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谢的兰——女知青嫁给了肖麻子
多少年来，我的脑海里总是抹不去兰的形象。她总爱穿一件深蓝色斜纹布的双排扣列宁装，脖子上系一条白色的乔其纱围巾，戴一副细边框茶色眼镜，浑身上下溢散出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她是我姐姐杭一中高中同学，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她的声音很好听，每次来，天井里就会荡漾起她银铃般的笑声。
姐姐同学的学习小组一来就围坐在我家厨房的八仙桌旁做功课，只有兰每次都是搬一张骨牌凳，一张小竹椅，独自一人在天井里做作业，挺清高的样子。作业一完成，她就会朗诵诗，常常朗诵的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和莎士比亚剧本的台词。有时候，她也会唱上一首歌，最爱唱的是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就再也没有在家里见到过她。后来才知道，她家里遇上了大事，她爸爸，浙江省统计局局长跳楼自杀了。那是文革中省里第一个自杀的领导干部。因为文革刚开始不久她爸就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路；又因为是省里第一个公然和革命的血腥批斗抗争的人，兰一家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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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嫁给了肖麻子
1969年3月9日，兰和她的两个妹妹二兰、小梅，也在闸口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北大荒的列车。她没有选择和自己杭一中的同学为伍，而悄悄地随着自己的妹妹加入了杭女中的行列。
自从父亲“畏罪自杀”后，兰银铃般的声音几乎就消失了，她只想变成一粒小小的尘埃，融入人们脚下的泥土，让同学们忘记她，找不到她，逃避世人，乃至消失。
兰是老高一的，那年21岁。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正处在春情萌动的阶段，最渴望男生们追逐自己的目光。兰周围从来不缺少这样的目光，她也很享受这种目光。然而，就在父亲自杀的那一天晚上，兰给自己的眼睛装上了闸门，女孩儿的春心柔情从此与这个世道一刀两断。
从踏上火车开始，一路上，兰就没有说过话。她的眼睛一直望着窗外，脑子里全是爸爸亲切慈祥的笑容。
文革开始没多久，爸爸就被造反派带走，名曰隔离审查。一周以后，造反派突然到家里来报信，说兰的爸爸畏罪自杀。一家人听到噩耗全部蒙了，母亲当场昏厥过去。
那是兰第一次听到“畏罪自杀”这个词，她不明白畏罪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早年就参加革命的爸爸究竟有什么罪？之前看到贴在家门口的大字报上，爸爸的罪名是走资派，兰悄悄地问过别人，什么叫“走资派”？别人告诉她，走资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兰更不明白了，爸爸是上海人，奶奶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她很有觉悟地嫁给了江南造船厂的工人爷爷。尽管爷爷是工人，不富裕，但奶奶家私下里的频繁接济，依然让爸爸从小过着殷实的生活。可爸爸却并没有留恋家中富足安定的日子，1937年，他和许多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样，奔赴了心中的圣地延安。
解放后爸爸随部队进了北京城，转业后一直在国家机关工作。那时，她们一家住在北京二环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大院，家里房子很大，暖气烧得很热，天天可以洗热水澡，每个周末都能去钓鱼台旁边的红塔礼堂看电影。
兰家里有七个孩子，上面四个哥哥，兰排行老五，也是家里第一个女孩。父亲喜欢女孩，一直盼望有个丫头。兰一出生，父亲就视她为掌上明珠，百般疼爱。兰的名字是父亲取的，他喜欢兰花的清雅高洁，希望女儿也具有兰花一样的秉性。
下乡前的兰清纯美丽
兰在北京长到十一岁，之后随调至杭州工作的爸爸来到了美丽的西子湖畔。虽然杭州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让兰很不适应，但只要在爸爸身边，兰永远是快乐的。读书虽然是插班，但兰一口京腔京韵的标准普通话，马上让她在班上成了老师同学都对其刮目相看的小公主。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兰都是爸爸的骄傲，而爸爸则是兰头顶上辽阔的天。
然而，突然间，爸爸死了！而且是畏罪自杀！兰一下子觉得天都塌了。她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神情恍惚，不爱说话。
火车上，杭一中的同学们几次来拉兰去他们的车厢，兰都拒绝了。到了富锦，分公社时，先是大家自己报名，自由组合。杭一中的同学们觉得兰是一中的，都想叫兰回来，兰依然没答应。她想好了，自己从今往后就和女中的同学们在一起，和自己的两个妹妹在一起。
兴隆公社是富锦七个公社中最大、最偏远、最贫困的公社，下属有十四个大队，一下子接收了三百多个知青。其中隆胜大队就接收了三十几个知青。杭一中的熊虎是同学们心中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帅小伙子，他一挥手去了隆胜大队，呼啦一下身后就涌过去三十几个知青。熊虎坚持组建“和尚队”，不收女生，于是十几个男生跟熊虎去了一队。
杭女中老高三的陈定芬在女孩子中年龄最大，马上不甘示弱地以大姐姐的身份拉起一支“娘子军”，清一色的女生，大部分是杭女中的同学，她们去了三队。
兰的大妹妹二兰是杭女中的，小妹妹梅是杭十二中的，但二兰却像是大姐一样总呵护着兰和梅。自然而然的，兰和梅也对二兰产生了依恋。于是，兰和梅都离开了各自学校的队伍，而随二兰跟着杭女中的大姐陈定芬去了隆胜大队三小队。
从兴隆公社到隆胜大队大约有三十多公里地，两挂马车载着十几个女孩子却走了三个多小时。几乎没有路，马车在结着厚厚冰雪的草甸子上缓慢地踏行。得得得的马蹄声在空旷的大草甸上像小鼓槌敲打着女孩子们脆弱的心房，她们没有看到来之前工宣队对她们描绘的知青点新房子，也没有看到想象中正炖着酸菜白肉粉条，烤着土豆玉米贴饼子的袅袅炊烟。她们看到的，只有漫无边际的沼泽地，脚踩上去冰碴子咔咔作响的荒草甸子。越往远处走，心里越来越发慌，不知道马车会将她们带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望不到尽头的草甸子深处会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
从大队部再到三小队还有八九公里，连马车也进不去了，大家只好坐上了狗爬犁。三条毛色松黄的大狗拉着爬犁在冰甸子上奔跑，那情景有点像电影《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和小炉匠坐着狗爬犁去威虎山。女孩子们似乎忘记了周围冰天雪地的荒凉，一时间反而觉得挺浪漫挺新鲜，有的女孩还唱起了小常宝的唱段：八年前，风雪夜……
狗爬犁最终把女孩子们拉到了隆胜大队三小队，这也就是今后她们要插队落户扎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
一切担心最终都落到了实处，没有新房子，没有酸菜白肉炖粉条，更没有红旗锣鼓夹道欢迎，所谓的知青点，就在一片荒凉的，高出冰甸子沼泽地些许的土岗上，那儿稀稀落落地有十几栋低矮的茅草房，那是老乡们住的房子。所谓贫下中农，就是从山东拖家带口逃荒过来闯关东的人，他们想到人们传说中“扔杆马辕子就能长出一架马车”，土地肥得流油的北大荒来找活路。打下茅草和上泥，在土岗上盖几栋茅草屋，开荒种地。前后不过也就三四年，就变成公社社员、老乡、贫下中农了。
知青们觉得自己被工宣队骗了，大家开始想家，想远在杭州的爸爸妈妈，有的知青甚至立马就想回去。然而，狗爬犁早已经被老乡们拖走了；马车更是不见了踪影。而且，即便坐上爬犁，再坐上马车，再往回走的卡车呢？火车呢？天涯路漫漫，他们是被抛在荒地野岭，再也回不去了。
女孩子们开始哭泣，先是流眼泪，继而哭出声来，最后连大姐陈定芬都哭了，一群女孩儿稀里哗啦都哭成了泪人儿。
不过，毕竟全部是女孩子，队里对女孩子还是照顾一些，比起其他小队的男生们，她们还是幸运多了。她们被分派到各个村民的家里，两个女孩一户人家。兰和两个妹妹二兰、梅坚决要求不分开，结果三姐妹就被分到一户农民家里。
女生们后来听说其他小队的男生们有的直接就被安排住到四面通风的马厩和马号里，睡觉时冻得不敢脱衣服，戴着帽子，穿着靰鞡靴钻被窝。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个脸上鼻涕都冻成了小冰棍，眉毛嘴角都挂着冰碴子。
