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的磨难、一张蒙文结婚证

老知青家园

十八岁的磨难

作者：冷明

1969年深秋，我正在放羊，突然接到家里电报，要我火速回京。父亲戴着“反革命”帽子被劳改多年，我插队一年有余，第一次离家这么久，归心似箭。十天后到家，没能见到父母，他们领着弟弟、妹妹，被强制轰回了四川老家。

大姐结婚不久，二姐当了工人，还有年逾花甲的奶奶，我一心要革命，奔赴祖国边疆，要把一腔热血献给党中央、毛主席，可现在有谁能知？我一个大小伙子在北京无所事事，无工资、无粮票、无户口，只能吃奶奶的口粮，父母一家生死未卜，心灰意冷，百无聊赖，恰逢牧民其木德、破丹僧来北京玩，我决意一起回去。

10月底北京渐寒，我买了顶栽绒帽，身穿蒙古袍，脚蹬高腰马靴，与好友一起到照像馆合了影，我就穿着这身衣服与其木德、破丹僧踏上了回草原的路。

坐火车到赤峰，听说西乌又是大雪灾，每年冬天，巴林左旗农民赶着驴车、马车到草原，用炒米换些油肉，其木德是大队会计，会几句汉话，心地善良，一向怜悯搞副业的穷农民，名声在外。我们来到左旗与西乌交界处，往日翻过麦日图坝就是锡盟草原，大雪把麦日图坝堵的严严实实，插翅也难飞过。

坝根乌兰坝村有个张姓包工头，自告奋勇送我们走黑里黑坝。老张头赶毛驴车，我们仨坐着辆胶轮小车，一匹瘦瘦的老马，驮着我们几个走了一天来到黑里黑脚下。黑漆漆的大山不见一个人影，老张头赶着毛驴车打道回府，幸好找到个用树枝搭起的窝棚，我们半蹲半坐将就一宿。其木德、破丹僧出身贫牧，一个会计一个主任，第一次出远门有备而来，他俩身穿羊羔皮里儿蓝绸缎面蒙古袍，既轻快又暖和，袖口是水貂马蹄袖，头戴火红的狐狸皮草原帽，脚蹬带毡里儿的蒙古靴。我把栽绒帽扎紧，只有一层薄薄棉花的夹蒙古袍穿在棉衣外，脚上是高筒单马靴，寒风刺骨，四周一片寂静，肚里饿，身上冷，打着哆嗦，盼着天明。

天刚蒙蒙亮，套上瘦马翻越大坝，没走几步，几个人全傻了眼。一条小路又陡且险盘旋而上，路上巨石挡道，老张头说黑里黑坝除了苏联红军打日本鬼子那时候走过一次，这些年从来没人走过，让我们恍然大悟。突然，灌木丛里的牛群让人眼前一亮，其木德、破丹僧不愧是经验老道的牧民，我们把牛群拢到一块，他俩慢慢靠近大犍牛，嘴里咂咂有声，用手一把抓住牛犄角，解下蒙古袍腰带拴在小车上，如法炮制，连抓了两头套车的犍牛，中间是马，两边是牛，一个人牵马，两个人在车轱辘两边，牛和马往上拉的同时，一边一个人搬住车轱辘发力，大约六七个小时，终于登上了坝顶。黑里黑名不虚传，南边树林密布怪石嶙峋，北边白雪皑皑，好像是两个世界。天气变得异常寒冷，雪地里老马不堪重负，我们只能走走停停，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天刚擦黑，摸到一处罕乌拉公社北京知青的冬营盘，吃饱喝足，第二天往罕乌拉公社走去。

老天仿佛有意考验我，清晨，飘起了雪花，不一会儿，白毛风扑天盖地席卷而来。

其木德、破丹僧用马蹄袖捂着脸在前面开道，我紧跟着小马车蹒跚而行，嘴里哈出的气在栽绒帽子边结成了白霜，单薄的马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又是一整天，筋疲力尽，天黑前总算到了罕乌拉公社所在地。

