的为人，明白他没有一点坏心眼儿，他只是坚决地执行上级命令，如果事先知道会烧死这么些人，他一定会采取措施挽救大家的生命，哪怕献出自己的另一条胳膊及……
开追悼会的那天，牧民们骑马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黑压压的一大片。他们都是冲着杜恒昌来的。烈士陵园附近，漫山遍野是上着马绊的马。他们的话不多，反复重复着同一个词儿：“亚布敦杜恒昌！”
蒙语“亚布敦”的意思是忠诚老实。连里有人总说老杜太傻，太老实，私心太少，总吃亏。仔细想想，他有伤不治，有马不骑，有名不要，有学不上，直至自投火海，确实有点傻。但大家喜欢他，尊敬他，也正因为他这傻劲儿。连里几个北京的老知青王大堃、刘海虹等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牧民们对兵团干部的意见一大堆，可一提起杜恒昌，都竖起了大拇指。
当牧民们感叹着“亚布敦杜恒昌！”时，那一个个憨厚粗硬冷漠的面孔，露出了少有的温情。他们用蒙语叽里咕噜地议论：
“可惜呀，这个北京知青将来能当大官儿！”
“啧啧，冯启泰献出了一条胳膊，他献出了一条命！”
“不对，他也为草原献出了一条胳膊！他那胳膊只是个样子，实际上残废了。”
“他弄的风力发电机到了也没搞成，可花了他不少钱哪，啧啧！”
“多好的后生呀，什么时候都是笑眯眯的！”
北京知青战友们在最早的烈士纪念碑前（1972年）
原宝日格斯台牧场农业分场负责人，80多岁的张文也说：“如果杜恒昌不死，现在肯定是个大干部了，那人特别稳，说话做事，对问题的看法，都和一般人不一样。杜恒昌刚到时，我在场部当管理员。杜开会发言不多，但对有些问题看法很深。这死难的69个青年人里，没准将来有能当总理的，这个人最可能就是杜恒昌。”
当总理肯定没戏。老杜不善辞令，嘴巴不跟趟。但如果没有文革，杜恒昌肯定要参军入伍，现在肯定是个军官，绝不会来内蒙古，也绝不会烧死。
呜呼！呜呼！
烧死69个兵团战士的事轰动了全内蒙古，也惊动了党中央和周总理。但在当时，这么一件大事却没有丝毫报道。只是这年的初冬，也就是1972年11月3日《内蒙古日报》第一版发了一篇通讯《雄心壮志冲云霄——记扎根草原边疆的北京知识青年杜恒昌》，花了大半个版介绍了他的事迹，提了一下这场大火。
到今年，杜恒昌已经去世36周年，他的样子已经模糊。全内蒙古知道他名字的人寥寥无几，基本上被人遗忘。可是原内蒙古兵团四十三团四连的兵团战士们，原西乌旗的北京知青们，原北京六中的老高三同学们，在心底深处都还保持着对杜恒昌的记忆，他们忘不了自己的老战友、老大哥、老同学—— 一个26岁就把生命献给了内蒙古大草原的北京知青，这辈子连个女朋友也没谈过。
时光流逝，岁月无情。
杜恒昌，你消失在大火中的身影永远美丽不朽。
赤峰9名
高志新
（1949——1972）
1949年生于赤峰，汉族，赤峰第三小学毕业，1968年在赤峰市三中高中毕业。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班长，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2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高志新的哥哥高国华：
我父亲在土产公司上班，1982年左右去世。母亲是家庭妇女，现已83岁。全家哥儿6个，我是老大，高志新是老二，他大个子，身高一米八。父亲较矮，母亲在女的里算高的。
我们家出身中农，原来是贫农，文化大革命中给改成了中农。
我喜欢美术书，喜欢画画。志新喜欢打篮球和田径，还喜欢唱歌，箫也吹得好。秋夜里，他在月光下吹箫，声景交融，很有味道。常吹《四季歌》等老歌。
他不抽烟喝酒，说话幽默逗人。学习挺好，胳膊上曾挂过两道杠。你学习不好，挂不上两道杠。
志新不爱打架，可爱劝架。他在我们哥儿几个里个子最高，身体最壮，常常路见不平，挺身相助。看见一帮孩子打架，他总要上去劝解。个儿大就有这好处，有实力，能镇住他们。那时候孩子们啥好玩的也没有，没有网吧、歌厅、球场，就是满街跑，就是打仗。
他当过多年的班干部，有领导能力，能管住别人。
高中毕业后在家呆了几个月，呆不住了想下乡。后来兵团招人，说是军事化管理，现役战士待遇。当不上解放军就当兵团战士吧。于是他自个儿做主去了兵团。
到兵团后又当上了班长，一直没回过家探亲。我的小弟弟倒是去草原看过他。
救火时，他们迎着大火冲上去，一个劲儿上前跑。他身体好，跑得快，冲在前面。没料到那块地草太茂盛，火势凶猛，一口气就呛在那儿，倒下了。
死亡消息是民政局通知的。死者父母若没工作，每月发生活费。母亲现在每月领260元的抚恤金。
高志新曾说过：哪块黄土不埋人？他真的埋在了遥远的边疆。
我说个事，永远也忘不了。
我们家有个邻居的孩子叫小丁，是蒙族。我上初中时，一天我们一帮小孩去南山狐狸洞玩儿，那儿有很多麻黄果。走着走着，小丁不见了。志新首先发现说：咱们找找小丁吧。他就返回去找。到了山下发现小丁躺在地上了。原来小丁吃多了麻黄果，神志不清（麻黄果有麻醉作用）。苏醒后硬说他见着一个老狐狸提着壶水。志新不信，小丁信誓旦旦说：不骗你，真的见了。
自那以后，小丁就有了幻觉。他在家里老挨打。母亲是后妈，常拿擀面杖打他。有时候还让他父亲用鞭子抽，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志新非常同情。有一次，他后妈又打他。志新上去质问：你凭什么总打我兄弟？这老娘儿们破口大骂：小兔崽子，你管不着！志新上去就给了她两拳。其实也没打坏，那泼妇不干了，找上我们家门要看病，满地打滚哭闹。我父亲说看就看呗，领她到医院检查了一番，什么地方也没打坏。那时志新的年岁还不大。
小丁十七八岁了还总挨打，后来就死了。说是得了癔病，其实是他后妈虐待，给打成了癔病，活活给折磨死的。
我弟弟高志新对小丁充满了同情，一提起他就泪花闪闪。
还有个叫橘子的孩子，特淘气，喜欢上房爬树。有一天从房上摔下来，把脸摔破了。我弟弟让他去医院看，但他家里穷，没去看。后来发了烧，志新就带他去医院检查。那时候我们家的经济情况还可以，是我弟弟掏了几块钱给他买的药。可还不见好，原来橘子得了破伤风。等他们家给送到医院时，医生说不赶趟了，晚了。最后死掉。这件事，给我弟弟打击很大，后悔莫迭。如果及时带他去医院看，橘子本来是可以不死的。
我小时候喜欢到河里游泳。我们常把石头扔进河里，再跳到水里摸，看谁先把石头捞上来。有一次发大水，我正在河里捞石头时，有个小孩子往水里扔石头，正砸着我脑袋，打开了花。幸亏水有浮力，没给砸死。这孩子叫王永毅，现在是物价局长，虽说是他扔石头砸的，我弟弟并没找他算账。因为他也不是故意的。
我弟弟马上带我去医院看病，给缝了8针，留下个大疤。当时别人谁也没想到带我去医院看，就他想到了。有了橘子的教训，他怕我得破伤风，立马领我上医院。
他有同情心，见不得别人受苦受罪。
那张标准相片是他去兵团前不久照的。
有一颗仁义的心
他身高体大，自小就当孩子头，班干部。从不仗着块头大，欺负弱小。他有个嗜好：不喜欢打架却喜欢劝架。哪有斗殴就赶到哪制止，也不怕棒子、刀子、石头打着自己。身上充满一股正气和仁义，难怪常被母亲责怪，不该多管闲事。
他救助过中毒受伤的小伙伴；打过虐待孩子的母老虎；小小年纪就懂得带哥哥去医院看伤。为伤病弱者两肋插刀，特讲义气，舍得花钱。
高志新是个班长，对自己手下的兵不训不骂，彬彬有礼。他壮的像头牛却不碰战士一手指头，不说一句居高临下的话，不跟战士们抢饭，人性那么美好。
这赤峰小伙子的魁梧高大身躯里有一颗仁义的心。牺牲是肉躯终结，永恒乃仁义精神。
胡国利
（1953——1972）
1953年9月3日生于承德，汉族，1969年初中毕业，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文书、班长，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一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胡国利的母亲李淑贤：
