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家往事：我插队落户当知青的故事

作者： 山野樵夫

那是1969年2月初，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组成的车队载着我们进入遮放坝子，经过几天的长途颠簸，灰头土脸、昏昏沉沉的我们一下子被映入眼帘的景色唤醒了，大家都来了精神。公路两旁尽是一株株的大青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雄伟高大的攀枝花树开着火红火红的花朵，一片片的竹林、芭蕉林、甘蔗地，点缀在片片竹丛中的是傣家寨子。一条叫芒市河的河流从三台山脚像银色的带子穿过坝子流向缅甸。别的地方还处在数九寒天，万物凋敝的季节，这里已经是热烘烘的，到处充满了勃勃生机。整个坝子一片葱绿，这一切无不显露着亚热带美丽富庶的风光。这就是我即将安家落户的地方啊！在我眼里充满神秘，在我心里充满期待。

我心里暗自庆幸没有把我们分到山区去，这个地方看起来很不错。车上的同学们一下子气氛活跃了许多，连一路上愁眉苦脸的几个女生都露出了笑容。当地的傣族老乡看到运送我们的车队，冲着我们“哦！哦！哦！”的叫个不停，像是和我们打招呼，也许是欢迎我们的表示。一眼望去这里的傣族村民男男女女都穿着干净整洁，公路上的行人男的大都戴着手表，骑着自行车，后面带着姑娘。女的带着花斗笠，背着五颜六色的背包，花花绿绿成为一道道美丽风景。不像我们一路来看到的村民穿着都是污肇肇，烂兮兮的。

遮放为潞西县（现在改为芒市）的一个区，整个遮放区有七八个乡，一个乡差不多都有五六个寨子，村民都是傣族。个个乡、个个寨子都安排了接收我们这些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下到遮放的知青差不多都是昆八中和一女中的同学。我们百多个知青被分到户拉乡。户拉乡地处遮放坝子的中部,村寨都靠公路沿线，交通方便，也比较富裕。当时初中的大多数分坝区，高中的大多数都分到江东、勐嘎山区去了，算是照顾我们年纪稍小的知青吧。汽车在乡政府前的空地上停下来，各个寨子傣族老乡的马车已经在那里等着接人了。乡长和管知青的区干部简单讲了几句话，就开始分人。“你几个到芒瓦、你几个到拉象、你几个到丙午、你们几个到丙喊、你们几个到…….”

熙熙攘攘的乱了一阵之后,我们17个同学被分到法破寨，怎么是这么难听的一个寨名，什么破地方。人家别的寨名多好听，什么拉象啦、遮换、芒瓦、丙喊、芒喊什么的。那时候一个寨子就是一个合作社，我们向管知青的干部老尹打听，原来这个法破寨就在公路边，工分值在整个乡也不算低（就是10个工分值多少钱），是户拉乡比较好的寨子啦。我们4女13男拿上行李将信将疑，但还是坐上法破社的两辆马车高高兴兴的被拉走了。

三匹高头大马拉一辆大车，为了来迎接我们，两个马车司机看得出是刻意打整了一番,穿得干净整齐，背着铜炮枪，后屁股背一个小箩箩，插把砍刀，雄赳赳的。两辆马车一前一后在公路上跑起来一串铃声和着马蹄夸夸响声，清脆悦耳，神气极了，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孩子第一次这么风光。一会儿就到了我们即将安家落户法破寨。

法破寨就在著名的滇缅公路旁，去昆明或下畹町瑞丽都要经过这里。村口的公路边有块里程碑，标志着距离昆明942公里。寨子离乡政府两公里，离区政府遮放镇也只有十来公里。整个寨子几乎就隐藏在竹林里。村口有一大片空地，长着几株大青树，树干三四个人都抱不过来，每株树冠都差不多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寨子旁边还有一大片荷塘。村民家家院里都种着竹子，芭蕉树，麻桑坡树（木瓜），竹楼就掩隐在竹丛的绿荫下。家家户户的院墙也都是竹篱笆，上面爬满了丝瓜、葫芦，素馨花。寨子里时不时传来几声狗叫和叮叮咚咚的牛铃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泥土的气息，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一幅幅美丽的田园风景画。

全寨子的男女老少都出来迎接我们。哇啦哇啦说些什么我们都听不懂，但从目光和表情间看得出他们对我们这群外来人非常热情也非常好奇。傣族成年妇女都包着白头巾，上身穿着短衬衣，下身围着花筒裙，走路一扭肚脐眼就露出来，在那个年代看见女人露出肚皮是够开放的。原来就听说傣家姑娘都很漂亮，还真是这样，少女个个婀娜多姿，头戴鲜花，穿着艳丽，那个笑容那个眼神给人感觉到她们浑身上下火辣辣的热情大方。小伙子也显得干净利落，就是那个发型理的很可笑，像扣着个锅盖，上下黑白分明，身上大多纹着不同图案的纹身，个个屁股后面都背着个小箩箩，里面插把砍刀，让人联想起艾芜先生在《南行记》里描写的边陲异样风情。

相比起来我们的穿着显得十分单调，那个年代最时髦的是军便服，干部子弟的男同学女同学一般能有身军便服，显示着他们英姿和造反派的风采。我们普通同学大多就是灰色蓝色黑色外衣，最多也就是白衬衣了。

傣族少男少女们一笑都露出一颗金牙；老人都是青一色的黑色服饰，一副慈祥和蔼可亲的样，嘴里不停的咀嚼着槟榔，嘴唇血红、牙齿漆黑，嚼一阵吐到地上血一样鲜红的一滩伴随着一股辛辣辛辣的味道。这一幅幅新奇的、带点神秘的,美丽和谐的画卷，给我的第一印象极好，既神秘又新鲜。

我们在社管会的打场上等候着再被分到各家各户。社长宣布开始领人了，我们坐在各自的行李上,老乡们围着我们转来转去的看，相中谁拿上他的行李铺盖卷、箱子拽着就走，嘴里说些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一个又矮又黑，脸上还有麻子的老头，走到我面前围着我转了两圈，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提上我的箱子，拉着我就走。别家都是帅小伙，漂亮姑娘来领人。我怎么被这么个老头看中了呢。虽然心里十分的不愿意，但初来乍到的，也不敢违抗，只好委屈的跟着走了。

来到他们家，小小的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个一眼看上去显得很慈祥的大妈，是这家的女主人。还有两个姑娘是他们的女儿了。傣族大妈见我进来，满脸笑容，依依呀呀不停的说着什么，两个姑娘躲在厨房的窗下偷看，还叽叽咕咕的小声议论着，评论她爹领回来的我。好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他们都说些什么，挺有趣的。

家里陈设很简单，但收拾的干干净净，完全不是我见过的那种农民家的景象。桌椅都是竹编的，有辆凤凰牌满链壳单车，一部缝纫机，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恐怕是他们家最值钱的大件物品了。在这里我看到了只有历史书上才能看到的最原始的织布机，大妈空闲的时候都在织布机上脚踩手拉的织布。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穿的衣服大多是自己织布自己缝制的。院子里栽着好几棵麻桑坡树（木瓜），上面果实累累，围着树干挂满了一个个绿油油又带点金黄的木瓜，竹楼背后就是一片竹丛，风吹来竹稍摇曳，如婆娑起舞，沙沙作响。一大群鸡在竹丛边觅食，两头小猪在圈里呜呜哼叫，一个典型的傣族农家小院弥漫着一派浓浓的自然、原始、古朴的气息。

傣族大爹把我的行李搬到竹楼上，竹楼的墙、地板全都是竹子编的，房顶是茅草覆盖的，竹楼上没有床，就睡在地板上，地板都磨得溜滑光亮。他指着最里面用生硬的汉话说；“你早上起得晚，睡最里面；她们早上要起早早，煮饭煮菜、切菜猪（喂猪的菜）睡外面”，当时我还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心中疑惑，难道说全家人睡在一起？

摆好行李大妈就开始招呼吃饭了，我们过年前几天到的寨子，社里正好还杀了牛，每家都分到了肉。家家户户自己还杀了猪，舂了糍粑、饵丝，酿了米酒，准备过年呢。被我们赶上了。竹编的小饭桌上,一大碗汆肉饵丝，还放日本味素，那年代这可是稀罕物，我们在昆明都没有见过，是他们从缅甸买回来的。酸扒菜、酸笋煮鸡、生肉凉拌菜、香茅草烤鱼、酸酸辣辣的，白米饭随便添。这些菜我还是第一次尝到，还吃不习惯，筷子一夹听说是生肉吓得赶紧缩回来，酸笋煮鸡一大股酸泔水味，还有些叫不出名字东西。大妈不停的说：“吸饱饱，不要脸啊”。刚开始一听他们这么说，搞的我脸发红不好意思，是不是我吃的太多，两个姑娘在一旁倒来倒去的解释半天我才弄明白是什么意思；其实是说饱饱的吃，不要怕害羞。总的来讲在乡下的第一顿这么丰盛的饭菜还是使我感到惊讶，这里农村的生活咋个比城里好多了。那时候昆明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搞武斗，工厂停工、学校停学，自由市场被取缔，物资极度匮乏，买什么都得排大队，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定量供应的粮食还搭杂粮，包谷麦子买回来要自己去磨成面。顿顿包谷饭啊都把我吃怕了。我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忘怀下乡后在傣族大妈家吃的第一顿饭。

现在外出打工的人们过年前都往家赶，希望全家吃顿团圆饭，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春运”景观。那年我们离过春节还有十天半月的，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数万的学生就被军代表，工宣队敲锣打鼓的赶下了乡，晚走几天都不行，本来是很伤心的，但这家人、这顿饭使我忘了离家的哀怨与悲伤。比起其他知青下乡的故事，我们是不是很幸运了。

