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青春》从陕北插队到返城北京
上世纪90年代，摄影师黑明行程三万多公里，寻找到百余名知青，拍摄了数百张照片，撰写了数十万字的日记，编撰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本书《走过青春》。书中的100位知青，命运各异，有的奋斗有成，有的回京后艰难谋生，有的留在了那片土地上默默过活，有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由于篇幅有限，当时使用的文字不足一半，成为黑明心中的遗憾。十几年过去了，2011年《记忆青春》出版，公开了他采访的全部日记，并补充了一些知青们现在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故事依旧在延续。
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摘选）
从陕北插队到返城北京
自从上个月在陕北安塞采访完知青，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再去寻找知青了。桂林、广州、大庆、海口、银川，马不停蹄，都是公家的事情。
有一次参加江仑组织的几名老知青聚会时，听一位老知青说：我们一起回来的知青还有在八宝山背死人的呢。当即，江仑纠正说：“不是背死人，就是普通的火化工。”不管是背死人还是火化工，我都觉得对这一特殊行业充满了好奇，于是，我记住了他们所说的火化工杜如意的名字。聚餐结束后，我一次又一次打电话到八宝山殡仪馆联系杜如意，特别想去看看每天和尸体打交道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前天，我终于得到了杜如意的同意，说好今天去八宝山殡仪馆见他。好朋友余海是《中国石油报》的摄影记者，他很早就一直对我说，有什么有意思的采访，让我带他一起去看看，他想看看我怎么采访，怎么拍照片。昨晚，我给余海打了电话，告诉他今天要去八宝山火葬场采访一个火化工人，他当时显得尤为激动，答应和我一起去。
今天早晨8点，我和余海准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南门碰了面。这个季节的北京，只要睁开眼睛便是蔚蓝的天空，处处洋溢着秋的美景。
但我们进入八宝山的大门之后，眼前那两排高大整齐的松树遮挡了整个清澈透亮的蓝天，让我突然感受到异常地不同，尤其是小路两边矗立着很多高低不同的墓碑，顿时让我们两个的面部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此刻很难说出内心是一种什么感觉。只听余海说了一句：“怎么感觉阴森森的！
当我们穿过那排茂密的青松和墓群之后，很快便在一个很阳光的院子里打听到了杜如意的办公室。初次见到杜如意，真是出乎我的预料，他身着纯毛高级西装，雪白的衬衫佩戴一条红色的真丝领带，看上去和我想象的火化工完全是两个概念，他的外表和精神状态甚至超越了我所在的中央某直属机关的那些干部。
杜如意看到我和余海之后，又是递烟，又是沏茶，显得格外热情，顿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杜如意还说：“只要是知青的事情，我责无旁贷！
坐稳后，我们先是说了一些关于八宝山的事情，随后我们的谈话进入了主题。说到火化的时候，杜如意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累计火化了八干多具尸体，还先后完成了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和一些老人的火化任务。”
聊到11点多钟，杜如意突然站起身说：“下午再聊吧，该吃饭了，你们等等我去打饭，咱们就在我办公室吃。”我赶忙说：“不用了，我们去外面吃吧，今天我请客。”他说：“不用！不用！我们这里的饭还不错。他一边说，一边拿起饭盆便往外走。此刻余海带着一种特殊的表情对我说：“等他回来我们还是去外面吃吧！"我说：“算了，这样不好！你要是不想吃就少吃点儿吧！”他又说：“那倒也是。”
10分钟后，杜如意端着一个很大的盆子回来了，里边装了满满一大盆包子，他的同事还帮他给我们端了两饭盒菜，放到我们面前的茶几上。老杜一边忙找筷子，一边说：“今天的饭不错，还有包子。”说着，他又打开柜子拿出了一瓶二锅头和一塑料袋花生米，放在铺好的报纸上，然后洗了几个放在桌子上的茶杯说：“来。喝几杯！"在杜如意的劝说下，我和余海狠狠地喝了一大口酒。杜如意说：“来，吃吃吃。”我和余海谁也没有动手，杜如意说：“黑明，吃包子！是猪肉的！"当我拿起一个包子的时候，余海看着我偷偷地笑了一下没有说话。最后余海看我吃得很香，他也拿起就吃，甚至比我还吃得多。
杜如意是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六十二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当年全家9口人仅靠父亲的41元工资维持生活，一家老小经常吃不饱肚子。插队开始后，他听宣传干部说：“延安并不比北京差多少，马路两边全是梨树，黄河里有不少大鲤鱼，你们去了随便吃。”这话不但吸引了杜如意，而且还吸引了比他高一届的哥哥杜平安。兄弟俩抱着幻想办完手续。走的时候，他父亲给每人兜里塞了5块钱。1969年初，他俩去了陕西甘泉县油粉大队落了户。到村里之后，他们才发现离黄河还有好几百里路，而且全村也没有一棵梨树。
刚开始上山劳动，杜如意问队长一天能挣多少钱?队长说：“现在不知道，年底才算账分红，只要你好好干，肯定少不了。”从此，杜如意和哥哥每天都去上山，一天也不敢耽误。到年底分红，兄弟俩分的红利加起来还不到20块钱，于是他们双双流出了眼泪。
第二年开始首批招工，杜如意被幸运地招到延安机械厂当了工人。3年后他被推荐到咸阳机器制造学校上了中专，毕业后回到厂里成为一名技术员，后来又当上了车间主任。先后多次获得省、地科技进步奖。1986年还被评为助理工程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延安市为了照顾科技人才，他的农村老婆以及孩子也转成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
