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记忆》亡故北大荒知青史迹
这是一部在特殊年代的特殊知识群体把生命奉献给北大荒这块神奇黑土地的纪实文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将近200万名城市知识青年为开发建设北大荒而贡献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其中，有数以千计的知青因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生存状态、工作条件和医疗气候等因素，长眠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近半个世纪以来，当年亡故知青的战友和亲属，以亲历亲见亲闻的身份，真实记录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通过征集，本书汇编了近六百名亡故北大荒知青的史迹。
这本视角独特的纪实作品，从历史真实的角度，以亡者的战友和亲属的亲历亲闻亲见，以朴实的文字极大限度地还原亡故知青的真相，真切表达了对一代知青的青春和生命的尊重和热爱，是在民族复兴时期对人性正能量的真实而完美地诠释，令人震撼，发人反思，是一本迄今为止反映知青生命的难得的纪实作品。
祭奠青春 昭告后人
——写在《生命记忆》出版之际
全书600页，附有大量图片。文字部分包括170篇纪实文章，再现了二百多位亡故知青的生命印迹；另外还收录了182名逝者的简介和189名亡者（包括34名姓名不详者）的名单。
其实，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报刊上已有不少文章追怀过在北国大地因公牺牲、遇难或意外去世、非正常死亡的知青了。但如此书，以宏大篇幅集中追述他们的事迹，悼念他们的魂灵，还属首次。
精神，值得崇敬
如果说，战争年代，牺牲是无可避免的；那么，和平时期，为理想和事业而献身的事情还会发生吗？
答案是肯定的：或在追捕杀人凶犯时，无畏向前，中弹牺牲，
吴建国
如吴建国（《热血洒疆场》）；或在返城途中，舍身赴险，勇救落水群众，如袁志刚（《青山有幸埋忠骨》）；
冯百兴
如为保住国家的森林资源，冲入火海，用身体滚压烈焰，如冯百兴（《烈火丹心》）。在关键的那一刻，他们都没有丝毫的犹豫。即使在急送医院的路上，处于昏迷之中的冯百兴还不时念叨着：“快……打火！”
徐克钧
而同样因扑火受伤的徐克钧从昏迷中醒来，留给战友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什么事，大家去忙秋收吧。”（《没有批文的烈士》）。
还有一些知青，没有随大返城的潮流离开黑土地，而是毅然留下，把自己的全部才智都献给了第二故乡的建设事业，
董新建
如林业技术员董新建（《他与山林同在》）
肖永久
走上干部岗位的肖永久（《优秀的农垦干部》）。即便后来回城治病，但临终的遗言还是要把骨灰埋在北大荒，如白衣天使孙文珍（《北大荒的好女儿》）。
显然，这是一批充满理想主义、英雄情怀与献身精神的知识青年。
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青春，永远是与理想、激情、献身相伴合的。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抗击日寇侵略的英勇将士、新中国的创建者、保卫者与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绿军装与白大褂……。无疑，这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的精神特质。我们，崇敬他们。
生命，需要敬畏
当年，造成知青伤亡最惨重的是救火。比如，云山农场1970“4.18”火灾，死13名知青；尾山农场1976年“3.13”火灾，死7名知青。一方面，相关领导缺乏科学、得力的指挥，处置失当；另一方面，知识青年缺少扑火经验和设备，仅凭一腔热血就冲向了火海。这样的教训，是后人应当永远记取的。
此外，还有各种亡故者。其中：
有不少人是因病去世的。固然，有些病（如癌症）即使在今天的大都市大医院也未见得都能治愈；但也有不少人的病故，却是因为当时当地的医疗条件欠缺所致。
张凤星（前左一）
比如张凤星（《一颗不该陨落的星星》），患的并非是致命的肠梗阻，却因停电而未能及时手术，继而又因术后感染去世。
另如朱国雄（《生日那天》），因打井塌方而伤及肺脏。偏偏场部卫生所没有相关的诊治设施，只得联系转院。结果，生的希望就在这几个小时的转院过程中一点点地流失。
还有不少人是因车祸、溺水、枪支走火、煤气中毒等意外事故去世的。甚至，坐在宿舍内，居然会被爆破的飞石穿透屋顶，击中头部而亡。固然，任何时候，都会有意外发生；但是有些意外，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比如枪支走火，就源自管理条例的未能严格遵守（《荒原枪声》）；排除哑炮时的遇险，则与安全生产的系统教育缺失有关（《鲜血染红了〈通行证〉》）。
最不该的，还有械斗致死的。其中，规模最大的恐怕是1970年12月4日发生在大兴安岭阿木尔区老潮河林场的械斗，参与者多达二百多人，导致多人受伤，一人死亡。而这死去的周强（《他在械斗中倒下》），来到林场仅仅16天，年龄只有17岁。痛定思痛，我们不能不追寻酿成这悲剧的多重因素。由于知青来自天南地北的多个城市，并且年龄正处于容易冲动的阶段，于是平日里的口舌之争往往也会演变成拳脚相加乃至棍棒飞舞的群殴；加之“文革”动乱破坏了正常的秩序，派性武斗冲毁了行为的约束，良知、人性与理智也就被恶行与放纵所淹没。
大千世界，冬河枯了有夏汛，春花谢了有秋红；而人呢，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任何忽视、无视生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庆幸的是，如今，敬畏生命，不仅珍惜自己也珍惜他人的生命，已成为社会的共识。
