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明《记忆青春》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
上世纪90年代，摄影师黑明行程三万多公里，寻找到百余名知青，拍摄了数百张照片，撰写了数十万字的日记，编撰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本书《走过青春》。书中的100位知青，命运各异，有的奋斗有成，有的回京后艰难谋生，有的留在了那片土地上默默过活，有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由于篇幅有限，当时使用的文字不足一半，成为黑明心中的遗憾。十几年过去了，2011年《记忆青春》出版，公开了他采访的全部日记，并补充了一些知青们现在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故事依旧在延续。
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摘选）
纪实：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
于小娅爱了一个不该爱的山里人
张观湘娶了一个逃荒来的河南人
逃亡将近两年，我一直过着鸡狗不如的生活
丁英杰准备带上5000块回北京买工作
李守则被强制结扎
王景芳的腰被压断了
谈恋爱被判10年刑
78个大美女每天都在陪我啊
肯定会把我们全家人都饿死在北京
卖了10年馒头,抽了15年大粪
我家快半年没吃肉了
我连续做了3次手术
王震副总理派专机把他接回了北京
放声痛哭的刘德亮
谢党恩最恨他们的领导
村民们面对毛主席像说什么话的人都有
今天上午9点，李静带我去找知青，找到的第一户是住在宜川县城东头的于小娅家。于小娅是城关乡政府的一名普通干部，穿戴整洁，说话干脆利索。她的丈夫是一位纯朴的当地农民，看上去极其本分老实，两个孩子和父亲长得很像。于小娅问清我们的来意之后，她一边吸烟，一边向我讲起了她的经历和当年的遭遇。
于小娅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玉渊潭中学，同年来到宜川县集义镇西坡子村插队落户。在村里劳动，她深深地爱上一位已婚农村青年，最后，由于种种纠葛，她被捕入狱并判刑3年。1978年刑满释放回到村里继续她的农民生涯。1980年落实知青政策，于小娅终于成了县食品公司的一名合同工，职业是喂猪。随后她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为了竭力保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再受到伤害，她勤奋学习、努力工作。1985年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令人刮目相看。于小娅说：“我现在光景过得很好，对这里的一切早就习惯了，只是房子小点，一家四口人一直住在16平米的办公室很不方便。”16平米对于一家4口人来说，确实挤了点儿，但这毕竟是她在黄土高原上属于自己的家。人生只要有了归宿，一切也就有奔头了，对于一个有过“污点”的人来说，于小娅恐怕只有面对现实。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和背景下做人，恐怕每个人都很难预料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对于于小娅来说，她的爱究竟是错还是对，我现在很难判断，但在那个法律尚不健全的历史时期，每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公民都无处去讲理，只有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才使不少人缓慢地在肉体或精神上得到了解脱，甚至得到了国家下发的“平反通知书”。于小娅受到的是不是不公正待遇，今天我没有勇气去向她刨根问底，但我坚信她不属于坏人。只不过是爱的方式是否妥当，因为爱是她的权利。
我们聊了不到两个小时，于小娅说：“今天都腊月二十九了，明天就要过年了，我要去单位检查防火，不能和你聊了。”说完她便匆匆离去。由于她的丈夫不太善于表达，我们只好离开了于小娅的家。
采访完于小娅，我们中午又骑自行车来到离县城10里路的郭硷村，在这里我们找到一名知青叫张观湘。当我们]走进他家的院子时，张观湘双手插在袖筒里看着我们说：“你们们是谁?”此刻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是北京人，简直就和刚刚下地回来的村民没有什么两样。况且该过年了，大家都在忙着收拾窑洞和庭院准备过年，他家却没有半点过年的气象。我们一边进门，李静一边向他介绍说：“我是城里的，他是北京来的记者，他叫黑明，是专门来采访你的。”张观湘听后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在一个柜子里拿出一个装有白糖的罐头瓶子，然后取来另一个空着的罐头瓶子，沏了一杯白糖水递到我的手里。随后他又转过身去，用另一个瓶子给李静倒了一杯白开水，没有加糖，使我看到了他对我和李静的不同待遇。看着他的这一行为，我真的是又想笑又想哭，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刚开始聊天，张观湘的女儿张娜却抱着肚子开始呻吟，我问她怎么啦。张观湘说：“不用管，她大早起来就说肚子疼，估计是没吃对。我问吃药了没有?张观湘说：“哪里来的药啊!”他一边说话，一边在镜框的背后取出一摞发票说：“这都是我看病花的钱。1989年到现在，已经五六年了，1600多块钱的药费一直不给我报销，哪有钱给她买药!家里连一颗药都没有!”我赶紧打开摄影包，取出几种常用的药品递给了他的女儿。
张观湘1950年出生，北京九十三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在林区插队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患上了严重的地方克山病。在林区，张观湘还收留了从河南逃荒来的霍桂玲做了妻子，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问霍桂玲什么时候来的陕北，她说：“1962年毛主席要给苏联还账，全国人民没粮吃，饿死不少人，我就是那次一路要饭来的陕北。那时要饭根本没有目的，走到哪儿L算哪儿，最后来到这里就认识了张观湘，没想到和跟了要饭的差不多。”
要不是“困难时期”，霍桂玲的命运会完全不同。因为她1972年就考入了家乡的一所师范学校，在逃荒之前，她一直在当地教书。霍桂玲始终在埋怨张观湘，认为他没本事。她还说：“那时候我还谈过一个北京知青，比张观湘强多了，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只是后来那人被招工去了西安，我不想连累人家，就嫁给了张观湘。”张观湘说：“什么高干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他爸爸‘文革”的时候被打成了反革命，他
妈妈是德胜门外修鞋的!你瞎扯什么啊!”霍桂玲说：“那人家现在也肯定比你强!你要是比人家强，那你为什么11年不回北京看老人!?”张观湘看了看霍桂玲低下了头，用手中的一根小树枝在地下划来划去半天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张观湘对着霍桂玲说：“不要再说难听话了，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能把孩子拉扯大就算是烧高香了。说实在话，比起死了的知青，我算是幸福的。我们一起来宜川的知青有水淹死的，有窑洞塌死的，有拖拉机翻死的，有砍柴掉进沟里摔死的，还有病死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霍桂玲说：你为什么不和好的比比!?”一句话说得张观湘哑口无言。尽管如此，霍桂玲还是不管不顾地埋怨张观湘太窝囊，并且不停地为我们讲述她家的艰难和痛苦。张观湘却坐在一旁不吭不响，看脸色，感觉到他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为了避免他们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我提出告辞，在走之前，我特意喝掉了张观湘为我沏的那杯白糖水。喝完之后，我发现张观湘在注视着我喝水的动作，他会不会觉得我如此大口地喝掉糖水太奢侈了?
逃亡将近两年，
我一直过着鸡狗不如的生活
早饭后，我们来到宜川县公路段找到了双知青吕化南和龚秀玲夫妇。吕化南和龚秀玲给我的第一感觉就和当地人有所不同，除了他的气质和穿着不同，还有家里的陈列也不一样。在他家我第一次见到印有毛主席语录的大木箱子，箱子顶上还摆着一台彩色电视机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透过柜子的玻璃，我还看见两瓶没有开封的红星二锅头，这似乎都有些北京的味道当吕化南得知我是特意从北京来采访知青时，显得极其热情，他赶忙让龚秀玲为我们沏了两杯从北京带回的茉莉花茶，并且端出北京出品的糖果直往我和李静手里塞。
吕化南1944年出生，比大部分知青都要大好几岁。当年，他从北七京大学附中毕业后考上了技校，1966年技校毕业去工厂当了工人。由于旷工，被开除了公职，于是，他把插队当成了一次干载难逢的好机会。
1969年初，他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来到宜川|县骆驼塬生产队插队落户。塬上吃水困难，要到很远的地方用驴去驮水。平时洗脸、洗衣服几乎都是用积攒的雨水完成。这里的村民没有洗澡的习惯，晚上劳动回来不管多脏，最多也就舀半盆凉水用湿毛巾擦擦脸就算完事。随着环境的变化，时间一长，吕化南和知青们]也不惦记洗澡了，经常是出工回来填饱肚子就往被窝里钻。插队的第二年初，吕化南赶上一次招收民工的机会。为了吃饱肚子，他报名去铜川当了一名修铁路的民工，整天抡铁锤、背石头，虽然苦点，但终于能够吃饱饭了。在民工中吕化南的年龄算大的，他知识面广，知道的事情也多，所以民工们都非丰常敬重他，平时不少人都围着他转，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听他讲故事。有一天，军代表突然怀疑吕化南“5·16”反革命分子，并决定夜间逮捕吕化南。没想到连长偷偷给他透露了风声，当晚还没等到军代表给民兵下命令，吕化南就连夜冒着大雪逃离了铜川l。正当民兵战土手握冲锋枪四处追捕的时候，他早已爬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向延安方向逃去。第二天晚上，他独自一人徒步百余里跑回了骆驼塬。天亮之前，他终于取到了自己的被褥和衣物，在村民还没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坐着一个艄工的猪皮筏子跨过了黄河。
