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青春纪事（四）回家篇
黑土地青春记忆
——北大荒知青纪事
（四）回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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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坠机蒙古 知青信仰根基开始动摇
陈晓楠：有人这样说，知青一代不爱说我，很爱说我们，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很多的知青都说当年他们登上上山下乡那列时代列车，进行这场青春大迁徙的时候，在那一片喧嚣当中，他们甚至从来也没有想过，到底会在那儿呆多久这个问题。或许是因为那个年代里，思考个人的命运、思考我，本身就是一种被人鄙视的行为，也或许在那样的年纪，他们本来也并不知道究竟什么是一生、什么是一辈子？
但是当这历史的列车到达了它的目的地，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生活的定格，当知青们一代一代的成长，未来这个念头开始更多地出现在他们头脑里。不过即便如此，恐怕这念头也多半是一闪而过，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似乎从来也没有真正地想过，也从来没有真正地掌握过自己的命运。
解说：一九七一年九月，中国人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逃亡苏联，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布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许多知青从这次事件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马元湘（北京知青）：有一次晚上我看见我们几个男同学在一块儿喝酒，我就上那儿去聊天，后来晚上熄灯了，大家还不愿意散，过去熄灯了就散了，就不愿意散，说那就点个蜡吧，有的在炕上坐，有的在桌子旁边的。完了那几个男生就说喝吧，我们那儿喝都是北大荒高粱酒，喝白酒，喝完以后真是很无声，没人说话，男生呢，你就看到男生的眼泪一点一点就流下来了，你看着很心酸，还不如大放悲声，或者说点什么，谁都不说。
赵慕峰（北京知青）：积极的支点在于什么呢？在于他对他所信仰的东西不怀疑，所以他可以去为它吃苦，可以去为它牺牲，可以为它压抑自己的欲望，都可以。但是当你对于支撑你的精神支柱，这个基点已经产生怀疑了之后，那么你不有点要崩溃吗？
比如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啊？林彪这种人那是你的样板，是你仰着头看，按照他的步子、按照他的指示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人，他都可以干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东西，什么是真的？
马元湘：上山下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文化大革命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想得当然就比较多了。
李晓奇（北京知青）：不是看透了，就会觉得越来越迷茫，到这个地方到底能干什么？
老干部平反复出 兵团知青面临城市的呼唤
解说：林彪事件后，中共中央开始给老干部落实政策，一批文革初挨过整的领导干部，重新安排工作，许多人复出后首先考虑的一件事，便是尽快改变在乡下子女的命运。
聂幼犁（上海知青）：凡是老干部一解放，你吧，后来你就想，马上就知道，而且只要我爸一解放，北京青年最神，我爸一解放，行了，哥们喝酒吧，熘熘蛋、烧茄子，喝，喝了以后，肯定走了。
吴永成（北京知青）：有人走了，如果大家都不走，铁板一块都在这儿干，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嘛，就没有比较，就干下去了，但有人先撤了，可能就动摇军心了。
黄一丁（北京知青）：城市的召唤，而不是荒野的召唤。
