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毅：知青的朋友、三次插队的人生
我们养的这条狗有一个洋名，叫做“耶娄”（Yellow）。这个名字是我给起的，因为它有一身金黄色的闪亮皮毛，用英文“Yellow”称呼它，名副其实，朗朗上口，和老乡们常用的“赛虎”、“黑牛”、“花子”等柴禾狗的名字相比又多了一些学问。耶娄刚进杏林塔村时，老乡四大娘说：“真个切它了（真漂亮了），唤的块甚了？”我说：“唤块耶娄”。于是，耶娄在老乡们的嘴里就被叫成了“牙－漏－儿”，这三个字只要拉长声分开了念，榆次大山中的原汁原味的腔调就全出来了。
耶娄原籍太原，它是被“抢”来的。
1968年底，北京25中的“老初三”牟新艇（杏林塔知青点的发起人）因患肝炎去太原传染病医院养病，和同病房的太原待业青年小高成了朋友。小高也是“老初三”，矮小粗壮，一脸横肉，待人热情，讲义气，而且是个非常生动的人。我去太原玩，没有地方住，就到传染病医院去投奔牟新艇。护士对小牟说：“招人住在这里你就不怕传染人家肝炎啊？”小牟礼貌地问：“那住你家去行吗？”。这时小高在一旁表态：“这的吧，位移（维毅）就睡饿（我）的床，饿回家睡。”小牟厚颜地说：“那谢谢了啊”。作为报答，他转身向我介绍道：“小高的大名叫高万敏，我们都管他叫睾丸敏。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光杆无毛，要不要看看？”
我刚刚表示同意，小牟就带着两个病友猛扑了上去，小高左推右挡，最终还是牢牢地护住了裤裆。
战事停息后，我问：“那还有另一个特点呢？”
小牟答道：“这小子自己交待过，每天晚上他都要冒两股。”
小高抗议道：“瞎逑说了，谁告给你了？饿（我）说的是，只有在睡觉做好梦的时候才冒的了。”病友老刘是个中学音乐老师，刚才在围攻小高时把眼镜掉到了床底下，这时他趴在床底下一边摸眼睛一边用他浑厚的男高音插话道：“我说小高啊，你哪天早上不求我给你解梦？正常生理现象，为甚就不认了？”
大家重新坐定后，小高开始向我示宝：一只汽枪和一个粗制滥造的六弦琴。这是他两年来通过每天少吃一顿饭的方式攒钱买下的两个心爱之物。说话之间，他弹奏了一曲《叫大娘》展示才艺，边 弹边唱到：“叫大娘，你坐下，听‘饿’来说上两句知心的话，我说大娘呵……”
老刘在一旁给我解释：“这是一首山西的老民歌，民歌一般都和性有关，下一段的歌词就不堪入耳了。”
小牟的肝炎一时半会儿养不出个眉目，而他老爸从宣化炮校寄来的30块钱医疗费也快花光了，于是他决定在太原过完1969年的春节就回山。我们约好：等我春节后从北京返回时，我们在榆次县城会合，然后一起回村。
在小牟回村之前，小高要尽东道主之谊，但因其过于穷酸，请客吃饭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扛着汽枪，揣了一个医院发的窝头，拉着老刘一起陪小牟去逛迎泽公园。那时太原有三个“迎泽”：迎泽大街、迎泽公园、迎泽牌香烟，只是从来没有迎来过毛泽东。
他们三人原准备转一圈打几个麻雀就算了，未料在公园一隅有了意外发现。
那里有一个被铁丝网围住的狗圈，圈门大开，有一条巨大的德国牧羊犬带着三只毛茸茸的小狗在圈外晒太阳。这三只小狗长的极可爱，它们的耳朵不象母亲一样直立，而是半立半耷拉的，一身黄毛金光闪闪，唯独耳朵尖和小嘴是黑色的。小东西们刚刚能够行走，身体软软的，发出的声音细小的象老鼠哼哼。小高说：“肯定这条德国的狼狗被咱山西的黄狗‘歹’过了，要不这些狗崽不会长成这样”。老刘说：“中西结合，杂交优势，这些小狗应该不错。”小牟怔怔地看了一会，眼镜片后忽然闪出一道贼光：“哥儿几个，帮我偷一只带回山上去怎么样？”。
三个病友一拍即合，并且迅速进行了分工：
老刘负责放风和掩护，用他高亢的男高音练歌，以便遮盖狗圈里的声响，万一狗的主人回来，他还要用敬烟聊天的方式把他拦住；小高负责把大狼狗从小狗崽的身边引开并控制起来；小牟呢，负责挑出一只最好的小狗抱起就走！
看看四下无人，三人开始行动。老刘由低转高地拔了几声嗓子，然后开始引吭高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小高掏出怀里的凉窝头，自己先啃了一大口，然后把剩下的一分为二，一半交给小牟，自己把另一半掰碎，一块块地抛向母狗。在人还不能完全吃饱肚子的当时，窝头对狗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母狗看看地上的窝头，看看小高，又看看自己的孩子，犹豫片刻，终于起身沿着小高抛洒碎窝头的轨迹一步步向狗圈里走去。在进入狗圈大门之前，它忽然停住脚步回头看看不远处的几个孩子，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
小高趁热打铁，把剩下的一块最大的窝头一举抛向狗圈的纵深处。
母狗一念之差，迅速扑进圈里，看来是想快速获得食物，然后尽快返回孩子们的身边，可惜为时已晚。
说时迟那时快，小高果断而敏捷地关闭并扣住了圈门。母狗不再理会那块窝头，转过身来猛扑圈门，一边狂吠一边跳跃。与此同时，老刘的歌声变得更为高亢，与狗叫声交响呼应，安静的公园突然变得分外热闹。
时间紧迫，藏在附近一棵大树后的小牟突然闪出敏捷的身影，扑上去一把揪住一条小狗的尾巴拎将起来，小狗一声尖叫，小牟立即扔下又去拎另一只，又是一声尖叫。到他拎起第三只小狗尾巴的时候，那小狗不但不叫，还在空中扭头看了小牟一眼，象是在和他打招呼。
“好狗！”小牟一声喝彩，当下把狗揣进怀里，大喊一声：“同志们，撤！”
三人没跑出几步，身后传来一生嘶哑的吼叫：“干逑甚了？站住！”
他们下意识地停住脚步，回头一看，原来是公园的一个值班老头追了上来。三人交换了一下目光后，小牟和老刘拔腿又跑，而小高则慢慢转过身来，拉下一脸横肉，单手举起汽枪指向了老头。文革中，太原的造反派和流氓是两只同时发展壮大的大军，在抄家和打人已成为社会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时候，伤一个人和抢一条狗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此时断无道理可讲，唯强弱决定胜败。在小高凶象毕露的威逼下，老头骂骂咧咧地停止了追赶的脚步……，就这样，耶娄加入了我们的上山下乡行列。
抢狗后第三天，小牟打点行装离开太原返回了榆次县城。当时没有电话联系，我在北京探亲时给他写信约好在榆次火车站碰头的时间。因为没钱住旅店，小牟抱着耶娄在榆次火车站的长椅上混了一宿。
天亮时分，我乘坐火车到达榆次。我和同村的插友张振国一下火车就看到了接站的小牟和他怀里的耶娄。耶娄好像和我有缘，抱过来时一声也不吭，只是用小黑鼻头到处闻。它的鼻子还没有长起来，脸有些平，时不时伸出舌头迅速地舔一下自己的鼻头，毛茸茸的小身子传递给我一股软软的温热。但周围只要稍有响动，它就立即从我的怀里立起小脑袋，用清澈发亮的一对大眼睛四处张望，显得警觉而可爱。
1969年初，榆次县城的两大群众组织“红晋中”和“一把火”正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双方均以革命和真理的代表自居，都把对方归类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阵营，说理讲不清楚时，就磨刀擦枪地想消灭对方。武器、兵力、作战方案都准备完毕，一个火花就能擦出一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准战争。号称“一条马路一个猴，一个警察把两头”的小小榆次县城内布满了街垒，泾渭分明。两派的高音喇叭不停地相互发表着“最后通谍”，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工人在路上往返穿梭……除了石太线的火车没有停驶，一切通往榆次的公共交通都中断了。我们没有财力也没有胆量在榆次停留，只能抱着小狗耶娄徒步回山。
从县城去杏林塔村要走80多里的山区公路，以我们的体力，这段路程虽然艰难，但空着手走一天还是可以拿下的，但背着行李就是另一回事了。小牟随身背着全套的住院养病家当，我和振国则都提着沉重的旅行包，里面装满从北京家人嘴边揩下来的大米、挂面、猪油和一些打发日子的闲书，在这种情况下长途跋涉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出榆次县城时，因为武斗中有一派沿途设卡，我们必须常常绕路走农田，遇到拦截时，还要费很多口舌解释我们的北京知青身份，以及坚决拥护对方革命路线的立场……一来二去，走到离县城不足三十里地的长凝公社时，天色就擦黑了。我们只能在那里住下。
在大车店住宿的费用不菲，一人要花一块钱，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任何收入的人来说无疑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但大家已经精疲力尽，加上小牟还有肝炎病在身，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
白天的一路上，耶娄都被我们塞在一个背包里，露出一个小脑袋左顾右盼。在大车店里过夜时，我们把它放在地上。睡到半夜，我们听见它吱吱地尖叫，开灯一开，它正靠着一面空墙上抬头站立着，两个前爪搭在墙上不停地抓着，显然它是想上我们的炕，但是看错了地方。我们一起大笑，振国跳下炕把它抱起来，然后和耶娄一起钻进了那油光光，硬邦邦的被窝。刚躺好，他突然发一声喊，随后一屁股坐了起来叫道：“我操！”我们问他怎么了，他愤怒地说：“丫嘬我老二……”。