我和他们一家人都睡在竹楼上，上竹楼的梯子旁放了一盆水、一块大鹅卵石、一把葫芦锯成两半做的水瓢，上楼前站在鹅卵石上舀瓢水左脚搓右脚、右脚搓左脚冲洗一下就上去了。白天他们都是赤脚不穿鞋的。下地干活光着脚、走十来公里路也都是光脚走。那些小朴少（小姑娘）和小毕朗（小媳妇）去镇上赶集，挎包里带双塑料凉鞋，进街子前在水沟边洗洗脚才穿上鞋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好看。现在说起来你都难相信，过了一年，我们也行，光脚板走十来公里没问题。上了竹楼，一人裹一床毯子倒在楼板上就睡了，也不脱什么衣服，一家男女老少全部倒在一块。第一夜我是怎么也睡不着啊，身边顺序躺着大爹、大妈、两个姑娘。我打开行李铺盖卷，脱掉外衣，只穿着一件背心，两个小姑娘看见，惊叹道；“咩呀，宰龙小杨白生生呀！”嘻嘻哈哈叽叽咕咕还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的，吓得我一夜睡不踏实，小楼里弥漫着一股汗味和浓烈的花露水香味混合一起的女人味道，总觉得两个姑娘老在看我，不是姑娘怕我不规矩，倒是我怕姑娘太多情，直到天亮前才马虎睡着了。我在他们家就这样住了几个月，少年青春的萌动被被那个时代的行为教育包裹的严实，彼此间居然没有什么授受不亲的事情发生，现在说给谁听哪个会相信。

天大亮时我睁开眼睛，竹楼上只有我一个人睡着了，不知什么时间他们都下去了。这个时候，大妈在下面叫我了：“小杨偶；起来吃早饭啦”。我赶紧穿好衣服下来，洗了脸刷了牙，我也不知道他们兴不兴洗脸刷牙，反正他们看着我洗脸刷牙都感觉挺新鲜的。大妈递给我一个用芭蕉叶包着刚烤好的糯米舂制的糍粑，他们叫“毫播”。这是我到他们家的第二天，睡起来就有现成的早点吃，我感觉他们对我还真的像对儿子那样的好。

我这个房东大爹前些年在缅甸做生意，还算是寨子里见过世面的人，多少会些汉话，但说出来汉话颠颠倒倒,还有很多靠形象思维造出来的语言,听着又好笑又好玩。他爱喝酒，每顿必喝。大妈就是寨子里的酿酒高手，寨子里其他人家还要请她家帮酿酒呢，帮别家酿酒酒糟就归自己家，用来喂猪，大妈家的猪喂得也比别家的好。自家糯米酿制的米酒有的是，几杯下肚话多了起来,他就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了。那年遮放坝子闹瘴气，就是瘟疫，寨子里人死了一大半，剩下的都跑缅甸去了，田里的谷子熟了烂在地里都没人收。他也跑到缅甸去了，靠做点小生意维生。不幸的是在缅甸染上了天花，好容易保住性命，但成了麻子。几年做生意赚的钱也肇光了，最后只剩一桶煤油。回到中国来一桶煤油换了一头水牛，又回到寨子里来了。现在这个老婆是第二个，两个姑娘也是第二个老婆生的。就是没有儿子，我来了他就有儿子啦。乡上的干部说了，我们这些知青来了，谁家领去就算谁家的儿子、女儿。那天他就想挑一个来当儿子，看我个子高高的，摸样也还“韩丽（清秀）”，虽然廋了点，但架子还行，只要拿回来好好喂养，将来会长的胖胖大大的。啊！原来他就是这么看中我了。

过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属于农闲期间，社里都不安排生产劳动。家家户户都忙着整修整修自家的房屋院墙、换换房顶的茅草、有几家还忙着建新房准备给儿子“拗咩”（讨媳妇）、有的上山砍点柴火、有的走走亲戚，还有的背着猎枪到山上转悠去了。小仆冒、小朴少就到处去串，吹着葫芦丝唱着歌找相好的，歌声在我们听起来都是一个调，心里想什么就唱什么。

过年那两天镇上还组织“赶摆”，各寨子的青年男女敲着象脚鼓、铓锣，跳孔雀舞比赛，鼓声和排锣的声音有节奏的响着，舞者扭动腰肢，手舞足蹈，浑身上下抖动，神情专注，表演的非常投入，跳到高潮时全部人哦！哦！哦！的欢呼，非常热闹。一群群姑娘小伙聚在一起丢包对歌游戏，小伙子站一边，姑娘站一边对唱，唱些什么我们听不懂，边唱边相互丢专门缝制小沙包，你唱一通丢过去，我唱一通丢过来，有点小说书里描写的丢绣球那个意思。唱到情投意合时就双双隐入竹丛树林里去了，有些情侣可能就是这么产生的，是傣族青年男女交友恋爱的一种方式。路边的大青树下还有卖凉豌豆粉、凉米线的，有卖菠萝、芭蕉、甘蔗、木瓜，酸枣等各种水果的摊子。极富民族特色,很是热闹也很好玩。这段时间差不多就是天天这么清闲这么愉快，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辛苦了一年的人们都在充分享受生活，享受自然。我以前只在小说书里看过，现在亲身经历其中，新鲜、神奇、浪漫深深的感染着我。

社里养了一百多头水牛和一百多头黄牛，水牛用来犁田，黄牛就是养了专门供杀吃。过年那几天寨子里杀了头牛，家家都分到一块肉和一段苦肠，苦肠是傣族最喜爱的一道美食，叫做“煞皮”，其实就是牛肠子连着还没有完全变成牛粪的未消化物。味道是苦的。把生牛肉剁细了和它一拌，再放些芫荽、辣椒。牛肚子用开水一焯，切成条沾哪个东西吃。也是傣族招待贵宾的佳肴。老傣说；“苦凉苦凉的，旺嘀嘀（好吃极了）”。那天饭桌上，我不知道是什么，夹了一筷子吃进嘴里，又苦又腥，马上吐了出来，一阵恶心差点没呕吐，惹得他们大笑。爹隆说：“农场的汉人刚来的时候也不会吸（吃）煞皮，现在想吸得很”。可惜我到离开农村也没有学会。

在大爹家几乎天天还有肉吃，大白米饭随便添，可惜那时我还不会喝酒，爹隆（大爹）每每几杯下肚，略显醉意时总要跟我讲：“现在是新社会，恋爱婚姻自由，我家两个姑娘爱不爱随你挑，喜欢那个都行”刚开始把我吓的，离家时有人说傣族会下迷药，吃了他家下了迷药的东西，你就得听他的，不然他不给解药你就会死。我想这辈子完了，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就给我下了药，那就不得不在在异乡给人家当上门女婿，替他家繁衍后代了。

他家两个姑娘长得倒也水灵,年龄尚小但已经显得丰满匀称，一双大眼睛总是含情默默，放射着撩人的光芒，整天追在你后面“宰小杨、宰小杨”的叫不停（小杨哥）。不是人家姑娘不多情，也不是人家姑娘不漂亮啊！傣族姑娘说起来还真的漂亮着呢，更不是这家人不善良，当时就觉得自己还是小孩，在学校时都还分男女界限呢，不谙爱啊情啊之事，再说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将来还要回城去的，心眼里根本没有打算像宣传那样一辈子扎根边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就忐忑不安。但慢慢的和他们接触长了，才发觉傣族这个民族是个非常开化的民族，非常善良，非常友好的民族，他们说什么也无所谓，不一定要当真。你也可以和他们乱讲。在大街上，你可以对一个陌生的姑娘用傣语逗挑她说：“小朴少我爱你，你怎么这么好看，我好想干你等等”调戏的话（用汉语你说不出口）都没事，她还会回敬你更猛的，但都没有敌意，有人这么说她还很得意，似乎这个地方不存在调戏妇女之说。

傣族结婚都比较早，十五六岁就结婚了，恋爱婚姻是完全自由的，父母从不做主，从不包办。两个情侣好定了，男方的家长就派人来提亲，女方的家长只管彩礼的要价，（一般都是两三万，那个时候的两三万不是小数目，可见那个地方富裕了）如果是上门女婿，女方还要给男方家钱，就没有娶媳妇那么贵了。家里没钱给彩礼的小伙子就只好做上门女婿了，不用花钱，家里还能得到一笔钱。交了钱，定下日子双方就开始准备房子，嫁妆，等着结婚了，不用登记、打结婚证什么的。当然房子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盖一间也就两三天工夫，花百来块钱就好了。不可想象吧！嫁妆呢就是毯子、衣服、箱子，反正也很简单。

还有更有意思的是“抢婚”，如果提亲谈判无果，姑娘小伙又实在不能分离，那两个就商量好抢婚，定下日子，男方会约一帮朋友到女方寨子里来抢，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抢都是他们商量好了的，女方寨子的人发现了会来追着打，好像要夺回去一样。实际就是做做样子，所谓打也是意思意思，追一阵就收兵回城了。追不回来懊丧而无奈的只是女方的家长。男方把人抢回来，过几天后再去重新谈判，生米煮成熟饭，女方家只好低头认可。男方家又把姑娘送回来，双方家长选定吉日各自大办酒席宴请宾客，这里摆开酒席吃喝着，那里新姑爷和他的朋友驾着马车，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的去女方家寨子接新媳妇，去接的人同样也要受到些友好的刁难，被水泼得一身湿漉漉的，甚至还会象征性的追打，制造些欢乐喜庆的气氛。新媳妇接回来后添酒回灯重开宴，举行婚礼。新媳妇这个时候才换了媳妇的装束，从此不再穿着姑娘的服饰、头饰，称呼也从扑少改称毕朗。结过婚的妇女从服饰、头饰上就可以分辨出来。

离婚也简单，两口子吵架不合了，女方就跑回娘家，男方如果不想散，过几天去接回来就好了。如果不想要了，就不去接，赔女方家一些钱，就算离了，不要去办什么手续。他们叫“丢拽”了。过不了多久双方都可能重新又组建新家了。但傣族家庭是不会轻易吵闹的，从来不见哪家人吵闹，邻里间也从来不吵，更不会打架。也从来不打小孩子，孩子在他们那里都是金贵的。什么叫社会和谐，这才是我见过的真正的和谐社会。

