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终结】㈡ 知青壮歌
《中国知青终结》
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讲述了一段被人们渐渐淡忘的历史：当1989年最后一个知青怀着壮志未酬的心境，带着被战火创伤的肢体回到国内，这场历时20年、国家耗资300个亿的中国知青运动到此就终结了。鲜为人知的是，在知青中曾有这样一批精英，他们怀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奔赴金三角战场，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有声
读物
（二） 知青壮歌
第二章 知青壮歌
1
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全国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许多中学生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一辈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还有许多人表示，越是艰苦越向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蔚然成风。
全国落实最高指示行动最快的下乡队伍是上海某中学一群初中生，他们连夜收拾行装，十二小时之内就离开学校和家乡前往苏北农村插队。因为时间仓促校方来不及联系汽车，他们是自己背着行李，迈开双脚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领头人为北京25中学高三男生曲折，人数共十人。他们于1967年深秋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向毛主席集体宣誓。他们的自觉行动比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还早整整一年多。
另一支主动下乡的知青队伍于1968年2月出发，他们共有55人，来自北京多所中学，其中不乏名校学生。他们向毛主席宣誓之后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插队。当地人称“北京55”。
报载，1969年2月，天津市湾兜中学30名红卫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去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插队的历史纪录。
另一个历史纪录是一群上海中学生创造的。他们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国北疆的北大荒插队，但是等到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大荒，结果却发现有关部门通知搞错了。于是他们只好掉头向着另一个正确的方向——祖国南疆的云南西双版纳前进。等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经来到秋天，行程超过万里，因此他们堪称耗时最长、下乡行程最远的知青。
据不完全统计，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至次年，达到573·4万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1700万人。
2
越境
1968年6月，一个长途跋涉的中学红卫兵终于来到国境线中国界河一侧。
他是个身体单薄的男学生，稚嫩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服，裤腿高高挽起，足蹬一双解放鞋，肩头上挎一只草绿色书包，我猜想他的书包里也许还珍藏着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记》。他的名字叫邬江河，云南省某卫生学校学生，因为卫校提前将学生分配下乡当知青(赤脚医生)，因此他17岁的人生足迹就从就从家乡城市一直向着边疆延伸，最后在界河边上短暂停顿下来。
三十几年后我有幸认识了这位游击队员邬江河。已经人到中年的老邬严肃地对我说：我至今仍然坚持我的选择。尽管金三角革命没有成功，但是我曾经选择一个壮丽的事业并为之奋斗，这就足够了，我没有虚度人生。
据我力所能及的资料查阅和采访判断，邬江河是第一个参加金三角游击队的中国红卫兵(知青)。他是一个带头吃螃蟹的勇者。
