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辞世的年青生命——北大荒之殇

一个不能忘却的故事
没有墓碑的生命

作者：余涛 朗诵：燕子

愿将此诗，献给那些四十年前，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被无辜的遗弃在荒原的上的至今没有墓碑的生命。

《生命记忆》

方国平 主编

一

沉重的代价

岳志文，男，齐齐哈尔知青，1949年出生，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1968届高中生。1968年10月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56团4营13连。先当农工、饲养员，后任生产排长、团支部宣传委员。1970年8月连队出现“反动标语”而被无端怀疑，1971年6月26日悬梁自尽，年仅22岁。之后，在家属的不断上访和师领导的督查下，获得平反。

岳志文遗像

岳志文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是个思想上进，踏实肯干，朴实诚恳，乐于助人的好青年。早在齐齐哈尔实验中学上高中时，他就是班上的团干部，写得一手好文章。“文革”中学校停课了，当别人“闹革命”时，岳志文组织同学读书、下棋、写文章，去北京看毛主席。后来，担任区委书记的父亲被打成“漏网走资派”，岳志文也从干部子女沦落为“狗崽子”。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志向，小岳义无反顾地报名上山下乡，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五十六团四营十三连，成为一名兵团战土。

下乡后，岳志文先后干过农工、饲养员，不论做什么工作，他都是不怕苦不怕累，起到共青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肯干而又多才的他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赏识和信任，没过多久就被提拔担任排长和团支部宣传委员。

小岳英俊、纯洁、活泼，颇受一些女知青的喜欢。但他率直、简单，有些书生气，而也容易得罪个别人。

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一九七0年八月的一天，在连队队部办公室的一块窗玻璃上，出现两行白色粉笔字，上面是“打倒”，下面是“七·二十四”。

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发布过改革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史称“七·二四通告”。“文革”中，党中央国务院的通告、通知和毛主席的指示，都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重要文件，竟有人写出这样的标语，那还了得！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即，连部召开紧急会议，确认这是一条反革命标语，立即请示上报，并开始在全连深挖书写反动标语的坏分子。

由于岳志文是干部，经常出入连部，也是连部黑板报的抄写者，常常使用粉笔，又由于小岳的父亲是“漏网走资派”，小岳便成了怀疑对象。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与小岳同在一个连队的同班同学硬是指认那是小岳的笔迹。一时间，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岳志文。开始是大会小会地影射，后来是敲山镇虎地恐吓，什么“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等大标语贴到小岳宿舍的墙上。一些人投来的眼光变得异样了，很多人不敢搭理他了，跟踪监视他的人也出现了。更可恨的是，专案组竟然让小岳自己解释，说什么要摆脱怀疑，就自己拿出清白的证据来……这一切，犹如一场暴风骤雨狠狠地砸在年轻的岳志文头上。父亲还被关在“牛棚”里，而大多数人为了所谓的“划清界线”而疏远他了，个别认为小岳没问题的战友，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几句解释显得无比苍白。既不能向父母家人求助，又不想就此背上黑锅，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小岳的心灵经受着无情的摧残，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次，小岳问同伴哪种死法好，还有一次，在麦田里干活时，小岳竟然挥起镰刀狠狠地砍向自己的双腿。也许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有人会同情一个有反动言行的“狗崽子”，也许知青战友们涉世不深，没能引起重视，造成伤痛后的小岳还得下地劳动。

整整一年的审査，小岳被击晕了、击垮了，他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何去何从。第二年的六月下旬，小岳悄然失踪了。然后，忽然传来他的噩耗在阿伦河边的鱼房子里，岳志文悬梁自尽了。

小岳死了，他无奈地选择死亡来躲避那无情的阶级斗争，他愤怒地用极端的方式来宣告自己的清白！可是，专案组却认为反动标语事件远远没有结束，他们仍在继续追查，他们要找到小岳畏罪自杀的根据。于是，他们一次次找知青们问话，特别是小岳的同学。然而，小岳的死在知青们的心中激起了无形的巨浪，否认小岳有书写反动标语动机的人越来越多，认为不能认定那标语就是小岳的笔迹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反动标语事件已不可能向小岳的家长继续隐瞒了家长们忿怒了，父亲关在牛棚里，但还有其他家人，小岳的大姐逐级到兵团领导机关上访，要求彻查事件，还弟弟一个清白。