耶娄自从离开了它的母亲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瞬间断奶。我们无法给它找到任何代奶食品，只好采取我们吃什么它吃什么的做法。喂食时，需要把那些河捞（用玉茭面压出的面条）和小米饭团搞得稀碎，再兑上一些温水搅一搅，用一个小罐头盒当它的餐具。好在它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极强，在从太原回山上的三天时间里，只拉过一次稀，蔫了半天，以后就一直很活跃。
第二天赶路，我们偶尔把耶娄放到地上，让它学着跟我们跑。耶娄分外兴奋，一落地就撒欢。小牟对它说：“瞧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农村的空气多好！老呆在太原守着你妈，不变修才怪。同意就摇摇尾巴！”耶娄闻言后赶紧把小尾巴一阵紧摇，表示十分认同插队落户的伟大意义。
上山之前，振国找到一条红布带给耶娄系在脖子上，这一个小小的装饰使耶娄显得格外乖巧和顽皮。我们进村时，知青和老乡一片欢呼，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带来了开荤的食品，也因为可爱的耶娄的到来。
在杏林塔村的知青点建立后不久，大家都有一个不好的感觉：随便去哪个村，总有一些咄咄逼人的柴狗窜出来拦路，险象环生，因此大家都希望拥有一只属于知青集体的狗，即是卫士，又是个伴儿。如果不是这样，小牟也不会冒着被迎泽公园管理处打成“坏分子”的风险去偷狗。
耶娄在众人的围观下有些不安，谁碰它都不让，就是吱吱地叫着往小牟的身后躲。可能就从小牟在迎泽公园拎起它的尾巴对视的那一刻起，它已经认定了小牟是自己的主人。
就此，耶娄陪同我们插队的生涯开始了。不同的是，我们最终悉数离开了曾发誓扎根一辈子的杏林塔，但耶娄却再也没有回到城市……
在石圪塔公社庆城大队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向阳的梯田山坡，共110亩地，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建有几幢土房，这就是我们插队的村子杏林塔。
杏林塔是一个自然村，在行政上隶属于四里地以外的寨洼生产队。这个村子以前叫高家庄，鼎盛时期曾经有十多家高姓农户。因为地处偏僻，水源缺乏，住户大都迁走了，最后只剩下了两户人家5口人：一家是三大爷三大娘外带一个10多岁的小外孙，另一家是四大爷四大娘。四个老人都年近70了。
因为5人不成“庄”，当地人就依据满山杏树的存在而把村名改成了“杏林塔”。这倒是一个挺有文学品味的名字，但杏林塔无塔，“塔”字因何而来，着实让人不得要领。经过一段研究，我猜测杏林塔的原名可能叫“杏林沓”。沓者，绵绵不绝是也，纷沓而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山里人称山坡为“山沓”，这到正好符合杏林塔这个大山坡的特点。至于是谁把“沓”字换成了“塔”字，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一字之变，把这个地名变出了一派诗情画意，不可不谓神来之笔。至今振国还把自己的网名定为“杏林知青”。
这样出彩的地名在石圪塔公社甚是罕见，各村的地名一般都很土，最恐怖的要属一个叫“狼窝”的村子。村里有个北大附中的老初二学生给家里写信，不留神把睡土炕写成了“睡土坑”，信寄到家里后，她老妈泪流满面：可怜的孩子啊，钻进石疙瘩堆里不说，还被安排到狼窝，睡进了土坑……
知青点的建立，给杏林塔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注入了活力，我们的自定位是“扎根农村改天换地”，而县安置办（后改为知青办）的设想则是为我们这些北京无法安置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我们既无资产也缺乏知识）提供一条阶段性出路。
耶娄上山时，杏林塔的北京知青集体正处于兵强马壮的鼎盛时期。男女生共10人，家庭出身分为革干（只是尚未解放）、革军（但属于起义人员）、职员（有严重历史问题）三类；政治立场分极左、中左两类，无一“落后分子”。这也难怪，在那个年代不激进就属于放弃。那时我们刚插队的新鲜劲还没过去，大家每天清晨出工前要集体列队向一个印在铁皮上的刘春生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做早请示，晚上要在煤油灯下例行一小时政治学习，其间就是人人拚尽全力的原始劳动。
我和耶娄在梯田地头的合影
进村后，耶娄在一段时间内曾经特别地得宠，这个抱那个逗，它晚上睡在同性别的男生宿舍屋内，吃东西享受专门给它加工的狗食。但时间一长，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开始享受山区狗的一般待遇：睡在门外，吃剩饭，喝刷锅水。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对耶娄基本生活的关注始终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因为大家都把它认同为是知青点的一员。
耶娄是不拿工分的“社员”，在我插队的日子里，它没有一天不和我们一起下地。
耶娄对这个集体的最主要识别就是语言。它对北京话的领悟能力很强。我们谁都没有刻意去考虑过对这条小狗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对人怎么说话，对它就怎么说话。
很快我们就发现，它几乎能听懂我们发出的一切指令。也许是爱屋及乌的原因，它对所有说北京话的串门做客的知青也非常友好，甚至能执行客人们的一些诸如“过来”，“握握手”，“趴下”，“打个滚”之类的指示。但如果是说山西话的人来，它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小的时候是不搭不理，长大了一些后，听见说山西话的就叫。它也不咬人，就是拦住进村人的路猛叫一个点，胆小的老乡不敢前进，只好用比耶娄更高的嗓门呼叫我们的名字求救。北京人在称呼好朋友时，喜欢用名字里的后两个字，而山里人习惯则喜欢叫人名字里的前两个字，所以经常回喊着知青点当家人牟新艇的山西名字“牟新！牟新！……”于是耶娄的存在就起到了杏林塔小村的“传达室”作用。每次只要听见它连续吠叫，我们就知道有人上山了。
耶娄很清楚它的主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它无条件地忠于这个集体。
我们出工时，它一定在前面领跑，如果跑了一段后发现我们改变了行走线路，它会立即掉头返回跟上队伍，在新的路线上继续领跑。我们在田间干活时，它有时会趴在地头睡觉，有时会专注地在地上刨小坑，有时会自寻快乐，发疯一样地绕着一个无形的的圆一圈圈地狂奔。
知青们都很喜欢耶娄，其中尤以振国为甚。他经常在晚饭后带着耶娄散步，有时他会突然狂奔起来，引诱耶娄跑到他前面，然后自己再藏在某一个地方让耶娄调转头找他。我们的厕所是用石头搭起的两个靠在一起的露天茅房，石头垒到半人高，男女生各用一个。茅坑是一个积肥用的大缸，上面搭两块大石板，中间留一个细长缝。耶娄被我们训练得再饿也不吃屎，但振国拉屎的时候喜欢把耶娄叫去做伴，一边拉屎还一边对它喋喋不休地聊天，话题通常离不开对北京小吃的回忆，油饼、爆肚、豆汁……不一而足，他承诺耶娄，哪天如果它也去北京，一定请它去家里好好撮一顿。耶娄呢，总是一声不吭地耐心地等着他完事，然后陪他回屋。最开始大家不知道振国有这个拉屎带狗并在茅房里开展精神会餐的习惯，男厕隔壁的女生在出恭时听到振国的絮叨，还以为他想家想出了毛病，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对狗弹琴”。
有时耶娄在振国逗它的时候会突然侧仰身倒地，四个小爪子佝偻着，这时振国就会心领神会地轻轻地撸它的小蛋子，此时耶娄的样子好像很受用，一动也不动地躺着。这种情况如果被个别女生赶上，她就会说声“流氓”，然后赶紧躲开。也不知道这个“流氓”到底说得是耶娄还是振国。
不过，振国逗耶娄也有过渡的时候，揪尾巴滴溜是常事，最过分的一次是他想试试耶娄的舌头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在逗它把大舌头伸出老长时，猛然抓住舌头往上提它的身体，搞的耶娄“吱”的一生尖叫，挣脱后立即逃走，事后一整天它都躲着振国。振国叫它，它不动，就拿两只大眼睛看着他，那意思象是在说：“少来吧，你个变态的家伙……”
在我们开会的时候，耶娄喜欢列席参加，卧在地上一起听小牟念两报一刊社论和我们的斗私批修发言。听的无聊了，它就前肢贴地，屁股高耸起来仰头打个打哈欠，然后独自到门外溜达一会再进来听会。
我们下山去公路边的庆城大队办事时，耶娄总要一路小跑地跟队出发。在有的人下山，有的人留村的时候，它的行动选择就很明确：谁下山跟谁走。在封闭的杏林塔，它象孩子一样渴望走出山去开眼凑热闹。
耶娄小的时候，跟我们下山是有风险的。我们插队的那一带村村有狗。农村狗往往具有强烈的排外意识和攻击性，又承担着为那些除了家务和房事以外没有任何业余生活内容的主人严守大门的保安职责，和异类开战时这些狗绝非点到为止，下口又狠又黑。作为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豢养的幼小的耶娄一旦进入这样的环境，可谓险象环生。在耶娄跟随我们左右的时候，它们不敢贸然攻击，但当我们参加诸如评工分、政治夜校等会议而必须让耶娄在外面自处时，就是它最危险的时候。耶娄除了在“战斗中成长”以外，别无选择。