最让杜如意高兴的是，老婆也被安排在机械厂当了一名合同工，使很多人为杜如意一夜之间成为双职工而感到羡慕。杜如意的日子一天天好转，他的哥哥杜平安也顶替父亲回了北京。时过3年，杜如意的心越来越是不安，1989年底，他突然想回北京联系工作。不久，他背了满满一书包历年来的各种获奖证书，独自一人回到阔别20年的北京寻找接收单位。
杜如意说：“那时我回北京联系调动，完全是靠自己去碰，只要见门口挂个牌子就进去自我介绍，结果去了很多家企事业单位，都被拒之门外。没有一家企业的老板认为我算人才，我对调回北京的愿望几乎到了绝望的境地。找了很长时间还是找不到，没有熟人很难办，可以说一开口就被拒绝，每次都是碰钉子。
我正要收拾行李准备回陕北的时候，突然听说八宝山殡仪馆要人。当时有人说去火葬场干什么呀！但我觉得为了孩子的教育，不管干什么我都要回来，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回北京！来殡仪馆之后，人事处的同志说让我写个简历，写好后人家说太简单了，没有通过。回家后我突然想起那些已经打了包的获奖证书和发明证书，当天晚上我又写了一份很详细的个人简历，很多都是我的技术档案里的一些资料。第二天，我带着新写的简历和一厚摞证书再次来到人事处，刚开始他们觉得这人怎么又来了，不是说了不行吗！我赶紧从包里掏出那些证书让他们看，我说都是省级和地区级的，结果他们一看，口气马上就不一样了，还说让我周六再来一次。
“他们收下我的资料后，我激动坏了，当我走出八宝山的大门时，回头站着看了很长时间，我心想自己肯定能够进入这个大门上班！在回家的路上，我特别激动，坐在公共汽车上，我的眼泪好几次都差点流出来。
按照人家说的时间，周六一上班我就来到人事处的门口，结果他们告诉我说，你被录取了！我拿到商调函之后，眼圈当时就湿了，心想总算成功了！
很快我就回延安办好了手续。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回到北京，从此，就成了一名火化工兼维修工。”
我问他干这么多年是否已经厌倦了这一工种。杜如意说：“没有，挺好的！我刚才说过了，到目前虽然我已经火化了八干多具尸体了，但我并没觉得这个工作低人一等，而是觉得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思想境界都很高。
“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害怕，毕竟没有和死人打过交道。再说什么样的死人都有，老死的、病死的、杀死的、车祸撞死的、水淹死的、上吊自杀的，都要面对。刚开始有点怵，干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后来就像和尚念经一样，超脱了，什么也不想了。”
我问他死人佩戴随葬品的多不多。杜如意说：“不多，有也是假的。比如戒指、手镯、项链、元宝等等都是塑料的。真东西按规定也是不让戴的。不过有时候也有，记得有一次火化一个老太太，后面一帮子女都争着推车，临到火化车间门口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开始抢老太太的耳环、项链和手镯了，没两分钟就抢光了，抢完之后，他们都走了，连老太太也不管了。还是我们的火化工帮忙给送进去的，你说现在的人啊！什么人都有！
我问他是不是花钱多少不一样，用的炉子也不一样。杜如意说：“是啊！当然不一样。有普通的，现在还有电脑控制的。”
我问他火化中央领导有什么区别。杜如意说：“除了形式不一样，烧法都一样。不过烧中央领导不叫火化，叫保驾。”我笑了，杜如意接着说：“不管是保驾护航、火化、火葬，哪怕就说是烧，其实都一样，只不过是叫法不一样！反正都是个死人。只不过火化中央领导，可不敢马虎，不像火化普通人，停电了、停机了，都有可能。如果是中央领导，那可一点差错都不能有。人虽然死了，但照样还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临到火化台前的时候，只剩下几个站岗的士兵和我们几个火化工人了。我们每个人都要戴着胸牌，我们进一道岗，查一下胸牌，非常严格。对于我这名技术科副科长来说，在机械设备方面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要不然我就得这个！”他双手合并在一起，做了个戴手铐的姿势，笑了笑又说：“你说是不是?！"我笑着说：“没那么严重吧?”他说“那你可不知道……”听完他所说的事情，真是出乎我的预料。
自从杜如意进入八宝山殡仪馆工作以来，他不仅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还不断进行火化设备的技术革新。经他设计的“CH—93型程控火化机”1994年7月正式通过国家民政部有关部门的鉴定，畅销全国各地。
由于杜如意工作成绩突出，最近还被评为北京市工业企业优秀科技人员，他不但当上了技术科副科长，老婆也被照顾到北京市民政局的纸箱厂工作。单位还照顾他，在东直门附近给他安排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我说你作为一名科长、一名出色的工程师，现在还参与火化吗?杜如意说：“我几乎每天都要到车间去，有的事情必须自己亲自把关。尤其是现在，几乎所有的设备自动化程度都很高，完全是电脑控制，如果使用不当，就会给场里带来经济损失。所以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职责。”
最后我问他还会再调单位吗。杜如意说：“不会。单位对我很好，我准备干到退休为止。”
不知不觉已经下午3点了，我说能不能带我们去车间看看。杜如意说：“没问题啊！只要你们不害怕就可以。”随后，他带着我们穿过几个告别室，首先走进一间很大的停尸房，刚进去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会有那么多死人躺在那里，我下意识地问他这是什么呀?杜如意说：“死人啊！"我这才感觉到头发根有些发紧。
杜如意指着几十具横七竖八的尸体说：“我们天天就和这些死人打交道，你看那几个没有棺材的死人，大部分都是没人认领的无名尸。”
我看到有的死人躺在没盖盖子的棺材里，有的个子高，腿和脚都露在了外面，还有的只用一块带有血色的白布裹着尸体静静地躺在一个个小推车上。