国利身高1.75左右，身体健康。全家有6个孩子，4男两女，国利是老大。父亲在市水利局工作，我在回民副食商店上班。
父亲叫胡宝坤，自学成材，后来定成了高级工程师。潜心发明创造，他发明的手动摩电灯，获得国家专利。国利在世时，受父亲影响，喜欢攒半导体。
他懂事，常给家里做饭，主动干家务活儿。在学校时学习不错，也听话。文革串联去了趟平庄，没要家里一分钱。他是个好学生，死后，班主任郭老师哭得很厉害。
国利去兵团还是我走后门去的。兵团来招人，说只要老三届，不是老三届的不要。胡国利报名后，我四处找关系，走后门，托了人才批准要他。唉！我等于是帮他去死啊！不是我走后门，他去不了兵团，不去兵团，也就死不了。
走前，我带他到外面的饭馆吃了顿饭，要了回锅肉等两三个菜。当时他很高兴，吃完饭后说，妈，给我照个相吧。就照了这张相片给留了下来，要么连张相片也没有。
去兵团后，刚开始住地窝子。盖了房后，没安窗户就搬进去住了。他先是当文书，后当班长。三班落后，又调到三班当班长。不久三班成了模范集体。
国利来信总说吃得很好，不用惦记。后来又说老吃莜面，不习惯，莜面发苦，要家里寄点糖。但我没给他寄，怕影响不好，别让人以为他怕苦，贪图享受。
国利去兵团了11个月，给家里寄了三回钱。头次15元，让家里买煤。第二次又邮了15元，第三次忘了多少，他每个月津贴5元，还惦念着家里买煤。11个月总共才拿55块钱，一多半给家里寄来了。
家里对孩子特别严格。就怕他去那儿不好好干，担心他怕苦怕脏怕累，脱离群众。他嫌莜面难吃，要点糖，我到了也没给他寄；他喜欢干净，让我给他邮点布，做个套袖。我也没有，怕他与众不同，搞特殊。
唉！那草原着大火，救什么啊？连工具也没有，拿个小棍棍去救火，开玩笑嘛！这不是送死吗？烧死人后，就没人去救火了，全去救人。国利是三进三出，为了找杜恒昌烧死的，所以才给他立的一等功。可一等功管个啥用？
听说这些兵团战士还高喊什么“立功的时候到了！”真傻啊！
我去处理的后事。心里老嘀咕坟里埋的是不是我孩子？说心里话有怀疑。有个回民家属不干了。回民怎么给装棺材埋？结果晚上趁我们睡觉时，兵团指挥人连夜给那两个回民的墓挖开，把人起出来再重新按回民风俗埋了。当时很混乱，把人都当成冻羊摞起来，男的女的摞在一块儿。这都是人，不是牲口啊。实在应该等两天，让我们家属看看，辨认一下，搞准了再埋。
我就担心下面埋的不是自己的孩子。
从来没碰见过这种事哪，脑子都懵了。给我们弄到那块地方后，好像没了脑子，昏头昏脑，发僵发傻。但心里总是怀疑，这下面埋的是不是自己孩子。牛连长、曹副连长不敢出来见我们，怕挨揍。出事前，曹副连长曾来家里看过我们。我也没捎东西，怕说我宠孩子。
死后孩子的东西全没了。我曾给他捎过一件新棉袄和毛毯也全没了。好好的不知道谁给拿了，后来兵团给了点赔偿。
我们孩子死算个什么？虽说是烈士，却享受不了正规烈士的待遇。有困难了，民政也不理睬。我老头儿病重，医院一下子要4万，钱周转不过来，没办法，我只好找民政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倒倒钱。他们说不行。我含着眼泪，一句话没说就出来了。啊呀，有困难不管，我当这烈士家属有啥用啊？
民政部授予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刚开始，我们还算个烈属，给搞些个什么活动，过几年后就啥也没有了。当兵的还可以不用排队买票，老人还可以免费进公园，我们烈属有啥待遇？啥也没有了。逢年过节什么表示也没有，连个慰问信也没有。
……
你说气不气人，那地方把3个不是烈士的人给埋在了里面。有个医生喝酒喝死了，给埋在烈士陵园里。我们烈士家属一家写了一封信，向内蒙古民政厅提出抗议。我们都很气愤。后来内蒙古民政厅给回了信，说是已通知了当地政府，让给三户做工作将坟墓搬迁。结果到现在也没有搬迁。这成什么了！
听说陵园的展览室也漏了，相片掉在地上。坟头有的塌陷，有的开裂。这烈士陵园是有经费的，但当地政府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了?
有困难让找民政局，可找到民政局又推到单位。我就搞不清，咱这烈士家属都有什么权利和待遇？想给新疆兵团写信问问，他们那里的兵团烈士怎么个待遇？少数民族上大学还能加几分，当兵的可以不用排队买票，老人可以免费上公园，咱们烈士家属有个啥？
扫墓说是5年一次，有拨款。后来变成了10年一次。
230元一条命，一想太惨了。现在开车压死一条狗都要几百上千地赔。矿工遇难都能补助个十几万，二十几万。我们养国利十八年，孩子只给230块钱，啥也没有，就打发了。我们孩子就那么不值钱？还不如一条狗？
国利死后，我大脑受刺激，睡不着觉，精神恍惚，什么也不知道，眼前总晃着儿子的影子，成天唠叨着这孩子，结果给我住了好长时间的精神病医院。
我孩子第一次出远门，就这么完了。一下子死这么多人，那么多干部就没有一个受处分的，现役军人就没有一个烧死的！让人怎么想得通呢？
死后，樊淑琴那儿有国利的照片，淑琴的家长告诉我们，他们可能交了朋友。反正不管真假，这孩子总算在荒野里有个伴儿。我们扫墓时用剩下的红颜料，也给樊淑琴的墓碑染了染。希望这两个孩子在地底下彼此照顾，相濡以沫。
与胡国利的母亲（左三），李瑞琴的父亲（左四）等赤峰烈士家属
可敬可佩！
班长胡国利带领的三班参加救火者全部牺牲。很多四连战友亲眼看见他已经出来了，又冲进大火里。为此胡国利荣立一等功。
胡国利才18岁，精明强干，体力也好，竟然能在浓烟大火中侥幸逃出来。小伙子行动敏捷，头脑清醒。当他满脸乌黑，大口喘着，咳嗽着，衣服上还冒着烟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还剩下几分钟。看到杜恒昌副指导员为抢救在火中呼救的同志重新冲进火海，他没有片刻迟疑，紧随其后，再次冲进千度的高温。哎呀，这是对杜副指导员的信诺，这是从容赴死，这是真的赴汤蹈火！
刚才还疾跑如飞的强健小伙，转眼间变成了一具遗骸。三班的其他同志也都跟着班长走完了最后几步路。
蒙古牧民听说后唏嘘不止，可怜哪！一群傻瓜蛋子！
胡国利的母亲百思不解，喃喃自语：
孩子呀，你为什么非要去救火？
火山喷发时，你难道应该跑进火山口里？
海啸发生时，你难道应该跳入巨浪中？
山洪暴发时，你难道应该用身体去挡？
为什么大火到来你却要往火里跑？傻瓜蛋啊，还有这么傻的人吗？
母亲的心在滴血，母亲的痛永远去不了。
但会贪生保命的上不了历史！人类历史上留下记载的几乎全是傻瓜蛋。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雨果在《凶年集》一书中写了首诗：
一座街垒旁遍是血污，
一个12岁的男孩同大人一起被捕，
“你是他们同伙？”
孩子答：“对。”
军官说：“那好，你马上就要被枪毙，就等着吧。”
孩子望着那片高大的墙壁，
枪口的火光一闪又一闪，
伙伴们一个个在墙前倒地。
他问军官：“您能不能让我回趟家？
我要把这表交给我妈妈。”
“你想逃跑？”
“不，少尉先生，我就回来。”
“你家在哪里？”
“很近，靠近水池边。我马上回来。”
“滚，小坏蛋！”
孩子转身就跑。
那些士兵跟着军官一起哈哈大笑，
“准是心慌害怕——才用这不高明的花招！”
死者的咽气声同笑声混在一起。
突然，笑声停止，
因为那孩子跑回来了。
他脸色煞白，像维阿拉（*）一样的骄傲，
后背往墙上一靠，冲着他们高喊——
“我已来到！”
这小孩子完全可以溜之大吉，保住性命，却还要跑回来挨杀，还有比这再痴傻的吗？
我们的战友胡国利身上也同样冒着这位法国小孩的傻气。本来完全可以不死，却偏偏又跑回火里，啊呀呀，可敬可佩！
* 维阿拉（Joseph Agricol Viala）是法国大革命时英勇牺牲的小英雄。
李瑞琴
（1951——1972）