第二天，我们与大队七八辆买粮食的牛车结伴而行，人和车裹在风雪里，前面的人看不见后面的车，凛冽的寒风吹透身上的衣服，我用两只手揉搓僵硬麻木的脸，后来手也僵了，不知道身上哪个部位冻得更历害，更需要照料。一阵阵强烈的风雪不停地袭来，在耳畔怒吼咆哮，凶狠地撕扯我单薄的衣帽，刀割般刺痛着我的脸颊，简直要把栽绒帽下的脑袋揪下来。在狂风暴雪中，几乎难以呼吸，像有个魔鬼用铁爪把人紧紧抓住，拖进地狱。昏天黑地，什么都看不清，风一直刮，雪一直下，天寒地冻步履维艰，坐车吧，会把人冻僵，走吧，一天没吃东西，我虚弱得简直要一头栽进雪里。牛鼻孔里喷出的热气被刺骨的寒风向后吹去，牛嘴巴、鼻子、眼睛、眉毛冻上了一团团冰雾。出奇的寒冷让健壮的牧民在牛车上坐不到几分钟，就要跳下车，趟着厚厚的大雪一步步艰难地向前跋涉，有这样一个交通工具，毕竟不会把人抛弃在荒山野岭。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十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体壮如牛穿着铠甲似皮衣的牧民在寒风中疲惫不堪，一长串牛车在风雪中一步一步缓慢挪动，暴风雪越刮越猛，我坐在牛车上蜷缩成一团，身上、头上都是雪，好似一尊冰雕。

冰冷的大队部空无一人，其木德一家收留了我。大嫂用自家白茬羊皮缝了顶草原帽，白惨惨又丑又大的羊皮帽遮住我流脓淌水满是冻疮的脸，几天后，我骑上马与其木德、破丹僧又踏上了二百里外走场的征程。

十八岁与死亡擦肩而过，殊不知，这只是我在草原二十二年的开始。

一张蒙文结婚证

作者：冷明

结婚是人生重要驿站，体面的婚礼，西服革履，一袭婚纱，是一对新人最幸福靓丽的时刻。草原上的婚礼别具一格，草地上并排扎上几座蒙古包，杀牛宰羊，大宴宾客，美酒奶茶手把肉，大快朵颐，一醉方休，蒙古包里男男女女彻夜歌唱，蜿蜒曲折的长调唱得额吉伤心落泪。双方宾客骑着高头大马，簇拥着新娘新郞，鲜艳的蒙古袍精彩纷呈，赛马一触即发，迎亲的和送亲的定要分个高下，婚礼就是盛大的节日，牧区与农区截然不同，娘家非但不要彩礼钱，恨不得把多半个家陪嫁过去。基督徒的婚礼庄严而肃穆，面对上帝耶稣和众多亲朋好友，婚誓的每段话发人深省，令人刻骨铭心：“......无论疾病或健康，贫穷或富裕，你都愿意爱她、保护她吗......”

电影:牧马人

电视连续剧《灵与肉》里贫穷落魄的男主人公许灵均，因凑不齐100块钱，错失一段好姻缘，四川姑娘秀芝为了一口饭，不远万里逃荒至偏僻的祁连山，心直口快的姑娘不小心泄露了那个时代的秘密：四川饿死了好多人！

牧马人的罗曼史勾起了我的回忆，我插队到内蒙牧区，生活了22年，虽没放过马，但在大队的11年里，天天颠簸在马背上，可谓是货真价实的“牧马人”，无巧不成书，同样贫穷落魄的我，娶到的农村媳妇也叫秀芝。

在西乌旗白音花公社插队数年后，我先后把轰回四川老家的母亲和弟弟妹妹接到了草原安家落户。

我们挤在大队部学校一间废弃的土房里，牧区不论大人小孩，每人每月20斤粮食定量，牧民有喝茶的习惯，佐以奶食肉食，晚上才吃一顿饭，孩子多往往吃不完定量，我求助牧民，他们毫不犹豫地拿来粮本，让买他们的粮食定额。有足够的粮食，能吃饱饭，解除了一大家人在四川老家永远不够吃的后顾之忧，隔着五里地，经常有连队的兵团战士来串门，母亲终于有底气恢复她一贯热情好客的传统，毫无顾忌地为大家烧茶做饭，星期天我家小土屋里充满欢声笑语，姑娘们说够了笑够了，吃饱喝足返回连队。