在遭遇攻击时，耶娄一般先要和那些身形巨大的成年柴禾狗对峙一段，皱鼻呲牙地从嗓子里发出低沉吼声，在敌视的气氛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双方就象约好了一样骤然扑向对方，咬成一团。耶娄在半岁左右的时候很难在争斗中占得上风，但狼狗的遗传使它天生具有一种勇猛善斗的特质。它不求扑倒对手，只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咬住一处就不再松开，通过这种“两伤战法”给对手造成心理恐惧，达到以小搏大的最佳效果。
当我们在其它村子里办完事情要回村的时候，只要一声呼唤，它不知从那里会突然冒出来，从来不用我们去找。起初，突然出现的小耶娄经常身上挂彩，让人看着心疼。但随着它的长大，这样的情景越来越少了。适者生存的法则在耶娄身上得到体现，它一步步地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上山后的第二年，耶娄长成了一只漂亮而威风的大狗，食量也逐渐增大。在每人只有一份固定口粮的条件下，我们自己也刚够糊口，要维持耶娄的“温饱”并非易事。为了填满它的肚子，知青们给它的食物通常只能维持它一个“水饱”。
每天开饭时，我们一人抱一碗混着山药蛋的小米饭，坐在厨房的屋檐下往嘴里紧划拉，耶娄就立坐在我们面前等着吃土豆皮。如果在一个人面前等一段时间后没有太大收获，它就起身到另一个人面前，可怜巴巴地卧在地上再等。等我们吃完饭后，负责厨房值日的人在带锅巴的饭锅加入一瓢水，刷一阵后将刷锅水倒在耶娄的食盆里，然后一声呼唤：“耶娄！”，这时它就会象离弦的箭一样嗖地窜向厨房，咕嘟咕嘟地一口气把一盆刷锅水喝得精光，眼看肚子渐渐大起来。再随我们下地时，它就会不断地跑到树边去翘起一只腿撒尿，肚子又渐渐地变小。
图中耶娄正在等待吃我抛出的土豆皮。在我们知青勉强能吃饱肚子的时侯，“知青宠物”耶娄的饭食只能是刷锅水。在后来的多少年里，每当我看见这张照片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饥饿中的耶娄曾经犯过一次严重的“错误”。有一次寨洼生产队杀羊，全队计划分配。我们得到了五斤羊肉。在一年只有一斤菜籽油，肉蛋全无的环境下，这五斤羊肉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和关于肚腹感的无尽遐想。下午在地里秋收时，我们一直在讨论如何享受这块羊肉，是红烧还是清炖，是一顿干掉还是两次享受……
晚上收工回来，我们惊愕地发现羊肉不见了！厨房的门是紧锁的，窃贼唯一能够进入的通道只有窗户，而不下地劳动的两个老大娘不具备爬窗的身手，唯一可能作案的只有耶娄。为了破案，我立即高呼“耶娄”，连喊几声才见它现身。
此时的耶娄形象相当猥琐。它四肢贴着地，头低垂着向上翻着眼睛，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们，尾巴还夹着，一步步地迟缓地靠近我们，那肚子圆得像怀了狗崽，胖得几乎脱了型。不用说，就凭这付嘴脸就是它干的！为了不冤枉一条好狗，也绝不放过一条坏狗，振国俯身抓起耶娄的前肢闻了闻耶娄的嘴，然后猛地把它一摔：“妈的，满嘴羊膻气！”
一顿到嘴边的盛宴让耶娄全部独享，杏林塔的小村里立刻炸了窝，盛怒之下，我照着耶娄的屁股一脚踢过去，把它踢得在地上连翻两个滚，接着“吾娘吾娘”地哀嚎而去，振国还要追打，但无奈两腿赶不上四爪，追了一阵到底还是让它跑了。
在接下去的整整一天里，耶娄都不知躲在什么地方不敢露面，直到我们气消了以后才敢现身，接着去喝它的刷锅水。
三十多年后，杏林塔的老知青在聚在一起时说到那次到了嘴边又被耶娄抢走的羊肉大餐还是嗟叹不已……那次是我们对它最严重的一次惩罚。在当代中国人开始为营养过剩造成的疾病忧虑时，在城市的宠物狗吃罐头、坐电梯、穿衣服的今天，回想一下长期以刷锅水为生的耶娄犯这样一次错误还是应该原谅的，毕竟那是耶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大开荤。
耶娄对我们的忠诚不仅表现在不离不弃，还表现在护卫我们的自觉性上。带着它出门走夜路，我们从不担心会有狼群或“阶级敌人”偷袭。路上一旦有风吹草动，耶娄会立即停住脚步，喉咙里发出一阵低吼示警。这时我们就要用手电筒向四周照射，再舞动着手里的榆木拐棍，胡乱装当地人吼上几声山里常用的几句粗话虚张声势，之后看见耶娄又开始跑动了，我们就踏踏实实地继续赶路。去别的村子办事，有耶娄保驾，我们也不再担心突然有恶狗扑上来。用振国的话说，这叫“对立面转移”，此时那些柴狗们的攻击对象已经变成了耶娄。而随着耶娄战斗力的不断提升，柴禾狗们对从杏林塔下来的这支队伍也只有“敬而远之”。
属于“极左类”知青的北京七中的老初三女生赵力学过几手针灸，她曾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每天下工后跑到几里路外的寨洼村，去给一个偏瘫的孤寡老大妈扎针。我们下工时间以日落西山为准，吃过晚饭后再出发自然是漆黑一片。在这种情况下，赵力要在深山里往返，百分之百的安全自然是无法保障的，毕竟那一带山里常有野兽出没。于是，耶娄就责无旁贷地成为了她的贴身护卫，天天跟着赵力跑夜路，直到那个老大妈的身体见好。到后来，老乡们如果看见赵力一个人在山里走动而身边没有耶娄，就会觉得别扭，好像赵力的形象由此变得不大完整，一到这种时候他们就会问赵力：“凿俩（赵力），怎地就不见外（那）牙漏儿相跟了？”。
我在下乡之前当过一段时间的“文革逍遥派”。当时北京的“老红卫兵”一族已经堕落到打架、刷夜、拍婆子的一群顽主，我不大愿意和这些准流氓为伍，而军宣队进入中学后的“复课闹革命”又不教学生什么东西，老是政治学习。百无聊赖之时，我集中精力练了一段时间摔跤。最拿手的是“得和乐”和“大变脸”。
“得和乐”就是在两人对面臂膀相搭时，用左脚轻击对方右脚，同时使双臂把对方的上身向左侧引导，当对方向右用劲以保持身体平衡时，再突然用右脚绊住对方左脚，胳膊上加劲把对方上身向右侧狠拉，用借力打力的原理使对方向右倒地。
至于“大变脸”，则对力量和速度的要求更高，在对峙时，你需要首先造出一些假象转移他的注意力，寻机突然向左转身，把右腿插到对方整个身体的左侧，右臂搂住对方的脖子，用右手和右腿的力量向左侧加力，将对方仰面朝天地摔倒。就这两手我练了足足三个月，曾经被人家摔的鼻青脸肿，但最终还是练出了些门道，摔倒很多“逍遥派”里的练家子，其中不乏跤场老手。牟新艇对我的这手技艺评价为：“会两手流氓跤”。
在村里，我们知青没事时也愿意比划两下“流氓跤”，耶娄明白我们在玩，只是在一边蹦跳喊叫，象拉拉队一样给双方加油。谁赢了，它就围着谁身边跑来跑去地摇尾巴讨好加鼓励。
寨洼小队的农民们也喜欢摔跤，他们凭的就是一股憨力，干起来的时候又拉又踢，最终总是力大者为王。他们管摔跤叫“夺跌”，因为都知道我能“夺”两下，来杏林塔干活儿时就挨个向我挑战。每次开战之前，他们都要嘱咐我们知青看好了“牙漏儿”，就怕耶娄上来助战。这时，振国就得仅仅地抓住耶娄，并且告诉它：“别他妈乱动啊，这叫拔份儿，可不是打架”。
在我逐个击败了寨洼的众多“夺跌”高手之后，（其中包括牛犊子一样强壮的生产小队长秋生），终于引得寨洼第一力士“大包”现身挑战。
“大包”复姓宇文，三十锒铛岁，一身腱子肉，两条胳膊象铁棍一般黑粗硬。因为他后脖梗上有一个巨大的脂肪瘤，于是振国就参照《隋唐演义》中的隋唐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的名字给大包起了一个四字名，唤作“宇文大包”。
那大包迟迟不卷入战事，盖因他那寨洼第一夺跌高手的名头不能轻易折损。直到寨洼村各梯队的夺跌人才都被我撂倒后，他才大剌剌牛哄哄地找来我“夺”。他很清楚，这时若夺输了，不算折毁名头，因为在他之下的寨洼力士们都不是我的对手，他输了不算“载”，而一旦夺赢了，他的王者地位无疑会更为稳固。
我响应大包的挑战是经过考虑的。山里人夺跌有两大优势，一是死力气大得惊人，只要让他抱紧了，你就挂定了，连喘气都困难，真不知道他们的婆姨们晚上是怎么承受这可怕拥抱的。再有一个就是敢下辣手，堪堪不敌之际，他们会猛攻你的下三路，一把揪住了你的中央要害部门就不放。在他们之间的夺跌获胜者，往往就是先抓住对方命根子的那个人。我在和他们的较量中，特别要注意防备被贴身抱死，另外还得时刻注意“挡中央”的大事。只要这两点做到了，剩下的就是发挥技术优势，借力打力，尽快解决战斗，一般情况下我一分钟内就能搞定对手。
和大包的较量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论力气，这家伙大我至少一倍，要是让他攻成了下三路，后果“那是相当严重”。
回想起来，那次较量确实有些惊心动魄，干活的田头被我们俩摔得暴土扬尘，我要特别防备他贴身攻下三路，不敢贸然进攻，鏖战了快10分钟仍分不出胜败。这时耶娄突然坐不住了。它可能是担心我的气力已然不支，趁着振国呆看赛况之际，猛然挣脱他的桎梏，飞身扑跃上来，旗帜鲜明地一口就咬住了大包的裤脚，当下把大包扯了一个大咧蹶。在场的农民一起大呼“牙漏儿”！“这块孙子”！都以为大包被咬住了小腿脖子。大包受到突袭，他家的大狗赛虎立即挺身而出扑向耶娄，两条狗当下战成一团，双方费了好一阵气力才把它们分开。耶娄好像愤懑难平，在振国抓住后脖子的情况下向大包和赛虎狂叫不止。
大包见耶娄只是拉偏架，并没有伤人的意思，炸着两个黑膀子又和我厮杀。为了防止耶娄再帮倒忙，加上我的体力确实耗得差不多了，我决定速战速决，再绞到一起时，我抓住大包只虚晃了一下，随即使出了“大变脸”绝活儿。
在我的突然发力攻击下，大包在瞬间失去了身体平衡，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倒地时两条大黑腿竟然荡在空中。寨洼第一力士的惨败，是寨洼“广大贫下中农”极不愿看到的结局，一时间都傻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杏林塔的一群人却突然爆发出一片欢呼。我们村三大爷的外孙爱狗本来是大包的外甥，这时却坚定地站在了本村知青的立场上，他冲着大包高呼道：“散纠纠（三舅舅），你咋地就叫人家位移（维毅）摔成这地块逑朝天的样儿啦！”。