停尸房特别暗，在杜如意给我介绍情况的时候，我借用余海的闪光灯拍了几张照片。杜如意说：“等等，我把死人摆整齐再照几张。”
拍完照片他又带我们来到火化车间。杜如意一一向我们介绍，哪个是新式的，哪个是老式的，哪些是他改造过，哪些是他用过的火化炉…
也许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工作状态，杜如意亲自推来一具尸体，对照完死体和记录单的编号之后，他亲手把那具尸体推上了炉前的火化台。他看了看我，轻轻地按了一下电钮，尸体随着火化台自动进入火光喷射的炉内，通过监视屏，我亲眼看着那具尸体几分钟内便被烧成了白骨，瞬间又变成白灰…
此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也忘记了给他拍照片的事情。根本不像人们所说的，面对死亡便会想到多么高深的人生哲理。
从车间出来后，已经是4点多钟。杜如意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临别时他说：“黑明，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吭声，能帮上我一定尽力而为！”
我笑了笑说：“谢谢您！不过还是不找您为好！”此刻，我们3人都发出了朗朗的笑声。
半年后，我再次打电话给杜如意，希望给他重新拍几张照片，他问我在哪儿拍?我说哪儿都可以，停尸房也行。他说：“停尸房现在没有那么多死人，现在不是季节。”我这才明白死人还有季节性。文章写出，照片洗好后，我特意又去找了一次杜如意，中午依然是在杜如意的办公室吃的午餐，只不过没吃包子。此刻，我已经感觉他们的饭和自己家的饭菜没有任何区别。临走时，杜如意还说：“我叫个车送你去地铁口吧。”我开玩笑说你不会叫个那种车来送我吧?他笑了笑，开玩笑的说：“可以啊！那种车有特别好的车，都是卡迪拉克，只有中央首长才能用。”虽然是几句玩笑话，但说明他已经把我当成了朋友。最后他叫来一辆普通的北京吉普把我送到了地铁口。后来我们之间以兄弟相称，时常总有电话联系。
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初中老师带着孙子来北京看病，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最终小孩儿依然被送到了八宝山。按照正常程序，下午4点方可取到骨灰，但通过杜如意的相助，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取到了孩子的骨灰。
还有一次是著名摄影家狄源仓先生去世，我和好友史宏伟虽然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由于堵车，等我们来到八宝山的时候，狄老的告别仪式早已结束，老人家已经被推到了停尸房。在此情况下，我只好再去找杜如意，没想到此刻的杜如意已经荣升为火化场场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停尸房，我给狄老的枕头底下放了两支他生前最喜欢用的派克笔。
还有几个朋友的父母去世，都是我找杜如意帮的忙，每次他都非常热情！
前段时间我的《走过青春》再版，我又去八宝山找他取一些他年轻时的照片，去之后才知，他又当上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车队党支部书记。我问他怎么不在一线干了，他说：“年纪大了，还是让年轻人去干吧！不过这里的事情也很多，车多，司机也多。”
说到效益的时候，他说：“现在竞争很激烈，很多郊区的火葬场都和市里的各大医院直接建立了联系，听说还给回扣，所以人家根本不来我们这里。死人越来越少了，比你10年前来的时候少多了……”
去年，知青的女儿丁志红要做心脏手术，全家人都为昂贵的手术费发愁，通过媒体报道之后，不少人去阜外医院向她捐款。当时有一个中年男子穿得很破，满身是泥，他来后放下200元就要走。此刻我正在病房，于是我追到楼道问他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结果他很爽快地说：“我是捞鱼虫的，也是去延安插队的知青，我叫李新民。”在我的请求下，他给我留下了东城区演乐胡同他家的门牌号，并且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是公用电话，你让胡同里的大妈叫我一声就可以。”说完，他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说他要去捞鱼虫。
之后，打过几次电话，电话亭的大妈总说他家没人。这几天我一直想着去他家看看，但打电话依然难以找到李新民。今天我起了个大早，准备去演乐胡同找他。不到8点我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到了他住的那个院子。院子里很拥挤，来回过人几乎都是侧着身才能通行。李新民戴着棉帽子、穿着军大衣，正在院子里整理他那些捞鱼虫的工具，准备去捞鱼虫。
看见我之后，他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让我去家里坐坐。他的家很小，他说只有5平米，还是他妈妈给他匀出来的半间房。房子里感觉比院子里拥挤了很多倍，哪怕是一个人进出，也得侧着身子走。
李新民说：“你见过这么小的房子吗?”我笑了笑说：“还真没见过。”他又说：“我们这代人，没办法啊！”看着他的家，让人很心酸。房子里除了上下铺的一个看上去很坚固的木架子床和一张很破的桌子、一把小凳子，再就是几个养鱼虫的大鱼缸。整个房子里竟然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他给我倒了一杯水说：“坐床上。”然后他坐在那把唯一的小凳子上。
我问他厨房在哪儿。他说：“没有。院子里做，院子里吃。”我问他怎么睡觉。他说：“我和媳妇挤下铺，两个儿子挤上铺。”
我问他儿子多大。他说：“都二十多了。”我问儿子做什么。他说：“我捞鱼虫，他俩在皇城根卖鱼虫。”我间他一天能捞多少鱼虫。他说：“捞好的话一天能捞四五十斤。”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他说：“三四十块钱。”我问他现在攒了多少钱。他说：“两三万吧。”
