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民口述历史：版纳知青在行动
版纳知青在行动
——丁惠民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316室
时间： 2002年8月2日
丁惠民这个名字，对许多知青来说都不会陌生，他是1978年末1979年初云南农场知青上访请愿运动的总指挥。这场运动几起几落，其间还穿插了签名公开信、罢工、请愿、车站卧轨、进京上访、中央领导接见等诸多事件，最终是以知青大返城为结束的。请愿运动前，云南农场知青至少还有五万人， 一年后，据说只有70名知青仍留在当地。尽管媒体竭力封锁消息， 云南农场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还是风驰电掣般传遍全国 。 使上海、 新疆、 浙江……许多地方的知青从中得到了鼓舞 。 于是， 更大规模的返城风在各地兴起。
在此以前，知青为了争取返城权利，曾付出过许多艰苦的努力，像云南农场知青这样通过群体抗争而取得胜利的，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面，如知青的团队精神与勇气，高层领导的审时度势并对知青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等，而丁惠民作为五万知青的总代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智慧和魄力把运动引向胜利，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新闻媒体塑造过形形色色的知青典型，但是只有在云南这样的请愿运动中，才会涌现出像丁惠民这样属于民间、代表民意的知青领袖。
那次会上的人挺杂，作家、官员、学者、自由职业者…惟一的共性是大家都当过知青。当地记者来采访，请在场的几位给读者各题一句词，多数人的题词倒也四平八稳，惟独惠民的话掷地有声：“我是知青我怕谁!”第二天报纸出来，别人的题词都散发着油墨的香气，惟独他的题词踪影全无。原因不言而喻。这又是一件小事，同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惠民的言语和做派跟别人的确有些不大一样。俗话说：非常人做非常事。不然的话，五万知青的领军重任，怎么就落到他的身上。因此，在做知青口述史时，他是绝对不能遗漏的。
2002年8月1日，惠民带着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欣然从重庆赶来北京。我事先与他约定，请他做一个口述，重点就讲知青请愿上访那段历史。可巧他在这之前已经准备好一份自述性的稿子《在激流与旋涡中》，同意给我参考，这样一来，工作量减轻了不少，采访重点就放在补充一些情况。
这天下午，我和惠民不顾赤日炎炎，去月坛南街拜访赵凡老人。
赵凡
23年前，赵凡作为中央派赴云南的调查组组长，在圆满解决云南知青问题上起过重要作用。当时，勐定农场知青举行大罢工，赵凡闻讯赶到，面对的是一千多名跪在地上的知青。他们有节奏地高喊着“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打动，他向知青们表示：一定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相信知青的合理要求是可以解决的。这一场景，已成为知青史中最悲壮的一幕，赵凡也因此博得云南知青的敬重。
如今，赵凡已是86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谈起往事来滔滔不绝。当年，丁惠民是五万知青的领袖，赵凡则是中央的代表，两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但在这以前，却从未谋面。23年后，他们终于在北京相聚，像老朋友一样地叙旧、谈话。显然，经过那场远逝的急风暴雨，他们早已熟知彼此。
对于赵凡当年为知青做的好事，惠民首先表示了感谢。赵则谦虚地说，允许云南知青返城是中央的决策，是中央对知青的关怀和照顺，自己和其他同志只是做了一些调查工作。要感谢就要感谢中央。“你和你的那些知青代表来到北京，当时我不在，去了云南。中央派了两个兵团司令(笔者按，指王震和程子华)接见你们，确实是很重视的。当时叶帅(叶剑英)也很关心。国家需要安定团结啊!”。
23年后的拜访(2002年丁惠民在赵凡家)
赵凡作为“文化大革命”后农垦部门的主要领导，对当年中央解决知青问题首先是农场知青问题的态度应该了如指掌。我不愿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有意把话题转到新疆知青问题上。1979年，在云南等地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鼓舞下，新疆农场的数万上海知青曾掀起旷日持久的上访请愿运动。他们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去新疆的老知青，尽管他们的返城要求有着充分合理性，但请愿却没有获得圆满的结果。关于这段历史，我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已有概括说明。于是我问赵凡：同样的背景，同样的要求，为什么中央对新疆的上海知青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策?他的答复很干脆：“新疆的上海知青问题与云南知青问题性质不同，当初上海的学生初中毕业找不到工作，王震同志把他们招到新疆去，有吃有穿，是件好事情自己也很高兴……”但是，为什么这些学生小小年纪就升不了学，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在他们中间，出身不好的又占了多数?听了他的一席话，这些问题立即就到了嘴边，但转念一想，出于对老人家的尊重，还是就此打住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观念也不相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又怎么可能一致？
从赵凡家出来，我和惠民就分手了。惠民告诉我，回到重庆后准备办一家公司，很有信心的样子。这些年来，他的事业一直不太顺利。在大风大浪中娴熟驾驭过航船的人物，在琐碎的生活中有时却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中间可能有多种原因，与他不愿随波逐流的秉性是不是也有一定关系呢？
一.我就是好打抱不平
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返城风潮的掀起，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可以说是多种矛盾积久必发的产物。从我个人来讲，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为广大知青的利益振臂一呼，并且始终置身于这场风潮的风口浪尖也不是偶然的。我想，在回忆那场风潮前，还是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和经历。
我的父母都是上海南汇县人，父亲是大团镇的，母亲家在海边的三灶镇，大概相距几十公里路。他们怎么认识的?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来了，因为大轰炸，他在农村待不下去了，逃难往大城市跑。父亲到上海当学徒工，学什么徒呢?就是在南货店，也就是小杂货铺，卖些蘑菇啊千笋啊烟酒啊等等。母亲到上海，就像现在农村打工妹进城市一样，她进的同兴袜厂，也算是民族工业。这样他们就认识了结婚不久，上海就解放了。
父亲生性耿直，看不惯的事就要说，可能我也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他还有个特点，很勤快，这一点我可没继承下来。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有点儿文化，字也写得很好，特别是毛笔字，和左邻右舍比起来还是可以的。到了“反右”的时候，不知什么缘故，就把他搞成“右派”。按说他不够“知识分子”标准呀，怎么就能打成“右派”呢?不过，当时的年代和现在不一样，他的文化至少是高小嘛，接近初中这个水平了。好在打成“右派”以后报到上面没批下来。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父亲和母亲把家里的积蓄买了一些鞋子、衣服，都准备全家发配到大西北去了，最后又不让他走了，就差那么一点。可能是有一些小的原因在里面。
母亲是解放后通过扫盲运动学习文化的，那时候人才不够，而且她学习努力，成绩很好，有篇作文还得过什么奖，后来就调到上海南市区尚文路小学当老师去了，一直当到1971年，全家离开上海。父亲虽说没当成“右派”，但后来马上是经济困难时期，城市大批减人就把他第一批下放回了老家。他当了一个什么生产队长，当了几年农民。他很尽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把他的事迹作为基层干部的典型播了好几天。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国家的经济有所恢复，因为他是熟练工人，搞电工的，技术比较好，大概是四五级吧，就又把他从农村调了回来。
我们兄弟姐妹三个。上面一个姐姐，她比我早一年下乡，1969年走的，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她比我大两岁，今年51岁，叫丁惠芳。她在兵团开推土机，叫什么斯大林100号吧，姐夫也是拖拉机手，是北京知青。我是1953年9月出生的，1971年，作为六九届中学毕业生，从上海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景洪农场〕。我一走，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叫丁惠建。1971年，他马上要中学毕业，父母亲就有想法了。那时候内地进行三线建设，上海动员一批熟练技术工人去支援，父母亲决定全家搬迁到湖北，目的很明确，就是不让最后一个孩子再离开身边。这样，全家调离了上海，几经辗转，最后调到湖北仪表厂，是属燃料化工部的一个厂子，在武汉市西南的咸宁地区崇阳县，是个山区。当初，我对上山下乡还是能够接受的，现在当然是两回事了。父母为调动的事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同意了，父母要有个人在身边，所以弟弟现在还在湖北，父母亲也在湖北。好多年以前就退休了。等于我们家在上海就没有根了，就是一些亲戚了，堂兄啊什么的，父亲的哥哥已经死掉了，我的舅舅还在，可能也有80岁了吧，家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上海赴云南上山下乡知青丁惠民(左)
