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夺命九十里 我在杏林塔当知青
五月，已经到了晚春时分，而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土地才刚刚开始化冻。十几名知青熬过了近半年的寒冬（因山上从十月初便开始下雪），终于盼到了这一刻！准备立即着手实施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季的“春季攻势”——种菜！
为什么这样兴奋，这样迫不及待？
一年的插队生活，使我们对“艰苦”二字的含义有了更加切身而具体的感受：缺水和缺菜，便是其中两项重要的内容！
缺水！你看过张艺谋、吕丽萍主演的电影《老井》吗？邻村之间为抢夺水源而闹出人命、结下世仇，正是晋中山区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十几口人（五口农民加十来个知青）的小山村，唯一的水源，全靠半山腰上一个小小的渗水坑：一夜时间，刚刚渗满，两桶下去，坑就见底，再想用水，只有明天。这宝贵的水只能用于做饭和饮用，在我的记忆里，一年之中我们不分男女很少洗脸，更别说洗澡那种“奢侈”的享受了！
缺水自然就缺菜！我们在插队的头一年，除了刚刚进村时好心的老乡送给我们一筐胡萝卜外，全部的菜就是每人分到的几十斤土豆和刚从北京来时带的一点咸菜了。
一年里，土豆丝、土豆块、土豆泥、土豆片，蒸土豆、烤土豆、烧土豆、煮土豆，真是几乎吃了个“土豆大全”！明眼人说，“不全”！还没有“炒土豆和炸土豆”呢！还真让您说着了，我们每人一年还不到一斤油，从不敢吃“炒”菜，更别说“油炸”了！
那段时间，我们真是人人到了说起土豆想吐、见到土豆想呕的地步！因此，十几个人蜷缩在冬日冰凉的炕上，七嘴八舌地谋划着改善生活的“春季攻势”——种菜！现在时机终于到了，你说我们能不兴奋吗？
那天午后，我们在小水坑旁不远处，开辟了一小片荒地，总共也就五六平方米的样子，开大了也没用，本来就没多少水。就这样，浇菜的水还得从我们吃饭喝水的份额中挤出来呢！
因为这是我们知青的第一块“自留地”，所以大家干得非常起劲，翻土的翻土，垒垅的垒垅，清石的清石，耪地的耪地。从中午日头高挂，干到天快擦黑，平平整整一小块菜地初具规模，就差施肥这道工序了。山上很少有人来，这点珍贵的“有机肥”，全靠我们十几个人一冬天全体“努力”积存下来，晾干后也不过才两筐多点。我双手端起一筐，提到胸前，走向菜地……突然，不知什么东西把我绊了一下，我稳不住向前扑倒在地，一筐粪洒了出来，被我压在胸前，有些还溅在我的脸上（好在是干的）！大家哄的一声笑了……我使足劲想翻身站起来，却发现脚上带着东西根本挪不动，大家定睛一看，笑声戛然而止：不得了！
刚才起粪耪地用的三齿钉耙，不知是谁朝天而放，被我一脚踩上，钉齿穿鞋而出，所以把我绊倒了！因为当时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看着穿透鞋面而出来的钉齿，我以为是从脚趾缝中钻过来的，于是大喊：快帮我拔出去！待我坐在地上，将钉齿拔下，脱去鞋袜一看，所有人顿时惊呆了：钉齿从我大脚趾下向上穿透指甲盖而出，大大的三角形创口，鲜血顿时涌了出来。一个女生赶紧掏出手绢为我包扎，但血很快浸透，整个手绢一下变成乌黑，我们的“赤脚医生”赵力急忙扶住我说：赶快回去上药！
所谓“上药”不过是上些碘酒和紫药水，然后用纱布裹住贴上橡皮膏。除了这些，我们的小药箱里只剩点头疼感冒药，再无其他！
不一会儿，所有插队的同伴全都赶回来了，带着焦急的神色，询问我的伤情。这时天已经黑了，不知是谁点燃的油灯，翻出那本我们全体知青的医疗指南--《农村医生手册》，查看如何治疗我的伤病。当他读完有关“破伤风”这一条目时，昏暗的屋子里，顿时被一种恐怖的气氛所笼罩，我更是惊慌地一把夺过书来凑近油灯，从头至尾又读了一遍：“破伤风杆菌……厌氧性……潜伏期七天至一个月……肌肉痉挛呼吸困难……导致死亡……最易感染物为铁锈及粪土……”粪土！几乎所有人都想到了那只扎透我脚的三齿钉耙，是刚刚用来起粪的！有人急忙喊道：“快看看治疗方法！”“必须及时注射抗破伤风血清，后期注射无效”！——这是条目的最后一句话。
太危险了！太可怕了！
“抗破伤风血清”？哪儿有？
我们插队的小山村杏林塔，离小队有五里山路，离大队又有五里山路，离公社卫生院有五十里盘山公路。“抗破伤风血清”只可能公社卫生院有，“明早必须赶去公社卫生院，没什么可说的！”朱维毅代表大伙儿说出了这句话，张振国紧跟着说：“对！明天一大早，我和维毅一起，先背到小队借个平车，然后去公社！”
