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
奔赴新疆的知青们
第五集 回家
云南农场知青的闹事风波未平，一场新的波澜已在万里之遥的新疆掀起。1979年初至1980年底，新疆农垦系统以上海知青为主刮起的返城风一波三折，屡仆屡起，前后持续长达两年之久。
前面提到，新疆农场(兵团)知青是都是“文革”前下放的。其中固然有少数政治上一贯积极自愿报名支边的分子，但更多的还是在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情况下被运用各种手段动员出来的。知青到兵团后，发现梦寐以求的参军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到处是戈壁荒滩，地广人稀，生活条件艰苦。但悔之已晚，思乡心绪油然而生。不过，当时兵团纪律严格，知青年轻幼稚，理想与希望尚未破灭，所以能在逆境中坚持。
“文化大革命”十年，对兵团知青是一场劫难。不仅杨永青、鱼珊玲这样的著名典型受到冲击、批斗，许多普普通通的知青也遭到迫害。农一师三团“专政”对象800多人，其中上海知青500多人。该团十八连有个知青因属对立派，被绑上双手用马拖到团部。对他们采用的刑罚多种多样，十分残酷。1972年各团举办“打击流氓阿飞学习班”，对象就是知青。仅三团就有五十多名知青被强制入班，他们中有的只是顶撞了领导，有的在工作、生活上有些小毛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上海知青的心理烙上了难以抚平的创伤。“文革”结束后，上海知青中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老干部平反昭雪坐位子，右派分子摘帽子，资本家补票子，上海青年还是老样子。”表示对现实的不满。
入疆初，许多上海知青在工资三、五、八元(第1年每月工资3元，第二年5元，第3年8元)情况下，由于有老军垦战士艰苦创业榜样为表率，对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他们辛勤劳动，付出了血汗，但年复一年，农场面貌变化缓慢。尽管在生产上拼命干，“百日大会战”、“能手赛”接连不断，业余时间被占用了不少，结果换来的仍是连年亏损。最倒霉的是普通职工和知青。知青待遇普遍偏低，通常在兵团工作十七八年，工资仅44元，而其他新工人只工作了3年工资即达41元。加之距上海路途遥远，探亲往返一趟，往往负债。
经济上连年亏损同时，农场机关却一年比一年庞大。有的团场已达6个职工养1个干部的地步。冗官冗费，促使了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的盛行。知识青年心情沮丧，看不到出路。即便是地位特殊的知青典型，对此又何尝没有同感?1979年初，鱼珊玲曾对采访的记者指出：“上海知青大部分不安心在塔里木。来了这么多年了，总得有些变化嘛。谁不愿意待在好一点的地方?人总有个盼头嘛。可这十多年没有一年不亏损，场领导哪有一点事业心?现代化离我们这里还远呢!大家对前途都丧失了信心。”在另一次谈话中，她还指出：农场的环境令人窒息，干群关系不和，亲近疏远，土政策多，管理方法简单，上海青年的积极性没有得到调动和发挥。知青典型杨永青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反映过知识青年中存在的种种实际困难。当然，普通知青对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的不满，要比这些大名鼎鼎的典型更强烈。
农场学校教育质量差，也是令知识青年不满意的原因。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子女的前途。60年代初进疆的18岁左右的青年，到70年代末已是35岁上下的壮年了。他们在新疆结婚成家，孩子大部分进了农场办的学校。农场的教师多数是从上海青年中选择的，他们本身只有中学程度，既无学历，又无教学经历，所以学校教学质量很差。孩子的家长自己在农场中苦了半辈子，眼瞅着出头无望，又担心子女将来会步自己的后尘，离开新疆的念头日久弥笃。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部门调整了知青政策，允许“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的知识青年除少数已婚者留在当地安置以外，大多数返回原居城市重新安排就业。大批下乡知青潮水般涌入城市。这就加剧了新疆农垦系统知识青年的人心浮动。其中，上海青年情绪最大。“文革”前，上海市大批动员离城上山下乡的只有到新疆的近10万人。“文革”中上海市有数十万青年学生被分配到黑龙江、吉林、内蒙、云南、安徽、江苏、贵州等省、区。1978—1979年间，这部分青年基本返回了城市，唯独分配在新疆的上山下乡“先行者”们，在返城之路上却步步荆棘。