解说：当干部子女兴高采烈地扑打着翅膀，纷纷从乡间飞走，千百万知青大军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落实子女政策”风，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一年中通过各种关系，离开的就达几千人，而每一个干部子女的离去，都会给必须留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坚守的人，一次不小的心理地震。
北京知青王舒平，曾与一位女知青发生了朦胧的感情，在暗恋许久之后，他终于和心上人有了一次短暂的约会。但也就在这段初恋刚刚开始时，他就得知了一个令他心碎的消息。
王舒平：不久她父亲来了，我觉得能在文化大革命，还能到兵团的父亲，肯定是没倒的小官，或者是还行吧，还有一定活动能力吧。来的时候就听说他要带她走，当时她在食堂门口，犹犹豫豫地走来走去，我觉得好像是在等我，但是我就站在门口，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转身就走了。
我觉得我唯一的那一点希望也没了，什么上大学、参军，我根本没想过，我知道那些离我很远，根本不是我该得到的事情。但是这一次，我想了很久，而且又那么幸福地来了，又走了，第二天早上她就跟她爸爸走了。
陈晓楠：之后再见过吗？
王舒平：没有，从此再也没有。我结婚的时候曾经到上海去过一次，我就站在那个苏州河边，就跟她说，在心里，我结婚了。其实我都不知道她的门牌号码，也不知道，但是我执意要去一趟上海，其实上海没什么好玩儿的，但是我执意要跟我老婆说一下，我要去上海，她说那就去吧。
去了之后，我把她安排在旅馆里，我说我出去一下，出去一下，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应该跟她告一下别，结果我跟上海告了一下别，就站在苏州河边，我说我结婚了，不再想你了。
解说：面对七十年代初一批知青迅速的离去，国家的宣传工具解释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国家每年要有一些知识青年到工厂工作，参军，推荐上大学，即招工、招生、征兵，所谓的“两招一征”。
1970年，作为试点，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2月规定经过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可作为招工对象，但人们都知道，这些政策只会青睐少数表现突出，或有家庭背景的知青。
陈晓楠：当年知青们平静而单调的生活当中，他们说唯一能产生震动的，就是某个知青的离去，哪怕是悄悄地离去。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离开，那就像是在一个堤坝里抽掉了一块砖，虽然这个堤坝不会为之崩塌，但肯定会为之一震，它会晃动很久，慢慢地才会归于平衡。
而这一震在知青们心里搅动的时间可能要达到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能渐渐地归于平静。他们回忆说，当年看着那些可以离开的知青，坐着车在这样的土路上扬长而去，除了深深地深深地羡慕，没有其他的可能。
知青回城发出感叹：北大荒才是我的家
陈晓楠：上山下乡这四个简单的字，一年又一年，以送别的泪水和遥远的思念，牵动了千百万个悲欢离合的中国家庭，骨肉亲情从来没有这样被大规模地撕扯着，藕断丝连。同样，一年又一年，越来越多的知青意识到昔日居住的城市，已经成为了地平线上不可企及的风景，在当年他们离开城市，举手宣誓的时候，他们也许不曾想到，童年时候对未来的种种的幻想、种种理想，在出发的号角当中化为了泡影。他们轻易许诺走出的那个城市，将在数年之后，成为他们再也无法回归的殿堂。
张雪扬（北京知青）：一出火车站你就觉得久违了，就觉得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但是又觉得怎么都那么小啊，在农村呆惯了，广阔天地，觉得哪儿怎么一伸手就碰这儿了，又碰那儿了。那么这次回来就觉得脚落到地上了，又变成现实中的人了，也不觉得自己是革命的，也不觉得自己去参加革命了，就是觉得被改造得够呛，被改造的够呛。
妹妹又用奇怪的眼光看我，我妹妹老是怪兮兮的，你一看她，她的眼睛赶快躲开，其实你不小心看她，她正盯着你看呢，不知道看什么。后来我跟她交流，嗯，我后来就跟她交流，我说你老看我干什么，她说我老想笑，我不敢笑，我一笑怕妈妈掐我，怕伤害你，就觉得你特别丑。
就是觉得特别蠢、特别丑的一个大傻丫头回来了，动作特别重，拿什么东西、走路什么都特别重，因为家里是地板地，走路跟敲战鼓似的“咣咣咣”。
