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新疆的知青们——扎根、落户
奔赴新疆的知青们
第三集 扎根
奔赴新疆的知青们
第四集 落户
１９９５年我在一个展会上碰到曾是新疆知青的私企老板王先生。那时５０岁出头的他西服笔挺、气度豪爽。高高的个子，红红的脸膛，从外貌来看根本不像上海人。老王说他在新疆呆了１８年，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回的上海。他说自己是个幸运者，在生命还剩１０年的美好年华时回到了上海。
高材生的新疆梦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上海动员了１０多万学生去新疆支边，成为文革后全国大批知青上山下乡的前奏。问老王为什么去新疆，他说，从众心理吧。当时的社会宣传是一切听从党召唤，许多人是看了一本宣传新疆知青的小说《军队的女儿》，一时冲动而报名的。
老王说，当时去新疆的中学生大约有三类人：一类是学习成绩不好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的，想去新疆参加工作给家里减轻经济负担；一类是家庭经济条件好学习也很好的，为理想而去新疆；还有一类是学习成绩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为了改变政治地位而去新疆。大多数新疆知青属于后两类人。
当年上海淮海路附近有一所向明中学，是当时上海有名的贵族中学。向明中学９０％的学生都出身于大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及社会名流家庭。虽然公私合营去掉了家里大部分财产，但毕竟留给他们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向明中学的许多学生都生活在清高的象牙塔中。然而，正是这所中学的绝大部分尖子生都被动员去了新疆，在花季年华中断了学业。实际上，这种现在看来非理性的选择远不是完全出于自愿，有些出身不好的尖子生当时被通知不准升高中只有去新疆一条路。
没交上去的考试卷子
在１９９５年上海知青的一次聚会中，我见到了一群当时已经非常苍老的上海新疆知青。那时他们的头发已经花白，岁月在脸上刻上了深深的皱纹。这些本来可以是教授、科学家、作家的“前高材生”虽然回到了上海，却因教育程度低已沦落到社会底层，当时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从事着简单劳动甚至没有正式工作。问他们去新疆的动机，回答惊人的一致：响应号召。开头出现的那位老王，当时是向明中学的团支书，本来已经准备考高中，也知道考上高中后自己一定能上大学，但是作为团支书的他却违心地表示自己“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结果他和班里其他１３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一样，参加完高中考试后都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而是作为“志在四方好儿女”去了新疆。几十年后他们才知道，当年学校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根本没有把这些学生的考试卷子送出去。
这些少男少女是穿着军装，带着建设边疆的浪漫幻想走的，许多孩子是在家长不同意的情况下去的新疆。一位女士说，她当年连火车都没有坐过，去新疆就为了见见世面。当时母亲告诉她１５岁的年龄还应该读书，但她已下了走的决心。母亲只好说，既然去了就得吃得了苦，死也要死在那里，结果她在新疆一呆就是２０年。
“两个月亮”的日子
新疆知青说，他们在新疆的日子是“两个月亮一个太阳”。每天顶着月亮上工，又顶着月亮下工，在一望无边的戈壁滩上用最原始的方式开荒种地。新疆知青刚去时的工资是每月３元～５元，去了四年后才长到每月３１元５角，这样的工资一直拿了十几年。虽然上海政府拨了一笔钱给知青做安家费，但实际上许多上海知青在刚去的几年中就没有住过房子，过着天当屋顶地当床的日子。情况稍好一点的可以住“地窝子”，是一种在地下挖的类似洞的住处。
一位姓朱的先生很平静地讲了他在新疆的生活：在戈壁滩上整整放了8年羊。他和另外三个知青是一个小组，在原始森林中到处流浪着放羊。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把羊放出去，跟着羊群走，整天看不见一个人影。他们每半个月回连队去拿一次口粮：一点包谷面和一点蔬菜。喝水是和羊一起去塔里木河边，睡觉就在大树下边。所有的家当都用一头毛驴驮着，每天十五六个小时不停地跟着羊群走。物质生活非常贫乏，也没有任何精神生活。他和连队提出要房子住，连长说，你们是来建设的不是来享受的，应该“先治坡后治屋”。朱先生说，直到结婚他才自己用木头盖了一间简陋的住房。叙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朱先生不过５０岁出头，但已经显得非常苍老。
自虐式赎罪
吴女士是一个资本家的独生女，她的祖父是解放前上海有名的大烟草公司老板。有产阶级的出身给了她很大压力，为此她坚决响应号召要求去新疆。为了能适应新疆的艰苦生活，她主动要求在课余时间参加学校修建操场的艰苦劳动。去新疆后，吴女士干起体力活儿来更是不要命。挑土时别人一次挑两个筐，文弱的她偏要一次挑四个筐，肩膀上生生压出了一个大包，几十年后依然可见。