1951年生于赤峰，汉族，河北蓟县人，1968年初中毕业，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1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李瑞琴的弟弟李东生：
我们兄弟姐妹4个，李瑞琴排行老大。父亲叫李焕章，是个工人，现在74岁。母亲没有工作。
文革中她去北京串联过。开始下乡没有去，兵团招人时，她自己报了名，事先也没告诉家里，等报完名后才告诉的。没几天就走了。她要去哪儿，兵团在什么地方，家里都不知道。
自打去了兵团后她再没回来过，这张照片是她18岁上照的。
姐姐好唱歌，脾气不好，比较厉害。几次参加了文艺宣传队。但父母思想守旧，反对她参加宣传队，认为女孩子家去那地方容易出事。她唱歌可以，字也写得好。但不肯吃亏，不能忍让。遇见什么事，一般女的能忍就忍，她不能忍。爱跟别人顶嘴争辩。别人吵架，跟她没有关系，她看谁不对，也敢站出来说。在女的里，她算是有脾气的。
学习成绩中等。
出事后是居委会通知家里的。父母和我去43团处理的后事。
我们去时住在团部招待所，人已经埋了。后来去了四连，发现兵团战士不给我们介绍情况，所以李瑞琴牺牲的详细情况也不清楚。都说李瑞琴是坐拖拉机去救火的，结果拖拉机爆炸，一车人全烧死。
听说连里宣布了一条纪律，不许随便给我们家属谈情况。牛连长只见了两面就找不着了，可能怕挨打。陪同接待的主要是团部的、 赤峰的以及兵团上的人。
姐姐的箱子都被翻过了，给翻得乱七八糟。日记退还给我们。羊皮军大衣还在，保存了几年，后来长了虫子就处理了。
团里还把一些家信拿出来展览。像有些格调不高的家信，比如让她干活留点心眼儿，别那么玩儿命等等就压下了。说豪言壮语的信就拿出来给大家看。
第二年去时，在着火现场还有鞋底子、皮带头，都是救火留下的痕迹。
那天赤峰知青们聚会，欢迎你们来，我父亲也去了。吃饭的时候，他感叹道，我女儿要是不死，也跟你们一样，也这么大岁数，也这么高兴啊！后来他心脏受不了，提前退场。回家后吃了好几片药，我们都不敢再跟他提这事。所以我就来跟你说。
与李瑞琴的父亲
烈士李瑞琴的父亲李焕章：
我是个老工人，今年75了。原来在沈阳的飞机制造厂工作。后来单位调到成都。1960年反右倾时，给我扣上了一顶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正干活时，突然把我抓走，也一直没审问我，劳教了4年。最后结论说我“无理取闹”，以后又说我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嘴巴爱说，不被领导喜欢，一来什么运动，马上就整你。最后彻底平反。
赤峰京戏团挨着瑞琴的学校，她嗓子好，京戏团要她，但她奶奶不同意，不愿意她唱戏。结果去了兵团。她这孩子特干净，就是家里穷，没好衣服穿。
出事后，兵团领导态度很好，就是不讲理。老百姓在他们眼里是愚民，后来不欢迎我们去扫墓，给我们吃的馒头粘牙。
都说瑞琴来兵团后生了病，请假回家看病也不准。我曾抓住军医的袖子问：“瑞琴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没有理我，跑了。结果，现役军人在大会上点我，说我打军医了。当时政治压力很大，以政治压你，让你不能提意见，一提就是阶级斗争。家庭出身好的，才稍稍敢说一点话，出身不好的，连个屁也不敢放。我只好不言声了。
1982年10周年时，我们就发现烈士陵园里又埋进了一个人，而且放在最前面。大家非常不满。
家属保存的牺牲证明书
喜欢算命的兵团战士
李瑞琴总喜欢对人说：自己命好，将来有大福。
——兵团战友们讲
小时候某天她正在家门口玩儿，一个路过的老头儿看见她后惊讶地说：“这孩子的相不一般，将来有大福，要不要给算一卦？”奶奶不同意。老头儿说：“不要钱行不？这孩子太不一般了。”奶奶还是没答应。那老头儿只好走了，走了很远还恋恋不舍地回头看她，感叹这丫头相好，有大福。
李瑞琴的这段经历曾给多人讲过，特别得意。
兵团的第一年是最苦最累的一年，样样都要白手起家从头干。刚从城里来的年轻人哪干过这样繁重的体力活儿？每天脱坯又晒又累，一下子就把李瑞琴给累得晕头转向。再加上她嘴巴不饶人，无论什么事都爱跟人争辩，人际关系有些问题，心情不好，整日价想家，眼睛哭肿成大泡泡。为了能回家，不惜往脸上抹白灰装病。
苦闷中为打发日子她经常算卦。家庭、身体、学识、干活等等没什么可吹的，就吹自己的命。她总反复对人讲述与那算命老头儿的奇遇。每一提起这事，她眼睛闪闪发光，骄傲之极。
她自己也喜欢给人算命。正襟危坐，盘腿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巴念念有词，活象一个大仙儿。还能啪啪地拍着自己大腿，振振有词，说出不少算卦方面的术语。
连队生活寂寞单调，她给人看相算命，既解闷儿又活跃了气氛，一时间很多人都请她算命，包括力丁。
为省钱她自己纳鞋底，自己做鞋穿，也不怕人笑话。弄得连里人都知道：赤峰来的小气抠门，连双鞋都舍不得买！
她早上起床慢，短不了挨批评。她不服气，常借口身体不好，为自己辩几句。这就引起了牛连长的极大反感。
塔拉等人回家看病启发了她，也开始请求回赤峰治病，整天躺在炕上不起。牛连长也有狠招儿，特地组织全连人员去她的宿舍，观看她躺在被窝里的尊容……这么对待一个女孩子，没病也得气出病！她伤心又羞愤，泣不成声。从此索性破罐破摔，口袋里装着一个又一个的证明，不屈不挠地申请回家看病。直至往自己脸上抹白灰，说她贫血。毫不在乎其他小青年们的嘲笑。
但这次救火，她没有称病不去，接到命令后立即跟随队伍往山上冲，一句牢骚话没发，一步也没拉下。这位思家心切的赤峰丫头，深信自己的相好，有大福，做梦也没有想到5月5日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
烈士是人不是神，也有毛病，可再有缺点也是烈士。
唐亚志
（1951——1972）
1951年生于赤峰县西老府公社，汉族，共青团员，1967年赤峰五中初中毕业，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1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唐亚志的妹妹唐亚茹：
我们全家共5个孩子，一男四女。老大是哥哥，亚志排行老二，小名玉铃。父亲是赤峰市交通局的会计，党员。母亲没文化，没工作，在农村家里带孩子。
姐姐自幼在农村长大。父母只一个男孩，非常疼爱，所以家务活儿全是姑娘干。姐姐在女孩里最大，干活最多。她活20多岁，一天福没享，就是付出。没吃过好的，穿过好的。家里重男轻女，所有活儿都让女的干。姐姐特别懂事，特别自觉。做饭、洗衣、照顾妹妹等闲不住。因为妈妈小脚，家里生活用水全是她挑，给压成水蛇腰。姐姐下学回来根本没时间做作业，要干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儿。只有晚上在油灯下做作业，她能毕了业也真不容易。
1967年1月28日北京长征留念（前排左一为唐亚志）
父亲工资57元养活7口人。母亲为多挣钱，不顾自己小脚，天天走到外贸公司挑杏仁，一天能挣个一块钱。家里经济虽困难，但母亲支持姐姐上学。她上学买不起墨水，就买墨水片，最便宜，一两分钱一片。买不起钢笔，就把高粱秸插上个笔尖当蘸水笔用。文革开始后，农村女孩上初中的很少。我们村上只有两个人上，姐姐就是其中之一，这要感谢母亲，她一直赞成姐姐多念两年书。
姐姐从小喜欢看书，因为买不起书，她只好借书看。《青春之歌》就是我姐姐借来的，看完了还让我看。为省油，她常常在熬猪食的时候，边拉风箱，边借炉灶的光亮读书。看过《吕梁英雄传》、《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等。
她爱打篮球，字写得很好，学习成绩中上等。