王舒平（北京知青）：我在什刹海呆的时间最多，坐在什刹海的边上，往斜的看着钟鼓楼，看着全聚德，西哈努克在那吃烤肉，那会儿偶尔还能传来一两声练萨克斯管的声音，我觉得就在那地方呆着挺好的，觉得那个北京就是我小时候的北京，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外地人了，根本这个城市跟自己没有关系了。所有的这一切，好像都已经是回忆了，是回忆。
陈晓楠：坐在那么熟悉的景色里，可是这个景色已经不是我的了。
王舒平：都不是自己的了，只有那个北大荒才是真实的，那些活儿、那些屋子，那才是自己的。
崔平保（北京知青）：我爹妈送我到北京站，买了车票上了车了，上车大概是有那么几分钟，这车“啪”一拉铃，站上一拉铃，这车准备起动了，这车刚一起动大概是两分钟，唱了一个戏，这个戏唱了我就哭了。李玉和唱的，同志，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细，沿小路，过断桥，一路平安，后面还有一句，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
梁晓声：知青生涯让我真正了解“人民”
解说：家越来越远，只有那片黑色的土地愈发亲近，当激情褪去，离开城市多年的知青们感受着孤独漂泊，北大荒始终以它巨大而宽厚的胸膛默默地接纳着他们，拥抱着这些离家的年轻人。
梁晓声（哈尔滨知青）：到那个土地上，会看到一些非常本色的生活，它是你原来从来不熟悉的，你会知道人民具体化了，他们和自己不一样，但他们关爱自己，对自己非常友好。
那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尤其当想到自己的不幸的时候，想到自己和时代之间的这种命运颠沛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也是一代一代的，和我们完全一样，应该是平等的。
知青受伤住院 当地贫困农民送来珍藏鸡蛋
解说：知青们在这片遥远的边疆，真正亲近了土地，亲近了真正的中国农民，当一代知青的血汗和老北大荒人的血汗流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在艰难困苦之中结下深情厚谊，当两代人在死亡面前舍身相救，他们和同样的这片土地上，挥洒岁月与汗水的老铁兵、老战士、老乡们一起拥有了相同的生命节拍，相同的称号，“北大荒人”。而他们从那片土地所收获的，是难以忘却的质朴温情。
聶幼犁（上海知青）：老李头平时很老实很老实一个人，现在算起来，当时他年龄也就五十不到，四十来岁，但是人显得非常苍老，家里就是一个土炕、一个破柜，不可想象，非常非常简陋，没东西的，家徒四壁。最可怜的是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女的大一点，大概八九岁，小男孩大概六七岁的样子，都瘦得像四五岁。
养了鸡蛋一定把它掏起来以后，放到那个罐子里面，像财迷一样，我就感觉像《一千零一夜》里的那个财迷数金币一样的感觉，他把那个鸡蛋当金币。就数一二三四编号，编好了放在罐里面，因为我们黑龙江有地窑什么的，放在罐里面，就藏起来，都编好号的，谁也偷不走的，过一段时间拿出来数一下，像周扒皮一样拿出来数一数。
后来我就骂老李，我说老李干什么你？你不想活，你还要你孩子活吗？瘦成这个样子，你还不让他吃鸡蛋，我说你自己不当人，怎么把孩子当成这个样子。
解说：没过多久，夏锄高峰，聶幼犁赶车时不慎马惊翻车，因为压伤了腰，他住进了离连队十多里的医院，在这里，他看到了让他一生难忘的镜头。
聶幼犁：就是第二天下午，那天下午我醒来之后，我一看一张黑黝黝的脸，我一看老李头嘛，他也不大说话，盯着我看，我说老李头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样了，他不接你话，很木的，下面这儿有一筐鸡蛋，他就拎上来，说这个鸡蛋是熟的。
我是噎着说不出话来了，眼泪哗啦就下来，下来以后他开始还没多说，说我要走了，就走了。那时候我的窗朝西开，我就不顾疼翻过来，趴在窗上，就看到这个小个子，一点一点地消息在夕阳里面，就这么平凡。
知青中怀疑派与扎根派在《北京日报》交锋
陈晓楠：当年农场知青们最好的出路是成为农村干部、农场干部或者中小学老师。但是尽管知青们劳动生活在农村，在农业的第一线，他们始终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一群有独特身份的人。他们自己体味到自己坠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底层，回到城市又感到陌生。虽然也有些人信誓旦旦要扎根土地，但其实在不少人的心里，他们还是成为了非工、非农、非兵、非商的一群漂泊的人。