从此，他成了一名四处流浪的“反革命”在逃犯。吕化南说：“逃亡将近两年，我一直过着鸡狗不如的生活。黄河那边归山西管辖，也很穷，几乎每个村里都有北京知青。我去了好几个知青组，他们都说村里的民兵比正规军还认真，而且都有枪，不可久留。为了避免被抓获，我不敢回北京，于是只好流浪在一些中小城市的街头，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在侯马、临汾一带的小饭馆吃别人的剩菜、剩饭。晚上没地方睡觉，经常是在路边的树阴下和一些偏僻的房沿下过夜。将近两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饱饭，简直是瘦得皮包骨头。但欣慰的是，他们通缉了我一年多的时间，竟然没能把把我抓住。第二年年底，风声小了，‘5·16”好像也不怎么提了，我背着自己的烂被褥和烂衣服又回到了骆驼塬。回到村里他们都以为我是出民工回来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后来这事不了了之，再没人来问我，也没来人抓我，等于是没事了。”
我开玩笑问他真的有过反革命行为吗?他说：“没有啊!我什么都没干过，也没说过。当时我和‘516’什么关系都没有，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分子呢?那年头特别乱，军代表说你是你就是，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的多得是，就连枪毙也不算什么大事，人都习惯了。再说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法，军代表的话经常就是最高法。其实军代表并不一定都是好人，他们说的也并不一定都是对的，有些军代表无论干什么坏事都没人敢说，没人敢管。”
其实现在来看，吕化南并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因为当时只是怀疑，而且没能抓住他就等于没能给他认定具体的罪状：所以当时吕化南等于是以一个盲流的身份在四处流浪，而不是以一个反革命分子在潜逃。不过对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来说，虽然他还没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就逃得无影无踪，但他的选择无疑是对的，在那个人心高度扭曲的疯狂年代，恐怕现在谁也想不到把吕化南抓起来将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因为那时候对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来说，判刑坐牢、枪毙都是常有的事情。
今天，当吕化南说起这件事事的时候，尽管显得有些无奈，但他并没有过多地埋怨那个时代和某一个人，而是把那段苦难的日子当成了传奇经历讲给我听。
吕化南的爱人龚秀玲是北京香山中学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她那副高度近视的金边眼镜显得她很像一个知识分子。在县农业银行工作多年的龚秀玲除了对单位分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再什么都没有说。她说：“1991年农行建起了一座家属楼，参加工作14年以上的职工都可以住进去，但行里领导说，‘你们是北京人，早晚得回北京，房子分给不够14年工龄的人住也是对的。就这样，把我们24年工龄的双知青排除在了外面，只好继续住在这间破破烂烂的小平房里。”
聊天结束后，我拿出相机准备给他们照相，但房子里实在是太黑了，李静只好回家给我拿来了他的碘马灯帮我补光。拍完照片还不到12点，本想再去一家，李静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今天是年三十，要早点回家吃饭，因为晚上还要和全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饭呢。”这时我才意识到了过年。当我们回到李静家的时候，刚刚从北京来的另外两个朋友段冰和王晓丹正在大门口帮助李静的老父亲贴对联。整个院子收拾得一尘不染，窑洞的窗户纸也换成了雪白透亮的麻纸，院子里的枣树上挂着几串待放的鞭炮，门窗上贴满了整整齐齐的剪纸和对联。李静的爱人在院里的灶台上炸着油糕，女儿穿着一身大红色的新衣服和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玩着跳皮筋，过年的氛围明显要比北京热烈。
晚上8点，八碗端上了饭桌。李静的哥哥从柜子里拿出两瓶高度西风酒说：“这是陕西最好的白酒，今天大家一定要喝好，白酒喝完再给你们喝啤酒。”在酒桌上，他们用各种理由劝酒，10分钟后一瓶白酒就喝光了。第二瓶打开，他们用一些地方游戏促使我们喝酒，不一会儿王晓丹就倒下了，随后段冰也躺在炕上迷糊不清。一小时后，我体内的酒精也开始发作，看见每个人都是两个头，好在几杯浓茶下去让我清醒了许多。晚上10点，李静打着手电筒把我护送到了办公室，给我生好火炉子他才回了家。
注：吕化南和龚秀玲已经退休回到北京。
丁英杰准备带上5000块
回北京买工作
丁英杰一家
今天是正月初一，早晨8点我去了李静家。他说：“按照这里的风俗习惯，我们们正月初三以前不出门，只有初三以后才能走亲访友，这两天咱们就不要出去了，都在家休息吧!”我当即表示自己不能休息，还是要出去采访。
其实李静连续几天一直是白天陪着我出去采访，晚上还要陪着我们喝酒。他的客气让我确实有些过意不去，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得不去继续自己的拍摄和采访。因此，我提出去远一点的地方，让李静不要再陪我出去了，好好陪陪家人。说服之后，李静嘱咐说：“那你晚上早点回来，等你喝酒。”当我正要出门的时候，段冰说他也想去，于是李静去邮电局给我们借来两辆绿色的邮政自行车。
我想去的地方叫甘草坪，距离宜川五十多里路。昨天听吕化南说，甘草道班有两名老北京知青，但路不好走。尽管我告诉段冰路不好走，他还是坚持要一起去。段冰是总参的一名军人，小我两岁。一路上我们边聊天边蹬车，在颠簸不堪的土路上，好几个小时没有见到一个行人。快到干草坪的时候，段冰说已经饿得实在骑不动了，可惜沿途碰到的两个小卖店门都关得紧紧的。
中午12点，我们]终于到达干草坪道班的门前，门口蹲着好几个人在晒太阳，其中一个中年男子问道“你们寻谁?”虽然他是用当地话问我们，但不难听出还是有点儿北京口音。我问他是不是知青。他说：“是咧。”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丁英杰。”我又问是不是还有一个知青?他说：“回北京过年去了。他一边回答着我的提问，一边带我进门。进门之后，老丁的老婆给我们]到了两杯茶水，我和老丁开始对话。
丁英杰1952年出生，北京太平路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家庭困难，1968年他主动要求来到陕北插队落户。3年当中，他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农活，变成了一名标准的当地农民。后来他和四十多名知青被招去当了养路工，一干就是26个年头。
丁英杰的老婆刘秀英是当地一名农村妇女，她帮助甚至代替丁英杰为我们讲述着丁英杰的历程，包括老丁的工作、女儿L的户口以及家庭贫困，她都讲得很清楚，就连公家一年给老丁发几条毛巾、几块肥皂、几双手套、几斤白糖等等，她都讲得很清楚。
等我提出要给他家照相的时候，刘秀英站在大门口伸长脖子对着村子高喊着儿子和女儿的名字。不到两分钟，两个孩子就回来了，女儿志红高高的个子，长得很是漂亮，我问她在上什么学。她说：“初中毕业了，不念了。”她妈妈说：“志红是北京户口，要在这里念高中的话很贵，所以就不念了。可是户口不在当地，县上又没办法安排工作。听说北京能花钱买工作，这几年我们省吃俭用已经存了2000块钱了，等再存上3年就够5000块了，到那时我们准备带上5000块钱和女儿一起回北京买工作。如果买不到工作，我们就顺便把她的户口转回宜川，给她在宜川找个临时工算了。”
我问丁志红想不想回北京?她说：“想。”听着妈妈的叙述，丁志红坐在一旁擦着眼泪，丁英杰在一旁也显得极其无奈，总是不停地唉声叹气。
聊到2点，我收起了笔记本和录音机，准备出门为他们照相，在我整理东西的时候，丁志红的母亲提出给我们做饭，我和段冰谁都没有拒绝。不一会儿，她端上来一盘热好的水饺，说是早上剩的，我和段冰没有推辞，拿起筷子便开吃。
准备照相的时候，丁英杰把道班的小四轮拖拉机开到了他家的门口，以道班的石窑为背景，除了志红站着，全家人都坐在拖拉机上等着我为他们照相。照完相离开丁家，段冰说还是特别饿。返回途中，我们在路边一个村子里找到一家开小卖店的村民，在那个不足20种商品的小卖店里，买到了仅有的两碗方便面和几根刚刚过期的火腿肠。段冰说：“吃吧，别管过不过期了。”方便面还没等完全泡好，就被我们吃光了。骑着自行车经过3小时爬坡，我们终于回到了县城。
注：通过那组《根于黄土地》的报道，丁志红在北京市城区石油公司经理陈忠民的帮助下，回到北京安排了工作。不久丁英杰也在北京市海淀区市政园林管理局的帮助下调回北京当了养路队的养护工，儿子也被丁英杰的母校北京太平路中学免去学费破格录取，全家人举家迁回丁英杰离别26年的北京。半年后，丁志红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阜外医院的专家提出，急需更换人工心脏瓣膜。在我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好四处奔波求助媒体朋友的帮忙，通过《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和北京电视台的关注和报道，尤其是经过康胜利、卢北峰、胡雅杰、贺延光、刘占坤等好友的呼吁，在短短一周内便收到各方捐款十余万元，为丁志红保住了年轻的生命，使一家人终于渡过了难关。现在，丁志红是北京华威大厦的一名优秀员工，每逢过年过节，她便带着礼物去看望当年对她有过帮助和救命之恩的叔叔阿姨。
李守则和他的儿子
