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知青典型吴献忠的无悔人生
采访人：刘小萌 在座：刘继业
地点：沈阳市翔云楼宾馆1110室
时间：2002年3月29日上午
在当年的辽宁知青典型中吴献忠是最出名的一个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我用了不少笔墨，写了1976年前后辽宁知青典型在毛远新等人操纵下的种种作为所依据的资料，档案也好、报纸也好，都是官方的。这种资料来源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同样是这个人“文化大革命中的传媒可以把他吹得天花乱坠“文化大革命后的传媒又能把他描绘跳梁小丑典型。实际是任由当权者塑造的玩物，政治上的利用价值一旦丧失，也就变得一文不值。那么，真正的吴献忠是怎样的？这二十多年，她又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通过刘继业的介绍，吴献忠特意从抚顺赶到沈阳，第一印象，人很瘦，眼睛大大的，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
开始的场面比较拘谨，献忠对我的《中国知青史大潮显然“不感冒”，用她的原话：不用看，也知道里头怎么写的”，这当然是指有关她的部分。关于那段历史，她本来不愿意多谈。我说：愿意不愿意谈，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你已成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物，却是无法变更的事实。关于那段历史，你说有许多不真实的报道，真实的是什么，你不讲，别人又怎么知道？再说了，将来还是有人要研究这段历史的，你不讲，后人只能根据文献的资料。这番话，可能打动了她。
献忠一旦打开话匣子，就是滔滔不绝的，语速很快，说明思路的敏捷。我请她重点谈了几个事，一个是1976年前后辽宁知青典型参与的政治上的几件大事，一个是她狱中几年的生活，再一个是她近几年创办食品有限公司的状况。
通过谈话，我发现她是一个有个性、执著而缺少圆通的人。毛泽东曾提倡过那种在命运面前撞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的精神，献忠所富有的大概就是这种精神。她一再强调对以前的所作所为从不后悔，因为都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决定的，这包括下乡不后悔，不上大学留在农村不后悔，甚至蹲了监狱也不后悔。
她的执著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我问她：共产党已经不要你了，那你还信共产主义吗？她肯定地说了一个字“信，还说党早晚会把她请回去的。我又问：你现在是公司的董事长了，继业也是股东，按过去的理论，这可是资本家啊，难道跟你的共产主义信仰不矛盾吗？她的词儿来得真快“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前夜＂换句话说，当资本家也能保持共产主义信仰，恩格斯不就是资本家吗？我又问了：许多知青下乡初期，跟你的思想一样，以后在农村多年，目睹社会的黑暗，对“左＂的东西逐渐有了认识，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你在农村待了那么多年，难道就没有注意到种种黑暗吗？她的回答更绝＂现在社会上的黑暗不是更多吗？＂总之纵使你有千言万语，反正她有一定之规。
说实在话，我与献忠在思想观念乃至对历史的看法上有着深刻的歧异，但对于她那种执著和精神上的独立，不能不从心里给予足够的尊重。在一个日趋多元的社会里，为什么偏要强求大家想法一致呢？只求一“真”字，不是就足够了吗？当然，也会有入认为她的看法迂腐，或者顽固。
献忠创办企业经历了许多困难，同样百折不挠，她说，如果有了钱，最大的愿望就是盖一座知青大厦，从服务到设备，什么都是一流的，有钱的知青来，没钱的知青也来，大家欢聚一堂……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同样美好的理想，同样博大的胸怀，我衷心希望献忠梦想成真。
一. 当年的是与非
1973年，《辽宁青年》杂志封面刊发吴献忠照片
1976年，辽宁的知青典型在政治上比较活跃，或者说出尽了风头.那时候，他们是时代的宠儿，获得了巨大的荣耀。但是随着形势的巨变，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又成了历史的“罪人”、“四人帮＂的爪牙，甚至十恶不赦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关于这段历史自有历史学家去研究，我这里只想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对历史的真相，做一点点补充。
第一，1976年锦州知青会。关于这次会，继业已经从他的角度做了一些说明。作为当事者之一，我了解的情况比他多一些。
吴献忠等知青和社员一起参加农田基本建设