六九年的春节我就是在这里过的，那几天同学们经常聚在村口的大青树下，对着公路边942公里的里程碑伤心的哭啊，才离开几天就开始想家了。我可没有哭，还没有想家的那种感觉。刚刚才离家几天，就像鸟笼里的小鸟刚刚获得自由，展开翅膀飞向蓝天，还正兴高采烈呢。不用考试，不用做作业，不受父亲的管束，这地方景色特别，去芒市河里游泳，山上去采野果子，去其他村寨找同学玩，去镇上赶集，又好玩且吃的东西又多。一切都还很新鲜，比在家时好多了，想什么的家嘛。忍不住要欢呼“别了：昆明！别了：我的学校！”我终于自由啦。此时离开家，离开父母兄妹的我还没有意识到从此已经踏上人生自立的道路和今后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只感觉自由了，独立了。

那段时间我们除了吃饭睡觉回各自的家外，其他时间就和同学们一起去串别的寨子，了解各个寨子的情况，和同学们吹吹你家怎么样我家怎么样，有些什么好玩的地方，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还没有劳动这一概念，更没有体会到什么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什么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呢！以为农村就这么好，当农民也没什么可怕的。

我们的寨子共有八百来亩保水田，主要是种植水稻、甘蔗，秋天水稻收割后就种些蚕豆、黄豆、麦子。公路对面还有一大片山坡地。山上种菠萝、香瓜、香茅草、橡胶树。全寨子老老少少连上我们17个知青只有两百一十个人。原来这些田地都是属于各家各户自己的，成立合作社就并为集体共有的了。集体安排生产劳动，出工记工分，集体核算，集体分配，要种完这些地可见有多辛苦了。刚到农村时我们只看到这里的富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风光秀美、物产丰富；还没有体会到当农民的辛苦，当农民的难。

幸福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一天早晨起来，家家户户的小喇叭里传来了社长分配工作的声音，男人去犁田，我们知青分在妇女小孩组，去地里挑稻草回来。年前打完谷子的稻草堆在地里，现在要把它们挑回来做喂牛的饲草。这里出产著名的遮放米，这种水稻长的一人多高，生长期长，亩产很低，一亩就只能打200来斤。但煮出来的米饭非常好吃，不用菜光米饭都好吃。现在都种高产的新品种了，亩产能达千斤，可是米就不好吃了。遮放米现在都成了珍品，一般人吃不到的。稻草都有一人多高，一根拳头那么粗的竹竿两头砍尖了做扁担，人家都是一头穿两捆稻草，起码也有五六十公斤，挑起来就轻松的走了，我们一头一捆，挑起来还一摇二摆的，走一小段路就耐不住扔了下来。连小孩都在笑话我们，只会吃饭不会干活。从地里到寨子里差不多有一两公里，人家都挑了三四趟，我们还一趟都没有挑回来。干了一天才挑了两几趟，还弄得肩膀两边火辣辣的又红又痛。这才是当农民的第一个下马威，第一顿杀威棒。好印象一下子就化为乌有，今后天天这样咋个整，后来的日子才知道这是最轻松的活了。

挑了两天草，我们又跟老人组去给菜地除草，站在地里被那个亚热带的阳光晒的实在受不了，哪里还干得动，锄头都举不起来了。学着傣族老乡脱光了衣服，只穿个短裤。结果晒一天就晒得沓皮。那几天下来，没得那种幸福感了，回到家只想躺着，动弹不得。房东家的两个姑娘笑我白白是个小仆冒（小伙子），害羞多多！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出工就跟着村里的老人小孩一起干些轻体力的活，给社里的菜地、菠萝、甘蔗除草。就这些轻活人家老太太、小孩干一大片我们才干了一小点，还累得贼死，杵着锄头刚想休息一下，老乡们就说：“小杨偶，毛主席说怕站不怕慢哦”，怎么也成毛主席说的了。接着社里安排去藕塘挖藕，站在水塘里，浑身泥水，还有黑乎乎、滑溜溜的蚂蝗爬上腿来，一不注意就被叮的脚杆鲜血直流。还要弯着腰往泥里去挖那个藕，我们也不懂往那里挖有藕，有时白白挖一大个坑也没有多大点藕。老傣一个人一天要挖几十百来斤，我们一天也挖不到几根藕。十天半月下来老傣都认定我们知青都是些肩不能扛，手不能抬的能吃会玩的家伙，特别见不惯我们下地干活还穿鞋子。在农村你干活不行是要被人瞧不起的。

我们带来的象棋、围棋、扑克牌他们不会玩，吉他、二胡、文子铃琴、笛子这些乐器他们也没见过，每天晚上吃完饭后同学们聚在小王的房东老贫协家，他家比较宽大，寨子里数他家房子多，小王“他爹”也欢迎我们（大家玩笑把房东就叫某某的爹、某某的妈、某某的姐），我们下棋，打扑克，有几个同学在昆明时还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会玩乐器，会唱会跳，傣族老乡觉得特别新鲜。一到晚上特别是小仆冒、小扑少都来围着看。只有这个时候我们知青在他们面前才算还会些他们不会的。

我的房东大妈并不因为我劳动不行冷落我，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好，还是像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每天出工前都用芭蕉叶包好中午的饭菜给我带着。这里不像城里用饭盒什么的，都是用新鲜的芭蕉叶，一次性的，用现在的话就是绿色环保。中午一般不回来吃饭，到吃饭时在树荫下，大家凑在一起，打开各自带来饭菜你尝尝我家的，我尝尝你家的。欢声笑语的田间小憩，男人们会抓紧时间削篾子编竹箩，女人就去附近找猪草，乐淘淘的暂时忘记了疲劳。不；应该说他们根本就不会疲劳一样。

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月，县里知青办来通知了，国家给下乡知青每个人下拨了180块钱安家费，通知社里给我们盖房子，从傣族家搬出来，建立知青集体户。搬出来我是挺舍不得的，傣族家男人是不做任何家务事的，水都不让你挑，收工回来吃现成的，吃完饭碗都不让你洗，这么住着不是挺好的嘛。傣族老乡也像被愚弄了一样，不是说得好好的，他们到谁家就是谁家的儿女的吗？怎么就不算数了！但乡领导说了，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老乡们一听是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敢说什么了。他们同样也把毛主席奉为神灵的。我们初到寨子时，家家都供奉着毛主席像，大多数人家开饭前还要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后才开始吃饭呢。那些年乡干部只要难办的事都说是毛主席指示，大家一定会老老实实的执行。我心里也一直挺过意不去，没有给他们做成儿子，让他们很失望。

社里在村口平出了一块空地，全村的老少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就给我们盖了两大排房子。那里盖房子简单，在寨子里的竹林砍来几十棵大龙竹，由村里的老把式指挥着下料，打眼。工具就是一人一把砍刀，别的都不用。竹子的柱子竹子的梁，竹子的椽子串鬦起来，大家再用竹篾扭成绳子拉着立起来，在打孔穿閗的地方打上楔子，房屋的架子就做好了，再把它抬到大鹅卵石垫的柱脚上，老把式围着四周瞄瞄，指挥着众人哪里歪了推一推拉一拉，修整正了再把楔子打紧，房子的架子就稳稳当当立在地上了。妇女小孩挑来稻草，男人都在房顶上作业，房顶用稻草一铺，用竹篾子捆牢，竹子编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篱笆墙再往柱子上一捆，里里外外篱笆墙上用牛粪拌稀泥抹在上面，等干了以后再刷点白泥巴，两三天的工夫一大排住房和一间厨房粮仓就屹立在村口啦。我们自己又照着傣族的方法编了些篱笆墙，按两三个人住一间，三四个人住一间的把房子隔成了好几间。床，凳子、桌子也是用竹子做的，床脚、凳子腿、桌子腿都埋在地上，用大龙竹在每个节上团团转转的砍一圈，展开了就是一片片的床板、桌面、地板。新房子散发着竹子的清香，就跟童话故事里的房子一个样，够神奇够浪漫的。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还抗震，9级地震都不会倒，倒了也压不伤人。

盖房子的材料钱，工钱从我们的安家费里扣。你说共计多少钱？猜不着吧，总共才花了一百六十块，一个人还不到十块钱。

我们的房子旁边有一片小树林，树林深处就是我们的“厕所”。男生左边，女生右边，约好了免得遭遇尴尬。在傣族寨子里是不兴有厕所的，他们嫌厕所脏厕所臭。就是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拉撒，我们戏称风景厕所。你不要担心卫生的问题，你拉完了不到几个小时，屎克郎一类的昆虫就帮你打扫的干干净净，无影无踪了。吃了没消化的水果种子过一久还会长出一棵小树呢，过了一年多我们的住房附近就长出了一片缅桃树，就是这么来的。

房子盖好了，该搬出来自立门户了。老乡很是舍不得，刚得到的姑娘儿子又飞了。想不通也没办法，毛主席的话不得不听嘛。我们搬出来时，每家老乡都送了不少东西，有砍刀、竹筐、咸菜、菜种等等，我的大吗看我要离开他们家都哭了，两个姑娘也依依不舍，同在一个竹楼上住了几个月，我都把她们当小妹妹了，真离开我也很难过，她们不停的说常回来串啊！常回来送（玩）啊！大妈给我一只小母鸡，说养大了让它下蛋孵小鸡，小鸡再长大又下蛋孵小鸡，那样我们就会有吃不完的鸡了。多动人的创意啊！区政府知青办规定，在傣族家住的这些日子每个月交30斤粮票，6块钱的伙食费。我的大妈怎么都不收，我把从昆明带来的毛巾、肥皂、药品都给他们了，比给钱他们更高兴。说真的相处虽然才短短的几个月，我感觉他们对我比我亲生父母都好。在家时我老被父亲打，我也调皮，老师一告状，回家准是一顿打，罚跪几小时。家里有四个孩子，父母的工资低，生活压力对父母亲来说是很大。没有心情把我们当宝贝。我离开家了也算给家里减轻点负担。