从1970年到1979年，我在云南一待就是10年，这中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漫长枯燥的生活，沉重艰辛的劳动以及前程渺茫无望，使当年热情活跃的知青逐漸变得消沉忧郁，对家乡城市的向往愈来愈感到遥不可及，回家的念头深深地埋在几近绝望的心底，一些务实的知青匆匆结婚，更多的人则无精打采地消耗着时光，混一天算一天。整个农场到处弥漫着压抑沉闷的气氛。这就是1978年返城风潮前夕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真实写照。[3]在这里，只想重点回忆两件事，因为这两件事对我后来发起版纳知青赴京请愿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一件事发生在1973年还是1974年记不太清了，那时候，云南兵团还没改制为农场，现役军人领导，一些千部素质差，工作方式粗暴，糟蹋女知青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个问题连中央都发了文件，李先念等领导人有批示，把几个首恶枪毙了，这些资料都有的。我的脾气就是好打抱不平，有人说这在上海人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有一次，为知青打抱不平，把连指导员揍了一顿，我也是忍无可忍。那时候，农场每个营有个武装连，兼职的，就是配一些枪、子弹。营长是现役军人，指导员告到营里，他就带了一个班，开着拖拉机，那时候还没汽车呢，咱们国家很穷的，“嘟嘟嘟”就开来了，把我五花大绑，然后吹哨子，紧急集合，当众宜布把我抓起来。
关了我整整九天，每天就是挑大粪、劈柴火，用重体力劳动惩罚我，叫我认错写检查，可我就是不写，最后还是由副连长出面，把我保出来的。为什么放我出来?主要是因为身体被他们打坏了。当初抓我的时候，他们用枪托狠狠打了一下，把我第四和第五节中间的腰椎打断了，到现在还是这样，背有些驼，就是打的。打坏了也没个说法。当时腰椎痛极了，还要挑大粪呀，大粪桶本身就有三四十斤，加上大粪一百多斤还得挑。我咬着牙硬挺了九天。睡就睡在地下，没有被子的，就是睡稻草，条件简直比“文化大革命”中“牛鬼蛇神”的牛棚”还要糟糕，“牛棚”还有个塑料布铺一铺，我就那么睡在稻草上面。当时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其他连队的知青，他们后来都成了我最可靠的战友。
1974年回家探亲，跟父母亲讲了一下这个事情，我说腰痛啊，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母亲要我去照片子，看看哪里出了问题，结果发现腰椎中间有道裂缝，虽然已经自然吻合，但断碴儿没接好，因为腰椎错位，影响到体型。父亲不服气，前后写了六百多封上告信，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挂号寄的。那时候挂号信便宜，大概两毛钱几毛钱的就可以了，一封平信才八分嘛。他不让我回农场，到处告状，但是都石沉大海了。我在崇阳县医院看不好，又转到上海大医院检查，那些片子现在都在。
我大概在家里待了一年多两年的样子，就到了1976年，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一个月以后被逮捕。我觉得这样待下去也不是个事，跟父母商量。他们那时的工资都不高，我说老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还是回农场解决吧。
农场有一个老干部，姓陈，叫陈运保，“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没权力的，等到“四人帮”打倒以后又恢复职务，担任场长。那时候，云南兵团已经改制为农垦总局。1976年他写信给我：“你回来，只要我在这儿，事情就好解决。你不回来，有些问题确实不好处理。这样我就回去了。陈场长把问题摊到会议上，讨论了几次，阻力大在，一些干部认为我这个人不听话，讨论几次都没形成决议，最后通过了一个折中方案：经济上给我一些补偿，补发工资;把我调出连队，到学校搞总务;名义上不再搞什么平反不平反。这是他们互相妥协的产物，我也表示接受，因为当时那种情况不能要求太高，能做到这步已经算不错了。就这样，我调到学校去了。
到学校一段时间，工作比较熟悉了。我干工作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这工作有一个好处，其他老师上课的时候我比较轻松，就是领些教学用品，发发粉笔什么的。等大家放假了，才开始忙，到处出去采购。那时采购不像现在拿钱拿支票就可以买东西，还有一个什么社会集团购物证，凭这个证，买些纸啊办公用品呀，学生的铅笔、课本，包括老师的备课本，哪怕一分一角的用具，都是我去采购的，有个拖拉机拉着我到处跑。我就利用这个条件，走遍了西双版纳的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团、每一个营，广泛了解了各地知青的真实情况，听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
1976年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就是现在的太太，叫陈文先。她有一个女同学小Q，关系特别好，两个都是重庆知青，又住在一起。她跟我讲，小Q的父母在想办法给她办病退，请你帮她跑一跑。因为我经常去景洪，景洪离我们有将近40公里路，我答应了。不久小Q调令过来，我就帮她去跑手续。她在连队里，不好批假，而且搭拖拉机走也很不方便，而我因工作需要经常去景洪。
农场团部管这个事的叫章彬，我们习惯称他为军务参谋，实际上就是人事科长，五几年的复转军人，农场当时有这么一批复转军人。有一次我又去找他，有点儿不耐烦了，人家的调令早来了，你怎么老是拖着不办?!他说：你回去吧，让她本人来办。意思是，这事这么重要，你不能代办。我想这可能也是对的，就回农场给她捎了一个口信。我的学校是一个总校，每个连队都有小孩在我这里上学，就写个便条，找一个义务通讯员，带给小Q，让她第二天早上来。第二天一早，一个男知青骑自行车把她带出来了，因为她不会骑自行车。我们连队离场部还有大概五六公里路，步行的话一个多小时，骑自行车大概20分钟就到了。来了以后，我就把她带到营部去，找个去景洪的拖拉机把她带走了。大概到下午四五点钟，她回来了，到我学校来了，两个眼睛红红的，情绪很低落，我当时很忙，没太在意。她说要回去，我说也行，吃了饭再走吧，过一会儿就开饭了。她说不了，就走了。
半夜，来了两辆自行车，把我从睡梦中敲起来了。一个叫田士强，上海闵行区的知青，还有一个叫黄根洪，是重庆知青。他们喊我小丁，他们说“小Q回去后饭也不吃，就一个人关着门哭，男的女的都劝她，她不说话，最后就说了一句话，要把小丁叫来。”我马上穿上衣服骑着自行车就进连队了。一见面，她还是不说话，那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有些问题了，就把其他人都喊出去：“你们都出去一下，我跟她个别谈。一谈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个章彬军务参谋说，你的手续可以办，你要陪我睡觉。我立刻感到问题很严重。
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抓贼要抓赃，捉奸要捉双。你没造成事实，能怎么办呢?这事情我一定要管，但没证据，是很难说清楚的。他可以否认的，还可以倒打一耙诬陷她。我是完全相信小Q的，她这个人很老实，我很了解她的，她在农场都不找朋友的，很多男知青都想跟她套近乎，但她就是想回家。
天亮的时候，我已有了一个计划，就把几个知青叫起来，说：你们起来一下，把我和小Q送到营部去。我们一个晚上没睡啊。拂晓，就把我和小Q两个送到营部。因为我对农场比较熟悉，又找到了一辆车子，就到了景洪团部。我在农场里有两个好朋友，一个上海知青，姓詹，叫詹文仪，现在在上海，也是南市区的干部，他外号叫阿弟，我们是同学，他是农场的青年干事;阿弟还有一个好朋友，是云南退伍兵下来的，是保卫干事，叫康平，云南曲婧人，他们两个住一个宿舍。我先把也们找到，把情况谈了，他们也感到很为难，我们三个商量了很久很久，最后就定了个主意。他们说，农场现任的书记，我们管他叫政委，是个老干部，叫朱政红，也是刚刚恢复职务的，为人比较正直，他们建议我们找个机会去找他谈，把问题反映上去，但是白天千万不能去，因为那是家属宿舍，都连在一起的，如果小Q一出面，就会引起章彬的注意，而且不能让其他人代表她去反映问题，那样的话，真实性和和感觉就差得多了。
一直拖到晚上八点以后，阿弟、康平两个人先去侦察一下，看看章彬睡了没有，后来他的灯黑了，就该我们了。我不认识朱书记，平时跟他没往来，就待在门口，小Q一个人就悄悄进去了。等到下半夜了，大概有两三点钟，小Q出来了。我看她情绪比较好，知道问题有希望了。那晚，我一直在芭蕉林待着，等着她出来。师部离团部很近，最多半公里路。我们就在师部开了两个房间，那时一晚上才三四毛钱。在路上她就给我讲了，朱书记让她放心，看来这个问题朱书记想管，而且很气愤，“怎么这个时候还要这么搞?以前枪毙好几个了！”
第二天，我和小Q又悄悄到了阿弟、康平的宿舍，他们两个去上班。中午的时候，康平回来说：“小丁，这个事情看来有眉目了，朱书记早上就把章彬喊到办公室去，一直没出来，然后又把政治处的人喊进去了。”到了下午，事情全部明了，宣布章彬停职反省，可能还不止这一个问题，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但最后的处理结果我很不满意，给他撤职，下放衣场当工人。对他的问题，专案组搞了很长时间，资料可以去查的，肯定在他的档案里边。后来农场里都知道了，说是一个姓丁的把他告发的，这个上海知青胆子真大。因为当时没有任何证据啊。
通过这两件事情，你就知道知青为什么不愿意留在云南。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事很多。我连一个知青，开会时放了个屁，指导员就追上去，让他低头认罪，逼他站了几个小时，说他影响了开会。那时候吃什么?南瓜、芋头，这些东西容易产生气，吃多了，就容易放屁
因为放个屁就要拖上去站两个小时。唉，这种事实在太多了，促使我越来越关注知青的命运。我觉得社会对我们这一代人太不公平了，应当设法改变这种状态。那么，改变知青命运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是落实政策，增加工资，还是改善生活劳动环境?都不是。最彻底的办法只能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知青们回家。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想法无疑是痴人梦呓。上山下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谁敢公开反对?不过，多年的学习积累也使我多少有些独立见解。我相信，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任何政策和方针路线都是人为的产物，是可以调整改变的。
二.掀起初澜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拨乱反"的方针路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成为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口号。报刊、广播每天都有新的消息、：老干部解放，地、富摘帽、右派平反…-形势证明了我的判断，使我有了信心，开始考虑争取返城的具体方式。是耐心等待上面按部就班地调整上山下乡政策，还是主动采取行动向上面反映知青的强烈愿望，促使中央早日着手解决知青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选择了后者。自已都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你们想回家呢?但是，我有这个能力来充当“领头羊”吗?万一事情搞砸了会有什么后果?这很像哈姆雷特“死亡还是生存”里的著名独白，是一个必须面对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我曾犹豫过，但很快就做出了选择，不禁暗自发笑：丁惠民，你好糊涂啊!我们知青的现状与劳改农场的囚犯有何区别?五十步与一百步而已。最坏的结果就是去普文劳改农场种甘蔗，有什么了不起?!《国际歌》给了我很大启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知青要想改变命运，只有自已解救自已。依靠一个人、十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100个人也远远不够，必须凝聚成千上万人的力量，才可能达到目的。为此，我决意放手一搏。