“战事”刚一结束，耶娄又扑了上来，这次他不再理睬大包，而是围着我又蹦又跳，显得既高兴，又有几分骄傲。我想他可能在说：“真行，不用我帮忙你也能给咱知青争这口气！”
这次摔跤的经历告诉我，要是我遇到点什么事儿，耶娄是一定会挺身而出的。
……
在知青拍摄“骑士照”的时侯，耶娄自动扮演随身护卫。墙上的标语彰显着我们“走一辈子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决心，我和牟新艇刷这条标语时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因为口号中并没有排斥返城务工的可能。
艰苦、贫乏、封闭的生活逐渐磨蚀了杏林塔知青的“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热情。从1969年开始，知青点的领导人物小牟被病退返城，一个部队高干的女儿无声无息地被家长办回了北京，一个“黑帮” 出身的“老高三”女生看破红尘，在回京探亲时上吊自杀，另外两个男生也去了条件比杏林塔稍好的生产队。
村里剩下的几个人因为利益纠纷，加上互相看不上，终于决定分家，一个集体按男、女分成了两家过日子。
在分家的日子里，我和振国合伙。而我们的共同伙伴耶娄则成为连接两个“家庭”的友谊纽带，它分别要陪两个“家庭”的人下山打醋买盐取报纸，也要在两个“家庭”之间跑来跑去找东西吃。知青点的分裂，给耶娄带来了一些实惠，至少它的进食机会成倍增加了，刚在这家喝完刷锅水，那家就又在吆喝“耶娄”去喝了。
1970年春节前，我和振国分到了全年的小麦，一人七斤，碾成了十多斤白面。分家单过的地位，赋予了我们对物资的自主支配权。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务实观点，我们决定足足地吃上两天白面，剩下一年的日子就靠粗粮打发。我们烙了2斤一张的白面大烙饼数张，一顿饭一人干一张！那两天耶娄完全失去了去女生宿舍“就餐”的兴趣，就围着我们男生的锅台转。看来狗类也喜欢细粮。
在艰苦、清贫、寂寞和看不清未来的杏林塔岁月里，团结终归是需要的，我们渐渐感到分成两家过不是个办法。1970年夏季，两家人决定重新合并到一起。合并之日，耶娄很是兴奋，在男女生宿舍之间串个不停。它无疑感受到了在知青点里“统一大业”的实现，因为它看见我们这帮人又都为一个水缸挑水，有在一个锅里舀饭了。两家合并的那一天，耶娄享受了一次久违的干饭待遇，以后又继续去喝它的刷锅水。
在杏林塔的日子里。没有耶娄是很难想象的。
每天早上我们只要一打开房门，都会看见它趴在门口。一看我们开门，它总是先快速地抖动一阵身体，甩一甩身上的冰霜或露水，然后围绕在我们身边跳来跳去地问候早安。
我们每次外出而必须让它留守时，无论我们回村多晚，耶娄都能在几里地以外就发现我们，然后飞奔下山迎接我们。有时女生们在夜间上山时，会被月光下一声不响连蹦带跳扑过来的耶娄吓的连声尖叫。
几次春节前夕，村里的知青都会因回北京探亲而走得光光，这时我们只能把耶娄交给四大娘看管。这通常是耶娄最悲惨的时候，因为它和当地老乡从不亲近，四大娘给予它的刷锅水自然也就更为接近水的含义。所以，每当耶娄看见我们换上光鲜的衣服，开始收拾手提包时，它会格外殷勤地不离左右，好像已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分别。而且它每次都要跟着我们跑上七、八里山路，一直把我们送到公路边，直到目送去榆次的班车开动之后，才慢慢起身独自回村。那时榆次进山的班车是解放牌畅蓬大卡车，我站在高高的卡车上能看着耶娄远远走在河滩地上的金黄色身影，它是在独自返回杏林塔。显然，那个人来人往的知青点已经被它认定为是自己的归宿。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家在城市，只有耶娄把杏林塔当家。想到这里，我心底就不禁溢出一丝伤感。
随着招工的开始，知青们一个个地离开了杏林塔。走到最后，村里只剩下了女生赵恬一个人。由于集体户的不再存在，她被调到了附近的寨洼生产队，耶娄也由此跟着她离开杏林塔，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
从跟随一个热闹的集体到跟随一个主人，耶娄显得有些失落，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天欢蹦乱跳。但是，它仍然只认说北京话的人，仍然和寨洼的老乡们保持着距离。为此，老乡们说它是“别静（北京）学生狗”，架子大，不愿意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都不大待见它。
振国和耶娄在一起。振国插队时总穿的破烂不堪。离村当兵一年后，他穿一身国防绿军装回村，知青们老远看都认不出是谁，只有耶娄能在百米之外认出振国，并一声不吭地猛窜上去和他亲热，当时耶娄两只前爪腾空而起，身子几乎直立，完全是在拥抱振国这个久违的主人。
1974年，我和已经参了军的振国一起去寨洼村故地重游，那时女生赵恬还在村里，我们刚一进赵恬住的窑洞，耶娄就从外面跑了进来。它的身体比以前显得更为强健，金黄色的毛皮还是那样夺目。一年多不见了，耶娄居然还认识我们。也许，它根本就是因为闻到了我们的气息才赶过来相聚的。
它没有象以前见到我们从北京回山时那样欢快跳越，用前肢和我们握手，而是轻轻地摇着尾巴，把脸放在了我们的腿上久久不愿意离开。
我无法想象它的心理活动，但能感到它明明白白地在传递着一种情绪，是哀怨还是类似于人类的饮泣？我说不清楚。我猜想它也许在问：你们为什么把我带上了山，又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我？
那天，振国和我分别抱住耶娄的头亲了好一阵。在榆次聂村当兵的振国没有再向耶娄吹牛要请它到北京撮爆肚，只是拿出专门给耶娄准备好的太谷饼（当年在榆次地区档次极高的一种无馅的。粗细粮混合的甜面饼）默默地掰给它吃。面对这样一个无言的朋友，我们该如何解释必须离开它的原因呢？
来自北京25中的张振国后来被分到榆次县蔬菜公司卖菜，低水准的回归了城市。他离开杏林塔之前，我们专门换上了没有补丁和破洞的衣服照了这张相。振国喜欢把手指放进耶娄嘴里的不良癖好在这张照片中得到证明。我们的身后就是杏林塔的百十来亩梯田。
1974年的年底，赵恬被招工去铁三局，原杏林塔的最后一个知青也要告别耶娄了。赵恬把5岁的耶娄托付给了当地另一个山区生产队（小石拐生产队）的女生杨榆年，她是全大队最后一个还没有返城的北京知青。
赵恬要走的那几天，耶娄不吃不喝，不声不响，她走到哪里，耶娄就跟到哪里，几乎寸步不离，它显然已经感到这最后的一个杏林塔知青朋友也要和它告别了。赵恬要下山离去时，耶娄把脸贴在她的腿上不愿离开，嗓子里发出一串串低鸣，那样子让赵恬难受的眼圈都红了。就象每一个知青返城就业时一样，耶娄把赵恬送到了公路边，目送着她上了汽车……
第二年，杨榆年也返城了。庆城生产大队里的北京知青就此宣告悉数离开。在这种情况下，耶娄与知青为伴的生活也走到了尽头。没有办法，没有一个知青可能带上一条狗到城市里的工厂或学校报到。
后来我在见到杨榆年时，马上问起耶娄的情况。她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
她说，她把耶娄交给了村里的老乡。因为耶娄只认北京知青，老乡们无心收养，决定杀了它吃肉。杨榆年在无奈之下提出了一个条件：“你们如果杀耶娄，千万不要让我听见它的叫声”。
但是，在老乡的屠宰过程中，杨榆年还是真真切切地听到了耶娄发出的，也是唯一的一声惨叫。杨榆年不是杏林塔知青，对耶娄的感情和我们无法相比。尽管如此，她说，耶娄的那最后一声哀嚎让她难忘。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沉默了，但在不知不觉中眼睛已经湿润。我们知青插队生活的终结，也成了耶娄生命的终结。贫下中农给予我们知青的最后一次教育，是不能浪费一切具有实用价值的生命，哪怕这条生命对知青们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耶娄尸骨无存，只有他的皮毛继续发挥着作用，被一户贫农人家垫在炕上御寒保暖，支撑他们的房事。这，就是耶娄——我们杏林塔知青共同朋友的生命结局。
三十多年后。我和牟新艇、张振国和赵恬从北京开车重返杏林塔。自我们走后，杏林塔的四位老人相继去世，村里唯一的小青年爱狗去了平原地区的北田公社，因为他的父亲刑满释放回到了北田。
杏林塔村空了，土地退耕还林了，变成了一座野山。我们没能改造杏林塔，是杏林塔改造了我们。
知青走后和耶娄死后，杏林塔撂荒了。我们在杏林塔存在的意义，其实就是给城市腾出些地方，为自己搞一口小米吃。但我们当时却坚信是在为世界革命打粮。耶娄不懂这些人类的大道理，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它的命运只能和我们插队经历的起落紧密相连，同样是从城市到农村，我们付出的是青春，它付出的是生命。
当年的打谷场上长出半人高的薅草。而我们的知青宿舍被拆成了一片废墟。老乡们为取回土房子中其中唯一还具有使用价值的木头房墚，把村里的土房全部拆除了。
当年的山路已被荒草遮蔽，当年的梯田长满了野生向日葵，其间分布着林场工人种下的一个个巴掌高的小树苗。当年仅能够提供十多人饮水的泉眼，如今已经干涸坍塌。
在我们男生宿舍原来的土炕位置上，如今长成了一棵大树。我们在树下谈起插队的日子，自然也想起和这些往事紧密相连的知青“宠物”耶娄。
从国外归来的赵恬说：“我当年离开耶娄的那个时候，它那个样子就是在哭。”
报社社长牟新艇说：“我真想给耶娄写点什么。就是不知道什么版面能容纳得了它。”
