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恩公赵凡

老知青家园

恩公赵凡

成都云南支边知青战友联谊会

资料：许世辅王进剪辑：肖嘉琪题字：周述清

赵凡讲述
在云南知青返城的前夕

凤凰台《口述历史》

我只说事实——口述者赵凡，原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公室副主任。

知青之父”赵凡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

记者：山旭

那一大片孩子啊，都跪着，有好几百人。他们哭，我也哭。我来晚了呀!

有时，时间就像砂纸，会把记忆中最为光彩的部分也打磨得暗淡模糊。

北京三里河白沙沟小区10号楼，《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与92岁的赵凡相对而坐，一点一点回忆30年前的线索。有时候实在想不起来了，又没有材料可以参考，老人就仰身靠在沙发上，叹息道:“现在没人研究这些了。”

1978年12月，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受中央派遣到云南调查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当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赵凡原名赵有成，1937年参加彭雪枫领导的八路军“学兵队”，1945年8月到当时的北平做地下工作。1949年6月起，他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赵凡被关押了整整10年，至1978年3月恢复工作。

1978年的云南则是一片躁动，要求返城的知青们阻拦火车、到昆明请愿。就在赵凡与云南省负责人赶到昆明的第三天，一个知青请愿团也到达了北京。

赵凡带领的国务院调查组于1978年12月25日到达昆明，1979年1月28日回京。在此期间，他们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就解决知青问题提出了六条意见。

除提高农场工资等内容外，报告建议：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知青返城之门从此正式开启。

2003年，赵凡受四川知青邀请到成都做客。知青们后来寄给他一本厚厚的画册，贴满他们在成都相处的照片。空白处写着敬语，第一条就是“建设兵团知青之父”。

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于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写道:“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从那时起到70年代末，全国国营农场先后接收了290万知青。不过随着政策的松动，到1978年底时已经走掉了130万人。剩下的160万人，心中的烦躁与渴望让他们像一股方向不明的滚烫岩浆。

1978年10月中，云南景洪农场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能在中央的帮助下返城。

知青们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要求并非偶然。10月31日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即将开幕，知青们都希望会议能够彻底解决返城问题。

这次会议却迟迟没有闭幕。到11月时，又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大出血死亡，结果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即所谓“橄榄坝事件”。不过知青们仍寄希望于北京正在召开的会议，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12月10日，持续43天的会议终于闭幕了，会议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而且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这就是著名的《知青工作四十条》。

上百万翘首以待的农场知青失望了。12月16日，云南农场的第一批上访代表步行出发。12月18日，丁惠民带领第二批上访代表徒步北上。12月24日晚，第一批上访代表在昆明火车站登车未果，开始卧轨。

刚刚参加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赵凡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接到国务院值班室通知，立刻去云南处理此事。赵凡赶到机场时，安平生乘坐的专机已经发动。

李先念说知青这个事情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邓小平也说要解决知青问题。政治局、国务院开了几次会，但是不好解决。去云南，是中央对我的信任，临危受命。我是农垦局长，国营农场知青闹事，我责无旁贷。

我到昆明以后，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然后和各层级的同志开会。省里有的同志说知青造反，要公安解决，我说中央没有这个精神。后来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5个人:我，云南省长，两个省委副书记，国务院知青办的副主任许法。第四天开始和知青代表开会。上午有四个知青发言，说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我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内部矛盾。现在国务院发了三条指示，又派了调查组，不只要解决你们在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我也是知青家长，一定会关心你们的问题。下午来了两个知青代表。我说，你们要体谅大局，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

调查组有农林部、农垦总局的同志，还有四川、上海、北京的同志，他们那里的知青最多。晚上我们和省市同志开会，报告说又有六个知青代表不见了，就是去北京了。调查组里四川的同志说，只要和云南商量好，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这是最早一个让知青回去的省。

云南的同志说，主要是上海的问题，还说上海来了一万多农民，不明白为什么跑到云南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说，如果真是农民就必须回去。谈完了，知青代表情绪都很好。到云南的前五天，就是做这些工作，要和知青代表谈，稳定他们。

中央讲的是大道理

中央发给云南省革委会并转各国营农场的三条指示也是在12月25日发出的，第一条要求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第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第三是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

在和知青代表交涉后，调查组分成两路到事态严重的西双版纳、德宏进行详细调查。

西双版纳农垦分局最多时有3万人罢工。西双版纳的书记汇报说，闹事的分成四种人:自觉自愿参加罢工的骨干，有64人；随大流的，这样的人多一些；上工受围参加罢工的；不参加罢工但是请病假、事假在家不出来的。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那时候边境紧张，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事态很严重。

我们又分了八个工作组去八个农场。我向这些农场的书记、场长说，知青停工期间工资也要发，中央讲的是大道理。也有痛快的办法，动用军队，但那是“四人帮”的做法。

我做工作以来，从来没遇到这样的事，狗咬刺猬，没法下手。但是要学诸葛亮不能学张飞，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跟他们说，有冤假错案由落实政策小组解决，这个小组可以有知青参加。

我去农场，知青住的房子都要倒了。每天吃三两白水萝卜，一年六两肉，不到三两油。东风农场说一个女知青偷东西，押着游街。知青到了农场，管理不好，又有人违法乱纪，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矛盾很深，这不是坏人可以煽动起来的。结果1月8日，告诉我们勐定农场绝食了，知青一天就发了200多封电报，让我们去。我们从晚上8点出发，跑了一夜一天，终于到了勐定。