早饭后的9点，我乘坐公共汽车去了离县城9O里处的永坪镇找到一名知青。虽然这名知青在当地很有名，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的背部略有残疾，所以当年在北京念书的时候，很多同学戏称他为“罗锅”。到陕北后，同学们依然称呼他罗锅，村民们自然也就跟着知青叫他罗锅。几十年过去了，他本人也慢慢地认可了罗锅这个名字，对他了解的人知道罗锅是他的外号，对他不了解的人，大多数都以为他姓罗，叫罗锅。陕北人把“罗锅”不叫“罗锅”，而是叫“背锅“。
到镇上后，我说找李守则，谁都不知道。找到道班进了院子我问一个出来倒脏水的中年妇女李守则住哪儿?她说：“没有这个人!”我说是一位北京知青。
她这才笑着说：“哦!你是不是找罗锅啊?罗锅是北京知青，好像姓李。”她指了一下第三孔窑洞说：“他在3号住。”当我敲开3号窑门的时候，开门的是一个孩子。进门后一个弯着腰的中年男子从炕上慢腾腾地下来，用浓重的陕北话问我：“你是卖什么的?”我开玩笑说：“卖照相机的。”他说：“没用，不要!”这时上前开门的男孩子问我：“卖不卖糖?”我说：“卖。”孩子大声喊道：“爸爸，我要吃糖!”此刻我顺手掏出一块巧克力塞到孩子手里，他赶忙撕开咬了一口便吐到地下高喊：“不是糖!”炕上的中年妇女骂道：“操心毒药把你孙子闹死!”我笑了，中年男子这才用普通话说了一句：“你们]不懂，人家给的是巧克力。”他看我没有走的意思，只好对我说：“坐下，喝水不喝?”我笑着说：“我不是卖照相机的，是专门来看你的。”他说：“那你是做什么的?”我向他说清楚我的身份时，他说：“没有什么成绩，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一个修路的工人。”我说：“你就说你是怎么修路的!”他说：“我管11公里路，修路没什么意思，不说了。”随后我们便开始了没有主题的聊天。
李守则，1949年生于北京，北京清华园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家中人多条件差，当年自己写了一份三百多字的申请来到了延川县冯家坪公社插队落户。他和77名同学刚到村里不久，一名社员就叫他“盖老”，他问盖老是什么?另一名社员笑着解释说：“盖老就是有文化的人。”他赶忙说：“那我们家有好几个呢!"顿时在场的社员都笑了，李守则也意识到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后来他才知道“盖老”是“戴绿帽子”的意思。
有一次上山劳动，他和别的知青开玩笑把叫他“盖老”的那个社员称之为“王八”，队长问：“什么是王八?”他们解释说：“王八就是爱劳动的人!”队长赶忙说：“那咱们村的男人都是!”在场的知青笑得肚子痛，李守则更是喜笑颜开，觉得这下给自己出了一口气。
李守则说：“陕北人朴实厚道，男女老少都爱开玩笑，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恶意。那时候上山劳动，他们骂我经常是笑着骂，有时他们骂我，我还直说谢谢!直到什么时候大家都笑了，我才明白他们是骂我。后来为了不被别人笑着骂，我就特意开始学陕北话，再后来竟然学得连北京话都不会说了。现在回到北京上街买东西，他们都以为我是外地人，根本不把我当北京人看。再说我也不适应北京了，每次回去都挨宰。不过很多年没有回去了。”
我们谈到家庭和婚姻的时候，李守则说：“第一个老婆为了便宜，拾揽了个寡妇。她的名字很好听，叫刘红兰，结婚后我领着她回了一趟北七京，她很高兴。从北京回来的路上，她在太原见到了她年轻时那个相好的就把我扔下跑了，我找不到她，只好一个人回到陕北，又成了光棍汉。在我32岁那年，别人又给我介绍了黄河畔上来的高有梅，她比我小整整10岁，还是个初中毕业生。1980年国庆节，我们在一个小土窑里结了婚，当时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两床烂被子和一个锅、两个碗、两双筷子。晚上怕点灯费油，经常早早就睡了，想起那时候，真是活得特别惨。”
我问李守则今后还回北京吗?他说：“估计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最早公路段招来17个北京知青，现在人家都回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了。”
坐在炕头上的高有梅一边纳鞋底一边插话说道：“一点手艺都没有，回北京吃什么?还不如乖乖地在这山沟旮旯里钻着，最起码饿不死。北京好是好，那是人家的北京，不是咱们们的北京，想也没用，还不如不想!再说死在哪儿不一样啊!哪里的黄土不埋人!”
李守则看了看高有梅说：“就是，没本事回去也吃不上，不回去了。再说身体也不好，恐怕回去干体力活也没人要。”我问他身体怎么啦。他说：“生了3个孩
子之后，让人家拉去强制结扎了，可能是没扎好，总出虚汗。”高有梅接着说：“他的结扎手术没做好，有后遗症，不能干苦力活儿了，所以道班领导照顾他看了大门。”
我问高有梅上不上班?她说：“我是合同工，道班给我分了11公里路段让我养护。有时孩子念书我顾不上去修路，经常还是罗锅一个人去修。罗锅老实本分，干什么都不胡来，就连县公路段的领导也经常在会上说罗锅是个好人，还让他当过好几次先进，每次开大会当官的都表扬他，在道班罗锅就和雷锋一样。
边聊天，我一边给他们拍照片，李有梅说：“你要是报道得能把我的一眼窑换成两眼窑就好了，我们家5口人一眼窑实在是住不开，这面土炕总共还不到4平米，住在一起很不方便。”我笑了笑，没敢承诺。
为了赶车回家，下午3点我便匆匆向他们告别，并去路边等车。出门时李守则对我说：“以后你再来找我，就说找罗锅，要不你说找李守则镇上没人知道是谁。”李有也在一旁补充道：“就是，就是，李守则是不出名，罗锅出名，说罗锅谁都知道。”
”傍晚，我回到家中，好几个同学在家中等着我，妈妈说人家早就来了。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正月里只要不来人就要喝酒，妈妈早已给他们摆好了一瓶西凤酒和几个凉菜，只是我没回家，他们还没有开始大喝。
两周的探亲假就要到了，也该返程了。本来计划采访10个知青，但因好几年没有回家，总想陪着妈妈多住几天，因此没有完成计划。不过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这也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完成的。就像妈妈所嘱咐的：“不要太累，下次回来再照吧!
前天是正月初十我的生日，妈妈特意为我包了饺子，因为她知道我最喜欢吃她包的饺子。昨天和妈妈告别时，她和往常一样，还是把我送出了很远，默默地擦着眼泪……妈妈经常说我离家最远，出差最多，还常常为我坐飞机坐车提心吊胆。
昨天来到甘谷驿油田有两个目的，一是看看在此工作的二哥，二是计划采访两名留在这里的北京知青。
甘谷驿油田曾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我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地方。记得有一年我和延长油矿管理局宣传部部长王保国先生在此采访，本来我已上车准备出发去井区，结果他让我下车去管理局所在地采访别的活动，于是我下车后，他上了那辆车。半小时后，那辆车翻进了深沟，车上的6个同事一下就有3位因公殉职，其中包括王保国部长。另外两个人成了重伤，并造成终身残疾。只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受了点皮外伤，有一次我在西安碰到这位小姑娘夸她命大福大，她说“黑哥，还是你的命最大啊!要不然你也下去了!”
发生在甘谷驿的这件事情虽然过去好几年了，但至今想起那个惨不忍睹的场面还是有些后怕。
上午7点50分，二哥带我赶在上班之前来到了老知青王景芳的办公室门前。二哥说王景芳是个工作狂，几乎每天都要去井场检查工作，平时很难抓住他。等到王景芳之后，由于他要去生产一线，因此，我们在他办公室进行了很简短的对话。
王景芳1949年生于北七京，北京海淀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袁家沟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1年招工开始后，他被贫下中农推荐去了延长油矿成为一名石油工人。凭着年轻力壮，他先后干过烘炉、采油、钻井、修井等多个工种，先后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全国石油系统学铁人标兵、团中央新长征突击手等多种称号。1986年这位钢筋铁骨的硬汉子因公致残，从此，压断腰椎的王景芳只好离开一线的岗位。凭着他的荣誉，后来被安排到油田机关工作。尽管他每天都是弯着腰走路，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在野外检查工作。
王景芳说：“其实我最不喜欢在机关工作，我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不希望活得那么复杂。可惜我受了重伤，没有资本去野外工作了。看来这辈子只有在机关混了。”
当今的社会，很多人是想方设法地进机关，而王景芳却留恋着他在野外工作的时光，对于一名全国石油战线的标兵来说，那些荣誉的确是用汗水换来的。
我和王景芳结束对话后，本想去找另外一名叫林岚的知青，结果王景芳说：“林岚回北京了。”真是不巧，所以下午临时决定来到延安，并打电话让西安的朋友帮我买好了返京的车票。晚上，独居延安宾馆。
上周四的飞机从北京回到延安，先是回家看妈妈，昨晚又赶到二哥所在的甘谷驿油田准备采访老知青林岚。
今天早晨7点，我还在睡觉，二哥便喊我快点起床。他说：“赶紧起，林岚正在楼下一个小摊上吃早点，要不然一会儿又抓不住他了!”不到10分钟我便跟二哥来到楼下，此刻，林岚和他的女儿正在一个小摊位上吃早饭。
林岚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七十七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带着一种好奇心自愿来到延长县黑家堡公社黑家堡大队插队落户，刚到村里后，他和同学们积极投身于农业建设，梦想帮助村民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没想到自己的梦想很快就被无中生有的反革命和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毁于一旦。
我们]的对话在一个很简陋的早点摊上就此展开，当林岚得知我是要了解他插队的情况时，他说：“我他妈的一提到插队就来气，就是因为插队毁了我的一生!要不然我他妈的绝对不会混到现在这个样子!”
看见林岚有些激动，于是我说了一句：“谈恋爱还犯法啊!”林岚说：“是啊!那时候他妈的什么都不让干!把人管得死死的!不要说谈恋爱，哪怕你和女生多说几句话，就有人管，特他妈操蛋!”