张雪扬（北京知青）：一个人使劲高八度声嘶力竭地喊，唱出一些革命歌曲，比如《红梅赞》、《红湖水浪打浪》，就是属于好听的又革命的歌。一人唱万人合，一个人在这个屋一嚎，所有屋子的人都跟着。不管是在那儿洗衣服呢，还是在刷牙呢，我记得最清楚有个北京知青，我们那儿刚有一个人唱完毛主席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时候，一声刚嚎完，他嘴里都是牙膏沫子，还没等吐出来，就“哇”跟着唱第二句，又喊，喷得对面窗户上玻璃，反弹到自己脸上，好多沫子，给我们笑得。就是抓紧一切机会发泄，就是这样。
李晓奇（北京知青）：那会儿觉得自己不知道是个什么，就是一个劳动的机器，天天下地干活，然后回来累得臭得要死，往那儿一坐，不知道干什么。到后来从作派上，包括那时候我们也“卷大炮”，跟农民似的，也是袖子往上面一揣。有时候扣子掉了不缝的话，就拿着绳子一勒，自己就是个农民了。
张雪扬：几乎到最后都没有眼泪了。我觉得我那时候，八年离开农村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哭了，就麻木了，整个一个像木头似的。就是很坚强，就剩下一身坚强。
陈晓楠：有人曾经把上山下乡运动当中的青年比作是西西弗斯的石头，他们被一位巨人滚上山顶，然后又被从山顶上抛下，他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但是就无比虔诚地相信，他们在接受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使命。但是当他们在这场滚动当中，遍体鳞伤的时候，这种激情开始冷却、迅速地冷却。他们开始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滚动产生本能的怀疑，他们变得本能的清醒。他们开始舔着自己的伤口，向别人也向自己，发出来自心底的质问。这种滚动的意义究竟何在？他们将会继续怎样的人生？
解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实际上，知青当中的一些人始终没有停止学习。他们从城市偷运书籍、挑灯夜读，从书本中见识外面的世界。也对中国的命运和自身的处境产生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北大荒知青黄一丁，在一九七五这一年病退回到北京，承好友刘宁的母亲所托，他给扎根派刘宁写了封信，信中坦陈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怀疑和困惑。让黄一丁没有想到的是，刘宁把这封信的副本，作为思想汇报，交给了党组织。并洋洋洒洒写下了针锋相对的回信。两位昔日好友，关于前途的私人通信，半年之后演变为在《北京日报》上的一场事关知识青年前途命运的公开辩论。
黄一丁（北京知青）：积郁在心里的好多东西，可能借着一封信，就从这里就引申到对政治的看法。说这个政治信条这些东西，我们往往并不真明白，仅仅凭着激情去一厢情愿地相信。我们今天面临生活中这么多不如人意的东西，难道就不值得怀疑吗？
解说：黄一丁信中的许多怀疑，道出了许多知青的真实感受。虽然这场怀疑派与扎根派的辩论以黄一丁在报纸上的公开检讨而告结束，但是他却收到了数以千计的知青来信。
知青返城各显其能 走“黑道”要四处借尿
解说：对于是否要扎根边疆，知青当中已经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飞鸽派们想尽办法飞回自己的故乡，也有不少的扎根派，仍抱着最后的希望坚持。
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写下了挽留知青的诗句。
郭小林（北京知青）：大雁啊，让我再一次把你规劝，不要再那么高贵吧，把自己比作鸟中之仙。那些卑贱的鸟儿，不是正在和人民一起共苦同甘。讨厌寒冷就应当靠自己的热情去创造温暖。
解说：郭小林的诗句，并没能挽留成群结队返城的大雁。而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与之相随相生的上山下乡运动，急剧地走向了衰落，知青返城的大潮，已经露出了不可阻挡之势。
赵慕峰（北京知青）：那个时候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
黄正建（北京知青）：老子有能儿返城，老子无能儿务农，然后横批是“比爹”。
蒋巍（哈尔滨知青）：名字就叫过电，闪电的人能把全连的人，所有人都电一遍，电出病来。