李新明哈哈一笑说：“你可问得够细的啊！”我说那就不问了，我想跟你去捞鱼虫。
他说：“那好办，现在就走，坐我的破车去吧！”我说好啊。
出门之后，李新民用一根尼龙绳子盘在马达的一个小轮子上一连拉了十几次，才发动着了他那辆破烂不堪的残疾人电动三轮摩托车。在刺耳的摩托声中喊道：“你坐后面，上车。”我问去哪儿。他说：“走着看吧，还不知道。”
穿过东二环、东三环之后，他把车停在了一个很大的臭水坑旁边。他说：“怎么样?我的破车速度还可以吧?胡同里的人都说我的破车比飞毛腿导弹还快。”他一边说，一边搬开座位取出要用的东西，包括网、绳、雨鞋、橡皮裤等。他接着又说：“今天特意来个大点的坑，我知道你要照相，坑大好照，随你怎么照都行。”
他穿着皮裤下到接近零度的臭水坑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布好了网。上来后脱掉沉重冰凉的皮裤，坐在地上猛吸了几支烟，然后起了网，很大一个网，捞上来最多不到两碗鱼虫，其他都是一些杂物。他说：
“今天还可以，没让你见太脏的东西，有时死猪死猫死狗什么都有，臭着呢。”我当时很替他失望，他收拾好东西却说：“走，回。我知道这里的虫儿不多，就是为了让你照相才来这儿的，咱们回吧。”半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他家。
此刻他媳妇已经做好饭菜等着我们，进门后我还是坐在床上，他依然坐在那个凳子上，李新民顺手从床下拿出一瓶北京人都说好喝的红星二锅头倒了满满两大杯。我问他能喝多少。他说：“喝一瓶没问题，平时出去捞虫儿冷，祛祛寒。”
我问他哪年生人。他说：“1953年的，是不是看我像1943年的?人家都说我不像43，像53的岁数。呵呵，管他像多少，不想那么多，喝喝喝。”
我问他父母当年是做什么的。他说：“我父亲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原来是一野的。12岁就跟着共产党当兵了，1949年跟着共产党进的北京。后来一直在中央监察部工作，职务也不低，可惜他1974年就去世了，要不然我也不至于捞鱼虫和调不回北京。”
我问他什么时候去插的队。他说：“那时我父亲经常给我讲他在延安闹革命的故事，觉得很羡慕他们那时候的革命精神。1968年底插队开始了，我们北京女十二中不少人报名去了延安。”
我问为什么是女十二中?他说：“不知为什么，那时北京十二中虽然叫女中，但有很多男生。我们是1969年1月7日那天到的延安，在一个学校的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就把我们26名知青一起送到蟠龙公社刘家坪大队，没几天我被选成了知青组组长。第一年我们靠吃国库粮上山劳动，第二年国库粮给我们停了，可是队里分的口粮根本不够吃，大家整天饿得愁眉苦脸。
记得1970年6月的一天，我们从早到晚饿得没东西吃。好不容易等到天黑，我带着知青爬上山坡，在月光下一夜之间就挖光了队里将近20亩没有成熟的土豆，拉回了满满两架子车。天还不亮，两个女同学就煮熟了一大锅士豆，个个吃得很高兴。
“用土豆吃饱了，那几个女生又说想吃肉，让我这个组长想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好几个月没有闻到腥味了，我也想吃肉了，最后想起了老乡家的鸡。吃完土豆的第二天上午，乘老乡上山劳动不在村里，我用一个同学的气枪偷偷地打了老乡家的两只大公鸡。中午同学们吃着鸡肉炖土豆想笑又不敢出声，个个边吃边说我这组长称职。
第二天偷土豆和老乡家丢鸡的事都被大队发现了还上报了公社，公社当天就派来干部调查，找的第一个就是我。我就把事情包揽在自己身上。公社干部蹬着眼睛喊：‘你身为红卫兵偷集体财产不说，还竟敢把枪口对准贫下中农的鸡！你究竟是什么目的?！”
“我一听事情严重了，赶紧说，没目的，没目的，只是因为肚子饿……公社干部又喊：‘谁不饿?！你以为就你饿！你回你们北京问问毛主席饿不饿！毛主席把肉都戒了，你知道吗?！'幸亏我能软能硬，要不然肯定是一通五花大绑。那次尽管没惹出什么大祸，但是那帮公社干部为了打击我们知青，不给我吃，不让我睡，一连几天把我整得真够呛。
有时候坏事能变好事，这一点不假。偷了土豆吃了鸡没过多久，招工开始了，当时是贫下中农推荐，结果村里人都说早点把我推荐走，所以我第一批就被推荐出去参加了工作。等于是刚刚一年就离开了刘家坪。
“1970年底，我到了交通部青海第二工程局当了工人。从此就在昆仑山、塔克拉玛干、秦岭等许多荒山野岭中修战备公路，修了整整15年。
“我刚去不久，听说毛主席说了，‘战备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觉。那家伙，毛主席睡不好觉那还了得，谁睡不好也不能让毛主席睡不好啊！所以我组织了13名没人敢要的调皮工人成立了‘硬骨头班’，日夜奋战，盼望毛主席睡好觉。现在想起那些事，真的很荒唐。
“不过那会儿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在野外拼命15年，最后拼出了这张沧桑的脸，要不然人家现在都说我不像43，像53呢。”
我问他修战备路有什么好玩的故事。他说：“不好玩，除了苦就是苦，没别的。不过那时死了不少人，有把脑袋炸飞的，有把胳膊腿炸飞的，还有晚上睡觉让风把帐篷刮到山下把人摔死的。怎么死的都有，很恐怖。
“1984年8月，我们单位的效益越来越不景气，当时单位疏散职工，所有家庭困难的、身体有毛病的都可以办提前下岗的手续，每月给35块钱的生活费。为了儿子读书，我带着一家4口回到了离开15年的这个老院子。没地方住，我母亲把她的一间小平房给我隔出了这半间让我们住，好赖算是有了个窝。两个儿子的户口按国家政策转回了北京，我们两口子的户口现在还在外地，具体在哪儿，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单位是流动的，单位搬到哪儿，户口就迁到哪儿，所以我们现在自己都不知道是哪儿的人。
“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只靠单位给我们两个人的70块生活费过日子，可是吃饭、上学，实在维持不住。