中信公司的处长张振国说：“我一直想找到一条和耶娄长的一样的狗来养，但太难了。”
我说：“我不会再养狗。每当我看见德国人养的那些黄色皮毛的狗，我都会联想到耶娄。对我来说，不会有哪条狗能够带给我和耶娄一样的价值。”
在万籁俱寂的杏林塔荒山上，我们在清除掉一片荒草后小心翼翼地燃起了一堆篝火，用来告慰已经去世的两名杏林塔知青和四位当地老人。
在飘散的青烟中，我仿佛看到了那曾经和我们的青春相伴，并已伴随着我们的青春一起逝去的老朋友耶娄活蹦乱跳地跑了过来，它还是四爪并用地往我们的身上扑，那快乐的眼神似乎是在问：你们怎么才回来啊？你们怎么都老成这样啦？
在1988年前往德国留学，出国至今已经18年，但我从来不把自己称为“海归派”，而是“双根派”。这虽然是一个自创的概念，但目前中国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群体。同时在两个国家落地生根的人有条件成为两个国家交流的使者，但我的“主根”是在中国。祖国者，祖宗之国也。
1992年在柏林工业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后，我又做了半年科研项目。说得好听些这叫作“博士后”，说白了就是待业博士打点儿零活儿。待业结束后，我开始转向经商，离工科越来越远。我现在的这家德国公司是做特种机械设备的，不过我并不负责技术，而是负责管理。因为我酷爱文学创作，朋友们喜欢叫我“儒商”，而我自己只能把自己看作是“杂家”。因为我学的是工，经的是商，爱的是文，彻头彻尾的一个“杂耍”。
从很多方面看我都很另类。小时候学系鞋带时没人教，方法是自创的，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削水果皮和数钞票时手的操作方向都和常规相反，我凡事都使用右手，但打篮球时却只能用左手运球，投球却仍是右手，因为刚开始玩时没人教，自己琢磨这样做在进攻时有动作突变性，结果就成了这个怪样。我在“老三届”里的遭遇也比较另类，走着走着就脱离开原本属于自己的群体，一头扎进另一个社会圈子。不过，说到底我的经历还是没有脱离“老三届”的背景和基础。没有“文革”和插队的经历，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是初二的中学生，大批判、破四旧、大串连、复课闹革命……一连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激烈行为在两年内跌宕起伏，直到1968年，我才开始想到了出路问题。学习不再继续，就业没有可能，我面临的惟一选择是那块能够吸纳全部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广阔天地——中国广褒而落后的农村。
1968年8月，在毛泽东发动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之前的4个月，我自行选择了插队。我的目标原本是山西省榆次县黄彩公社的贫穷山村杜家山。当时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的女红卫兵蔡立坚已在那里竖起了一杆插队的大旗，吸引了四个热血沸腾的校友“哨聚山林”。
蔡立坚的事迹打动了我和几个“老初三”的红卫兵朋友，也促使我们把杜家山当作了插队目的地。当时我不到16岁，母亲反对我出走。于是我偷出了家里的户口本，一个人跑到月坛派出所销掉了自己的北京市户口。我留给父母一个纸条，假称当晚“护校”不归，然后带着一个柳条行李包去北京站登上了去山西的火车。此举诡秘，如当时有今日遍布京城的摄像探头偷拍到我的出走，定然是一副贼头贼脑的嘴脸。
由于全国性的大规模插队尚在酝酿之中，我们到达榆次县的时候，当地还没有开设“插队办公室”这一级行政单位。接待我们的是负责安排复转军人和大学生工作的榆次县安置办公室。“安办”的老赵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说：榆次县还有一个比杜家山更贫穷，更偏僻，更需要知识青年落户的小山村，叫作杏林塔。是选择杏林塔，还是杜家山，你们自己决定。面对这种选择，无异于今天的经理人面对改造一个低靡企业的挑战，我们为自己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艰苦去处兴奋不已。
很明显，榆次县不会再推出第二个杜家山式的插队标竿，我们这一去不仅不可能沽名钓誉，而且注定要付出更多，但在那种以奉献为社会主流观念的年代，我们选择了杏林塔。这是我第一次插队，这次插队用去了我4年多的时光。
德国人习惯把偏僻的地方称之为“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杏林塔就是这样一个角落。
在太行山页岩裸露的群岭环绕下，这里鬼斧神工地露出了一面被厚土层覆盖的向阳山坡，这就是杏林塔。山上并没有塔，却长满了各种杏树。入春时分，在村头望去，蓝天白云，杏花满山，芳草茵茵，群山奔涌，果然大气磅礴，令人荡气回肠。在今天，这里如稍加开发，必定是一个令都市人心驰神往的度假世外桃源，但在我们插队的时候，立足杏林塔却意味着与世隔绝般的孤独和艰辛。
这里只有两户人家共5口人，他们是两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其中一对带着一个11岁的外孙。由于地处偏僻，水源贫乏，这里的山民大都迁走了。为了拯救这100多亩即将撂荒的梯田，我们立志要在这里扎根了。依靠什么扎根?到哪儿去找对象?劳动所得能否养活自己?文化和精神生活从何而来?后代的前途何在?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非但没有像今天的青年那样做过丝毫职业设计和论证，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没两天，村里尚未坍塌的土墙上就被我们用大白刷满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走一辈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之类的豪言壮语。
杏林塔是一片没有任何现代污染的净土，这里不通电，不烧煤，没装有线广播，没有任何无机材质的垃圾，甚至连一张废纸都不出现，老乡们拉完屎就用土喀垃擦一下屁股了事。在这里的务农没有任何称得上是机械的工具，靠的就是体力。农具的铁头是从山外买来的，木柄则要自己砍树干来制作。这里连接外界的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半山腰上一个小土坑里渗出的地下水每天只能提供给我们10桶左右的生活用水。没有油，没有肉，我们的食品是自己种植的粗粮、土豆和少量蔬菜，绝对纯天然绿色食品，再有就是从山外买回来的一点粗盐、黑醋和花椒了。炒菜时，我们通常先把几个砸碎的杏仁投入热锅，锅里沾上一点油斑后再泼上一勺醋，接着菜就下锅了。不难想象，秦始皇时期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绝不会再比这里落后丝毫。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以后还会有招工返城或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大家无忧无虑，甚至为自己终于能走进贫困兴奋不已。为了改造杏林塔，我们纷纷写信动员朋友和同学来这里共谋大业，于是4个人的队伍很快扩展到了11个人，清一色的老三届，清一色的北京人，清一色的壮怀激烈以天下为己任。
我们曾经拼命般地从事着每天12小时的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就连在例假中的女生都要和我们男生一样挑起100多斤的谷物登山爬坡。我们曾经保持了一年之久的“早请示晚回报”仪式，天天早上面对一个印在铁皮上的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做集体顶礼膜拜。我们曾经在接到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消息后星夜排演节目，然后下山到附近的大村子去把已经脱得精光的农民们从土炕上喊起来，让他们看我们的宣传演出，一起分享我们在政治冲动下的特大喜悦。为了打破与外界的隔绝，我们每周都要数次爬上15里山路去生产大队领取县插队办公室给我们订的《人民日报》，然后一个一个地传阅那份当时只有四个版面的党报。人多报少，第一遍阅读只能轮流粗翻，然后才可能精读……
但是，时代使命感所激发的热情是需要注入能源的。新鲜感过后，知青们开始厌倦枯燥、艰苦、看不到未来的生活，世外桃源般的杏林塔开始令人窒息了。有门路的人回了北京，心眼活的人转到平原地区插队，剩下几个的人开始吵架分家……一个景山学校的高中女生早早悟透人生先走一步，在回北京探家时悬梁自尽了。
信息的贫乏和生存的艰难常常会销蚀人的激进心态，出于苦中取乐的目的，我暗中把杏林塔的几位形象虽无姿色却颇具特征的女生用漫画逐一进行了描绘。在知青集体出现纷争的情况下，这套漫画不幸落入众女生之手。在县知青办的领导上山为我们调节矛盾的会议上，女生们把这些漫画作为我破坏团结进行人身攻击的铁证交给了知青办主任老赵。老赵看完后竟连连首肯：“画得不错，都抓住了特点……”
1970年秋收时，我的母亲在北京去世。临终时，我家的4个在外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人只有两个守在她身边：从干校赶回来的父亲和插队的姐姐。而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哥哥和我都没有赶上见她最后一面。从这时起，我的生活中开始有了阴影，也开始诞生了寻找出路的念头，但接踵而来的是连续多年的挫折。