终于，事件引起了兵团高层的注意。五师党委指定岳副师长亲自督查此事。

最终认定，玻璃上的字样不具有反革命标语的性质。当然也就无需追查书写者了。

岳志文终于得到了平反，但付出的代价却是那样的沉重，沉重得使岳志文的家人和一连的战友们在时隔四十年后，心情依然无比伤痛。

(齐齐哈尔知青王泽德)

二

迟开的追悼会

蒋振耀，男，上海知青，生于1952年6月，上海市陆行中学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5月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2团5连务农，后调10连，武装战备值班战士，不久任步兵排副班长。1970年8月，被诬告拉帮结派和隐瞒成分，连队准备进行批判，使他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走上饮弹自尽之路，年仅18岁。

追风少年

蒋振耀留给战友们的印象，是一个生性活跃、健康向上、劳动给力、军事优秀的兵团战士。北京知青马成龙说:“用现在的词，他就是个‘追风少年’。”

蒋振耀个子较高，有一米七六，容貌端正，可谓“眉清目秀”。

小蒋喜欢文体活动。篮球场上，他的扣篮，不仅稳、准、狠，而且姿势优美，每次都博得大伙的喝彩;他的口琴吹得极好，休息时，常在宿舍里吹上一曲，劳累天的战友们，顿感心舒气顺;还有，他二胡拉得很棒，能拉出《江河水》哀婉悲切的意境。后来，有人打趣地对宣传队的二胡手说:“要是蒋振耀还在，哪轮得上你呀。

蒋振耀很爱干净，始终保持着装整洁。十连刚刚建点，条件十分艰苦，在缺水的情况下，他也能想方设法保持个人卫生处于良好状态。他不怕苦，劳动、军训从不落在人后，因此，很快就从战士提为副班长。当上班副后，他以身作则，处处带头，严格管理，谁要是干活偷懒耍滑，被他撞见，一定连批带骂毫不留情。

无端之祸

“追风少年”，难免不拘小节。

一九七0年七月，一批上海籍新战士到连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更何况是上海小老乡呢，蒋振耀自然十分高兴。这批新战士有三十多人，小蒋的班里也分到了几个，原本仅六七个上海人的沪语队伍一下子壮大了许多。老乡在一起自然用沪语交流，一片“阿拉”“阿拉”之声，弄得其他知青如坠雾里，既不明白，也插不上嘴，有的顿起反感之意。

偏偏这批新战士，是上海实行应届毕业生全部无条件下乡新政后来到北大荒的，史称“一片红”。人是下乡了，心却未必情愿，加上十连的条件确实艰苦——住的是地窨子，土坯房，不见一片瓦。最要命的是缺水，两年打了三口井，却供不上全连生活用水。刚建点那阵，由于缺少营养，大部分战士都患上了雀盲症。而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刚刚过去一年，与前苏联一江之隔的连队，担负着战备、生产双重任务。一部分新战士滋生了埋怨和思乡情绪，连里正为此发愁呢年轻的蒋振耀，还沉浸在新战士加入的喜悦之中，一点儿也没注意到周围人的情绪变化，照样每天与小老乡们在一起，“叽里呱啦”地讲着上海话。原来对他有意见的人，更加不满了。于是，有人给连里打起了小报告，说蒋振耀在上海人中搞小团体;蒋振耀成分有问题等。言外之意，此类人物不宜留在武装连队。

当时连队领导是如何分析的，现在不得而知。但领导找蒋振耀谈过话后，小蒋的脸就拉长了。好友冯解雄看出小蒋脸色不好，但小蒋只字不提。他俩不在一个排，各干各的活，小冯也未深究。

以死抗争

八月的一天中午，大伙都在食堂就餐，二排长把小蒋叫出去谈话。食堂外正停着一台“东方红”拖拉机，排长就拉着小蒋钻进机车驾驶室谈了起来。谈话的内容是，连里决定今晚召开全连大会，批判拉帮结派的小团体主义，要小蒋准备在会上作深刻检查，并要他老实交代家庭三代成分。

谈话过后，小蒋默默地往宿舍走去。在这短短的几十米路途中，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到宿舍后默默地爬上了自己所在的二层铺。