与男生相比，她们觉得似乎不应该再抱怨什么了，起码她们分到老乡家，还睡上了老乡烧热的炕头，喝上了暖呼呼的棒子碴粥。
本以为从杭州千里迢迢来到北大荒，怎么着也得让大伙儿休整几天，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老乡们就梆梆梆敲钟，催知青起床下地干活了。
女知青在干活上和男知青一视同仁，她们干的第一件农活就是种地，两人一组。前面的人用锄头挖坑，后面的人往坑里撒种，然后用土把种子盖上。
从来没有握过锄头把，没有干过农活的一群女孩子，跟在老乡身后，照猫画虎，掘地播种，一天干下来，几乎个个满手血泡。兰一双细嫩的小手，在家连手绢都不洗一块，根本举不起锄头。二兰心疼姐姐，让她跟在自己身后播种、埋土。干了一天，兰觉得全身像散了架一般，肩周抽筋，胳膊根本抬不起来。
女知青们干的第二份活是打场。所谓打场，就是把收割下来的玉米、小麦、大豆，连秆子一起在地上晒干，然后抱起秆子在地上拍打，让玉米、高粱、大豆粒儿脱落下来。村里到处是脏乎乎的泥地，粮食粒儿拍打下来掉进泥地里咋整？
老乡们教的办法让这些从城里来的女孩子们大开眼界：选一块平旷的泥地一桶桶往上泼水，几分钟水就结冰了，再泼水，再结冰，很快，冰层越来越厚，一大片晶莹透亮玻璃镜似的冰场地就出现在大家面前。老乡们说，这就是晒场打场的场院了。
所有的女孩子们都被这一瞬间魔术般出现在面前的宽阔明净的冰场院惊得目瞪口呆，这也给她们暗淡的心境擦拭去灰蒙蒙的雾霭。大家欢呼起来，觉得这里的日子还是有新奇和欢乐的，心便敞亮起来。
二兰和梅到底年纪小些，似乎更容易忘却心中的悲苦，她们一下子就冲进打场的人群中，尖叫着扬起手中的玉米大豆秆用力在冰上拍打，任珠粒儿般四溅的玉米大豆麦子在冰场上乱滚，此起彼落噼噼啪啪的打场声，伴着她们很久以来没有过的笑声，在空旷的冰场地上荡漾开去。
只有兰依旧融不进妹妹的笑声里，她觉得两个妹妹真是没心没肺，她们一点也不明白父亲的突然离去，对她们意味着什么；她们也不会想到，家庭成分的改变，将对她们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虽然兰有时也觉得这里天高皇帝远，没有造反派，没有大字报，没有人们鄙夷或可怜她们的目光，但她就是开心不起来。她知道，爸爸的死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一个多月以后，播下去的种子开始长出绿苗，黑黝黝的土地上冒出一簇簇鲜绿，它们带来了春天的气息，也让那些看到一颗颗种子在自己手中绽放出一株株嫩芽的知青们，近距离地见证了生命的孕育。虽然知青们并没有感到伟大领袖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教育了什么，但能让一粒粒种子通过自己的手长出一棵棵绿苗，已经足以让大家觉得，这里真的是广阔天地大课堂。
然而，几天以后，一个女知青的意外之死，让兴隆公社所有的知青们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年轻的生命第一次直面死亡，他们仿佛突然间意识到，面前这片广阔天地里，似乎有一口口深埋的陷阱，不知何时陷阱就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脚下，那不是谁有意挖的，那是你走进这片天地可能就会遭遇的定数。
那是一辆堆满了茅草的马车，坐在高高的草堆上，一边看着马车手扬鞭催马，一边眺望无边的黑土地和蓝天上飘忽的白云，是知青们觉得最浪漫的事情。一群女孩子嘻嘻哈哈爬上了没有捆绑结实的高高的草堆，她们听着草堆下面传上来的得得得的马蹄声，不由得唱起了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翔。
假如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的家乡。
唱到动情处，一个女孩子忍不住站了起来，高高的茅草堆本来就捆得不紧，女孩一站，重心不稳，还没有站直，就听一声尖叫，女孩已经从茅草堆上掉了下来。其他女孩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马车手也没来得及嘘马停车，马蹄已经从掉下来的女孩子身上踩踏过去，马车车轮更是紧接着从女孩脑袋上碾轧过去。
那是一个刚满十九岁，花骨朵还没有开放就跌落在泥淖中的女孩。女孩仰脸躺在地上，闭着眼睛，很安详，脸上身上没有一滴血。无论大家怎么呼唤，女孩都再也没有醒来。
兴隆公社的村道一脚踩下去常常拔不起来
女孩说过，想拍一张坐在马车高高的茅草堆上的照片，寄给爸爸妈妈，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孩子，在千里之外也有着开心浪漫的生活。
现在，女孩子们看到刚刚还和大家一起欢笑的同伴，突然间就死了，她们这才意识到，这或许就是自己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插队落户的实质，没有浪漫和幻想，只有冰冷和残酷。
那一晚，兰一直在流泪，不说话，也不肯吃饭。大家都以为兰还在为那个死去的女知青难过，只有二兰明白，兰是从女知青的死想到了自己未卜的命运。
春耕、夏锄、秋收，北大荒的农活随着季节的转换而轮回。但不管是哪一种农活，在兰眼里，都让人有一种一望无边的绝望。
北大荒的土地宽广辽阔，一望无际，耕田像无数条黑色的长龙，一垄一垄地伸向遥远的天边，那种无尽无头的延展，似乎永远都没有终点。有人说，北大荒的垄，地平线有多远，那垄就有多长；也有人说，假如你能数得清自己的头发有多少根，你才能数得清北大荒的垄有多少条；更有人说，北大荒的垄像铁轨奔向远方，从这头到那头，你可以绕地球三个来回了。戏谑也好，夸张也罢，反正你站在北大荒的土地上，眼睛看不到边界，人忽然变得渺小，似乎萎缩成蚂蚁，瞬间就被天地吞噬了。
在我采访当年的北大荒知青时，听到的一个最频繁的字眼就是“接垄”。我试着在百度里输入“接垄”二字，没想到居然跳出来很多条信息：
谁帮我接垄，我就嫁给他；
若有人帮我接垄，做他老婆的心思都有；
接垄，简直就是救命！你接我的垄，我就跟你走；
……
一条条几乎都是当年的知青留下的文字。看起来，北大荒黑土地上的接垄，和女知青的嫁人，有着微妙的关联，且不仅仅是个别人的个别现象，而似乎包含了某种无法阻挡的无奈选择？
兰的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眼镜，瘦弱娇小的身躯在空旷的田垄上像一株风一吹就要倒伏的麦苗。两只手伸出来，细皮嫩肉，十指尖尖，一看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公主坯子。每一次在垄上干活，无论收玉米高粱，还是割麦子黄豆，兰总是干不了一会儿，就会远远地掉队，无论她如何努力，也无法跟上别人的进度。一掉队，她就发慌，一发慌，腿就发软，手就发颤，握不住镰刀。想让别人等等她，自尊心又让她张不了嘴。有时候，细心的二兰发现姐姐不见了，会回过头来找她，但心里明明希望妹妹陪着自己的兰，又总是坚决地把她推开，让她跟上大队人马不要管她。而当二兰拗不过她真走了，她又会望着妹妹的背影掉泪。
兰原本以为，自己从小娇生惯养，在家里甚至连手绢也不洗一块，干活不如别人，也在意料之中。现在来农村接受再教育，只要自己肯吃苦，好好锻炼，一定可以慢慢学会农活，养活自己。等到自己扛上锄头啃上垄，和别的知青一样，一人抱一根垄开始干活，你还没有找到感觉，摆好架势，别人已经噌噌噌地往前冲。你心里着急也没用，别人早就赶到你前头，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兰的内心开始一点点地绝望，她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努力，还是跟不上别人的脚步。你站在垄的这一头，绝对望不到垄的那一头，长长的垄，黑黑的垄，像锁链一样锁住了自己的手脚，也锁住了自己花蕾一般的青春。
只要一掉队，四周空旷无边，人迹踪影全无，只有风吹庄稼杆子沙沙响的声音和成群结队雾团一般在你身边纠缠的小咬。每当这种时候，兰都会觉得特别孤独，特别害怕，特别无助。有时候她会用尽全力对着旷野扯一嗓子，但那声嘶力竭的喊叫，在空旷的天地间微弱得就像一只蚊子发出的声音，谁也听不见。
肖麻子是村里的农民，小时候出天花，让他脸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小坑，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但肖麻子又是村里面最见多识广，也算得有文化的人。他是村里的会计，会扒拉算盘珠子给大家算工分；他常常赶马车进富锦县城，给队里买生产工具，和那些足不出户的村民比，也算见过世面；他还很幽默，会讲故事，说笑话，逗人乐。
别人都以为，假如不是因为肖麻子脸上的那些小坑，他恐怕早就应该娶上媳妇生下娃了。只有肖麻子自己知道，正因为他读过书，见过些世面，他和土生土长的农民还是有点小小的区别，他心里还是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渴望。虽然他不知道这种渴望究竟是什么，但他就是对村里的农妇和常在身边晃悠的粗壮女人提不起兴致。