悲剧，应当避免
很难统计，亡故在黑土地上的知青到底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有不少为自杀。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辞典里，自杀往往是会被批判、被曲解、被鄙视的。然而，当一个鲜活的生命决定自我终结时，其实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何况，在特殊年代的特殊环境里，一些知青或上吊、或投井、或服药、或卧轨、或饮弹的自杀，是个复杂的现象。
按说，正是灿若春花的年龄，人生经历更是简单，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坎过不去？可是，设身处地去想，若非绝望至极，谁又会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呢？
岳志文（《沉重的代价》），在连队出现“反动标语”时被无端怀疑，历经一年的审查，终“被击晕了、击垮了”，选择自缢——是委屈。蒋振耀（《迟开的追悼会》），被诬告拉帮结派和隐瞒成分，当其面临着连队将要开展的批判时，饮弹自尽——是抗争。苏邦顺（《一曲悲歌向大海》），在同批知青多已返城，而自己（系六九届初中生，实际学历仅为小学毕业）又感到参加高考没有胜算的情况下，投身大海——是无奈。
与前几种情况不同，王建秀（《空白的〈入党志愿书〉》）“深得领导的信任和器重”，已“被树为扎根边疆的先进典型”，并领到了《入党志愿书》。真纯的她认定，入党，就“必须抛弃自己的一切”，“要有具体行动”来扎根农村、边疆。而其内心深处，也像其他知青一样，想要返城，回到父母亲人身边。于是挣扎，在终难取舍、挣扎无果的情况下吞服安眠药自杀——是纠结。
至于陈永娣（《想念你，陈永娣》），去兵团的两年间，从连队历经营部、团部直至调到师部工作，可谓顺风顺水。但是，就在师部“文革办”的任务结束，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她却突然地卧轨自杀了，令其父母、兄妹、荒友百思不得其解。自然，原因总是有的，只是，已成了永远的谜团。我们宁愿相信，当她俯卧在冰冷的铁轨上时，脑际也许会闪过一个念头，让这延伸向远方的铁轨把自己的魂灵与内心的倾诉都带回故乡——母亲的怀抱。
今天的人们或许会说：委屈，忍一忍不就过去了；沉冤，终有昭雪的时候；无奈，也非真的无路可走；纠结，更是没有必要。然而，不要忘记，逝者多是远离父母亲人且又涉世不深的纯真青年，加上特殊年代的特殊氛围(血统论甚嚣尘上，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左”的思想无所不在——自杀者死后，往往还要遭到批判)，悲剧也就难以避免了。
追忆，寄托哀思
我是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读完此书的。眼前，一直晃动着曾与我同宿舍的上海知青阿良的面影——他是在迁离兵团的几年之后又只身返回兵团（此时已改回农场），在老连队后面的深山里上吊自杀的。待到被发现时，遗体早已僵硬……
多少个日月流转，多少个寒来暑往，几十年过去了，亡故的知青并没有被忘记。
比如，死于1970年“11.7”火灾的14名知青的坟茔还在虎林县的庆丰农场。四十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昔日兵团战友来到他们的墓前祭扫，以寄托无尽的哀思。
同时，由于开垦、拓建、地貌改变等多种原因，更多亡故知青的坟茔已无迹可寻。而此书的出版，正可作为永久的纪念，能将亡故者的名字深印在广大读者的心田与脑海之中。
显然，编辑、出版《生命记忆》，首要的意图自然是怀念、祭奠我们的知青战友，但绝非全部。我相信，阅读者亦将从中读出更多的东西。
书中，除了少数留在北国大地的知青在其去世时已是中老年外，大部分亡故者都逝于二十岁上下。望着一张张照片上那稚气未脱、青春勃发的面容，追寻其短促而又带有时代印痕的人生轨迹，作为他们的荒友，能不感慨万千吗？
有欣慰，欣慰于他们永远年轻，年轻得让人羡慕；没有被遗忘，即使岁月无情、光阴流逝，却依旧存活于爱他（她）、念他（她）的亲人、友人的记忆中。
但更多的是心酸，心酸于他们本可以多尽人子之道，并成为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的，却在生命之花尚未尽情绽放的时候，其青春、生命、热血、梦想、迷惘与遗憾……就被定格在了弱冠之年。
也许，远行的他们，灵魂已趋宁静，似乎不该再去打扰和惊醒他们了。
可是，已经变老的我们呢？却依然无法释怀。不时地，穿越数十年的岁月沧桑去回望与反思。进而，就有了近些年，来自四面八方的老知青们，回访农场、跨省团聚，刻录光盘，编写回忆（包括此书）的种种举动。
因为，这是一代知青郁积于心的不变情结，也是将史实与教训昭告后人的历史责任。
2011年8月7日，在黑龙江省北安市赵光农场，原兵团一师师部办公楼北侧的松树林西头，隆重举行了一场祭扫李殿强烈士的活动，赵光农场领导和职工，以及一百多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老知青和烈士的家属亲人一起，在新建成的烈士墓前，凭吊英魂，寄托哀思！
李殿强牺牲已经四十多年了，农场的干部职工没有忘记他，当年的知青战友更是深深地怀念他，英雄的音容笑貌依然铭刻在大家的心中，英雄的壮举和平时的点点滴滴依然激励着人们。
李殿强从小就以英雄为榜样，热爱祖国，努力学习，乐于助人，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是当年河北大街小学唯一考上天津市重点学校天津三中的一个。
一九六八年十月李殿强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直属工程一连，即机炮连，和战友们共同肩负起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重任。