一年后，我所在的石圪塔公社征兵。当兵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当时最好的出路。为了能“混入”革命军队，我两次忍着钻心的疼痛撕咬开食指上的肉写下要求入伍的血书，因而连闯大队和公社两关，被送到榆次县武装部接受体检，但终因肝脾偏大而被军队拒之门外。接下来，有一个号称具有保密性质的军队通讯学校招生，县插办推荐我去上学，但当时的政审必须越过我的“革干”父亲而审查我的“富农”爷爷，政审没有通过，我被淘汰出局。
1972年初，北京的几所大学来榆次县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在面试后被列入北大地球物理系的招生“正选”名单。招生的老师走后，我回到山上就是一个等，一直等到大学开学也没有等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我才知道，黄彩公社的一个北京知青走了北大的后门，把这个本属于石圪塔公社的惟一一个北大的招生名额占有了。我被排挤出局，输得无声无息。
到1972年12月，我插队已经4年多了。当村里只剩下了两个知青的时候，我终于离开了杏林塔。当时父亲刚从中组部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分配到四川日报社工作，独身的父亲因身边无子女而把我调到了成都。
2003年，我在离开杏林塔31年后重返故地，发现那里已经荒无人烟，彻底地成为一座野山。知青的房屋如今只剩下一堵断墙，而在我当年睡觉的土炕处，如今长成一棵大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荒山能够倾诉，它一定会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激荡过一群北京知青的梦想……我们没有改造了杏林塔，但是杏林塔改造了我们。
一到成都，我就赶上当地“冻结招工”，一切就业的大门全部关闭。当时的社会没有自谋职业的概念和机会，我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或是在父亲身边当待业的“社会青年”，或是再次插队返回农村。
我在成都熬过了一年的待业生活，惟一能够参与的集体活动就是去街道团支部过组织生活，隔三差五地和几个成都的极左无业青年一起讨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改造自己”。我很烦这种无病呻吟，对他们说：“我既无资产，又无知识，这个改造和我无关，恕不奉陪。”我开始把自己关在家里系统地读书，并尝试报考大学，但1973年发生的张铁生“白卷事件”导致对考试招生方式的全面否定，而我作为一个待业青年又没有一个单位能推荐我上学，读书的希望再度落空。
为了排遣寂寞，我开始尝试写作，一年里写了不少关于插队的短篇故事，还完成了一本叫作《展翅太行》的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农村党支书和地主分子在政治上争夺插队知识青年的故事，立意、结构、文笔都相当笨拙，而且自己还完成了全部插图。
基于足够的自知之明，我的作品一篇也没有拿出去发表过，但这些幼稚的作品终归奠定了我后来写作的基础，对我来说，“虽丑犹荣”。
对插队生活的回顾和描写，促使我对4年多的插队经历一再反思，也终于让我下决心结束在城市的待业生活，重新投入到火热的“三大革命的斗争”中去。
1974年春节，父亲去江苏办婚事，终于使我有条件安排自己的命运了。我故伎重演，跑到派出所取出自己的城市户口，不辞而别地离开成都，第二次前往山西榆次县插队。当父亲在南京收到我的告别信时，我已经重新恢复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份。后来听说，父亲在读我的信时落泪了。
第二次插队，我选择了榆次县的另一个地点：东赵公社的大发大队。
大发是一个百十来号人口的小村，地处榆次县界的丘陵地带，以寿阳县为邻，村边就是石太铁路线，乡土人情和我第一次插队的石圪塔公社截然不同。石圪塔一带地处偏僻山区，民风淳朴，而这里的农民则见多识广，颇多心计。
村里有一个来自山西日报社的女记者蹲点，官居党支部书记。她的爱人原在晋中文工团做编导，“摘帽右派”的身份使他深感怀才不遇，于是索性也随老婆前来“陪蹲”，一举获得了一人之下百入之上的显赫地位。这两口子是东北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从军的经历，思想“左”得近乎极端，来到小小的大发村掌管起党政大权，自我感觉超级良好。他们属于插队干部，和我们这些插队青年相比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的户口和工职仍然保留在城市。为了迅速压制和打击大发的资本主义势力，两口子急需建立起一支亲信御林军，为此他们想到了一个绝招：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组成一支“走后门”到大发插队的知青队伍。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明的攻关措施。在上山下乡的意义逐步由扎根农村转变为曲线就业时，老一辈人把插队的孩子送到谁的手上是至关重要的。很久以后回想起来这段经历，我才悟出这两口子的良苦用心：知青们都是通过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关系投奔于女书记麾下，他们自然要把女书记夫妇视为自己的政治和前途的依靠。有了这种“族长”式的地位，书记夫妇调教和控制这群知青易如反掌。同时，通过接纳和关照这些年轻人，书记夫妇在榆次、太原、北京三地建立起了一个可靠而有效的社会网络，扬名造势和攻关逐利都变得游刃有余。知青们对女书记夫妇的依托和信任，使这两个中年文人在这个被他们称为“斗争极为复杂”的大发村里获得了协助他们开展阶级斗争的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卫队。
大发村前后来过40多个知青。有从榆次县其他公社转来的北京老三届，有从黑龙江建设兵团转来的北京知青，还有从榆次和太原来的中学毕业生，人员的构成远远比杏林塔的知青复杂得多。我是通过晋中地委的一个关系介绍来的，和女书记的渊源最浅。经过一年多的城市待业，我不愿再回到知青已悉数撤退的那个与世隔绝的杏林塔，而急于投身到一个有人群、有冲突、有挑战的环境。当听说大发村是一个当记者的女支书在领导农民们战天斗地，我对那里几乎是心驰神往了。
进村时，村里只有4个从太原来的知青，我是第一个北京知青。一到大发，立刻感到难以适应这个新环境。我和那几个“插龄”不如我，却先我而来大发的山西知青很难走近，共同语言几乎连一句都没有，而当地农民又远比山区的老农们难相处得多。说到底，以前的4年插队经历并没有给我提供多少涉世经验，我既不知道如何缩短和那些工于心计的农民的思想距离，也无法和那几个紧随女书记于鞍前马后的“山西派”知青成为朋友，同时我也不愿通过靠近和紧跟书记夫妇来打开被动局面，因为进村不久我就开始怀疑这对夫妇那种代表社会主义真理的自我定位。我能做到的是通过玩命苦干来争取周围的认同，再有就是“坚持原则”，把任何我认为不够正义的人和事统统列入我的对立面，对看不惯的事，开口就顶。70年代初的时尚是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倡导“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个人得失和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相比，自然微不足道。
这种自我定位无法获得正面效果，我既没有得到农民们和“山西派”知青的接纳，也没有得到书记夫妇的认同。1974年夏天村里推荐工农兵学员，我得到的票数倒数第一。大家对我的私下评价一言以蔽之曰：脱离群众。我上学的努力再次落败。
现状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和环境。我发现，书记夫妇积极倡导的斗争哲学有些过激。他们对大发作出的“政治环境复杂”的判断其实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村民的历史成分复杂。大发在抗战以来一直处于国共两派力量的拉锯地带，造就了一批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立场左右摇摆的老人。这些老人一旦对书记夫妇的施政纲领抱有微词，便被纳入阶级斗争的反派阵营。第二是大发村民倚仗临近铁路干线和靠近县城的地理便利，见多识广，不甘于土里扒食，通过各种途径牟取收益的意识比较强烈，因而和书记夫妇发起的学大寨运动产生了一定的抵触。面对这样的环境，书记夫妇把“斗争”当作改造大发的首要任务。我的个性和世界观决定了我具有苦干的自觉性，却缺乏“斗争”的技巧，再加上我上不靠女书记，下没有人脉，身边又缺乏朋友，自然要成为孤家寡人。通过深入的观察，我感到村民们对女书记的反弹并非阶级间的矛盾纠纷，而是对生存方式上的认识差别。把一年到头挣不到几块钱的一群不甘于“共同贫穷”的农民上升到阶级对立面去看待，未免牵强。反观村里作为最高领导的书记夫妇，我也实在无法把他们推崇为革命正义的化身。