这帮杭州女知青一到队里，肖麻子眼睛就不够使唤了，瞅她们一个个粉嫩的小脸都像剥皮鸡蛋似的，挠得他心尖尖上像爬满了跳蚤，痒痒得不行。他好像一下子知道自己心中的渴望是什么了，他也明白自己以往为什么对周围的女人不感兴趣。
肖麻子打定主意要在这帮女知青当中捕获一个当老婆，但他缜密的心思深藏在心底，只是不动声色地找机会，蚕食般沙沙沙地靠近女知青。
很快，他就发现女知青们大多对他很冷淡，不知是自己脸上的坑坑洼洼有点让人生厌；还是女人对男人的天生防范，让女知青们对他保持距离，总之，他觉得那些个南方女娃不那么好缠。
肖麻子是从接垄时意外发现，这是一条走近女知青的捷径的。每次干活，个子瘦小的兰总是掉在最后面，而且常常一掉队就掉下一大截。
那时，干活都是一人一条田垄。垄很长，短的四五里，长的七八里，甚至十几里。春天踩格子播种插秧苗，秋天割麦割稻割黄豆。别的队都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男知青干完自己的活，大多也都会很男子汉地回过头来，帮着女知青从垄的另一头往回接着干，这也就是人们说的接垄。可是兰所在的生产队里全是女知青，人人都自顾不暇，谁也帮不了谁。
割黄豆是兰最害怕的农活。日头暴晒下，干裂的豆荚很扎手，割不了一会儿，兰白嫩的手上就被豆秆豆荚扎得鲜血淋漓。本来她就割不快，手一破，心更慌，很快就又掉队了。金灿灿一片的黄豆地里，瞬间就看不见人影了。
兰腰背酸疼得弯不下身，她只好跪在地上，用膝盖代替双脚，一点一点跪着往前割。她的自尊和倔强都让她咬紧了牙关，不愿意喊出声，让同伴们等等她。
肖麻子猎鹰一样的眼睛当然不会让这只羸弱的小羔羊从自己眼皮子底下逃脱，他知道一个好猎手应该怎样捕捉猎物。最初是从接垄开始的，瘦小单薄的兰，不愿意在知青同伴面前示弱，却无法抵挡一个本地农民的援手。人在孤独无助时，抓住一根稻草，有时就像扶住一棵大树。
肖麻子个子高大，身强体壮，干活确实是一把好手。他先是在远处偷偷地观察兰，地里密匝匝的庄稼是天然的帷幕，躲在幕后窥探的肖麻子，对兰既有一种发自肺腑的心疼，也有一种洞穿隐秘的窃喜，这种复杂的心绪很奇怪，让他整天魂不守舍，周身酥麻。兰刚掉队的时候，他不会马上就去帮忙，他知道女知青对他都有戒备心理，兰也同样。他知道等待时机，也懂得掌握分寸和度，每一次，他都会等到兰筋疲力尽，人几乎瘫软的时候，才开始不声不响地从另一头为兰接垄，一步一步向兰慢慢靠近。
一次，两次，三次……兰从一开始对肖麻子的戒备、防范、抵御，到后来慢慢到放松、温暖、接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兰甚至对这个脸上有小坑的肖麻子，有了一点点渴望和期待。
知青中有人发现了肖麻子帮兰接垄的秘密，在一次学习会议上，大家发言斗私批修，有人说兰怕苦怕累，劳动中偷懒，依赖当地农民；也有人说，我们是来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如果连最起码的劳动关都闯不过，怎么扎根边疆？
兰一直不说话，她也没有因为有人指名道姓地批评自己就检讨。她很敏感，但更倔强，她觉得肖麻子愿意帮助她，她有点感动，也有点温暖，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姐姐后来告诉我，那一年的冬天，大部分知青都回到了杭州。北大荒人有“猫冬”的习惯，整整一个冬天，他们都不会干活，而是猫在茅草房里，坐在烧得烘烘热的炕上打牌、聊天、吃饭、喝酒，等待来年开春。知青们都利用这个时间回杭州休整，看望爸爸妈妈和家人。
姐姐杭一中的同学们其实一直都惦记着兰，中途，大家也都去看过兰，因为知道兰和她两个妹妹在一起，所以大家也没有太多的不放心。回杭前特意去找兰，和她约好，回杭州后一起去学习针灸，将来可以给缺医少药的村民们治病。
回杭在一起学习的过程中，兰有一次很认真地对妹妹说：能不能在北大荒真正扎根，不是嘴巴说说的，要看实际行动的。最后谁能扎根，我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妹妹当时觉得兰说这话语气很硬，好像有所指似的，但她也没有多想，更不会意识到，兰在说“扎根”的时候，心里已经由父亲的死，想到了自己未来的生。
第二年开春时，知青们陆陆续续返回北大荒。村里的老乡已经熟悉了每一个知青的名字，生产队的干部也慢慢了解了每一个知青的具体情况，他们对知青的具体分工有了不同的分配。有的女知青当上了村里小学的老师，有的当上了会计，还有的当上了记账员。一旦有了这样的工作，基本上就意味着不用下地干活了。
兰利用回杭的几个月时间学会了针灸，恶补了中医学，她觉得自己可以当赤脚医生为村子里的乡亲们治病，这样，她也就不用下地干活，就能逃离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长的垄了。
然而，没有人相信兰手里那根小小的银针可以治病，老乡们平时也不看病，头疼脑热发烧感冒之类的，他们根本不当回事儿，扛一扛就过去了；而真的到了有起不了床的大病时，村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往县城送了，谁也不相信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还能治病。
一段时间以后，知青们打来茅草， 重新盖的草辫子土坯屋
兰想当赤脚医生的梦想破灭了，她依然得去田里干农活。紧张的春耕，繁忙的夏锄，累人的秋收。猫冬过后，一茬接一茬的农活，呼啸而来。
兰的精神决堤大约始于那个夏天。
六月，正是铲地时节。北大荒的夏天日照奇长，早上两三点钟，天已经大亮，金灿灿的阳光穿过窗户刺着你的眼睛。太阳催人下地，你不可能跟人说，在杭州，这个时间还是半夜，我们还没有睡醒。
睡眼惺忪的兰，被同伴从被窝里拽起来，迷迷瞪瞪跌跌冲冲地往田野里走。
东方地平线上，玫瑰色的晨曦斑斓美丽，阳光在清晨习习的凉风中凉爽地滑过皮肤。喜欢马雅可夫斯基和莎士比亚的兰，本来遇到这样的景色时，心里涌现诗句一定会从喉咙里蹦跳出来，但被日日劳作弄得疲惫不堪的她，眼睛里已经看不见风景。
夏天，上麦地锄草是最主要的农活。春天里播下的种子已经长成了漫天遍野的绿，但是与绿苗一起疯长的杂草，会和庄稼争夺土地滋润它们的营养。锄草实际上就是除草，你需要在绿色的秧苗中仔细辨别出哪些是杂草，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杂草除去，却又不伤着秧苗。
兰戴着的眼镜，镜片常常被汗水模糊，她其实根本分辨不出秧苗和杂草的区别，她也学不会把沉重的锄头玩弄得像小刀似的，轻巧地剔除杂草，保留秧苗。在自己的那条长垄上，她看上去始终低着头在锄草，实际上更多的动作是在驱赶前后左右追着她跑的蚊子和小咬。
这里的蚊子大得吓人，听说曾经有个杭州知青，一巴掌拍死一只大蚊子，装在信封里寄回家给父母看，同时戏谑地在信中说，“这是北大荒的蜻蜓”，他的父母居然深信不疑。
兰看蚊子的心情就没有这位知青那么浪漫了，她脸上、脖子上被蚊子小咬要出了许多红包，奇痒无比，抓破了，伤痕累累，跟赤豆粽子似的。兰一边挥手驱赶蚊子和小咬，一边埋头锄草，可那草怎么就像秧苗的贴身侍卫一样，偏偏就长在苗眼儿里了呢？兰用锄头怎么够也够不着杂草，用锄尖又怕伤着秧苗，她只好弯下腰来用手拔，她想着拔草能除根，却忘了速度跟不上会掉队，等到拔完面前的一堆草，一抬头，左右垄上的锄草人一个都看不见了。
兰心慌的不行，顾不得擦汗，也顾不上再赶蚊子小咬，她拼命地往前追赶，锄头在手里却越来越不听使唤，秧苗被铲倒了，杂草却坚挺地摇曳着，似乎在讥笑她的无能。兰心里想，我干了那么久了，应该差不多快到头了吧？她鼓起勇气抬头朝前一望，差点没有昏过去！前后左右都是绿，垄台垄沟无限地延伸着……
兰几乎绝望了，这垄怎么比长城还长，就是绕地球一百圈也绕不完啊！别人怎么能锄得那么快，而我怎么就像蜗牛一样，比爬还慢呢？真恨不得躺在垄沟里等死，让垄沟把我埋葬算了！
可是，无论兰如何厌恶垄沟，憎恨垄沟，垄沟还是从容不迫地躺在那里，虽然它无齿无刃，却割得兰心头滴血。但滴落的血，你得自己擦干；喘口气，歇一歇，还得直起身子往前赶。只要垄沟没有到头，你的劳作就无法终止。垄沟牵着你往前，你只能像一个机械麻木的木偶，任由它把你牵引到不知道什么地方。
忽然间，一把雪亮的锄头从绿草中伸了出来，一下一下，咔嚓咔嚓，麻溜的，利索的，锋利的锄板下，垄上的杂草纷纷倒下，均匀地洒落在黝黑的土地上。兰脚下的垄不知不觉间已经和前方的垄连接在一起，垄台上没有杂草，只有一排排绿色的秧苗昂然挺立着。
兰惊喜地抬起头，原来是肖麻子从另一头接垄过来了。正觉得苦海无边的兰被人接了垄，真像被人救了命一样。和兰汇合时，肖麻子掏出一块透明的大纱巾，让兰把脑袋连脖子包起来。肖麻子告诉她，蚊子和小咬你越追打它们，它们越会齐心合力反攻围剿，打是打不尽的，赶也赶不跑的，你只能与它们和平共处。
兰接过纱巾试着把脖子脑袋都包了起来，情况果然好多了，嗡嗡声虽然还在耳边作响，但蚊子和小咬却被挡在纱巾外面，再也咬不到她了。兰感激地看了肖麻子一眼，对他的好感升了一层，心想，看不出这个麻脸男人心还挺细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肖麻子依旧坚持不懈地为兰接垄，帮兰干活，原本被无法承受的农活压得近乎崩溃的兰，渐渐觉得生活也许并非走投无路。她很感激肖麻子，当她和肖麻子坐在垄上，听肖麻子讲一些北大荒的奇闻异事时，她那忧伤的神情中偶尔也会闪过一丝笑意。