目标确定后，我开始陷入更深层的思考中，这一过程漫长而孤独，没有丝毫的欢欣，充满了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已也记不清考虑过多少次，一次次地提出各种方案、假设，又一次次推翻否定，进入新一轮的思考…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采取循序渐进分阶段实施的策略。
第一是发动阶段。首先采取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联名信的方式，诉说知青多年来的不幸遭遇。这一较为温和的形式能为多数知青接受，达到唤醒知青生存意识进而发动起来的目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模仿解放初期农村的诉苦大会，只是少了斗地主分田地这一条，但确实有效。给中央写信如同孩子向父母诉说委屈，合情又合法，旁人不敢说三道四。实践证明，这一策略的应用非常成功。
第二是赴京请愿阶段。前提是广大知青已充分发动起来，返城的呼声和愿望日益高涨。此阶段将着手建立运动的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把版纳地区各农场知青的行动协调成一个整体，统一部署，统一行动，造成声势和规模，将运动推向高潮。这阶段可能会有一定风险，因为知青成立组织，自成体系，给外界的印象是与上面分庭抗礼。但关键在于：知青确实没有任何政治要求，只是希望返城回家。这一点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我当时设想：光靠写信签名恐怕很难引起高层的重视，赴京请愿则可以把声势迅速扩大到全国，引起各地知青的响应。上山下乡是一项已实行十多年的既定政策，背后牵涉到复杂的经济、政治因素，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仅凭版纳五万知青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能把全国近千万知青都带动起来，形成南北呼应、星火燎原之势，情况必将改观，知青们才有望回城。
我还打过一个偕势借运的小算盘：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上面有可能对版纳知青网开一面。当年许多知青代表还记得我在会议上讲过的一个比喻：贫因的父亲面对一群因饥饿而吵闹不休的孩子，他把闹得最凶的孩子打了一下，以镇住其他小孩，背过身，却悄悄地把家里惟一的一粒糖果给了那个挨打的孩子。
在请愿未能奏效的情况下，运动将进入第三阶段，即决定成败的关键阶段。这将是一场力量、意志和耐力的大拼搏。我看过一些兵法书籍，深知两军对垒胜败不在于兵力众寡和武器装备的优劣，主要是看谁能掌握主动以及战略战术的应用是否得当。一旦请愿无效，我准备立即组织五万知青自行撤离边疆，向各自的家乡城市转移。具体构想是：(1)各农场知青按原有建制集体撤离，徒步向昆明进发，同时开走农场所有车辆，用以装载妇幼病弱者和途中必须的粮食辎重;(2)指挥部成员一分为二，分别率领知青乘火车回上海和重庆两大城市，北京和昆明知青太少故不予考虑，返城以后，知青们仍按原建制，以团为单位，八小时一班轮换在市政府前静坐请愿;(3）同时动员知青的父母、兄妹、亲戚好友及社会各界给予声援支持支持。在衣食无忧并有家庭依托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持久的非暴力的和平请愿运动，不提任何政治口号，就是“回家”两字，看谁耗得过谁。
所幸，这一计划还未实施，知青们便如愿以偿了。事后我亦感慨万分：我们的党确实英明伟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作风没有丢。在知青问题上，千错万错都是林彪“四人帮”的错。
当年北上请愿团的部分核心领导成员在天安门广场合影，左一为李长寿，左三为丁惠民，左四为刘先国
在发起请愿运动之初，我已物色了两个出色的左膀右臂，一叫胡建国，一个叫刘先国。我和建国是结识多年的朋友。西双版纳是少数民族地区，和平解放的，对土司、头人比较礼遇，给他们保留一定的特权。每个寨子依靠少数几个骨干分子，呀，谁家的情况怎么样?凭着印象定个贫农、中农，虽然划了阶级成分，但水分很大。1972年搞了一次阶级成分复查运动，从农村抽调一批知青进了工作组，我也参加了，搞了一年多。那时和我在一起的就有胡建国，他是上海知青，二连的，我们俩很谈得拢。他这人比我聪明，这点应该承认，但就是胆子有些小，做事仔细谨慎，是典型的上海人，我这人做事比较粗糙。我把争取返城的计划跟他一商量，他认为计划很庞大，风险难测，但是也深知这么下去没有出路，都是不甘寂寞的人，不如一起干吧!俗话说：“脑袋砍下来，不就是碗大的疤”嘛
刘先国是在运动起来后才参与到核心里来的。我考虑重庆知青在西双版纳占了大概50%左右，还有50%左右是上海的，各有两万人，至于北京和昆明知青加起来大概就是几千人。先国是重庆知青，所以把他吸收进来，作为重庆知青的代表。必须考虑群众的心态，你如果完全让上海知青领导，大家难免会有想法。
“一个好汉三个帮”，胡、刘二人自始至终都是我最得力、最可靠的助手。如果没有他俩，我根本无法支撑起领导运动的重任。在运动期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面临多么危急的局面，他们都毫不动摇地同我坚守在指挥岗位上，为我分担压力，处理各种事务。当我亲自率队北上时，胡建国毅然承担起留守版纳的重任，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刘先国则随我赴京，鞍前马后风尘千里，途中诸多的事务均由他出面处理，使我有更多时间来考虑其他问题。版纳知青胜利返城，胡、刘两人功不可没!另外，我手下还有一员大将，叫朱一平，上海知青，是胡建国推荐的，后来担任请愿团的秘书长。这么一个领导班子就搭起来了。
1978年10月16日，我的第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正式公布了。定稿前，我广泛征求场部和附近连队知青们的意见，把我的想法和将要做的事告诉大家。因为这注定是一场知青们广泛参与的群众性运动，用不着隐瞒和故作神秘。结果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和支持，所有的联名信刻印散发等工作都是在众多知青参与下完成的。
给邓小平的公开联名信
当时，北京知青钟阿成与我同在一个学校，他也参加了最初的讨由于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过冲击，使他比较谨慎，担心我的行动最终会触怒上面而招致镇压。令我欣慰的是，尽管阿成没有介入这场运动，返城以后，他通过自身努力，以版纳知青生活为背景，一口气写出《棋王》、《树王》、《孩子王》，名蜚中国文坛，也算为中国知青争了光。
第一封联名信立即得到各连知青的签名响应。因得地理之便，二团(东风农场〕知青最先闻讯赶来，他们嫌重新刻印太费时，干脆索取底稿连夜返回抄成大字报，第二天一早贴在团部门口。
我的住处很快成了联络中心，各地各农场知青纷纷前来串联询问交换信息，探讨范围远远超过返城问题，说明知青同样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不局限于自身利益。我这里成了知青的民主论坛和会议中心，时时刻刻都聚满了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我也从中受到到许多教益。学校的知青老师自动组织起来，帮着烧水煮饭，接待前来的知青，下面连队的知青则源源不断地送来大米、蔬菜。真有点儿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气氛。
记得有一天深夜，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六团(勐腊农场）的两名知青浑身泥浆闯了进来。他们受农场知青的委托，骑自行车赶了二百多公里，途中车坏了，就徒步推车;干粮吃完后，饿了就向寨子乞讨剩饭，硬是走了两天两夜才赶到。进门第一句话：“你是丁惠民吧?我们找知青的真理来了。”令我嘘叹不已，愈发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
奇怪的是，我这里天天门庭若市，人来人往，农场方面却视而不保持沉默。没有任何领导出面干涉过，但从他们躲躲闪闪的眼神中，我猜想是在等待上面的指示。终于有一天，农场党委书记来了，前后不过十来分钟，大意是：中央领导很忙，最好不要去打搅，有意见有想法可以通过各级衣场组织部门转达反映。我未置可否，含糊地说：我们知青的问题恐怕只有中央才能解决。事后我心里更有底了，联名信方式是正确的，农场无法正面干涉。
这时，又得到一个可靠消息：中央将在近期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知青工作会议，对执行多年的上山下乡政策做一次全面的总结检查。显然是一个极好的时机，知青们应该用行动来影响中央对知青问题的决策，我决定加快运动的进展。
11月18日，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了。如果说第一封信只限于诉苦，起个发动群众的作用，第二封信则有所不同，直接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了质疑。我的用意是，促使知青群体中思想认识比较先进的那部分行动起来，他们是最终支撑起这场运动的基层骨干力量，也运动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曾有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的英明论断，我所寄予厚望的这部分知青，有一些共同特征：工作学习刻苦努力，在逆境中能洁身自好，极少沾染不良习气，为人处事公道，在本单位知青中有较高威信，其中许多人已入党、入团和担任了一定职务，如连长、排长、指导员、团支书等。当然，他们的思想顾虑比一般知青多一些，对运动还处于观望阶段，正在犹豫之中，一旦介入进来，就会带动一大片，影响非同小可。这次运动能否走向高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部分知青的投入与否。