我问他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说：“记得刚到村里不久，我就感觉自己和一个女同学很能合得来，时间不长我们就算是开始谈恋爱了。刚谈没几天，上级部门就派人找我们谈话，说不让我们谈恋爱。我很反感，觉得他们管得也太宽了，当时就和他们大吵了一场。那个女同学也没给他们]什么好听的，因为我们毕竟只是谈恋爱，而且都是自愿的，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态度把那几个找我们谈话的干部给惹急了，他们临走时，其中一个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你小子够厉害，你等着!’我当时还真没把那小子说的话当回事。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县军管组就派来两个背枪的解放军，那会儿好像还没有武警，他们二话没说就用绳子把我捆起来了，当天就把我带到延长县关进了看守所。我以为关几天就没事了，结果好几个月都不放人。突然有一天通知我出号，刚开始我还以为放我，结果把我拉到县城最繁华的中心街召开全县公判大会，宣判我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乱搞男女关系，被判有期徒刑10年。你说讲理不讲理啊!哪有他妈这么判的!?宣判完之后，当着几千人的面，又把我在台子上狠狠地捆了一绳子，那天城里正好赶集，人山人海，宣判我是10年徒刑之后，主持人举起拳头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林岚!结果台下所有的人都跟着喊口号，那时候的人真他妈听话，其实都是一帮赶集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就他妈跟着瞎喊。
“没几天就把我送到了延安姚家坡的劳改农场，在那里蹲了8年监狱之后，我才得到平反。提前两年释放回到村里之后，好几十个同学早就走光了。虽然给我恢复了知青名义，但我的名誉或多或少还是受到了一些损失。坐了8年监狱，村里的大部分人并不认为我是坏人，他们]看见我可怜，家家户户都叫我吃饭，当然也有不少人真以为我是坏人，不敢和我接触。”说到这里，刚烈的林岚流出了眼泪。
与此同时，我拿起相机便拍下林岚悲痛的一瞬，但他却对我说：“哭的照片不要用在书里，也不要发表，感觉不好。”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林岚接着说：“回来后，我的年龄也大了，想回北京，但又觉得自己的档案里已经有了污点不好回，所以就找了一个当地的结婚了。我老婆虽然是离过婚的，但我们结婚后一直过得不错。现在我有一儿一女，儿子的户口早就转回北京了，在北京念书，女儿还小，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想办法把她的户口也转回北京，因为我实在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留在这个伤心的地方。如果儿子能考上大学，那就不用发愁了，万一考不上大学，再过两年我给他买辆‘面的’，让他在北京跑出租，到时候我们老两口也回北京去住。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尤其是像我混到现在这份儿上，要求也不是太高，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
我问他对现在的工作是否满意。他说：“1981年我被分配到延长县外贸公司工作，随后又通过一名同学把我调到油田工作。那时在劳改农场我学会了烧锅炉，来油田后一直还让我烧锅炉，收入还算可以，比在县里要强多了。不过这辈子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恋爱谈得太早了，等于是浪费了10年的青春，要不然我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当年考不上大学，回不了北京，也绝对不会一辈子烧锅炉!
我相信林岚的这些话，因为他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我还听说他人缘很好，为人做事也很公道，主要是他来油田的时候岁数已经大了，也不好安排他当学徒了，要不然他一定会学个一技之长。
最后我问他当年的女朋友去哪儿了。他说：“我坐监狱回来之后，人家早就不在了，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估计是回北京了。她人很好，我很想念她，真希望她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生活一辈子。”
8点半，林岚急着要去锅炉房接班，他说已经晚半小时了，所以我们的对话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尽管时间很短，但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0点钟，我乘坐公共汽车来到延安东关汽车站，刚好赶上10点半开往黄陵县的长途汽车。延安到黄陵将近200公里，要翻越两座大山，我坐的长途汽车经过4个多小时的颠簸，又来到轩辕黄帝陵墓所在地黄陵县城，准备去上畛子劳改农场采访一名叫龚凤海的北京知青。
为了赶时间，下车后我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又上了一辆很破很脏的面包车。在两个多小时的缓慢行驶中，面包车不断停车上下客人，晚上7点多钟，才到达上畛子劳改农场的所在地店头镇。在小镇上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饭馆吃了一碗刀削面，我便开始向路人打听龚凤海。接近9点钟了，终于在一个劳教中队的值班室见到了龚凤海，看上去他又矮、又瘦、又黑，虽然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和帽徽的警服，但显得很是精干。
刚见到他的时候，他问我找他想看谁?我说谁也不看，就是来看你啊，当时他觉得很纳闷，原来他还以为我是找他帮忙探视犯人的家属。当他得知我是特地赶来看他这名老知青的时候，他显得很是热情。
聊了一会儿，他把我带到监狱旁的一个私人小旅馆找住处，本想自己单独住一个房间，但老板娘说没有房间了，只剩一个床位了。她还说招待所只有5个房间，每个房间4张床，每张床一晚上10块钱。交了10块钱之后，老板娘把我们直接带到了2号房间，房间显得很暗，地下扔着很多烟头和不少啤酒瓶子，墙上除了挂着一个很小的灯泡，再就是贴着一张公安局下发的治安告示。硬板床上铺着一块很破的凉席，上面扔着一床很脏的被子，整个房间充满了异常的味道，其中包括烟味儿、酒味儿，还有最难闻的臭脚丫子味儿。房间的3张床上分别躺着3个中年男人，龚凤海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都说是来看人的。我这才明白他们都是从外地来探视犯人的。把我安顿好之后粪凤海要走了，我问他住这里没事吧。他说没事，你放心吧。尽管他说没事，但我还是对这几个陌生人抱有一种怀疑态度，于是让龚凤海把我的摄影器材全部带回了他家。
赶了一天路本想洗个热水澡再睡，但这家招待所却不能洗澡，只是在院子里装了一个水龙头供客人洗脸刷牙。凑合洗洗回到房间后，他们3个还在拼命地抽烟和说话，我躺在床上一边记录这些流水账，一边听着他们在议论各自的家人和朋友被判刑的原因和刑期。听着他们的对话，总觉得他们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甚至或多或少有些紧张。
不管那么多了，反正身无分文，睡吧，实在是太累了。
注：我先后采访过两次林岚，一次是夏天，一次是冬天。最近《走过青春》再版，本想给林岚送一本书作纪念，但没想到打电话给二哥，二哥却说：“林岚两年前就得病去世了。”我又问林岚的儿子是不是在北京?二哥说：“他儿子林小军当了几年兵之后，本来复员安排在了北京市公交汽车总公司当司机，但他从小在油田长大，北京人也不熟，所以后来又跑回了油田。小军回来后林崴给他买了一辆夏利车，一直在油田附近跑出租。最后觉得跑黑车不稳定，再加上北京的工作也丢了，林岚又在这边给小军重新办了当地户口，参加了油田内部的技校招生考试，毕业后分配到油田当了工程车司机，现在还是泵油车司机。小军现在大概有二十六七岁了，本来准备去年和一个农村姑娘结婚，结果林岚前年突然去世了，按本地习俗，小军去年不能结婚，所以直到今年才结婚。林岚的老婆还在油田，女儿还在上学，她们这辈子是不可能再回北京了。”
知道龚凤海是通过一名北京知青的介绍。换了两次车，坐了整整一天，跑了大概200多公里的山路，费了很大劲，昨晚终于找到了他。其实昨晚很想去他家凑合一晚上，但他没有留我，所以只好住进了那家黑店。同屋住的人半夜还起来抽烟，所以烟熏火燎，加之他们的呼噜声，害得我几乎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
早晨8点钟，龚凤海过来找我，问我睡得好不好，我开玩笑说肯定不如去你家睡得安稳。他说他家只有一个小床，不好意思让我睡沙发。说完，他把我的行李放在他那辆很破旧的自行车上，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聊，10分钟后来到了他家。
刚一进他的家门，让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美人照”，不仅是墙壁的四周，甚至包括玻璃窗户和房顶上也贴了很多。满房子花枝招展的“美人照”让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一个人很寂寞，上个月发了工资买了6本挂历撕开全部贴在墙上了，无聊的时候欣赏欣。”
我开玩笑说，那就等于每天都有72个大美女在陪你睡觉啊!他也开玩笑说：“连封面是78个大美女每天晚上都在陪我睡啊!”我笑着说，你真有办法!还让巩俐、刘晓庆和那么多电影明星陪着你。他说：“其实也白花钱，一个月工资都进去了，只能看，要是活的就好啦!”他一边说一边笑，我也跟着他在不停地笑着，顿时我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
龚凤海1949年生于北京，北京垂杨柳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黄陵县侯庄公社龚庄大队插队落户。当时他们村只有3个知青，刚开始他负责记公分，后来又放羊，对他来说，插队几年基本没受什么罪。1972年底，开始大批招工，他被招进了省立的黄陵上畛子劳改农场工作。刚去不久，他所在的中队就分给他70名犯人让他负责管理。他说：“管犯人可不像是拦羊，那帮人特不听话，有时敢和你急。犯人不好管，所以管了几年我就学了开车。”
1979年知青返城再掀高潮，龚凤海也回到北京暗地里开始活动，两个月后他就被调回北京，在公安部下属的一个单位开了车。一年后，他觉得生活不习惯，又申请调回了关着五千多名犯人的上畛子劳改农场。
回到劳改农场他学习了指纹分析，但由于业务不熟练，他又重操旧业。
10年后，他再次产生了回北京的念头。1989年底，他又通过熟人的关系被借调到北京，在国家司法部的劳改煤炭指挥部开了小轿车。两年后上畛子劳改农场迎来一次数年不遇的转干机会，龚凤海正好在范围之内，于是他被通知回场参加考试。转干心切的龚凤海毫不犹豫地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到劳改农场赶考，最终以12分之差没能转干。不久，和他结发10年的妻子离开了龚凤海，从此他成了一名光棍汉。
龚凤海说：“我老婆和我离婚主要原因是多次提干、升级都轮不到我，说我太窝囊。再一个就是这里蛇多，我特爱吃蛇肉，她不仅不吃，还特别害怕蛇，所以经常因为我抓回的蛇和吃蛇肉打架。那时饭不够吃，也没肉吃，所以我总去抓蛇吃蛇肉，后来好像吃上瘾了，天天都想吃。1994年腊月，她说你要是再吃蛇就离婚，我说离婚就离婚，离婚也得吃!所以我们就分手了。”
我问他以后还回北京吗。他说：“回去看看有可能，调动工作是不可能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北京也没有什么亲人了，父母都去世了。我原来有个哥哥对我特别好，‘文革’时不知他从哪儿搞到一个很好看的毛主席像章，怕别人抢就戴在衣服里面。结果人家发现后说他对毛主席不忠，抓去批判了整整15天，而且还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第16天还要抓去批判的时候，他钻进了朝阳区装具厂的电锯箱里自杀了。过了不久平反了，但人已经化成了灰了，平反有什么用!”