是肖麻子误会了兰的笑意，让他产生了错觉；还是兰的笑意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让肖麻子深藏心底的，常常被自己压下去的歹意，以为有了可以尝试冒险的冲动？这一切谁也无法知晓，更无人可以证实。
那年秋天，正是收割玉米和黄豆的季节。兰突然向大家宣布，她要和肖麻子结婚了。
谁也不知道空旷无边的玉米地抑或是黄豆地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谁也无法证实，大片大片像黄纱帐一样密匝匝的豆秸秆和玉米穗下滚落的是泪水还是叹息。
当兰告知知青点的大姐陈定芬，她要和肖麻子结婚时，陈定芬傻了。她问兰为什么？兰自始至终不吭声。陈定芬说，二兰和梅知道吗？她们同意吗？兰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她们同意不同意都没用。
陈定芬用尽了一个大姐所能用的所有办法，也没有撬开兰的嘴，她断定这里面有隐情，但她问不出半个字。
其他大队的杭一中知青，听到这个消息时也都很震惊，他们一个个一批批地从各个大队赶过来，大家都想阻止这桩莫名其妙的奇怪婚姻，他们无法想象，一个生命之花还没有开始绽放的女孩子，怎么可以自甘堕入泥淖里去呢？
二兰和梅更是对肖麻子没有什么好印象，觉得他油嘴滑舌不像正经人。但这不是主要的，她们不能接受的是，如兰花一般清丽高洁的姐姐，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嫁人，把自己交付给这样一个满脸麻子的农民？
姐妹俩流着泪轮番劝说兰，从母亲的眼泪说到父亲的死不瞑目；从姐妹的情分说到外婆的期盼……她们不愿意也不肯相信，从小清高聪慧的姐姐，会做出如此不可思议的选择。
性格耿直刚烈的梅甚至发了狠话：你要是嫁给肖麻子，我就没你这个姐姐！
二兰虽然脾气柔和，她相信姐姐应允这桩荒谬的婚姻一定有她的苦衷，但她在反对姐姐嫁给肖麻子这一点上，态度和梅一样坚决。
兰在自己的两个亲妹妹面前，最终还是没有敞开心扉，她只是反反复复地重复一句话：我是回不去了，你们就不要管我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邀请任何一个知青，甚至连喜糖都没有分一颗。肖麻子没花一分钱的彩礼，就将文静秀气的知青姑娘兰，娶回家中。
自此，一个解不开的谜团在二兰和梅的心上压了几十年。姐姐为什么就回不去了？姐姐为什么这辈子就这样了？
2
兰死了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当我提笔写这篇《凋谢的兰》时，我几乎问遍了当年和兰最亲近的知青和她的两个妹妹，但是，在兰为什么去东北才一年多的时间就神速地和农民肖麻子结婚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出准确的真正的原因。
我电话询问了已经定居在安徽合肥的二兰，二兰说了很多关于姐姐的事情，但在姐姐为何突然和肖麻子结婚这个问题上，她也是莫衷一是。那一次，我和二兰通了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我可以感觉到二兰对姐姐早早离世的伤感，对肖麻子无法抹去的怨恨。就在二兰将要挂电话的时候，她说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说，我最后一次问姐姐为什么要和肖麻子结婚时，姐姐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能说，说了，你姐夫就得去坐牢。
我注意到二兰在转述姐姐当年说的这句话时，兰说的是“你姐夫”，而其时兰还没有嫁给肖麻子，为什么就用了“姐夫”这个称谓？显然，她已经在心里认定了，肖麻子就是自己的丈夫，是自己一辈子的男人，自然，他也就是自己两个妹妹的“姐夫”。
这句话分量太重了！里面的储存的信息太诡异了！
“我不能说，说了，你姐夫就得去坐牢。”“姐夫”和“坐牢”这两个字眼背后，显然有着巨大的谜团。我猜测兰在做出嫁给肖麻子的决定之前，一定发生了不堪回首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对一个纯洁的女孩子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为了兰当年留下的这句话，为了弄清楚这句话背后巨大的悬疑，也为了试图化解兰的两个妹妹至今说起肖麻子就难以平复的忿恨，我决定专赴东北，寻找肖麻子，弄清楚45年前的事情真相。我相信肖麻子当年无论想过什么、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在多少年以后的今天，当他面临亡妻九泉之下的魂灵再回首往事，他一定不会再有勇气撒谎！
知青中很快就有热心者帮我打听到肖麻子和他与兰的儿子肖刚的手机号码，更有积极者将我要去东北找他们的消息传递了过去。当我还在担心肖麻子和肖刚愿不愿意见我，没想到肖刚就加了我的微信，我添加后他很快就发来了微信，说他非常愿意见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他妈妈的朋友。
出发前，曾经和兰一起在兴隆公社插队的女知青黄敏在微信中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只非常漂亮精致的手袋。黄敏告诉我，那是她花了几天时间，自己手工做的，手袋里还装有一条丝巾，她问我能不能带给肖刚，她希望兰的儿子知道，和他妈妈当年一起去北大荒的知青们没有忘记他们，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们。这样情深意重的礼物，我当然是一定要带给兰的孩子的。
去之前我就已经了解到，肖麻子和儿子肖刚都已经离开兴隆公社住到了街上（“街上”是北大荒农村人对城镇的称呼），富锦县也早就升格成富锦市，而肖刚则是在东北有小香港之称的富锦市很有名气的快餐连锁店老板。
富锦县城
虽然如今的交通发达早已不可和当年同日而语，但要去一趟北大荒还是不那么容易。我先坐火车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坐飞机经停青岛再飞佳木斯。到佳木斯时天已经黑了，而再到富锦还需要再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天下着雨，气温很低。我只好在佳木斯住一晚，第二天才乘车去富锦。去富锦的路上我就给肖刚打电话，我希望我一到富锦，就能见到他和肖麻子。
我本来以为肖刚会想见我，但肖麻子可能就未必愿意见我了。当年的知青们对他娶兰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肖麻子也知道兴隆公社的知青们在这件事情上对他充满了敌意。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采写兴隆公社的知青，对兰当年嫁给肖麻子这样重大的事情显然不会轻易放过。肖麻子肯定认为我是来挖伤疤的，而他作为这一伤疤的始作俑者，对前来挖伤疤的人有戒备和防范，也是可以理解的。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肖麻子和他儿子肖刚在我刚刚入住宾馆后就一起来见我了。
肖刚是个帅气阳光的小伙子，眉梢嘴角都有兰的影子。他身后那个年长者显然就是肖麻子了，他脸上的一个个浅浅的小坑依旧明显，黝黑的肤色和额头粗粝的皱纹，活脱还是一个东北农民的形象。但肖麻子看我的目光是直视的，很坦然，很平静，有泥土的厚实，却没有我想象中的风吹草动的摇曳和躲闪。
我先将黄敏托我带来的礼物拿出来交给肖刚，看得出，他很喜欢，也很高兴，这份喜欢和高兴，显然并不是因为这一只小小的手袋，而是来自千里之外妈妈家乡的阿姨捎来的这份情意。
有了这样的开场，气氛似乎很融洽。
我直截了当的说明了自己此番来东北的目的，我告诉他们我正在写一部记叙兴隆公社插队知青的稿子，兰是我第一个要写的人物。当年我写的中篇小说《深深的大草甸》，里面的女主人公“岚”，原型就是兰。现在我要写出真实的，非虚构的兰，我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我提了许多问题，肖刚总是抢着回答，而肖麻子却静静地坐在一旁，偶尔插上一句两句。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提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外围打转，我心中真正想问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兰对她的妹妹二兰说，“我不能说，说了你姐夫要去坐牢。”你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当年，兰为什么突然决定嫁给你，在这之前，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我真正想问的问题在喉咙里来来回回地打转，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吐出口。面对一个和兰生下了三个孩子的男人，你真的无法提出这样残忍的问题。