她说，这种近似自虐的劳动既是为了寻求理想，也是为了赎作为“剥削阶级”的父辈之罪。一位沈女士说，有一次她发高烧，为了表现积极依然坚持上工。排长明明知道她发高烧，偏偏把一个大树根压在她的肩膀上，喊着“一、二、三”叫她站起来，她咬着牙硬是把大树根扛了起来。种水稻的日子，她和十几个女生就日夜睡在塔里木河边，整整睡了三个月，因为怕被水冲走，夜里经常不敢睡觉。因为年轻时常在潮湿的地上睡觉，很多女知青不到４０岁就得了子宫瘤。这位沈女士是我国著名书法家沈义默的孙女，她和她的一个兄弟当年都响应号召去了新疆。当年上海市赴新疆慰问团将离沪时，上海市长特意去沈家问沈义默有什么要求，沈义默只说：“让他们在那里好好锻炼。”紧接着的文革暴发沈义默就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刀耕火种与饥饿
上海知青们说，他们当年在新疆是刀耕火种，荒原上许多两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树都是他们用斧子一点点挖出来的。新疆知青用最原始的方式把大片的原始森林开辟成田地，造成原始植被大量消失，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当然这都是后来才意识到的。
一位男知青回忆当年开荒的情形：半夜两点，一阵哨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黑暗中一群身穿大棉袄，腰带上插着砍头镘的知青排队走向地头。许多人的棉袄都露着棉花。连长走在队伍前边，在寂静的夜色中带头高唱“我是一个兵”。到了地头，排长去地里量地分配活儿，留在地头的知青就都倒头就睡。等排长回来地头不见了人，一看地上躺下一片，都正睡得香呢，排长只得再一个个把大家叫起来。等干到天亮，人们的肚子早都饿得咕咕直叫，就到地头去吃早饭。新疆知青的早饭是萝卜片汤，中饭是萝卜丝，晚饭是萝卜泥，那时新疆没有其它青菜。
由于粮食紧张，正长身体又干强体力活儿的新疆知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半饥饿状态。许多知青中流行用日用品、衣服等换吃的东西。比如，一件毛衣可以换５个包谷。以衣换食还可以“分期付款”，这样可以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说到饥饿的滋味，许多人记忆犹新。一个馒头常常要分成四次吃，还要慢慢地细细咀嚼，以拉长吃东西时的享受。如果能得到一碗包谷面，打上一盆糊糊，一口气就能喝完。有的知青饿得受不了偷偷吃青玉米甚至马料，如果被抓住就会受到严厉的处分。上海知青回沪探亲，都是几百公斤地往新疆带吃的用的东西，从挂面到洗衣粉、从牛肉干到毛线应有尽有，回上海采购成了知青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大事。在极端贫乏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人的需求被降得极低：有个知青在一封家书中告诉家长：“今天是三喜临门。一喜是周末可以发一个白面馒头；二喜是晚上有一场电影；三喜是今天是月底５元钱的工资发下来了。”与此相应的是极端贫乏的精神生活，每天晚上都是在油灯下听念报纸，手里包着棉桃。
新疆兵团的管理干部大都是解放初期的复员军人，由于一直在新疆管理劳改犯，就把这套管理方式移植于管理知青上。当时对知青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去别的农场串门、住宿、乘车都要通行证。由于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等因素，一些农场管理干部对上海知青在心理上是排斥的，那些思想比较成熟的上海知青更被作为重点改造对象。
这样艰苦的创业并没有给新疆带来繁荣。在上海知青赴新疆的几年中，新疆兵团农场年年都是亏损，中央给新疆兵团的财政补贴是每年２个亿，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新疆的面貌都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
教新疆人用筷子
上海知青刚去新疆时，惊奇地发现不少新疆人竟然不认识人民币，买东西找钱时不是根据人民币的面值，而是根据票据的数量。给一把一分钱的人民币比给一块钱一张的人民币会让他们高兴得多。当年新疆人都是用手抓饭吃，不知筷子为何物，上海人教会新疆人使用筷子。上海人在新疆结婚自己打家俱，让新疆人知道了原来家俱还能做得这么漂亮。许多新疆人看了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后问上海人：上海真的像电影上那么漂亮吗？如果上海那么好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后来许多上海知青在新疆从事了教书等工作，对提高当地文明程度起了重要作用。
重做上海人
继东北知青、云南知青大批返城之后，新疆知青也开始了返城的行动，他们比东北、云南知青早下乡了几年，却不得不花很大周折肯定自己是知青身份不是移民以便有返城权利。当时上海号召知青去新疆的目的之一是减轻城市人口压力，但几十年后新疆知青返沪时却都带回了几口人。上海市规定的新疆知青返沪条件有：接班、病退、双方都是上海籍等，对知青子女返沪也都有相应规定。
上海知青返沪中有许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在新疆放了８年羊的朱先生，当年是因为母亲去世父亲再婚，后母对他不好才去的新疆。有了知青返城政策后他父亲想让他尽快回到上海，为此有意延误自己的高血压病治疗，每次看病都把药倒掉，生怕自己病好得太快不能等到病退让儿子回来接班。结果当朱先生办完一切手续回到上海接了父亲的班后，父亲却因高血压并发的尿毒症去世了。父亲用缩短自己生命的方式换取儿子下半生命运的改变。现在每到父亲的忌日，朱先生都要带着儿子恭恭敬敬地去祭扫老人，告诉儿子是爷爷用生命换取了他重新作为一个上海人的权力。