当晚，我的大脚趾开始剧痛，并且伴随着我的脉搏，一下一下地跳着痛！我在炕上大汗淋漓地翻来转去，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减轻那种痛楚！人说“十指连心”讲的是手指，其实脚趾何尝不是！不信你就试试！
全炕的男生没有一个人能够入睡，一是为我担心，二是被我折腾，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窗外，盼着天明……
10 里——
天还没有泛白，我们就急切地上了路。先由维毅背着我，振国在一旁边打手电，边探路，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几乎是一溜小跑，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况且已经过了整整一夜，不知那些“厌氧性破伤风杆菌”闹腾到了什么程度！
在杏林塔插队时的朱维毅（右）与张振国（左）
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当时不出发，而要耽误整整一夜时间呢？这是因为你对“晋道难”有所不知。通往我们村的那条山路，曾有记者在报道中形容：除了山羊，连毛驴都很难上去，更何况人走！特别是夜路，如果没有明亮的月光，你几乎看不清脚下，用手电筒照明，只能看见眼前，反而常常误入歧途，本想下山，却又爬上了另一个山头。
道路如此之难走，维毅和振国（当时年仅16岁和18岁）还要背负着一个被疼痛折磨得瘫软而又失去自控力的大活人。如果你背过人就会知道，没有自控力的人不能配合你的节奏，分量必会增加数倍，如此行路真是难上加难！他们碎步快跑，跌跌撞撞，几十步就要换一次人，又急又累。劳动一天后又一夜被我折腾得无法入睡，身心之疲惫根本不用形容！此时他们的脑海里除了抢时间救人救命再无其他，就如战场上生死与共患难并存的战友和兄弟！在今天回想起来，这种情谊该是多么的珍贵！
五里山路跑完，到了小队寨洼，敲响门叫醒小队长要了一辆平车将被子铺上把我放躺上面，由振国“驾辕”，维毅“拉套”继续向山下“驶去”。山路依然很窄，崎岖不平，掌控平车比背负病人丝毫不省力气。有两次因路坑洼不平，平车几乎翻到山下，幸亏维毅和振国跪在地上脚蹬石块极力撑住，才化险为夷。汗水早已湿透了他们的衣衫，半昏迷状态的我偶尔睁眼，能看见他们二人头上升腾的热气……
又是五里山路，好不容易到了大队庆城。想想大队卫生员根本不会有什么“抗破伤风血清”，于是决定立即奔往公社的公路，急速前进！此时天空才刚刚开始发白……
30 里——
公社的全名叫“石圪塔”人民公社，读起来就是“石疙瘩”，听这名字就不难想象山石会有多少，山路修通该有多难！
公路沿山而修，大多地方只能容一辆车身通过。一侧是峭壁，而另一侧则是十几到几十米深的山涧，危险无处不在。县里开出的长途车是今天发出，明天开回，就此一辆，倒也适应这盘山公路的路况。因为最怕的是迎面来车，全路100多里仅有少数几处才能错开。据说一次长途车迎面碰上一架牛车，牛不会后退，长途车硬是生生退了好几里路才把牛车让过。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此时一辆拖拉机“突突突突”迎面而来，谁让谁？振国赶紧前去说明情况，拖拉机听完二话没说，向后倒开几里让我们先行……
天开始放亮，忽然，嘀嘀！嘀嘀！嘀嘀！——十几声野蛮的汽车鸣笛从后面传来，将我从昏睡中惊醒，这显然是要我们快快让路！振国和维毅在前面拖着疲惫的步伐，低头缓步拉着车前行，后面无理的汽车喇叭声肯定惹怒了他们，维毅边拖车边说：没看见车上躺着人吗！你按吧！就不让！振国也说：往哪让？没法让！让他们跟着吧！后面的喇叭声长鸣不断！更加放肆、更加粗野了！嘀嘀！——整个山谷都在回荡！我躺在车上努力睁开眼睛一看，顿时吓得声音都走了调地大喊：快让路！赶快让路！再不让他们就开枪了！维毅和振国听到我的叫喊，停下脚步回头一看：一辆卡车就紧贴在我们后面，驾驶楼顶上，两人护卫，中间一个人正架着一挺机枪，枪口直指我们！两旁的踏脚板上，各站着一人，他们一只手扶着车窗，另一只手各执一把手枪，在向我们挥舞，明白无误地警告我们赶快让路！
害怕！惊恐！莫名！无奈！振国和维毅拼尽力气，急拉急行，急寻较宽之处，好给后面的“不明恐怖车”让路。而我顿时忘了疼痛，一脸清醒，瞪大眼睛注视着那几支枪口！不停地催促他们：快！快！快点！