1983年夏天，正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今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上学的我，为了完成学校布置的创作实习作业，我利用暑假时间，去了黑龙江省富锦县兴隆公社，我想去寻找300多名杭州知青当年在那儿插队落户留下的足迹。
其时，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已经离开了那片留下他们青春热血和汗水眼泪的地方，只有兰还在深深的大草甸里，做着地地道道的农妇。
我在草甸子深处一座普通的茅草土坯房里见到了兰，我当时的震惊程度真的无法言表。她半倚在炕上，穿一件油迹麻花已经看不出底色的破棉袄，领子敞着，看得出里面没有内衣，棉袄就这样直接贴肉穿在身上。
虽然东北的夏天不热，但穿棉袄毕竟很奇怪。后来我才明白，兰其实根本没有别的衣服。
陪我去看兰的，是另一个还坚持留在北大荒的杭一中知青熊，他当时已经是富锦县县委常委、建委主任。多少年来，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留在东北的杭州知青想方设法弄回杭州去。但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已经嫁给农民，生了三个孩子的兰弄回去。
兰是留在兴隆公社的最后一个杭州知青，因为她，熊迟迟没有离开东北。但兰对熊说，我是走不了了，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你让我怎么走？
熊那一次带我去看兰，也是去向她告别，因为熊也要离开东北调回杭州去了，这次是来办调动手续的。
去兰家的路上，熊一直都在数落我，说你来看她，根本不可能改变她什么，你看完她拍拍屁股走了，留给她的就是无尽的痛苦。本来她心已经死了，心死对一切就都麻木了，麻木对她是最好的现状。你来看她，就会让她想起从前，想起自己曾经在杭州的生活，这只会折磨她，你还以为你来看她是对她好哪！
我当时并不理解熊的话，我只是记着那个穿列宁装，系白纱巾，戴黑边眼镜的清高而优雅的女孩，我想知道，她为什么当初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准备离开兰家的时候，我拿出随身带的一个135相机，我想给兰拍几张照片，我说，我姐姐要我一定把你的照片带回去，她和同学们都很想念你。
兰看到相机，眼睛一亮，但那光亮只是一闪，很快就灭了。她说，我这样子就别拍了，让人笑话。我坚持，她推脱。僵持了一会儿，她说，那我收拾一下。
她开始翻箱倒柜，其实也就炕头几个简易的柜子，我不相信还能从那里找出什么能改变她农妇形象的衣物。倒腾半天，她找出了那条我曾经那么熟悉的白纱巾。纱巾已经明显泛黄，还有几块污迹，但显然这已经是她最好的饰物。
她把棉袄领口紧了紧，把纱巾披在身上，在领口处斜斜地打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白纱巾和蝴蝶结最大幅度地遮盖了她那件油迹麻花的破棉袄，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洒在白纱巾上，星星点点的光影跳跃着。兰脸上浮起了微笑，那笑很干净，很明朗，没有忧伤。
送我到门口时，不远处跑过来一个小女孩，十一二岁的样子，梳着两根羊角辫，穿着一件小碎花的灯芯绒褂子，干干净净的，虽然一看就是个农村女娃，但一双明亮的眸子里忽闪的光像会说话，很有内容。兰说，这是她的大女儿，叫红梅。我想起了小兰在我们家天井里唱《红梅赞》的情景，可是，这一朵小红梅没有开在红岩上，却长在了北大荒。
不久，我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深深的大草甸》，但我知道那其实不是小说，是生活中真实的故事。小说中女主人公苏岚的原型就是兰。小说后来被上海电视台改编成同名电视剧，但播出后几乎没有什么反响。我想，那一段对某些人可能刻骨铭心的岁月，对大多数今天的观众来说，已经十分遥远，引不起任何兴趣了。
收到刊载这部小说的《收获》后，我就想着要给兰寄一本。没想到当我打听兰的详细邮寄地址时，别人告诉我，兰已经回杭州了，但病得很重，住在省中医院。我问清楚兰住的病房后，买了一盒大白兔奶糖去看她。
找到兰住的病房，看到小兰时，我愣住了。才半年多没见，她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靠窗的病床上半躺着一个干瘪枯槁的小老太太，花白的头发就像一蓬枯萎的茅草，脸庞、手臂似乎被脱干了水，邹巴巴的皮肤下，血管、骨骼、经络全部暴露无遗。
天！兰才三十多岁呀！
看到我，兰还是一下子认了出来，眼睛里掠过一丝微弱的光亮。
我把带去的《收获》和一盒大白兔奶糖放在她的床上，告诉她，这一期的《收获》有我的一部中篇小说，是那次我去大草甸看她回来以后写的，希望她看了以后提提意见。
兰没有说话，眼睛久久地看着《收获》的封面。那一期《收获》的封面是一艘写意的帆船，寥寥数笔黑色和灰色的笔触，勾勒出正在前行的臌胀饱满的风帆。左下方不显眼处，有一轮小小的昏黄的太阳，和风帆顶端的一面小小的黄旗帜形成了不经意的呼应。
兰指着那一轮小小的黄问我，这是夕阳吧？还没等我回答，她又说，夕阳马上就要沉到水里去了，风帆上的小旗子哪里知道夕阳就要沉没了呢？
我一时没弄明白兰说这话的含义，只觉得她脸上的神情很黯淡，很伤感，眼里似乎涌上了泪水。
我打开大白兔奶糖的盒盖，要给兰剥一颗奶糖吃。没想到兰一把夺过糖去，重新把我剥开一角的糖纸拧紧，放回盒子里，盖上盒盖，说，我想把这盒奶糖寄回东北去，红梅和她的弟弟刚，妹妹平，三个孩子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这样的奶糖。
我一下子想起了深深的大草甸子里那个梳着羊角辫，穿着碎花短褂，叫红梅的小女孩，我更没有想到，红梅居然还有弟弟妹妹。我对兰说，这盒糖你留着吃，我再给红梅和她弟弟妹妹买一盒寄去。兰轻轻地摇摇头说，别再买了，我已经吃不动了，你也别再破费了。
那天从医院出来后，我穿过平海街，走过延龄路，一直从仁和路绕到南山路，再走到长桥。当我在长桥边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时，不远处的玉皇山北麓脚下的净慈寺传来了南屏晚钟悠长的钟声。我感到浑身发冷，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兰离世时，我正二次进京求学，不在杭州。当年兴隆公社的知青们虽然互相传递了消息，但是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姐姐当时也在中央党校读书，所以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一直到这次我要写兴隆公社的知青，重新开始采访这些知青时，兰最后弥留的那段日子才清晰地被还原。
兰得的是肺心病，那是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得病的起因很简单，一个字：冷。北大荒的冬天冷得跟冰窖似的，最冷的时候，气温可达零下三四十度。出门的时候，假如你没有把自己层层包裹严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冻掉鼻子、耳朵，那都不是当笑话听的真事。有的知青觉得包得只露出一双眼睛像三K党有点夸张，认为只要把脑袋和耳朵包严实就可以了，没想到走出屋子不多一会儿，两边面颊就冻掉了皮，像被开水烫了一样，露出里面鲜红的肉。
兰一开始得的是支气管炎，咳嗽、痰阻；后来转为肺炎，干咳、痰中带血；进而变肺气肿，气急、呼吸困难；最后发展成肺心病，常常一口气喘不上来，突然就昏死过去。农村根本没有医院，乡里的卫生站也缺医少药，形同虚设，对兰这样的肺心病重症病人完全束手无策。
兰开始一直硬挺着，她不愿意求助家人，更不想麻烦知青同学，选择了嫁给肖麻子，她也就几乎割断了原有的亲情和友情。她很自尊，同时也很自卑。走到今天这一步，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脸面再向亲人和知青同学张口。
病发展得很快，再不回城治疗，那无疑就是等死。命悬一线时，求生的欲望终于战胜了自尊，兰只好写信向母亲求救。母亲虽然也怨恨兰不听两个妹妹的阻拦，执意嫁给了肖麻子，但可怜天下父母心，怨恨终究敌不过母爱，母亲还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女儿。她每年都给三个外孙按年龄大小寄不同尺寸的衣服，寄自己亲手做的棉鞋，编织的毛衣。兰每次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都泪如雨下，心里想着等有朝一日三个孩子长大了，让他们一定要好好孝敬外婆。可如今自己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又要给已经心力交瘁的母亲再添新的负担了。