我们曾经住过的土房

母亲背后夸这个姑娘贤惠，那个姑娘清秀，却不敢有非分之想。当时找对象的标准十分简单，出身好，人老实，知青和兵团战士外加一条：有希望返城。每个家庭都不富裕，贫富悬殊不大，也就没人斤斤计较钱的多寡。我一个反革命狗崽子，不能上工农兵大学，不能分配工作，谁愿意在农村牧区一辈子！

有一年我们大队划到了四十四团，经常到罕乌拉团部卫生院开会、买药，药房有个梳着长辨子的赤峰姑娘，她让我进药房随便挑挑拣拣，围着我有说有笑，有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年轻人不自觉流露出的爱意让人心领神会。难得有人欣赏我，但贫穷束缚了想像力，家庭出身这个紧箍咒窒息了爱情，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几十年后把这段经历写在了一部小说里。

《为了你走遍草原》冷明著

瘦骨伶仃，每天骑着马，背着药箱，在大草原上走啊走，狂风暴雪，日出日落，永无尽头。

年底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除了冠冕堂皇的总结报告，主要是评工分。放羊最高，白天黑夜20分；放牛略少；放马一天10分，冬天下夜加10分；会计出纳保管员一天9天；赤脚医生也是9分。知青走的只剩下一两个，我不知代表知青还是代表外来户，年年让我出席大会。一次快讨论完了，我出去解手，回来不多一会儿会议结束了，我奇怪怎么没评赤脚医生分值，会计额登白依拉偷偷笑说，你出去的瞬间，评了赤脚医生的分，今年是7分。

父亲作为反革命分子一个人留在四川大山里改造，几个子女为他一人积攒粮票好办多了，父亲来信开始为我的婚事着急，说实在不行他在四川想想办法。母亲和妹妹也不断聊起四川老家哪个姑娘长的好，哪个姑娘能干，还说有一家姑娘在他们走时就想跟着一起来内蒙。四川实在太远，走一趟来回起码一个多月，我们掏不出几百元路费，即使有四川老家的姑娘愿意过来也没办法。

电影“牧马人”中的郭谝子

为我当红娘的迟广印大叔是比“郭谝子”还要“谝子”的大车老板，他是外来户里为数不多的汉人，有大大小小六七个孩子，生活十分窘迫。七八家外来户一律以干零活为生，主要特征就是家家住土房，喝不上奶茶，迟广印家的砖茶水寡淡无味，孩子身上打满了补丁。自从赶上大车，老迟大叔不辞辛苦，坝前坝后，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虽然穷，依仗着能吹会哨，总能偷着摸着搞点投机倒把，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草原上难得有汉人家，南来北往的坝前农民路过这里都到他家打尖吃饭（住宿），毛驴车上拉着蔬菜沙果，就送他家点果菜，贩烟草的送几片烟叶，实在没的送给他家挖几碗炒面，穷人谁也不笑话谁。浩尔图公社有个财大气粗的包工头赵连庭，每次到他家盘腿上炕，喝着白酒哨牛逼。一次赵连庭酒酣耳热，说我们营子有个姑娘二十多了，想找个坝后的，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素来与我没有什么交往的迟广印当即答应：有啊！我们大队有个北京知青，正好没对象......

我们大队号称在西乌旗首屈一指，牲畜数徘徊在2万左右，人口将近500，牧主富牧子弟几乎都干零活，让个别老实巴交的小伙子放马，那也是最辛苦，工分挣的最少。外来户的活计时有时无，都不富裕。坝前农民视草原如天堂，有油有肉有奶食，主要吃商品粮，旱涝保收，不受大累，都向往草原的生活。

赵连庭在坝前坝后大名鼎鼎，他出身地主，但天生胆大妄为头脑灵活，年年组织村里的农民来坝后搞副业。公社革委会罚他，他变本加利屡教不改，看到兵团大卡车一辆辆停在他家门口，解放军首长与他称兄道弟，吃饭喝酒，他家油肉不断，哪个干部不眼红心热，村干部有求于他，大都睁只眼闭只眼。

那年赵连庭组织村里人在四十三团烧石灰，自从知道了我的名姓，他们到处打听我的信息。团里干部经常下大队，很多都认识，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不论蒙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不论打了噶（官）还是普通百姓，没有一个人说我的坏话。迟广印骑着大车马领我去团部石灰窑，一个叼着旱烟袋，穿着破衣服，身上满是石灰的老农跟我聊家常，几个老农转悠着观察，我也不知谁是谁，据说未来的老丈人心里早有了小九九。