午餐过后，连队照例有一小时的午休，战士们纷纷回到宿舍。因为干活挺累的，身上又脏，都不会打开行李，而是倚在行李卷上打个盹。睡上铺的人图省事，一般也不爬上去休息，随便挤在下铺的战友中间眯一会儿就得。因此，没有人注意到二层铺上的小蒋。连队卫生员夏海秋乘着午休，挨个宿舍给战士们打预防针，首先来到蒋振耀的宿舍。他正给一名战士打着针，突然，响起了一声尖利的枪声！“咋回事?”“谁打枪了?”所有的人都愣住了。1秒钟的停顿后，夏海秋和冯解雄立刻清醒过来，意识到枪声是从上铺发出的。两人飞身翻上，一幕惨相呈现在眼前:蒋振耀头冲里直挺挺地躺在自己的铺位上，身上整整齐齐地穿着棉军装，身体右侧是那把给他带来优异射击成绩的骑步枪，枪口朝上，还冒着烟气。

小蒋的右侧头部正向外喷着鲜血，墙壁上已是鲜红的一片。两人来不及多想，一面按住小蒋冒血的太阳穴，一面把他抱下铺。门外，已有人叫来了胶轮拖拉机大伙迅速把小蒋抬上车厢，夏海秋、冯解雄，还有几个战友主动跳上车护送。

离十连最近的卫生队，在25华里外的西通小镇上。拖拉机吐着浓烟，加大马力向西通赶去。颠簸的车上，战友的身体为小蒋减缓了痛苦，冯解雄的手一直紧紧压着小蒋中弹的伤口，但血还是不断地向外冒着。开始，小蒋还有意识，瞪大了双眼，蠕动着嘴唇，似乎在说着什么。但拖拉机的轰鸣声，夹杂着颠簸的车厢发出的哐当声，淹没了小蒋微弱的气息。冯解雄努力想听到好友的声音，但实在是什么也没听到。也许，蒋振耀想告诉战友憋在他心中的冤屈；也许，他想请战友向组织转达他对祖国的忠诚；也许，他想请战友告诉他的父母亲人，他是如何地爱他们，请家人宽恕他从此再也不能尽孝；也许，他想请战友们原谅，他再也不能与伙伴们一起打篮球，再也不能为大伙儿演奏乐曲了；也许……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战士本就有许许多多的愿景，在人世和地狱的临界线上，他有太多的心里话要向他的国家、他的亲人、他的好友倾诉，可是，致命的枪弹不给他说话的时间，不给他说话的力量。半路上，蒋振耀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战友们还是把蒋振耀抬进了卫生队，让医生来宣告他的死亡，似乎能让死者更有尊严。然后，战友们又抬着他回到拖拉机上，返回连队驻地。

荒唐定论

连里也没闲着，连领导派人带着铁锹等工具和蒋振耀的衣物用具，到十连与五连的交界处，被当地人称作“风口”的地方，挨着树林挖了一个大坑，等待送小蒋的拖拉机返回。拖拉机到后，那些人卸下小蒋的遗体，连同他的衣物用具，还有二胡和口琴，一起埋入土坑。没有棺木，没有墓碑，连一领草席都没有！有心的战友，在边上的一棵大树上狠狠砍了两斧子，为日后寻找留下了印记。

埋葬蒋振耀的时候，冯解雄强忍着悲痛，注视着一切。离开坟地时，他实在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一个生龙活虎的战友，一个朝夕相处一年多的好兄弟，一个同一节火车来到北大荒的同学，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叫他怎能不心疼，怎能不悲伤啊。

当天晚上，连队党支部召开全连大会，指导员围绕蒋振耀之死，讲了一通话，归纳起来，蒋振耀的“罪状”大致有三条:

1.拉帮结派，搞小团体;

2.隐瞒成分，没有向组织交代他爷爷的成分;

3.有叛国投敌之嫌。

最后，指导员说，蒋振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是对革命的背叛。有的人不但不憎恨，反而同情他，这是阶级立场问题，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的弦。