插队的第一年每个知青国家给180块的安家费，一个月可以领到12块钱，发了购粮本，每个月可以到粮管所买32斤大米，大米不够吃就跟社里要，这里稻米有的是，拿多少都记在账上，平时社里分的蔬菜瓜果、猪肉、牛肉、鱼、柴火等等都记在账上，等着年底结算时扣。现在城里人用信用卡消费算什么，我们那个时侯就已经会用明天的钱来今天消费啦。乡政府每个人每个月还供应五两肉，一个月供应一次，通知哪天卖肉，就哪天去乡上买回来。卖肉这一天就跟我们的节日一样，买回来的肉肥的炼油，平时炒菜用，瘦的一顿就吃光了。大锅饭两个人轮流煮一天，多数时间都是有了一顿干光，没有了就吃盐巴辣子拌饭。第一年不管怎么样，每个月还发几块钱的安家费，日子过得还可以。

我们乡有个磨房兼小水电站，蓄满一潭水白天碾米，晚上就发电，每天可以有一两个小时的电灯照明。谁家要安电灯，要自己去买电线。那个时候电线紧缺，不容易买到，好多人家就是买不到电线点不成电灯。我们搬到自己的新房子后，要装电灯只有自己想办法弄电线。大家一合计，到隔壁农场“借”（那个时侯我们都不说偷，把偷说成借）。于是我们侦察好了有一段路边的电线好下手，晚上借来傣族家的自行车，带上钳子和箩筐，量好我们需要的长度，两头一剪断，飞快的卷起来装进箩筐，几个人掩护，几个人骑上自行车带着东西就跑。没有碰到麻烦，一两千米电线就弄回来了。没有灯泡就到遮放镇、畹町镇的旅馆里借，连我们用的碗、盘子都是从饭馆里借回来的。据说遮放镇国营食堂丢失的碗，全遮放镇的知青人数差不多一人一个。没几天我们知青户的电灯就点上了。寨子里的老傣都惊奇我们怎么这么有办法，但他们都不怀疑我们是去偷来的。这里是民风纯洁的君子国，傣族的寨子里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有门也是为了防狗和野兽闯进家来。没有听说过谁家丢东西。我们知青来了以后也就带来了汉族青年会偷东西这个概念，不过也确实不冤枉我们。我们偷社里的菜，偷社里的甘蔗，偷社里的菠萝，公开在社里的鱼塘钓鱼，偷傣族家的鸡，可以吃的都偷。在我们房子旁边有块甘蔗地，有段时间一到晚上，大家玩的差不多，老傣也睡觉了，我们就三五成群的跑到甘蔗地中间去啃甘蔗，几天下来就把地中间吃掉一大片。过一久我们到山上给菠萝除草，站在高处往下一看，山下的甘蔗地中间一团一团的空了一大片。社长还说；“拔易咩某（日他妈的），农场的湖南人又来偷甘蔗了”。我们来之前就是农场的工人会来傣族寨子偷东西。

社里有个养鱼塘，就在公路对面，我们经常去那里钓鱼，从昆明带来的钓鱼钩、尼龙线这里都很少有，属于钓鱼的先进武器。傣族看见我们在社里养鱼塘里钓鱼，追着我们说：“你们不好人喽，你们不好人喽！拿社里的鱼，不害羞啊！”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合作社的养鱼塘，以为就一水塘嘛。鱼不给钓了，但我们发现鱼钩钓鸡也行，鱼钩串上蚯蚓，放到院子里，傣族家的鸡一来吃就上钩了，看到鸡上钩了赶紧收杆，鸡连叫都不会叫，拉到厨房里一刀砍下鸡脑壳，毛都不用蜕，把皮一剥，搽点盐巴辣子放到灶窝洞里烤一二十分钟，香喷喷的烤鸡肉，一人分一小块几下子就干光掉了。先后偷了几十只，老傣发觉鸡少了，他们养的鸡自己不清楚具体有几只，但哪只不在了他们知道。隔壁的大妈跟我说：“小杨偶，这久好像有老野猫偷鸡吃，我们家已经丢了好几只啦，你们要小心哪，晚上把鸡关好喽”。她还替我们担心呢。

终于有一天一个同学偷鸡时被人家抓了个现行，一下子寨子里都在传知识青年偷傣族家鸡，他家房东大妈知道了，不但不骂我们，还送来了一只鸡，并说：“你们想吃了跟我家要嘛，不要去偷别家的，这样不好人喽！”傣族老乡如此的善良,如此的宽容感动了我们，我们决定不偷本寨子的东西了，要偷只偷别的寨子的，偷农场的。知青都不把偷东西当坏事，好像很正常似的。

乡下的集市叫街子，逢5或是逢10是赶集的日子，我们叫街天。赶集就叫赶街，赶街天在农村就像城里人过星期天。老乡把自家生产的蔬菜瓜果，山茅野菜等等农产品拿到街子去卖，再换点油盐杂品回来。到赶街的日子，我们兜里揣着家里寄来的几块钱也去赶个热闹。顺便买包香烟，油盐、火柴什么的，再到镇上的饭馆吃一顿，那个时候叫国营食堂，捞点油水解解馋。最主要的是不用下地干活，休息休息。再找别个寨子的同学聚聚，聊聊天。有的同学还去会会相好的。也是我们快乐的日子。 

卖东西的多是山上下来的景颇族、崩龙族、坝子里的傣族老乡。凭着我们的小聪明，还可以在街子上占点老乡的小便宜，“芭蕉怎么卖？”老乡说：“五毛一串”“四毛一串卖不卖？”“不卖”“那两分钱一个卖不卖？”“不卖”“那三分钱一个卖吗？”每个加一分，老乡就卖啦。一串芭蕉十个，四毛钱一串不卖，三毛钱十个就买走啦。老乡半天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已经欢欢喜喜的走啦。小芒果五毛钱十个，数上三遍四遍十五六个就数成了十个买走了。我们得意的称边疆的少数民族太憨了，好沙麻。现在想想不是他们太憨，是他们太纯朴了。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相互信任，他们也许不知道什么是相互欺骗，什么是狡猾。这就是那里的民风。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是苦了些，但他们活的轻松，活的愉快，从他们男女老少的歌声里就能听出来。

夏天慢慢的到来，坝子里村村寨寨都开始栽秧了。说起栽秧我就害怕，社里的男劳力都去使牛犁田耙田，妇女小孩就被派去拔秧插秧。我们知青只能跟妇女小孩一起干。天还不亮社长就在小喇叭里喊开了，“知识青年起来啦，跟妇女组去插秧、知识青年起来啦，跟妇女组去插秧”。天蒙蒙亮我们就跟着妇女大军蹲在秧田里拔秧了，拔到天大亮，又要挑到犁好、耙好的田里。挑秧还有讲究，这里挑秧不用畚箕绳索，一棵竹竿摆在地上，把秧苗一边一把、一边一把的交叉摆好，最上面的两把打个结，两头这么摆好后一抬起来，秧苗就挂在竹竿上了。如果摆搭不好挑到半路就散落下来，有时我们要重新摆搭几次才把秧挑得到目的地。挑着秧还要走那窄窄的田埂，过搭在水沟上的一棵棵竹子独木桥。最要命的就是这个独木桥，抖临磕颤的一不小心就掉下沟去。傣族姑娘一闪一闪的，轻轻松松的就走过去，我们半步半步的挪，半天才过去，那真叫丢人。

太阳出来后男人们才骑着牛慢慢的出村来，牛要太阳出来后才劳动，犁田是技术活，谁的牛只听谁的口令，犁一阵牛还要休息休息，男人们借此聚在一起抽袋烟，一只只白鹭站在牛背上，看他们好轻松嘛，男人们就有这个特权。

我们插秧的就苦惨了，弯着腰站在泥水里，干一阵腰杆就像断了一样，直都直不起来，那个酸疼啊太难忘。你还不能停，要不然傣族姑娘们就会把你围在里面，能把你围在里面的姑娘们很得意，笑得前仰后合，你成她们开心的料。中午吃完饭稍事休息，接着又干。一直要干到太阳落山。在农村不是靠钟表来计时，就是看太阳。我们干一阵又量量太阳还有几巴掌才落山。干一阵又量量。老傣是关心着急还有多少田地没有栽完，我们是巴望着太阳赶紧下去，收工回家。傍晚最要命还是蚊虫的叮咬，露在外面的肉都被叮的红肿，奇痒难耐。还有蚂蝗，叮上你不疼不痒的没有一点感觉，等他吸饱了血什么时间走了你都不知道，它走后叮过的地方还要流好多血，这时你才发现。刚开始看到流那么多血，心里很是害怕，特别是女生吓得哇哇大哭，日子久了也习以为常了。

天黑了社长才下令收工。我们几个知青拖着仿佛不是自己的身体跌跌碰碰的回家。不像傣族老乡们一路歌声，一路欢声笑语，相互开着玩笑，离不开男男女女那点事。劳动是他们的享受，是他们的生活。这样的栽插要进行两个多月，才能把社里的地种完，紧接着又是薅秧，同样苦不堪言。插秧薅秧时节天一阵晴一阵雨的,整天泡在泥水里，脚丫都泡烂了，钻心的疼，农忙时节大家都在苦干都在忙,我们也不好意思偷懒，天天咬牙坚持着，这下算是知道小锅是铁打的了，农民没得那么好当啊！

这段时间也是水果成熟的季节，菠萝、芒果、香瓜、牛肚子果开始成熟了。菠萝是社里栽的，收来主要卖给食品厂做菠萝干。自己也吃，要多少就去称，记账不用付现钱。一次称几箩筐回来，我一次最多吃了八九个，吃的舌头都流血，被刺戳的。到吃饭时，肚子是饿的，可嘴巴疼的吃不进，特别菜里都放辣椒，疼的想哭。芒果、香瓜、牛肚子果在昆明时都没得吃过，想想那阵真过瘾啊。年轻，牙好胃好，吃水果都讲究个够，讲究个饱。