最初，省知青办准备在锦州开一次知青代表会，就通知了我，但我根本不想去。一般的会实在没有办法的，我才去，那时候还在地里干活呢，确实是想争分夺秒，因为事情挺多，要干点儿实事。所以直到知青代表会开会了，我还没到会，有多少人参加会，也不清楚。知青办知道我挺犟的不去就不去吧。但是后来春泽去了，铁生也去了，春泽去了不说，还给锦州市委、知青办提意见：你锦州开知青会，吴献忠是锦州的典型、全省的典型，她都不参加你们这个知青会到底是怎么地？这样一来，知青办受不了了，赶紧打电话，说“你赶紧过来吧，春泽他们都过来了，你说你不参加，这有点儿说不过去呀＂县委现派车到大队把我接过去的。
那时候，会议已经开了一天半了。市委的报告引起知青代表的不满，给市委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关系紧张了一些，但是根本不存在“夺权”的问题，抢话筒这个事确实存在，这个青年想说什么，那个青年想说什么，这事有，但是根本就不是说想夺市委的权，造市委的反。就是针对市委某些领导，他的子女不下乡，对“走后门”现象提了一些意见仅此而已。但是你要看后来的报纸，把我写的就是“预谋夺锦州市委的权。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有啥预谋，根本咱就不想参加那个会，不想夺市委的权啊，谁想夺权呢？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咱锦州后来不就发生地震了吗，一地震，会就散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锦州夺权”成了我的三大“罪状之一。进了看守所找我谈的时候，我把知青会的全过程说了一遍。办案人员原先以为我参加这个会是有预谋的，是要抢班夺权。我在交代材料中写的：“没有预谋＂纯粹是偶然，根本就不想参加这个会。春泽一去给烧了把火，才把我给煽去了。如果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我是十么“总指挥”，能事先没有预谋吗？能不按时参加会吗？完全不是哪么回事。后来办案人员了解了情况才明白了。
第二，1976年19名知青典型写公开信的事。当时省里开知青会，详细过程记不太清了，把我抓进看守所，没有把这作为一条。在公开信上署名的19名知青典型中我的名字排在第一。说心里话，那些人都了解我，我这个人是实实在在干的，大伙儿都认为我和有些人不同，挺克己的。
吴献忠（右）
第三，参加工农干部学习班的事。毛远新办的省工农干部学习班，主要目的是培训青年干部。学习班吸收各行各业先进人物参加，也是为市委市政府的班子培养后备力量。现在要培养哪个干部不也是上中央党校，上这个党校那个党校，让他学习吗？当时去的是南湖的党校。学习班后期要到各个市实践，进行调查，参与市委领导班子的会，给我们这个权利，要不咱们能参加市委领导班子的会吗？
我是第六学习组组长带领六名成员组成赴锦州调查组。调查完了回到沈阳，毛远新亲自听汇报，我们讲了锦州市委班子出现了什么问题，现在是怎么个情况，汇报过程，也不像后来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金得纯是锦州造反派的一个头，也参加汇报，讲了一通，他的派性比较严重。毛远新当时就批评他：＂金老师，你不要搞派性嘛。大字报是一个武器，无产阶级可以用它，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它”。我认为这话没什么毛病。把我抓起来以后，问我毛远新的讲话内容，我说你就查我的日记，市委领导、省委领导讲话我基本上都记，记的速度比较快。我感到毛远新的讲话超过了一般人的思维。不是说毛远新他怎么，怎么地，我这个人向来就是这样，在牢里戴着手铐子我就这么说，有人说＂你态度得好”我说“什么叫态度好？态度好就是实事求是，如果你要我说什么我就顺着你的思路说，那就太不好了。”
第四，被打成“反革命的经过，毛主席逝世时，我是县常委，同时在大队当书记，在生产第一线，铁生上省里反映对华国锋的看法，我并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之间再没有联系。
很快，在锦州召开了县团级干部打招呼会，传达中央的文件，主要是说粉碎了“四人帮，华国锋当了主席，毛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还谈到毛远新反对毛主席。听完了文件，组织座谈，叫大家表态，就是让表态坚决拥护粉碎四人帮＂啊，欢迎华国锋当主席呀，因为我不理解，所以没表态。我当时认为，要说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当主席，这个我没有理由不拥护，要是你让我像无限信赖毛主席那样，对华主席无限信赖、无限崇拜，四个无限嘛，我做不到。我的反动言论”的原话是这样的＂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让华国锋当主席，我拥护，但我没达到无限信赖”后头还有一句话“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经过长期实践，林彪不是写在党章上了吗？王洪文不是被主席选拔的吗？后来怎么变了呢？培养可靠接班人，不是得经过长期实践才能看出来吗？”接下来还有两个问号，毛远新能反对毛主席吗？华国锋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这要经过长期的实践。