说来也巧，在这节骨眼上，11月23日，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出人意料地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意思是：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到了非认真解诀不可的地步。至于如何解决，什么时候解诀，却没有明确的说法，不外乎让广大知青相信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会“统筹解决”。[4]即便如此，这篇文章与我们的联名信十分吻合，说的都是一个意思：知青问题不容忽视。于是，更多的知青打消了顾虑，有些知青甚至拿着报纸找干部们辩论。联名信活动一下子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11月下旬，在景洪城郊的江边旅馆，召开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由于条件尚未成熟，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到会的有二十多个农场(营级)的四十多名代表。这么多人大白天聚集在房间里，上下铺坐得满满的，门窗紧闭，行动诡秘，引起了旅馆服务员的警觉，几次借口送开水或打扫卫生入室探看。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加上地处边疆，这也难怪。我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下午，把会议转移到县汽车站的停车场内继续进行。我把下步开展请愿活动和成立请愿筹备总组的计划交给代表们讨论，获得了通过。这会议解诀了运动步入正轨后的发展方向问题，把处于分散状态的各农场知青签名活动初步协调起来，为即将到来的请愿高潮朝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此时，距后来震惊世界的知青大罢工还不到20天。
三. 走向高潮
有人曾考证说：1978年底的云南版纳五万知青大罢工，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事件，其人数、规模、时间、社会影响等方面都超过了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其实，这对版纳知青来说并无多大意义，知青的目的就是要求回家，不想和哪级政府过不去。罢工也没有事先列入我的计划中，纯粹是形势所迫的意外之举。
第一次联席会议后，整个局势发展迅猛，一些地处深山、紧邻国界的边远连队也行动起来了，各农场知青成营成连地互相串连，自行集会，公开讨论联名信和今后的行动方向。时机日趋成熟。
面对大好形势，我却感到有些隐隐不安。随着运动的深入，知青内部的一些可题也逐渐表露出来：盲目乐观，夸夸其谈，对今后可能面临的困难缺乏思想准备，在组织纪律方面则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缺乏全局观念，自行其是。这时期，一些农场相继发生少数知青无故停工停产、拒绝上班以致和农场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事情。对此，我极为忧虑，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大家以全局为重，尽量避免与农场发生矛盾，凡停工停产的知青立即无条件复工，遵守农场的规章制度。我知道，这是由于知青多年来在农场受到了太多的压制和打击所造成的，但这种势头若不加以控制，蔓延开来，极易损害运动正常进行。
在一次会议上，我告诫大家：罢工是我们最后的合法抗争手段当时宪法还未取消公民的罢工权利，但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易动用。举行罢工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要有充分的理由，不可因一些小事轻率罢工;第二要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要有相应的督察手段，不能放羊放鸭子似的，说声罢工就什么都不管了：;第三必须是全体知青统一行动，只有大家一起罢工，才能产生震慑力。
没过几天，四团(橄榄坝农场)几个北京知青跑来，要求把罢工权利下放到各个农场，让各农场知青自己决定是否罢工。当即被我拒绝。他们进而要求我把指挥权交出来，由他们几个来指挥领导这场运动，理由是他们有渠道可得知上层的态度和消息。即使我同意了，版纳知青会有几个听从他们的?这几个人还不罢休，竟然将我事先下发到各农场骨干手中、供酝酿讨论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用大字报抄贴在景洪街上，还刷了一条大标语：“我们要回家，不要总指挥。”我的意图被过早暴露陷入被动状态，这种公然分裂知青队伍的行径立即引起大家公愤，许多知青提出组织人马去扫平他们，我没有同意。搞分裂的只是少数人，策划这一事件的绝不会是知青，背后一定有人在操纵，就是想挑起内讧，以达到破坏运动的目的。我当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只是让人用相机把标语拍了下来，作为见证。
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公元1978年12月8日，中国知青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二次联席会议在景洪招待所公开地正式召开，这标志着运动进入白炽化的高潮阶段。这场为知青命运抗争的大决战由此拉开了帷幕。七十多个农场(营级)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和决议，并选举产生了这场运动的最高指挥机构一—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筹备总组，并在各农场设分组、小组;我被推选为总指挥；会议通过了由我执笔的凝聚版纳五万知青心声的《请愿书》，即第三封联名信。
当天下午，筹备总组发出成立公告，向社会各界说明该组织的职责与功能，并公开承诺，一旦完成请愿任务，该组织将自行解散。同时发出警告：如受到外界不公正的攻击，筹备总组将酌情做出必要的反应。至此，版纳知青羽翼已丰，锋芒毕露。
会议进行的同时，我派出两个工作小组，分别前往州委政府和农垦分局，谒见领导汇报情况，要求为请愿团赴京出具途中所需的通行证明，以及在请愿团出发时的欢送大会上请公安部门帮助维持秩序，当时曾计划召开万人大会为请愿团之行壮声势。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先声夺人争取主动，同时也箄给地方政府打个招呼，以后到了北京总不能怪我们“踢开党委闹革命”吧。至于所提的要求，我心里根本就没指望会得到什么满足。
知青回来报告说，州委和农垦分局领导都没找到，就连理应在家战备值班的副职干部都没有，让人感到蹊跷。我率众亲往州委，果然，整座大楼空空荡荡，每间办公室的门都紧闭着，只有知青办有两名工作人员，也是一问三不知。在我们要求下，他们进进出出跑了好几趟，回来总说找不到领导，这显然是托词。我得到消息说，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的大小头脑人物都集中在小招待所开紧急会议。我不想逼得太急，就请工作人员转告：如果领导们确实工作忙，我可以在这里等候，只是希望不要拖得太久。当天夜里，直到半夜时分才来了一名自称是知青办副主任的干部，我们又重复了来意，他愣了会儿，摇摇头便走了，再也没有下文。可怜那两名工作人员，一直陪我们守到天亮。
第二天整个白天，仍是在无休止的等待中消耗掉了。没有任何回复，也没有任何稍有级别职务的干部出面，仿佛所有领导是铁了心躲避我们。夜幕重新降临，代表们已等了近30个小时，这不是单纯的受冷落的问题，一百多名代表的背后，是五万版纳知青企盼的双眼。长期以来，农场知青问题堆积如山，各种冤假错案令人发指，各项政策得不到落实，这里面除了个别知青自身的一些原因外，当地政府官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否则，区区我一个普通知青何德何能，凭几封信就能将数万之众发动起来?现在，知青要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诉说冤屈，他们却一味躲闪回避，连人照面照面都不打，这样做只能使事态扩大，矛盾激化。
“官僚误国!”我不禁仰天长叹。八年来的满腔怨恨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不想挑起任何事端纷争，已经做了最大的克制忍耐，但总不能无休止地等下去，事情总要有个了结。于是，我决定：上街游行。口号声响彻了夜空，附近农场的知青闻讯赶来，为代表们助威呐喊。师部(农垦分局)警卫通讯排的知責也携枪赶到现场，生怕代表发生意外。
在电影院台阶上，我和胡建国、刘先国两名副指挥简短交换了一下意见，罢工的决定立即得到通过，先国激动得直搓手，下面的代表和围观知青已安静下来，他们猜测总组将采取行动了。当场，由我口述，建国记录，不到两分钟《罢工宣言》便拟定。先国代表总组宣读了总罢工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为了维护我们的人权和尊严，筹备总组决定：从即日起，全体签名知青举行无限期罢工，以抗议州委少数领导无视我们知青正当要求的官僚作风……”总组又决定：首批请愿团将于15日正式启程北上，同时命令现在景洪的代表立即返回农场，传达落实总组的罢工命令及相关的措施，迅速募集经费，选举请愿代表，收集控诉材料…
短短的两三天，版纳垦区所有的指挥系统全部雍痪。如同当年一切权力归农会”，知青们迅速接管各自农场、连队的实际指挥权，按照总组要求，公布罢工纪律，成立执法纠察队伍，维护罢工秩序和治安，再三强调不准损害老职工利益。以往时常发生的偷鸡摸狗现象随之销声匿迹，农场变得纯洁起来。知青们捐钱捐粮(票)，热情高涨，空前团结，平日互相不和的也摒弃前隙，变得亲热起来，人们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升华。人人喜笑颜开，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中。
罢工一举成功，五万知青放下劳动工具，在“回家”的旗帜下凝聚在一起。这时，我却遇到了困扰。由于临时决定罢工，打乱了原来的部署，形势发展太快，一夜之间，什么事都变得匆忙紧迫，不允许按部就班从容行事。各种事务性工作如潮水般涌来，我一时有点儿手忙脚乱，问题是总组内部的职能机构还没来得及组建，全靠我和胡、刘当场指派某人去执行落实，这样居然应付住了局面。为防止忙中出象错，我采取以量取胜的办法，本来一个人能做的事，往往派好几个人同去，便于互相监督又可互相商量，人多办法多嘛，以拙补巧。反正罢工了，有的是人手。大家也乐意听我调遣，倒不是因为我是总指挥，而是每个人都想为知青做点儿事出点儿力，真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
13日，我率人到达景洪，指挥部仍设在景洪农场招待所，这是一座可以容纳二百来人食宿的四合大院，四周胶林围绕，距市中心仅一公里左右，位置环境均较理想。第二天是代表们报到集中的日子，各项准备工作擊忙紧张。这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不分昼夜地召集会议，会见代表，听取汇报……
14日，省委工作组到达景洪。五万知青大罢工，州委胆子再大也不敢隐瞒不报。省委感到事态严重，火速命省知青办、省农垦总局从各有关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工作组，星夜赶赴版纳，了解情况，稳定局势，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恶化，劝阻知青不要去北京，就地解决问题。
在景洪的知青集合
工作组到景洪后，不顾鞍马劳顿，立即听取州委和农场方面汇报，才发现事态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原先的估计：罢工已成事实，知青已自成体系，所有行动都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纲领地在进行，声势规模前所未有，哪里是以往个别农场少数知青的“闹事”，简直是集体造反了!知青们提出的回家要求，莫说工作组，就是省委也没权力回复，这又如何“就地解决”呢?除责怪地方干部无能，以致养虎成患外，别无良策，遂诀定先与知青接触一下，看看几个为首者何许人也。