文革中提倡步行串联，她要去，母亲不同意，嫌费钱。她就自己上山割麻黄，割了一口袋去卖，凑足了钱，还自己做了双鞋路上穿。她想办什么事就一定能办成。她对母亲谎说还有一个女生也去，说服母亲同了意。之后她自己带一个小薄被子，一个水壶，跟同学们上了路。她虽然是个农村姑娘，可有志向，决心要去趟北京看看，不管多苦多累也不在乎。
走前还到赤峰烈士陵园宣了誓，一天走五六十里，棉袄棉裤产穿（不穿衬衣衬裤），先到围场，满脚都是大泡。中间累病了，在一个老大娘家住了两天。共走了20多天到了密云，最后才坐了火车。又在北京等了一个多星期才赶上毛主席接见，共花了一个来月。我记得是1967年2月9日大年初一回到家。其实他们这支步行长征队伍里就她一个女的。你说她是不是有点与众不同，有点魄力？
1967年步行长征时
姐姐在家里始终起带头作用，她热情，干活儿快，像个大男人，会木匠活儿，
能钉板凳。工具或家具坏了也能修理，什么都干，还会钉鞋。家里有修鞋用的铁拐子。她本来叫唐亚芝，后来她自己给改成了唐亚志，嫌原来的名字女里女气。
父母疼哥哥，说他身体不好，家里活儿就全靠姐姐干。暑假期间，除了照顾弟妹，还要上地里劳动，因为正赶上农忙季节，地里缺劳力，姐姐就要加班加点干。每天能挣10来个工分，一暑假她能挣一百来个工分。
她不愿意在农村里混日子。她宁肯下兵团也不下乡。那时候全家住宿紧张。大家挤住在一个炕上，只有哥嫂住小炕。姐姐说：我这么大了，该走了。兵团来招兵的把军垦说得天花乱坠，给她糊弄住了，一门心思要去兵团。妈托人给她介绍对象，她坚决不同意。她说应该先有工作，再找对象。还对母亲说：妈，我绝不像你这样靠男人养活，我要找工作，自己养活自己。最后一次，为躲避来介绍对象的人，她大清早就背上妹妹出了门。
她才20岁，天真地认为找了对象就不能去兵团了。她不愿意走大多数农村姑娘所走的道路，希望自己能闯出一条新路。她报名参加兵团没告诉家里，临走前才说，怕老人反对。
走前，她已干了一阵临时工筛沙子。用自己挣的钱买了条茶绿色的尼龙裤子，这是我家最好的裤子。妈妈给她买了件涤卡上衣，她还带上了做两双鞋的料，准备自己做鞋。她穿的鞋，从来都是自己做。为了跟我们姐妹照张合影，把自己早饭省下来，花了4毛5分钱。
她走的时候，我去送的。我妈给了她一个小木箱。姐姐走出门后，又返回来看了看小妹妹说：“我走了，你要听姐姐们的话。”姐姐坐上马车时挺平静，没有哭。我妈目送着她，还埋怨道：“你看，大家都哭了，她还不哭，心真狠哪。”
西乌旗离赤峰有337公里。到兵团后，看见那么荒凉，根本没有房子。很多人都想家哭了，她也没哭。他们天天吃小米饭，咯牙。她给家写信，第一句写毛主席指示。总说一切都好，不用挂念，再艰苦也不说。
兵团第一次发鞋，她没舍得穿，连同茶绿色尼龙裤全捎给了我。她说：这么好的裤子在草原上也穿不上，给你穿吧。连队发的劳保手套她舍不得用，给家里捎来。
她常来信询问父母的情况，惦念着三个妹妹，定期给我写信。没有桌子，就趴在柜上写。她写的最后一封家信，师部给要走了，当成了典型材料。在烈士事迹展览会上，她这封信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她也曾给父亲写过信，但父亲一直不理她。我父亲重男轻女，生她的气，嫌她不听话去了兵团。她只好给二叔写信。她自幼缺少父爱，很可怜。
她说那地方那么好，是真的吗？我就特想去看看。连长曾到我们家里访问过，是舒宝立领着来的，也说那儿特别好，但妈妈还是不放心，同意我去看看姐姐。
我是她走后4个月去的。大约8月底吧，她们刚刚住上房子。晚上睡土炕，炕还很潮湿，铺上杆子和芦苇，上面盖块大毡。早上5点吹号起床，之后脱坯。我帮助她做好了鞋，还帮她洗了被子、衣服。我在连队里住了一个礼拜。
她对我说下乡不如到这里，军事化管理，全民所有制。还说自己已有7年的团龄，该争取入党了。父亲、二叔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咱们老唐家都很豪爽，一定干出点名堂。
好像有什么预感，我们姐俩互相换了衣服和衬衣。她的小兰格格衬衣给了我，我的大兰格衬衣给了她。裤子也换了，钥匙链儿也换了。我们姐妹俩特别亲，我喜欢她的东西就跟她换。那时候我们穷，买不起内衣，她从小到大没戴过乳罩。我最后给她捎去一个。
她去了一年多，从没回来过。邻居有回来的，我妈就骂她：这死丫头，别人都知道请假回家，你咋就不回来看看呢？
她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是她在来信中，第一个告诉我们林彪的事。
听说锡盟着大火了，我妈立刻去盟里打听，得知消息后，我妈是小脚，一路哭着，颤颤巍巍扶着墙走回来。她呼喊道：“我这一辈子从没干过坏事呀，连羊也没有杀过，不该这么报应呀！”
家门口站着不少人，都是左邻右舍，默默陪着母亲掉泪。
5月5日出的事，我们是7日知道的。10日动身去西乌旗，到了那儿不让下去。人的命运没法说呀。炊事班长王爱民自己脚上有鸡眼，本来可以不去。但她很想去看看救火是怎么回事？副班长冯桂兰见状就说：你去吧，我在家看电话。王爱民高高兴兴地去了，结果再没回来。听张宗华说，救火前唐亚志正在老龚头家砸衣服。着火时她要去，老龚头的老婆拉了她一下，劝她不要去。如果晚走一会儿，就能活下来。
全家在唐亚志墓前
那69个烧死的，我几乎全都见过。听说有几个认不出来，只好放在棺材里。兵团战士得到指示，不能随便说出真相，要遵守纪律，与领导口径一致。
凡是烧死的，都是身体好，跑得快，冲在最前面的。又瘦又小，跑不动的就活了下来。拖拉机拉了一车人，那车人全没活下来。活着的兵团战士都不许和家属接触。冯桂兰和我姐姐关系最好，两个人是同班同学，但出事后从没到我家看看，不让他们告诉家属。
烧死的地方我去过，草很高。
姐姐死后，给了180块钱抚恤金。遗物有小木箱子、黄被子、几件衣服。
她出事后，我们家还不能完全相信。我父亲曾去林西的一个亲戚家问，是不是躲到她家了。总希望会有奇迹发生，她还会回来。
我妈年年都去北大桥，往北看，姐姐就是从这里踏上去兵团的路。姐姐留下的辫子，我妈妈保存了十多年。
姐姐20年来为家里干了很多事，任劳任怨，克己利人，孝敬父母。受姐姐影响，我一直把父母养老送终。
我对姐姐感情很深。2001年去西乌旗扫墓，哭得死去活来。民政局的干部很不理解。她把自己最好的尼龙裤子给了我，我能忘得了吗？她发誓一定要先找个工作，不依赖父母和男人，给我的影响太大了。
亚志姐走时，最小的妹妹才9岁。小妹妹还记得大姐常常背她去医院看病。报名去兵团时，小妹妹就趴在她后背上。现在小妹妹对她的印象很模糊了，但还记得大姐背她去同学家商量怎么找工作的情景。
还有一件小事，我们姐妹3个想照张2寸的照片，因为钱只够照一张2寸的。最小的妹妹也想照。可2寸的只能放3个全身的人，我们没打算让小妹妹照。小妹妹哭了，亚志姐就放弃照相，让小妹妹照了。
有志向的赤峰女孩
授予二等功的除了张金来，都是班排长。唐亚志是唯一被授予二等功并被追认为中共党员的普通兵团战士。
她不是个一般女孩，干什么都要请示父母。她嫌“芝”字女里女气，就自己做主把名字中的“芝”改为“志”。她一个姑娘家不单会木工，会修家具,还会做鞋、补鞋。把小锤头用的炉火纯青，一敲一准。
她眉清目秀，颇有姿色却偏偏不想靠嫁男人这条捷径来过好日子。她确实有志，拒绝了一个个说媒者。非要自强自立，凭自己本事闯出一条路。
走时全家人都哭了，她却没掉一滴泪。母亲气得骂她心狠。到了兵团，四野茫茫没人烟，连间房都没有。大家都傻了眼，有些女生止不住泪流满面。她却哈哈大笑，真心喜欢上了这片大草原。
她勇敢豪爽又乐观，早在1967年初，就曾独自与众多男同学一起步行串联，翻山越岭，从赤峰走到密云。正如秋瑾所说：“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到兵团后，她努力工作，一点不吝啬力气。无论阴天下雨，身体多累，情绪总那么健康饱满，嘴角总是笑眯眯。她好像天生就不知道忧愁，从不哭哭啼啼想家，身上总洋溢着一股朝气，毫无小女子的软绵绵，叽喳喳。