最早我在东城区教育局烧了8个月锅炉，一个月也是70块钱。第二年我妹妹建议我开了一个书报零售摊，结果没有户口办不来经营执照，按非法经营给我取缔了。书报摊取消缔之后，我又在史家胡同小学当了一年大师傅，别人干一个月都是150块钱，只给我75块钱，觉得他们不公道，我又不干了。后来只好蹬三轮车去卖菜，也说我是非法经营被轰出了市场。没户口不给我办执照，没办法我只好蹬着三轮车在胡同里卖菜，但有时候一天挣的还不够一天罚的。菜卖不下去了，又通过熟人当上了临时联防队员，每月开70块钱，多抓一个奖10块，一年时间我就抓到了三十多名犯罪分子，有外地的，有的就是胡同里的人，觉得得罪人不干了。最后实在找不到事做，只好开始收破烂，收了几年日子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穷了，两个儿子也退学回家不念书了，整天跟着我在胡同里收破烂。
“有一天儿子回家突然对我说：“爸爸，告诉你一个可靠消息，捞鱼虫很挣钱。为了证实儿子说得准确不准确，我和儿子当天就跑到东城一个臭水坑里开始尝试，结果第一次就赚了一块四毛钱。从此，我们一家就干起了捞鱼虫这一行。其实等于是我儿子救了我一命，要是他不告诉我捞鱼虫能赚钱，那说不定我们还在胡同里收破烂呢。
捞虫儿6年了，我掌握了许多捞虫儿的经验，加之我有齐全的装备，而且还通过儿子的户口办了营业执照，在皇城根儿的花鸟市场租到了两平米地场，虽然赚不到什么钱，但最起码不饿肚子了。”
我说儿子大了，住房得要想想办法了。他说：“去年政府统计住房条件人均不足4平米的按住房特困户对待，我俩儿子当时已被列入范围，照顾我们可以买一套两居室的康居住宅。没想到60平米就要12万元，我们的钱还差得很远，所以就没买。现在一家4口人天天就在为这套康居住宅奋斗。”
我说你这辈子不容易啊！李新民说：“我这辈子点儿背，总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一件事。那时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我们村有座山叫柏树山，村里人传说潘仁美就埋在那座山上。那座山的半山腰有个千佛洞，有一次我爬上半山腰，钻进千佛洞，发现供了不少石马石人，我和红卫兵一样，抱起那些石马石人一个个全部扔进了河沟。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扔掉那些东西，我常想，也许就是那次得罪了神灵，要不然我这一辈子怎么总是那么点儿背。”
我说你还挺迷信的嘛。他笑了笑说：“毛主席也信啊！”
不到两个小时一瓶酒喝光了。他说：“咱兄弟再来一瓶。”我坚持不喝了。他说：“那我带你去看看我家的老院子吧！”话音刚落，他便站起身说：“走。”我只好跟着他出了门。出门后他依然用那根尼龙绳子发动了摩托车。
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府右街那边，上车。”出了胡同，车很多，走不快，于是我们一边走，一边大声聊着天。
我说你这车能去府右街吗?他说：“能，没有不能去的地儿，长安街都敢跑。”
我说你这车有牌子吗?他说：“连人都没牌子啊，车哪有牌子。”
我说那你有驾驶本吗?他说：“户口本都没有，怎么会有驾驶本。没户口谁给你办本子。”我说那警察抓住不让走怎么办。他说：“不让走也得走。经常被抓，每次抓住我就说我是外地插队回来的老三届，没户口，没房子，没吃的，什么都没有，全家人就指望这辆破残疾人车，你总不能把我的饭碗砸了吧。一般这么一说，也就没事了。”
穿过东单北大街，再穿过王府井之后，李新民特意把车开到了长安街。长安街的车不是很多，他开着车面朝前，我坐着车面向后，清楚地看着脚底下冒着一股浓浓的烟雾，很多行人和司机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我们那辆冒着黑烟的残疾人摩托车，我只好低下头，坐着残摩由东向西行驶，穿过天安门，再穿过新华门，我们进入了府右街…
我说你真行！真是哪都敢去啊！他哈哈一笑说：“今天让你见识见识我这破残疾人车，哪不敢去啊！”
说着，他在一个胡同突然停下了，指着眼前一个漂亮的四合院说：“咱们进去看看，这就是我家过去住的地方，我小时候就是在这个院子长大的。”
进到那个宽敞洁净的四合院，李新民说：“这院子是当年照顾老革命分给我父亲的，后来‘文革’给收走了，要是不收你说那该多好啊！”走出四合院，李新民好一阵感叹，他回头又看了看四合院，从兜里掏出那根尼龙绳子盘在小轮子上猛地一拉，摩托车又咚咚咚直叫。
他问：“你去哪儿?”我说去宣武门。他说：“走，我送你。”10分种后，他把我送到了宣武门万得摄影器材行的门口，停车后他伸出那只粗大有力的手和我握手道别。他说：“下午我要去捞鱼虫，以后有事你给胡同里打电话，让胡同大妈叫我一声就行了。
有时间把你今天照的相片洗出来给我看看，让我看看我这老脸让你照成什么样子了。”说完，他一脚油门踩得摩托车全身直发抖，拉着一串子黑烟向西单方向驶去。
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朋友，有时路过他家门口，总想进去看看。后来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知青摄影展，没想到他们一家四口全来了，而且都收拾得很干净。记得李新民当时还说，为了参加我的展览，他们连摊儿也没出，鱼虫也没去捞、没去卖。当时，让我好一阵感动。
后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要做一个关于知青的节目，我把李新民推荐给了他们。没想到他们竟然跟着李新民拍了整整两个星期，并且制作了上下两集的电视片，全面反映了李新民的真实生活。电视片在经济半小时播出之后，李新民在胡同里一下成了名人，使他这位生活在最底层的黑人黑户也过了一把明星瘾。
前几年他还常打电话告诉我，哪家电视台又来采访他了，哪家报社的记者也去他家了。每当接到他的电话，他总忘不了说一句话：“黑明，有时间来喝酒啊！”但这几年再没有见到他，不知是生活过得好把我忘了，还是生活压力太大，顾不上和我联系。写到这里，真的很想去胡同里找找他，看他过得怎么样。
我结婚一是为了厂长，
二是为了救死扶伤
记不清哪位知青告诉我，曾经在延川插队的一名老知青叫周德生，他在海淀区的五道口附近靠拉蜂窝煤过日子。于是，费了不少劲，在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他家。当时周德生没在家，他的老伴用陕北话说，老周拉煤去了，你等着，他中午就回来。