我估计工作组此行目的不外乎起个劝阻、降温作用，对知青的回家要求是无法满足的，但毕竟代表省委，如不予理睬，将来中央批评下来会很被动。知眚已和地方闹僵了，省委出面调解处理也在情理之中。见就见一下吧，有理有节嘛，尽量不要授人以柄。
在农垦分局双方见面，气氛很平和，没有出现争论对峙的局面。倒是陪坐在场的几名地方领导此时反而成了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工作组讲明来意，表示一定会在职权范围内尽量满足知青的合理要求，共同把事情处理好。态度无可非可非丰议。知青们主要强调两点：首先，引发罢工的根本原因，责任全在地方领导;其次，无意与云南各级政府为难，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和条件，惟一希望能够回家。如果省委答复不了，请让我们上北京直接向中央反映。
当晚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工作组已有所准备，提出一个初步意见，双方很快达成共识：这罢工，事出有因，暂时不去追究谁的责任，今后由上级部门来做处理，知青方面可以继续罢工，农场和地方政府不得干涉，其余问题双方继续商议。工作组已将我们的回家要求向省委汇报，省委表示将向更上层请示，问题是可以商量的，门并没有关死。
我之所以同意暂緩北上继续商谈，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工作组透露：他们刚刚接到省委通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已经结束，最近一两天内将公布正式消息和会议的具体精神。其次，就在晚饭前，我得知一个意外情况：请愿代表中有人暗携匕首和自制火药枪，声言这次到京，如中央不让知青回家，就不想活着回来了。一副“荆轲剌秦王”的架势。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知道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前段时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使知青最大限度地发挥热情，而忽视了对代表自身素质的要求。当时在部分农场有这样一种倾向：谁的言论最激烈，就选谁当代表，谁最勇敢不怕死不怕坐牢，就选谁去北京。我未能引起重视，认为这仅是个别问题，语言粗鲁些，纪律散漫些不会出大格，大多数代表还是好的。孰不知，“一粒耗子屎能坏一锅汤”。赴京请愿带刀带枪干什么?一顶帽子扣下来，谁能承担得起?所幸发现及时，当即考虑了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个别谈话，晓以利害，劝其主动交出武器。但这几个知青本性鲁莽，思想一时难以转变，即使交了出来，也难保不从其他渠道寻找武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将其驱出请愿团，以除害群之马，但这样做势必引起冲突。当时，景洪城内汇集了成千上万各农场知青，一旦发生争执内讧，后果不堪设想，危及整个运动。再三犹豫，我始终下不了诀心，真是内忧外患，处境艰难，又没有更多时间深思熟虑。
当晚，我宣布明天推迟出发，时间另定。顿时，大家议论纷纷各种猜疑指责接踵而至。我完全可以轻松地同意明天如期启程，但那将是对五万知青最大的不负责任，必须等待中央的消息。
事隔多年以后，我在回忆总结这段历史时，已清楚地认识到，在任何一场运动中，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发表比领导者更激烈的言论，这些言论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不论是对是错，他们]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而作为领导者，却必须承担起整个运动成功或失败的责任。这就是领导者和群众的区别。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关键时刻，我经受住了考验，把握住了时机和方向，没有随波逐流。
四.率团北上
12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重要新闻：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顺利闭幕，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并接见全体代表。会议诀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有、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你见过马蜂炸窝时的情景吗?当时知青的情绪比这还要猛烈100倍。“什么狗屁决定?老子受了八年罪，现在连个知眚名分都没了。”“拼了，反正活不下去了，大家拿起武器，到缅甸打游击去！我们有这么多人了，怕谁?”一时间，群情激愤，沸沸扬扬，我敢说那些举手通过决议的人如在现场的话，非被扯成碎片不可，
天天说要恢复发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口口声声要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知青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岂能当儿戏?几十个人关门开会，就决定了千万人的命运?事先征求过知青和家长们的意见吗?…-当我冷静下来后，感到中央可能受到蒙蔽，各级地方政府长期以来隐瞒真相，报喜不报忧，使得中央判断失误，决策失当。这就需要我们尽快赶赴北京，直接向中央面陈实情，表达知青的真实愿望，协助中央纠正错误重新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利于安定团结，共建“四化”大业。
可是，面前这支队伍的素质结构和目前的情绪能承担这一重任吗?整个行动只要稍一出错，必将导致全军覆没而不会有机会东山再起。我突然感到肩上的责任变得无比沉重，几乎快要支撑不住了，但我决不能退缩半步。这是生死攸关之际，五万知青的命运啊！
尽管还未理清思路，局势的迅疾变化却没有给我留下更多的回旋余地。一些对我推迟北上大为不满的知青，此时背着我擅自召集全体代表到饭厅集中，还做了胡、刘两人的工作，试图与我摊牌。当时形势确实比较紧张，我迅速盘算了一下，凭我的威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估计还会有半数左右的代表能信任、理解我，那就冒险赌一把吧。
我走进会场后，暗嘱自己：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哪那怕付出再大代价，也要避免内讧。会场变得异常寂静，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我。我当时只说了几句话：“我决定暂时不走，一定要走的，我不强留，可以先走，每个代表自己决定吧。”局势很快明朗起来，代表们当场做出了各自的选择，要求第二天走的43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代表表示听从总组决定。情况比估计的要好，一场可能发生的内讧化解了。
此时，工作组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说我因不同意北上而遭到围攻，便派出车辆佯称有事商议，把我接走了，弄得我莫名其妙。当晚，为防意外，我确实采取过紧急措施，但不是为了个人安全，而是指派我农场几十名男知青把负责财务知青的住处保护起来，以防有人趁乱抢劫捐款，那是一万多元的大数目，岂能掉以轻心?
回到招待所，我把第二天要走的代表负责人上海知青黄玉海、重庆知青刘庭明叫到房间里，一一交代途中应注意的事项，让财务拨出600元经费交给他们。从他们游离不定的眼神中，我知道他们的心早已在路上了，我的话都成了耳边风。
16日早上，在数千知青的夹道欢送下，我把他们一直送到澜沧江桥头，大家在请愿团大旗下合影留念，互道保重，一一握手告别。望着远去的身影，心里涌起一股苦涩，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第一封联名信刚公布时，就勇敢地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响应支持的。也许是多年的劫难和不幸，使他们变得急躁起来，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他们此行将非常艰难，前程坎坷难测。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分裂给知青造成了多大的损伤，为了全局，有时必须放弃局部。现在，主力毕竟保存下来了，思想更统一，步调更一致，只要总组旗帜不倒，人不够可以补选代表，钱不够可以再次募捐，这就是胜利的根本所在。
送走第一批代表，不禁如释重负。一方面召开会议稳定留下代表们的思想情绪，另一方面秘密安排人员重新制作请愿团大旗，购置必要的器材物资，为随时北上做准备。同时，继续与工作组周旋。
第一批代表走后，工作组似乎并不在意，以后的几次会谈中他们态度有些强硬，再三强调：上山下乡是中央既定政策，不可改变，至于一些具体问题，如国营农场的知青算不算知青，则可以逐级反映，甚至暗示：不要干扰中央的战略部署。我心中有数，尽量避开探讨具体事宜，说些漫无边际的话题。拖延时间，等待机遇，暗暗计算着新的大旗做好了吗?宣传资料是否汇齐?第一批代表该到哪个地方了?离昆明还有多远?当时从景洪到昆明需四天车程，留点儿余地，五天该到了吧?最迟20日该到昆明。那时我就该动身了。问题是，如何找一个适当的理由来摆脱工作组的纠缠。
赴京请愿团的代表们
17日晚，已近午夜，正准备熄灯休息，从二团来了十多名上海郊区的知青，男男女女站了一地。原来他们农场领导在当天广播中说：这次知青闹事，上面给定性了，是反革命事件，丁惠民等一小撮坏头头，已经被抓了起来，正在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所有知青明天必须复工，否则一律按反革命分子处理……知青们不明就里，心里又害怕，就跑到景洪来找总组问个究竟。真是天助我也！我当即指派几名表带他们去工作组驻地反映此事，并通知工作组：由于农场方面违反原先决议，知青决定终止谈判，立即赴京。
按我原来计划，请愿团将由副指挥胡建国带队北上。此人心细，爱动脑筋，遇事沉得住气，惟一弱点是不敢拿大主意，与我的性相得益彰。但目前局势严峻复杂，为确保此行成功，我临时改变主意，决定自己率团亲征。由建国代我坐镇版纳，看守好大本营。我交他的任务只有四个字：坚持罢工!决定做出后，我俩欲言又止，他知道我这次要拼命了。半晌才吐出几个字：“让先国跟你去吧。”多年情谊尽在此中。
代表们连夜收拾行装，沉浸在大战前夜的兴奋中，而我已极度疲惫，只能靠在床铺上发布一道道指令，交代各方面工作。我从代表中挑选了56人组团北上，其余的留在农场坚持工作。代表们背后自行商量决定，为我配置一副担架和一名专职勤务，负责照料途中的饮食起居。同时还让一名当卫生员的女知眚代表携药箱随团出发。这名女知青结婚不久，已有身孕，后因途中疲劳过度，到京后即出现流产征兆，大家知道后，马上派人送她回重庆老家治疗休养。
18日早上8点，请愿团正式出发。在街心花园举行了庄重的宣誓仪式，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上万知青热烈相送，从此踏上了风尘万里的北上征途。