再就新疆农场系统内部来看，除上海知青外，还有北京、天津、江苏、武汉等地的青年，在回城风的鼓荡下，其原居城市都陆续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这样，无论就全国、新疆，还是上海市来说，难圆故乡梦的主要就是新疆农场的数万上海青年了。
其实，留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也并不都是同样的命运。尽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对知青调回内地有严格限制，但十几年中不断有人利用权力、关系一走了事。“文革”以后，随着给老干部平反、落实政策，干部子弟和一些有门路的人纷纷调回内地。如一师十四团某上海知青，伯父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专门派了两个秘书，花了几千元钱，带了各种证明，连本地人的妻子一同调走。五团某上海知青，父亲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只给新疆方面打了一个电话，就打通了关节，该知青后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妻子也调到西安市。三团两户知青共8口人，通过其中一个人的父亲(国家总行行长)“开后门”调到山西某厂。该团政治处某干部也是上海知青，数日前还给青年做工作，叫大家安心边疆，言犹在耳，本人却率先拔腿远飏。放着干部职务不要，50多元工资不拿，宁肯回去拿29元。知青们反响很大。新疆上海知青中的干部子弟本来寥若晨星，但他们一走却影响到一大片。知青们质问领导：“为什么父母有权，是干部，会拉关系的人的子女，不管符不符合条件，就可以回上海，而我们父母是老老实实的工人、老百姓，就回不去?”领导无法回答。
主要由于以上原因，青年们怨声载道，人心涣散，一股潜在的抵触情绪在涌动在奔流。
(一)赴京上访
上海青年虽远在边疆，在探亲、子女抚养、生活用品供应等方面，始终与上海的父母、亲属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们过去不是不想回沪，但没有想到能回去。1978年底，国家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决定今后知识青年少下乡，以至最后做到不下乡，同时放宽知青返城的限制。消息传来，青年们开始看到了希望。1979年初，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通过请愿、上访实现返城夙愿的消息迅速传到新疆，加剧了上海青年的骚动。青年们开始认真地协商、串联，从农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垦区的前身是兵团农一师。1975年兵团撤销，原农一师所属团场归阿克苏地区直接领导，成立地区农垦局。阿克苏地处南疆西北部。原农一师共十六个团场，分布在阿克苏地区的1市(阿克苏市)5县(乌什县、温宿县、阿瓦提县、柯坪县、沙雅县)，沿塔里木河南北两岸分布。农一师是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1962年冬至1965年底，先后接收安置了4万余名上海知青。除历年因种种原因调离、逃跑者外，截至1978年底，还有上海知青近2.9万人。这些人成为闹返城风的主力。
知青们酝酿着举行一次集体行动，并不成文地定下了上、中、下三个解决办法：上策全部返回上海市区；中策去上海近郊崇明、奉贤农场；下策要求分配到工矿企业工作，不再种田。因为有了目的和要求，青年于是组织起来。2月，各团场相继成立“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简称上青联)，又成立阿克苏地区“上青联总部”，驻扎阿克苏市。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对上访工作很重视，在北京的各部门都专门设立了上访接待站(室)。主要是为了平反历史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上访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受法律保护，一时间被群众视为解决问题的捷径。从实际情况看，上访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这股上访风也刮到了新疆。上海青年认识到与其在新疆同当地领导打交道，还不如直接上京，找一个有实权、能根本解决问题的部门，只要他们开放绿灯，知青返城问题当迎刃而解。于是，一个进京上访的代表团很快组织就绪。
1979年春至年底，上海青年先后举行过四次有组织的上访：第一次是3月22日至5月12日；第二次是7月19日至8月24日，只到了乌鲁木齐市，最后被强行收容；第三次是9月1—10日；第四次是12月12—26日。后两次也只到了乌市。下面是上访的主要情况。