李殿强到连队后，分在畜牧排。一个从大城市来的青年人要与牛马打交道不容易，他认真向老同志学习，起早贪黑，不怕脏不怕累，什么活都抢着干。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不仅学会了赶车，还学会了饲养和调驯，很快成了排里的一把好手。
连里的大种马刚调来时，性情刚烈，排里同意李殿强的要求由他来驯养。从此，李殿强不辞辛劳，一心扑在大种马上。他把大种马侍弄得干干净净，油光锃亮。但是调教大种马却让李殿强吃了不少苦，多次在调驯中受伤。一次，他从马背上摔下，受了伤，医生让他住院治疗。可李殿强一心牵挂着大种马，第二天就从医院跑回连队，坚持工作了。
李殿强不仅热爱本职工作，而且只要连队有需要，他总是抢在前面，多次为抢救国家财产作出贡献。
一九六九年初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李殿强刚完成自己的工作回到连队，听说要去抢救一批小羊羔，他二话没说，顾不得吃饭喝水，调转马车就出发。战友们叫他休息一下，暖暖身体再走。殿强说：“抢救小羊可要抓紧时间啊。”他马鞭一挥，赶着马车消失在风雪中。直到深夜，把小羊羔拉回排里安置好，他才吃饭休息。
李殿强
李殿强爱马如爱己。一次，一匹小马驹刚出生就得病了，晃晃悠悠站不起来，得赶紧送兽医站检查治疗。殿强赶着马车载上小马驹上路了。北大荒的道路坑坑洼洼，有的地方难行得很。马车经过一条齐轮深的河道时，车子一晃，小马驹掉进了河里。李殿强心急如焚，毅然跳进冰冷刺骨的河里，抱起小马驹，牵着马车趟过了河。
他的出色表现，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第一年就被评为五好战士。
李殿强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黄继光、邱少云、麦贤得、雷锋、王杰、欧阳海……这些英雄人物是李殿强心中的偶像。他当上马倌后，更是以拦惊马救儿童壮烈牺牲的刘英俊为榜样，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把“临危不惧献自身，壮丽青春为人民”的豪言壮请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九七O年八月七日，李殿强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他的誓言。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李殿强驾车拉着一车货物回驻地。行至前进镇镇南，因汽车鸣笛使马儿受到惊吓，“咴、咴”地呼啸着狂奔起来。附近的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发出了惊呼。此时，正是前进学校的小学生放学回家的时候，孩子们结伴走在路上，有说有笑的，并没有注意到发生的一切。
“大家快闪开！”李殿强高喊着，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拼全力拽住缰绳，使劲儿“吁！吁！吁！”向马发出停止令。但惊马的力量非常大，并不会轻易停下来。李殿强没有松手，快速把缰绳绕在手臂上，死死攥着，身体也离开了地面，10米、20米、50米、100米……李殿强终因体力不支，倒了下去。满载着货物的马车从他身上轧过后终于停了下来。李殿强用自己的身躯止住了惊马，行人和孩子们得救了。人们目睹了这瞬间发生的壮举，冲向这位勇拦惊马的英雄。“是李殿强！”有人认出了他，大家立刻将他送到医院。但因脾脏破裂，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年仅二十岁。
李殿强为人民的安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师党委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共党员，黑龙江省授予他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七日，国家内务部向英雄的家属颁发了“光荣纪念证”，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国家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
李殿强之墓
李殿强是刘英俊式的英雄，是千万知识青年的骄傲。一师直属机炮连的战友们深深地思念着好战友、好兄弟，2011年清明前，为李殿强重建了墓碑，八月举行了隆重的追思活动。
2011年战友为李殿强扫墓
朱国雄
朱国雄，男，上海知青，1953年4月20日出生。上海市敬业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4月24日支边到黑龙江省嘉荫县沪嘉农场。1973年4月20日，20岁生日那天，在打井时遭遇塌方，不幸遇难。事后，农场团组织根据他身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1973年4月之前的嘉荫县沪嘉农场3连，只在生活区东头的食堂前，有一口井，考虑到生产、生活区域扩展的需要，连队领导决定，在靠近菜地的三排男生宿舍北面，再打一口井。
新井在定位前没做过地质勘查。可能是因为位置离老井不过百米远且海拔相近，也可能是因为3连、4连和场部原有的几口井都在10几米深，更可能是因为相信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说法，当时的连队领导确信新井址下面10几米深处肯定有水。
北疆的严冬季节是不宜挖井的。只宜在冬春交接、地气回暖但又未化冻的时段，于是新井被安排在4月初开挖。
对于挖井作业而言，这是个危险的季节。昼夜温差大，井口和井壁的土表白天化晚上冻，很难说什么时候会有险情发生。
天气一直晴朗，土方作业进度正常。
井挖到15米，没见渗水，挖到18米，依然没见水的影子。连领导和井下作业人员的心一日比一日抽紧。挖到20米，只见湿土不见水。终于连领导决定，挖到24米，再不出水就停工。然而，在井深22米左右时，未出水，却出事了。