在大发的两年，最令我发愁的就是无休止的夜间大会。知青们每天晚上刚端起饭碗，就能听到广播喇叭里通知召开名目繁多的会议。开头语通常是：“全体党团员、组长以上的干部、全体贫下中农、全体知识青年、全体基干民兵、全体入党入团积极分子……”这群人一集中，全村有模样的也就基本都凑齐了。
反修防修批判资本主义是大会的永恒主题。女书记善谈，喜欢训人，说起话来情绪激昂，口若悬河，一小时不停嘴是常事。通常在开始讲话后10分钟左右，两个嘴角就开始溢出些许白沫，并逐渐增多。一般而言，看书记嘴角的白沫堆积了多少就可大致判断她已经慷慨陈辞了多长时间。到后来，“看书记吐白沫”成为村民们互相通知开会的常用语。书记的发言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通常要做深思状一至两分钟，接下来就是书记的老公接过话茬开始他那更为激昂而持久的演说，他往往首先旁征博引地为女书记的演讲提供一番马列主义理论依据，从马克思扯到燕妮带出巴黎公社和费尔巴哈是常事，然后逐步地联系村里的斗争实际，一步步地把话题指向具体人和事，从而把革命批判推向一个崭新的高潮。所有的讲话都是要记录的，山西的两个知青为此笔走飞龙，几乎一句不拉。书记老公发言后，集体静默沉思，然后按固定的程序往下走，由各方代表轮流发表感想，副支书讲话、团支书讲话、妇女主任讲话、生产队长讲话、贫协主任讲话、民兵连长讲话、知青代表讲话……谁不愿意听，谁不乐于说，谁打瞌睡，都有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叫板的嫌疑。就这样，一个会往往能从晚饭后一直开到深夜。
第二天，当我们大哈欠连着小哈欠地上工时，书记夫妇又在家里筹备新的熬夜会议了。书记的老公还偶尔下地劳动，而女书记则从不下地劳动，全部精力就用在组织学习和批判，要不就是跑到县城、省城或北京去争取各界支持，在威胁调皮捣蛋的老农时，常自称自己手眼通天。
我已经“左”得相当可以，但还是难以迎合这样的政治环境。当你自己开始质疑一种僵化的政治立场时，你自然会首先反思自己。反思使我变得客观和务实，也使我对女书记夫妇的做法从心底产生异议。这是我第一次摆脱一贯追随“组织”的个人政治定位，开始以自己的眼光去考察环境，决定立场。
我变得“油”起来，开始和各方面的人交朋友，学会了买烟和发烟，勾肩搭背，串门“蹭饭”，并开始和老乡们胡侃一些曾经让我不屑一顾的家长里短的平庸话题。定位的转变，使我的一些爱好开始发挥作用。我告诫自己不和书记夫妇发生任何正面冲突，也从不拒绝他们布置给我的宣传工作。我爱写爱画的特长，使大发村出现了具有前所未有水准的批林批孔系列招贴专栏，我的篮球乒乓球技艺使我在村里有了一群称兄道弟的铁杆球友，我的初级水平的吹拉弹唱技能也使我成功地融入了大发文艺宣传队的欢乐圈子。和农民们的接近使我开始能够从人性的角度而不是“阶级”的角度来认识大发“斗争”的实质。
在和农民走近的同时，北京知青开始增加了，而且逐渐形成知青点的主要势力。他们大多来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兵团战士的身份变为插队青年，一来可以离北京近些，二来有可能返城分配工作。这些见多识广满腹经纶的老知青是山西当地的知青所无法驾驭的，于是在女书记的认同下，我被大家选为知青点的“点长”，接着又开始担任民兵排长，青年生产队队长，“官运”着实亨通了一小阵，尽管我的这些职务够不上任何行政级别，但我的管理和组织经验却由此起步。直到今天，大发的北京知青们还是我最好的朋友，尽管已经两鬓染霜，尽管各自走过了极不相同的30多年，但大家聚到一起时还像一群彼此无猜的孩子，我自然还可自居为“孩子头”。
我在大发村的积极表现明显带有改善个人处境的意图，但我有一个分寸：凡是我不认同的事，决不参与。在大发期间，女书记为打击“政敌”，曾布置太原来的小知青们通宵趴在村妇女主任的墙头捉奸，曾在村里的一个已婚的民兵连长和一个女知青相好时软禁了那个女知青，当女书记获得两人如何亲热的全套书面供词后，立即搬来县公安局逮捕了那个一贯和她誓不两立的傻连长……在做这些事时，她借用的力量都是
知青，却从未和我这个“点长”打过招呼。她很清楚：我不会跟着她去做这些事。
1975年推荐工农兵学员时，全村农民一致推荐了我，女书记也着实推动了一番此事。但直到我走，她也没有兑现发展我入党的承诺。我很理解她。至今，她和她的丈夫在我的往事记忆中既不是反派，也不是英雄，他们具有那个年代的政治弄潮儿的典型特征：激进，自信，好斗，又不乏功利心。
这次推荐上大学，全公社只有一个名额，去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直到发榜时才揭晓。就是为了这一个名额，整个东赵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一共推荐了两百多名城市知青和回乡知青。我的入选，让我第一次理解什么叫作幸运儿，什么叫作成果。我去的是阜新矿业学院，学的是矿山测量专业。对于自小喜欢文学的我来说，上这样一个大学注定了我一生要走很长的弯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在这个专业磕磕绊绊地一直读到了德国博士，但最终还是完全改行了。这可能就是宿命，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在那个年代我没有更多的选择。何况这是我走上社会7年来在历经命运的九曲十八弯后第一次获得的奋斗成果。
大学的第二年，中国的政治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突变。1976年，“文革”以逮捕“四人帮”事件宣告结束，经过一段漫长的改革出新尝试后中国教育又返回到了原点。我们的“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在一夜间就真正成为了历史，这使我有幸利用剩下的两年时间学到了一些专业知识。尽管如此，在中国的人才系列中，我们这群工农兵学员在整体上被边缘化了，因为我们的基础参差不齐，因为我们的入学没有经过真刀真枪的考试，因为我们的学制短，还因为我们的大学教育太多地受到了“文革”的政治干扰。1978年大学毕业后，我的户口第三次被迁回到山西，被分配到太原的一个劳改煤矿技术科工作。为了摘掉“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也为了回北京，我在那里开始了新的求学努力。两年后，我考取硕士研究生回到北京，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工作。
1988年，在我奔赴杏林塔插队的整整20年后，我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插队。
与前两次插队不同的是，这次“插队”是要插入德国人的队伍，获得他们的认同，挣到他们的马克，取得他们的博士学位。之所以我把人们趋之若骛的出国称为插队，不仅是因为它本来就有“洋插队”的说法，还因为它在本质上和我的前两次插队有异曲同工之处：去一个生疏的环境，去争取一个未知的结果，去承受一场新的磨练。
出国时我已36岁。在同批由国家教委排遣的100多攻博留学生中，年纪比我小十岁左右的同学一大群，很多小伙子说起来和我一样都属龙，其实和我差了整12年。不过，大家在一起时并没有很强的隔代的感觉，我也没有觉得和后生们有同台竞技的压力。我真正感受到的是在德国的生存压力。对“高龄学生”而言，这种压力尤其突出。你比人家有更多的拖家带口的责任压力，你拿不到以培养青年技术人才为宗旨的基金会资助，你在毕业后找工作时毫无竞争力——“文革”的10年时间无法给你的知识功底和职业经验提供任何正面的说服力，中国人的红卫兵经历和插队岁月在德国企业家眼中的价值是零。
我第三次插队的路充满坎坷。但前两次插队给我带来了一个特质，那就是从不丧失自信。我的自信其实有时候是盲目的，但它的确帮助了我，它使我具备了迎接挑战和承受挫折的最基本的心理素质，那就是不惧、不愁、不泄气、不悲观。
刚出国我就遇到了迎头一击。德国对外文化交流署DAAD帮我联系好的老教授说他只能指导我短期进修，而不可能指导我读博士。为此，我必须打起刚刚解开的行李，另寻学校和导师。就这样，我离开德国西部的亚琛大学，千里迢迢地进入当时被民主德国所围绕的“孤岛”西柏林。
我的博士课题充分显示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特点，使我插队时积累的吃苦功底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我研究的是地下采矿工程对覆岩和地表稳定性的影响，导师和我商定采用计算机计力学模拟和沙箱试验形式的物理模拟这两种研究方法。我的沙箱模型的规模在专业领域当属世界第一，而我为试验所付出的体力劳动也想必在全世界的博士生中罕见。这个庞大的沙箱模型要吃进去9吨油沙，每一次试验我都要把9吨沙子搬进模型，试验后再搬出。而试验空间是柏林工大采矿系的地下室，容不下运输机械。我在两个德国同事的配合下硬是挥舞着大铁锹把这巨大的沙堆来回搬运了20多次，每次都干得汗流如注。两个德国大汉累得直翻白眼，说他们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份苦，为此，他们把我的课题称之为“苦力体验与研究”。
我的“苦力”身份更多地体现在打工上。出国助学金是每月810西德马克，难以维持我三口之家的最简朴的消费。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能够积存一些钱，我曾在两年内坚持周末假日打工，去过无数的企业、工地和家庭。挖地沟、搬家、送邮包、流水线上下货、清除建筑垃圾……工种之杂，经历之多，体力付出之重，可以写一本“西柏林重体力劳动大全”。