国营农场有几个分场在遮放坝子里，在农场种地的叫工人，不叫农民。农场里也有知青，他们每个月拿工资，（那时农场工人的工资就28块钱）吃食堂，住瓦房。每天8小时工作，到时间就下班，还有星期天。只要下班的号声一响，哪怕手里还有半把秧，丢下就走。把我们羡慕死了。他们犁田都用拖拉机，插秧用插秧机，快得很。农场的蔬菜都施化肥，长得比傣族种的好。傣族种的蔬菜不兴施肥料，说肥料脏。西红柿、茄子、莲花白都长得都瘦瘦小小的。现在看来我们的虽然瘦小，但是绿色有机食品。

农场还经常放露天电影，不要钱。那个时侯的电影就是八个《样板戏》，《列宁在1918》几部片子反反复复的放，台词都已经记得烂熟了。只要农场一放电影，傣族小朴少、小仆冒都去。收工回来一丢下饭碗，小朴少梳妆打扮一番，洒上一身的花露水，头上还戴着鲜花，小伙子等在寨子外面，找到自己相好的，用自行车就带走啦。他们不是为了看什么样板戏，就是借此机会约会。一男一女裹在一床毯子里，只露着四只脚，呢呢喃喃、蘑菇擦痒的。他们叫“列少”，翻成汉话应该叫玩小姑娘，或者找小姑娘玩。傣族小仆冒还笑话我们知青不会列少，白白做人。现在想想那个时侯我们真的很憨，太老实，受孔孟之道的教育影响深厚，青春年华的人性受到压抑，见到女人都不敢正眼看看，更别说往其他方面想了。要不然说不定我们现在要有大帮大帮的“孽债”啦。又可以讲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来。不用像我现在写的干巴巴的，没什么能打动人的内容。

那一年镇上放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电影，芭蕾舞我们可没有真正看过，只听说过什么《天鹅湖》啦，《睡美人》啦，也不知红色娘子军怎么整成的芭蕾舞，不管多远肯定要去，我们下午就出发。12公里的路，没有车就步行脚走到遮放镇的部队驻地去看这部电影。天还没有黑就去占地方，电影胶片要等芒市那边放了再送过来，等看完都夜里一两点了。看完电影又十来公里走回来，为看《红色娘子军》这部样板剧这样，拿给现在的人看来不可思议吧！那时没得什么文化生活，我们可是真的慕名而去以解精神的饥渴。可不是和傣族小仆冒、小朴少一样为了去“列少”啊。那个年代的文化生活就剩这点样板戏了。

农场后来来了大批四川知青，他们年纪比我们还小，离家又比我们远，蛮可怜的。农场的知青经常打群架，四川的跟上海的打，上海的跟北京的打。但他们不敢跟我们插队落户的昆明知青打，也不惹我们。四川知青讲点哥们义气，有几个小头目还跟我们交成朋友，见了面杨哥、王哥的叫不停。我们把从陇川买回来的户撒刀送他们，他们经常把农场的菜用床单包了大包大包的偷来给我们。他们农场有军代表管着，很不自由，经常要开批判会。批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随便批斗不听话或是闹事的知青。批斗知青还闹出过人命。我们插队落户的就没有这些政治运动，我们自己常说“手握锄头把、犯法也不大”。不想出工就不去，无非是没有工分，捞不到“印象”（大家都想表现好点，将来调回昆明）罢了。农场可不行，有军代表，农场老工人管着，不能偷懒，连说话都要小心，我们还有个接受完再教育回城工作的盼头；他们在当时已经算是拿工资吃饭参加工作了，没了回城的希望，其实日子比我们难熬。

坝子里雨季最难熬了，有时一连几天雨下不停，牛群踩去踩来，寨子里的道路都成了烂泥潭。天天在泥水里劳动，我的脚杆开始长了一个一个红红的水泡，过几天就开始溃烂流黄水，黄水流到之处又开始溃烂。流出的黄水干了以后结成像松香一样的晶体。几天整个脚杆就变得疮痍满目，肿得上下一般粗，下不得床，沾不得水。同学们有好几个都得了这个病，说是中了水毒。也有的说是水土不服而长的脓疱疮。我的房东大妈去给我采来草药煮水洗，同学们家里带来的消炎药粉，乡卫生所的赤脚医生也给拿来些药膏都用上了。治了好久才慢慢的好了起来。据说每个内地来的人都要经历这么一关，以后就不会再发了。我还算好，没有去医院就这么治好的，农村人没有现在城里人金贵，一般病了都是自己找点草药吃，要进医院的病差不多也完蛋了。我们寨子有两个同学脚烂的厉害了，不得不去区上的卫生所住了个把月的院，我们去看她们时开玩笑说可能要把腿锯掉，吓得两个女生大哭不止。还不单是这个病，疟疾也非常厉害，民间叫打摆子。主要是带疟原虫的蚊子叮咬传播。染上了低烧不止，忽冷忽热，冷起来大热天冷的直发抖，热起来用冷水冲还满身冒大汗。发过了一头又跟好人似的，每天都要发作一两次，发作一次人就衰弱一截，几天就能把人折磨的不成样子。得了一次这个病后，疟原虫在身体里很难消除。以后每年都要发病。

水毒、疟疾、霍乱、这个就是这里有名的热带病，当地人叫它瘴气。解放前内地的人都不敢轻易的下到这些地方来。有这么句民谣：“要下芒市坝，先把婆娘嫁”，往往是有去无回的。解放后政府一到这个季节就来免费发放奎宁这些预防药，有效的控制住了疫情的传播，疫情往往是从缅甸传过来的，还是经常有人得病。我们有两个同学就得了疟疾。把家里的人吓的不轻。确实让家人揪心，那个时候又不通电话，只有靠电报书信跟家里联络，一来一去半个月。去插队落户的知青差不多都得过这一关，我算是闯过来了。

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我的身体也结实了很多，现在城市里都讲究要喝纯净水，我们那个时候在家都是喝井水，到地里劳动都是喝河里打来河水，山上流下来的泉水，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也从不生病。挑着百十来斤走几里路也没问题。慢慢的也懂得爱惜社里集体的东西了，不像刚来时为了偷吃一个熟了的西瓜，破坏了一大片，砍开一个不熟再砍一个，砍开一个不熟再砍另一个。一年后我们都很爱惜社里的一草一木了，这就是接受再教育的初步成果，身强体壮，吃苦耐劳。在学校学的那点文化知识基本没用。戴眼镜还要被扣工分，老傣说你们眼睛本来不好，为什么还要隔一层玻璃。

那年代的人受极左思潮的控制，老百姓都挺听话。没有今天叫做“市场经济”的这个概念，就是自给自足满足基本温饱的自然经济。做买卖都被叫做“投机倒把”，是犯法的事，政府不允许，也没几个人敢做。被抓到就要进学习班，接受批斗。缅甸工业品非常匮乏，一般的日用品倒到缅甸都能卖几倍的价钱。有些东西国内又没有，一双解放鞋跟外国人可以换一打十二包德国产的灯塔牌打火石，一包打火石有144颗，叫一罗。拿到昆明一颗可以卖一毛钱（所谓外国人就是缅甸到中国这边来做小买卖的边民），也可以换两个澳大利亚产的五星牌打火机，拿到昆明也能卖几十块一个。我们也偷偷的换，只是换来自己用。每个知青都为手里有个五星牌打火机而感到很有面子，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啪挞啪挞的打火，比谁的连打一百下，下下都着。实在没有钱买油盐了我们也偷偷的干一点，街子天找个外国人，一般是景颇族，跟她谈好价钱，她拿钱给你，你帮她到公司（国营的供销社我们都称公司）买几个电筒、电池、瓷碗、钢笔、铝锅、毛巾等（这些工业品只卖给中国人，不卖给外国人，我们知青买他们不限制，公司的营业员会看谁是外国人），十块钱的东西起码可以赚到三四十块。这点小秘密只有少数知青知道，我们也不贪心，一次赚二三十够买点盐、固体酱油、煤油、买几包金沙江香烟、再买一拽（缅甸计量，一拽就是三市斤）猪油的就满足了。那个时候就没有想过靠这个可以搞活流通，搞活经济，还可以发财啊！现在后悔死了。若干年后边境小额贸易成了那一带的经济特色。

缺油的日子真难，炒菜没有油，锅都生了锈。每顿饭的菜只好凉拌，茄子用水煮熟，撕成一条条的，傣族家要点酸醋，烧两把辣椒拌了吃，黄瓜也是这么弄，实在什么都没有就酱油拌饭，天天吃、天天吃都吃怕了。第一年国家每个月还供应点肉，现在没有了，自己养的猪还一小点，指望不上。谁家里寄来双解放鞋，舍不得穿，就拿去跟缅甸人换几斤猪油，维持一段时间。我们馋的什么都吃，傣族打到蛇，他们不吃，听说我们会吃就给我们，剥了皮砍成一段段的煮成汤，一条蛇可以炖一大锅，大家又可以改善一顿伙食。那个地方蛇很多，那时也不懂什么生态平衡的，见蛇就消灭，经常打到。

刚来时傣族会吃的生肉、蚂蚁、屎壳郎幼虫、蜂蛹、土蚕、沙虫、竹蛆……，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敢尝试，现在什么都会吃，只要有就照吃。抽烟喝酒也都学会了。抽的是社里自己种的烟叶加工的毛烟丝，用纸卷一个喇叭筒，现抽现卷，跟傣族学的，差不多个个男生都会。有钱了也会去缅甸买几包缅甸香烟。我们离边境就一二十公里路。傣族经常过去走亲戚、赶街，我们不能去，请他们帮带。

傣族家养的狗都是用来看家护院，跟他们家人一样。他们从不杀狗，更不会吃狗肉。我们知青还杀狗吃。在他们眼里我们跟魔鬼一样。记得有一次我们用两双解放鞋跟别寨子的傣族家换来一条大狗，杀了炖了一大锅狗肉。还炼了一大罐狗油。请来了周边寨子的好多同学，喝酒吃肉，大吃了一顿。把傣族惊的不得了。魔鬼聚会啊！那个年代太苦了，我们也是饿的。我们知青自己也养了一条狗，叫它绣花。绣花十分乖巧，白天我们去出工它就为我们守家，我们收工回来就围着我们团团转，爬到你身上背上的，可亲热了。见我们知青，即便是别的寨子的知青，它都不会咬。其他生人一来她就咬个不停。还给我们下了一窝小狗，个个十分的可爱，结果不幸的是都被我们吃掉了，最后连绣花也没有幸免于难。