第一次上访是在1979年3月下旬，由八个团场的40余名上海知青组成的请愿团启程赴京。为筹划此次行动，阿克苏地区上海青年自愿捐献了人民币1万元。代表团成员办事能力强，熟谙政策，在知青中有一定威信。代表团起程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他们搜集了十余年来上海青年在新疆受歧视、受迫害的材料，并请受害的当事人写了亲笔申诉信；又把多年来政府颁布的有关职工待遇、职工调动规定，而当地不执行的情况加以调查，作为上诉材料。代表团还制订了严格纪律，严禁个人冒用上访团名义发表意见，考虑可谓周详。
请愿团风尘仆仆行抵北京，上访部门是国家农垦总局。上访团向总局反映了上海青年十余年在新疆的情况，提出了希望调回上海的要求。国家农委副主任张秀山和总局领导人接见了知青代表，明确告诉他们：当年从上海动员大批青年到新疆，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说当时是受欺骗去的，是个“大冤案”，并因此提出回上海的要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回上海的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并希望青年从国家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不要随波逐流。青年还被告知：上海现有1100万人口，其中市区600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平均密度为3.8万人，比纽约还高一倍。如果上海支援边疆、支援内地的100万人都回去，将给上海造成很大困难，给边疆和内地造成很大损失。如果盲目增加城市职工人数，超过农业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我们在历史上有过深刻的教训，必须记取。
总之，上海青年认为解决自己的困难只有返城，而政府则认为这样做只会引起一连串消极后果，对青年的返城要求当然难以接受。
请愿团返回新疆不久，农场领导就宣布“上青联”是非法组织，勒令立即解散；并要求今后不准再进行串联活动，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上海青年负责。上访团代表也受到压力。于是第一次上访宣告失败。
7月下旬，上海知青又发起第二次上京请愿活动。在这以前，被勒令解散的“上青联”不仅恢复了活动，且有新的发展。“上青联”的组织原则规定：遵守宪法、法律，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服从总部决定，统一行动；实行民主决议，少数服从多数；“上青联”委员由各单位民主推选；全体委员必须有豁出去的大无畏精神，勇于自我牺牲，等等。设在阿克苏的“上青联”总部发出通知，为配合上访团，要求各团场、各连，就本单位领导对上访团及有关人员是否有进行迫害的情况，以及本单位土政策至今未改的具体情况写信拍电报给上访团，速告中央。
新组建的上访团人数超过上一次，由8个团场的73人组成。上访团起程前，代表纷纷表态：“不达目的不罢休。”还有人表示：“没有其他特长，有颗心”，“能力差，决心大”。所有代表均由知青们推选出来，其中不少人是克服家庭阻力后受任的。这次活动募捐了两万元。
7月19—22日，上访团代表先后到达乌鲁木齐市。他们在红山商场、火车站等闹市区组织演讲。演讲场地用1米宽、30米长的白布围成圆圈，布上签有一万多名上海青年的名字。7月21日，他们扛着“第二次赴京上访团”大旗，肩披“走、走、走，坚决走”等白布标语，列队上街游行、讲演，还打着十面颜色不同的旗子，上书“为知青铺路”等口号。一幅27米长的“万民摺”则书写着“热血不为亏损洒，壮年回沪献四化”。这次行动来势凶猛，时值7月末，距十一国庆节不过两个月。因为担心上访团到京会产生不良后果，有关做好劝阻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到北京上访的指示已经下达。但代表不听劝阻，执意上京，部分代表已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在这种情况下，留在乌鲁木齐市的上访代表被强行收容。已经出发的代表以后也陆续在西安、南京、上海等地被截获，并送回新疆，最后由各人所在的团场派人到乌鲁木齐市领回。至此，第二次上访中途搁浅。这以后，阿克苏等地区上海青年又两次组织上访，但代表们均未能跨出新疆一步。
(二)风波又起
自1979年初阿克苏知青刮起返城风到同年秋，已有成千上万的知青以“病退”、“顶替”、“照顾老弱病残”等理由，通过组织正式办理调转手续，陆续离新返沪。据阿克苏农垦局9月份统计，垦区原有上海知青2.6万多人，上半年办理回沪手续的6000余人，正在办理回沪手续的5000余人，其中持上海发来商调函的就有3000多人。新疆其他各地区农场也有大批上海知青返城。有条件返沪的人自然兴高采烈，但对剩下的人来讲，在心理上却形成更强烈的冲击。所以，尽管农场知青人数减少，返城的呼声却一浪高过一浪。