母亲对孩子永远是无私奉献不忍苛责的，她很快给兰寄去了钱，让她尽快买火车票回杭州治病。与此同时，母亲又将兰的情况告诉了已经回杭的原兴隆公社的知青们。已经在浙江省中医院工作的兴隆知青何学敏得知兰病重，想方设法动用了自己的关系，以最快的速度让兰住进了向阳的病房，找最好的医生给兰检查治疗。那时候，兴隆公社回杭的知青们各自的状况也都不是太好，有的还没有工作，有工作的工资也都不高，但大家还是纷纷为兰捐款。
兰的病实在是耽误了，她住进医院时，肺心病其实已经到了晚期。但她的心情好极了。回到杭州，回到亲人身边，回到昔日的同学和知青插友中间，一切都那样温暖。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西湖边的杨柳吐翠，桃花盛开。从中医院穿过仁和路，步行七八分钟就可以到达西湖边。游人如织，小舟荡漾，春天的气息里，似乎所有的生命都在拔节生长。兰觉得自己虽然病重，但毕竟回家了，家乡故里的暖风一定能够帮助自己驱走病魔。不就是个肺心病么！又不是什么癌病绝症！她相信友情和亲情能帮她起死回生。兰哪里能够想到，病魔已经吞噬了她身上所有健康的细胞和肌理，她的病体就像一张千疮百孔的薄纸，一碰即碎，一戳就破啊！
在何学敏的安排和努力下，兰得到了当时医院里所能有的最好的治疗，该吃的药都吃了，该上的医疗手段都上了，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兰的病似乎没有一点起色。
兰是在东北和当地农民结婚落户的知青，按国家政策，除非离婚，她和杭州这座城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回杭后她住在母亲家里，没有粮票、没有医保、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所以这一切都压在母亲羸弱的肩膀上。兰的父亲虽然其时已经得到平反，但一个逝者已经无法给自己曾经心爱的女儿提供半点切实的帮助。
眼看兰的母亲已经无法支付一天天增加的医疗费用，知青们开始想办法跑兰父亲生前的单位，跑组织部，跑知青办，希望能给贫困交加的兰，申请到一些补助。这些单位和部门都很同情兰的遭遇，但没有相关政策，他们也爱莫能助。
知青们想尽办法，拉关系，找熟人，一遍遍和人述说兰的病情和遭遇。好不容易跑下来一点点补助，杯水车薪，根本就无济于事。
肖麻子带着三个孩子在北大荒大草甸子深处朝着南方望眼欲穿，南方却象一朵飘在天边云，无声无息。作为一个男人，肖麻子虽然从未给过兰任何东西，但他知道兰却带给他许多从未有过的快乐，他不能没有兰，三个孩子更不能没有妈妈。肖麻子想带着孩子们来杭州看望兰，但他没有买火车票的钱。思前想后煎熬了很久，肖麻子决定挨家挨户借钱。同村的人大多也都很穷，借钱很难，但兰在的时候对村里人都很好，村民们对可怜的兰都有一份牵挂和同情。于是，这家十块，那家八块，一点一点凑，一点一点攒，等到终于够了买车票的钱时，三个孩子都欢呼起来，因为他们马上可以见到妈妈了！
这是肖麻子和三个孩子第一次走出大草甸，第一次离开北大荒。坐在飞驰的列车上，三个孩子觉得外面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他们出发的时候，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袄，等到车进杭州站时，身上脱得只剩下一件短褂儿还嫌热。
兰看到三个孩子时，眼泪流个不停，左搂右抱，亲个没够。很快，兰就喘个不停，由于太激动，一口气上不来，差点晕过去。几个月没见，三个孩子都差点认不出妈妈来。妈妈怎么变得那么瘦，手上青筋突爆，骨节凸出，脸颊像被刀削去一块似的凹了进去。娘儿几个搂在一起哭，肖麻子站在远处看。
肖麻子和三个孩子在兰的母亲家一住就是小半年。母亲自然不喜欢这个麻脸的的女婿，心里甚至很恨他，觉得是他毁了兰的一辈子。但母亲没法不疼爱三个无辜的孩子，大女儿红梅长得最像兰，聪明伶俐，眉眼会说话，兰最喜欢她，她也最讨外婆欢心；二女儿肖平比红梅小一岁，也许是生完红梅立马就怀上了她，产期和孕期挨得太近，兰的身体已经无法给第二个孩子提供足够的营养，所以肖平打小就体弱多病，脑子也不如姐姐灵活；最小的儿子小刚则比二姐小了足足四岁，虎头虎脑，十分可爱。但他也是一个淘气鬼，虽然机灵，却不断闯祸，出幺蛾子。
母亲的经济其实也很拮据，父亲死后，母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子，兰和妹妹去东北插队后，母亲隔三岔五地总要给她们寄包裹。积蓄是一点都没有的，现在家里一下子添了四张嘴巴，三个还是正在发育长身体的孩子，负担一下子更重了。
口粮不够吃。母亲只好到黑市上去买高价粮；没钱买肉，孩子又嘴馋，母亲就天天起早去菜场排队买大棒骨和猪油。猪油可以拌饭，加点盐和葱花，那叫一个香；油渣可以炸酱，炸酱面的味道好极了；大棒骨炖骨头汤更是母亲的绝活，也不知道秘诀在哪里，砂锅小火慢炖熬出来的骨头汤呈奶白色，浓香，却不油腻，鲜得掉舌头。最主要的是，母亲说，骨头汤营养好，补钙，孩子们吃了长个。
几个月以后，家里连大棒骨也买不起了，饭桌上唯一还能偶尔看到的荤腥，就是几毛钱一斤的螺蛳和几分钱一斤的黄宣。几个舅舅的脸色开始阴沉，母亲也是唉声叹气。肖麻子知道，自己和孩子们该走了。
兰的病不死不活没有半点起色，肖麻子也看出来这病很难再有逆转。想到自己这一走恐怕无力再来，他和兰说不定这一诀别就是阴阳两隔，他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和岳母说了要带孩子回去，却又一天天拖着时日。他在兰的床边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潜意识里似乎在等待奇迹出现。
孩子的心停不住阴霾，西湖边的春色，断桥旁的荷花，三潭印月的倒影，南屏晚钟的悠扬......几个月来，三个孩子几乎玩遍了杭州的名胜古迹，他们在母亲身边，看着母亲的病容时是忧伤的，但只要走进风景里，他们的心里就飞满了快乐的蝴蝶。
尤其是老大红梅，更是对母亲生活的这座城市喜欢得不得了。还有外婆家客厅里那一排高大的书柜，里面满满的图书，许多书本里有红笔蓝笔划下的条条杠杠，外婆说，那是外公留下的笔迹。红梅知道了自己的根有一半是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自己原本可以不是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草甸子里的一棵小茅草，妈妈本来可以把她生在明媚的西湖边，让她成为一朵娇艳粉嫩的桃花的。爸爸带她和弟弟妹妹去过灵隐寺后，她知道了菩萨，也懂得了许愿，更学会了烧香拜佛。她后来一个人又去了灵隐寺，把妈妈偷偷塞给她买冰棍的钱买了一对小蜡烛和一把香。她在大雄宝殿的观世音菩萨面前跪了很久，她希望菩萨保佑妈妈的病快点好起来，也保佑她能留在杭州上学，陪妈妈，孝敬外婆，而最最重要的是，她偷偷向菩萨许了愿：让她留在杭州上学，她要考进母亲当年的学校杭一中。
红梅心里的愿望对谁都没有透露，只告诉了妈妈一个人。
兰知道红梅心高，也知道她确实是一块读书的料。如果她能在杭州上学，优良的教育资源显然不是北大荒的大草甸子里的小学校所能比的。那里的小学校其实根本不是学校，只是公社在村里盖一间草辫子土坯房，支一块黑板，找一个肚子里略有墨水的村民，让他不用下地干活，教孩子们写写字，算个加减乘除，仅此而已。红梅若是留在大草甸，她未来的命运，无疑还会是脸朝黑土背朝天，最终嫁个农民，生儿育女。红梅不愿意，兰更不愿意！
兰和肖麻子商量，为了孩子，他可否同意与自己离婚，因为只有离了婚，她才可以重新以知青的身份回杭州，重新获得户籍和粮票，按照政策，她也可以带一个孩子回城。这样，红梅才有可能在杭州上学。
肖麻子始终不吱声，虽然他很清楚，兰这个样子，她是很难再回北大荒了，不要说她的病已经不可救治，即便能治，这病只要身体一受冻，立马就会再犯。他也不是不愿意红梅能在杭州上学，受到好的教育。但是，离婚他是万万不肯的，无论如何，他也不肯放掉这个病入膏肓的女人，一直以来，他都在她身上寄托着一种对未知的向往，以及对走向未知的可能性。你不能说肖麻子不爱兰，你也不能谴责他的自私，不考虑女儿的前途和兰在弥留之际的最后一点念想。说到底，肖麻子只是一个北大荒草甸子里的农民，你无法要求他像兰一样思考问题。
兰知道离婚无望以后，对生活的最后一点希冀也破灭了。红梅虽然不清楚父母之间进行了怎样的谈话，但她从兰忧伤的眼睛里明白了自己还得跟着爸爸回北大荒。假如红梅没有走出大草甸，假如她没有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假如她不知道自己的根在江南，原本可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假如……
然而，偏偏她走出了大草甸，偏偏她来到了西子湖畔，偏偏她知道了自己是江南的女儿，了解了还有和大草甸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十几年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在一刹那彻底颠覆，这个倔强的女孩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自此以后，她看爸爸肖麻子的目光里有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冷意。