荒唐！实在是荒唐！谁都知道，这些全是子虚乌有的不实之词！夏海秋再也听不下去了，借口有病人要诊治，离开了会场。冯解雄跑回宿舍，用被子蒙住头，嚎啕大哭了一场，第二天他无心工作，夏海秋为他开了一天病假。其实，心疼的何止小冯和小夏，许多战友的心也在流泪！如果这里不是两军对峙的前线，他们真想对天鸣枪，为冤魂送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大家又能如何呢。

魂归故里

可是，蒋振耀家属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连队党支部的结论，一次次上访，一次次投诉，要求为蒋振耀平反，恢复他的名誉。

乌苏里江两岸的硝烟渐渐消散殆尽，兵团撤销，变身为农场了。

六年后，“四人帮”倒台了；又过了两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农场领导开始指示连里，派人给蒋振耀的坟头添土了；九年后，大部分知青呼啦啦回到各自的城市了；十年后，农场终于决定为蒋振耀补开追悼会了。

一九八0年五月的一天，蒋振耀追悼大会在十连隆重举行，全连干部职工和留下的知青悉数参加，花圈摆满了会场，连领导致了悼词。会后，蒋振耀的老父亲带着他的另两个儿子，把蒋振耀的骨骸捧回了上海。追悼会迟开了十年，和煦的春风终于吹去了压在蒋振耀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还了他的清白，恢复了他堂堂正正兵团战士的名义。

四十年后，马成龙说：大凡优秀的人都是极要面子的，小蒋也是很要面子的。此话不错，优秀的人要面子，优秀的男人不仅要面子，更要尊严！蒋振耀虽然只有十八岁，但他为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人格，不惜用微弱之躯，用年轻的生命和淋漓的鲜血向“极左”思潮进行了抗争！

(刘宏海根据蒋振耀战友李凤兰、夏海秋、马成龙、冯解雄、李义忠回忆整理)

三

永远的痛

符为哲，男，汉族，祖籍上海。1950年出生，身高1.84米，兄妹三人，排行老二。初中文化，1967年毕业于上海时代中学。1969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6团19连(现双河农场)，兵团战士。1978年5月，因不能参加高考，上吊轻生，年仅28岁。

符为哲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大概是受当教授的父亲影响，生性老实，寡言少语，甚至有些腼腆。他五官端正，相貌俊朗，一表人才，是连里公认的美男子。符为哲话语不多，从不出人头地，像一头默默耕田的牛。开水渠、割大豆、收小麦、锄、刨粪、挖沙、运石……只要是连里分配的活，他从没二话，总是百分之百地完成。他病了或负伤了，也是自己默默地忍着，从不麻烦别人。他喜欢看书，闲暇时，只会捧着书本阅读。但他愿意帮助别人，只要看到别人有困难，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伸手援助。论人品和工作，只要提到他，全连战友没有一个不称赞的。因此，他不是孤独的人，也不是书呆子，他只是不善于主动与人沟通而已。

一九七八年，返城已然成风，也是知青们谈论最多的话题病退，是返城的手段之一。但符为哲，个头一米八，在学校就是排球队的二传手，因此，小符自觉与它无缘。

上学，是返城中最荣光的渠道。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的智商也不低，小符最希望有这样的机会。然而，被推荐上大学的多为工农子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反倒成了难以逾越的坎。但小符他不服，他要争取一下。

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给昔日的学子带来了希望。但从中央到地方，多少环节，多少关卡，数都数不清。政策到了偏远的边疆，希望之门并没有完全打开，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报名参加高考。各级领导在留还是放的问题上挣扎着，学子们也在彷徨着。偏偏此时，领导要调小符到连部小学当教师！领导找他谈话，明确告知调任教师后必须扎根边疆;如不服从组织分配，则可能不会被允许参加全国统考;“这，这算什么呀！

”小符的心里愤愤不平。但内向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与领导发生任何争辩，但他明白，这意味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将在自己身上变成“终身教育”。

自打“文革”开始，知识分子就被诬为“臭老九”，政治地位低下，而作为“臭老九”的子女们，始终被家庭出身压得喘不过气来。符为哲以为，“十月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像他这样家庭出身的人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邓小平再度出山，并且恢复高考，这是像他这样想读书的青年等了十年的机会啊！可时下，是接过教鞭，扎根农村，还是拒绝组织的安排?不服从的后果是明摆着的，自己也难以加入高考的潮流中一搏。小符迷茫了，他不知如何是好，接过教鞭与不接？死死地裹住他，使他处于重压之下，身心疲惫到了极致，连回沪探家也没能使他的心情得到缓解。

