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每一个都胜过了海明威 重访北大荒知青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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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40年 总得说的故事》
他们每一个都胜过了海明威
重访北大荒知青部落
无边无际的荒原、险恶的建三江沼泽、零下45摄氏度的察哈洋水利工地上那些汗滴在背上结成冰挂的知青，被参天大树轰然砸倒的伐木者，还有迷失在小兴安岭原始丛林里永远找不到家的拓荒者。有人说，那些粗野的灵魂，他们每一个都胜过了海明威。40年以后，当我们重访北大荒部落，看到而今的耄耋老人手捧发黄的老照片，用颤抖的声音讲述照片上姑娘小伙子们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我们仍被“北大荒人”那股穿越历史时空质朴而顽强的生命体验所深深震撼。
杜俊启：“你们能想象得到，50多年前这里只是狼群居住的地方吗？”
杜俊启
2008年10月27日上午，74岁的杜俊启坐在黑龙江萝北共青农场自家客厅的椅子上铺开一张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用颤抖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照片上姑娘小伙子们“向边疆进军”的如火岁月，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海明威笔下那个与大海波涛顽强抗争的老人。
杜俊启老人永远无法忘记53年前11月8日的那个傍晚，他率领52人的“天津青年垦荒队”来到萝北这个荒无人烟、冰封雪冻的大草甸。他们一边搭帐篷，一边拾柴做饭。入夜了，有垦荒队员吹响了口琴，也有垦荒队员在油灯下大声朗诵刚刚写好的“逼土地交出粮食，叫荒原变成家园”那些洋溢着英雄主义气概的诗句。突然，远处传来阵阵狼嗷，掀开门帘一看 百米内，数百双贼亮的绿眼贪婪地望过来，吓得吹口琴的青年丢掉口琴，转手操起一根大木棍。队长杜俊启当机立断，在帐篷周围燃起篝火，队员分组巡逻，不让狼群靠近。
第二天他们动手劳动之前，搞了个宣誓仪式，向荒原下战书。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与杨华率领的北京青年垦荒队会师，集中100多匹马，成立了运输队，上深山采伐木头盖房子。肩扛大斧的人们总禁不住哼起这么几句歌谣：“冒着西北风，迈步荒林中，手持大斧赛武松，树倒声音像炮轰。”
第二年开春后，当270人组成的第二批天津垦荒队来到萝北时，杜俊启他们在荒原上靠钐刀锄头开垦出500多公顷麦田，盖了20多栋100多平方米的板房。5月4日，北大荒“天津庄”正式成立，杜俊启担任“庄主”。1957年元旦，为了表达扎根边疆的决心，天津庄举行了4对新人的集体婚礼。杜俊启与第二批从天津来北大荒垦荒的一位姑娘结了婚。杜俊启夫妇在北大荒一待便是53年，像他们这样至今在共青农场扎根的天津垦荒队员还有30多人。
当初为什么选择从天津来到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垦荒？1954年，18岁的杜俊启就已经入了党，这在当时属于凤毛麟角。杜俊启出身贫寒，又积极进步，在天津私立完全第一小学里是知名的先进人物。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国各地开垦荒地，增产增收，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发表讲话，号召青年“向边疆进军”。这一年，北京的杨华组织了北京垦荒队向北大荒进军，全国各大报纸、电台对其进行大肆宣传。