看着他们简陋的家，让人感到心寒。家中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是他家最值钱的物品，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只有简单的被褥和锅碗瓢盆，地下放一个小饭桌和几个小板凳，这些东西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家产。
老周的老婆说：“这院子是老人留下的，我们住的这间十几平米的房子是跟家里人打了好几架才抢过来的。本来我很想回陕北，老周说为了孩子，受气就受气吧!所以一直没有回。”
中午11点，老周回来了，他满脸是黑，这时我才发现他就是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延川城里著名的北京知青“小周”，只不过是没对上号而已。
几十年后的小周早已变成了老周。我对满脸是黑的老周说：“我认识你，你认识我吗?”他说：“不认识。”当我说起我父亲的时侯，他恍然大悟，连说知道知道，好人!顿时老周显得格外热情。
那时我父亲在延川县政府工作，小周在政府招待所烧锅炉，虽然互相没有什么来往，但相互之间还算知道，毕竟县政府不是什么大单位。
老周刚一进门，他女儿便端了一盆热水让他爸洗脸，老周在门后拿了一块黑乎乎的毛巾洗了把脸，把半盆水洗得像墨汁一样。他女儿倒掉黑水又打了半盆水让他爸爸又洗了第二遍，然后落座与我聊起了插队的往事。
周德生说：“我1948年生于北京，北京清河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父母早年参加过一贯道组织，所以我在学校很受歧视。为了表明自己没受到家庭污染，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我积极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千一辈子革命。1969年1月初我去了陕西延川县永坪公社王家屯大队插队。从此我主动接近那些革命青年，深更半夜跟着大干农田基本建设，还批斗地主，以实际行动表现自己的革命劲头。
“干了一年，我们村那些最积极的人都走了，有的当兵去了，有的招工走了，没有后门的就留下了。
1969年底，我被安排在县陶瓷厂当了土工，比插队还累，只不过挣的是钱，不是工分了。那时一个月才挣十几块钱，干了一年，攒了将近100块。过年了，不少人回北京过年，我也请了探亲假。回北京呆了半个月，假期到了，钱也花光了，没钱买票回陕北，我只好骑了一辆家里的破自行车，用了7天时间回到延川。回去后，没想到我在延川城里一下就出名了，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了。
“1974年6月的一天，我们厂的老厂长带着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妇女，来到我的宿舍对我说：“她是从榆林逃荒来的，是我的老乡，你也不小了，该成个家了，给你留下吧。”我还没说什么，她已经把孩子放到我的床上了。其实我当时不想要要饭的，还想找个好的。但我看见她很可怜，也很同情，再说又是厂领导介绍的，也不好推辞，心想就算是救死扶伤吧!所以就把她留下了。
“第二天，厂长就开始催我了，老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怎么还不结啊，送上门的你还等什么!为了给领导有个交代，没过几天我就带她去公社办了结婚证，办结婚证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的名字是哪几个字。买了一把水果糖，买了几瓶酒，就算结婚了。结婚后她钻进了我的被窝，也很关心我的生活，小孩也开始叫我爸爸了，从此我们成了一家人，而且过得很幸福，当时厂长也很高兴，还在会上代表党支部表扬了我。说实在话，其实我结婚一是为了厂长，二是为了救死扶伤，再没别的。
“日子刚刚好过，陶瓷厂就因经营不景气倒闭了。我被调到县水泥厂当了操作工，时间不长水泥厂也开始亏损，工资也发不全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正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1985年10月，水泥厂彻底停产了，工资停发了，我们这个4口之家绝望了。无奈之下，我只好骑着自行车跑到90里外的延川县城，以知青的身份硬着头皮找到县长，结果那个县长很同情我，他一开恩，把我调进了县政府烧了锅炉。没几天，落实知青政策，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老婆和两个孩子都吃上了商品粮，还给我老婆安排了工作。时间不长，小女儿的户口也按政策转回了北京。
“为了女儿的前途，我1994年办了提前退休的手续，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了北京。在胡同里花几十块钱租了一个小房子，后来跟家里人闹得死去活来，争到了这间不足10平米的小平房，和家里人住在一个院子虽然不开心，但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窝。
“回来后老婆和大女儿都成黑户了，只有小女儿有户口可以上学，一家人只靠我的315元退体金维持生活。钱不够花，我只好用家里这些年攒的仅有的800块钱买了一辆三轮车拉蜂窝煤。三轮车至今也不给上牌子，动不动就罚款，有时罚一次好几天都挣不回来。
拉煤的活儿其实也不好干，一车拉300块煤，八百多斤重，要走很远的路，一次才能挣10块钱。我身体不好，蹬车很吃力，有的路很远，有时上坡蹬不动常常急得我掉眼泪。现在的雷锋很少，你蹬不动，路边的人根本不可能给你帮忙。累就不说了，更重要的是夏天没人要煤，吃饭都很困难。现在拉活儿的话一天吃两顿饭，要是下雨下雪和冬天日子短没活干，经常是一天吃一顿饭。其实想起当年插队和回北京的这些年，让我很伤心。”
我问他为什么不干干别的。他说：“我插队没学到什么本事，又没上过大学。只是有个烧锅炉的本子，但我的本子是陕北的，北京不认，要认的话，还要参加北京的考试。考烧锅炉我肯定能考上，但是换个小本子要花一百多块钱，我现在是一天挣的刚够一天吃，还欠人家六七百块钱，哪有钱换本子啊!