为了平息上海青年闹事风波，中央有关部门和新疆各级政府尽了很大努力。早在1979年2月4日阿克苏上海青年开始集会时，自治区党委即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5月，以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王孟闲为组长的工作组到阿克苏垦区进行调查。上海知青第一次上访到北京，国家农垦总局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工作。7月份又派出以副局长刘济民带领的调查组。阿克苏地区党委也花费很大精力处理这一问题，组织工作组分赴各团场听取意见，召开座谈会，进行说服教育。对到阿克苏的上访知青，每次必见。对知青和其他农场职工、家属中存在的问题(如探亲问题、烤火费问题、房建问题、物价补贴问题)等也在着手解决；同时，投资七百多万元筹建塔里木大桥，以解决交通问题。但各级领导机关对知青闹返城的态度是一致的：知青支边的方向完全正确；“上青联”是非法组织，应立即解散；以回沪为目的的要求是无理的，为此所举行的罢工、怠工、串联、集会等活动都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止。由于双方观点差距太大，政府机关的这些工作收效甚微。
1979年底，阿克苏局势又趋紧张。骚动波及垦区几乎全部团场、工厂，规模越来越大，声势越造越凶。知青有组织地进行静坐、示威、罢工。全垦区发生罢工21次，罢工事件由最初的个别团场、连队蔓延到多数团场、连队。1979年全国知青如火如荼的返城浪潮对上海知青的心理产生强烈刺激。他们看到：云南等地农场知青闹得凶，走得最多。本区内北疆阿勒泰的北京、天津青年闹得凶，问题解决得好；所以尽管多次受挫，返城的劲头丝毫不减。12月19日，十团500多人集会，举行“回沪誓师大会”，大人的口号是“和亲人团圆”，小孩的口号是“要外婆”，“要奶奶”。要求病退、困退的知青越来越多，有的团场知青聚众抢了团部卫生队公章，擅自给自己的病历盖了章，以便使上海方面同意接收。
知青闹事，造成整个垦区的动荡不安，以致老职工子女闹上调，老职工闹工资，复员军人闹“哪儿来，哪儿去”，家属闹就业，“要工作”，刑满人员闹“补发工资”，劳教人员不服管理，有的干部遭围攻，被殴打。
知青不断闹事，使垦区工作近于瘫痪，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粮食生产比上一年锐减3800万斤，全垦区荒芜土地6万亩。到年底，因骚乱加剧，粮食停放场院未入库的达3200万斤，棉花遗在地里未回收的达400万斤。全年财政亏损2300万元。
知青的不断闹事以及产生的连锁反应，迫使当地领导的态度有所转变。一些干部认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要使这些青年继续安心边疆已经不可能。目前尽管继续做着努力，情况仍十分严重。再这么闹下去，明年吃饭都难以解决。因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并提出：凡愿意留下的欢迎，坚决要走的不留，坚决放走。与此同时，一些团场大批印制商调函件，发给知青，以“特困”为理由填发上海。
鉴于阿克苏地区的形势日趋紧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于1月21日发布《通告》。《通告》在肯定上海知青对新疆建设的贡献后指出：
《通告》要求：
配合《通告》的发布，《阿克苏报》自2月4日至15日短短11天中接连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5篇政论文章《阿克苏报》，1980年2月4日、6日、11日、13日、15日。文章批驳了青年关于“上青联”是“合法组织”，符合宪法“结社自由”条文的观点；斥责“上青联”成员为“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个人利己主义者”，信奉“四人帮”鼓吹的“闹而优则仕”谬论，以及“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安定团结”、干扰“四化”等等。