与邬江河不同，以后成长为游击队旅级干部的康国华是一个阶级出身的叛逆者，促使他跨越国境的主要动机出自对阶级偏见的勇敢反抗。康国华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其父在1949年以前曾经拥有一家牙膏工厂，对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知青来说，他怎么可能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呢？谁会来拯救一个资本家后代的渺小灵魂呢？于是在1969年2月，也就是康国华下乡第二个月，这个资本家的儿子悄悄离开插队的腾冲山区，步行两天两夜来到界河边。
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击碎界河的黎明，氤氲的雾气在东升的朝霞中渐渐隐去。极目远望，在界河对面黛黑色的山谷里，男知青看见一面游击队招兵站的红旗跳跃而出，这小小的一点红色极大地鼓舞了他，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像一张帆，顿时被海风鼓得满满的。
这一天康国华只有16周岁，距离他彻底告别我们这个阳光普照的光明世界还有一年零七个月。
高干子弟梁晓军也是在1969年2月的一天跨过界河的。
这一天是中国旧历大年三十，通常这天晚上中国人都要吃团年饭。但是梁晓军无家可归，因为他的“走资派”父亲已经被打倒，身陷囹圄。梁晓军下乡第二天就失踪了，他无法阻止运动，但是他能够力所能及地同一切屈辱和不公正命运抗争，这种抗争的惟一方式就是干革命。即使国内不许革命，他也要到外国去革命。男知青像一只扑向熊熊烈火的飞蛾，决心要让革命战场的血与火来验证自己，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仅仅当过一天知青的中学生梁晓军怀着一种近乎壮烈的殉道心情，迈开坚定步伐涉过界河，走进国境对面那片浓密的金三角丛林。但是在游击队招兵站，这个虚报年龄的男知青险些因为身体瘦小被游击队拒之门外。
我的另一位泰国朋友刘义则是以逃亡的方式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外国华侨的。
知青时代的刘义名字不叫刘义，叫侯景贤。侯景贤先是好好在边疆农村插队，后来忽然遭到“人保组”(公安机关)通缉，要把他抓捕归案，于是他就与一个名字叫做孟远方的男知青一同在边疆大地上流浪。投奔国界对面游击队的念头来得很突然，像石头砸进水里，让人猝不及防。当时他们躺在界河边上休息，在渐渐深重起来的暮色天光中，他们疲劳的身体像在岩石上生了根。这时候界河对面忽然有了动静，他们惊讶地看见，在亚热带黄昏的天幕背景下，高高的界河对岸像一座舞台，一支威武雄壮的游击队正在从他们眼前经过。战士们唱着歌，枪刺如林，战马嘶鸣，一刹那银幕上的革命年代复活了，《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万水千山》、《红军不怕远征难》……猎猎红旗和战士扛枪的剪影像匕首一样刺进他们的眼球。
他们决定走进银幕的故事里去。
2000年，我在国外网站查阅到一篇资料称：1966年金三角游击队仅有数千人，到中国知青下乡的1969年，游击队人数激增到近三万人，鼎盛时期最高达到五万之众。
一位曾经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游击队干部回忆说：最多一天曾经创造日接待中国知青600人的纪录。
另据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仅下乡高峰的1969年5—8月，越过国境参加游击队的中国知青达数千人之多。
3
战争
三十多年前，我离开四川家乡来到云南边疆当知青。
我们刚下乡时农场不称农场，全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白天上山劳动，“砍荒”种地，夜晚站岗放哨，保卫祖国。
知青时代的邓贤
我们下乡的边疆地区俗称“外五县”，即与外国接壤的五个县，国境对面就是世界闻名的金三角。我们听说对面形势很复杂，既有敌军占领区，也有山官土司封建奴隶主的世袭领地；有贩毒武装和国民党残军活动出没，也有红色游击队活跃其间。不久我们果真看见“扁哒兵”在界碑对面巡逻，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看见这支扁哒兵真的很像一群反动派，他们穿一种好像从酱缸里捞起来的土黄颜色军装，腰间扎一条花格呢裙子(笼裾)，穿着拖鞋，在国境对面松松垮垮地走过。天底下哪有这样乱七八糟的军队？简直是奇装异服，因此受到我们知青大肆嘲笑。
边疆是一个广阔天地，广阔就是没有界限，风儿自由往来，因此我们常常听到许多有关游击队的传说。我们听说游击队装备精良，头戴红五星，军服跟解放军几乎一样(这正是我们心目中革命军队的形象)，神出鬼没，到处打胜仗。游击队里还有许多男女知青，他们英姿飒爽，活跃在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本来传说只是传说，给我们枯燥的知青生活增添一点新鲜感，然而不久对面发生一场战争，这场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战争，改变了许多知青包括我的同学曾二杜的人生命运。