几天以后，肖麻子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北大荒，西湖边的美景和有妈妈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丈夫和孩子走了以后，兰变得出奇的平静，母亲和兄弟姐妹来看她，她也几乎不说话。等到有一天，给她去送饭的母亲推开病房的门，发现身体那么虚弱的她居然站在病房的窗台上，眼睛直瞪瞪地望着高楼下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群。母亲吓得大惊失色，冲过去一把拽下她大哭道：孩子，你可别想不开呀！只要人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呀！
兰抱着头发已经花白的母亲嚎啕大哭，说：妈，你就让我去吧，我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好不了了，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母亲说，你爸走时我还年轻，顶过来了，现在我老了，经不起事了，你要是想不开，就是把妈往死路上逼呀！孩子，你才三十多岁，日子还长着呢！
然而，母亲的爱终究还是斗不过病魔和死神，兰的肺心病已经到了晚期，呼哧呼哧喘得像拉风箱似的，嗓子里好像堵着痰，却咳不出来。到后来就常常因为呼吸困难，导致脑缺氧，甚至长时间的昏迷。
兰最终是憋死的。
兰死在家里。最后的那些日子，兰坚持出院回家住。她走的时候正是秋天，迟桂花幽淡的香气还弥散在空气里，金黄的梧桐叶却已经开始三三两两地飘落了。
母亲从兰身上的薄棉袄里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妈妈，对不起！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我不想再拖累你了。假如这次我再昏迷，千万不要再送医院抢救，让我安安静静地走吧。
那是1985年。
3
红梅也死了
我自始至终不知道兰当年看了我写她的小说《深深的大草甸》后，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也没有打听到兰的骨灰安放在什么地方，无法去她的坟头祭拜。我只好打开那一期的《收获》，朝着北方点燃了一炷香。
兰的三个孩子还在北大荒，我相信她的心，死前一定向着北方。
这次赴东北采访前，我原打算找出载有《深深的大草甸》的《收获》，将小说复印三份，分送给兰的三个孩子，我相信这几个留在北大荒的知青后代不会忘记他们的妈妈，但对妈妈为了他们曾经付出怎么样的代价，却不一定完全了解。
然而，好几个知青都告诉我，红梅早就不在了，死的时候还不到15岁。我很震惊，我想起那年去大草甸看兰，在草辫子土坯房前看到的那个穿着小碎花灯芯绒褂子，梳着羊角辫的女孩。那样一个美丽可爱，花骨朵一样的女孩，怎么就死了呢？算算红梅死去时的年龄，她应该是在兰逝世一年多以后走的。
何学敏告诉我，红梅是喝农药自杀的，她相信这个心高气傲的女孩一定是觉得母亲的死断绝了她回杭州上学的最后一点可能，这才走上绝路的。我又问了其他几个和兰走得比较近的知青，他们大多认同何学敏的说法，但当我问我姐姐时，姐姐久久没有说话，半晌，她才叹了一口长气，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看到的也许并非真实的；大家都认定的，往往可能只是表面的。我后来长期生活在北京，和兰很长时间几乎也没有什么接触，我无法给你提供比别人更准确的信息，我只能建议你，自己去东北，自己去寻找答案。
到富锦的第二天，我就向肖刚提出，去他们在兴隆公社的家看看。我告诉肖刚，1983年我去过他家，对那间矮小破旧的草辫子土坯房至今留有深刻的印象。肖刚告诉我，他们离开兴隆公社好多年了，房子也早就卖给别人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把你妈妈住过的房子卖掉呢？再破再旧，那里面也有你妈妈的气息呀！当我问起红梅是怎么死的，肖刚沉默了很久。半晌，他才说：那时我还小，不懂事，我带你去我二姐肖平家吧，她只比我大姐小一岁，她应该说得清当时的情况。
肖平的家在永发村，离富锦只有十几里地的路程。但正因为离城里近，地少，所以穷。肖刚自己开着一辆本田越野车来接我。车出富锦几公里后，路况就渐渐糟糕了。等到接近永发村时，不断有大料车拉着堆得高高的石头从远处的山里面出来，像老牛拖破车一样吭哧吭哧从我们的身边经过。沉重的石头车把路面压得坑坑洼洼。路两旁高高的杨树沐浴在阳光里，向阳的一面叶子金黄，灿烂明亮；背阴的一面叶子深绿，浓荫清凉。树干的影子倒映在高低不平的泥路上，如同浅灰色的绸缎上用水墨洇染上深灰色的水波纹，绵延起伏；阳光下，飘落的树叶就像一群群金黄的蝴蝶在我们眼前翻飞追逐。但一旦树叶落到地上，陷入泥淖，车碾脚踏，灿烂的金黄很快就被尘垢覆盖了。
进村后，老远就看到一个中年农妇在等我们。肖刚说，那就是他的二姐肖平。
肖平身后的土坯房低矮、破旧，就连土墙上挂着的红辣椒和蒜苔，都和当年兰住的房子没什么两样。三十多年的岁月，穿越了大草甸上两代女人的生命，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兰的女儿命运却似乎没有任何改变。一个知青的后代，依旧生活在北大荒，依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依旧嫁给了一个脸朝黑土背朝天的农民。
我问肖平多大了？哪年生的？和姐姐红梅相差几岁？肖平的回答很混乱，一会儿说自己1972年生的，一会儿又说是73年生的；一会儿说自己属老鼠，一会儿又说自己属猪。肖刚说，二姐脑子不太好，得过病。我问肖平，想姐姐红梅吗？还记得红梅是怎么走的？我问得小心翼翼，生怕勾起肖平的伤心，但我又不能不问，毕竟肖平是和姐姐最亲近的人。肖平开始流眼泪，她不看我，两眼望着窗外，眼泪流了很久，才喃喃地说，那天我很闹心，很闹心，那天我要是回家吃中饭就好了，我姐就不会走了。
肖平的讲述因为哽咽常常中断，但停顿一会儿后，她又会自顾自地讲下去。
兰死的时候，外婆发来了电报，红梅哭闹着要去杭州再见妈妈一面，肖麻子没答应。他为带三个孩子去杭州借的钱还没有还清，哪里还有钱再买去杭州的火车票？肖麻子虽然没有去杭州为老婆奔丧，也没有让三个孩子去和母亲告别，但那种生离死别的滋味他还是彻心彻肺地感受到了。
兰的家人对肖麻子连兰死都不带孩子来送她一程，心里是无法原谅的，他们对遥远的北方还有这样一门亲戚从此只字不提。
兰死后，肖麻子开始酗酒，整天喝得烂醉。他还开始失眠，一宿一宿地睡不着。村里有人张罗給肖麻子续弦，不断地有热心者来给肖麻子说媒。肖麻子虽然忘不了兰，但屋子里没有个女人，被窝是冷的，锅灶是冰的，他想，得给三个孩子找个做饭的。肖麻子想和大女儿红梅先商量一下。
那天，肖麻子向感冒在家，没去上学的红梅稍稍流露出一点点这方面的心思，红梅就黑了脸，说：我不上学了，我给弟弟妹妹做饭。肖麻子一听就急了，吼道：放什么狗屁哪！你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你们好好读书，做个有文化的人，你想不上学，万万不能！红梅口气比肖麻子还硬：你还知道要我们读书，要我们有文化！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留在杭州上学，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回来？这里的破学校，上了也没用！肖麻子一挥手，眼睛突爆着嚷：别说这些没用的，必须上学！必须上！红梅也急红了眼，其实更多的是郁结在内心的委屈和愤满的总爆发：就不上！你说啥也没用。我给弟弟妹妹做饭，让他们继续上学！反正这个家除了妈妈，不能进来别的女人！
肖麻子火冒三丈，气血冲头，对着红梅就是一个重重的耳刮子，红梅的脸立刻肿了起来，一缕血丝挂在嘴角。肖麻子打完红梅耳光，转身就走。他心里其实也很后悔，他知道此时的自己已经快丧失理智，再不走，杀人的心都有！
肖平和肖刚那天都去上学了，学校离村子很远，要走十五里地。所以，中饭肖平和肖刚都在学校吃。红梅出事的时候，肖平似乎有心灵感应。那天从第一堂课开始她就感到坐立不安，心里像有一支尖利的小爪子在抓挠。上午的课上完后，她突然想回家吃饭。她向老师请假，老师没同意。肖平知道老师也是为她好，来回三十里地，回家吃饭，下午的课就耽误了。下午的课，小平根本一句都没有听进去。她一直觉得闹心。好不容易捱到下课放学，肖平疯了一样往家跑。远远地，她就看到家门口围了一堆人。她冲过去，扒开人群，看到姐姐红梅口吐白沫躺在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
肖麻子闻讯从地里赶了回来，看到红梅手里握着的瓶子，眼睛一阵发黑，那是他做豆腐的盐卤，喝多了是要死人的呀！肖麻子没有想到，红梅性子这么刚烈，给她一个耳光，她就会去寻死！红梅是在送往县城医院的半道上咽气的。那一年，她还不到十五岁。
肖平向我叙述红梅之死时，一直在流泪。肖刚对我说二姐脑子不太好，当肖平语无伦次地说她的年龄和生肖时，我也觉得她是否稍稍有一点弱智。然而，当肖平清晰地说出下面这段话时，我相信，这个看上去有点迟钝的女人，心里其实跟明镜儿似的。