赵明（北京知青）：回来以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在做梦的时候，有时候都能心有余悸地想起这些事情。做的这个梦，我问过一些我们兵团的同事，他们也做过和我同样的梦。就是什么梦呢？就是我们在兵团，那个梦的场景就是我们都在那个兵团的铺上坐着，然后呢，有人说要回去了。而我们的手续没有批准，或者说我们没有可能回去。别人走了，我们回不去，在我们的梦里有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呢？那种感觉真是，真的要回不去怎么办啊？
解说：回城已成为知青间的主要话题，当时知青中流行着通过两招一征，脱离农村的“红道”，和借病退、困退的名义，退回城市的“黑道”，两种返城方式。
朱波（北京知青）：把那个洗衣服泡水喝到肚子里头，你们就去叫领导，我这儿就冒泡，这对身体没什么伤害，也有人这样。领导来一看，同宿舍就说了，他就老犯这个病，这回厉害点儿，“哗哗哗”冒泡。那你看这个咱们连（队）连养都没份，赶紧让卫生员开个证明让他走。
杨南莺（北京知青）：一个同学不是我们学校的，他是因为有严重的肾炎，所以他的尿就成了宝贝，经常要被别人借去。去到医院去化验，一化验他的尿就是肾炎，几个加号就出来了。好多人都去抢，每天早晨等着。
伊瑞恒（北京知青）：医务人员全是互相写，我给你写，你给他写，他给他写，互相串着写。你要看我这病历，简直这人早就不存在了。
知青难忘上山下乡 最美好的青春留在边疆
解说：知青们为争取会成义无反顾，但是一旦踏上归途，却又五味杂陈。
袁晖（上海知青）：有一种逃脱的感觉，有一种内疚，有一种眷恋，有一种怀念，非常非常复杂的感情交集在一起。
郭小林（北京知青）：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从土里深深拔出来的树，拔离了那块土壤。我已经生长于这个地方，我生命中的很重要一部分就是生活在这儿了。我已经跟它融为一体的这个土壤，从我身体拔离了。从我自己的向命运挑战的这个十年失败了。期望着一种辉煌没有出现，我一个人孤身去跟社会这架大风车打仗，我这个堂吉诃德失败了。
陈晓楠：一九七八年底，黑龙江国营农场通过各渠道调离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二十万。而此刻成千上万的申请返城的表格，还正在陆陆续续地被送往领导机关。有这样一个数字，说一九七九年三月份的时候，仅仅哈尔滨知青办，他们收到的返城的申请表格，已经达到了五麻袋零一箱。
那个时候正像当年知青们义无反顾，但也是别无选择地踏上那一列上山下乡的时代列车一样。此刻，他们分明在眼前又看到了一辆时代的列车，正呼啸着从北大荒奔往他们的家乡。所以，她们依旧像当年一样，呼喊着、追赶着，想尽一切办法要冲上列车、挤近人群。他们唯恐自己是唯一的被留下的那一个。
您也一天得去好几次吧他那儿？
康金环（农场职工）：有时候一天五六趟，叫他吃饭（给他）洗洗衣服，得偷洗。烧炕偷烧，他不让烧。
陈晓楠：是这边吗？
康金环：这边，往西面走。
陈晓楠：他自己经常出去溜达去，是吧？
康金环：说不清上哪儿去了。
陈晓楠：那你们也不知道他上哪儿了？
康金环：不摘掉，说不清他上哪儿了。
解说：依傍在黑龙江尽头的勤得利农场，至今仍有一名哈尔滨知青留在那里。李文魁，今年五十九岁。当年才华横溢，一九七零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正在大家无比欣羡之际，他把名额让给了热恋中的女友。但一年后，却等来了女友要求分手的消息，李文魁从此精神失常。知青走后，一位当地乡亲收留了他。三十年后，他仍生活在那片黑色的土地。
康金环：李大哥，您是知青是吧？
李文魁（哈尔滨知青）：嗯。
康金环：哪年下来的？什么时候下乡的？
陈晓楠：您是从哪儿来的知青啊？
康金环：没穿裤子多难看啊。你找个裤子穿吧，行吧？
李文魁：这大夏天的穿什么裤子？
康金环：他特别不愿意提哈尔滨，因为他那个同学是哈尔滨人，他特别恨哈尔滨的姑娘。他那个墙上写着骂哈尔滨的姑娘特别难听，哈尔滨姑娘是毒蛇，个个是毒蛇，他说。因为这个恨哈尔滨的姑娘，也恨哈尔滨，他家是哈尔滨，他家里人也没有人理，也没有人过问他。他回家之后，他们家都不要他了。
陈晓楠：您知道那些知青都到哪儿去了吗？
李文魁：不知道。
康金环：他们上哪儿去了，知道吗？
李文魁：不知道。
记者（男）：想回去吗？
李文魁：不回去。
记者（男）：为什么不回？
李文魁：没有家。
视频来源：凤凰网《冷暖人生》文章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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