张爱珍说：“去年我在五道口摆了个小摊烤羊肉串，结果有几个地痞流氓吃了肉串儿一分也不给，而且还把我们的摊子给砸了个稀烂，把我的胳膊也差点打折。还说要再敢出来摆摊儿，小心把腿打断，要摆回陕北摆去!就这样，我再也没敢出去卖羊肉串。
北京人最坏，也最爱欺负人，尤其是看见穷人爱欺负。要不然我烤羊肉串一晚上怎么也能挣个十几块，但那些孙子不让我卖，所以我们只好受苦受穷。
“老周对家里的事发愁得要死，他原来一头好发，一把好胡子，这两年头发胡子掉了个光。他的头发又不是像人家学习学掉的，实际就是为我们这个家操心掉光的。”
老周在一旁安慰说：“也不是操心，是老了该掉了。”
张爱珍说：“你还嘴硬，你嘴硬有什么用啊!黑明又不是外人，黑明就是要知道你的苦处才好写报告啊!
老周笑了笑说：“哦，好好好，那你就好好说吧!你就说我全身的毛都掉光了!“张爱珍笑着说：“你就是个犟板胫，你也不尿上一泡尿照照你那颗光脑，看看还有几根毛。”
老周说：“好了好了，你没掉，就你能行。”此刻大家都笑了。从他们对话的语气，让人不难感觉到他们是一对风风雨雨的恩爱夫妻。
我问他有什么别的想法没有。老周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攒上4000元，办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执照，挣更多的钱，维持一家4口人的生活。现在小女儿在远大职业中学念书，我受再大的罪也得把她供出来，这就是我的想法。”
找和老周一边聊天，一边吃面条，他女儿说，叔叔我去上学了，您和我爸爸好好聊吧!我问她叫什么，她说叫延庆。我看她背的书包很破，顺便掏出100块钱给她，让她买个新书包。周德生立刻站起身将100块钱拿过来还给我，经过再三推托，最终我还是把100块钱塞进了延庆的兜里。
饭后，我对老周说，想跟他去煤厂看看，他说装煤卸煤特别脏，没什么好看的。我说想拍几张你拉煤的照片，他说那好吧，我拉你去。
出门后，他推起那车很重的煤，让我先跟他去另一条胡同卸煤。在一家人的门口，他用了40分钟才把那车煤卸完，在此期间，我给他拍了不少照片。随后，我坐着他的三轮车来到煤厂，到煤厂后，已经有很多板爷在此排队，3个小时后终于排到了老周，不巧的是做出来的煤不够一车，我们只好在凛冽的寒风中继续等待。我们一边看人家做蜂窝煤，一边等，半小时后，终于凑齐了老周的一车煤。出了煤厂的大门，看着老周吃力地蹬着一车煤往西去了，我也挤上了一辆破烂不堪的中巴车直奔西直门方向准备回家。
注：
半个月后，我突然接到周德生的传呼，说让我周日去他家喝酒。为了不使他扫兴，我放弃周日采访知青的计划，特意去了他家。此刻，老周家己经包了饺子、她炖了红烧肉，还买了几根火腿肠和一瓶二锅头。看着桌子上摆放的这些东西，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老周一家却兴奋不已，还说上次给我吃了一碗面条没招待好，我走后他们心里很过意不去。
开始吃饭了，老周说：“黑明你好好喝吧，我平时不怎么爱喝酒。”张爱珍笑着说：“看看看，老周又开始吹了。你平时爱喝有钱喝吗?饭都吃不上你还想喝酒。不过今天黑明来了你就多喝几杯吧，不要喝醉就行了。
老周说：“你放心吧，喝不醉。”几杯过后，老周的脸红了，话也多了，但没有什么大话，只是在感叹他的人生经历。不到两小时，一瓶二锅头喝了个底儿朝天，看来老周还有点酒量。
告辞的时候，老周出门送我，我看他走路有些摇晃，但头脑还很清楚，他老婆戳了戳他，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此刻老周说：“黑明，你知道我没本事，也没有路子，想求你办点事，不知你能不能办?”