她似乎有什么预感，出事前8个月就与妹妹交换了外衣和衬衣。救火时，有家属劝她：算了，别去了，少你一个不要紧。她微笑着摇摇头，飞快地奔向队伍，美丽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奋力跑着。不知道这是一条通往她生命尽头的4里路。
片刻，她大口喘着气走了。她回应了领导的召唤，良心的召唤，时代的召唤。
王爱民
（1953——1972）
1953年8月12日生于林西县，汉族，69届初中毕业生，1971年3月1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上士、炊事班长，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王爱民的母亲孙淑珍：
爱民是高个子，比较胖，外号小胖。她父亲是林西县医院的药剂师，转业军人，党员，后来当了主任，我没有工作。全家共有6个孩子，爱民是老大。
我今年73岁，爱民在家里能帮助我管家，半拉家长。文革中，我成分高，是富农，整天被叫去训话，学习。她就在家里带孩子，给孩子们做饭，缝缝补补，送孩子上幼儿园。
家里除了我，她是主力，帮我跑腿儿干活。我身体不好，血压高。她很关心我和弟弟妹妹。
学习不错。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喜欢唱歌。跟街坊、同学都处得很好。
去兵团前的王爱民
去兵团前曾在邮电局帮忙，不挣钱，义务给人干。报名去兵团时，没告诉我，怕我不让她去，才17岁。家里孩子多，她想早点出去，减轻一下家庭的负担。
走后，她来信说，那地方可好了，一去了那儿就不想回来了，跟当兵一样的待遇。去了两个月，就寄回来10块钱，让给弟弟妹妹买本子。
到兵团一年多，没享福。一去就在炊事班，天天做饭，没休息的时候。后来她当了炊事班的上士，负责给食堂采购。这中间，她回来过两次，给连里买各种食物，如粮食、菜籽油、小猪、小鸡、粉条、豆子等等。回家可忙啦，见天在外面跑。还让家里帮助她买东西，让她爸给她买老鼠药、老鼠夹子。因为连里食堂的老鼠多，曾发生过老鼠掉进饭锅里，引起不少意见。
她回来后给好多战友捎信。我还帮她送过信，到各家去送。走时再从各家拿捎回的信，一家一家去取。她热心给大伙儿办事。帮人买东西，捎东西，带信。
后来当了炊事班长。来信说过年别人休息6天，她只能休一天。她要管全连的饭，天天都得干，维持大家的生存。
林西姑娘王爱民
都说她不该去打火。这是命啊！
她脚长了个鸡眼，医生要介绍她回内地做手术，她没回，就在团部医院做了。刚动完手术没几天，脚上还缠着纱布，就赶上救火，她是带着伤去救的。她的本职工作是领导炊事班做饭，保证全连吃饱吃好，救火不是她的事。起初，连里让她在家里看电话。她唠叨来，很不满意。副班长见她这么想去救火，就说你去吧，我来看电话。结果她就去了。
她脚上刚刚挖了鸡眼，走路还不稳当，一瘸一拐，从后面撵上去的。去了就完了。她走的晚，死得早。听兵团战士讲，没烧太坏，能认出来。
团领导只是说：打火时，风向变了，把他们围在里边，再详细的情况，没人告我们。连长、指导员都带着人去救火，但他们没有死。
听战士说，团部有个当官儿的专门给爱民挑了一口好棺材。她老去团部采购，人家都认识她了。
哎，到兵团的时间太短了，还不到14个月呢，才18岁，多好的岁数啊。
全家人去扫墓
炊事班长的苦衷
王爱民死后，通知了我们家。我父亲急了，赶紧去团里核查，才发现我还活着。原来王爱民和我不是一个人，虽只差一个字。
——四连兵团战友爱民
头天晚上的五四联欢节上，王爱民还给大家唱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歌曲：
……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畔，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让儿常听那洪湖的浪，常见家乡红太阳。……
谁知道，第二天她真的就死了。她的坟墓并没有向东方，只是给她挑了一口好棺材。
——四连兵团战友
因为伙食问题，很多兵团战士都对她有意见。
食堂不可能人人满意，炊事班长是个惹是非的差事。有人说王爱民就会做小锅饭讨好当官的；有人说她太会来事，整天往连部转。再加上在面条里捞出死老鼠惹起了公愤，她这个炊事班长成为大家攻击的目标。战士们整天粗粮，连长却顿顿白面，谁不有看法？王爱民跟领导接触多，谈笑风生，自然招人反感。有的兵团战士说：那个林西女的成天给牛连长做小锅饭，哼，林西人真会来事。
但王爱民也有她的苦衷，小地方的人无权无势，没人瞧得起，为了生存，不得不倚靠领导，亲近领导。除非你不干，谁当炊事班长都要给领导做小锅饭。这太正常了。何况为改善食堂伙食她还费心思想了一些法子，并学会了做菜。她做的拔丝土豆和红烧茄子都很受欢迎。她上林西采购时动员全家四处排队，为连队购买紧俏食品。为搞到威力强大的老鼠药四处奔走，头发里刮得全是土……
特别是脚掌刚做了鸡眼手术，领导让她守电话，完全不必去救火，却还一瘸一拐地追赶队伍。当浓烟呛倒了她，衣服被引燃，肥胖的躯体给烧得吱吱冒油之时，身边的战友塔拉赶忙帮她脱衣服，结果烧掉了两只手，自己也昏迷过去。但瘦瘦的塔拉却侥幸活了下来，胖胖的王爱民却气断命绝。
人们说：当发现王爱民时，全身已烧得就剩下了裤腰带。
其实战士们对她的意见有些过。她刚来兵团时就比较胖，并不是到炊事班后多吃多占发起来的。再说，哪个炊事班长不给领导做小锅饭呢？这是她的本职工作。
团副参谋长特别命令把一个好棺材给了她，算是对她热诚接待上级领导的回报。
王爱民牺牲后，有关部门照顾她弟弟当了兵，却不幸溺水身亡。白发人两次送黑发人，母亲无言以对，老泪纵横。
王洪远
（1951——1972）
1951年6月生于赤峰红山区，汉族，原籍山东，赤峰第五中学毕业。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八连通讯员、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0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王洪远的妹妹王红霞：
我们全家共6个孩子，王洪远排行老五，最大的和最小的都是女孩，中间4个是男孩，王洪远是男孩中的老四，家里称他为四儿。
父亲是搬运工人，当过国民党员，文革中陪过斗，1989年去世，年69岁。母亲无工作，1976年去世，56周岁。
王洪远特听话，很乖，从不惹人生气，又勤快。母亲很疼他，宠他。
家里的木柴永远是他劈，劈好了放在土篮子里，码的整整齐齐。家里烧煤，也都是他砸。砸的煤块都一般大小，有模有样。他特爱干净，手指甲永远剪得很短，用刷子刷的干干净净。几乎有点洁癖，天天洗头，天天洗脚。经常换衣服。他自己的脏工作服从不往屋里放，都挂在当院里，别人的脏衣服也如此。
他不淘气，不打架，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会游泳，没游泳裤，就光屁股游。看过《敌后武工队》、《红岩》等书。陪我们在电线杆底下玩儿过游戏，喜欢玩儿藏猫猫。
父亲脾气不好，打过他。他很“轴”（倔） 挨打时不跑，也不说软话。但很少挨打。他性情温和，不喜欢玩刀弄棒。我三哥喜欢玩儿弹弓，他把人家的弹弓给扔了。他好安静，能耐心给我们做过年玩儿的灯笼。
他人缘好，不爱跟别人争高低。
刮风下雨，他常来学校接我。我总让他背，不背就不走。他只好背着我步行回家。过节时，家里做了好吃的，他不抢，先让嫂子和妹妹吃。家里炉灰也总是他掏，所以特招妈妈喜欢。
因为舅舅在兵团5师开车，姨夫在当地运输公司开车。从十四五岁时起，他就迷上了开车。总跟舅舅和姨夫的车，他很小就学会了驾驶和修理。平时他见了司机就跟人套近乎。遇上有人修车，他喜欢在旁观看，常常帮忙当下手。