与我国领土畹町仅一河之隔的那座小城，是边境口岸和军事要塞，驻扎许多“扁哒兵”。我们下乡不久那个旱季，游击队忽然大举围攻，隆隆炮声彻夜不息震动大地。
枪炮声立即吸引了所有的边疆知青。要知道这是真正的战争，不是军事演习。一时间知青闻风而动，连数百里外的知青都赶来了，畹町镇人头攒动，像过盛大节日。时有子弹炮弹飞过界河来，但是人们不为危险所动，要知道这不是坐在看台上看球，而是观摩一场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年轻观众如痴如醉兴奋不已。
战斗进行到攻坚阶段，游击队派出精锐之师“知青旅”，消息传出，中国一侧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当一面猎猎飘扬的红旗出现在河谷对面时，观众情绪达到顶点，发出山呼海啸一般的呼喊声，为“知青旅”喝彩加油。敌人垂死顽抗，机枪哒哒，许多知青战士倒下了，他们的鲜血染红异国土地。这时候看台上有人唱起《国际歌》，悲壮激昂的歌声经久不息，直到最后“知青旅”的红旗插上敌人要塞。
后来别人告诉我，这个领头唱歌的人就是我的同学曾二杜。
战争如同一场山火，而山火是没有国界的。火星溅过国境，落进山坡上那些跃跃欲试的年轻观众心中。你想想，同为下乡知青，如今有人却穿上军装，扛起武器，为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他们难道不是广大知青的人生榜样吗？列宁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相比之下，国内知青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不仅平庸和苍白，简直就是浪费生命。枪声未息，就有许多男女知青行动起来，他们成群结队地趟过界河，迫不及待地踏上异国土地去参军。我的同学曾二杜扔下一句豪言壮语是：妈的！要是世界革命成功，想打仗都没有机会……你们到底去不去？
据说当天越过边境的中国知青超过数百人。
4
大 路
时光流转，下一个旱季到来的时候，我的知青生活依然如故。但是我却不知道曾二杜如何，因为他一去不复返，连音讯也没有。
这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在界碑一侧劳动，山谷对面忽然出现一支行军队伍引起我的注意。不久我就能看清他们身着草绿色军装，军帽上缀着五角星，个个全副武装。队伍里还有一架电台，因为我看见电台的五角星天线。不用说他们是游击队。我激动地屏住呼吸，紧紧盯住他们，希望从队伍中间意外地找到我的同学二杜。
有个战士离队向我跑过来。他佝着背，肩上压着一挺沉甸甸的机关枪，他气喘吁吁赶到界碑跟前，压低声音对我说：朋友，能帮帮忙吗？
我吓了一跳，我说：什么事？
他说：寄一封信。很要紧的信。
我松了一口气。许多知青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那边知青在国境线上遇到这边知青，就赶紧把事先写好的家信或者什么事情托付给这边。天下知青是一家，不论是否认识这边的知青都会竭尽全力去办。这个机枪手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有一种广播电台的味道，他的口音立即赢得我的尊敬。这是我第一次与那边知青相遇，所以我忙不迭地回说：那当然……交给我吧，向毛主席保证。
他小心地掏出一封信来，信封皱巴巴的，看得出带在身上很长时间。信封用钢笔写着地址：北京市＊＊胡同＊＊号蒋＊＊母亲收。
我赶紧把自己裤袋里一盒皱巴巴的“金沙江”掏出来，还殷勤地替他点燃火。他犹豫一下，回头看看队伍。队伍原地休息，士兵都把枪架在地上。于是他也把机枪从肩头上卸下来，伸直腰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我听见他无限感慨地说：还是祖国的香烟好啊！
我们好像一对亲兄弟，一起亲热地吞云吐雾。我看见对方有一张年轻的娃娃脸，脸膛红扑扑的，嘴唇上方围着一圈浅浅的胡髭，那是一种乳臭未干的绒毛，因此我断定他顶多是个初68(初一)吧。我看见他扛机枪的样子并不轻松，甚至还有一点吃力，就有些敬佩地问他：你当兵多久了？
他向我竖起两根指头来，我说：两个月？
他说：两年。
我不由得对这个娃娃脸刮目相看，原来他还是个老兵。我问他：我有个同学也在你们那边，他叫曾二杜，你认识他么？
他认真想想，然后摇头说：游击队有很多部队，你知道他在那支部队吗？江东战区还是江西战区？
我只好瞠目，因为我根本说不清二杜在哪支部队。我说：上月他父亲工伤去世，请你把这个消息捎给他好么？
他安慰我说：我一定尽力替你转告。当然这件事比较困难，因为许多知青过来后都改了名字，也许你同学现在根本不叫这个名字。