我问什么事。他说：“我大女儿是黑户，户口也回不了北京，也没上过大学，在北京一直找不到工作，去了很多家，人家都不要。”此刻张爱珍和女儿都眼巴巴地看着我，我只好说，试试吧，但不一定能成。虽然我说了不一定能成，但我知道他们已经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几天后，我找到北京惠亚大厦总经理都红卫和副总经理王春延，在他们的帮助下，老周的大女儿有了一份工作。都红卫毕业于北大，王春延毕业于清华，他们不但理解老周家的难处，而且还希望老周的女儿有所发展。半年后，王春延给我打电话说，那女孩子还不错，他想把她送去学会计…
2007年夏天，我再次前往周德生家，这时他家已经搬到昌平境内。他在五道口的10平米老房子，1999年就被拆除，国家给他补助了19万元。他用这笔钱，在回龙观社区购得一套60平米的经济适用房，他没有装修，也没有添置任何物品，一家人就这样迁至新居。
周德生说：“搬出胡同来到回龙观之后，这里根本没有亼烧蜂窝煤了，我只好把拉煤的板车骑到大兴，花八百多块安装了一个车棚，变成了拉人的三轮。这几年我一直在附近干，人多、天晴和车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800块左右，有时一天坐着没活儿，再加上天阴下雨的话，有时还不到200块钱的收入。不过我的三轮车让我弄得和汽车一样，有扶手，有脚踏板，还有倒车镜和喇叭。我年纪大了，蹬不快，小区的老年人都愿意坐我的车。”
此刻，张爱珍对周德生说：“你为什么不给黑明说说你的三轮车被人家没收了?”
我问为什么要没收车?周德生说：“我的三轮车上的是海淀区的牌子，不是昌平牌子，所以不让我在回龙观跑。我家住在回龙观，我总不能毎天跑到海淀去拉活儿吧?住这里5年了，一直可以跑。上个月26号我在路上跑着，城管的车突然停下就把我的三轮车扔到汽车上拉走了。最近我去了好几次昌平城管队，怎么说人家也不给，让我必须交完罚款才给车。我让他们算一下看要多少钱，结果拉我的车要100块运费，停一天车每天收二十多块，正常的罚款还要交1000块。所以我就再没有和他们要车。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总共要交1500块才能把车还给我，那我还不如买一辆新车合算。”
我临出门的时候，周德生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昌平城管大队二分队三室，处罚号0002465。说让我看能不能找熟人帮他把车要回来。
我们下楼后周德生最后又对我说：“我快一个月没跑车了，手里一点钱也没有，我老婆有哮喘病，每个月都要吃三百多块钱的药。现在我们连煤气和物业都交不起，根本没钱去买新车。要是你能找到熟人把车给我要回来，那就最好了!”
看着他的可怜样儿，我还是不敢大包大揽，只答应他试试。最终找了好几个朋友，还是没能给他要回三轮车。
人家不吃药攒钱，
我吃药只能攒发票
陈建昌和他的母亲
听一名老知青说，他的同学陈建昌过得很不容易，至今生活还很艰难。于是我费尽周折在北京南城的一个居民区找到了病床上的陈建昌。
陈建昌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九十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6年大串联时他去过许多红色根据地，最遗憾的是没到过革命圣地延安。插队开始了，班里其他五十多名同学全部去了内蒙古、东北，只有他和好友班敬致于1969年2月3日兴冲冲地赶往北京站，来到了陕西延安县川囗公社枣园大队插队。然而，延安的一切都不是他梦想中的那样。
艰苦了一年，招工开始了，他和四百多名北京知青被招到了交通部青海第二公路局当上了工人。他放炮、开山、修国道，受的苦并不比农村插队少多少。1973年7月5日，他在开山时，突然山体滑坡，一块近千斤重的大石头从他的腰上滚过，他脊椎断裂，并严重压迫神经。他躺在救护车上忍着疼痛，在知青工友吴承友的护送下，经过三天三夜的时间终于从阿尔金山转到西宁一家医院。疗效不好又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手术后他在北京疗养5年并和一名善良的列车员结了婚。1979年，单位通知他回去上班，否则停发工资，腰里戴着钢圈的陈建昌只好回到单位干起了收发。由于工作积极肯干，几年后他当上了劳资员。
1987年12月老病未好的陈建昌去陕西礼泉开会，急性脑血栓使他突然摔倒在地，从此他躺在病床上再也没有起来。母亲在北京13.8平米的家成了他的“病房”。
1991年，跟了他13年的妻子和他彻底告吹，并带着儿子改嫁，他被留给了离异多年的花甲老母。半身不遂的陈建昌对我说：“她和我离婚也不完全怨她，主要我的身体也不争气。现在儿子大了，常来帮我做事，他妈也让，有时晚上还住在我这里，就是房子太小，每天都要收拾活动床很麻烦。”他接着又说“我回北京10年了，户口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按今天收到单位寄来4至5月份的工资汇款单看，地址是锡山东北塘镇头岸村大陈巷二队。”我接过他儿子刚刚下楼取来的汇款单细看邮戳是无锡，汇款单上写着贰佰柒拾柒元伍角叁分，附言栏里写着4至5月工资。我问他怎么还有个几分钱的零头，他说：“是扣了邮费。”他吃了几片药又说：“我每月就100多元钱，北京的物价你也知道，什么都吃不起。
我这几年尽量不吃，人家不吃药攒钱，我吃药只能攒发票，已经攒了三千多元钱的票据，单位6年没给我报药费了。我妈是1982年在一家食品厂退休的工人，退休金很低，平常什么最便宜我们就吃什么。
说实在话，我常想，活着还不如死了。”
采访完陈建昌准备离开他家的时候，不难看出他对我的采访抱有一些期望，也许他希望我的报道能为他改变生活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我深知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除了能为他拍几张照片和写这段文字，恐怕很难再能为他做到什么和改变什么，如果真的能为他起到一点点改变生活现状的作用，那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他的生活的确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
文/图来源：黑明《记忆青春》
黑明，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出版有20余部表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图文专著。举办过多次摄影作品展览。曾获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中国十佳摄影师、中国当代摄影师大奖、文明中国杰出摄影家、中国摄影五十年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等奖项和荣誉称号。2009年日本照相机株式会社等机构在“日本肯高国际双年度摄影大赛”中设立——“黑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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