当我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着跨过澜沧江大桥时，先我两天出发，距我仅三百余公里的第一批代表遭到了灭顶之灾。那个地方叫通关。18日早上，他们正在吃早餐，管钱的知青突然发现装着全团经费的手提包不见了，那四千多元是知青们一角一元凑起来的，凝聚了多少知青的血汗。通关只是个百来户人家的小驿站，整条衔道不足百米，仅七八家小食店小商铺，坐落在山顶上，两边都是陡峭的悬崖。除了过往车辆，衔上很少有人闲逛。事发前后似乎没有什么陌生人接近过知青，而几十个凶神恶煞的知青在一起，天下再胆大的窃贼也不敢下手。慌了神的知青到处搜寻，差点儿没把小小的通关翻个底朝天，却毫无线索。后来传闻，是公安部门奉命派出便衣干的，目的是阻止知青去北京。我想不会的，我们的政府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情。但这笔钱确实在通关丢失了，成了千古之谜。
当天晚上，我们到达思茅。这是一个拥有十几万人口的边疆重镇。由于此行匆忙，我决定在此停留一天。在思茅，我把全团整编成几个职能小组：指挥机构为团直组，我自任团长，刘先国为副团长，还有秘书长、司务长、财务出纳、卫生员等，下辖宜传组、写作组、纠察组、后勤组，暂时没有安排具体工作的代表统一编入机动小组。这样一来，全团上下人人明白自己的岗位和职责，行动指挥更加简捷灵便，适应长途行军。晚上，由我填词，一名懂乐曲的代表谱曲，《请愿团团歌》便诞生了，由纠察组长李长寿充当临时教官，不到一小时，全体都学会了。
版纳知青在行动
21日到达杨武，此地距昆明仅一百七八十公里，也就是说只要再有一天时间，便可到达省会昆明，到了昆明就可搭乘火车直驱北京.连日来队伍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体力消耗极大。从地处亚热带的景洪出来后，越往前走气候越冷，代表们身上几件单衣是无法抵御北方严寒的。两天前经过普洱县城时，我看到一种两尺见方的婴孩棉被令司务长悉数购下，共二百余条。按我设想，把两块棉被合拢来就是一件棉背心，一块棉被卷过来就是一条棉裤腿，样式是有些怪异，但穿在身上照样暖和管用，途中，从昆明探亲返农场的知青口中得知，第一批代表丢失了经费，正在昆明闹得不可开交，遂决定在杨武休整一天。特意关照司务长提高伙食标准，改善生活，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儿，以尽快恢复体力。
请愿团途中小憩
刚听到第一批代表丢钱消息时，第一个反应就是真想痛骂他们一顿：四十多条男子汉，居然连一个钱包都看不住，还怎么去完成请愿重任?生气归生气，事情还是要管的。我询问财务得知，尽管一路省吃俭用，账面上已不足六千元了。现在还没到昆明，离北京还远着呢。我盘算了半天，咬咬牙让财务划出700元。那知青满脸阴云，磨蹭很久才勉强拿出钱来，临走时嘀咕了一句：“他们自己把钱弄丢的，怪谁？
我把小L叫到房间，准备派他去昆明送钱。说起小L，这里有个小故事。他是二团重庆知青，上唇蓄一撮斯大林式的胡须，身体壮实威武。他本是“走派”中的一员，16日临出发时有人要他“潜伏”下来，暗中监视我是否会“叛变”，我心中明白但未动声色。18日我离开景洪时也没有借口留守农场把他甩掉，就是想让他亲眼看看我这个总指挥够不够格。这些天他态度明显转变，私下对人说：他歪打正着，留下来留对了，跟人跟对了。派他去昆明向第一批代表转达我近期举动，要比其他人更有说服力。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曾查过财务登记，没有看到该农场知青捐款的记录，估计这笔钱还在他身上，让他单独去昆明，希望他借此机会弥补过错。我让小L转告昆明的代表要么回农场，叫农垦总局派车，要么在昆明原地等待我的消息。昆明不是版纳，万万不可莽撞行事。
第一批代表受挫，给我平添几分困扰，看来昆明是不能去了，否则，即使省里不阻挠，第一批代表也会与我纠缠。而我自已也面临经费不足。再三权衡，决定不再过多考虑他们的问题，有小L送去的一明一暗两笔钱，至少可暂缓食宿之虞，只希望他们不要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
22日，在杨武召开的会议上，我宣布了新的行动方案。全团分为三个组，一、二小组分赴上海、重庆两地，任务是向家乡父老乡亲解释知青返城运动的目的和要求，争取社会舆论支持，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为今后实施第三阶段计划提前做准备;28名代表组成的赴京小组由我率领隐蔽行动，力争尽快到达北京，一举完成请愿大任。会议上没人提出异议，一致通过，大家都明白当前的局势和时间的紧迫。
23日清晨，上海、重庆小组的代表们依然佩带醒目的代表标志向昆明进发，而赴京组代表则偃旗息鼓，乔装成一伙结伴探亲的知青，从离昆明还有一百来公里的峨山县境内穿插到成昆线上的一个车站，当晚登上了去成都的列车。就这样，我们从各方面的视线中消失了。
事实证明，杨武的策略调整是及时必要的，兵分三路，主力暗渡，使我们快刀斩乱麻地摆脱了所有不利因素的羁绊，确保了主力快速赴京。其作用直接关系到整个运动的功败垂成。
请愿团的卫生员
滞留昆明的第一批代表情况，比我在杨武的估计更为糟糕。通关出事后，他们本有两种选择，或返回景洪，通关距景洪仅三百来公里，距昆明反有五百公里之遥，或原地等待，派人与我联系再做打算。也许是男子汉的自尊，或是知青代表的使命感，促使他们不计后果地继续前进，但丢失经费的窘困不是凭勇气能解决的。18日晚，他们到了墨江由于找不到外部线索，就把视线转向内部，怀疑内部有人里应外合共同作案，于是成立“专案组”清查内部。这是很大的败招。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一失策使请愿团立即陷入混乱，大家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大冷的天，每个知青脱光衣服进行搜查，幸好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已的清白，所以没有任何抗议和不满。其实此举也属多余。当时还没有发行百元面额的大钞，4600元可是好大一堆，谁的身上藏得住?抄查无果，又有人提议，大家先把自己的零用钱集中起来，赶到昆明再说。
这批代表到昆明后已弹尽粮绝，无奈之下去找省委和省农垦总局，被安排进旅馆，免费提供食宿。虽然条件简单了点儿，毕竟比露宿衔头要强，还不至于饿肚子。这种寄人篱下进退两难的困境，使知青们非常难堪。省里领导同代表们谈过几次，他们不忘使命坚持要去北京请愿，要求省委提供方便，即免费乘车，但谈判毫无进展。为了筹款，他们举着大旗上街讲演募捐，围观者云集，声势颇壮，但真正掏钱的不多。那是半饥俄的贫困年代，人们可以同情你，精神上安慰你，但不一定有多余的钱来资助你。连我们号称五万知青也总共只募得一万多元。个中滋味只有我当总指挥的才能体会到。
知青在昆明也向公安部门报了案，据说公安部门回答：只要你们不去北京，这笔钱以后一定会找回来还给你们的。我想，所谓公安便衣偷钱的传闻就起源于此吧。
四处碰壁，知青们把一肚子的怨恨都集中在几个“嫌疑分子”身上。在“专案组”的房间里，不时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慘叫声。一团九营有个姓叶的上海知青被打得最惨，欲跳楼自尽，正好小L赶到，
实在看不下去，便出言阻止。小L本来就是“自家弟兄”，又专程雪中送炭，自然受到救星般的欢迎。但他心里早已凉了半截，把身上所有的钱交出来后，第二天便不辞而别，直奔成都与我会合。
姓叶的知青后来在景洪遇到我，涕泪交加大诉其苦，他曾到省公安厅报案，但对方不想插手知青内部的事，给他买了张车票，开了一张沿途免费吃住的证明，让他回农场处理。我也无话可说，劝他还是赶紧办理户口手续回上海吧。第一批代表后来告诉我，姓叶的在路上煸动去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发动什么“全国知青大行动”，什么大行动呢?就是往苏联跑啊，造反啊。有人“左”，他比人家还左”，是极“左”，惹人生厌，所以大家借机狠狠“修理”他一顿，然后宣布开除出团，攆到大衔上去了。
知青们在昆明待了几天，筹款无望，很快失去耐心。为了完成光荣使命，决定以敢死队精神孤注一掷，即强行冲站登车。如果他们能冷静下来，在当时的困境中还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比如隐蔽身份，分散行动，五分钱买张站台票就能轻易混上列车。昆明每天有数百上千名知青探亲往返，谁知道你是什么代表不代表。至于途中查票更不足为虑，当时全国各条铁路线上无票乘车的知青不计其数，只需一句：“老子是知青!”谁奈你何？
24日下午，知青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行冲进车站，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省委立即命令停发列车，情况上报国务院。车上、车下双方僵持着。25日，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云南省委：尽量做工作，教育知青以安定团结为重，实在不行，可派数名代表来京反映情况。此时，局势对知青很是有利，如处理得当，这是一个摆脱困境、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代表们未能把握住机遇……
知表们下车后，与省里交涉赴京事宜，提出至少要去15名代表，而且当晚就走。省里认为人数过多，并说丁惠民早已到了杨武，正在休整，提议等丁到昆明后再一起商议。知青们强调：“我们是首批代表。”省里却不理会“首批”的含义，在他们看来，知青是一个整体。双方当即谈崩。
知青们举着旗排着队来到火车站。这次，车站已有准备，远远看见，马上关闭了检票口，换一个地方检票;等知青赶过来，又关上门，把先前的检票口打开，双方如同玩捉迷藏游戏。几个回合下来，疲于奔波的知青没有了耐性，搭人梯翻进站内，打开大门一拥而入，里面的民警和工作人员迎上来阻止，双方扯扭成一团，情景可想而知。结果，混乱中各有多人受伤，有名姓张的上海知青受伤较重，处于昏迷状态。知青们吃了亏，情绪相当激动，当有人提议卧轨时，居然得到全体一致赞同。于是，七手八脚地把不省人事的知青抬到列车前的轨道上，再盖上鲜红的请愿团旗帜。每个人都处于亢奋状态，就是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无票上车赖着不下来是一回事，政府对你也无奈，最多是个教育问题，卧轨阻截又是另一回事，性质完全不同。
开往北京的列车被截后，车上旅客纷纷跑到其他轨道上，并声称要让大家都走不成。结果进出昆明的各次列车都停了下来，上万名旅客滞留在车站，事情闹大了。消息传开，舆论哔然，震惊朝野，终于触怒了中央高层。很快，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含等五名中央领导人联合签发的“三点紧急通知”迅速传达下来：(1)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随意拦截（2）毆打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是违法行为，如再发生类似事件，政府将依法严肃处理；（3）现在昆明的农场青年职工要尽快返回农场，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搞好抓革命促生产。
请愿团在天安门广场
车站反复播放“三点通知”，知青们躺在铁執上就是不动。当天夜里九点，昆明车站戒严，候车室里的旅客全部疏散。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把车站广场围得水泄不通。省委准备动武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莽撞的知青终于清醒了，豪言壮语顶不住钢铁的枪口。他们拖着疲乏的脚步无奈地离开了车站。一场流血惨案避免了.