“北京青年向北大荒垦荒了，我们天津的青年也不能落伍啊！”杜俊启当时就坐不住了，马上给《天津日报》写了封信，要求组织天津青年垦荒队。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发出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杜俊启组织的52人天津青年垦荒队在市政府礼堂召开了万人誓师会，然后在敲锣打鼓之中、在天津人民广泛注目下，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当时我们52人是全天津青年的优秀代表，肩负着全天津父老乡亲的嘱托，我们是雄心万丈！”杜俊启说。
杜俊启的垦荒队不只在天津引起轰动，也感动了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紧跟其后，就有7个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在校大学生自愿退学来到了萝北这片荒原。
杜俊启向我们讲述了其中一个动人的插曲。1955年冬天，当时在天津留学的黄娣丽是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副市长的女儿，她看了报纸的报道后被杜俊启等人的举动深深感染，于是一个人偷偷收拾行李，独自来到萝北找到“天津垦荒队”，要求加入他们垦荒的壮举。
“这可是给我们出了难题啊，不留她吧，人家是热情澎湃，我们总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吧。留她吧，这里条件实在太差，人家又是在读的华侨留学生，是印尼的 高干子弟 ，政策也不允许。”杜俊启告诉我们说，后来，请示了上级有关部门，反复给黄娣丽做工作，劝其回去天津继续学业。好说歹说，终于说服了。杜俊启亲自担负护送其回天津的任务。“把她送到天津火车站，我们要分手时，黄娣丽哭了，送了我一张照片。”杜俊启老人·开影集，找到了当年那张一寸的黑白半身照片。照片已发黄，但可以看得出来当年的华侨大学生黄娣丽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女孩。照片的背后，有一行钢笔字：“黄娣丽，56.1.18”。杜俊启说，在天津火车站分手那天是1956年1月18日，那天好像是个阴天。
刚来北大荒时的杜俊启
“这次分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只知道没多久，她就回印尼去了，也失去了联系。现在她过得怎么样？真是有点牵挂。”杜俊启老人思绪万千地说。
“当年第一批来到北大荒的52个天津知青，走的走，死的死，现在在农场只剩下3个了。很多队员都回城了，但我们都舍不得走，毕竟这是自己一手建立的家，也有感情啊。”杜俊启说，他们十八九岁从天津来到东北，说话、办事、吃饭全是东北的习惯，这边每家每户还有菜园子，可以种菜养花，有时回天津探亲倒觉得很不习惯。杜俊启三个小孩，两个留在了农场场部。1991年，按照国家对知青的政策，杜俊启将小儿子的户口办回了天津户籍。“小儿子先在天津起重设备总厂当工人，现在早下岗了。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将他留在农场呢。老大、老二现在在农场场部可都是铁饭碗。”杜俊启不无感慨地说。
杜俊启身体一直不太好，1974年患膀胱癌动了第一次手术，2008年春天第三次手术出院，他与病魔抗争的故事感动了当地很多人，年初公众投票被评为“感动宝泉岭十大杰出人物”。老人讲述当年往事，仍是精神矍铄。中午吃饭时，老人家频频向我们劝酒，并执意喝下了一整瓶啤酒。临出门时，老人家乐呵呵地指着窗外的小集镇说：“你们能想象得到，50多年前这里只是狼群居住的地方吗？”
李洁：过上了冬去春回候鸟般的生活
李洁总是感慨，时间过得太快。1969年8月26日，北京女十二中16岁的初三女生李洁笑呵呵地跟着她的同学们拥上了北京开往北大荒的青年专列。很多前来送站的亲友都哭了，她却没有。她满怀着当“兵团战士”的好奇和喜悦，心想，“部队不都是三年一复员吗？过几年就回来了。”让李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在共青农场一待便是39年！