所以他后来在四十二团转运站当上了汽车修理工。由于他干活勤快，四十二团的一个头儿看上了他，答应调他到四十二团开车。兵团招人时，他就积极报了名。大姐不让他去，他还哭了。母亲也不同意他去。家里条件可以，他不走也养得起。
父亲有历史问题，支持他去兵团，跟解放军一块干，给这个灰色家庭增添一点革命光彩。母亲只好顺从了父亲。母亲是个小脚老太太。
那时候，二哥、三哥都躲过了上山下乡。因为我姐夫是农研所的领导，满可以把王洪远安置在农研所当临时工，一天1块钱。可他不听话，非要去兵团，一心想去兵团开车。
谁知去兵团却给他分到了四十三团，没去成四十二团，也没开成车。先是分到8连当通讯员，牺牲前一个月又调到四连开拖拉机。八连连长是唐山人，姓杜，年底回家探亲，曾把王洪远带到赤峰。妈妈特别高兴，兴奋地说：“四儿回来了！”分别半年多，看见儿子右边脸肿了。她轻轻抚摸问：这脸怎么肿了？谁打你了？
洪远说：不是打的，是冻的。
他的回来，全家非常高兴，特地杀了口猪款待。原来连长弄了一麻袋黄花菜，让洪远帮助扛到赤峰，替他给卖了。
连长走后，洪远也马上要回兵团去。母亲舍不得，让他过完年再回，可他非要走。他解释说：兵团跟插队不同，讲究纪律，人人都怕超假，挨批评。走时母亲给他做的酸菜小米饭。
回去后因四连需要拖拉机手，王洪远会开汽车就被调到了四连。一个月后，正赶上救火，就牺牲了。
因为他常来信。他的大概情况，家里都知道。
1972年我当时15岁，正在外面玩，听说锡盟兵团着大火，烧死了人。开始没在意，后来又听说是四十三团，因为有亲人在那边，心里就揪得慌了，赶忙打听。别人一个个都收到了回信儿，报了平安，我们家却没有。这时全家都慌了。大约5月10日或11日我们接到了正式通知，王洪远牺牲了。
之后，兵团组织我们各地家属分批地去四十三团处理后事。我和父母去了墓地，不禁恸哭起来。听说这些人被烧死后，有的无法辨认，也不能保证下面埋的就是自己亲人。我们哭半天可能哭的是别人家的孩子。我母亲就对另外一个母亲说：你哭你儿子，我哭我儿子，就是埋错了，也没关系。你给我哭了，我也给你哭了，咱两个就放心地哭吧。
我们到四连，看了洪远的床铺。两个铺之间，搭一个小铺，就是他睡的。东西都丢了，但手表找到。后来兵团又补发了一些东西，全是新的
四连有个木匠叫白广田，他的手让电锯碰伤了，没去救火。据他说，连里一吹哨，王洪远就直接从炕上跳窗户走了，连门都没走。他当时正坐在木工房炕上与白广田唠嗑。
由于他刚调到四连，只呆了一个月零一天，四连很多人都不认识他。
后来，烈士陵园陈列室需要照片，家里找不到他的照片，兵团就请人给他画了一张像。现在这张一寸照片是他同学那里发现的。
我和父母住在团部期间，曾有八连的人去看望过。因为八连的人跟他熟悉，而且离团部近。八连有个女生对洪远很好。这个女生调到团部招待所工作后，总找我妈聊天，是个独生女，锡林浩特的。她还曾给我妈买核桃罐头。从她对我们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她对我哥哥很有感情。
出了这么大的事，全家笼罩在悲哀之中。母亲虽然是小脚老太太，却不老哭，只默默流泪。以后过年过节，我妈常常躲在没有人的地方，叭嗒叭嗒掉眼泪。
四哥牺牲后，给我安排了工作。可以说，我的工作，是我哥拿命换来的。
我共去了烈士陵园5次，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我都去了。一有机会就想看看他。虽然那地方荒凉。只有10周年我没去，是二哥去的，20周年，我带我的大侄子去的，30周年我带我儿子去的。
每次去陵园都想把他给背回来。不愿意让他一个人留在那块荒凉的土地上。
听说四连有个赤峰的女兵团战士给吓神经了。这件事确实是太刺心！我母亲常常自责：为啥让你去了那儿？那么老远，妈养得起你呀！还总后悔他走时就只给做了顿酸菜小米饭吃，没多做点好吃的。
回家几天睡不好觉。那年的梦特别多，老梦见四哥的房子漏雨。他说我可苦哩，我房子漏了……后来我去陵园，发现他的坟后面真有个大窟窿。
我跟兵团战士很亲，因为自己哥哥就是兵团战士。在路上看见军垦的人，我总要想起我哥。过了这么些年后，还常做梦梦见他，怎么也忘记不了。我总怀疑他没有死，甚至幻想他开小差逃到外地了，不管怎么着，活着就好。
岁数越大，越怀念哥哥。小时候，他老背我玩儿。我淘气打他，他也不还手。他比我大7岁，从来不打我。我俩性格差不多，不太爱说话。他很懂事，我天天跟着他，他也没烦过我。 我和我丈夫搞对象时，见对方个子那么矮，一开始没相中。就因为他长的很像我四哥，后来才同意了。
大姐连着生了3个孩子。放寒暑假，妈让王洪远去帮助大姐干点活。他就天天给大姐做饭，看孩子，打扫卫生。所以大姐与王洪远的感情也很深，生前总思念他。
大姐是1974年5月6日死的。头天5月5日正是王洪远牺牲的忌日，6日上午姐姐还与人议论了这件事，中午吐血，下午就咽了气。年仅36岁。
我有四个哥哥，三个都去世了。大哥糖尿病，二哥脑血栓，四哥被烧死。我唯一的姐姐也因为肝硬化早早离开了我。现在6个孩子就剩下三哥和我，我真害怕最后只剩下了自己。
王洪远成了我们家永远的阴影。
别人给我妈算命，51岁有火灾，要想法逃。我妈没有在意。结果王洪远出事。她特别后悔。
我妈临去世前嘱咐，你们谁家的孩子也不准当兵。但我儿子死活要当，不听我的话。他决心大，我怄不过他，终于当了武警在大同看犯人，干得很好。这个儿子非常敬佩他舅舅。
由于时间漫长，中间搬了几次家，洪远的烈士证找不到了。
反正我们家对烈士待遇不那么在乎。我妈从没有享受过任何待遇。民政局组织扫墓愿意去，组织开会不愿意去。
我的好哥哥王洪远！
可能是岁数大了，现在比过去更经常地回想过去，回忆童年时的种种情景。
人越是得不到东西的越想得到。因此年岁大了回想过去，追忆那永远不再回来的时光再正常不过了。这不算精神老化。历经岁月沧桑之后，再回想起童年时的无忧无虑，天真幼稚，各种奇思怪想，心情会轻松宽舒一些。谁都渴望童真、纯洁、关爱这些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
所以过去这些年了，依旧常常怀念起我的洪远哥哥。
我对哥哥的思恋，当然没有苍天那么浩瀚无边，没有大海那么深厚无底，却细水长流，总隔长不断地要浮现出他或隐或显的影子。记得隆冬腊月，我冻的全身哆嗦，哥哥用小细胳膊把我紧抱在怀，用体温给我御寒。记得哥哥的后背成了我的小床，在那儿睡过无数次觉，冬暖夏凉。记得我脾气很大，常常动手打哥哥，催哥哥背着我跑，哥哥就像小马一样地奔跑，逗我开心欢笑。
哥哥啊，命运为何这么不公？那么多知识青年，却偏偏让你成了短命鬼！到现在我还老做梦，梦见哥哥在地下面喊：“房子漏了！房子漏了！”可怜的哥哥，你是不甘心在那小坑坑里囚囚着啊！你才20岁，年轻力壮，正最有活力。你还想再回家看看，跟家人团圆。你还没娶媳妇成家，人生的道路很长很长，小坑坑不是你呆的地方啊！
时光能磨去一切记忆，却磨不去我对哥哥的思念。草亦黄黄，风亦凄凄，春去秋来已过去三十多年。如今四个哥哥走了三个，唯一的姐姐也不在。真倍感人生的苍凉和咱王家的不景气。可大哥二哥大姐都是身患重病，久治无效，没有办法才走的。你却年纪轻轻，健健康康，活泼乱跳的跑到那小坑坑里！这最让我心疼和无法忘怀。现在我两鬓斑白，身体也不大好，半生已过，孤独寂寞中更加思念你——我的好哥哥王洪远！
王孝
（1953——1972）
1953年生于赤峰，回族，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9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王孝的哥哥王忠：
父亲生前靠做烧饼为生，家里生活很困难。3年困难时期，父母均去世，当时王孝年仅8岁，小弟弟才3岁。我就成了他的监护人。他身体健康，没有病，就是个子矮小，只有1米6左右。小名小记（屁股上有块记）。
所以，王孝小小年纪就成为孤儿，与我相依为命。但我在铁路上工作，流动性大，对两个弟弟疏于照管。王孝上学淘气，老师和职工很有意见，两个弟弟彼此也常常打仗。老师隔三差五要找我告状，说王孝不好好学习，调皮捣蛋。