尖子生卖茶叶蛋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新疆知青回到上海时，最年轻的也已接近不惑之年，他们要为房子、工作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奋斗。能顶替接班的是幸运者，多数知青都要自己解决就业问题。一些当年的高材生们在一把年纪之时，不得不在上海街头巷尾卖起了茶叶蛋、青菜等。房子是最大的难题，拥挤的上海难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一位新疆知青说，他带着全家回上海后，四口人挤在一间１７平米的房间里，孩子们回到上海从十几岁长到二十多岁从来没有睡过床。还有一个知青说，他回上海后因没有房子全家分三处过活，到处打地铺。
回到上海市区还算是幸运的，多数上海知青都只能安身于上海郊区。上海安置新疆知青最多的是近郊的海丰农场。为了安置新疆知青上海市有关部门与海丰农场达成了一条协议：由上海市政府出钱在海丰农场安置新疆知青，也就是说，上海市宁愿花钱在上海市区之外解决新疆知青的就业、安家问题。上海市能承受的人口压力毕竟是有限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新疆知青是退休后才回到上海的，每月拿原工资４０％的退休金，他们面临着养老问题。
不屈服命运
新疆知青中的佼佼者没有屈服命运，有几个知青给我讲了他们的人生故事。文章开头提到的王先生，回上海后在一家国营企业从工人干起一直到当上了厂长助理。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他办起了自己的工厂，从零开始，每一块铁都是自己挣的。几年后他的企业发展了起来，产品在国内同行中成了知名品牌。王先生说，只要勤奋，没有办不成了事！我没有理由自卑。
从文文静静的洪女士身上，已看不到在新疆从事十几年艰苦劳动的烙印。书香门第出身的洪女士，当年因父亲被打成右派去了新疆。３０多岁回到上海后在一所中学当勤杂工。每天刷厕所、扫楼道之余参加了外语班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成为一名外语老师。她拼命工作，年年都被评为优秀老师，终于回到属于自己的阶层。
刚一见余女士，你不会相信她当年已４０多岁。一件宝石蓝颜色、式样新颖的连衣裙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保持得很苗条的身材。黑黑的头发、白晰的皮肤、俊美的面容都让她显得年轻而有活力。那时余女士已成为上海市图书馆的副馆长。她的名片上还有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的会员等好几个头衔。１９６３年，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余女士是学校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带头报名去了新疆。１９７４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她报名参加了考试，成绩排在新疆自治区第一名。考完试她回沪探亲，在火车上听说了张铁生的事心里很不滋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回上海不久她接到连里的来信告诉她不用急着回新疆，说上大学的事情已经没有希望了。她急忙赶回连队，看到连里正在以张铁生的事为由大会小会以她为反面典型批判，说她走的是白专道路。她没有想到自己在新疆勤奋劳动换来的竟然是这么个结局，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后得了肺结核。病退回上海后，她顶替母亲在上海图书馆上了班，成了一名编目临时工。工作之余她发奋读书，用１０年时间先后拿下了中文、英文、服装设计专业的三个大学文凭。她在图书馆从督导一直做到副馆长，凭的就是不服输的性格。
爱的纽带
共同经历让新疆知青中有一条强大的友爱纽带。一位知青给我讲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个回沪的新疆知青得了重病，所在单位因效益不好给他报销不了医药费，医院要赶他出院。他周围的新疆知青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自发地集资募集够了医药费。这位知青去世后，知青们又捐款作为那位知青后代的扶养费。后来这个孩子的扶养费和房子被亲戚霸占又被赶出家门儿，又是知青们收留了他，轮流住在知青们家里。知青们还帮助孩子打赢官司讨回了房子和扶养费。
新疆知青的孩子因为从小跟着父母吃苦，一般都比较早熟，学习也很努力。曾在荒野放羊８年的朱先生，他的两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他对女儿说，我就是吃咸菜也要把你们培养出来。他的女儿从小连冰棍都舍不得吃，学校组织旅游也从没有去过。前边提到的老王，他上大学的儿子一次回家口袋里一分钱都没了，原来儿子把自己的生活费都用来帮助来自农村的贫困同学。儿子的富于同情心让老王很欣慰。
视频来源：凤凰台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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