坝子里每年都要发一次大水，有那么几天大水把农田都淹没掉了，缅甸伊诺瓦底江的大头鱼逆流而上，等大水一退，鱼都回不去了，我们全寨子的男女老少都下到芒市河去捕鱼，用围网一段一段的围捕，我们的任务就是拿着竹板拍打水面，把鱼赶进网里。这一两天可以捕到一两马车。回来一家能分几大条。傣族家都把它用酸笋米饭和在一起腌成一种叫“巴宋”的酸鱼慢慢吃，我们知青一顿就干光掉了。有一次我过独木桥不小心掉到水沟里，还在水沟里抓到一条发大水时留下来回不去了的大鱼，本来掉下独木桥很懊恼，碰巧抓了条大鱼让我高兴疯了。大水一退，田里的庄稼就肥了，这是自然施肥，大水会带来大量的有机肥。我们每年都盼着发大水有鱼吃。

寨子里开秧门要杀牛、关秧门要杀牛、开镰收割、收割完毕也要杀牛，过节要杀牛，社里的黄牛就是为这个养的，哪家讨媳妇嫁姑娘也要杀猪请客大吃三天。傣族家杀猪不兴卖，谁家杀猪寨子里家家都分一点，下次他家杀又家家分点，也不记账，就记在心里。只有这些日子我们才能吃上荤的。现在日子好了，个个都怕油腻，怕大鱼大肉。那个时候能有油荤，能有肉吃就跟过节一样爽。

我们这里离国境线很近，刚到那里的时候还经常有国民党蒋残匪来骚扰。有一次蒋残匪来偷袭边防军哨所，被边防军打败，还抓到几个蒋残匪，绑到区政府广场示众。后来靠中国的缅甸东北部闹缅共，中国支持的缅甸共产党人民军占领了缅甸的一些边境地区，建立了缅共人民军东北根据地，蒋残匪都被撵跑到泰国金三角地区去了。缅共人民军穿的、吃的、用的都是中国给的。枪支弹药也是中国给的，跟解放军的装备一样。在遮放还有一个解放军108医院专门为他们治疗伤病员。在那边打几战，又跑到中国来休整一下。他们的党中央领导前些年都住在中国。现在回来组织武装革命斗争，要推翻缅甸现政府，解放缅甸，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边境的芒海口岸还设了个招兵站，招募中国知青去当缅共人民军，称之为“国际支左”。

有好多知青受宣传鼓动一心想为缅甸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或是嫌当农民太苦，感觉前途没有希望的，也有家里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的，想到异国他乡寻找前途的，一大批一大批的知青跑去应征入伍。去的知青随便训练个把月就拉到前线去打战去了，有的就这么一去不复返，没有了音信，有的受了伤，借此回来住在部队医院，一住就好长时间都不回去了。我们寨子经常有这些回来休养的人民军战士来玩。在我们这里吃、在我们这里住，就给我们吹吹那边的故事，那时能接待他们好像还很荣幸，有面子。缅共人民军攻打半赛时我们还专门跑到畹町去看人民军打战，站在我们这边可以看见缅共人民军跟缅甸政府军对射，打到吃饭时间他们又跑到中国这边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休息又去打，有点像开玩笑。那几天畹町街上都是他们的人，高音喇叭里不停的播放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打了几天才把畹町对面的半赛镇拿下来。大多数知青去闹腾了一阵又跑回来了，混了一身军装。我们隔壁寨子就有一个同学去了几个月，就又跑回来了。当时我还算清醒，没去凑这个热闹。主要也是害怕行军打战，他们就是在山区打游击，听说战争非常残酷，生活非常艰苦。

过了些年月，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和缅甸政府关系正常化了，不再支持缅甸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了，缅甸是个信仰的佛教国家，人民根本不支持缅共人民军，这些年的战乱给他们宁静的生活带来的不是什么解放，而是灾难。缅甸共产党内部分裂，派系斗争激烈，中央领导都被自己人暗杀了。没有了中国的支持，缅共的经费装备没了来源，为了生存竟落到贩毒养军的田地。最终缅甸共产党被分化瓦解，缅共的革命事业也没有成功，缅甸人民军最后也被缅甸政府招安了。缅甸政府把缅共占领的地盘划给他们自治，只要不跟政府军对抗，不搞武装斗争就行。这些地方非常贫穷落后，是世界鸦片海洛因的主要产地。现在那些没有回来的知青有的都当了地方政府的官了。有一年知青聚会，我还见到一个据说是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的什么司令，当年我们学校的同学，现在成华侨了。有很多描写当年知青参加缅共的故事，看着还很悲壮呢。能活着回国的人这段支援世界革命历程也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承认，牺牲了生命葬身异国他乡的也无人过问。现在回想起来还算当年没有冲动，要不然难说已经白把生命丢在异国他乡，今天也不能在这里给大家聊这些了。

我们的社长很开化（我们那时称那些见过世面，比较开通的老傣为开化，现在想想有些太贬低人家了），五十年代他是坝子里傣族有名的歌手，傣族歌手会唱他们民族的史诗、爱情故事、和外族战争、和大自然斗争的传说。社长方岩曾经被选为德宏州傣族的代表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参观。毛主席还在中南海怀仁堂请他们吃过饭。曾经还当过德宏州的团委书记，因为老婆拖后腿不让出去工作只好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当我们乡的副乡长兼我们合作社的社长。他对我们知青很好，见我们干不了重活，就专门安排了一个老仆涛（老大爷）带着我们做一些轻松的农活。给社里的菜地、甘蔗地、菠萝山除草、蕹土，挖橡胶树坑，砍柴火等杂活。老仆涛天天早上来叫我们起床啦，出工啦！几乎是把我们一个一个的从床上拖起来。我们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区上、乡上有摊派劳力的工也让我们去，大多是去修路、修水渠、到粮管所挑谷子碾米，有时还有些帮区上乡里写写算算的都让知青去，能捞到这个差事的叫挣扒工分，比在田里劳动好混，每天工作时间短些，工分还给的高，每天可以挣到十分工分，我们在社里只能算小孩一样的劳动力，每天就三四分工分。

秋收时节最辛苦，但也是当农民最快乐的时节，田野里金黄黄的一片，一年的希望看见了。社里定了日子，杀牛祭祀，吃了肉、喝了酒，趁着天晴开镰收割，割倒的谷子堆成一个个谷堆，收割完了再慢慢的打（脱粒）。收割那几天天不亮就下地，女人和孩子负责割，男人把割倒的一片片谷子集中起来堆成一个个谷堆。谷堆越堆越高，路越走越远，忍受着亚热带骄阳的暴晒，头上顶着一块连帽子带披肩的麻布，四五十公斤的谷子码到齐胸高，用胳膊那么粗的草绳一捆，抓住草绳两边再用膝盖一顶翻到背上双手撑着，低着头弯着腰、看着地咬着牙，一路小跑背到谷堆面前已是汗流浃背，双腿直打哆嗦，还要咬紧了牙关顺着梯子一口气踏上五六米高的谷堆，爬上去时如果不小心踩蹋了那不可想象，又热又戳又痒，那种滋味对于我们城市里来的知青实在是苦不堪言。但老傣们确是欢天喜地，喜于形色，不知疲倦。田间地头欢声笑语，歌声此起彼伏。辛苦劳作一年，计算着今年能有几个谷堆，比去年多了还是少了，就能知道今年收成怎么样，能分多少钱粮，盘算着翻新竹楼给儿子娶媳妇的事了。收获了，能不高兴吗。 

第一年我们连玩带耍的没有挣到多少工分。年底结算的时候我们社的工分值为每十分合一块四毛八。年终分红的时候，全寨子的男女老少聚在社管会的打场上，会计一家一家的宣布；“老廖家工分多少，扣口粮款多少、扣菜款多少，扣肉款多少…….，分现金多少”，“老阮家工分多少……..”，傣族家一个劳动力一年能挣四千来分，劳动力多的人家用背箩去装钱一点不夸张，那个时侯没有一百、五十的大钞票，分到一两万的真有一大箩筐啊。分红那天是寨子里最快乐的日子了，家家可以说是欢天喜地的。傣族也老实，会计说多少就多少，没有人质疑自己家分到的钱合不合。宣布到我们大家都笑的前仰后合的，大多数知青分不到钱，还倒欠社里超支款。我还好，第一年就分到二十八块钱。其他同学家里有钱寄来，所以他们有钱到处去玩，串外五县，超支了家里寄钱来交。我家困难，没有钱寄给我，我只好待在寨子里出工劳动。拼命挣工分，今后要自己养活自己。还好粮食已经分到家，明年起码大米饭是有得吃了。这是我在的这个地方富裕啊，在别的县或是山区的同学就惨了，一年有大半年没有粮食吃，更不要说分到钱了，一个全劳力辛苦一天也就毛把几毛钱。

经过一年的锻炼，我们渐渐的也能吃苦了，能跟社里的成年人一起干活了，虽然不如他们些，但也可以干些重活了。有几个还跟傣族一样能使牛犁田啦。我也犁过田耙过地，但一直到离开农村我对这个也不在行，不是牛不听我的就是怎么也掌握不好。其他栽秧，薅秧、堆谷子，打谷子，上山砍柴，挖沟放水什么都干。我的工分也提高到干一天可以得七八分了。那个时候其实除了挣工分外还有个目的就是苦“印象”，表现好印象好也许招工回城就有希望。印象不好要待到那年那月都难说。第二年我们还真的是老老实实的劳动了。天天早上一咬牙起来光着脚板下地，就只好出工去了。只要穿上鞋子就又动摇了，说不定就滥工了（偷懒不出工）。各人有多少工分还有个攀比，滥工多了工分比别人少了心里还急。讲个真实的笑话，有个同学在河对岸的寨子，要到遮放镇邮局去取钱，从他们寨子到遮放有20多公里，在我们寨子借住一夜，第二天一早自己起来就走了，过了半小时又回来了，说是忘了穿鞋，光着脚就走了，走出去几公里才想起来忘了穿鞋，所以又回来穿鞋，你相信吗？但这是真实的故事，看来这个再教育还是起作用了。