“来前还听说这里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一年只干三个月的活，平常练兵。可是到这儿一看便傻了眼：一个土坡上几间茅草房，10多个人一个土炕。晚上煤油灯一灭，蚊子咬得无法入睡。白天干农活，晚上还要政治学习。冬天冰天雪地不能种麦子了，还得修水利、掏大粪。”从小在北京部委机关长大的李洁对这个当时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4团22连的地方十分失望。白天繁重的农活过后，夜深人静时，李洁便开始想念北京东城区煤炭部的家，眼泪哗哗地流，还不能让人看见。
1971年，这批知青第一次有了21天的探亲假。李洁回到北京，这时母亲已病逝，父亲病重。李洁在家一待就是好几个月。“说心里话，当时真不想回北大荒了。后来我们连也有知青逃跑回家的，跑了就跑了，也没啥。可我胆子小，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了农场。”
李洁所在的14团后来被更名为青年农场、向阳农场，再后来被胡耀邦亲自命名为“共青农场”，可李洁仍然在草甸子上迎来朝霞送走日落。
1977年是成千上万知青命运发生改变的拐点。这一年，李洁与她同年的共青农场本地青年姜典祜结婚了。第二年，李洁所在的农场便有大批知青返城。“我们打听了一下，上面说结了婚的不让走。我想，那就算了。”李洁说，当时结了婚的不算多，占知青的20%左右，大部分知青是奔着回城的念头，绝不在农场结婚。后来，为了回城，办假离婚的知青也不少。当年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四个城市来共青农场的知青超过4000人，现在像李洁这样仍留在农场的知青只有10多人。
北京知青李洁夫妇
李洁的独生女高三那年将户口迁回了北京，在北京联合大学毕业后到某乳业公司工作。女儿几年前便已在北京成家。“这两天，我跟老伴正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去北京过冬，春天再回农场。现在我们过上了冬去春回候鸟般的生活。”李洁嫣然一笑，对北大荒、对从青春走向暮年的近40年岁月爱怨交织。
沈瑞忠:“要说有遗憾，那便是有点对不起我的小孩”
沈瑞忠坐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政法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江泽民2000年来北大荒视察时跟作为知青代表的他握手的大幅照片。沈瑞忠在我们面前认真自信，一如他对人生一贯的主动理性的把握。
1968年8月31日上午10时，沈瑞忠穿着新发的军装、背着背包裹在1100人的知青队伍里，登上了上海开往佳木斯的知青专列。沈瑞忠1966年从上海黄浦中学初中毕业后，正赶上“文革”停课闹革命、学工学农。沈瑞忠当时是班长、团支书，成绩也很好，属于又红又专那种，如果可以考高中，肯定没问题。1968年，学校开始搞毕业分配。沈瑞忠被分配到沪东造船厂。可是就在他准备去厂里报到的前几天，毛泽东主席的“6·18”批示下来了，要求京津沪杭组建兵团去垦边。
当时兵团招人要求非常严，一般人没资格。一个班50多人除了身体不好的和是独生子女的，几乎全部报了名，但最后只能批下来两个左右。担任班长、团支书，又是工人家庭出身的沈瑞忠自然得到批准。可是没过几天，沈瑞忠听说因为他担任学校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成员，要留下来搞分配，不能去兵团。当时，沈瑞忠就急了，咬破手指在纸上写了“坚决要求到兵团去”的血书表决心，交到了区毕业生指导小组。这样，他才最终能够登上北上佳木斯的知青专列。
9月3日早晨，知青专列抵达佳木斯，下午，10多辆大卡车将沈瑞忠他们330个上海知青拉到了离佳木斯60多公里的桦川县兵团三师万宝农场。当时，老乡组织了迎接的秧歌队，沈瑞忠举着毛主席画像，身后有同学扛着红旗浩浩荡荡进了农场。
万宝农场当时是出了名的“穷万宝”。“虽然来前大家都是写了血书的，做好了大量吃苦的准备，可北大荒的生活仍让我们感到苦不堪言。”沈瑞忠回忆说，他所在的12连离场部有20多公里，道路全是土路，荒无人烟，杂草丛生，夏天只要下雨，路就不通。住的地方都是南方从来没有见过的马架子、泥草房。
一下来这么多知青，没有准备住的地方，便将养马的房子腾出来，刷一刷打通铺，大伙就睡上去。没有电灯、电话，每人发了一盏煤油灯。每天都是“早上两点起床，地里三顿饭，晚上回来看不见”。