在中国插队时的锻炼，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价值。第一、我没有心态上的问题。干活挣钱，理所当然，周末劳动，无愧于学业。第二、我没有体力上的问题。和插队时一天12个小时的苦干相比，我不会遇到任何无法承受的艰苦。第三、打工的经历，帮助我步步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使我逐渐认识了德国人和德国社会。这对一个钟情于文学的人来说不啻是一种源源而来的创作营养，是比马克更为重要的收获。
我的出国，可以说是成功的，也可以算没有成功。成功之处在于我如愿获得了计划中的博士学位。不成功在于最终我还是离开了已从事了17年的专业，变成了真正的杂家。促使我离开矿山测量专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在于这个专业过于冷僻。我喜欢文学，更喜欢在更大的社会舞台上获得更广泛的信息和更多的创作灵感。
出于多种原因，我选择了留在德国。在高消费的德国，从事写作的首要前提是如何活下来。在德国最容易做到的是把钱花出去，而最难的就是把钱挣进来，离开专业领域的博士找工作本来就难，更何况我还是个“高龄”毕业生，而且极具个性。我曾一次次地应聘面试，又一次次地更换工作。我先后炒过4次老板的鱿鱼，也有过一次被老板炒鱿鱼的经历。我自己开过咨询公司，贸易公司，还和两个中国朋友开过一个食品厂。
我们三人都是地质采矿行业出身的Doktor(博士)，自诩为“三D公司”，没有一个雇员。首批产品是酸辣汤罐头，从采购、熬汤、装罐、密封、送货……直至把罐头一箱箱地摆进柏林的超市，全部工作都是自己干。“三D公司”的产品实在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但绝对是全球顶尖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我相信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全部由德国工学博士组成的食品公司。好景不长，在我们筹备增加生产品种的时候，我们的小作坊被纳入了当地卫生局官员的视线，一个极度仇外的女官员反复抽查我们的工厂，只要她发现一块瓷砖脱落，看见一件工作服没有当日洗涤，都要勒令停产整顿。我们实在无心和这位前民主德国的悍妇周旋，加上志不在此，终于决定了关张。对此我多少有些遗憾，否则，这个“三D公司”发展下去没准儿能成就一本颇具可读性的好书呢！
2003年北京流行“非典”之前，我被一家德国机构接纳并派回北京工作，第三次插队的生涯由此告一段落。
三次插队的经历使我最深刻地认识了社会和人生，也使我从最偏僻的中国山村杏林塔一直走到德国首都的勃兰登堡门。我不认同“蹉跎岁月”的插队结论，也不接受“出国镀金”的普遍认识。物质生活的水准如何并不决定人生的质量，关键在于你自己如何面对和度过属于你的年华。
两次山西插队给我带来的最大损失是时间，7年!太长了点儿，它使我所有后来的人生努力都是在赶末班车，使我总是在和比我小很多的人做同学，做同事，做朋友。但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性格和能力，使我具备了面临各种困境时的信心和韧性。有了这三次插队，我没有吃不了的苦，过不去的坎，在我的人生字典里已经不存在“不能自拔”这个词。三次插队，道路坎坷，但我自以为收获甚丰。我总认为，人生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积累，都是收获，这种积累和收获就我而言，包括插队时从露天茅房中掏起的每一勺恶臭的大粪，包括在国外找工作时收到的每一封拒绝信，包括为“三D公司”送到德国超市货架上的每一罐酸辣汤……
说到我在德国的创作，归根到底也是得益于我这三次插队的经历，这些经历使我的创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我的写作很少带有功利色彩，强调一种社会责任，在题材上深入现实生活：第二、我喜欢独立观察并思考，不人云亦云，不嚼别人嚼过的馍，不顺着别人的口味去说：第三、我乐于选择需要艰苦劳动而无法取巧的创作任务。坐在家里编故事的能耐我也有，但我宁愿通过大量调查、采访和翻译工作去完成纪实文学。最后一点：我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感受。让我去给名人或首长写传记，没门儿。
1988年出国后，我的一切业余写作都开始围绕德国了。自我总结起来，我的写作有几个特点：
1．力求语言的简练幽默，话有时比较损，比较尖刻。这种写作的方法有一个长处：可使读者在发笑中轻松接受作者要表达的思想。
2．力求题材新颖深刻，这就是学工科的人喜欢寻找知识空白的特点决定的。
3．喜欢纪实体裁，并乐此不疲。经历“文革”前后的老三届都多少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思维模式，爱玩点思考，玩个深沉，愿意观察和思考历史、社会和生活背后的东西。
这三点在我的《留学德意志》中表现的比较明显。这本书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物的原型是我自己，绝大多数是我同学、朋友、熟人的留学经历。这本书和其他留学生文学作品的明显不同是，它反映的是真正的出国留学人员(而且是以读博士的人为主)的经历，而一般的留学题材作品基本上表现的都是出国谋生创业闯江湖的人。《留学德意志》和《寻访二战德国兵》这两本书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在试图多方位地解读某一个社会群体。《留学德意志》的内容顺序基本反映了到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一群中国学者的必由之路，每个章节反映一个小主题，由几个人的故事构成，这样凑成了全书38万字。如果单从各个章节的题目上看，每个章节都很难出彩，但后来读者反映此书的可读性很强，有些读者评价此书为“德国留学全景图”，“探讨东西文化差异的力作”。我感到，对于题材不讨巧的书，做出知识性和娱乐性的确不容易，只要它能使人拿起来就想一直读下去，我认为就成功了。
《寻访二战德国兵》一书出版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了专访节目，央视10频道《人物》节目做了访谈，多家媒体刊物做了报道和连载，在2005年上海举办的中国书展上，此书又被评为“不可不看的好书”……这本书成功在于它的视角和所做工作的独特性。其实，在德国的数万中国学者中，比我有学识有能力的人多得是。但我敢说，这本书不会有第二个人去写。为什么我写了?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比大家多了两次插队的经历……
我的职业生活从时间上要比一般的老三届同学长一些。人家开始当领导了，我开始当学生了；人家开始写回忆录了，我刚开始发表处女作了；人家开始办内退了，我开始回国办企业了。这是由我喜欢不停顿地折腾的性格特点决定的。我不会停下的。
相信今后还会遭遇坎坷。性格决定命运，以我的个性，经历坎坷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我愿意在命运的起落中去领悟人生并把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告诉他人。同时我相信读者也愿意通过我们这些“双根派”来延展对世界观察的视线。我的新的写作计划已经在酝酿，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我能给写作留多少时间。所以，我也许还会辞职卸任，把目前的董事长头衔换成“自由作家”的名号也未可知。
曾经有一个青年读者问我：“在经历了您所说的三次插队后，如果让您对今天的青年人提一点希望，您会说什么?”我的答复极为另类：“肩负苦难，走向深渊。”
对方居然理解了我的用意，在当今的世风之下，这种理解使我欣然。
朱维毅，江苏扬州人。1968—1975年赴山西榆次插队，1975—1978年就读于辽宁阜新矿业学院，1980—1983年为中国矿业大学硕士研究生，1988—1992年为柏林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研修生。1978年后历任山西太原西峪煤矿技术员，煤炭科学院开采研究所工程师，德国DZ咨询培训公司总经理，德国LMG电梯设备公司董事长，中央民族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北京中华国际名人研究院副秘书长。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纪实文学《留学德意志》、《寻访二战德国兵》、《三次插队的人生》、《珍爱北京胡同》、《德国归来》、《我的德国导师》、《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生命中的兵团》等。
来源：网时文学 wangshiwenxue、《传记文学》2006年08期
朱维毅：二战纪实文学作品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推介
朱维毅：知青历史长篇纪实文学
《生命中的兵团》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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