在天安门广场请愿
五.金水桥畔
一夜之间，局势骤变。版纳农场广播喇叭反复播放“三点紧急通知”，大家不明真相，只知道代表在昆明出事了，情绪受到严重挫伤。当时正准备进行对越自卫战，军车来往频繁，部队云集，边疆形势非常紧张，搞得人心惶惶。更有谣言说：部队是来镇压知青的。面对种种压力，知青们咬紧牙关默默承受着，没有一个农场一个连队因此而复工。大家都焦虑地盼望着我们的消息。
此时我们已在四川境内，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24日晚到达成都后，又立即登上向北的列车，下半夜在德阳下车，住进车站招待所。天一亮，全体代表便忙碌起来，为赴京请愿做最后的准备，开足马力印刷传单，抄写大字报等。我亲自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再一次表明知青不想与政府对抗、只要求回家的态度。当晚，全体代表登上直达北京的列车，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27日晨，请愿团到达北京。天安门前、金水桥畔，代表们展现了两幅布标：“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副主席”、“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按预先布置，讲演组的知青各自为战，拉开圈子进行讲演，宣传组负责散发传单资料，纠察组维持现场秩序，一切井井有条，忙而不乱。当天晚上，消息灵通的境外电台发出头条新闻：中国云南的知青请愿团到达北京…-版纳知青从短波收音机里得知了消息，兴奋不已，连夜奔走相告，精神重新振奋起来。
傍晚时分，我们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那时农垦总局刚刚组建起来，由农林部副部长赵凡兼任农垦总局局长、党委书记。刘济民副局长很快赶到，再三抱歉来晚了，他告诉我们，赵凡已奉命率中央调查组赴版纳，同时埋怨云南方面没有事先通知我们会来，还是接到天安门广场管理局的电话，才知道我们已到了。
代表们在北京受到了热情真诚的接待。中央指示有关部门先与我们接触，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以便最后决策。在北京的短短几天里，各种会议不断，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中央部委都派员与我们会谈。劳动部部长赵志坚还亲自参加了其中一次会议。双方共同讨论知青问题，尤其是针对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通过的几个政策性文件，我们提出了不同看法，强烈要求中央及有关部门实事求是地重新审视知青实际情况。我以请愿团团长的名义，正式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建议书，列举了知青应该回家的六条理由。经多次会谈交流，双方有了充分的沟通理解，气氛愈来愈融洽。
30日，刘副局长和办公室主任贾大秦来跟我们谈，他们起草了一个文件稿，里面说丁惠民等28位同志上来反映问题是正当的，反过来，丁惠民等同志应该农场知青尽快复工。最后作为农垦总局1979年1号文件向下传达。
中央内部情况，我们不清楚。在知青返城这个重大问题上，赵凡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可能起了很大作用，这点应该承认，他可能把自己在下面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如实地向中央做了反映。最近听刘晓航说：直到1979年1月23日，中央才正式同意云南知青返城。他是拜访赵凡以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
在紧张的工作中，迎来了1978年岁末，第二天就是元旦佳节了，晚餐时，我破例让司务长每桌上一瓶葡萄酒，以示庆贺，祈望新的一年中广大知青能实现返城的愿望。晚上，刘副局长来到招待所看望全体代表，与我进行商谈。双方很快达成一个协议：国家农垦局将以正式文件的方式，确认请愿团的合法性质，作为交换条件，我同意同时下达复工通知。这一实质性的成果表明，版纳知青自发的请愿活动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为下一步知青返城铺平了道路;还表明，通过几天的沟通对话，中央对版纳知青的实际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昆明卧轨事件并不能代表广大知青的真实意愿，只是少数知青的莽撞行为。中央已实事求是地把两者区分开来。
请愿团的首要任务，是当面向中央领导人递交请愿书，其身份必须是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者。元旦刚过，得到有关方面示意：知青代表在京人数不宜过多，是否可先回去一部分抓革命促生产。这又是一道难题。二十多名代表随我历尽艰辛，才到达北京，留谁去谁都难以取舍，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最后决定暂时不把真相告诉大家，以后再向这些同志道歉吧。我以加强上海、重庆两小组力量为由，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10名代表，其余人又分成两组，赴上海、重庆工作。3日下午，赴上海的先走了;4日上午，我把赴重庆的代表送上车。刚回到招待所就接到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将接见全体代表。到了王震处，民政部部长程子华、中央一些部委的同志也在座，看样子他们已经等候一阵了.
请愿团代表名单
开始进去，气氛比较融洽，大家先说些客套话。在请愿团内部，去以前讲清楚的，由我主讲，其他人不要随便插嘴。王震讲话有点儿听不懂，他是湖南人，用家乡话。我恰恰在湖北待过一段时间，湖北和湖南话接近，懂得多一点儿，有些知青没听懂。王震首先批评我们的做法不对，我们当时都戴着红布条，代表证，他说：你们应该把它取下来。我装傻，没理会。过了一会儿，他又讲了一些其他的话，都他一个人讲。他干脆弯着身子，两手抱拳，冲着我作揖，说：你们把它取下来，安定团结呀。就这样对着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我还是没吭声，停顿了一下，才把红布条上的别针打开，把布条取下来。代表们一看我动手，才一个个把布条取了下来。这个细节，过去没人敢讲。
请愿团在毛泽东纪念堂前合影
接见的过程很简单，从头到尾一个多小时，几乎都是王震在讲，有一半时间是在骂“四人帮”。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在谈到具体问题时，这位老前辈似乎认为我们是因为找不到对象才闹到北京的，于是，他很热心也很认真地告诉我们：准备亲自去找邓大姐，请她从山东多找些姑娘到版纳来。他也没忘记顺便宣传一下晚婚晚育的基本国策：“晚点结婚怕什么?当年我们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嘛。”我想解释一下，又不忍扫他的兴。最后，他让我们知青也讲几句，我感到自己无话可说。他老人家已经给我们定下了方向：“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周总理，陈毅，还有我都去过，希望你们要把它建设好……”后来，程子华也讲了几句，不过有句话有点儿没听懂：“回去后，不要说‘我们胜利了’。”什么意思?这里面是否包含着某种玄机?当时来不及细想了。我知道在这种场合下，你讲什么都没用，一不小心还会影响“安定团”。
回到招待所，我着实费了一番脑筋去琢磨，总算明白了，其实王震什么也没讲，他只是在重复报刊广播里天天说的那些话，这就是政治，它的功能不是用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是让各方都感到自已胜利了。你看，中央首长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专门接见知青代表这，给予亲切教诲，这足以证明中央是重视关怀知青的;作为知青来讲，不远万里，历尽曲折来到北京，终于见到了想见的人，请愿书也当面递交了。回去后对所有的知青兄弟姐妹们也算有了交待。问题是，五万知青返城的户口找谁要呢?王震肯定是不管户口簿之类的俗事，那只有找云南、上海、重庆的地方父母官去要了。看来，待在北京已没有多大意义。
正巧，这时又来通知：王震副总理请代表去看电影。如在从前，这可是皇恩浩荡般的喜事，多少人一辈子也遇不到这种机会。但我以身体不适表示谢绝，其他代表也各找理由搪塞。来了四次电话，前三是国务院办公室来的，当时农垦总局派了一位姓董的老同志陪着我们当联络员，就住在农林部招待所，跑前跑后。这次可真的把他急坏了，左劝右劝磨破了嘴皮，一直拖了两个小时。中央领导请你们看电影就是不去呀，这样的事真没有过。当时为什么坚持不去?因为王震讲话老是批评我们这样那样的，我认为不对。王震的讲话，我们安排了两个人同时记录，回来以后把它整理成一篇。官方也搞了一个记录，和我们的不完全一样。最后一次王震秘书亲自打来电话：王副总理将传达邓副主席的重要指示，请你们务必要来。我这时才答应去的，新的东西该出来了，你光看电影我是不会去的，我不去他们都不去，这个不算犯错误的。
为什么说“我不去他们都不去”?因为在请愿的过程中，我的权威已经完全树起来了。包括在北上途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对那些酗酒的、打牌的、赌烟的，全部开除了。开除了大概十来个人，文章上没提，家丑不可外扬。[6]你应该实事求是，你可以写的。开除的发给路费，回农场工作，不能作为代表去北京。我当时定了六条纪律、四项任务，是经过知青联席会议一致通过的。任务之一是，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意;二是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三是向中央反映云南知青的苦难，资料一大堆，诉苦的，各个农场收集了一大堆资料，有几大包;四是要向中央领导人当面递交请愿书，身份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总理以上，因为我们是代表五万人来的。就这四项任务。还有六条纪律：在赴京期间外出请假必须两人同行，还有包括财务制度，我都管得很紧。只有组织得力才能拧成一股绳，凝聚力就强了，哪怕10个人都可以当100个人用。如果散漫的话，1000万人都没有用。那些知青管不住啊，打架闹事，偷鸡摸狗，一个比一个厉害，谁服谁呀?就是我把他们几个给管住了。
我从云南出发的时候带了56个人，到了北京，连我在内只有28个人。“兵不在多在精，将不在勇在谋”。该开除的就开除，因为违反纪律了，他们也无话可说。但是我还要给出路，亲自给每个人写条子：“张三同志、李四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回农场工作。”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还发给路费，你认识错误回去好好工作就行了，所以他们对我都没意见。
话说回来，晚上到了王震处看电影。具体什么地方也不清楚，估计是在中南海。放映前，王震很认真地告诉我们：“今天下午，我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并汇报了我跟你们的谈话，他们同意我的讲话。邓副主席指示：一定要把西双版纳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邓小平确实是讲实际的人，短短几句话就点中了问题的要害，不就是穷嘛，生活没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现在给你钱，而且还有美元，这回总该不闹了吧?电影开始了，许多人在那块布上打来打去，还有飞机大炮助阵，很热闹，叫什么《巴顿将军》，我却连他长没长胡子都没搞清楚。坐在王震旁边闭目深思：如果早半年有邓小平今天讲的这句话，就不会有这场请愿运动了，也许知青们还留得住。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人心思归已成定局，中央能看到这一点吗?最终会不会让知青回城?看来要启动第三方案了。
云南知青的心声
电影终于放完了，大家起身准备握手道别时，又发生令人意外的一幕。当天刚从昆明赶到北京的第一批代表刘庭明，突然大叫一声“王震!”一面从后排座位冲上前来，刚跨出两步就被有关人员挡住，在场的人都很惊愕，谁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估计他是想向王震解释昆明卧轨事件。但皇城根下是个讲规矩的地方，岂能容你像在边疆山区那样由着性子乱来?一名秘书模样的人走过去对王震耳语了几句，王震顿时勃然大怒，使劲跺了跺拐杖，厉声道：“你要闹别扭，给我小心点！……”我知道，王震这话里面，有一半是冲着今晚我们不肯来看电影而发的火。