在党内应该可以说话呀，按组织程序我这么说没毛病啊。说毛远新反对毛主席我确实不相信。我跟毛远新在省里开过几次会，开七大我们也是一个组的，我没发现他有什么反对毛主席的言论。另外，在中央文件里也没举出确凿的证据让你相信毛远新反对毛主席。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不可能反对毛主席一样，也不会相信毛远新反对毛主席。我这些话说得太直了，因为我就没有想当官啊。
监委专门给我办了一个学习班，帮助“转弯子，县委书记县、县妇联主任、公社党委书记、县里头一些部门的领导都来找我谈话。县委书记对我特别好，他说＂献忠啊，怎样了，你得赶紧转弯啊，你要不转弯，要想打倒一个人那还不容易吗？＂公社党委书记说“献忠啊，你得转弯啊，咋的你也得转弯啊”我说＂你要是说服我，我就转弯，你说服不了我，我不可能糊里八涂地跟着你们说”结果我把观点—说，这些人全都同意我的观点了，后来这些人一下子全都给打倒了，县委书记撤了，公社党委书记也撤了，团县委书记县妇联主任等等全部一下子都拿下了。他们同情我，有些还是朋友，当然他们被撤职可能也有其他一些原因。结果，二三十年没有再起来。
二. 狱中三年
我在县里办学习班一两个月后仍没转弯最后就进了看守所，当时定的是现行反革命啊，一关就是三年半。抓我时定了三条罪状：一条是我不相信毛远新能反对毛主席；第二条是锦州知青会，预谋夺市委的权；第三条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不“转弯”。
我这个人是这样，在你没说服我之前，我不会盲目服从的，包括到现在，有的人对过去的历史都否定了，我从来不否定，我这个人挺自信。对过去走过的道路，包括不上大学、不去当工人、扎根农村，有人问我后悔吗，我说不后悔，因为那是我自觉做的。又问＂你进看守所，当了三年半犯人，你后悔不？”我也不后悔，我走过的所有的路，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自觉去做的，那些盲目的人才会后悔，自觉去做还会后悔吗？我不后悔，因为我认为，在看守所的这三年半是个难得的生活经历。
在锦州，按“现行反革命”批斗，连续转十多个公社，每天一个公社。上午四个小时在台上低着头，让我坐着我也不坐，坚持站着。会上有人给我乱扣一气，根本不是我的事，都扣在我身上。不管他们说啥，我不吱声。专案组这些人挺好，他们知道有些人的话特别离谱，明明不是你弄的事，他给你捏造啊。专案组怕我想不通啊，事先提醒我：批判的时候，有些言辞可能有水分，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你要正确对待啊。我说我想得最开，能正确对待。他们批判我，把什么罪责都安在我身上，对他们是一个解脱，横竖我一个人蹲看守所啊。这些人当然都是一些熟人和朋友，不是熟人和朋友能批我吗？
有一次，县里组织知青批判我，事先公安人员告诉我＂今天的批判会，不像别的场合，你要有思想准备。”因为知青好冲动啊，他们担心知青动手打，或者是骂，担心我受不了，因为咱毕竟属于政治犯，过去从没受过这种侮辱，当时真想不通啊，和那些贪污盗窃小偷流氓啊关在一起，跟她们躺在一个床上就觉得对自己是个侮辱。怎么能和这些人在一起呢，后来自己尽量调整，也就想通了。公安人员怕我理解不了，事先给我做工作，我说：没事，我相信党，相信政府。
到了县政府，就见人挤得满满的，都在大门外头，我进不去了，前面没有道啊，警察就在前面开路。知青们都紧挨着我，都想看到我啊，谁也想看一看。等把我带进会场，两边的人都不在座位上了，挤到道两边，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走到主席台上。让我感动的是，这一道上，没有一个人骂我，没有一个人吐唾沫，更没有一个人动手打我。就是这一下，公安人员特受感动，过去开会批判那些作风不好的，这个那个的犯人，都是满身唾沫，打的什么是的…
在黑山监狱的三年，跟继业的情况一样，就那么关着，也不定罪。以后宣布开除党籍，跟刑事犯关在一起，什么流氓啊、小偷啊。她们对我不错，咱和她们也不一样，她们也用不着提防咱们，我认为我是知识分子。我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党要我当学生，我就当个好学生；党要我下乡，我就当个好知青；党让我当干部，我就当个好干部；党让我当犯人，我就当个好犯人。出狱以后，要我当工人，我就当个好工人。
在狱中，政台上没受什么侮辱，他们不打你，也不侮辱你，就是没有自由。每天到时候发饭，一坐就坐到晚上，然后睡觉。我生性喜欢热闹，有的人理解不了，有一次，看牢的人大声叫＂四号！”她叫你号啊，还说＂现在你的心情如何？那个时候你在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会议，今天你在地狱。那不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吗？＂还说“有什么感想，待会儿告诉我。对她的问题，我拒绝回答。
开始的时候天天批斗，还不错呢。后来也不批斗了，天天在里面这么坐着写材料，跟谁握过一次手都要写清楚像“四人帮、毛远新、李素文等人的情况，都得调查啊，天天还得接待那些来调查的人。环境太潮湿，见不到阳光，上茅子出去也就是一会儿，成天就这么坐着，能不得病吗？判刑以后在劳改队，还能够活动，见阳光的机会还能多点儿。