吃饭呢，只有白菜、土豆、冻萝卜“老三样”，放在一锅里煮。知青们戏称是“早上喝汤迎朝阳，白天喝汤暖洋洋，晚上喝汤送夕阳”。短暂的新奇、新鲜过后，封闭的孤岛式生活让正值青春期的知青们常常感到巨大的孤独。知青哪怕有思乡的情绪也不敢流露，一露就得受批判。知青更不准谈恋爱了，那会被称做“小资产阶级情调”。
当时连队跟外界联系主要靠信件，邮递员一来连队，大伙便都去抢信件，大家都盼着家里人的来信。平常一个星期通一次邮。下雪天，邮递员十天半个月才能进去一次。
“晚上吃完晚饭倒头便睡，第二天还没睡醒就敲钟了，连做梦的时间都不给你！”沈瑞忠说，吃不好睡不好，又苦又累的活大伙还抢着干，他们这一代人现在大多落下了腰椎、颈椎病。“半夜起来掏粪，发现粪坑被起得更早的战友掏干净了，于是第二天起得更早。那时的人就是这么单纯！”
说起劳动的强度，那是城里人无法体验的。“十一”过后便是全面秋收，割大豆非常辛苦。北大荒地广，一块地一上午割不到头。沈瑞忠1米77的个头，经常是弯着腰割得腰都凉了。但怕人家笑话落后，还得硬挺着身板干活。
那时候麦子打好后送进仓库，没有传输带，都得靠人工扛麻袋。100多斤的麻袋，知青们不管男女，说扛就得往上扛，常常是扛得眼冒金星头晕目眩。有位女知青第一天扛麻袋，边扛边说：“要是我妈看见我这样干重活，肯定会哭的。”
冬天修水利必须在霜冻后，北大荒的户外是零下40多摄氏度，真是天寒地冻。一切活全靠人工，知青们去的时候穿着棉袄，干着干着身上热了就得脱衣服，最后只脱得剩下线衣线裤了。知青们不能停，一停就得冻着。干一天活收工时，大伙儿全成了雪人，眉毛全是白的，衣服后面的汗变成了十多厘米的霜挂。沈瑞忠说，年年冬天都这样，一干就是两三个月。很多知青得了风湿病、关节炎。
尽管干活干得累，知青们还是很乐观。农闲时，自发组织文艺宣传队，编排节目，村里老头老太太们全出来看节目。知青们都是从上海各个学校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吹拉弹唱个个会，有的一个宿舍就是一个民乐队。说起文艺节目，无非是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演革命样板戏。知青们在北大荒头四年没有探亲假，只能靠这样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排遣乡愁。
靠着“出身好、思想好、身体好”三大优势，沈瑞忠1971年入了党，1974年当上了连副指导员，并被推荐成了黑龙江兵团大学工农兵学员。只有初中文化的沈瑞忠刚开始担心自己学不会农机、畜牧等专业课程。后来一到学校才发现，一个班的同学年龄相差十几岁，文化程度也是参差不齐。初中毕业的他由于此前在农场一直从事农业生产，还算是既有文化、又有实践经验的学员。兵团大学是工农占领学校阵地，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沈瑞忠是学校党支部委员和班党支部书记，继续他“又红又专”的人生历程。
在进兵团大学之前，沈瑞忠在农场只知道埋头干活、蒙头睡觉。来到兵团大学，沈瑞忠才认真钻研种地这门学问，并且学会思考一些东西，总结一些东西。“这三年工农兵大学生的经历，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非常大。我学会了坚持信念，学会了独立思考。”
3年后，当年的上海知青几乎都选择回城时，沈瑞忠毕业后却响应“哪来回哪去”的号召，选择了重回北大荒农场，并且找了个家在农场的女同学结了婚。“是农场推荐了我上大学，学的又是农学专业，我想，毕业了回上海没有用武之地，也对不起农场的领导和乡亲。”
沈瑞忠
凭借着“踏实肯干，靠本事吃饭”的信念，沈瑞忠的仕途一路走得很顺。从农场组织部长做到农垦总局组织部副部长，再从绥化分局党委书记做到总局政法委书记。在绥化分局，沈瑞忠大胆进行了“土地出租市场化”等多项改革，当时争议很大，事后却被证明成效显著。“知青那段岁月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信念很重要，认为是对的，就要坚持。”