第一批代表昆明受挫后，元气大伤，多数代表失去信心纷纷离去，有的回农场，有的回老家。剩下十一二个人还不心甘，打电报回农场让大家再捐钱，供他们上北京，由于钱一时没汇到，就让刘庭明先行一步，没想到晚上看电影，又差点捅出乱子来。
六.胜利大逃亡
5日一早，我们准备返回云南，离开招待所时，我吩咐司务长把几天的伙食账结清。又给上海组拍去电报，要他们前往昆明与我们会合。我自己则取道重庆返昆明。沿途，重庆、贵州等地的知青办对我们迎往送来，礼仪有加。他们得到北京的通知，要保证我们顺利返回云南。
到了昆明，立即被安排进旅馆。不一会儿，省委副书记薛涛等领导纷纷前来看望，双方像一家人似的嘘寒问暖，其意融融。我向薛涛问起第一批代表在昆明的情况，立即勾起他满腹委屈：“你们那批代表实在不好招呼，每次谈话不到五分钟，说走就走了，怎么也留不住，这样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我几次想告诉他，连我的话他们也听不进去的。
“你们的问题，中央很重视。”薛涛告诉说，“国务院下了六条意见责成上海、北京、四川知青办的同志来昆明共同商量解决表，但解决问题总要有个过程。赵凡同志本来在你们版纳做调查，前两天，临沧地区的知青闹绝食，省委请赵凡去做工作，上台讲话，他们起哄，什么都不听，就是要回家。”我表示理解省委的难处，他听了很高兴，马上说：“你们那里的知青闹得也很凶，把锄头也烧了，猪也杀了，吃了，希望你们代表下去后，帮着做工作，稳定一下局面，问题是一定会解决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表示愿意协助，他当即给我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丁惠民等同志前来协助工作，请赵凡接洽安排。其实，赵凡在临沧一时回不来，那里有近两百来名知青闹绝食，要死要活的，把老人急得够呛。如果说版纳知青是主力军的话，其他地区的知青就像方面军一样，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和配合，在云南全省形成遥相呼应的格局。省委、省政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哪里的火都没扑灭，反而越燃越旺，最后伤透了心，抱来的孩子养不了家，干脆来个“不愿留的，统统都走”。
晚上，上海知青办的两个同志来到旅馆，他们是接到国务院通知后，马上坐飞机赶来的。“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能解决问题，来干什么?”家乡人见面显得更加亲切直率，“但你们也不要再扩大事态了，这次云南被你们闹得够乱了，又是罢工，又是卧轨，又跑到北京，王震出来接见你们，还不够过瘾啊!”中央确实有意对云南知青网开一面了。
在昆明，云南农垦局给了我六张机票，那时没身份证，只要有机票就可以走。我把六张机票给了六位同志，都是在路上的骨干分子，让他们享受一下。这时我已把第一批代表和我派到重庆、上海的代表都召集到一起了，几十个人包了一辆农垦局的大客车往回开。客车前门口不是有块儿小空地吗?我让他们给我铺了两床棉絮，是躺着回来的。
18日回到农场，要求大家五天后到景洪重新集合，研究下一步行动。我那时的想法，劲儿可鼓不可泄，而且不能拖延时间，准备采取第三个方案，动员大家自行撤离农场，上海的回上海，重庆的回重庆。
23日从学校赶到景洪，在农垦分局门口被几名女知青拦住了，大声叫道：“总指挥，我们胜利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她们递给我一份电话记录，上面是21日省委书记安平生在昆明四省市知青会议上的讲话：“知青闹事两月多，现在情况明了，办法有了，按国务院六条办，省委同意……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点儿，不愿留的，统统都走……”。[8]
是的，我们胜利了，知青胜利了。刹那间，我想起了很多往事，想起了第一封联名信时的情景，想起了江边旅馆里秘密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想起了在杨武带领大家做棉衣……狂喜的知青们流着激动的眼泪，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我，要抬着我举行庆祝游行，被我阻止了.
当天下午，我宣布筹备组解散，筹备组有总组有小组，统统解散，大家都可以回去了。我说夜长梦多，都赶快回去办户口，不要上半年走一批，下半年走一批，明年走两批，不行啊，赶快走!同时起草了给王震的电报。一个是向王震认个错，给中央一个台阶下，一个是为了切实保证数以百计的各农场骨干和代表们的安全，以便不被秋后算账。代表们抢着要在上面与我共同承担责任，理由是：“大家一起坐牢，也好陪你说话。”我骂道：“糊涂!大家一起坐牢了，谁给我送饭?”最后只同意胡建国、刘先国在电报上署名。[9]我相信即便有那么一天，我们这“三驾马车”是绝不会后悔的。
消息传开，返城风潮迅速席卷版纳，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拥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有些农场干脆把公章用铁丝拴在门上，听任知青“各取所需”。局面显然失控了。
那时打电报很便宜，才几分钱一个字。给王震的电报是由秘书长朱一平去打的，花了一百多块钱。那时候手上还有一笔钱，大概一千多块。筹备总组解散后，每个农场留下一个代表，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包了几间房间，一起审查财务账。审查以后，剩余的钱每个农场发了几十到一百。干什么?买了笔记本。我手上还有几个小红望料皮本，已经没用了，大家都签个字，每个骨干分子送一本，作为永久纪念。
知青大批返城，正好赶上部队开始打仗，来了大批的军车，都是返空车嘛。上面有指示，尽量把知青拉走。当时因为运力不够，没车啊，拖拉机都往昆明开，短短两个月时间，大批军车就把知青全部撤走了。
农场没有因为知青的离去而平静下来。在知青运动期间一直持中立旁观态度的农场老职工们，似乎受到了启发，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沿着亲戚、同乡、朋友、熟人等线索互相串联，密谋策划，拉山头、树大旗。一夜之间，雨后春笋般冒出各种名目的“委员会”、“筹备组”，其目的、要求也是五花八门，因人而异。从总体上讲，不外乎要求增加工资提高待遇，平反某些历史上的个人冤屈。而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农场当局却未予理睬，认为这是“经济主义妖风”。有本事，你们像知青那样“回家”去吧。其结局可想而知。
当时，农场的堤坝溃于一旦，我却没有走，因为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不久，王震给我来了一封信，是农场政治部转给我的。什么内容呢?就是说：丁惠民、胡建国、刘先国同志，你们的来电收到，看了很高兴，相信你们站出来工作的勇气。然后是说，要根据邓副主席的指示，把景洪农场建设好，成为知青的创业基地，并和新上任的王任重副总理商办等等内容我记得很清楚，但是这份电报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感到很奇怪。什么资料都在，就是这封信没有了，是王震给我的亲笔信，用铅笔写的。
我也给王震回了封信，信上说：胡建国已经走了，他家里有困难，按照国家政策，刘先国也准备走。我准备继续留在农场。
四五月份，大批知青就走完了。这期间，《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两名记者来采访，问我有什么打算。我先把农场骂了一顿，组织不利，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是唱高调，我还是留在这里，走不走以后再说，我不说走也不说不走。因为知青都走了，省知青办很快就取消了。我一直拖到这年12月底，母亲提前退休，才按照国家政策顶替到了湖北.
母亲1971年到湖北以后，就不当老师了，因为那里没有老师可当，就当油漆工，这是体力活儿，不需要技术，拿把刷子就行了。我去了以后，厂里问我干什么，我说，既然是顶替，干脆顶上去就行了，因为油工组少一个人，而且那工作很不好干，对身体绝对不好。甲苯啊、香蕉水啊、汽油啊、柴油啊，很少有人愿意干的，但是我还是去干油漆工了。
我在湖北崇阳县湖北仪表厂工作了六年。1981年结的婚，妻子是重庆知青，1983年有了女儿，当父亲了。夫妻分居两地，小孩在我这里待不好，在她那里我也不放心，干脆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女儿三四岁的时候，通过一个熟人，我调到重庆来了，在李家陀一个工业搪瓷厂工作。有些大锅炉里面要喷上搪瓷，防腐蚀。我们厂就做这个。干了半年多，正好政府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厂里挖出两个贪污分子，一个是供销科长，还有一个是什么科长。立案以后，检察院要求厂里出一个人协助工作。这个厂是个二三百人的老厂，裙带关系比较严重，两个书记想到我刚来，没任何瓜葛，就把我派出去，协助检察院东跑西跑地调查取证，搞了差不多一年。等这个工作结束，我对重庆已经比较熟悉，对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一点儿兴趣，再加上腰部旧伤时常发作，干脆就长期请病假。超过期限以后，厂里给我来了通知，喊我回去上班，我也没理他们。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不干就不干了，这样，厂里就把我除名了。我说除名就除名，现在档案在哪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回到重庆的云南知青有2.4万左右，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状况不好。重庆是老工业基地，经济效益不好，成为直辖市也不行。另外知青的文化结构跟不上形势发展，我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更不要说社会上涌现出了多少新人!很多企业都是整体垮台，我太太四年以前在重庆第三钢铁厂，整个厂都垮了，按一年60块钱买断了工龄，以后就不管你了。二十多年工龄，也就拿一万三千多块钱，等于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她每年还要自己去交养老保险金两千多元，要交到50岁。现在我靠吃低保，街道每月给我和女儿各一百多块钱，一共三百来块钱，孩子读书。就靠这三百多块钱。有时候确实困难了，比如孩子要交这个费那个费，没办法，就找些老朋友支援一下。还有父母啊姐姐啊两三个月寄三百、五百块的给我。父母都七十几岁了，马上就80岁了，身体都不是太好。尽管生活很艰难，但我始终相信，还会遇到新的发展机会。
二十多年过去了，艰辛而漫长。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变换各种角度来回眸审视云南农场知青上访请愿运动，探讨它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
与命运抗争是这段历史的主旋律，人类社会正是在无数次抗争中不断发展前进的。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规律：如果社会长时期漠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时，将会爆发震荡，导致秩序失衡，最终社会本身也将受到伤害。
当年，版纳知青表现出的不畏艰难、敢于抗争的团队精神，终于为自己、也为全国知眚大返城撕开了一个缺口。每个知青都应珍惜这段历史，它是中国知青史上惟一一次知青群体抗争并终获胜利的典范，是值得我们向世人展示、向后人炫耀的一段光荣。
知青的话题毕竟太沉重，即使当年胜利返城了，这代人命中注定的磨难仍然在延续。在这二十多年里，知青作为社会的基石部分，承受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必然会产生的种种伤痛。然而，改革开放初结硕果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因年龄层次、文化结构等原因，被划入了下岗大军，处在勉强温饱的困难处境。
丁惠民（左二）与知青们在一起
多年来，我常常独自沉思：当年返城孰是孰非?如果没有错的话，那么今天，面对处境艰难的兄弟姐妹们，我还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说，我还有能力为他们做些事吗?
文章来源：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视频来源：上海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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