我始终有信念，如果没有信念，在狱里三年多怎么能熬过来？尤其是对一个女孩子…因为牢里潮湿，总也不见阳光，结果得了两个病，一个手沾凉水就来例假，比如洗脸洗手沾点儿凉水，或者洗衣服用点儿凉水，只要一沾凉水就来例假。再有一个，一喝凉水就拉肚子，因为水污浊得不行，而且饭发到女号的时候，基本上就凉了，有的时候水还不开。这样，一喝就拉肚子。
到后来，我的一条腿就不能动了，失去知觉了，穿裤子时，得把腿这么抬着穿，走道呢腿就这么拖着，差一点儿就瘫痪了。如果我没有毅力，那就完了，那么我得感谢谁呢？有一位姓刘的管教对我很好，她了解我，她在看守所期间，处处照顾我。自从我进去以后，女犯洗头次数就增加了，每个礼拜洗一次，以前是一个月一次，这样，在看守所期间，头发愣没生虱子。有一次得痢疾，每次去厕所都必须报到，一会儿—报到，看守就说＂你不用报到了，想去就去吧＂后来刘管教带我到县医院，住了几天院，让我特受感动，但还是落下一个拉肚子的毛病，所以我现在走到哪儿都带着水杯，特别讲究卫生。
提起这个病腿，还要感谢一个人，是省里公安系统的一个老头，是处长吧，到锦州看守所视察工作，正好赶上我们女号放茅，见我拖着条腿就那么走，他就走到我跟前“你过来，你这个腿多长时间了？”我说＂快半年了”他又问＂以前有过这毛病吗2“那哪儿有哇”他就知道这是受潮弄的，再不采取措施，将来就是出去了也是残废。
回牢房不久，听到走廊传来皮鞋的“咔咔＂声＇原来所长陪着老头来到女号。把门一开，老头说＂你过来，从外表来看，你这不是大病＂他马上吩咐所长＂从明天开始，每天早上你们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放她出去，让她晒太阳，晚上下班之前，再把她叫回来。”这半年，我出去晒太阳、活动，包括大家告诉我怎么锻炼，渐渐的，这条腿又有了知觉。我在看守所里帮着干点儿活，给食堂买点儿菜，帮着送送水，咱干啥都认真，又累得患了骨膜炎。
等把我放出来的时候，跟我谈，说是免予起诉，狱中的这三年半算下乡工龄。经济上是这种情况，其他人不都是在找吗？要求补偿。实际上这事儿你不找，也没人给你办，说老实话，我根本就不去找，当时没考虑到钱的问题，我对这个就无所谓，但是党籍没恢复，原来不是开除吗？最后改成劝退，要我签字的时候，我签啦，但是怎么签的呢？ 我不同意吴献忠被取消党员资格，理由有三：第一条，我不是所谓“三突”突出来的党员，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第二条，党章规定，党员犯错误，有开除、严重警告，我既然没有受处分，你有什么理由取消我的党员资格？第三条，我本身够一个党员的标准。”后来纪委的对我这么说＂我们都知道，你够个党员＂我的情况，黑山、锦州的党政机关都清楚，他们说＂我们都知道你够，但是你也得跟着大气候，谁也不敢替你说这话。”
三. 后半生的选择
我是1980年7月放出来的。当时征求我的意见＂你出去以后准备上哪儿？＂我说还是回农村，他们说＂情况都变了，你回农村也没有知青点了。再说了，你回去怎么也得包几亩地，但是让你包几亩地你还反对。如果不能回农村就去农场＂我说，还给省政府写了封信，要求到农场，只要搞农业就行，我当时就是这个愿望。随后让我在黑山县棉织厂待分配一年。后来省里特批，根据我的要求，分到锦州农业科学研究所，是国营单位，不用分红，也不用搞包产。我就在那儿当了一名农民工。
开始分到大豆组，然后是花生组，都是油料作物嘛，一块儿试验，一块儿不实验，搞对照，都让我管，连烤种带其他工作，我全部都给拿下来了。一个苗园里一个垅要有50棵苗，我留55棵，最后呢，每棵苗都长得绿油油的。收获的时候，我一个人就扬了两万斤豆子，累得够呛。别人都惊呆了，一个女同志，怎么弄啊？有一次评选“你心目当中的好党员”有人竟然提我。我说＂我也不是啊”“那是我心目中的党员＂为了能恢复党籍，一些好心人帮着我四处找，我说：我自己认为我是个党员，至于组织上承认不承认，那是组织上的事，而且我相信，党总有一天要找到我的。对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恢复不恢复，无所谓呀。
我是怎么想的？党内有些干部贪污腐化，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但这是个别人的事。我相信，人民心目中的党员应该是大公无私的，不谋私利的。因为有这种信念就能把社会和一切问题看得很透，对于个人的利益得失无所谓了。
我在科研所一待就是10年，那段时间相当长啊。
20世纪90年代初调回抚顺市，很大程度是因为婚姻的破裂。我们俩是在1982年结婚的，婚后的生活，我发现我们俩的距离太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提出了离婚。孩子1983年1月出生，当时只有六岁，法庭要调解我说：如果法庭不同意我们俩离婚，那我宁可再蹲20年监狱，决不再跟他过一天。我这个人不像有的人闹离婚，谁一劝又回来了，我不是这样的。
孩子的爸坚决不同意离婚，说：你应该给我一次机会。我说，不能再给你机会了，机会给你太多了。而且我忍让的程度，一般女人都达不到，一般的情况下，我能忍的都忍了，可是实在让我忍不下去并提出离婚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了。本来法庭都是劝和，但看我的决心挺大，却决定劝离，劝孩子他爸说＂你就同意吧，你俩的差距太大了＂他说＂我不同意，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同意，吴献忠是最好的妻子。”