我爱人对王孝照顾得挺好，她家也是回民，她妈妈是劳动模范，曾被毛主席、周总理接见过。
我和弟弟感情深。记得有一次，我牙疼，王孝劝我别干活去了，不让我上班。他心疼我，但我不能休息，还得上班。他就把我的一堆脏衣服全洗了，手都搓出了泡。
他活泼，爱说话。喜欢上个树，抓个小鸟什么的，他上树蹭蹭的，老快。脑瓜灵活，就是不喜欢念书。说是初中毕业，其实也就小学水平。文革啥也没学，文化低，写信写不了几个字儿，还得找别人代写
他喜欢新奇，动荡的生活。去兵团前，曾给我写过信，说他要去兵团，开开眼界。
兵团来招人后，他积极主动报名。走前，我送给了他一本小字典。
去兵团后来信又说苦，汽车一到地方，四面光秃秃啥也没有，就只有茫茫大草原。特想家。平时他不爱哭，到那地方后却哭了。我记得他在信上说还有好多同学也都哭了。说那地方就是空气好，非常新鲜，满山都是花，别的啥也没有。
我去信鼓励他，熬着吧，记住老人的话，不得苦中苦，哪来甜中甜。
出事前的4月份，我正好休假回赤峰探亲。5月份听说西乌旗兵团出事了，烧死了人，正是我弟弟那个团，还正是我弟弟那个连，心里特别挂念，却一直没接到通知。别人家里死了人都通知了。我爱人就安慰我：小记脑瓜灵活，不会出事的。可我还是担心，就去盟军管会打听，一个领导给查了查，说没有我弟弟的名字，只有一个叫王孝忠的。我听了后心里嘎噔一下，知道准保是他。肯定是名字给记差了，多写了一个忠字，所以迟迟没有通知我。
我回家对爱人说，这个王孝忠肯定是他。全家都难过得哭了。很快盟有关领导来到我家，这才公开通知王孝确实牺牲了。不过王孝忠是另外一个人，也牺牲了。之后立马又给我们接到锡盟，住在宾馆里，整天开会，做政治思想工作。
听说人烧死后，脸型、体型都改变，根本认不出来。我怕尸体弄错，到连队后又从侧面打听。但他的兵团战友告诉我：你弟弟肯定没有错，绝对是他。因为给拉回来时，他还活着，能说话，身上别的地方没感觉，只说腰上的皮带勒得慌。赶忙把皮带给他剪断，他还要水喝。当时伤员很多，也没专人照顾他。他又说想尿尿却尿不出来。军医也不会用导尿管，就用剪子把烧焦的小便剪下一截。
他比别人多活了半天多，最后还是停止了呼吸。
我爱人说，他哪里热闹就往哪里钻。救火的事，他肯定积极，肯定要跟大伙一起往里跑。那么大火，烟也不会小。听说是先让烟熏倒了，慢慢给烧坏的。
我们去四十三团后，都埋完了。因为他和呼市一个姓吴的都是回民，却按汉族风俗装棺材埋了，我们提出了要求。团里立即派人拉上发电机照明，连夜把尸首起出来，又按回民风俗，重新埋了。我们回民风俗是身上不能压着土。
赤峰市民政局同意烈士家属每10年去西乌旗扫一次墓，民政局也陪着去。1992年因天气预报要下大雨，个别家属有些犹豫。有个局长问家属：到底去不去？快点回答，否则不管这鸡巴事了——听起来很刺耳，这像个民政局长说的话吗？民政局总觉得你们这是一个事故，给定成烈士不那么名副其实，不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是正经八百的烈士。
王孝的遗物只剩下一本小字典，就是我送的那本。一个挺机灵，挺招人喜欢的孩子就这么没了。一想起来，心口就疼。
王孝用过的字典
我现在最大的遗憾是他曾向我要钱，我没给他邮，因为负担比较重。我回信说我会去兵团看你的。他挺高兴，还对人讲哥哥要来看他。其实我只是安慰他，那么老远，我哪有钱去看他？别看他小，抽烟抽得厉害，5块钱津贴不够花。
他跟他嫂子感情很好。邻居小贾探亲回家要返回兵团，我爱人准备了好些吃的，还没等捎回去，他人就死了。
……
1992年20周年的时候，陵园里的69个烈士墓变成了72个墓。有3个当地人不是烈士，也埋进来了。王洪远的哥哥和我没有参加那年的扫墓，以示抗议。我们强烈要求必须把那3个坟头迁走。后来内蒙古民政局回了信，说3个已经迁走，其实并没有迁走。这样随便什么人都往里埋，亵渎了烈士陵园的严肃性，那不成了乱葬岗子了吗？不应该那样。私自往陵园里埋的自然不会是一般人，肯定有权有势。听说有个当官儿的小子，骑马摔死了，也给埋进烈士陵园。
后来我和王洪远的哥哥又单独去了一趟，锄草栽花。我们发现小房子漏了。相片弄脏，积满灰尘，破烂不堪。可找当地政府去问，总找不着人，他们喝酒去了。
哥哥啊，今夜好想你！
王孝自幼丧父母，与哥哥嫂嫂生活。出事后，活着返回连队。由于严重烧伤，小便尿不出来，军医把他的小便给剪了一节。
哥哥, 我发烧了, 白天睡了一天，夜深人静，大家都进入梦乡，我却怎么也睡不着，默默望着玻璃窗发呆。哥哥啊，今夜我好想你。
银白的月光洒在墙上，思家的情思暗暗滋长，秋风阵阵，越感寒凉。这么深的夜晚，哥哥嫂子都在干什么呢？上床睡下了吗？还是哥哥上夜班？
前两天收到了哥哥的信，让我激动半天。并告诉了几个赤峰老乡，说哥哥要来看我，特别特别自豪！忙给你写回信，你送的字典帮了大忙，要不很多字都不会写。每次一写家信心里就难过，满脑子都是你们的影子。
来这里已经快一年，身体熬过一关又一关。平常干活顾不得想，现在病了，躺在床上就老想家。哥哥，你什么时候来呢？快点告诉我。嗓子痛，头昏沉，万籁俱寂难以入眠，哥哥啊，今夜好想你！
尹国茹
（1954——1972）
1954年4月28日出生于林西县城，汉族，1970届初中毕业，1970年8月27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班长、连队会计，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尹国茹的母亲段素英：
我今年76岁，共有6个孩子，尹国茹排行老大。我和她父亲都在印刷厂当工人。文革中我们挨整，都被开除公职，没了经济来源，直到1978年才平反。因为没有钱，离家去兵团时，尹国茹连个相也没有照。这个相片还是她上小学时照的。
她是老大，很小年纪就开始帮助家里干活儿。放学回家，她要搂柴、溜土豆、挖药、捡柴禾、做饭。我要去看她父亲，为她父亲的事跑，家里就剩下她，她把家里被褥洗得干干干净净。放学回来，还得照顾弟弟妹妹，给他们洗衣做饭。
在节骨眼儿上，因为出身不好，不让升学，她瞒着我，报名去了兵团。那时候，她父亲去沈阳看病。她对我说：妈，我走了。我父亲挨整，跟我没有关系。他有啥问题，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要走了，为国出力。
我不乐意让她走，才17岁啊，衣服，鞋啥的全没有。因为我们挨整，生活非常困难，过年连顿饺子都吃不上。平常谁也不敢到咱家来，要来都偷偷来。我在外面还挨过打。
林西县第一批走的人里，家里挨整的多。她父亲爱养花，文革中游街，细铁丝勒脖子，可没少受罪啊。那时候，吃饭是最要紧的，能吃饱饭就不错了。连棒子面都常常吃不上。全家11口，就靠我儿子41块钱养活。
体格检查时，尹国茹怕通不过，在裤兜里装块铁。还怕血压高，喝了点醋。当得知体检通过了，她高兴得搂着我脖子说：通过了！通过了！
她走前还挨了父亲一顿打。有个女同学来家里玩儿，她让那个同学在家里住了一夜。过后发现抽屉里的30块钱少了18块。那是一家的饭钱哪！我急得全身哆嗦。父亲狠狠揍了她一顿，把她打到墙角。丢18块钱可不是小事！全家一半的伙食费没了。她父亲气得拿扫帚疙瘩打她脑袋。她抱着头，缩成一团，蹲在地上，哭喊着：“爸，别打了，我保证你不饿肚子，我天天不吃菜，我求求你了！”
也没证据说那个女同学拿了钱，只好把恨全撒在国茹身上。
她走那阵，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中午连饭都没吃就走了。我送她上了车。她高兴得很，以为那边多好呢！我身无分文，正好遇见个赶大车的朋友，借了10块钱，让她带在身上。她打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我去信让她回家看看。她说：“妈，入不上党，我不回来。父亲就是死了也不回。我要为家庭争口气！”