这一年同学们都回去探亲了，回去探亲要昆明寄证明来，称家里父母亲病什么的县人保组才会给放行的证明，要不然过不了怒江上的功果桥、惠通桥。我父亲那个时候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发配到仓库劳动。父亲单位不可能给我开这个证明，我也只好老老实实的在寨子里劳动。同学们都回去了，剩了我一个，每天出工外还要照管我们养的三只猪。这样的时间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现在回想起来恐怕是下乡时期最痛苦难熬的两个月了。每天出工回来要自己做饭，三只猪你还得在自己吃之前先把它们喂了，要不然它就跳出猪圈去吃社里和邻居家种的菜，猪圈的围栏越加越高，猪跳高的本事月越来越强，那天伺候不及时猪就逃了出去，猪闯了祸社长就来找你索赔了。

记得有一天收工回来十分的累，把猪赶紧胡乱喂了把饭蒸上，那天还好社里分了青豌豆，我坐在矮凳上剥豌豆，刚剥完站起来头一晕，一碗刚剥的豌豆撒了一地，滚得到处都是，我们的厨房很久都没有打扫，地上有厚厚一层灶灰，这个豌豆捡都捡不起来，今晚又没有菜了，只好削了个菠萝下饭。天色已漆黑，在煤油灯下端着饭碗一阵可怕的孤独袭来，一阵心酸，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可以说是下乡以来第一次流眼泪了。这段时间我体会到劳动苦并不可怕，没了这个群体的孤独才是最可怕的。第二天一早起来胡乱吃几口冷饭，披上塑料雨衣，戴上草帽还是照样又出工去。

为了养那三头猪，我们在房前开了一块荒地种红薯，主要红薯藤可以用来喂猪。红薯藤发的很快，下一场雨就绿油油的长成一大片，这边的割完那边又长出来了，那边的割完这边又长成茂密的一片。别的地方自留地要按人头分配，一户人家几分地。我们这里荒地多的是，只要你有劳动力你就去开，没人管你。种红薯最简单不过了，只要把地一垅一垅的挖好，从傣族家要来的红薯藤插下去，管都不用管就活了。红薯还抢生，生地种红薯长的特别旺盛。那一个夏季我们就省了找猪草的麻烦。我们还在房子旁边种了南瓜，南瓜藤爬到房顶上，结的瓜都在房顶上摆着，一个一个的着实可爱。南瓜藤还顺着屋檐爬进我们的住房里，绕在梁上，睡在床上看着梁柱上缠绕着的瓜藤绿叶，其间有时还开着黄花，颇有些烂漫色彩。我们房子的篱笆墙上还爬满了丝瓜，用丝瓜瓤刷锅洗碗，丝瓜的种子落在地上自己长出来的，丝瓜也可以当菜吃，养老了晒干后剥了皮里面就是丝瓜瓤。种红薯本来是为了要它的藤和叶来喂猪，到秋天上面的藤蔓干掉了，想不到地下还挖出来好多肥大的红薯。这里土地肥沃又因为是生地，不用施肥浇水，我们也没有管它，红薯还长的特别的大、特别甜。傣族老乡都奇怪的说：“他妈的，我们好好种，不得大；他们谢青年（傣语：汉族青年）乱种乱得吃啊！”。种黄瓜更有意思，我们在院里种了几棚黄瓜，用竹稍搭了架子，让它们爬上去长成一片凉棚，整个夏天我们在下面乘凉，同学们还在下面弹唱，打牌下棋。上面结满了小黄瓜，想吃就顺手摘。当菜当水果，一茬一茬的摘了又结、摘了又结，那一季是吃都吃不完。“养鸡种黄瓜”成了我们知青形容田园生活的新成语，为什么都种瓜，种瓜简单嘛，不用管，生命力还特强。回城后一说我们养鸡种黄瓜那阵，就知道是说下乡当知青那段生活了。

这一年我们的猪有一头终于长大了，差不多有一米五那么长。我罗罗罗一叫它就来躺在我身旁，让我给它挠痒痒，非常乖。闲暇时我经常跟它玩，成了我的好朋友啦。我把它买来时才筷子那么长，养了一年多长这么大太不容易了。小的时候它还生过病，又打针又喂药的，差点还死了，硬是我把它救活了。那个时侯农村养猪不是喂现成的饲料，都是到田边地脚，山上去采猪草，傣族家小孩子每天的任务就是找猪菜，回来后洗净剁碎用淘米水，米糠拌了煮熟给它吃。芭蕉树杆、木瓜也可以做饲料。

那个地方木瓜很多，到处都是，家家户户院里都有几棵。一棵树上可以结几十个果，傣语叫它“麻桑坡”生时做菜吃可以煮肉，切成丝可以炒，半生半熟的凉拌也很好吃，熟透了还是很美味的水果，用它喂猪最好。

看着我们的猪一天天长大了心里怪舒服的。可是长大了就是它的灾难也到了，回昆明探亲的同学们都回来了。人已到齐，有一天晚上大家在一起玩，突然有人说想吃肉了，我们知青的老大就说要么把猪杀了，说干就干，拿起刀来就出去把猪给杀害了。我拦都拦不住，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之后一条鲜活的生命就牺牲掉了，看着躺在案桌上的猪，我伤心得要死。

第二天我们社的全体知青忙活了一天，隔壁丙午、丙喊的知青也来帮忙，开膛破肚，切的切、砍的砍、洗的洗、煮的煮、烧的烧、炒的炒，炼油的炼油。好久都没见这么多肉啦。各人把自己的同学好友都请来，还有傣族老乡，足足一百来人，从中午开始就一批批的喝酒划拳吃肉神聊，后来的只能吃些下水喝汤啃骨头了，这样大吃大喝了一天，又唱又跳好不热闹。社长看见这么多人来吃，陆陆续续还有人闻信而来，为我们以后的日子担心，着急上火的来骂我们请来的那些同学；“你们良心不好喽，不要来帮他们吃饭了，你们吃完走了，他们今后吃细磨（什么），日子咋个过？”。一天就把一头猪消灭干净掉，还搭上了几十斤大米，几十斤酒，席散人走后我们就只剩下一片狼藉的锅碗瓢盆和一盆猪油，别的全部扫光。为这一事件区上还点名通报批评我们。

大锅饭就是这样，你请了同学，我为什么不能请朋友，你也请我也请，不请几个来好像自己没有几个朋友,显得没有面子，划不着，还有“慕名而来”的，来的都是客，见者有份，滚雪球一样来了这么多。我好心痛啊！这头猪给我们带来一天的快乐，但我们为此辛苦了一年多，还搭上了我们半个月的口粮。其实能大吃一顿也不是主要的，远离亲人的同学们就是希望找机会就大家在一起聚聚，宣泄一下心里的情感。从此我们法破寨知青的名声大振，个个知青点都知道遮放有个法破寨。

插队落户的第二年我们这里也成立了人民公社，整个遮放区为一个公社，原来的乡就是一个生产大队，我们寨子和两隔壁丙午、丙喊三个寨子并为一个小队。这一年我们知青还认认真真的出了些日子的工。

合并后丙喊有个提炼香茅油的作坊，我和另一个知青还捞到几个月去作坊提炼香茅油的出工机会。这个工作工分可以高点，而且工作时间比较短，也不怎么累。

我们的任务就是用铡刀把香茅草铡成一寸长的小段，铡够装满两个差不多直径一米五，高两米五左右的蒸馏桶，差不多用两个小时，就可以休息个把小时，其间只要不时加柴添火就行。每天煮四锅，工作加休息一天十来个小时，而且是在房顶下作业，不用被火辣辣的太阳烘烤。只是味道熏人，干久了整个人皮肤都发黄，现在想来可能就是受有害气体污染。蒸馏冷却分离出来的芳香油价值很高，卖给外贸公司很值钱。香茅草割了马上又长出来，个把月又可以割一茬，一年可以割三四茬，一个季节下来我们一个大队卖芳香油比买余粮的钱收入还多，是年底分红的主要经济来源。

隔壁丙午寨还有个土法榨糖的作坊，小孩赶着一头水牛拉着木制榨机一圈一圈团团转，人工把甘蔗一棵棵从两个旋转的木滚筒中间夹进去，挤出甘蔗的汁水顺沟流到大铁锅里，再用柴火熬制，待熬的浓缩到一定程度舀出来装在一个个土碗里，冷却后就成了一扇扇的红糖。我们还经常跑去作坊向老傣要新鲜的甘蔗汁喝，去一次喝一两碗都可以。生产队种的甘蔗自己榨红糖，也比卖粮食收入多。

那个年代是讲“以粮为纲”，不允许大规模的种植经济作物，要不然我们的工分值还会大大的增高。当年边疆管的还不像内地那么严，多少还是种些。改革开放后也没有改变多少，边疆就是缺乏科学种田的技术，缺乏江浙广东农民那种苦干的精神，要不然那里的自然条件可以种的经济作物太多，胡椒、砂仁、橡胶、咖啡、可可、热带水果、香料作物等等太多太值钱。就是没有多少人去搞。当地农民够吃够用就满足了，不思进取。前几年我回到当年插队的寨子看看还是那样，不同的是田地都分到各家各户，用不着统一出工劳动了，耕田犁地不用牛了，家家都买了手扶拖拉机，家家的自行车都换成了摩托车，到栽插收割的农忙季节就请外地来的农民工干。他们自己差不多都不干活了，跟旧社会的地主似的。年轻人都穿着打扮的花枝招展，还学会成天打麻将了。