五月，符为哲与战友一起探亲归队了。一路颠簸回到连队，恰逢停电，整个营区黑灯瞎火。大家和以往一样点上蜡烛，纷纷拿出从上海带来的罐头和烟酒小聚起来。

符为哲则声称旅途疲劳，想早点休息，径直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喝酒，抽烟，批发着上海的所见所闻，今年多了病退、困退的话题。和符为哲同室的吴建立，有事返回宿舍。突然，黑暗中他撞到了一个软绵绵、悬挂着的躯体。

不好，出事了！”

听到喊声，战友们从炕上蹦起来，冲进了小符的小屋。只见符为哲已用背包带上吊在屋顶裸露的钢筋上。大家立即抱的抱，扶的扶，把小符从背包带上解下，让他平躺在炕上。一边叫卫生员，一边打电话到团部要救护车。在去团部的救护车上，几个人不断地为他进行心脏按压和口对口人工呼吸，一刻没有停止抢救。大家一直认为，他只是暂时的昏迷，一定会醒过来的。

车抵团部医院，当班医生忻贤勇也是知青，他立即投入抢救，并给符为哲打了强心针。最后，忻贤勇摇着头说:“不行了，没办法了。”

就这样，符为哲突然离开了战友们！

大家的心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以后的一个多星期，整个十九连死一样的寂静，连家属区也不例外，除了不时有几声狗咬之外，听不到一点声音。

那个年代，每个人都知道，结束自己的生命意味着什么。符为哲的父母和哥哥来到兵团，默默地料理了后事。在知青们面前，他们没有哭泣，没有掉泪，当知青们离开团部招待所后，他们再也无法抑制痛失儿子和兄弟的情感，三人抱头痛哭……

符为哲的家人回上海的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灰蒙蒙的。战友们到团部车站，为他们送行。符为哲的母亲捧着儿子的骨灰，喃喃自语:“为哲啊，现在好了，以后你可以永远和妈妈在一起了……”

这自语虽低沉，却撕心裂肺，十几个七尺男儿的心被撕碎了，大家再也无法抑制，泪如泉涌。

事情已经远去，记忆却无法褪去，人们无法忘记，那年的五月，是战友们心中永远的痛！

（上海知青卞作浩)

四

谁之过?

朱毅男，男，北京知青，1953年出生，北京市第三十五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9月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5团1营10连，1970年2月转为67团1营39连。不久抽入路线教育工作组，一年后入了党，并调5师警通连。1972年父亲被诬陷为“五·一六分子”，受隔离审查，朱毅男也被退回原单位，由高干子弟变身为“反革命”子弟，备受歧视和虐待，1972年秋冬卧轨自杀，年仅19岁。

朱毅男是高干子弟，从小就志向远大，中学时常和同学一起议论国事，探讨马列，畅谈人生，憧憬未来，大有担负天下兴亡之抱负。“文革”时，积极参加“复课闹革命”，也时常客串“牛鬼蛇神学习班”，给接受“教育”的老师上上“课”什么的，十五岁就加入了共青团。

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朱毅男心潮澎湃，决心去战天斗地，用热血和忠诚谱写自己的青春之歌，还写血书明志，并动员同学们一起奔赴边疆。“走得不远，就志短”，“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朱毅男挥手演讲的风采，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朱毅男的父亲被财政部派往河北省税务局担任局长。哥哥已经去山西插队，弟弟还在上小学，但他毅然背起背包来到黑龙江查哈阳的太平湖，成为兵团五十五团一营十连的一名战士。

朱毅男，高高的个子，白净的面庞，身着军装，脚蹬回力球鞋。他爱唱歌且音域宽广，走路习惯前脚掌着地，颠颠地带着律动感。他思维敏捷，逻辑性很强，说话引经据典，激情昂扬，恰到好处的手势，既青春朝气，又稳健持重。谁都认为他是一颗很好的干部苗子。

十连是机炮连，是兵团的先进连队，指导员王绍武更是兵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分配到十连是朱毅男的幸运。