终于找到一块稍宽的地界，我们的平车紧贴山壁，“恐怖车”加大了油门，怒吼着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此时这才看清，车厢里押运着十几个人，他们个个都被捆绑着，被押送他们的人坐着、踹着、踩着、蹶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土匪？还是……
这是令我们终生难忘的惊悚的一幕：1969年5月的一天，太行山余脉一条崎岖的小路上，高山、深涧见证了三个惊魂未定的北京知青，拉着平车在为一名知青夺命的路上差点儿丢命！
50 里——
到公社卫生院了！我们都兴奋至极，深深松了一口气，终于有救了。由于天太早，卫生院还没开门，我们顾不得这么多，呯！呯！呯！砸响了院长的屋门。或许是惊醒了他的美梦，他起身后不顾我的疼痛，睡眼惺忪粗暴地翻看了一下就说：“我这儿没有‘抗破伤风血清’！再说骨头有没有问题还要照片子才知道，我这儿也没设备，你们去县医院吧！”说完，打着哈欠就回宿舍继续“挺尸”去了。
我们三人顿时像被泼了一桶冷水，从头凉到脚。什么？去县医院？还有整整40里呀！我们的心理准备，还有维毅和振国的体力准备，都已止在了这50里处的公社卫生院。在快到达卫生院的时候，他们二人兴奋得几乎快拼尽了力气。现在怎么办？找院长去辩论吗？有个屁用！他态度恶劣是真，但公社卫生院设备之简陋、医药之不全也是真！
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农村缺医少药、农民有病基本等死的悲惨状况。也开始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时，做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英明指示！我在心里说：毛主席呀，您太伟大了！如果不按您的指示去做，我们知青又该怎样活？
可是感慨解决不了眼前任何问题，纵使再念几百遍语录，也变不出“抗破伤风血清”来。维毅和振国相互看了一眼，几乎同时说：走！去县城！那一刻，我的泪水从心底涌出：共同的处境共同的遭遇使我们有了共同的心声共同的命运！
就这样，滴水未进粒米未食的知青们，在走过50里崎岖的山路之后，又踏上了苦难的人生之路！
70 里——
太阳高挂，70里处，是北流公社的地界，也是一处铁路工程的工地。在一个岔路口，振国和维毅几乎是精疲力竭了，他们找到路口的一棵大树，把车平放，尽量让我处在阴凉下。不一会儿，路口对面三五成群的人逐渐汇集到一起，一边向我们这边探头探脑，一边对我们指手画脚，看上去，都是些工地的工人。我们虽然有些奇怪，但却没有精力再去搭理他们。此时，我的脚开始火烧一样地跳痛，不得不掀开盖在身上的被子，解开缠在脚上的纱布察看一下伤情。可就在这时，对面的议论声由小及大，由远及近了。正当我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慢慢向我们走过来，半神秘半小心地问道：“你们是些什么人？到这儿来做甚？”我们本来都已累得无精打采，以为来人是闲着没事、好奇，因此不想理他，我只是懒懒地没好气地说了一句：“我们是北京来的知青，干活受伤了想去县医院看病，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听完这句话，来人紧张的神情居然一下松弛了下来，只见他朝后面一招手，喊了一声：“北京来的知青，没事了！”完后，一群人纷纷朝我们走过来。那位干部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县里昨晚武斗，枪炮打了一夜，可能根本进不去了！我们还以为你们是武斗受了伤，逃到这里来躲避的呢？刚才，造反派的几辆卡车把抓到的‘对立面逃犯’都拉回县城去了，长枪短枪机枪的，都把我们吓坏了！”他这一席话，才使我们明白路上的“险遇”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接着，有人问我是怎么伤了。当我简单说完，并表示去县医院主要是注射“抗破伤风血清”时，那位干部露出笑容说：“‘抗破伤风血清’？我们这儿就有呀！你们不知道这儿是工地，经常有锈钉扎伤人的事。”边说，边招呼旁边的人说：“快！快！把北京娃儿送到医务室，叫医生快给他打针！”