父亲长期挨整刺激了她，憋着一股劲，非要翻身，混出个人样来。她思想进步，常说有国才有家，革命工作至高无上。
走后给家来了不少信。我还曾去草原看过她。那时她在配种站，与北京知青在一起。住棚子，地上铺些芦苇，再盖块大毡。她比在家时瘦了。
第二年把她调回连部当班长。她信上说：给了我7个战士，7把锹，3个水桶，负责盖房子。后来她的腿着凉了，老腿疼，就让她干会计。她腿疼的事，从没有告诉家里。回信从不说苦。
曹副连长曾来家看望，说国茹那丫头现在黑胖黑胖，像个蒙古姑娘。他是为国茹的入党问题来林西外调的。因她父亲挨整，再加上有派性，当地党组织表态，尹国茹的父亲是个叛徒，不同意国茹入党。曹副连长都如实给我们说了，还安慰我们：别着急，慢慢来。
结果5月5日她就牺牲了。
救火时，她拼命向前冲。她怎能不向前冲呢？她这孩子就怕落在别人后面，就想为国而死，为这个不光彩的家庭争一分光荣。
国茹在救火现场的具体情况，咱不知道，都是听说的。她们这几个在外面干活，回到连部看见人家都已经打火去了。饭没有吃，脱了衣服就上去了。拼全力追赶队伍……
团长亲口对我说：你这个孩子，可坚强呀。
最初烈士陵园陈列馆里的材料，好多是她的日记和家信。
一听说锡盟着了火，根据孩子的脾气，就寻摸着她要出事。等正式通知后，我和老伴以及儿子立即去了西乌旗。因为离得近，我们是最早到西乌旗的烈士家属之一。师部不让我们下去。我们自己找个车走了。到了那里，地上黑黑的一层，还冒着热气。尸体正往团部拉，棺材还没有准备齐。有人发现了我们，不让我们靠前。领导陪着我们，反复解释，给我们做工作，我的小孩都不用抱，有人替我抱着。
全家在尹国茹墓前
国茹从没买过衣服，我给她做了个花布衬衣，就胳肢窝下面还有块衣服片，身下有串办公室抽屉的钥匙，根据这个把她给认了出来。
她很惦念家，一个月最少要写两封信。她没事好写信，写日记。她来的家信都保留着，团部拿走了不少材料。她来信说攒了40块钱却怎么也没找到，两件好衣服也没了。后来团部给我们补助了40块钱，立二等功又给了80元。
她17岁走的，跟我说过不入党不回来。我是18岁入的党，她也要跟我比试比试。这孩子好强，因为我们长年挨整，孩子吃瓜劳儿，受连累。她就渴望着要在政治上翻身，把组织问题解决，体体面面回来。
她父亲如不挨整，肯定给她在林西解决工作了。父亲不同意她去内蒙古。她非要去。这孩子太好强，谁也不服。哥儿们几个顶数她要强。她从不跟别人比吃比穿。连队生活多艰苦也不怵。工作上特拼命，别看家里穷，穿得不好，工作上可决不让别人拉下。家里挨整挨饿受苦什么的她全在心里装着，外面一点不露。她不认命，就知道好好工作，干出点样子来。
永远18岁
尹国茹家境贫寒，临来兵团前还挨了一顿打。为她把同学带到家，丢了18块钱，直接影响到了全家人的生计，被父亲打得鼻青脸肿，龟缩在墙角又哭又喊。
难怪父亲生气。父母挨整，双双被开除公职，家里几乎断了经济来源，就这么点钱，给丢了一多半，根本坚持不到月底，还得拉下脸皮，四处求人借钱，多让大人心烦啊！
内蒙古兵团来林西招兵时，她特别卖力申请，决心混出个人样，为这个倒霉的家争口气。不信自己就总比别人差！
到兵团后果然表现优秀。劳动时舍得卖力气；加班时不怕疲劳，能连续作战；学习时积极发言，亮私不怕丑；吃饭时不抢不争不挑肥拣瘦。
连队会计本来可以不去救火，有很多业务还等着她干呢。可是，她好强，不肯放弃任何一次重大紧急任务，尤其是救火，面对连部安全受威胁的时刻，根本无心再在办公室里做帐。她果断地冲了上去，又果断地在火海中涅槃。烧焦的空气里，残留着她18岁的青春气息。
庆幸的是35年过去，她尹国茹不用忍受衰老疾病的痛苦；不用担心物价涨和工资低；不用经历下岗待业的沉重，不用品尝当一个老妪所面对的种种艰辛。
什么糖尿病，什么乳腺癌，什么高血压，什么心肌梗塞、老年痴呆……全与她无缘！她的生命永远年轻，永远18岁。
张国顺
（1953——1972）
1953年11月12日生于赤峰市，1969年初中毕业，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副班长，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张国顺的母亲李桂芬：
国顺身高1.71左右，小名大顺，全家4个孩子，他是老大。父亲是工人，当过兵，党员，我是家庭妇女。
他喜欢拉胡琴，不讲究吃，吃啥都行。学习刻苦努力，很想当兵，从不打架。他去了兵团后，我总闹病，病得很重，几乎要不行了，给国顺一连拍了5封电报，最后他才回来。关于那儿的情况，他只说挺好的，不用惦记。这次探亲总共住了8天就回去了，回去不几天就出了事。唉呀，若晚回去几天，可能就死不了了。他守记律，只超了一天假，给7天假，他走了8天，回去还写了检查。结果还给烧死了。他去兵团1年零7天就牺了牲。
我常想怎么没让孩子多呆两天呢。多呆两天，就躲开了救火，就死不了呀！我恨自己，恨自己。
国顺探亲回家路上曾丢了一只黄胶鞋。他牺牲后，我把那剩下的一只鞋保存了下来，留个纪念。我捉摸，他不该丢这一只鞋，这是个坏兆头……我总不相信他真的没了，常去孩子走过的路，祈望他能回来。还常去烧纸。这孩子特别懂事，孝敬父母，一个月津贴5元，去后10个月，就托人给家送了40元。
有人传说，杜副指导员把国顺救出来，后又冲进去，国顺也跟着冲进去，再也没有出来。我们家属到救火现场时，那台烧毁的胶轮拖拉机还在，草里面还有残剩的鞋。
死后遗物只剩下一个军大衣、一条被子、一条褥子。也不知怎么回事，衣服全没了，就剩下那只鞋。
赤峰市民政局挺不错的。在赤峰南山烈士塔上把7位赤峰的烈士名字都刻上了。我每年清明节都要上烈士塔祭祀，用手摸自己儿子的名字，止不住眼泪要流下来。后来眼泪都哭干了。自从有了儿媳妇后，这心情才好了一点。
听说那里的烈士陵园后来埋进了4个不是烈士的人。我们烈士家属曾给内蒙古民政厅去信，不应该让普通人埋在烈士陵园。烈士陵园不是公墓，是个人就可以埋啊！内蒙古民政厅答复说已通知下面政府，让给他们迁出去。可这4个人的墓现在还在。
张国顺的弟弟张国安：
我还记得哥哥保护我的一件小事：那时我们家住在农村。有一年我得病了，哥哥领我去公社卫生院看病。路过大西牛村时，碰见一条狗要咬我。我赶紧跑，狗追着咬，哥哥上去踢了狗一脚，把狗踢跑了。
我们家很困难，父亲50元工资，国顺哥哥后来不能上学，才十四五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脱坯、拉煤、拾柴禾……
我妈知道国顺哥牺牲后，从屋里滚到当街。满地乱滚，哭嚎着。我们家3个孩子得护理母亲1个。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总感觉棒子叶一响，孩子就回来了。那时候，我们家周围都是玉米地，国顺哥回家总喜欢趟玉米地。
一开始烈士陵园还有个老喇嘛看，后来没有了。
儿子，你出来吧！
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
2006年7月26日傍晚，张国顺烈士的母亲不顾颠簸了一天的劳累和辛苦，与我们一同参拜烈士陵园， 暮色苍茫，老母蹒跚地，缓缓地走到儿子的墓前，嘶哑地呼喊：
“儿子，你出来吧！妈给你带来好吃的了！你听见了吗？儿子，你出来吧”
四野寂静，草垂着头，风轻轻吹，宝日格斯台群山肃穆。
“儿子啊，全家孩子就数你苦，妈走几百里来看你，跟你唠唠嗑儿。”
黑暗降临，空旷的陵园中，69座墓碑静静倾听。空中飘来慈母一声一声的喊叫：“儿呀，你出来吧！妈给你带来好吃的了！你在那边给馋坏了吧！”
老母亲吐诉着没完没了的话，并还时不时地长声哀号，让人联想到母狼为早死的小崽悲嗥。
“儿子你出来吧！你咋不出来呢？出来吧！儿子！你别不听话啊！”
待续……
《烈火中的青春》作者：老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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