刚到连队一个多月，朱毅男就对知青们不爱惜粮食的行为很恼火，他联络了四个北京战友，在食堂里贴出了署名大字报，向浪费行为开战。此事引起了职工和领导的关注。

一次沤麻劳动，朱毅男不顾麻秆发酵后的刺鼻气味，带头跳下水塘捞麻，他的行为立即受到连队的表扬。

不久，朱毅男被推荐到路线教育工作组，派往六连开展工作。虽然工作组只有短短的两个多月，但营团领导都很看好这个小伙子。一年后，朱毅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调到5师师部警通连，负责师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

在警通连时，家中来信说，父亲正在设法安排他去部队当兵或回京学习。这在毅男看来是革命历程中的更上一层楼，将要挑起更重的担子，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真是一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祸乱，乱云飞渡，险象环生，革命与反革命往往只在一线之间游移。正当朱毅男踌躇满志，努力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一九七二年年中，他父亲被以“五·一六分子”的名义隔离审查了。消息传到兵团，朱毅男不再适合在首长身边工作了，被退回到六十七团一营(此时原单位已经转为六十七团)。小朱无颜面对老战友老领导，想换个环境从头开始，于是他没回十连，而是到了工程连。

工程连的艰苦程度和劳动量一点也不比农业连队逊色。连里都是年轻小伙子，干活时常常比拼，甚至还“使疯”，对于朱毅男这个下乡后并没参加多少劳动的人来说，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可惜的是，重回连队的朱毅男已经不再是高干子弟，而变身为“反革命”的后代，充其量只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知青。工程连的某个领导是转业军人，对成分不好的知青非常歧视，经常采用相当严厉的手段来“教育”和“改造”他们。因为朱毅男干活“忒熊”，常受到这个领导的严厉批评和训斥，甚至讥讽。如果说来自领导的冷漠，使小朱无比沮丧的话，来自战友的欺负，则使生性高傲的小朱无地自容了。

在那段时间里，小朱劳作一天之后，回到宿舍常常被一些知青阻止而不能洗漱;常常他刚打来饭食，就被这些人撒上沙土而不能食用;常常他在起夜后被锁在门外不让进屋，只能披着大衣在门廊中颤抖着等待天明;这些人有时不让他上炕睡觉，他只好披着衣服无奈地蹲在炕脚过夜……，

他毕竟是个共产党员，对自己同志的误解能说什么呢?他毕竟是个“反革命”子弟，对革命群众敢采取对抗的态度么?他毕竟是个人高马大的汉子，对如此的羞辱又能忍受多久哟?政治上的巨大落差和超负荷的体力支出，加上人格的受辱，使朱毅男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变得非常消沉。

以往的朱毅男，惯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评论世事，可是此时，他不知道如何解释眼前的一切，也看不到自己的希望何在，他无法向监禁中的父亲请教如何规避革命征途上的陷阱和暗礁，尽管他不相信革命了一辈子的父亲会是反革命！他也无法向组织倾诉心中的痛苦，尽管他不相信自己引以为豪的党会抛弃她的儿女！

他更无法向曾经交好的战友诉说自己的委屈，尽管他曾尝试过，并以心爱的收音机相赠，也没有拉回那些为保政治前途而避之不及的眼光(几十年来，这位战友对此追悔莫及)！

朱毅男走了，走向太平湖50里外的一个叫拉哈的小火车站，他把自己生命的终结点放在了两根磨得锃亮的铁轨上。或许他想既然这两根铁轨能把自己送到边疆来，也一定能把自己送到天堂去。

(刘宏海根据王念、陆伯康的回忆整理)

五

掉包害死人

汪国伟，男，上海知青，生于1953年。上海市武定二中19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到黑龙江省甘南县宝山公社街一号大队插队。1973年因大学招生名额被掉包，愤而自杀，年仅20岁。

汪国伟(前排中间)

一九七一年的夏天，查哈阳农场搞基建需要石头，委派上海知青王根生、陆建东和老职工老孟头，还有当地一个姓刘的小伙子，共四人，到太平湖附近一个叫街一号的山上采石。每天他们把采下的石头堆放起来，隔一个星期左右连队派马车拉回去，来时也带来米、面、油、酱、醋等生活用品。他们吃住都在当地生产队的一个老农家里。