那天中午，有人惊慌地大叫：“出事了！塌方了！朱国雄被砸了！”众人闻讯赶到打井工地时，朱国雄已被救出送场部卫生所抢救。
现场只见，被砸断了钢丝绳的安全棚架还歪挂在井筒的半腰。从井口旁塌落的厚约40厘米、比门板略小的冻土斜抵在井底一角，从上往下看，差不多遮蔽了井底的一半面积。
本来朱国雄和挖井是毫无关系的，他原在食堂工作。当时的食堂是一份多数人以为轻松其实并不轻松的工作。三个人要做一百多人的伙食，农忙时还要挑着担走上几里地给大田作业的农工送午饭。雨天，大田作业不用出工，而食堂照样要供饭，甚至比晴天更辛苦。
在那个理想主义至上的年代，入团入党是体现进步的标杆，是许多青年的追求。在大田里劳动的知青的表现，往往更容易被领导重视和赏识。尽管朱国雄在领导眼里一直是一个表现不错的青年，但直到1973年的4月，他仍然只是个团外积极分子。
朱国雄热情、富有正义感和上进心。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书生气的脸透着几分姑娘般的秀气。略显单薄的身体包裹着一副乐于助人的心肠。爽朗、外向、易冲动的性格隐匿着些许小资的脆弱。稍一激动，说话会结巴；受了委屈，眼眶还会发红。
他坚定地请求到生产第一线去接受艰苦的磨炼。在1973年4月20日的前些天，他还缠着领导，要求转到大田班。
4月19日晚，与领导软磨硬泡且病休了好几天才刚复原的朱国雄，经连里同意，他明天下井作业。谁曾想，这却要了他的命。
卫生所里，医生初步诊断，朱国雄的肋骨被砸断了，而且极可能已伤及肺脏。场部卫生所没有相关的诊治设施，无奈，只得联系转送乌伊岭医院救治。
当时的朱国雄虽然很衰弱，但脸和四肢都没明显的伤痕，神志也很清醒，就是胸口痛得难以忍受。
记不起是没车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朱国雄是在被砸后几小时的晚上才被送往乌伊岭的。朱国雄是坚强的，喊痛也是轻轻的。他与陪伴他的戴国群作了生前最后一次谈心，表达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强烈愿望。他还再三让人转告杨发春连长：“不要管我，一定要把春播抓好”。
很多人都说朱国雄本不该死的，但他还是死了。乌伊岭林区医院没能挽救他的生命。落后的交通，落后的医疗条件，湮没了他最后的生的希望。
1973年4月20日是朱国雄20周岁的生日。那天上午，他准备了几个菜，还用家乡带去的咸肉和已经隐现霉绿的大米煮了一锅饭，打算与室友一起庆祝。结果饭未熟，出工时间已到。他对室友说，我不等了，你们吃吧。说完就上工去了。没想到这一走，他的生日竟成了他生命的忌日。
朱国雄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实现了他生前的追求。但这，只能是给他的亲人一点起码的安慰而已！
（上海知青葛乃杰）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苏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四月，张成齐不顾家庭阻拦，坚决报名去黑龙江军垦农场。
张成齐家境困难，只有父亲一人工作，收入微薄。母亲是家庭妇女，共育有六个孩子。成齐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是最小的。在政府的照顾下，小成齐读小学和中学是免费的。父母舍不得小成齐去那么远，那么冷，那么危险的边疆。张成齐在报名时给班主任老师的决心书中写道：“我是工农子弟，是劳动人民的后代，党和毛主席解放了我们，贫穷人家的孩子才能免去学费读书，我们应该带头去黑龙江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把边疆建成反修的钢铁长城，永葆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小成齐向已工作的二姐借了1 5 0元钱，置办行装，奔赴北大荒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兵团各师团开始组建武装连。在“戍边”方面，武装连队比一般连队承担了更多的任务，九团八连是其中的一个。十月，张成齐从十连调入八连，成为武装连的一员，并担任副班长，是当时八连上海知青中的唯一。刚到八连，连队就开拔了。队伍被拉到小兴安岭的伊春，在一个叫苔青的山坳里，参加国防施工。
这个工程是为沈阳军区新建战备仓库，对外名称是4909工程，由黑龙江兵团第八团、九团、十团各派出一个武装连组成施工营，与解放军工程兵共同修建。战备仓库建在大山深处，战士们的任务就是打山洞。工程需要的大量物资，全靠苔青的小火车站装卸。车站没有几个装卸工，拉来的物资都要工程兵和兵团战士自己装卸。一九七O年三月二十六日，一车皮水泥运到苔青站，需要紧急卸货，要求半天卸完。张成齐接到命令，当即带领全班和另一班的战友一同前往。劳动时，两个班开展了竞赛。在你追我赶中，提前完成了任务．受到带队连长的表扬。连长表示要为战士们请功，还额外奖励大家去洗澡。同志们高兴极了，窝在山沟里整个冬天没洗过澡，每个人的内衣裤里都爬满了虱子。紧张的卸车使大家汗流浃背，浑身沾满了水泥，确实需要洗一洗。这些来自城市的兵团战士怎能不欢呼雀跃！
连长联系了附近西林铅锌矿的一个小浴室。大伙儿争先恐后涌进浴室，张成齐走在最后。他和几个后进浴室的伙伴见温水池边挤满了人，就坐到了开水池上方的跳板上。跳板年长日久已脆腐，为便于安放又锯去了一角。几个大男人刚坐上去，突然断裂，一个个下饺子般落入了开水池中。张成齐坐在跳板的中央，落水后又被同伴压在了水底，是最后被救上来的。同时受伤的有六个人，重伤四人。开水池水面白花花一片，不知是皮肤还是水泥。见过当时惨状的战友，至今印象深刻，唏嘘不已。
工程指挥部立即组织了紧急救援。军区格外重视，铁路方面紧急调度，运送伤员的列车从苔青到伊春，到哈尔滨，沿线一路绿灯，四位重伤员被直接送到哈尔滨第一人民医院。