我、振国、维毅真是喜出望外，刚才听到说县城进不去了的时候，我们都绝望已极，没想到刚过一会儿竟然又绝处逢生了！
我已记不清工人们是怎样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医务室的，只记得医生是在打了试验针后，给我注射了一支“抗破伤风血清”，随着那一管药液被缓缓推进，我们三个人的心才算是终于放下！医生说：你的脚还需要照个片子，才能最后确定病情，但是我这里也没有设备，县医院肯定是不能看病了，最好找一家部队医院，武斗可能还影响不到他们那儿！说完，他边收拾医疗器械，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唉，这么小的北京娃儿跑到这儿来遭罪，真可怜呀！”
我永远会记得北河流工地那一群善良的工人、干部和那位医生，他们淳朴的真情和人性，在别人危难之时自然顺畅地流露，对我心灵的震撼化作了一生的感激！
90 里——
终于到县城了，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振国和维毅拉着平车，缓缓地在县中心街道行走，一边目瞪口呆惊慌无措地四处张望，一边回忆和搜寻着部队医院的去路。
一夜的武斗，县城好像完全变了模样：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路不像路，道不是道，到处是垂落在地被打断的电缆电线，街旁的建筑满眼是弹痕弹坑，地上丢满了武斗时用过的木棍、钢管、石块、玻璃、门框……县革委会那座全县最高的五层楼正方形建筑，房顶四个角处都用大米和白面袋堆成了碉堡工事。残墙断壁上贴满了造反派胜利的口号和“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之类威慑性的标语。被击毁的车辆到处横七竖八东倒西歪，这是一个真实的战场！比街景一片“弹洞前村壁”更可怕的是，整个县城竟然寂静无声，除了被炸毁的建筑外，所有房屋都门窗紧闭，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仿佛来到了一座死城！我们不由自主地浑身战栗，不知何时何处会不会有冷枪向我们打来，自小在部队长大向往战争盼望当战斗英雄的我，竟怕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最终找到了那所部队医院，特别是那里还有我们知青同伴的妹妹在学习针灸医术。有熟人的引见，一切都很顺利，照片显示结果：脚骨无伤，并无大碍！当我们三人看到这一结论时，全身一松，连相互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尽管多年之后，我曾极力搜寻：我们是怎样从部队医院离开的？又怎样回到的小山村？却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我的脑海中至今竟然是一片空白！
牟新艇 ：祖籍山东， 1950年生于湖北红安，成长于部队大院，山西插过队，北京街道工厂当过工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先后从事过企业管理，政策研究，领导秘书工作。1985年进入新闻界，担任过社长，总编辑，采访了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两会"，成为一个资深媒体人。
1966年，我是初二的中学生，一连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激烈行为在两年内跌宕起伏，直到1968年，我才开始想到了出路问题。学习不再继续，就业没有可能，我面临的惟一选择是那块能够吸纳全部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广阔天地——中国广褒而落后的农村。
当时我不到16岁，母亲反对我出走。于是我偷出了家里的户口本，一个人跑到月坛派出所销掉了自己的北京市户口。我留给父母一个纸条，假称当晚“护校”不归，然后带着一个柳条行李包去北京站登上了去山西的火车。此举诡秘，如当时有今日遍布京城的摄像探头偷拍到我的出走，定然是一副贼头贼脑的嘴脸。
由于全国性的大规模插队尚在酝酿之中，我们到达榆次县的时候，当地还没有开设“插队办公室”这一级行政单位。接待我们的是负责安排复转军人和大学生工作的榆次县安置办公室。