我问他北京除了父母和哥哥还有什么近一点的亲人没有。他说：“没有了，不过歌唱家朱明瑛和我从小是同学，我们住得很近，她常来我家玩，我们两家大人关系也很好，她给我的印象很深。几十年来，我很想念她，总想在电视里看她唱歌。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视里看见她在台上唱歌，我都激动得哭了。”我问他朱明瑛还记得他吗。他说：“要是说小名的话，她肯定记得我，我们毕竟是发小啊!”
我问他工作是否满意。他说：“一般满意吧，不是很满意!我在监狱门口当看守员，因为没转干，所以不能穿警服，很多人经常把我也当成了犯人，心里很不舒服，总觉得不是个滋味。
我问他今后会不会再成家。他说：“前段时间我去河边抓蜻蜓，认识了一个甘肃来打工的女孩子，她叫朱秀红，人很好，我们正在谈恋爱。但是我害怕结婚后她要生孩子，万一生了，两个黑户养不起。”我说知青的家属不是给解决农转非吗?他说：“我调回去又调回来，按规定已经不算知青了，现在不管国家对知青有什么照顾，都没有我的份儿了。所以找个农村姑娘，国家不会照顾我的，也不会给她吃商品粮和安排工作，只能自己养。这里工资很低，很难养，你看我一个月的工资，最多也就买6本挂历。”
最后我和他开玩笑说：“那就不要找老婆了，反正白天晚上有这78个大美女陪着你吃饭睡觉呢。”他说要是活的就好了!这只能过过眼瘾。”说完他便哈哈大笑起来。
在龚凤海灿烂的笑容中，我感受到的不知是苦涩还是甜蜜。告别龚凤海的时候，他说：“你今天不要走了，中午我给你出去抓蛇做蛇肉吃，现在已经是吃蛇的季节了。”我说今天还要赶到延安，因为明天约好要采访别的知青，下次再吃吧。他说：“那就不留你了，已经快12点了，还有好几百里路要走呢，要不然到延安太晚了。”他一边说话，一边从床下一个纸箱子里取出两个西红柿对我说：“你早上都没吃饭，带着路上吃吧!”我没有推辞，把两个西红柿塞进了摄影包，真的准备在路上吃。
出门后，他又用那辆很破旧的自行车帮我推着背囊和摄影包，一直把我送到汽车站。几经转车，下午4点半我又来到延安。5点钟，在北关大街延安宾馆门口再次见到老知青谢党恩，他带我顺着一个山坡，来到了提前约好的老知青赵丽媛家。不一会儿，谢党恩通知的卢玲玲、张顺兰、樊彦生也都先后赶到赵丽媛家。我和她们聊起了插队的事情，赵丽媛热情地给大家做好了炸酱面，早、中、晚三餐，被我并为一顿解决。
天黑了，大家都走了，我和谢党恩住在了赵丽媛家。谢党恩说他累了，很早就睡了，我和赵丽媛一直聊到凌晨1点。
注：龚凤海所处的地理位置很偏僻，交通也很不方便，加之那时也没有什么通讯设备，因此，分别十多年来，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多年来，其实很想知道他的归宿，但几次给他去信，都是杳无音信。前两天我给谢党恩打电话，他说龚凤海还在上畛子劳改农场，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看上去老了很多。
肯定会把我们全家人
都饿死在北京
早晨8点，谢党恩带我来到了延安市政养护管理处再一次见到卢玲玲，当时卢玲玲正好在院子里洗衣服，她说：“我爱人在家，你们一会儿再来吧!他8点半就要去上班。
听她这么一说，谢党恩赶紧带我走出了市政养护处的院子，并向我解释说：“几年前她带着她爱人回了北京，因为不适应北京的生活又回来了。所以她爱人很反感谈他们回北京的事情。”我们在延河边坐了一会儿，又回到养护处的院子里。此刻卢玲玲已经晾完了洗好的衣服，在院子等着我们。谢党恩问她爱人走了没有?她说：“刚走，上班去了。他要是在的话特烦，不让我提知青的事情。”
卢玲玲，1951年生于北七京，北京九十二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她说：“我父亲当年是火车司机，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新疆下放去了，所以家里很困难。插队开始后，我不仅是为了逃避现实，也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热情，所以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初，我来到了延安县元龙寺公社插了队。后来慢慢地就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卢玲玲为了赢得贫下中农的信任，刚去插队那年就嫁给了本村的青年农民闫志生，婚后的革命行动不但感动了大队党支部，还获得了公社领导的信任，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村里她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不断探索科学种田，同时还在努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0年间，很多同学上大学、招工陆续离开村里，卢玲玲却继续扎根农村干革命。
1979年，卢玲玲坚定的信念也出现了思想波动，同年底她被招进延安市政养护管理处成为一名养路工人。修路13年之后，她有幸当上了女工委员。按照政策，儿子的户口顺利转回了北京，并且找到一份差事，因此她也产生了回北京的念头。
1992年底，卢玲玲回北京的情绪高涨，突然卖掉自己的两孔窑洞和全部家产，带着靠知青政策农转非的丈夫和女儿请假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本想回京一边打工一边托亲戚朋友的关系调回北京，但东奔西走数月，不仅花光了积蓄和卖窑的钱，而且没有得到任何希望。
为了想尽办法留在北京生活，她和丈夫闫志生炸油条、卖馄饨、卖稀饭、卖盒饭、做蜂窝煤、看大门，尝试了多种职业都没成功，让闫志生对回北京彻底失去了信心。
一年的长假到期了，有个亲戚突然帮她在一个食品厂开出了一份假接收的证明信。纯朴厚道的闫志生害怕以假接收的方式回到北京无法生存，说什么也不愿扔掉延安的铁饭碗，卢玲玲只好跟着闫志生重返延安。当他们回到延安的时候，除了单位保留的公职，其他一无所有，于是一家三口只好住进了卢玲玲的办公室。
卢玲玲说：“在北京待了一年，受了多少罪就不用说了，不但没有赚到钱，还把老本花得一分都没剩，回来的时候还欠了亲戚700多块钱，连路费都是借的。
回延安已经两年多了，我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厚着脸皮住在办公室。不过还是闫志生想得对，要不然肯定会把我们全家人都饿死在北京。
“那时候号召插队，我们]听党的话，现在回不了北京，回去又吃不上饭，却没人管我们。想起当年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其实挺后悔的。但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后悔也没有用了，只有面对现实，活一天算一天。”
在卢玲玲那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除了公家给配的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小木柜之外，再就是个简易的床铺和一些简单的生活必需品。
我问她以后还回不回北京。她说：“北京毕竟是我的家，再说儿子也在北京，退休了还是想回去。”
中午11点，我们离开了卢玲玲的家后，谢党恩带着我顺着延河来到了延安著名的二道街，二道街几乎全是小饭馆和小商店，在一个名叫笑林的餐厅，我们吃了简单的午饭。不到2点，我们又在东门坡的延安粮油加工厂家属院的大门房找到了老知青刘啸清。
刘啸清个子不高，看上去很精明，衣着也很整齐。他得知我的来意之后，喊来一位正在院子里打牌的中年男人说，记者来采访我，你帮我盯一会儿。中年人招呼了一声，麻将摊挪到了大门口。刘啸清带我上了楼，来到他家。一看他就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三十多平米的房间收抬得整洁有序，一个小木柜上摆着电视机收音机和好几个花瓶，茶几上放着两个透明的罐头瓶子，里面养着几条红色的金鱼，墙上还挂了不少装饰品，显得温馨而富有活力。等他洗好茶杯沏好茶之后，我拿出录音机和笔记本，开始了对他的访问。
刘啸清1950年生于北京，他和弟弟都是北京一三八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刘啸清说：“插队那年，我特想去当兵，目测和体检都过关了，正在等通知的时候，我弟弟在学校和全班同学起表了扎根农村一辈子永远当个贫下中农的小学生’的决心。没几天，我弟弟要来延安了，当时父亲去东北支边不在家，母亲哭着对我说，你不要当兵了，弟弟还小，你陪他一起去延安吧，好有个照顾。我觉得当兵和插队都是革命，所以，1969年2月的一天，我跟着弟弟的同学去北京站上了火车到了铜川，从铜川到延安一路上都是坐敞篷大卡车走的，虽然同学们不停地唱着《英雄儿女》《下定决心》《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很多革命歌曲，但还是差点儿没被冻死。
“到延安后，我和我弟弟都被分到了延安县柳林公社二十里铺大队种地，半年后，队长安排我看了西瓜地。看西瓜地是得罪人的事，本村人不愿看，只有我们知青遇事敢翻脸。第二年我又被社员推荐去县上参加了一个短期的教师培训班，一个月后就回到村里当了老师，除了在学校教书，还要负责村里的扫盲工作。
1972年底，我就被招到延安粮油加工厂当了工人，碾米、磨面、榨油，一干就是22年。”
我问他爱人去哪儿了。他说：“卖馒头去了。我找的是农村的，1980年结的婚。她叫庞世玲，1985年落实知青政策她吃了商品粮，安排在了东关粮站工作，1992年优化劳动组合她成了一名编外人员，至今不让上班，也不给工资，她只好出去卖馒头卖烧饼。1994年，市场竟争太厉害，我们厂关门停产了，厂领导看见我们两个都没工作了，照顾我这个老知青在家属院看了大门，等于保住了我每月127块钱的工资。”
我问他弟弟在哪儿。他说：“我弟弟1975年困退回了北京，在宣武区清洁队抽了15年大粪。1991年因为有病开始吃了劳保，现在日子过得比我还艰苦，他这辈子可以说是没少受罪。”
我问他除了看大门还做点什么。他说：“自己也没有什么技能，没什么可干的，只是帮老婆卖卖馒头。”我问他今天还去不去卖馒头。他说：“去，下了班就去。一早一晚买馒头的人多，要去帮忙。
聊到下午4点，刘啸清说：“该下班了，我要下去交班，交完班还要去卖馒头。”我要求去看看，他满口答应说：“坐我的自行车去。”他又问谢党恩去不去?谢党恩说：“我不去了，一会儿我就回去了。”并嘱咐我过两天在城里采访完去他家找他。
半小时后，刘啸清来到了七里铺的南桥农贸市场，在这里，我见到了刘啸清的爱人庞世玲。庞世玲看上去也是很精明能干的一个人，无论是穿着还是盖馒头和烧饼的白布，都要比周围几家同行干净得多。