经检查，张成齐3度烫伤55%，2度烫伤20%，1度烫伤15%。全身只有很少部分皮肤完好。在送往哈尔滨的火车上，张成齐基本处于昏迷状态，偶尔醒来，还关心着别人，询问着战友的伤情，令护送的战友十分感动。到医院后醒来，看到团首长坐在床边，问的第一句话，还是其他伤员好吗，第二句话是请同志们将他的学习材料带来，他要乘治疗养伤期间学习。在治疗中，他总是积极配合医生，从未叫过痛。军区和哈一医院全力抢救，几乎每天都与上海、北京等各大医院的名医通话会诊，还用飞机从全国各地调运名贵特效治疗烫伤的药物。但是，天妒英才，回天乏力。几天后，因细菌感染，张成齐得了败血症。弥留之际，他对医生说，不要再给他输血、用药了，把药品留给其他战友用吧！据医生说，他们四位重伤者都互相推让，先给别人接血、供药、治疗。医护人员都感动得流泪，称他们都是“硬汉子”。一九七O年四月二日，张成齐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二十年。
张成齐牺牲后，工程指挥部在苔青沟营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部队首长号召全体施工部队向张成齐学习。他的骨灰埋葬在苔青沟边。九团党委根据张成齐的生前遗愿，追认他为共青团员。因是在国防施工中牺牲的，且平时表现优秀，张成齐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向张成齐家属颁发了《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光荣纪念证》。
（根据上海市虹口区民政局，上海四平中学，张成齐哥张成明、姐张秀兰，战友程达龙、谢友龙、沈洋等提供资料整理）
（上海知青张惠达）
刘振球，男，上海知青，1951年出生，共青团员。上海市漕河泾民办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15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3团（859 农场）38连。同年10月24日，在团部修菜窖时突遇塌方被埋窒息牺牲，黑龙江省和国家民政部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年仅17岁。
刘振球出身于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下乡前，是学校革委会委员，共青团员。像所有有志青年一样，刘振球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和祖国未来满怀着无限的憧憬，将英雄人物作为自己的榜样，他日记本的扉页贴着毛主席的画像，接着就是黄继光、邱少云、雷锋、安业民、董存瑞的像，下面端端正正地写着自己的誓言：学英雄、为革命、不怕死！
刘振球烈士证书
在同学和战友的记忆里，刘振球是一个爱集体、爱劳动、乐于助人的好青年。“文革”中，只有十五岁的刘振球就和同学们一起步行两千多里上了井冈山，并在一个生产队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事后社员给学校来信表扬了学生们。在学校组织的“三夏”劳动中，刘振球的手腕负伤，敷上了石膏，但他不愿意离开集体，仅休息了半个月，又投入到劳动中。到北大荒后，一次刘振球见一个老太太扛着一大堆柴禾，立即上前接过来，一直把老太太送回家。还有一次，刘振球外出时遇雨，眼看等不到回连队的车，别人劝他先住下，明天再回连。他说“连里秋收那么忙，还是赶紧回去”。他步行了三十多里路，回到连队立即参加劳动。刘振球在日记中小结下乡一个月的心得时写道：“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
一九六八年，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北大荒。为了让知青们能全面了解兵团和农场的状况，了解“屯垦戊边”的战略思想和具体任务，各团场都要在知青到达之初进行集中培训。几百上千的知青一下子集中在一起，生活安排便是个极难解决而又不能不解决的大问题，特别是严冬将至之时，愈加紧迫。二十三团为了解决大批知青集训时的吃菜问题，决定修个大菜窖，并从三连、四连、十七连、十九连、三十八连各抽两名战士去执行此项任务。
刘振球刚到兵团才一个多月，就被选派参加挖菜窖的工作。他觉得这是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告诫自己一定要好好干。
这个大菜窖修在东安一个叫下营的地方，二十三团转运站就设在那里，团里的许多学习班、培训班都在此举办。
东北的菜窖深达两三米，上面用树干当梁横担在两边，再铺上树枝、干草，最后覆土，在顶棚上留有一个洞口，洞内用树干扎成一架简易扶梯，供人上下，完成这些后，菜窖才算告成。
刘振球个子不算高，长得也较单薄，但他很灵巧，干活能吃苦。他和战友们挥汗如雨地大干了三天。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四日，2米深3米宽7米长的大坑终于挖好了。下午，他们开始封盖填土。即将完成时，横担的树杆突然发出嘎嘎的声响。大家意识到横担可能要断裂，如果顶盖坍塌，不但几天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且工期也要延误。参加挖菜窖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城市青年，这种东北农村常见的菜窖却是第一次见识，更缺乏安全解决突发问题的知识。大家凭着常识，认为在横担下面支一根立柱就能保住菜窖了。刘振球自告奋勇跳下菜窖，先查看断裂的位置，再设法支撑。他很快就找到了断裂的横担，冲着洞口向班长喊道：“找到了，就在这里断了。”不料，刘振球话声刚落，整个顶盖“哗”的一声塌了下去，把刘振球掩埋在下面。大家七手八脚地搬去杂物，扒开尘土，把刘振球救出来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一个立志在边疆大干一场的好青年，就这样在到兵团仅一个月零六天的时候便把生命献给了北大荒。