这个生产队是甘南县宝山公社街一号大队，其中有八个来自上海的知青，四男四女。他们是静安区武定二中的一九六九届初中生，九七0年到这里插队，当时都不满二十岁。汪国伟就是其中的一个。

同是上海人，又都是一个区的，真是他乡遇故知，大家非常高兴。王根生和陆建东一有空就聚集到知青点喝酒聊天。一来二去，大家渐渐熟悉了。汪国伟也经常到兵团连队去做客，并与五连的上海知青严锦兴、缪东生等，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尽管工作时有调动，但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纯真的友谊，彼此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支撑着度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时日。

一九七三年秋天的某天，缪东生和严锦兴得到不幸的消息：汪国伟死了。尸体是在他们做饭的小屋里发现的，说是自杀。原因是他们生产队有一个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的名额，生产小队和大队都推荐汪国伟，并且已经报到公社了。可是，批下来的名额却是队里另一名女知青。听说，这个女知青到公社找领导活动了几天，这名额就改为她了。汪国伟怎么也想不通，就喝敌敌畏自寻短见了。一个年仅二十岁，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就这样消失了。

他的父亲和兄长来处理后事。甘南县知青办给了他们来回车费和微薄的抚恤金，就匆匆把汪国伟埋葬于生产队的墓地里。他的父亲和兄长怀着悲痛的心情离开这个令他们伤感的地方。不久，这个知青点的知青都调到大庆油田当工人了，剩下汪国伟孤独地长眠在北国异乡。

时隔近四十年，当年的那些知青相聚时提起下乡的岁月，常常会提及那些年纪轻轻就命陨北大荒的知青。他们都是小人物，默默无闻的人。因为都是同龄人，都是知青，都走过那段难忘的上山下乡路程，所以，至今难以忘却。

(上海知青王根生)

六

一曲悲歌向大海

苏邦顺，男，汉族，1953年生，上海市第二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4月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全山公社察哈彦大队插队，共青团员。1978年6月3日凌晨，在上海开往大连的海轮上失踪，留有遗书，应该是投海自尽，年仅25岁。

苏邦顺

苏邦顺是乡亲们眼中的好知青，是知青们心中的好战友。他聪明、正直、爱独立思考、无私忘我、开朗直爽，既勇于批评别人，也勇于承认自己错误，吃苦耐劳，关心他人，热爱集体，嫉恶如仇，关心国家大事，怀有远大的理想。他身上集中了一代知青的诸多优点。小学时，曾担任少先队大队长。下乡后，他积极工作，不怕吃苦，努力在劳动中磨炼自己。所以，他很快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民兵排长、团支部委员。

时间到了知青运动快要落幕的一九七八年，曾经多达二百零三人的察哈彦知青集体已只剩下二十余人。每一次为离队返城知青送别都会引起剩下知青的感伤、焦虑、孤独。无助的情绪在剩下的知青中日益浓郁，人人都在为自己的回城之路忧心忡忡。苏邦顺在这种氛围下更是无奈和迷茫。当时，离开农村无非是投亲靠友转插队，顶替、病退、考大学。对苏邦顺而言，好像没有投亲靠友的可能。而顶替对他来说也不很现实，因为他父亲早已退休，而顶替母亲到里弄里去工作又绝非所愿。病退之路对他来说也难以想象，因为他自知身体很健壮，而如果费尽心思去弄假证明，以他的个性是难以接受的。唯一能选择的，就他而言只有考大学。考上大学，既圆了自己多年的读书梦，又能光荣而体面地离开农村，这是他、也是许多知青共同的美好心愿。然而要考大学，谈何容易。苏邦顺是1969届初中毕业生，这届学生是唯一一届在中学只学过毛主席语录和著作未学过一点专业知识的所谓“初中生”。现在要与正规的高中生去竞争有限的大学名额，实在不是很有把握的事。但是为了返城，许多人还是不惜一搏，苏邦顺可能很不自信，自认没有把握，而对前途无望，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苏邦顺与同队在沪探亲的知青相伴，坐“长锦号”海轮离开上海赴大连，准备到大连再转乘火车回呼玛。由于得知在黑龙江的知青考大学必须在黑龙江参加初试，他们几个相约一起回呼玛，准备参加高考。同行的侯肖松记得，当时苏邦顺的随身物品极少，仅装了半个旅行袋，大家还以为他是跟家里拌嘴了，赌气走的。刚上船不久，他就躺在床上没有动静。大家以为他是晕船，就没太在意。