沈瑞忠的独生子高中时户口迁往上海，独自一人在上海过了几年，成绩不太好，最后只上了个大专，现在在上海某外企打工。沈瑞忠觉得他作为知青的一生没有多少遗憾，“要说有，那便是有点对不起我的小孩”，沈瑞忠说。
葛柏林：“生态家园”掌门人
我们沿着乌苏里江，经过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山林，在郁郁葱葱的松林深处，见到一座漂亮的家庭农场。庄园四周长满了柞树、白桦、杨树、丁香、核桃等优质特色树种，色彩斑斓如油一般。场地上摆放着一大排世界最先进的农用机械，最显赫的是那台有二层楼高的意大利荷兰公司 58 45527 58 26514 0 0 7546 0 0:00:06 0:00:03 0:00:03 7545产的菲亚特牌的大马力拖拉机。
我们的造访让宁静的庄园一阵狗叫鸡鸣。身材高大壮实、满脸古铜色的庄园主葛柏林和他的老伴林莉跑出来，一边喝退狂吠的那几条黄狗，一边和我们打招呼。老俩口都是当年下乡知青、建三江垦区八五九农场的退休职工。林莉介绍说，她是1968年从北京来北大荒的，葛柏林是佳木斯的下乡青年。1986年，已辞去分场场长职务两年的葛柏林，来到这片亘古荒原上承包了1万多亩地开始创办家庭农场，当时一口气承包了30年，现已成为粮满囤、树满山、鱼满池、各种珍禽野兽常出没的生态庄园。建立家庭农场以来，他们已生产粮食1.2万吨，从2000年以来，每年产粮豆1420吨，能装40节车皮。老葛一家也在“绿色银行”中积累了上千万元的财富。
葛柏林
葛柏林祖籍浙江，父亲是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部队干部。1968年6月18日，高中毕业而无法继续升学的他从佳木斯下乡来到了八五九农场。在这里，他和北京10中的高三毕业生林莉相识并相爱。林莉说爱上老葛的原因是：他朴实能干，总能冒出新思想，还特别有激情。1974年，葛柏林与林莉结婚了。
当年来八五九农场的知青有4万多人，现在剩下的只有六七十人。林莉说：“1978年、1979年是知青返城的高峰期，眼看着当初一起来北大荒的同学一个车皮一个车皮地走了，心里也是酸溜溜的，也有思想斗争啊。可是，已经在这里成家了，又有了小孩。回北京去怎么办？工作、住房都解决不了，还得吃父母的，那哪有好果子吃呢？”
问起已经从连队农工、统计员、排长、连长、指导员当到分场场长兼党委书记的葛柏林，为什么去办家庭农场？他说到了美国电影《荒原小屋》和前苏联小说《金星英雄》对他的影响。一个家族从美国西部荒原上的一个草屋起家，开发荒凉的草原，建设家庭农场的故事让他心潮难平。而那个前苏联退役的一级战斗英雄，把落后的集体农庄变成富足的家园的事迹，他总是念念不忘。他记得小说中的描写：在庆丰收的宴会上，长长的木桌上摆着大筐，那里面装着香气扑鼻的面包和金黄色的烤鹅，桌上还摆着一瓶瓶自己生产的蜂蜜和大荒的葡萄酒。
在一次佳木斯青年的中秋节聚餐会上，葛柏林又想起了前苏联集体农庄的那个丰收宴会，他对大家说：“我真想自己拥有一片土地，自己耕耘，自己收获！”同学们都说：“你这是梦想！土地是国家的，怎么能让你自己耕种，怎么能让你自己收获！”葛柏林梦想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建设美丽富足的家园。但那时，他和农场的许多知青一样，日子过得很苦。有一次邻居家来客人炒了四个菜，葛柏林眼馋了好几天。心想：“什么时候我们家也能过上这种日子啊，一餐能吃上四个菜！”
没想到，他的梦想真的可以成真了。198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zong书记的胡耀邦来北大荒视察，对建三江农垦分局的干部说：你们也可以搞家庭农场嘛！早就对农场生产经营形式的弊病有切肤之痛的葛柏林毅然辞掉分场场长和书记的职务，要办家庭农场。1985年春天，葛柏林在离场部50多公里的荒原上包了一片荒地，领着几个工人，挖沟排水，开荒种地。那一年就开荒近400亩，种上了小麦大豆。已经在农场当工会副主席的林莉也辞去职务，跟着老葛干起来。
那时，林莉在四根木杆挑着的一块帆布下，脚站在泥水里，给工人们做饭，老葛开着拖拉机和工人们一起挖沟开地。葛柏林回忆说，那时大多数农场职工认为办家庭农场就是走邪路，我们像后娘养的，处处受气。那时他们喝的是泡子里的水，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粘牙的馒头，再次感受第一代创业者的艰辛。到1986年，葛柏林的家庭农场已经开荒2000多亩，多次被评为全国种粮标兵。