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家挺困难的，我住了这么多年，一点儿都没有隔阂，他爸爸过生日，我骑自行车跑很远，买点儿肉，买点儿菜，给他包饺子，处得都不错，他爸说＂如果你俩离婚的话，宁可跟我儿子断绝关系，也不和你断绝关系”他弟弟也是这样，跟我处得很好。
法庭判离婚，征求我对家产的意见我说，家产我一点儿不要。
孩子他爸说啥呢？我也不要！一般打离婚，都是夫妇俩争家产，我们却是互相让，他们又问＂孩子谁要？“我要！”我要孩子，但是抚养费不要，我要得起孩子就能养起。最后法庭判了，孩子归我。
回到抚顺，市里挺关照，让我挑单位，说＂你经过这么多年的坎坷，照顾照顾你，效益好的工厂啊都可以…”我说，还是搞农吧，只要是农口就行，那时，咱们农垦局准备在抚顺办一个百万鸡场，当时还是一片平地，由荷兰投资，搞联营，我一看，就相中了这个单位。为了新的创业，孩子也没管，留给我妹妹，我就上班了，一直干到整个鸡场建完，盖了饲料厂。
后来为什么又从鸡场退出创办现在这个知青食品公司呢？
作为知青的典型，我始终认为这不是个人的事，实际是这一代人的代表。从看守所出来以后就想为知青做点儿什么，一直没有机会。
我寻思，通过我的努力，将来搞一个知青大厦。现在有农垦大厦，有工会大厦，怎么就没有一个知青大厦呢？如果有了这么一个大厦，从设计到建筑，直到整个经营，完全按照我所想的那样，也不是完全以赢利为目的。图纸的设计要独特，因为它要给历史留下点儿什么；整个的服务要是一流的，要有最低廉的价格，让知青有钱的来，没有钱的也来，让所有的知青都有机会来我这集合。我一直都在勾画这个蓝图，让它越来越完善。
1998年9月，创办了辽宁知青食品公司，是股份制，由我担任董事长。当初办这个公司就想到用“知青”这个名称，商标也是我自己花很长时间设计的：外边一个圆，中间一个方，外圆内方，圆代表天，方代表地，然后在这个方形图案上有一条“L形的路：L不就是辽宁的“辽＂的第一个字母吗？另外，老知青的“老字不也是用这个字母打头吗？这是我的创意，不解释，别人看不懂。我到北京注册时原想用“知青”品牌，加急查询的结果：“知青”品牌在四川已经被注册了。怎么办？我考虑“献忠”这两字不会有重复，一查，果然，就把它注册了。
咱们这个公司在省里也注了册，地点在沈阳市抚顺是分公司。规模还不是很大，才开始起步，继业也是股东呢，我们的股东都是几千块钱起家，就这么一点点地靠发奋去做。我是从为知青办事这个角度来办这个公司的，为了给社会留下一个好的品牌，我们要用一生的努力呵护它，不能让它沾上当前市场经济的那些污点。
我的产品包括农家酱、豆制精品、熟食系列，红香猪蹄啊、五香鸡肝啊，还有香玉米、黏玉米系列，卖得相当好。我的产品特点是啥呢？所有产品都不含人工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防腐剂是什么样的？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因为根本没有它。我们的设备虽然不是多先进，但我是在用自己的心灵来控制它。我这个人有洁癖特别好干净。所以我这的食品一出锅，谁也不许用手直接去摸，必须套上薄膜，保证每个环节都达到卫生标准。比如说这个“纯豆农家酱，是用优质大豆为原料。市场上的酱大概有上百种吧，一般都是用农村大酱为原料，像我这样用纯大豆做成大酱块子发酵，然后放到大缸里晒、闷，这样做的可能就是我这一家。吃你就能感觉到，这是正宗的。再一个，我用的水是浑河源头无污染的泉水。
当然，我们现在还处在创业阶段，非常艰难。继业知道，要不是咬牙挺着，早就垮了，太艰苦了。有个媒体看好我们的产品，说很有发展前途，马上要来采访。我一打听得要不少钱，就说：算了，暂时不搞厂告，还是用这笔资金扎扎实实地把厂子办好吧。不是有那么一句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吗？
吴献忠（左）与当年的知青在一起
我决心把厂子办好，生产绿色食品，弘扬知青品牌，也弘扬知青艰苦奋斗的精神。还希望用这个来证明，尽管经历了许多坎坷、许多挫折，我始终没有倒下。其实所谓倒下，都是你自己把自己打倒的。
工作太忙，对孩子实在没有工夫管了，全靠也自己。现在他考上了锦州医学院，考了五百多分，这孩子比较聪明。这些年，跟村里还有一些联系，以前也看过他们几次，老人基本上都没了。
吴献忠口述 摘自 刘晓萌《中国知青口述史》
知青吴献忠：
从革命的典型到“反革命的阶下囚”
吴献忠刚强依旧地说：“人生可以从50岁开始。”
作为当年的全国“知青”一号骄女，她曾在政治上碰得头破血流，感情生活上伤痕累累，如今，历尽沧桑的她心中仍揣着一个梦……
当年，“铁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甘愿吃尽天下苦，乐把青春献人民”这青春誓言，震撼了整整一代热血青年的心灵。随着她代表来自全国19位“知青”典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决扎根农村的倡议书，吴献忠名扬全国，成为“上山下乡”时代的一号骄女。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一代“上山下乡”热血青年的青春、梦想和对命运的叹息已随着回城的热潮慢慢逝去。渐渐地，她被人们淡忘了。