刘振球的遗体暂时停放在一栋尚未建成的砖房里，身上盖着一面红旗，团部指派了守护人员，战友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为他站岗放哨直到下葬。
刘振球的父母来到后，二十三团在团部修配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遗体安葬在大板南山。团党委号召全团干部职工和知识青年向刘振球同志学习，还在团部设立了刘振球事迹陈列室。
一九七一年黑龙江省革委会授予刘振球革命烈士称号。
一九八三年国家民政部为刘振球颁发了烈士证书。
刘振球烈士之墓
埋葬刘振球的地方，后来成了农场的烈士陵园。每年清明，农场的中小学生都去祭奠烈士，凡有回场的战友也都必去瞻仰扫墓。
（刘宏海根据烈士之妹刘碧琴回忆和当年资料及上海市徐汇区地方志整理）
一九六八年，十八岁的吴建国打起背包来到北大荒三江平原，成为一名兵团战士。当年他在要求去北大荒的申请书上写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实现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艰苦奋斗。”
吴建国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当农工时，他锄草总是最干净；当炊事员时，他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当饲养员时，他不怕脏和累，为解决粮食干燥问题，他带头建起了全团首座烘干塔，在秋收中有效地抗击了秋涝灾害。他从战士升任班长、排长，不到一年就加入了共青团，一九七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兵团组建值班团后，吴建国成为特务连的六班长。部队参加猴石山国防施工，特务连负责器材保障。吴建国多次带领全班完成了突击抢运物资的任务，受到团里的通令嘉奖。他的班成为连队的突击队，第一年就被评为四好班，产生了五个五好战士、三个连队标兵。
吴建国不仅处处模范带头，还是个爱兵的班长．在长途奔波的列车上，他让战士们休息，自己持枪警戒通宵；抢运物资时，为减轻战士们的体力消耗，他自己动手把人家废弃在铁路旁的推车修好；林场装运原木时，他是最吃重的左肩头杠；团里奖励的苹果他舍不得吃，拿出来分给体力消耗最大的同志；当站士们在大山里过着馒头就萝卜汤的艰苦生活时，他带领战士开园子种菜，自己动手改善伙食。
国防施工归来后，二十六团开赴荒原建场，吴建国升任排长，不久又提拔为副连长。当了干部后，他仍然脏活累活抢在前，时时处处起着模范带头作用。搬运水泥，别人扛一袋，他一个手臂夹一袋，一趟就是两袋；截钢筋，他抡起24磅的大锤一天能截两千多个头，胳膊肿了，虎口裂了，全然不顾，好像是个不知疲倦的人。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六团筹建木材厂，吴建国所在的警通连担负起建厂任务。正在医院治疗关节炎的吴建国，听说后立即归队参战。他与连队班子一起克服种种困难，带领全连指战员当年就将木材厂建成并投入生产，保证了开荒建场的需要。
木材厂建在一个叫万宝的地方，其实是一片大草甸子，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四月里的北大荒，冰雪初融，大地翻浆。汽车动不了，大车忙春耕，建厂的材料设备运不进去。吴建国带着大伙，硬是人拉肩扛把材料设备运到荒原上。夏季，北大荒的天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一天，狂风骤起，瓢泼大雨劈头盖脸泻了下来，简易工棚嘎嘎直响。如果棚顶被掀起，建筑材料就会被浇湿，机器设备就会受损。吴建国翻身跃上棚顶，用身体压住棚顶。雨停后，浑身湿透的小吴冻得直哆嗦，手脚都不听使唤。同志们都说吴副连长有铁人的那股劲。
吴建国不光是一个拼命三郎，还是一个很能钻研的革新能手。当农工时，他就让家里给他寄来二十多本农业科技书籍，一有空就学习。到木材厂后，更是努力钻研技术，为克服冬季混凝土难以凝固的问题，他虚心向他人请教。为学木工手艺，练凿眼就劈坏了好几根凿把。设备刚运转时，带锯常出故障，影响了生产，他经过仔细观察，反复琢磨，搞清了故障原因。他不是简单修复，而是对设备进行改装搞起了革新，彻底解决了问题。几年来，他在木材厂共完成了24项技术革新，为国家节约了资金，提高了生产效率。
吴建国是个工作起来就顾不得自己的人。建厂初期，夏天风来雨去，冬天爬冰卧雪，非但关节炎没治好，一九七二年又得了皮肤病，奇痒无比。一九七六年，他回上海探亲时去大医院检查，被诊断为皮肤癌。医生告诫他，千万不能影响到血液，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吴建国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还是放不下北大荒，执意要归队。妈妈拧不过他，只好含着眼泪由他北去。小吴回到厂里又一头扎进工作。
吴建国干起工作是只虎，生活中却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早在二十七团六连，吴建国就与小卖部的漂亮女孩情投意合，调到值班团后，他常年带着战士们转战奔波，但他俩一直鸿雁传情，书信不断。一九七五年他们喜结良缘。婚后，吴建国家徒四壁，但他没有动用厂里的一钉一木。领导按政策调拨了一些打家具的木材给他，他也舍不得用，后来他得知原先班的里的一位上海知青要结婚，就把自己已经交了钱的木材调拨单送给了这位战友。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清晨，在押待判的犯人高胜滨从监房逃脱，并盗走军械库的两支冲锋枪、八百六十发子弹和三枚手榴弹，枪杀了五连指导员全家及其他人员共十一人，并纵火烧毁家属住房1栋。警通连奉命追捕凶犯。吴建国一马当先，奋勇追捕。凶犯负隅顽抗，竟然向警通连战士射击，吴建国不幸头部中弹受重伤，经多方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上海烈士陵园吴建国骨灰安放处