阿克苏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与上海知青的闹事确有关系。但问题的解决，显然不应乞灵于几顶沉甸甸的政治帽子。开设“帽子工厂”，只有在“文革”的特殊政治背景下才可能奏效。知青闹事事出有因，而绝不是“要反对党的领导”，也正是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才会在1979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访、请愿。他们闹事的动机最简单不过，用“回家”两字足以概括。这与“四人帮”的“闹而优则仕”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只应是灭火徙薪，反之，假以辞色，无限上纲，只会压而不服，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通告》发布后，阿克苏地区形势更加复杂。青年们认为，阿克苏出现动乱，主要是因为知青政策不落实。“蔡文姬十二年归汉，在当时来说是了不起的，我们十六年没有回上海，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华侨在外国住了几十年还想回国，何况我们呢?”知青批评《阿克苏报》的评论员文章，所谓上海青年搞打、砸、抢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将垦区财政亏损都加在知青头上也不合理。《通告》中将上海知青改称“支青”，也引起很大反响。他们说，入疆时的录取通知单，以往的慰问信，1979年鱼珊玲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时，都承认是知识青年，还一次次广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上海女青年的那段故事，也说是知识青年，没有讲过是支边青年(以往专指移边垦荒的内地青年农民)。“我们都是初、高中毕业参加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不能进疆时称为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中说成是‘社会渣子’，现在又成为移民，支边青年，这样新疆还有什么奔头?!”强烈要求恢复知识青年的说法。
“知识青年”与“支边青年”的名称之争，实际上还是上海青年有无返城权利的争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知青大返城已是既成事实。在这种形势下，新疆的上海知青自然要求同样对待。硬说他们是什么“支边青年”，意图不言而喻。但这种节外生枝的做法，无助于矛盾的缓和。
这之后，知青返城风开始呈现新的特点：
第一，“上青联”虽被解散，但在“坐等三个月，落实政策回上海”的口号下，消极怠工现象越来越严重，并从知青中间蔓延到老职工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严重影响了当年的春耕生产。
第二，倒流回沪人数激增。一部分具有“顶替”条件的知青认为返城渠道已经打通，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找门路”的时候了，于是大批请事假、探亲假，回上海找门路办理顶替手续。截至3月初，请假回沪的知青多达4000余人。不具备顶替条件的，也千方百计钻营困退、特困的门路，使返沪人数日益攀升。
第三，“上青联”名亡实存，活动频繁。知识青年于3月召开了“阿克苏上海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重新选举常委。各团场原“上青联”改头换面，重新组织起来，并打出“落实上青政策敦促小组”、“落实上青政策代表小组”等名义。同时积极发动知青写特困报告，有的团场闹“特困”的多达千人。截至3月初，全垦区要求困退的已有5000余人。
(三)阿克苏事件
1980年秋，阿克苏垦区形势再度剑拔弩张起来。11月中旬，三四千名知识青年涌入阿克苏市，并占据农垦招待所。他们举行游行示威，争取舆论支持，要求合理解决遗留问题，“返沪”仍是基本目的。接着，事态迅速扩大。知青进占了地委、行署大楼和农垦局大楼。同时，上海青年开始从塔里木河两岸的农场有组织地涌入阿克苏。所有人自带行李，准备长期闹下去。
闹事知青再次组织起来，总指挥是十四团的欧阳琏。他是上海青年，自告奋勇站出来，要众人听他指挥，统一行动。11月下旬，闹事知青举行了100小时的绝食活动，从23日上午10时开始，提出“户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苏，坚决回上海”等口号。为显示决心，上海青年还在绝食现场摆放了三口棺材。参加绝食的知青以欧阳琏为首，从最初的近600个逐步增至1300人。27日下午2时，绝食宣告如期结束。期间因体力不支昏迷的有200多人，被送入当地医院治疗。
26日，阿克苏地委曾向绝食知青传达国务院电报四条精神：(1)肯定上海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十多年来做出了贡献；(2)明确今春解决上海青年问题的三方会议纪要继续有效；(3)上海青年有什么问题可以反映；(4)上海青年在阿克苏组织绝食是不对的，要立即返回原单位。