1998年9月28日，沈阳柳湖宾馆宴会厅。沉寂了20多年的吴献忠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身份是辽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面对人们的种种疑问，历尽沧桑的吴献忠只淡淡地说：“只要心中有真诚的爱，只要胸中有不屈的灵魂，就永远不会倒下。”
这一天，与吴献忠下乡插队的日子——1968年9月28日，整整相距30年。
3次招工招生不走，铁心务农的吴献忠一跃成为“上山下乡”时代的一号骄女
准确地说，吴献忠作为“上山下乡”时代的典型当之无愧。
1968年，吴献忠是抚顺市第十中学品学兼优的学生，能歌善舞，是班长、校革委会副主任。当年，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她二话没说，扛起行李，毅然到辽宁省黑山县耿屯一队插队，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吴献忠真诚地把农村当成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把自己当成缩小城乡差距的实践者，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那片热土上，并把名字“吴风琴”改为“吴献忠”(意为无限忠于农村这块广阔的土地)。
从此，春种秋收，她从不吝惜自己的汗水和力气。一年工夫，她就学会了扶犁、点种、收割等农活，她闷着头扬场，一口气能扬1万公斤，扬得叫农村小伙子直咋舌。
1970年秋天，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耿屯队的贫下中农和“知青”一致推荐吴献忠。她回答得很干脆：“我不走!”而且根本就不去参加招工评议会。有人不理解，说她眼界高，准备上大学。
不久，有大学招生名额下来，全体“知青”又异口同声推荐她，可她又把学习的机会让给了别的同学。她仍朴实地说：“我愿意留在农村。”
后来，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也来招生，县、社领导根据贫下中农的强烈呼吁，把吴献忠推荐上去。除了还差她的个人申请书外，已为她办好了入学的其他所有手续。尽管这样，吴献忠还是没有走。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誓言：“铁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甘愿吃尽天下苦，乐把青春献人民。”
吴献忠确实深深地爱上了那片黑油油的热土。为此，她舍弃亲情，连着9个春节没回家跟亲人团聚，调她去市、县做专职团委书记她也不去。她曾说：“如果有人把农村比做荒山，把城市比做花园，那么，我愿做荒山的开拓者，决不做花园的享乐人。”
吴献忠万万没有料到，她的青春誓言——“扎根农村，愿做荒山开拓者，不做花园享乐人”会不胫而走，而且成为当时全国“知青”中最响亮、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之一。自然，她也成为了“知青”典型中最突出的一个。随着事迹见诸全国各大报刊，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她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于是，她穿着农田鞋，穿着打补丁的衣裤，作为辽宁省“知青”的惟一代表，登上了当时最先进的三叉戟飞机，到北京参加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得到他老人家的高度赞扬。这时，她已是耿屯党支部书记。
1973年吴献忠在参加党的十大期间与李素文、尉凤英等合影
面对各种荣誉、种种诱惑，吴献忠的头脑十分清醒。她是真诚的扎根派，她对自己未来的全部设想，都根植于脚下这片热土上。
不知不觉之间，吴献忠的爱情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萌发了。
那爱情来得很自然，他是吴献忠志同道合的“知青”同学，也是她的助手——耿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他们虽然没有在皎洁的月光下发出神圣的海誓山盟，没有在柳荫小路上缠绵地信誓旦旦，但那种心心相印、那种心有灵犀是她一生中再也没有遇到过的。
寒风刺骨的冬天，吴献忠率领队员兴修水利，河水上薄薄的冰在惨白的太阳下闪着寒冷的光，需要有人跳到水里作业，她只向他瞟了一眼，他二话没说就跳进齐腰深的冰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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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打场的时候，每逢他包的活儿干完了，只要看到吴献忠的活儿还没完，不管多晚，他都过来帮忙。吴献忠忙，没时间洗衣服，他拿过来就洗。吴献忠出差，他细心地帮她收拾行装。吴献忠回来晚了，他就守候在灶口旁，将饭菜热了又热……。那段日子，吴献忠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正当他们牵手准备共筑爱巢的时候，她出事了。
在监狱，有爱寄托的她挺了下来；出狱后，失去爱的她欲哭无泪。属于她的爱在哪里?