1月10日上午，我们和知青代表谈话，他们说，您见见大伙吧，我说那就见见吧，把中央的政策说清楚。

那是下午4点，好像在农场招待所前边。那一大片孩子啊，都跪着，有好几百人。他们哭，我也哭。我来晚了呀！我打了几十年仗，解放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有这样的情况！

我跟知青们说，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我说这个话是从内心里说的。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跟孩子们说，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现在要大治了

就在国务院调查组到云南的时候，知青代表也于12月27日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给他们安排了医疗、食宿，每人还发了崭新的军大衣。知青代表提出希望见到邓小平或者其他国家领导人，1979年1月10日，他们见到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邓子华。

王震说，搞了这么10年，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现在要大治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定的无政府状况出现了。

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原则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

从勐定农场回到西双版纳，我们和所有调查组负责人、农场负责人开会。我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

调查组开会，就是上海、北京、四川这些个知青多的地方的同志在一起商量，怎么解决问题。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上海的同志觉得有困难。那时刚拨乱反正，上海刚喘了一口气，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

回到昆明，我和安平生同志谈话。他说云南省委有办法解决知青问题，就是需要下个决心。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云南省委也同意。我们就给中央打了这个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我们当然希望多留知青，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这个就是我们调查组的意见。争取分四批两年走完。我们和上海、北京的同志谈，开始他们有担心，但是事情就在这里，必须让知青回去。谈了几次，后来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

云南省委后来又开了两次常委会，开始谈怎么安排知青离开农场。需要有时间安排，需要有手续，分批走。

在昆明给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开会。我说这个会本来是应该集中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实现工作中心转移，迎接新的经济大发展。但是出现了更迫切的问题。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把三中全会的精神吃透，振奋起来。我这次来，还带了规划组、机械化组，我们还是要办好国营农场。

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

1979年2月到5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达到90%以上。到了1980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返城潮随后遍及全国。

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后来在国家农垦总局的碰头会上，我总结说，知青不仅是云南的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存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工作中心转移都有困难。

让知青上山下乡，难在哪呢？它是毛主席定的。但是把那么多知青派去了云南，吃不饱。后来动荡了，政策就更乱了。政治形势好了以后，人们都希望改变这个做法，当然也有人反对。所以知青工作会议吵得很厉害，最后还是没让知青回来。但是1978年拨乱反正了，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所以我去云南解决知青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执行党中央的决策，这个功劳是党中央的。

来源：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转自：人民网

赵凡先生功德碑记

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未至一九七九年初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知青，不堪忍受长期置身恶劣处境和遭受不公正待遇，借“十一届三中全会”肃清“四害”流毒，拨乱反正的东风，公开提出恢复知青名份，返城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合理要求，遭地方和农场当局拒绝后，遂以非常之举罢工绝食抗争。时值中国大陆极左思潮阴魂未散，尚以“两个凡是”为基本国策，知青此举，大有“破坏国家安定团结，反革命暴乱”之嫌。如是，罢工绝食的知青在企盼呼号之声中，生死存亡，命悬一线。

赵凡先生，时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临危受命，以“钦差”身份亲赴云南边疆，力挽狂澜，洞察入微，置个人仕途荣辱得失而不顾，以高洁人品，过人胆识，和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充分体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高尚节操，为知青的行为正名，为知青的命运呼号，掷地金声，大气凛然，义薄云天。终致为国家分忧，化干戈为玉帛；为知青普渡，解危难于倒悬。功在今世，德彰千秋，特此铭碑。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成都战友联谊会

公元二00三年八月敬立

赵凡与知青

来源：中国西部知青网

云南边疆曾经的风风雨雨，让赵凡与千千万万的普通知青，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3年9月，赵凡在87岁高龄时，亲临成都市看望当年的知青。

赵凡与知青们在一起

2010年4月14日，赵凡老部长在北京友谊医院病逝，终年94岁。

4月17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当年在云南边疆参加绝食抗争、要求回城的成都知青代表挥泪跪别恩公赵凡，场景催人泪下。

知青们最后送别

送别赵老时，知青们瞻仰老人的遗容

知青跪送赵凡

知青跪别恩公赵凡

知青在灵堂前

来自全国各地的云南知青在灵堂前合影

2016年4月4日清明节，成都赴滇支边知青在成都举行了《纪念恩公赵凡诞辰100周年》活动。

纪念赵凡诞辰100周年大会会场

全体知青起立为赵老默哀

当年孟定农场绝食队队长许世辅向大家介绍赵凡的亲人洁平大姐和易生大哥

成都华体灯业制作了一座“知青之父”的乌木雕塑以表达知青们对赵老的情感和敬意，会场上请赵大姐为雕塑揭幕。

“知青之父”的乌木雕塑，会后雕塑将收藏于建川博物馆

播放成都支边知青拍摄的纪念赵老为知青请命历程的纪录片《恩公赵凡》

纪录片再现了1978年底至1979年1月那段罢工、绝食的日子

影片当年罢工绝食的场面把知青们带回到了当年……

当年孟定农场绝食队队长许世辅在观看纪录片时仍然禁不住泪流满面，纸巾一直拿在手里

赵老的亲人也被当年知青罢工绝食的场景所感染

纪录片还再现了2003年赵老受邀到成都看望知青们的过程。当时赵老听说成都支边知青专门为他制作了一座功德碑要送到北京时，坚决不同意，而决定到成都来看望知青们，并做知青们的工作不要把知青回城的功劳记在他个人的头上。赵老谦虚的表示，他当年只是实事求是的向党中央反映情况，推动农场知青回城是应该做的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