为表彰吴建国的英雄事迹，红兴隆管理局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追记大功一次，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七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授予他“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刘宏海根据北大荒专题数据库和当年报刊通讯报道等史料整理）
每当想起那场突发的大火，恐惧，惨烈，悲切……触目惊心的一幕幕就会出现在知青们的脑海里，汹涌澎湃，思绪万千，犹如滚滚黑龙江，久久难以平息。
一九七O年秋收后，十连的食堂竣工了。这栋全连引以为豪的大瓦房，红砖红瓦，千余平米，坐北朝南。位于屯子的正前，大道的东首，在满目土坯草顶的泥房中显得格外气派，成为当时全团的样板房。
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七O年十一月十七日，新食堂开伙不到一周，就突发大火。
那天深夜，战士们大都进入了梦乡。突然，“着火了”“着火了”的喊声，把大家惊醒。战士们一骨碌跳起来，往窗外一瞅，火苗正从大食堂的西面角呼呼地往外蹿。有的来不及套上棉衣和棉裤，抓起面盆、水桶就冲向火场。男知青率先赶到，而住在食堂东头的女知青们却还在睡梦中呢。大伙急忙破门砸窗，一面招呼她们赶快逃生，一面冲进去抢搬物品。
当得知西屋里还有食堂的钱箱没有抢出来，丁训明、顾士德、诸卫国、叶水根、傅建新、赵桂根六名上海和杭州知青，又冲进了正在燃烧的大食堂。叶水根刚冲进几步，就被滚滚浓烟呛得睁不开眼，喊不出声。突然，房梁轰隆一声砸了下来，小叶赶紧贴着墙根逃了出来。
指导员吕连生指挥几位连排长堵火场入口，劝阻还想往里冲的知青们。“危险，别往里去了！”吕指导员向叶水根询问后，得知冲进了六个人，就挨个寻找。很快诸卫国、顾士德、赵桂根三人也退了出来。“还有傅建新和丁训明在里面！”叶水根急了，大伙都拼命呼叫两人的名字。不一会儿，傅建新从窗口跳了出来，头发被烧焦了。大家又一齐呼喊丁训明。
十连附近没有河流，连里用水全靠水井。接水的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无奈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栋房子化为断壁残垣。“完了，全完了！”人们绝望地叹息着。
更揪心的是看着熊熊烈火无情地吞噬了战友丁训明，且无法施救！为了避免产生更多的伤亡，吕指导员强忍悲痛，竭力阻止大家冲进火海是果断的，明智的！
清晨，浓烟逐渐消散。连里挑选了数名身强力壮的老职工进入残垣搜寻，在伙房灶膛的位置发现了丁训明的遗体，他趴倒在煤渣堆上，背上是烧残的梁木。他是在浓烟中跌入灶膛，又被坍塌的房梁所压，使他失去了生还的能力。
丁训明烈士证书
遗体抬出来，其状惨不忍睹。大家不敢多看，纷纷低下了头，眼泪夺眶而出。遗体经过简单整容，穿上衣服后，安放在连队的豆腐房里，设了灵堂，一床洁白的床单盖在丁训明的遗体上。虽然没有花圈，没有鲜花，但连队的知青轮流为他守灵。当晚，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大地披上了素妆，连队一片寂静，人们在心里呜咽。真是烈火炼丹心，天地同哀悼！
雪一直下个不停，天气冷极了。几天后，丁训明的父母亲赶来了，连里在场院里搭了灵台，安放着棺木。全连男女老幼，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肃立默哀，丁妈妈扶着棺木，“阿明啊，爷娘看侬来了！”话音未落，早巳泣不成声，丁爸爸默默低叹：“哎，白发人竟送黑发人！”战友们闻声落泪，哀声绵绵。
江川农场的学生清明祭扫知青烈士墓
（上海知青叶水根）
张泳平，女，祖籍江苏江阴，上海知青。生于1950年11月13日，上海市嘉定城一中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8月31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30团(现万宝农场)10连，任小学教员。1969年10月6日为了救学生而光荣牺牲，年仅18岁。团党委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家民政部追授为革命烈士。
徐惠敏，女，汉族，祖籍江苏宿迁，上海知青。生于1952年1月22日，姐妹五人，排行老二。上海市杨浦中学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5月9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30团（现万宝农场）10连，任小学教员。1969年10月6日为了救学生而光荣牺牲，年仅17岁。团党委追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国家民政部追授为革命烈士。
一九六九年，正是“备战，备荒”和“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连队也挖起了防空洞。张泳平和徐惠敏是连队小学校的老师，她们想，一旦和苏修打起来，就要及时转移到防空洞里继续给学生们上课，应当把教室和防空洞连起来。
十月六日，这一天是个休息日。她们的“战备地道”即将贯通了，她俩没有休息，带着学生抓紧挖掘地道。徐惠敏带领低年级学生在东西向的地道里挖。张泳平带着高年级学生在南北向的地道里挖。高年级学生力气大点，挖得比较快点。休息时，徐惠敏到张泳平那里去取经，并和他们一起挖起来。看到地道即将贯通，她们很兴奋，边干边说笑。忽然，她俩发现地道顶部不断有泥沙滴落，意识到这是要塌方的预兆。孩子们惊慌起来了。她俩立即组织学生撤离，一面大声地指挥着学生，一面拉着、拽学生们，把他们一个个推出地道，当最后一个学生刚刚钻出地道，她俩已经爬到了地道口，头已经到了洞口的壕沟边，还没来得及站起来。突然，“轰隆”一声，地道一下子塌陷了．所有的学生获救了，而两位知青老师却被深深埋在地道里，再也没能起来。