庞世玲自信地说：“我的馍和饼子卖得最好，这一排谁家都没我卖得多。我卖馍和饼子从来不用手去抓，都是用夹子，而且拿钱的夹子和夹馍的夹子都是分开的。”刘啸清站在一旁听着他老婆的这些话，显出了很幸福的样子。
注：几年前听说刘啸清还在农贸市场卖馒头，而且生意还不错，日子也凑合，但我再没有见过他。最近联系，卢玲玲还在延安，因为她已经没有信心再把北京当成是自己的北京了，她深信自己的能力在当今的北京无从生活，于是她不得不永远放弃自己心目中的北京。
郑长利夫妇
刘啸清告诉我，北关大街的延安机械厂也有几名北京知青。早饭后，我一个人来到他所说的机械厂。
在机械厂的钳工车间，我首先找到的是北京知青郑长利，他个头儿很高，也很瘦，面部表情严肃，不是很爱说话。
郑长利说：“这里太吵，我们去理发馆吧。”我问为什么要去理发馆?他说：“是我老婆的理发馆，那里清静。”我跟着他来到厂区门口，他指着一间很破的房子说：“我老婆在里面理发，是厂里的内部理发馆。”
进到里面，果然很清静，只有他老婆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织毛衣。他老婆穿着一件很干净的白大褂，戴着副近视镜，看上去很像一位知识分子。她看见我们进去之后，赶紧收拾起毛衣给我们让坐。郑长利向我介绍说：“这是我老婆，她叫高俊英。”然后他又对着他老婆说：“北京来的记者。是来采访的。”高俊英点了点头转身拿起一把暖壶出了门，不一会儿，她打了一壶开水回来，洗了洗自己的喝水杯，倒了一杯开水，热情地递到我的手里。随后，她问郑长利：“要我出去吗?”郑长利看了看我问：“没事吧?”我说什么事?他说：“她怕影响你的工作。”我赶忙说：不影响，一起聊吧。”她这才坐在地上放着的一个木箱子上听着我们的对话。
郑长利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五十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郑长利说：“我是在宜君县棋盘公社南沟生产队插的队。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插队肯定是跑不掉的，所以我1969年1月份就来到了延安。在村里干了两年农活，1972年又当了民办老师，1973年招工来到这里再没有动。刚来的时候当学徒，每月才16块钱，进厂25年了，每月收入才200块出点头儿，生活很紧张。
“我们]厂是1958年的老厂，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管理也跟不上，这些年一直亏损。我是一名钳工，经常没活干，有时连200都拿不到。女儿的户口转回北京了，但没条件去北京读书，只好在延安自费上中专。我很想让她有个一技之长，将来能够回北京发展，到那时候，我也可以想想叶落归根的事情了。”
我问他欠着账还是存着钱。他说：“没欠，存了将近2000块钱，女儿念书要用钱。不过挣得少，钱总不够花。今年3月孩子要吃肉，我出去买了2斤猪肉，一顿就吃光了。到今天为止，我家已经快半年没吃肉了。”
我问高俊英理发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她说：“我们这是内部理发馆，外面人也不会来，理一个头才1块钱，有时一天理一两个，有时还没有，光靠厂里的人头基本赚不了几个钱，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收一百多，平常也就能收五六十块钱。”
在我们]的对话快要结束的时候，郑长利对他爱人说“正好给我剪一下吧！”在他们]剪发时，我拍了几张照片。等我拍完照片之后，高俊英问我：“你剪吗?”
我说不剪了。她笑着说：“你的头发太长了。”郑长利笑着说：“人家看不上你的水平。”我赶紧解释说：“不是，不是，我一直留着长发，刚刚理完发。”
要告辞的时候，高俊英说：“你不要走了，快到中午了，我回去给你擀面吃。”郑长利也表示去他家吃饭。但由于时间关系，我还是匆匆离开了机械厂，准备去环卫处找谢党恩给我介绍的老知青张金萍。
张金萍
中午12点，我走进了延安市环卫处的大门。在光线很暗的一孔窑洞里见到了张金萍的儿子，他说：“我妈妈中午不一定回来，这两天好像中央来人了，她们单位的人都很忙。”在他儿子的带领下，我在北关大街见到了张金萍，当时她正蹲在路边端着一个塑料袋吃着凉粉。
张金萍的儿子帮他妈妈扫大街去了，我和张金萍坐在路边开始了对话。半小时后，张金萍说：“我不敢和你聊了，怕万一来检查的就麻烦了。这两天好像是中央来人了，把我们蹿得很紧，中午也不让回家吃饭。”说完她便从儿子手里接过那把2米多长的扫帚，又对我说：“你晚上来我家吧，我等你。”
晚上6点，我再次来到她家。她丈夫刘战明和儿子、女儿都在家里盯着一台黑白电视机观看文艺节目。
张金萍，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九十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张金萍说：“文革开始后，因为父母的原因，作为一名中专生，最后一批招工离开村里，被安排到延安市养护处当了养路工人。1984年，我响应号召做了绝育手术，1989年又做了阑尾炎手术，1993年又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等于我连续做了3次手术，并且还有了严重的心脏病。那时延安市区修马路需要石子，上面给我的任务是每月必须去延河里挖出6方石子洗干净交上去，夏天延河总发洪水，有时一次就把挖好的石子全部冲跑了，任务完不成工资也不给发。我爱人是党校的一名教师，平时也很忙，为了保住我38块的工资，害得他经常是一下班就往河湾里跑，帮我挖石子。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实在坚持不下来了，好几次晕倒在河湾里和路上。有一次在大礼堂附近挖下水道晕倒了，多亏有人发现得早，要不然那次肯定死在下水道里了。
“1990年，我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毛遂自荐调入了本系统的环卫处当了市内清洁工。5年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节假日，我都在3000米长的北关大街清扫和擦洗着两边的铁栏杄。延安是个特殊的城市，中央和省上的领导经常下来视察工作。每当他们来视察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更加紧张了，有时凌晨两三点就得起床去扫大街，虽然我身体不好，但我没有关系，给我安排的还是最繁华的路段，有的路段一天要扫好几遍，有时候忙不过来，经常是儿子和他爸帮我去扫。”
我问她姊妹几个。北京还有什么人?她说：“7个。有两个哥哥和我一样离开的北七京，三哥当年去的东北兵团，至今还没有回来。四哥去的内蒙古草原插队，1979年好不容易调回了北京，结果1982年被汽车撞死了。还有几个兄妹在北京，基本没有什么联系，也没人帮我，我也不知为什么。我父亲1979年去世，母亲八十多岁了，哥儿几个把母亲送到通县一个敬老院了。我离得远，没本事，也照顾不了老人。”
我问她想过回北京的事吗。她说：“很想回去，关键是北京没单位接收，原来想让我妈想办法找找人把我调回去，她说，哪儿L黄土不埋人啊！我妈的脾气我知道，所以我再也没向她提过回北京的事。”我说兄弟姐妹为什么不能帮帮忙?她说：“关键是咱们穷，虽然是兄弟姐妹，感觉人家还是看不起我，所以也不想麻烦他们。
张金萍的丈夫刘战明说：“我的单位不好，她的单位更不好，其他事情就不说了，最起码的一条，连个住房都解决不了。现在我们一家4口人都睡在一个土炕上，儿子已经中学毕业了，在家待业，女儿也上初三了。孩子长大了，住在一起实在是不方便。环卫处就给我们分了这孔20平米的窑洞，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此刻，两个孩子都躺在炕上睡着了，我看了看表，已经快12点了。收拾东西准备出门的时候，张金萍忽然说：“我给你个东西，你看看能不能用得着?”结果，她递给我一份根据多种国家文件规定的，转干、住房医疗费报销和加班补助的申请报告。
注：几年前在延安街头还分别见过郑长利和张金萍，他们似乎已经变得更加苍老，郑长利依然还在那个半死不活的工厂，张金萍继续扫大街，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北京。梦想能否实现?如果仅靠他们自己，恐怕他们的梦想永远也无法成为现实。
韩荣宪
早晨7点，来到东关汽车站准备去姚店镇的延安钢厂找谢党恩，结果没有碰到去姚店的车，反而有一辆去延川的车正要开车，不想等车，我临时决定去延川采访韩荣宪。两小时后，我来到了延川县政府院子里，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他。韩荣宪住的房子是县政府的一间办公室，让他搞得很脏，里面堆满了垃圾，不足20平米的房间，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尘。除了灰尘和杂物，到处堆的都是他的读书笔记，有的写在本子上、有的写在废纸上、有的写在烟盒的背面，总之，只要在他的房间发现一张纸，上面一定会是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哪怕是一条卫生纸。据说，他的读书笔记超过了200万字。
韩荣宪自称是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不少延川人却称他是光棍协会会长。不管人们称他什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我是国际问题专家！”整个一个县城，提起小韩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其实在延川的几十年，小韩早已变成了老韩，但人们还是习惯地称他为小韩。
韩荣宪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西颐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来到了延川县禹居公社驮家岔大队插队。不久，他顶着寒风上山给知青组砍柴，到晚上吃饭时，同学们才发现他没有回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全村的知青和村民们打着灯笼，举着火把，经过整整4个小时的寻找，终于在一个三十多米深的天窖窟窿里找到了他。等村民用绳子把他吊上来的时候，虽然没有断气，但一句话也不会说了。
同学和村民们]赶紧摘下一块门板，绑成担架，轮流抬着他跑步前进，把他送到几十里外的公社卫生所。卫生所没办法，连夜又把他送往延安地区医院。好几天昏迷不醒，又被送往西安，消息报告到北京，主管知青工作的王震副总理派专机把他接回了北京治疗。由于他的大腿严重骨折，成了一名瘸子，更为严重的是脑挫伤严重，使他失去了正常思维。通过将近一年的治疗，他又来到了延川l，县上决定照顾他去县政府招待所工作。县上为他安排工作，其实就是想给他找个“挂靠”单位养着他，以免上级领导追查。