德国人习惯把偏僻的地方称之为“被上帝遗忘的角落”，石圪塔公社杏林塔就是这样一个角落。
在太行山页岩裸露的群岭环绕下，这里鬼斧神工地露出了一面被厚土层覆盖的向阳山坡，这就是杏林塔。山上并没有塔，却长满了各种杏树。入春时分，在村头望去，蓝天白云，杏花满山，芳草茵茵，群山奔涌，果然大气磅礴，令人荡气回肠。在今天，这里如稍加开发，必定是一个令都市人心驰神往的度假世外桃源，但在我们插队的时候，立足杏林塔却意味着与世隔绝般的孤独和艰辛。
这里只有两户人家共5口人，他们是两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其中一对带着一个11岁的外孙。由于地处偏僻，水源贫乏，这里的山民大都迁走了。为了拯救这100多亩即将撂荒的梯田，我们立志要在这里扎根了。依靠什么扎根？到哪儿去找对象？劳动所得能否养活自己？文化和精神生活从何而来？后代的前途何在？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非但没有像今天的青年那样做过丝毫职业设计和论证，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没两天，村里尚未坍塌的土墙上就被我们用大白刷满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走一辈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之类的豪言壮语。
杏林塔是一片没有任何现代污染的净土，这里不通电，不烧煤，没装有线广播，没有任何无机材质的垃圾，甚至连一张废纸都不出现，老乡们拉完屎就用土喀垃擦一下屁股了事。在这里的务农没有任何称得上是机械的工具，靠的就是体力。农具的铁头是从山外买来的，木柄则要自己砍树干来制作。这里连接外界的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半山腰上一个小土坑里渗出的地下水每天只能提供给我们10桶左右的生活用水。
没有油，没有肉，我们的食品是自己种植的粗粮、土豆和少量蔬菜，绝对纯天然绿色食品，再有就是从山外买回来的一点粗盐、黑醋和花椒了。炒菜时，我们通常先把几个砸碎的杏仁投入热锅，锅里沾上一点油斑后再泼上一勺醋，接着菜就下锅了。不难想象，秦始皇时期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绝不会再比这里落后丝毫。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以后还会有招工返城或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大家无忧无虑，甚至为自己终于能走进贫困兴奋不已。为了改造杏林塔，我们纷纷写信动员朋友和同学来这里共谋大业，于是4个人的队伍很快扩展到了11个人，清一色的老三届，清一色的北京人，清一色的壮怀激烈以天下为己任。
我们曾经拼命般地从事着每天12小时的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就连在例假中的女生都要和我们男生一样挑起100多斤的谷物登山爬坡。我们曾经保持了一年之久的“早请示晚回报”仪式，天天早上面对一个印在铁皮上的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做集体顶礼膜拜。我们曾经在接到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消息后星夜排演节目，然后下山到附近的大村子去把已经脱得精光的农民们从土炕上喊起来，让他们看我们的宣传演出，一起分享我们在政治冲动下的特大喜悦。为了打破与外界的隔绝，我们每周都要数次爬上15里山路去生产大队领取县插队办公室给我们订的《人民日报》，然后一个一个地传阅那份当时只有四个版面的党报。人多报少，第一遍阅读只能轮流粗翻，然后才可能精读……
但是，时代使命感所激发的热情是需要注入能源的。新鲜感过后，知青们开始厌倦枯燥、艰苦、看不到未来的生活，世外桃源般的杏林塔开始令人窒息了。有门路的人回了北京，心眼活的人转到平原地区插队，剩下几个的人开始吵架分家……一个景山学校的高中女生早早悟透人生先走一步，在回北京探家时悬梁自尽了。