我和迟大叔骑马二百多里，到姑娘家换盅（定婚），我囊中羞涩，只在一个笔记本里夹了5块钱。后来听说这个秀芝姑娘在村里可是身价最高的主，刚刚退掉了几千的彩礼钱，铁了心要跟坝后的这个穷知青。

婚礼选在第二年五月，按照习俗，老迟大叔赶着马车，我弟弟妹妹跟着去接亲。可以想像老迟大叔唾沫横飞，怎样忽悠人家，又怎样嘬瘪子。他走时把我家两套新婚被褥装上马车，说农村有这个习惯，接上新媳妇再拉回来。那可是这个家徒四壁的土房里唯一光鲜的摆设，缎子被面是二姐专门从北京寄来的一龙一凤，母亲一片一片絮上棉花，一针一线缝制而成。

接亲大马车到了女方家，不要说成百上千的彩礼钱，一件新衣也没有，老迟大叔急中生智，送上两套崭新的行李，算是男方孝顺老人的礼物。

弟弟去时带了一桶散白酒，女方用来招待客人，可以想见财迷了一辈子的老丈杆子怎样肝疼，姑娘嫁人了，没收到任何钱财，这在农村几乎是不可能的。宴请宾客剩下一点酒，我弟弟的愤怒不言而喻，连酒带桶一起带了回来。

接亲车在罕乌拉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早来到了兴安队岔路口，邻居北京知青李连生当仁不让，骑着高头大马充当伴郞，我们与马车会合后先到公社领结婚证书。公社秘书巴图敖气一早回乌兰托克队办事，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大队人马在长寿、高娃家歇息。长寿、高娃中专毕业，专职兽医，国家干部，算是高级知识青年，这二位蒙汉兼通，善良正直，惺惺相惜，我们一直聊的来，是多年的好朋友，众人在他家喝茶吃饭，过午，巴图敖气姗姗来迟，他一边笑着解释对不起我回家办了点事，一边用蒙文为我们开了一纸结婚证。

1975年牧民逐渐恢复了旧时的礼节，婚礼尽可以搭上几个蒙古包，杀牛宰羊大操大办。大队几家外来户都来随份子，连队的兵团战士也来贺喜，李连生家摆上一桌专门招待兵团战士，他们嚷嚷嚯嚯起哄架秧子，亲一个，唱一个，来一个，给暗淡的婚礼增色不少。

有一年走场，我在牧民格立格家（知青王增义下包的家）住过一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特意送上几尺蓝绸子，一个人端坐在炕中间，也不说话，也不吃菜，从头喝到尾，酩酊大醉。大队领导班子开会，几位领导听说特意赶来祝贺。书记队长主任等人盘腿上炕，每人象征性地喝上一小杯，掏出一块钱随礼，起身告辞。

老迟大叔家腾出一间房，光棍汉老杨头腾出自己的房，安排送亲的亲戚及我家人，夜深了，客人们都走了，屋里只剩下格立格醉的不省人事，我端茶倒水，不知所措，霍瘸子走了进来。他一边吃力地抬起瘸腿上炕，一边说你去吧，我来照顾他。

霍瘸子是外来蒙族人，有不少孩子，一家人破衣烂衫，屋里臭气熏天，脏的下不去脚，连队的梁医助戏称他家是卫生部长，一个残疾人养活一大家子，艰辛可想而知。霍瘸子可能有文化，经常出口成章，大家最爱听他的黄段子，三十什么甜如蜜，四十五十怎样怎样，光棍汉老杨的小屋是我们的娱乐天堂，每天夜里点上昏暗的柴油灯，（买不起煤油，我们外来户都偷着找拖拉机师傅要柴油点灯）油烟把每个人的鼻孔熏的毬黑，无非老八、老九、老嘎达、霍瘸子、老杨、李连生我们几个，一付扑克打到天亮。有一次，几个人高谈阔论，煮酒论英雄，霍瘸子语出惊人：我看冷大夫有诸葛亮的智慧，将来必有出息！我并没有什么惊喜，穷的掉渣，出身不好，67届初中生66年就开始文革，回不了北京，娶不上媳妇，胸无大志，腹无良谋，霍瘸子一语石破天惊，众人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