1976年9月，毛主席与世长辞；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华国锋当上党中央主席。吴献忠因在县里的一次会议上，坦率地说了“新一代领导人能否像毛主席一样受到人民爱戴，那就要看他的行动”之类的话，因而于1977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昨天还是最最革命的典型变成了最最反革命的阶下囚。
开始时，办案人员以为吴献忠是“四人帮”及其辽宁死党的重要骨干，加大要她交待问题的力度，把她拉到县、社一些地方，挂上“现行反革命”大牌子，每天上午批斗4个小时，下午批斗4个小时，一批就是两个月。为了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决定把吴献忠拉到她所在的公社揭发批判。出发前，清查人员根据以往经验，善意地提醒她做好思想准备，因为“知青”和当地人可能会向她拳打脚踢、吐口水、扔东西。
那天本下着瓢泼大雨，可当吴献忠挂着“现行反革命”大牌子被带到贴满“打倒吴献忠”标语的大台子前时，雨却停了，一束阳光穿过乌云照耀大地，她又闻到了她挚爱的这片土地的泥土芳香，闭上了眼睛。待她睁开眼睛徒台下看时，只见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全是她熟悉的乡亲、熟悉的同学。他们轮流上台作批判发言，可没有狂热和激愤，只是冷静地念批判稿。批判大会进行了3个多小时，没有人向她吐口水，也没有人动她一个手指头，只是在批判前有人细心地把她的衣领垫在用于挂牌的铁丝下，惟恐时间久了铁丝会把她的脖子磨出血来。
批判大会终于结束了。自始至终，吴献忠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他拒绝对吴献忠进行批判发言。他的沉默给了苦难中的吴献忠以莫大的安慰。
吴献忠在监狱中度过了3年多的时光，漫长的牢狱生活夺去了她的健康。一次，她重病住院，看守对医生说：“她是在押人员，别人出院可以回家，但她出院就必须回牢房，你一定要治好她再让她出院。”医生说：“我明白。”在床位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医生仍让她留院一周，直到她病愈。
类似这些来自普通人的真情使她感动。正是这些普通人的真情支撑着吴献忠度过了最艰难的牢狱时光。
经过3年多的审查，清查人员没有发现吴献忠与“四人帮”及其死党有任何瓜葛，她的交待材料对所有问题的说法从始至终都一模一样。1981年春，吴献忠被释放。她拖着两条因牢狱潮湿导致几乎瘫痪的腿，一拐一拐地走进了明媚的春天。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找到他，马上见他，扑到他的怀里痛哭一场，哭出自己这3年多的苦难以及对他无穷无尽的思念。
吴献忠在锦州找到了一位同学，那位同学立即明白了她的心意，拉着她的手说：“我现在就去找他。”在吴献忠焦急的企盼中，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位同学独自懊丧地回来了，她告诉吴献忠：“他等了你3年，实在受不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就是在这个春天，刚刚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女朋友。他请你多多保重。”
这一消息对受尽苦难的吴献忠来讲，简直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吴献忠把所有的眼泪都吞进肚里，强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跟他见了最后一面。她对脸色灰白、面带愧意的他说：“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没有批判我，没有落井下石，这已经对得起我。作为朋友，希望你能坦然地走好未来的路。祝你生活幸福。”
就这样，伤痕累累的吴献忠了却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她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兄弟姐妹们与她抱头痛哭。这时，吴献忠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为她哭瞎了眼睛。望着亲人们的一双双泪眼，吴献忠心如刀绞，忍了这么多年的泪水终于如决堤江河一泻而出。
家人们想留吴献忠在身边用亲情温暖她那颗冰冷的心。他们试探着问她：“为了扎根农村，你已坐了一回牢，你还想回到那里吗?”
吴献忠说：“扎根农村是我的青春誓言，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都要坚持。”
姐姐说：“连许多伟大人物都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改口，你一个小小人物的誓言值多少钱?再说，现在‘知青’大多已返城，你回农村已毫无意义了。”
吴献忠说：“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全家人对认准一个理儿就绝不回头的她不再说什么了。
锦州市有关部门根据吴献忠的意愿，将她安排到农业科学研究所当农工。她又回到了挚爱的土地上了，可属于她的爱在哪里呢?
还没完全走出政治悲剧带来的阴影，她又步入了婚姻生活的悲剧
吴献忠经历大波大折后终于沉寂下来，渴望过平静的普通人的日子。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从表面看，她过去的那段辉煌已经画上了句号；实际上，她当年作为全国最有影响的“知青”典型留给人们的印象，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遭际、她的人格还在一些人的心中产生着影响。
这时，吴献忠除了接到一些朋友的问候书信外，还意外地接二连三收到黑山县一位农村青年发来的数十封情书。这些信封封写得情真意切，字字烫人心。其中，有一句话一直令吴献忠刻骨铭心：我追求吴献忠，只是想用一颗滚烫的心去温暖另一颗受伤的冰冷的心。尽管小伙子的信打动了吴献忠，但她毕竟经历过风雨、有过很多见识，她对这小伙子仍有戒心。
她说：“我是政治犯，将来有可能再蹲监狱。”
他回答得很坚决：“我主动求婚，就说明我不怕。我相信你是好人，你就是再蹲20年监狱，我也等你。”
她说：“我比你大4岁半。”
他回答：“农村有句老话——‘女大三，抱金砖’。别说相差4岁半，就是相差10岁，只要真心相爱就是幸福的。”
她说：“我是没有前途的人，你家里人没有意见吗?”