有人问他：“你怎么了?”他一直没说什么。实在被问得不耐烦了，他就说：“我有点晕船。”

同行的女知青方振玉正好带了晕海宁药片，就拿出来让他吃。边上的何少云开玩笑说：“你吃了以后好好睡一觉吧。一觉睡到天明。

”他听说可能一觉睡到天明，就不肯吃药了，说自己没晕船，是跟大家开玩笑的。同伴们都以为他是要强，怕别人笑话他，就又劝几句，看他还是不肯吃药，也就作罢。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的情绪好多了，饭也吃得很多。晚上睡觉以前，大家一起复习政治。苏邦顺情趣很高，每当有人答不上题或答错题时，他总能说出正确答案。复习完后，大家先后入睡。方振玉一觉醒来，感觉她上铺的苏邦顺还有动静。她上了一次厕所，回来后没再发觉上铺有动静，她以为苏邦顺看书看累了，可能睡了。她也没在意。这一折腾让她有点睡不着，就拿过书来看书。不一会儿，苏邦顺从上铺下来，打开旅行袋，拿了东西后又上床了。

又过了一会儿，他再次从上面下来，见方振玉还在看书，说了一声：“你倒劲道蛮粗的嘛！”然后就走出了船舱。没曾想，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这时是六月三日凌晨三点左右。方振玉哪里能想到，这是与他的永别。看了一会儿书就睡了。

第二天早晨，大家醒来后发现，苏邦顺的床铺空着，以为他起得早，去外面透气了，也就都没当回事。侯肖松洗完脸回来，还是没看见苏邦顺，就有些奇怪，问何少云：“阿邦呢?”何少云说：“可能到甲板上做早操了吧?”他俩一起到甲板上转了一圈，还是没发现苏邦顺的人影。当时天上正下着雨，风夹着雨，很冷，一般人不可能长时间在甲板上呆着。侯肖松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之感。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坐在床上看书，等待着苏邦顺的出现。

又半个小时过去了，依旧不见苏邦顺的人影。侯肖松书也看不进去了，就去饭厅、阅览室等处找了一遍，结果还是没找到。侯肖松这时已很有些紧张了。回到舱里，他把情况向同伴们作了说明，大家都焦虑起来，陆一民、何少云马上又出去满船寻找，侯肖松则是志忑不安地爬到了苏邦顺的睡铺上，只见苏邦顺的手表在铺上放着，上衣也放在铺上。上衣的两个口袋，一个放着不少钱，另一个放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侯肖松的名字。侯肖松的心立刻收紧了，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果然，当他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侯子(侯肖松外号)等：

我去找我的归宿了，原谅我，原谅我这怯懦、轻率的举动吧！考试毫无把握，而继续呆在队里，这想一想都会使我发疯。我没有勇气继续面对现实了。我早有此愿，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好！

别以为我是因为和家里闹了，才有此愿。

请别告诉我爸妈，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电机厂19车间孟新宝。

别了！祝你们幸运！

阿邦

78.6.3匆

又：有可能把我在队里的东西和书悄回去。

这就是他纸条上的全文。侯肖松看完傻了眼，他的预感成了现实！想起六月二日晚上吃饭时，阿邦还要求喝点酒，却因遭到大家的反对而没喝成，如今想来，真是后悔不已！这是他想郑重向大家告别、向人生告别呀！可怜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小小要求都未能得到满足！

消息传开后，知青们无不震惊和悲愤！大家不愿相信这事是真的，也都为失去一个好战友而痛心和惋惜。

当年八月，在沪知青为苏邦顺举行追悼会

当年八月，在上海的原察哈彦知青自发组织了一个“苏邦顺同志追悼会”，以寄托哀思、缅怀战友并告慰其家人。

苏邦顺之死虽属极端，却正是当年还留在农村的知青思想迷茫、情绪低落、压力巨大的真实写照。那段时间，因种种原因无法返城而绝食、上吊、投河、跳井等事件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有知青的地方都有发生。这实在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陈建华根据方振玉、张自力等提供的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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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自《生命记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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