随后我看见北京知青一双忧伤的眼睛像风筝一样越过界碑，投向我身后的伟大祖国。在我身后，近处有碧绿起伏的橡胶林，远处能看见星罗棋布的田野、村寨和带子一样闪亮的南宛河。白云在天空悠悠飘荡，白云之下有长江、黄河，有八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当然还有这个游击队知青的可爱家乡，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城。
此时呼啸的季风已经远去，空气澄明如洗，轻微的山岚拂面，把飘浮在我们面前的烟雾和惆怅带走。山坡上有人叫他，队伍要行动了，北京知青扔掉烟头，重新将机枪扛上肩头。一瞬间我惊奇地发现北京知青的身姿威武极了，庄严的界碑仿佛舞台，金三角汹涌的群山如同背景，而夕阳落照像追光灯一样从天幕上打下来，把这个机枪手定格成一幅近乎完美的逆光画面。我心中猛然涌出一丝依依不舍之情，好像我们已经是老朋友，已经认识很久一样。我忽然想起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就朝那个远去的人影大声喊道：你叫——什么——名字？
晚风像潮水一样涌动，林涛起伏，海浪把几朵破碎的浪花溅进我的耳朵里：路……路、大……路(或大陆或大树)。
大路和他的队伍去远了，渐渐变成一根虚线，消失在绿色的山林中，而那根虚线就永远地嵌进我人生的书本中。第二天我步行去到县城，亲手将那封信投进邮箱，我能想象这封异国来信将像鸟儿一样张开翅膀，飞向那个遥远的北京城。在以后像流水一样长长的知青岁月里，我再也没有遇见那支步履沉重的队伍，还有那个名字叫做大路或者大树的北京知青。
又过了许多年，知青回到城市，那时候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国内放映一部南斯拉夫二战影片，片中有一首很亲切浪漫的插曲一下子把我的心揪疼了。
画面上一群勇敢坚定的反法西斯游击队员在荒凉的山梁和河谷行军，他们是那样年轾，青春和理想在他们]的旗帜上放射光芒。夕阳即将沉没，暗夜给他们消瘦的脸膛上涂抹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残酷的死亡命运在前面等待他们，他们中多数人注定将无法走进太阳重新升起的黎明。于是游击队员在忧伤的口哨伴奏下唱道: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假如我在战斗中牺牲，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冈上……快拿起武器，告别亲人，我们是英勇的游击队员…...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每当这支亲切的口哨旋律像鸽哨一样在耳边回响时，我就会感到一种遥远的忧伤像淡淡的晨雾在我心底的河谷冉冉升起来。
上世纪90年代我出差到北京，曾经试图寻找记忆中的xx胡同，然而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现代化广场和高大建筑，那些灰暗陈旧的小胡同和历史遗迹早已经无景无踪。
待续……
邓贤，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某学院教授，国务院终身特殊津贴获得者。
曾在云南边疆当知青7年，著有作品《邓贤文集》多卷及《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落日》、《天堂之门》、《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黄河殇》、《大转折——决定中国命运的700天》、《帝国震撼》、《父亲的一九四二》等，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文、日文、藏文出版。其《在同一面战旗下——二战中国老兵回忆录》（任主编）以中文、日文和英文同时向全世界发行。
曾获首届全国大众电视金鹰奖，两届全国报告文学奖，首届徐迟文学奖，全国纪实文学特等奖，庄重文文学奖，第二、三届人民文学奖、人民文学特别奖，团中央、文化部、广电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颁发“中国青年图书优秀奖”，“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杯文学奖，“茅台文学奖”，四川省文学奖、巴金文学奖、成都市政府“金芙蓉文学奖”（第2、3、5、6届）等。曾当选“影响四川改革开放风云人物”，获教育部颁发“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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