现在老葛的家庭农场有1万多亩地，3000亩生态林，却只有18个职工，全是机械化。家庭农场还成立了党支部，林莉担任支部书记。老葛喜欢跟我们谈论大政方针，他说，农业没有好的政策，光靠种地，累死累活也赚不了钱。最怕政策“烙饼”。粮价有时跌一分钱，我们农场便可能面临破产，而涨一分钱呢，我们就能赚钱。
老葛说，此外农业也靠技术。像他们农场如果没有实现机械化，靠当年知青人工去割麦子，人工成本简直比粮价还要高。1997年，老葛四处借钱买了一台意大利荷兰公司生产的菲亚特牌的大马力拖à机。当时人家一口价“48万”，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可我还是一咬牙，买！“当时我们去交钱时，100元的人民币装了满满一纸箱，我抱着纸箱子手心都是汗，那情景很像电视里贩毒的人去接头。”老葛不无幽默地对我们说。
在葛柏林的带动下，现在建三江农垦分局已经涌现出规模大小不一的上千个家庭农场。
1996年，老葛个人投资12万元兴建900亩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这是中国农民自费建立的第一个湿地保护区。葛柏林说：“我当年曾和知青战友一起上山砍树开荒，欠下一笔不小的生态账，大批知青返城后，我自愿留下来，就是为了还账。
现在我已完成退耕还林1995亩，占耕地四分之一。我今年快60岁了，要在地里再种100万棵树。当年我们知青是 向地球进军 ，现在在经历许多苦难之后，我们能敬畏大自然，那就不枉为一次北大荒人！”
后 记
北大荒指从东经123°23 到134°32 ，从北纬50°21 到43°56 ，纵贯8个纬度的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完达山两麓，总面积5.35万平方公里的大片荒原。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劳动力不足是加速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困难，中央决定自今年到1963年五年内，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这些地区参加社会主义的开发和建设工作”
从1958年6月开始，先后有5.5万名山东支边青年和移民，高举垦荒的旗帜来到北大荒。1968年6月18日，以“屯垦戍边”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将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和部分省属农场合编成5个师，辖58个团（后扩大发展到6个师）。这一年就有3万多城市知青成为“兵团战士”。
从1968年至1976年，共有54万城市知识青年加入到“北大荒人”的行列。 这是一支充满朝气的队伍，也是北大荒开发以来诸多队伍中数量最多、文化程度最高、流动性最大的一支队伍。前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几十万人潮水般拥来，他们留给这块土地的是最宝贵的财富—— 青春。知青们也在这里了解了生活，懂得了人生。北大荒精神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当年的风和雨、悲与壮、泪和血、思与情都将是一代知青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至今仍有两万多知识青年坚守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的岗位上，默默地延伸着奉献的艰难道路。
选自《知青40年 总得说的故事》刘旦 主编 《花城出版社》出版
纪录片：英雄战胜北大荒
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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