信息的贫乏和生存的艰难常常会销蚀人的激进心态，出于苦中取乐的目的，我暗中把杏林塔的几位形象虽无姿色却颇具特征的女生用漫画逐一进行了描绘。在知青集体出现纷争的情况下，这套漫画不幸落入众女生之手。在县知青办的领导上山为我们调节矛盾的会议上，女生们把这些漫画作为我破坏团结进行人身攻击的铁证交给了知青办主任老赵。老赵看完后竟连连首肯：“画得不错，都抓住了特点……”
1970年秋收时，我的母亲在北京去世。临终时，我家的4个在外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人只有两个守在她身边：从干校赶回来的父亲和插队的姐姐。而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哥哥和我都没有赶上见她最后一面。从这时起，我的生活中开始有了阴影，也开始诞生了寻找出路的念头，但接踵而来的是连续多年的挫折。
一年后，我所在的石圪塔公社征兵。当兵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当时最好的出路。为了能“混入”革命军队，我两次忍着钻心的疼痛撕咬开食指上的肉写下要求入伍的血书，因而连闯大队和公社两关，被送到榆次县武装部接受体检，但终因肝脾偏大而被军队拒之门外。接下来，有一个号称具有保密性质的军队通讯学校招生，县插办推荐我去上学，但当时的政审必须越过我的“革干”父亲而审查我的“富农”爷爷，政审没有通过，我被淘汰出局。
1972年初，北京的几所大学来榆次县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在面试后被列入北大地球物理系的招生“正选”名单。招生的老师走后，我回到山上就是一个等，一直等到大学开学也没有等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我才知道，黄彩公社的一个北京知青走了北大的后门，把这个本属于石圪塔公社的惟一一个北大的招生名额占有了。我被排挤出局，输得无声无息。
到1972年12月，我插队已经4年多了。当村里只剩下了两个知青的时候，我终于离开了杏林塔。当时父亲刚从中组部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分配到四川日报社工作，独身的父亲因身边无子女而把我调到了成都。
2003年，我在离开杏林塔31年后重返故地，发现那里已经荒无人烟，彻底地成为一座野山。知青的房屋如今只剩下一堵断墙，而在我当年睡觉的土炕处，如今长成一棵大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荒山能够倾诉，它一定会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激荡过一群北京知青的梦想……我们没有改造了杏林塔，但是杏林塔改造了我们。
没有插队的经历，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小山村杏林塔，如今名字在地图上已消失，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朱维毅，江苏扬州人。1968—1975年赴山西榆次插队，1975—1978年就读于辽宁阜新矿业学院，1980—1983年为中国矿业大学硕士研究生，1988—1992年为柏林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研修生。1978年后历任山西太原西峪煤矿技术员，煤炭科学院开采研究所工程师，德国DZ咨询培训公司总经理，德国LMG电梯设备公司董事长，中央民族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北京中华国际名人研究院副秘书长。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纪实文学《留学德意志》、《寻访二战德国兵》、《三次插队的人生》、《珍爱北京胡同》、《德国归来》、《我的德国导师》、《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生命中的兵团》等。
来源：看晋中、网时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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