据说，他的工资从未间断，但他不断给中央写信，经常把县委和县政府搞得很被动。1974年春，他给北京市安置办公室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没饭吃和没钱看病的情况。不久北京市安置办收到来信后，便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有关延安知青的一些问题，周总理批示让延川县安置办尽快解决韩荣宪的吃饭问题。周总理还召开了专门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组成慰问团带着五小农具去延安看望知青，后来数干名北京干部奔赴延安工作，给每个知青点派了一名干部，协助当地政府的知青管理工作。周总理的指示传达后，延川县委、县政府还专门组织了知青工作汇报团赴京向周总理汇报情况。
韩荣宪说：“1971年照顾我到招待所打扫客房，这么多年来，我给食堂拉过水、洗过菜，还给政府打扫过厕所。工作虽然没有干出什么成绩，但我在25年的科学研究中却做出了惊人的贡献。”我问他研究过什么。他很认真地说：“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世界革命史的进程、文化大革命的起因;80年代是天体力学、文字改革、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式;90年代的今天，我正在研究国际关系学和世界星球大战的理论与实践。”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兴奋，我听得又激动又好笑。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经常给党中央写信，中科院的人都看不懂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计划，我已经给有关部门写信，让撒换他们的职务，要不然我就让地球爆炸。”
最后我问他攒了多少钱。他说：“二三百吧！”我说那你以后找媳妇去哪弄钱?他看了看我说：“你真傻！中央拨款呗！不过我没有找女人的毛病。”说完这句话他便赶我出门，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我要求再聊一会儿，他说：“不行！我要去邮局看报纸，还要去图书馆查资料，事很多，你快走吧！”说完他便把我轰出房门，拿起一把大铁锁将门锁上，然后背着一个写着“为人民服务”的破帆布挎包，手里拿着一根棍子，驮着背、弯着腰一瘸一跛地走出了县政府的大门。
县政府办公室一名姓刘的同志对我说：“很多人都以为小韩是憨憨(傻子)，其实他精得要死。他不上班每月340块的工资一分也不少，他吃饭一个月给政府灶上交150块，县长吃什么他吃什么，就这他还常给中央写信告县上工作搞得不好。有一次他给中央领导写信，说马县长多年来经常调戏他，结果中央领导收到他的信以后，马上就作出了批示，对马县长调戏老知青的事情很重视，中央还把告状信转到省上让尽快查处马县长，当时省上派人调查马县长的问题，把马县长吓了一跳。等省上知道实情以后，最后这事不了了之，小韩知道后，高兴得要命，他每次碰到马县长都说：‘活该！其实马县长人很好，工作也很踏实，还很喜欢和普通人开玩笑，一点架子都没有。很多人分析，估计是马县长和小韩开玩笑让小韩不高兴了。”
记得陕西作家杨波曾经有一篇文章写道：1982年7月31日上午，韩荣宪曾来到延川县公安局报案说：“有人调戏我。”公安人员笑着问：“哪位姑娘调戏你?”他说：“县政府的炊事员小呼！”公安人员说“小呼是男人怎么调戏你的?”他说：“小呼把我的生殖器摸了一把。当时周围的人很多，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公安人员笑着说：“人家是和你开玩笑，这事我们管不了。”结果他一直坐在公安局不走，直到吃饭的时候他才离开。
后来不到半个月，他连续三次去公安局催促案情，无奈之下，县公安局只好派人专程前往县政府食堂，当着韩荣宪的面把小呼“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这才算是了结了此事。
据说，原来经常有人给韩荣宪说对象，而且农村不少女子都愿意嫁给他，因为他是知青，谁跟了他谁就能转商品粮，还能安排正式工作。可是，韩荣宪每次都对媒人说：“要老婆没用项，别再烦我了。”至今他还是独身一人，因此，人们戏称他为光棍协会会长。
上午11点，韩荣宪把我轰出了家门。半小时后，我回到了妈妈的家中。
注：几年前韩荣宪通过家人的帮助病退回到了北京，2002年他被家人送进了丰台区中华福寿全敬老院安度自己的后半生。最近听老知青董玉和说：“小韩家的兄弟姐妹都很好，明知小韩年纪这么大了是个负担，但他们还是把小韩接回了北京，并且把他送到一个条件很好的敬老院。我和几个同学还去敬老院看过小韩，他过得很好。我们去之后，感觉小韩也很高兴。所以对于小韩的事情来说，无论是家人还是同学都很放心。”
刘德亮
昨天休息了一天，今天早晨7点便赶乘长途车前往姚店镇。到姚店镇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在小镇上和推着一辆老式自行车的谢党恩会面后，他说先带我去镇上看一个叫刘德亮的知青。
谢党恩在这个小镇上已经快30年了，他对这里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小镇，又通过好几道巷子来到一个很杂乱的院子，在院子里我们见到了半身不遂的刘德亮。此刻，他正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一个煤堆前打发时光。看到我们后，他想挣扎站起来，结果两次都没能站起身，谢党恩说你不要起来了，好好坐着。
刘德亮用不大清楚的北京话说：“我是1952年在北京出生的，海淀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1969年1月24日来到延川县禹居公社康家村大队插队。禹居公社是大禹治水时路过居住过的地方，那时候驻队干部总说让我们一定要发扬大禹治水的精神，跟社员们一起去劳动。在村里，我连续3年被评为好社员。1972年底招工来到延安变压器厂学了开车。后来经人介绍，我和附近蔬菜队的菜农冯萍结婚，快30年了，再没动过窝儿。”
在多年的工作中，刘德亮一直是一名厂级先进工作者。
1989年夏季，正当刘德亮要戴上安全行驶百万公里无事故的大红花的时候，他的脑血管突然破裂并住进了医院。尽管厂里派人陪同先后去延安、西安、北京多方治疗，最后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半身不遂，而且说话口齿不清，一个耳朵有用一个耳朵没用，半个脸会笑半个脸不会笑。1991年5月，他出院回到延安，欠下一笔数额不小的债务。从此，刘德亮一家，只好勒紧裤带过日子。
我问他还能上班吗。他说：“不能干别的活，厂里只好让我放水，院子里的自来水水龙头离我家只有100米，为了节约用水，平时不开，只有吃饭的时候放一个小时。每次去放水，我都要拄着拐杖提前半个小时出门，要不就赶不上了。这几年，放水一直保持着我的280元工资。冯萍也按政策照顾到了厂里看大门，每月也是280元，厂里很照顾我们。”
我问他孩子多大。他说：“儿子叫刘刚，初中毕业，今年20岁，户口早就转回北京了。但咱们在北京没人，他只好在厂里当临时工，每月120元。”刘德亮看了看表说：“11点半了，不能聊了，我要去放水了。”说完，他便吃力地往起站，我和谢党恩赶紧上前扶他站起身来，并搀扶他艰难地来到水龙头的旁边。
我问他北京还有什么亲人。父母在做什么?他说：“父母原来在北京大学工作，母亲1974年就去世了，当时我还回去过。父亲1992年去世，那时我已经出院回到了延安，家人知道我身体不好回不去，就没告诉我。直到第二年还是邻居去北京出差回来才告诉我。说到这里，刘德亮放声痛哭起来，他擦着眼泪接着说：“1992年初，我还收到我爸爸从北京给我寄来的一台18寸长虹牌彩电，他知道我身体不好不能出门，所以常想着我。按时间推算，他给我寄了电视不久就去世了。”他一边说，一边失声痛哭。一位挑水的中年男子对我说：“刘师傅是让病害坏了。他为人好，那时候工作又积极，经常是先进。他开车早，也开得好，认的人很多，那时延河一道川提起刘师傅都举大拇指。要不是害病，说不定厂长都当上了，他七几年的时候就当过两年我们厂常驻西安的代表，很多大事都是他代表厂里去谈，没人不佩服他。那时厂里的年轻人很多，北京知青也有上百人，他算是数一数二的年轻人。”
刘德亮依然流着伤心的泪水，中年人带着的一个男孩子看着刘德亮痛苦的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陪着刘德亮放完了水已经是1点10分。谢党恩搀扶着他来到了他家。这时，刘德亮的爱人冯萍和儿子正在家里等着刘德亮回来吃饭，摆在餐桌上的饭菜只有5个馒头、一盘土豆丝和几碗小米稀饭。刘德亮示意让我们也吃，谢党恩说我们不远，回去吃。我小声对谢党恩说，饭菜也够简单的，谢党恩说：“我们都这样，早就习惯了。”说完我们便离开了刘德亮家。
谢党恩
谢党恩骑着自行车带我来到了延安钢厂，延安钢厂是周总理为了改变延安的经济面貌而特批建设的，后来由于黄土高原缺乏炼钢的原材料，钢厂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多年来几乎处在半关闭状态。很多职工人浮于事，总有职工去延安、西安、北京等地上访，可以说延安钢厂是延安经济发展中很大的一个包袱。
来到谢党恩家，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明显的下岗氛围。他家的窑洞里，除了一个简单的床板、两床带着补丁的被子、两辆旧自行车、一个破烂不堪的沙发和简单的吃饭用具，真可谓是家徒四壁。谢党恩说：“我们的收入太低，住房条件太差，晚上睡觉，窑顶上的泥皮经常掉到身上和脸上，有时睡到半夜发现满嘴都是泥。”这时，他爱人给我们端来饭菜客气地说：“不知你能不能吃得惯，我家实在没什么好东西给你吃。”我赶紧说了一句：吃什么都一样！谢党恩笑着对我说：“你看看是不是和刘德亮家吃的一样?”他一边说，一边从柜子里拿出半瓶白酒放在桌子上。我发现除了比刘德亮家多了一个酸菜，其他几乎一模一样。我和谢党恩边吃、边喝、边聊。
谢党恩说：我是1953年生于北京，北京七十七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24日来到延长县的黑家堡大队插队落户，刚来的时候虽然劳动强度大，经常吃不饱，但我并没觉得多么艰苦，反而觉得农村是真正大有作为的地方。没两年我就和村里的黑玉萍结婚了，婚后，村干部对我更加信任了，先是派我去县里参加农机学习班，回到村里开柴油机、办粮食加工厂，后来又让我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那时我还多次出席省、地、县的先进知青代表大会，走在哪都感觉很风光。再后来，不少人进了工厂、当了兵、返了城，大部分知青都离开了村里，我逐渐感到心理上越来越不平衡。1975年再次招工，我带着农村媳妇来到了延安钢厂，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