肖平说：我大姐功课好，人漂亮，心很高的。妈妈死后，她话一下子少了，心像一个大坑，里面装的全是泪。她总跟同学说，我等不到好日子的那一天了。我知道大姐想回杭州上学，妈妈死后，她这个梦碎了。其实，从妈妈离开家回杭州治病那时候起，家里的活都是大姐干，烧饭，洗衣服，她都不让我和弟弟动手。我现在很后悔那时候没帮大姐干活。爸老说，是他一个耳光把大姐打走了，其实我知道，大姐得了和妈妈一样的病。自从妈妈死后，大姐就不想活了，因为她知道妈妈没了，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不可能再走出大草甸了，走不出大草甸，最后还不是和妈妈一个样？
让我得到意外惊喜的是，肖平给我找出了一沓她妈妈的老照片，其中有兰学生时代的，有刚刚赴北大荒时和妹妹二兰、梅，穿着军大衣照的，有她和孩子们一起的，更让我出乎意料的是，照片中居然有一张兰和肖麻子的两寸黑白照，照片中，肖麻子穿着中山装，系紧风纪扣，因为相片上看不出脸上的小坑，他的摸样还是挺周正的。兰穿着一字领两用衫，脸上虽然没有笑容，却也算得平静，看不出有多少委屈和忧伤。算算时间，这应该是兰和肖麻子的结婚照吧。
看着这张照片，我想起了一幅很有名的知青题材的油画《我的前夫》。那幅油画表现了六七十年代陕西知青窑洞前一场具有典型中国“文革”特色的婚礼。画中的新郎穿着新布鞋和褪色的粗布棉衣，脸色黝黑苍老，手指粗大扭曲，笑得合不拢嘴，情状得意、满足。但是，旁边的女知青新娘，无论眼神还是坐姿，不仅没有一丁点儿的幸福神情，反而透出了无限委屈、忧伤和无奈，那微微右倾的身体显露了对身边这位新郎避之唯恐不及。这对男女主角极不和谐的表情，明白无误地昭示了这一婚姻的荒谬性和悲剧性。据说，这幅油画当年展出时，很多知青在画前泣不成声。
我想，也许正是油画《我的前夫》直面和反思了文革和知青上山下乡那一段沉重的历史，勾起了有过相似经历的人惨痛的记忆，它的冲击力才会如此强悍和旷远吧？与油画《我的前夫》中，新娘满脸的委屈和忧伤相比，兰的平静，让我对她嫁给肖麻子，这桩外人看来或许含有冤情，而且极不般配的婚姻，有了另外一种猜想。而要证实这种猜想，除了直截了当地问肖麻子，没有其他途径。
我问肖平，可不可以将这些相片借给我，让我复制一套，因为连兰的哥哥和妹妹手里，恐怕都没有这么多兰的照片了，这些老旧的记忆如果能够翻新，别让它发黄、发脆、破碎、消亡，那样，你们的妈妈的面容会更清晰地留在这个世界上。肖平同意了，很信任地把一沓照片都给了我。我让一路陪我采访的小高镇长帮我洗了两套，我准备自己留下一套，另一套和原照片一起交给肖刚，让他带还给肖平。
翻新后的照片光滑平整，图像也比老照片清晰，我一张一张仔细翻看，不知为何，却没有了在肖平家刚看到老照片时，那种心头发颤的感觉。我重新找出兰和肖麻子的那张结婚照，反反复复地看，上上下下地仔细琢磨两人的眼神、表情，服装、发型,总觉得似乎缺了点什么。我在想，缺什么呢？
我又翻看了其他翻新的老照片，发现有的上面有时间，有的上面有地点，比如，有一张肖麻子和兰抱着一个几个月大小的女婴，左上角印着：1971.9.21于富锦留念；比如有一张肖麻子带着六七岁的肖刚在一张亭子前拍的照片，照片下方印着，杭州西湖中山公园，1983.6,那应该正是肖麻子带着孩子到杭州探望兰的那段时间。
突然，我明白了，这张肖麻子和兰的照片，缺少时间和地点，而缺了这个要素，你很难断定这张两寸照片是否就是兰和肖麻子的结婚照了。
我再次给肖刚打电话，告诉他我想再看看老照片，我忽略了每一张老照片的背后或许会留下什么，另外，我也还想再见见肖麻子，有一个问题，如果这次不问，也许就永远不会再问了。肖刚说，他准备准备，一会儿来接我，他要请我在他开的烧烤店吃烤肉。他会让爸爸一起来。肖刚说，阿姨，你和我爸爸喝点酒，喝了酒，就没有什么话不能说了。
晚上五点半，肖刚准时来接我。路上，肖刚对我说，阿姨，其实我知道你想问我爸爸什么。你一直问不出口。
“什么？”我心里一惊，我想不出肖刚怎么会知道我想问什么，他又如何能猜出我内心的种种纠结。我等着肖刚再开口，但肖刚却又不说话了。
很快就到了肖刚的烧烤店，这家小店虽然不大，倒也干净，是肖刚为自己夏天在这里开办的水上乐园配套的饮食店。肖刚告诉我，水上乐园的原址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垃圾场，附近居民意见很大，当地政府找到肖刚，问他能不能把这块地改造一下，做什么都行，就是别堆垃圾。肖刚花了不多的成本，购置了一套塑料的水上乐园设备，开了一个迷你水上乐园。一个夏天生意火爆，一下子就挣了五十多万。这个烧烤店就是为前来游玩的游客们开办的，让大家玩累了有地方歇息，肚子饿了，有地方吃饭。
看得出，这小子有典型的南方血统，生意头脑不得了。我心里为兰叹息，假如她能活到今天，看到自己的儿子那么能干、有出息，她该有多高兴啊！即便落在北大荒，生活也并非从此不能改变，今天的肖刚是完全有能力让自己的妈妈衣食无忧，安享清福的。
肖麻子已经在烧烤店等我了，除了肖刚早就准备好的烤肉，他还亲手为我做了两个菜，一个泥鳅炖癞蛤蟆，一个酸菜粉丝烧血肠。我不会喝酒，但为了融洽气氛，我倒了一杯啤酒，肖麻子自然是要喝白酒的。几杯酒下肚以后，肖麻子开始上脸，脸上的小坑充血变红。我想，今天我是无论如何都要把兰当年对二兰说的 “我不能说，说了，你姐夫要去坐牢”那句话说出来，问问肖麻子这是什么意思，当年你和兰结婚之前，你究竟对兰做了什么？
趁肖刚去添菜的时候，我鼓足了勇气开口问，没想到字斟句酌的话在喉咙里翻了几个滚，吐出口时，问话还是打了折扣。我问的是：肖大哥，你和兰结婚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不是先和兰在一起了，兰出于无奈，才嫁给了你？话一问出口，我就在心里骂自己，什么叫“在一起了”，这性质能一样吗？没想到肖麻子回答得很快，没有半点犹豫：不能，不能！那年头，绝对不能！显然，农民肖麻子很聪明，他完全明白我的意思，知道我要问什么，他就这样断然的、决绝的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问得这么委婉，这么迂回，肖麻子都断然否认，可想而知，我即便把二兰说的话说出口，得到的答案也必然如此。但不管如何，我问了，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答案是真是假，其实在过了三十多年以后，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吃完饭，我让肖刚把要还给肖平的老照片再给我看一下。肖刚把老照片递给我时，我一下子就翻出了那张兰和肖麻子的合影。我把照片翻过来一看，没想到背面果真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不太清楚，有几处完全模糊，我辨认了半天，又让肖刚和我一起辨认，但还是看不清模糊的地方究竟写的什么。
我掏出随身带的采访本，将看得清的每一个字都抄录下来，辨认不出的地方用省略号替代，拼接起来，还原成以下的一段文字：
看完这段文字，说实话，我是震惊的。因为这段话颠覆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兰和肖麻子婚姻的猜想。虽然这段话的模糊处尚存在悬疑，但是你若把几个主要关键词串连起来：友谊、爱情、扶助等等，至少让我们觉得肖麻子的面目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憎。友谊和爱情自然不能相提并论，这中间的沟壑有人可以让时日去填平，有人却永远无法跨越。
“爱情无能为力和不忠实的地方，友谊却能坚持”，这句话让我们可以想见，兰不可能因为肖麻子对她的帮助，而对他产生爱情，但爱情无能为力的地方，友谊却能坚持。虽然这种友谊的产生是毁灭兰的根源，但我们似乎不能因为兰的毁灭，就对曾经让兰在绝望中看到一丝光亮的友谊视而不见！这个世界上不是非白即黑，非黑即白，有一种灰色，也许是更普遍的存在。
肖刚送我回宾馆的路上对我说，阿姨，谢谢你这么大老远地来寻找我妈妈的踪迹，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妈妈写在和爸爸合影背后的这段话，其实这么多年来，我知道我姨我舅舅都恨我爸爸，那么疼爱我们的外婆，心里也恨我爸爸，就连我自己，想起妈妈心里也压了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不搬开，我和爸爸就有一种说不清的距离，今天看到妈妈的话，我心里的石头好像搬开了。
我让肖刚尽快把照片送还给肖平，也让她看看照片背面妈妈写下的话。假如肖平能用自己的方式把妈妈这段话传送给九泉之下的红梅，那就更好了。
本文原载《收获》杂志2018-2期
作者：袁敏（女），杭州青年作协副主席，曾获首届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浙江省优秀青年文学奖等。编辑的《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首届至六届）六套，五次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蒙面之城》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文章转自：一壁残阳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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