这一年我挣了两千七百多工分，年终结算我们生产队十分工分值为一块两毛六，分红时扣除口粮等款项后我尽然还分到一百六十多块钱。当年知青过日子讲共产主义，吃大锅饭，哪个有钱用哪个的，其实个个都不想掏出钱来，难怪日子也过得惨巴巴的，导致后来大多数寨子的知青户都分锅分灶了。说起来惭愧，人还是私心重啊！还没有绿林好汉那份胸怀。分到的钱怕被大家几下用光，赶紧花100块买了块上海表。那个时代手表是大件财产，财富的象征大于实际的计时作用。也是的；当农民要手表干什么嘛，当时缺乏的东西比手表重要的还多，就是买部自行车也比手表作用大多了，可买自行车就等于大家用。不过；也不是我一个这样做，好几个同学都买了手表，可能都是一样的心理。我还剩下六十来块给大锅饭今后买油盐肉菜用，愧疚的心稍微得到些宁静。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受点江湖义气的影响，差不多是自然经济的生活条件下贫富悬殊不大，有钱也富不到哪里，穷也穷不到哪里，没有什么攀比常。对那种以公平为原则的契约、协议一类的科学管理方式不屑一顾，崇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精神，但现实和理想难统一，人的本性体现出来的私心杂念不靠科学管理来约束，结果就是演变为各人有各人的小算盘、小动作，最终导致大锅饭散伙。小锅饭有的过得滋润、有的过得惨淡。我们寨子的知青老大还算有威信有能力，多少用了些管理手段，硬是把这个集体维持了很久。如果没有那个招工回城的影子时时侵扰，大家的日子会过得很开心的。

傣族家男人差不多都有铜炮枪，就像电影里清兵用的那种火药枪，社长和民兵还有几支政府发的79步枪，到哪里都背着。那个时候山上还经常能碰到麂子、野猪、野鸡、孔雀。斑鸠那是公路上、田野里时时都见得到。坝子里柴火不够烧，要去跟居住在山上的景颇族买，派人跟他们商谈好后我们自己去砍，自己挑回来。生产队组织去景颇山上砍柴最好玩了，就跟现在单位组织春游一样。一大早出发，男的都背着枪，女的带上用芭蕉叶包好的饭菜，水果。每人都带把砍刀，两三个小时的山路就到了景颇山上，山上都是一片片的原始森林，那些树都是原来就砍倒了晾着的，干了再来挑回去。一个人要挑百来斤。在山上现砍棵竹子做扁担，做绳子，各人捆好自己挑的就休息。休息时用现砍的竹筒打来山泉水，就着竹筒烧茶水，男人开始四处去打猎，运气好打来几只野鸡、山鸽子剥了皮擦上盐巴辣子烧熟了，再把带来的饭菜水果都并在一起大家吃，有说有笑好不热闹，真正的野餐。这个是城里人享受不到的，什么样的农家乐也比不上。在树林里有很多可以吃的野果，女人们都忙着采摘，树林里还能看到很多的鸟，但要打到很不容易。我还亲眼看到几只孔雀和一群野鸡，雄孔雀和雄野鸡羽毛都非常漂亮，雄野鸡站在树上，尾巴可以拖到地，雌野鸡不会飞，黑不溜秋一小团。它们警觉得很，我们一靠近，呼啦一下就逃窜到林子深处去了。吃饱玩够就挑着柴回寨子啦，

怕人家笑话，我们也不示弱，老傣挑多少我们也差不多挑多少，肩上挑着百多斤下山你可以想见有多难走啦，有时一路小跑停都停不下来，控制不好就要摔跤，我们说的“小胯弹三弦”，抖凛磕颤的还要拼命咬牙坚持着，几乎是一路小跑。回到寨子里来累得贼死，肩膀压的红肿，抬起手臂都难，但总感觉很愉快。以后一听说要去山上砍柴，个个都争着要去，再教育上升到初见成效的境界。我们已经不是刚来时那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抬的谢青年（傣语：汉族青年）了。

十八九岁应该还在读书上学的我们，头脑没有增添什么文化知识，四肢却是发达了很多，那个年代没有电视这玩艺，外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了我们不知道，内地的文化大革命搞的轰轰烈烈，什么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啦，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啦、苏修美帝又怎么封锁我们啦、似乎都与我们远了去，中央为了稳定边境一带，这些运动没有怎么波及到我们这里。我们在这个边疆农村的世外桃源里，只知道不劳动没有工分，不种地没有饭吃。

我们知青传唱那些被禁止了的，被定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中外老歌，看那些被禁止了的文学名著，听澳洲之声的点唱，听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都是公开的，没人会管你，不会像内地有这样的行为难说就要带来牢狱之灾。也不像内地天天开大会学文件，学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一门心思抓革命。我们在田里栽秧，太阳落下山，个个腰都累得直不起来，该收工了，社长大喊：“社员同志单来（大家），帝国主义林彪反革命就在这块地里，我们把他打倒再收工”，只好咬咬牙坚持把这块地栽完了社长才下令收工，我们就是这么闹革命的。

县革命委员会的安排公社也组织一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宣讲的活动，这些活动傣族老乡整不清楚就交给知青了。来农村前管上山下乡的办公室也给我们发过些毛选四卷，毛主席语录什么的，但下来后谁都没有看过，当了摆设甚至都当卷烟纸用了。老傣都不参加这些活动，县里有指标任务摊下来，只好一个公社选那么一两个老傣觉得印象好的知青去参加，其实他们也没有读了什么毛主席著作，只言片语的背了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主席语录，无非是出工劳动积极，跟公社干部关系紧密。选上了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到处去开会，到处去宣讲心得体会，不用劳动还得工分，但大多数知青都很鄙视，瞧不起，也有几分妒忌。讲句公道话出工劳动积极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吃苦耐劳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是不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不知道，但挣工分捞印象为哪一天招工回城打基础是真的。

1971年，招工回城开始了，昆明的单位一批一批的下到外五县来招用知青。说是公社、生产队推荐，用人单位审查录用，但这种招工几乎演变成了人口交易。从昆明来的那些招工人员口袋里揣满了亲戚朋友，上级领导、同事等等的条子，似乎他们的任务就是来拯救这些亲朋好友的子女脱离苦海的。于是掌管我们命运的公社官员和前来招工的做起了人口交易，招工的单位和单位之间也做起了人口交易，你要的人我给你，我要给你的人你带走。你帮我把这个县的某某招了，我在别个县帮你把某某招走。于是乎上面有关系的可以走了，和公社领导搞上关系的也可以走了，特别是女同胞比较有这方面的优势，靠天生丽质的，靠风情多种的，靠投桃报李的还真走了不少。那时候我们很愤恨，非常瞧不起这类人，也很无奈，说起来她们也是受害者。还算是发生在那个年代，还不知道腐败这个词能做到什么程度，最多也是有关系，有后门而已；要是现在那将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要发生。进那些单位不在昆明，条件比较艰苦的单位要容易些，像什么国防工办（三线建设的那些兵工厂都在大山沟里），铁路建设，矿山等。有很多同学急于脱离农村，去端铁饭碗，拿工资吃饭的也饥不择食走啦。真正靠劳动好，表现好而招走的没几个。出身不好的更只有看着别人凯旋而归的份了。

第一二批招工走了大部分人，后来断断续续冷一个热一个的又走了一些。家里设法弄个证明来把自己说成有病、残疾的又走了一些。降低标准留在当地参加工作的也有。那些远在昆明的父母看着别家的孩子回来了，自己家的还在农村，留在当地，心里失去平衡，想念子女，为子女忧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煎熬更可以想见。剩下的人精神压力，心理负担都十份沉重。往日的那点欢乐那点期望都被回城的人带走了，留下的只是麻木的出工劳动挣工分和漫漫黑夜一样的等待。很多人一等又是三四年。

我没有家庭的强力后台，没有吹牛拍马的本事，也没有打通后门的资本，除了继续努力表现，盼着哪一天好运能眷顾到自己头上外别无它路。那时候的我们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抱负，就一心一意的只想当一名领导阶级的工人，能穿上劳动布工作服，开上机床，驾驶着汽车，拿着钳子扳手工作就非常理想啦。最后理想降低到只要能过上敲钟吃饭、盖章拿钱的生活，有个铁饭碗工作就好。

若干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经过风风雨雨的斗争，终一得到承认；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经济被逐渐认识；生产关系逐步调整，私有经济、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资本真正的内涵不再是讨论来讨论去的题目了。原来那种极左思潮统治下阶层地位的划分也被彻底颠覆。铁饭碗不铁了，第一批招工到了昆明国营单位这个公司那个公司当了干部，这个工厂那个工厂当了工人的知青未必笑到最后，国企改制、公司关门、工厂倒闭，落到下岗失业境地的不在少数。经过苦难磨折一直努力奋发改变了人生道路的也大有人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一大批知青重拾机会返回大学殿堂。当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埋葬了一些人的青春，造就了一批人的平庸，也促成了一部分人此后成为了一个时代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那几年的辛劳也锻炼了我，参加工作后我就因为能吃苦耐劳常常得奖呢。那个年代吃苦耐劳可比知识吃香啊。前二三十年提起自己曾经当过知青，似乎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呢，很光彩似的。工作调动、干部任用简历里有插队落户当过知青的经历说不定还能为你加分呢。现在提起那段经历称我们为“知识青年”简直就是对我们人生的嘲讽，对我们的愚弄，对我们的不公。到了真正要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大多数的当年“知青”由于年龄、生活、工作、文化基础等等原因都已失去了获得知识的机会了。更多的人只能是随遇而安之。我们都因为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努力奋斗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让人看得起，让社会承认我们一代知青的价值。我努力了，但我更羡慕当今的年轻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一代确实落后一大截，尽管回想当知青的那段经历对我真好。

随着时代进展我们的这段人生经历也也渐渐淡出历史，淡出所有人的记忆，无人再提起，像一张张褪尽色彩的废旧纸片随风飘散而去。

文章与照片来源：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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