学生们吓坏了，他们哭着，喊着，叫着他们的老师，一双双小手刨着，挖着，要救出他们的老师。不一会儿，知青们闻声赶来了，职工们也匆匆赶来了，大家一起拼命地挖呀挖，二十分钟后，徐惠敏先被抬出。三十分钟后，张泳平也被抬出。人工呼吸，心脏按摩……晚了，太晚了！所有的抢救措施全都无效，都不能挽回两位年轻人的生命。
徐惠敏遗物、徐惠敏日记本
事发后，团部卫生队派人来对遗体进行了护理。吊唁时，她俩就像睡熟了一样，静静地躺在连队场院上，各连的知青都来了。晚上，战友尤曼云和顾银生为她俩守灵。
这是三十团第一例知青死亡事故。团领导很重视，连领导很紧张，生怕无法向家长交代。她俩的父母到了，万分悲痛，但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提任何要求。徐惠敏的母亲悲伤着，呼唤着爱女：“你死的光荣，妈妈为你骄傲……”并俯下身，拉下自己衣服上的扣子，给女儿缺了一枚扣子的衣服钉上。
张泳平和徐惠敏，在危险时刻，把学生的安危放在首位，表现出兵团战士“舍已为人”的革命精神，她们的壮举，感动了北大荒，感动了黑土地。三十团党委上报兵团，为两位英雄申报了革命烈士，并根据她俩生前愿望，追认张泳平为中共党员，徐惠敏为共青团员。
两家父母目睹了兵团战友的真挚情感，亲身感受到知青们在边疆得到了锻炼。徐惠敏的父母当即表示把三女儿徐惠青再送到兵团接姐姐的班。张泳平的父母也表示，等烈士的弟弟毕业后，也让他来继承姐姐的事业。徐惠青也被姐姐的行为所打动，决心到姐姐战斗过的地方经受锻炼。当时，徐惠青只有十六岁，但就在烈士牺牲的当月一一十月底，她就来到了十连。
光阴如梭，四十多年过去了。尽管世事变迁，但张泳平和徐惠敏的英雄行为仍然激励着知青战友们，激励着她们当年的学生们。每年清明，万宝农场学校的孩子们都会去她俩的墓上祭扫；每次知青们回访农场，都会为她俩捧上鲜花。
（李庆梅根据徐惠敏姐徐惠娟妹徐惠青，战友朱明元、辛文信、顾银生、尤曼云、蒋显龙提供的资料整理）
俞启，男，天津知青，老高中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师55团3营22连（今稻花香分场13队）排长。1971年7月16日，在武装泅渡演练时，不幸溺水身亡，被追授烈士称号。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
北大荒的夏天，昼长夜短，天黑得特别晚。22连的各地知青，收工回来，吃过晚饭，无事可做。毕竟是年轻人，似乎忘却了一天的疲劳，这时候，会有人拿出二胡、板胡、笛子，在晚霞映满天际的时候。奏起了悠悠扬扬的乐曲……，那是连队经常会出现的场景。
一天晚饭后，绯红的晚霞映满了连队的篮球场。夕阳的余晖给周围的原野涂上了红黄相间的颜色，煞是好看。一个是非常清秀的天津知青俞启，拉着手风琴，一个是身材高大魁梧的上海知青赵千山，拉着小提琴。在晚风的吹拂下，在黄昏的暮霭中，他俩相挨着，飘荡出一阵阵优美动听的琴声。知青们披着晚霞，或站或坐，似蹲似倚，沉醉在悠扬的旋律中。
不知是谁提议：来一段《粱祝》。大家齐声应和。俞启和赵千山对视了一眼，微微点了下头。片刻，那哀婉凄美的乐曲从他俩的指尖中、琴弦间、心田里轻柔地流淌了出来。
那个年代，《粱祝》是封、资、修音乐的典型。创作这首乐曲的陈钢正遭受着无尽的批判。人们满耳听到的只是八个革命样板戏的音调，灌入耳际的都是铿锵刺耳的“文革”乐曲。
突然间，在遥远的北大荒的原野上，在满天秀丽的晚霞映托下，两个年轻的乐手，默契地合奏出扣人心弦、令人心醉的梁祝之音。轻柔处，如春风拂面，桃李含情；凄婉处，似猿声哀鸣，杜鹃啼血；明快处，犹阳关蓝天，清澈无遗；悲凉处，恰秋风瑟瑟，满地落英……如泣如诉，如歌如舞，令人如痴如醉。知青们沉浸在美的享受中，心灵获得了爱的滋润，灵魂得到了水洗般的纯净。
琴声挽住了晚霞，晚霞映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剪影。那么灵动，那么美丽。那琴，那乐声，那拉琴弹弦的身影，俞启和赵千山，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绝美图画，深深地烙在了二十二连知青的心田里。
一九七一年七月，上级搞武装泅渡。武装连去了几个水性好的知青。俞启在的连队有两个名额，一个是一班的小牛，上海川沙人，自小练武，身体特壮。另一个就是俞启。他是排长，海河边长大的老高中生，细高挑的个子，白白净净的脸，说话温和，为人公道，又拉得一手好琴．大家很信服他。
据说，兵团领导要来视察。原计划一个月的训练，只训练了半个月就要准备泅渡演练。十六日下午，天气状况不佳，江上起了风浪。怕出意外，先挑了六个训练成绩最好的试渡，其中就有俞启。
中午饭，俞启吃了六个窝头。他带着--根捆枪的绳子，做好了一切准备，兴冲冲地来到了诺敏江边。
诺敏江，是查哈阳水利枢纽的渠首。虽然是条不起眼的小江，但大风劲吹，江面上，波涛起伏。他们六人下水游至江中心，突遇漩涡。哈尔滨知青于长胜先沉没，被湍急的流水冲走。其他四人坚持不住，纷纷扔掉了背着的枪支，奋力游上了对岸。凭水性，俞启完全有能力游到对岸，但是，他把枪支死死地捆绑在身上，无法摆脱。在湍急的水流旋转的一瞬间，他消失在滚滚的江水中。
二十天后，在下游的芦苇荡里，找到了俞启的尸体。当时，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了。从他紧紧绑在身上的枪的枪号上，才认定是他。
晚霞映照在连队的篮球场上，人们又看到了俞启拉手风琴的身影。晚霞带走了琴声，带走了俞启。琴声融进了晚霞，俞启走进了夕阳。晚霞会消失，俞启不会消失，他在知青们的心里，还有那琴，那乐声。
（甄斌、马星剑）
来源：《生命的记忆》 转自：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网站
沉冤四十余年的知青英雄祁智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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