他激动地说：“我与你搞对象，不是我家人与你搞对象。你要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再坚强的女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在人生的风雨中苦苦搏斗、倦痛交加的吴献忠，此时多么盼望能有坚强的臂膀可以依靠呀，况且她把青春誓言看得比生命还重，如果能和农民结合，不正是按照当年誓言走下去的最好体现吗?于是，这个单纯的、在政治上碰得头破血流的姑娘，又由于单纯，把自己的命运轻易地交给了那个没有经过任何风雨的男人。
吴献忠与那个农民结婚了。次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那时，吴献忠抱着“寒室虽破能遮风雨，生活贫困心也甜”的希冀，一点儿也没料到由于他们各方面的差异，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她生活上的悲剧又拉开了序幕。
锦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为了解决他们婚后夫妻两地生活的问题，特地出面把吴献忠丈夫的户口从黑山县转到锦州近郊农村。随着环境的变化，口口声声说“为爱与你结合，别无他求”的他产生了新的企求，那就是借助吴献忠的关系把自己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吴献忠告诉他，自己要的是农民丈夫。他不甘心，亲自出马四处奔走，偷偷找吴献忠的老朋友、老熟人，请求他们把自己的户口迁进城。吴献忠知道后，火了，要他死了这个念头。从此，他露出了性格中丑陋的一面：在家，对吴献忠三天两头非打即骂；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干脆什么也不干。
1988年，小叔子一家4口因生活无着投奔吴献忠家，他们8口人就挤在一间半房里，8张嘴全靠吴献忠那一点点微薄的工资维持，吃的都是高粱米饭、大白菜。吴献忠每天早晨做好饭才上班，下班回来又拖着疲惫的身子再做好晚饭摆到桌子上。她穿的是一身好多男人也不屑穿的蓝色中山装，每天午饭带的是窝头、咸菜。尽管这样，吴献忠毫无怨言，只要全家人和和气气。
工会主席一次又一次把困难补助送到她手里，可她都拒绝了。她说：“我现在生活得挺好，不用组织照顾。”
吴献忠仍然无法与丈夫沟通：她做好饭让他洗过手再吃，他怒火中烧，说她嫌他脏，伸手就掀翻了桌子。工会给的补助她不要，他骂她太傻。过春节回娘家前，她千嘱咐万叮咛他吃饭说话要讲文明，他满口答应，可是一上了饭桌喝上酒就原形毕露，知识不多说起话来偏偏滔滔不绝，喝起酒来吆五喝六，最后他喝得酩酊大醉，将灌到肚子里的酒全喷出来，从屋里一直喷到屋外……
他的丑恶行径刺痛了她敏感的神经，消蚀着她对生活的热情。她曾几次想离婚，但一看到年幼的孩子心就软了。她的忍耐力是惊人的，这一忍就是8年。如果不是那次她偶尔目睹了发生在他身上的更为丑恶的一幕，她与他的夫妻关系还会继续下去。
1989年1月4日，北方最寒冷的日子，吴献忠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她告诉笔者，这次婚姻给她的精神肉体折磨，超过监狱里那3年多。
作为“知青”典型，吴献忠心中一直揣着一个梦，那就是为中国的一代人——“知青”做点什么
吴献忠离婚了，表面上她得到了解脱，实际上她又承受了一场精神上毁灭性的打击。她的精神有些失常，什么事都记不清了；身体彻底垮了，体重从60公斤降到40公斤，风一吹人就直打晃儿……
吴献忠不得不离开这触景生情的伤心地，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需要养息的她已无法工作了。
家乡人向吴献忠伸出了热情的手。他们告诉她：可以重新选择工作。她说，我的大半生都给了农业，我已离不开它了。她坚持要调到农场、畜牧场等系统工作。于是，她被分配到抚顺肉鸡联营公司当保管员。后来，又在抚顺饲料公司当办公室主任，被聘到抚顺鸵鸟养殖中心当副经理，被聘为沈阳高楼香鸡公司的经营经理。她扎扎实实学习本领，兢兢业业钻研业务。
1998年6月，吴献忠辞去公职，拿出多年积蓄，办起了自己的辽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
知青典型邢燕子(中）、侯隽（左）和吴献忠（右）
作为“知青”典型，吴献忠目睹了“知青”那代人付出的沉重代价——他们大多数人的“无奈三部曲”是：想读书不行，赶上了下乡；想工作不行，赶上了待业；等40多岁家庭刚刚稳定，又遇上了下岗……为此，她希望自己的梦想能成真：建一座知青大厦，让老“知青”们在那里愉快地工作、生活……
如今，吴献忠已年过花甲了，她惟一安慰的就是有一个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惟一乐趣就是工作，惟一追求就是建起她梦寐以求的知青大厦，为“知青”那代人真正地做点什么。
全国知青典型吴献忠带头向关爱知青公益基金捐款。(图片来源：关爱知青促进中心）
也许她的执著会感动上帝而赢得成功，也许她会又一次失败。但无论怎样，像她这样真诚生活的人，应该得到生活的回报、人们的喝彩！
文章来源：《中国知青口述史》、凤凰网历史、抚顺7000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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