“我们厂过去有好几百名北京知青，那时候还是国家二级企业、陕西省明星企业，当时外地来参观的、考察的、取经的都很多。到了八零年，这个厂就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1993年后半年开始厂里连续几个月给职工发不出工资，欠债达到了好几干万元，大部分人整天为吃饭发愁。
当然不仅是钢厂知青的生活艰苦。现在，延安还有372名北京知青，其中三分之一的人生活没有保障。将近一半的人月收入不足70元。因为生活极度困难，有离家出走的、失踪的，甚至还有自杀的，其实这些事情有关部门都知道，但就是得不到解决。
“拿我来说，还算是一名省级先进工作者，同时又是名因工双腿严重致残的特殊员工，照样得不到什么照顾。尤其是这些年，我调查掌握了厂领导的很多黑材料，给省上、中央一次又一次地反映他们的腐败行为，而且还写大字报、小字报、组织职工上访，不但没起到什么作用，反而得到了打击报复。记得1993年因为我不愿改动报表的真实数字，所以被一名厂领导解雇。我曾多次找厂党委的领导交谈，但至今得不到解决，使我这个省级先进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流浪汉。”
谢党恩的爱人黑玉萍说：“我是1986年落实政策照顾到钢厂工作的。因为谢党恩得罪了领导，我也是1993年就被挂到空中了，至今不让我上班，也没给我发过一分钱。
我问谢党恩一家4口靠什么维持生活?他说：“我比较懂废钢料，这几年全靠跑到各县回收废钢材贩卖到外地挣点钱过日子，要不然我们两口子都没有工作非得饿死不可。
我问谢党恩今后的打算?他说：“我知道这辈子靠厂里是没有希望了，所以我只好自谋生路。这两年，我和知青路贵帮自费跑遍了延安地区的每个县，几乎找遍了留下的北京知青，绝大多数日子过得都很艰苦，儿女也没工作。我们一直想筹集资金在延安建个豆制品加工厂，把北京丰富的豆制品引进延安，以便安排知青子女，解决知青的后顾之忧。”
注：1997年11月8日，当我的《走过青春》正式出版并在北京西单华威大厦举行摄影展览和首发式的时候，谢党恩和14名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也出现在了现场，当时让我感到很惊讶。通过聊天，我才知道他是带领知青回京上访的，而且是无意当中在报纸上看到了《走过青春》首发式预告，因此他们特意赶到了现场。11月12日，当我在西单一家饭店邀请谢党恩和14名上访知青用餐时，他们一会儿激动得流泪，一会儿开怀大笑，个个都显得以后的日子有了希望。记得当时谢党恩说，他们已经到北京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反映了北京知青在延安的处境，有关部门表示会尽快解决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延安方面还派人进京说服他们，说地委已经接到了国务院的电传，正在考虑如何解决知青的因难，希望他们尽快返回延安，并为他们买好了返程的车票。不久，《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等多家媒体都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采访报道。
村民们面对毛主席像
说什么话的人都有
张明生
昨晚在谢党恩家那孔透风的窑洞里几乎没有睡着，因为蚊子很厉害，他先后两次起床用艾草给我熏蚊子，但还是无济于事。一早，谢党恩就做好了早饭，小米稀饭、馒头、咸菜、干辣椒面。饭后，我们一同来到了钢厂另一名知青的家中，这名知青叫张明生，媳妇也是当地人，看家庭条件和衣着打扮，感觉他家和谢党恩家没有什么区别。
张明生说：“我是1948年出生在北京，西颐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18日我和12名同学来到宜川县新市河公社上北赤大队插了队。当时我是知青组年龄最大的一个，第二年村长就让我当了知青组长。从此总觉得自己有了一种责任。
当了组长后，一心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刚开始搞科学种田，后来又带领知青帮助队上创办学校，建立医疗站。还在村里设立了一个毛主席语录台，要求村民们每天跑到语录台前面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当时我们的这个革命大行动还得到了公社的表扬，外村的很多村民、知青还来参观我们组织的早请示和晚汇报活动。
那时的早请示晩汇报活动现在想想很有意思，按现在人说的话，其实就是瞎闹着玩。那时村民们面对毛主席像说什么话的人都有，有的说早上几点起的床，有的说早饭吃的是什么东西，有的说今天准备上山种什么，还有的说想去北京看望毛主席他老人家……晚汇报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村民们去山里受了一天苦，回来个个灰头土脸的，还要跑到语录台前对着毛主席像进行晚汇报。有的告诉毛主席今天种了几亩地，有的告诉毛主席种地走了几里路，有的向毛主席汇报他和谁去山里了，还有的对毛主席说他老婆晚上做的什么饭、他们准备几点睡觉等等………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说起这些现在觉得很可笑，但那时候可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虽然当时面对的只是一张毛主席的画像，但谁都不会觉得是画像，都认为面对的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的早请示晚汇报活动可以说搞得很成功。同年底我出席了全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到村里没多久，我又被派出去当了民工，那时候人人都想去当民工，因为当民工不仅可以吃饱饭，还可以吃到肉。我当民工修过公路、架过铁路，经常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1971年5月，我又被贫下中农推荐去延安钢厂当上了炼钢工人，刚开始的那些年，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
1977年初，30岁的张明生爱上了当地女青年魏桂萍，结婚后，离开土窑洞好几年的张明生又一次住进了农民家的土窑洞。从此，他忙工作、忙儿女，过着紧日子。为了增进与房东之间的友情，他每天下班回来不是担上粪筐上山就是扛起锄头下地，房东家的农活他一忙又是整整10年。
张明生说：“我们结婚10年后，政府开始落实知青政策，我老婆这才被照顾到钢厂当合同工，从此我们开始享受双职工待遇，一家4口总算住上了公家的窑洞。
收入也从我一个人的40多块钱一下增长到了80多块钱，生活宽裕了很多。原来总想着回北京，日子好过了，也就再没想回北京的事情。心想不回就不回了，死了就埋在陕北算了，主要是回去也没有什么技术专长，说不定还不如留在陕北，毕竟这里没有多大的开支，消费要比北京小得多。再说回去也不一定能适应，北京现在竞争很激烈，万一没饭吃还得回来。比如延安就有回了北京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我不想走那条路，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这些年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延安钢厂的生产一停再停，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从1995年5月起，张明生再没有领到工资，他家整天吃了上顿没下顿。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困境，这是张明生最为关心和最为着急的事情。
采访完张明生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他没说给我做饭吃，我也没说要吃饭。其实此刻我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叫。告辞后我去马路边乘坐辆过路长途汽车直奔延安，一小时后到达延安东关，并在一家小饭馆填饱了肚子，又匆匆去了延安长途汽车站准备前往西安。下午5点夜车准时出发，晚上12点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停在了西安火车站的西南角，我住进了解放饭店。计划明天一早飞北京，回去要到珠海和澳门给公家出差。
注：1997年11月1日，《走过青春》在北京举行首发式，张明生在北京念书的女儿也赶到现场代替父亲向读者签名，她面对书中父亲的照片和贫困的家境，一边签名一边默默地流着眼泪。很多读者问她为什么流泪?她说：“爸爸妈妈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
待续……
黑明，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出版有20余部表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图文专著。举办过多次摄影作品展览。曾获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中国十佳摄影师、中国当代摄影师大奖、文明中国杰出摄影家、中国摄影五十年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等奖项和荣誉称号。2009年日本照相机株式会社等机构在“日本肯高国际双年度摄影大赛”中设立——“黑明奖”。
文/图来源：黑明《记忆青春》视频来源：腾讯视频
本文由“老知青家园”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
|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老知青家园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访问红色边疆荒友家园网站 |
Go to "Discover" > "Top Stories" > "W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