电报传达后，知青并没有散去。他们一面在阿克苏集结，一面又组织声势浩大的“大篷车”队，搭乘卡车，准备赶到乌鲁木齐市扩大影响。初次出发的二三十辆卡车行至途中不幸发生翻车事故，3人死亡，20余人受伤。队伍只好返回。
阿克苏大规模绝食活动后，阿克苏等地同意发给上海青年户口，满足他们的返沪要求。青年们回到自己农场，变卖了家私，每人又领到户口准迁证及200元搬家费。有的团场在领导主持下召开欢送大会，会上肯定了上海青年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出的贡献，希望返沪后继续为“四化”努力奋斗。
阿克苏上海青年闹事，迅速波及南疆另两个上海青年的居住地区——喀什和库尔勒。喀什农垦局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叶尔羌河、喀什河流域。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是唐代和唐以前大规模屯田的地方。当地知青(以上海青年为主，还有少数北京、南京青年)在阿克苏上海青年影响下提出返城要求。库尔勒市是天山南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垦区各团场原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该垦区上海知青于12月初大批进入库尔勒市，有的团场汽车全部被上海青年控制，他们在市内游行，各人身带白布，上书“要户口、回上海，为什么走后门的能回上海，我们不能回”。大部分团场处于瘫痪和半瘫痪。上述地区领导迫于压力也放宽了对知青返城的限制。
闹事知青以为问题得到解决，兴高采烈，沉浸在即将回城的喜悦中。殊不知形势又陡然变化。新疆农垦系统一些单位擅自决定为知青返城开放绿灯，并未得到上级机关批准。将大批知青一下子放回，使上海市受到巨大压力。结果，发出的户口准迁证被宣布无效。上海市表态，不予报进户口，不做工作安排。鉴于南疆农垦系统长期混乱，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只有出动军队宣布戒严，以恢复秩序。据《人民军队在新疆》一书记载：为了迅速平息事端，新疆军区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派出东疆军区部队。陆军第四师、第十一师各一部，至上海知青集中地区和交通要点。在5个多月中，制止、劝阻和收容了1万余名争取回沪的支边上海青年，稳定了4万余名上海知青的情绪，打击了策动闹事的骨干分子，恢复了闹事团场和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1市5县的社会秩序另据《阿克苏市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载称：198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逮捕农垦团场进城闹事的“上青联”总部为首分子9人，收审骨干分子43人。至此，持续两年之久的上海知青返城风开始平息下来。
(四)善后措施
新疆农垦系统上海知青闹事时间长，规模大，涉及面广，造成一系列遗留问题。
1980年底，全系统知青还有近6.9万人，其中上海青年有4.9万余人。到翌年初，倒流回沪势头凶猛。春节前夕，属于非正常探亲、公出而回到上海的青年达1.5万之多。情况最严重的如巴州农垦系统的上海知青，返沪者已占2／3。不少人是变卖家产后，拖儿带女返沪的，给个人生活和上海市政带来诸多困难。新疆和上海方面通力合作动员青年重返边疆。新疆农垦部门为安置这批青年做了物质准备，并再三申明：对参与闹事者，不咎既往，与其他人一视同仁，对回归者适当照顾以解除其后顾之忧。至于事件的组织者和个别趁乱打劫者，则逮捕法办。12月23日，由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及阿克苏地区公安局联合署名，张贴布告，宣布于众。
在新疆的上海知青闹事，引起中央的重视。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通盘考虑，决定采取切实可行办法，坚决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
1981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指示，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解决新疆农场上海知青问题。会议认为：解决上海知青问题一定要根据中央关于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要方针，从实际出发，既要考虑新疆和上海的具体困难，又要顾全大局，考虑全国的情况，坚决贯彻把大部分上海知青稳定在新疆的方针，防止引起连锁反应，防止再刮起“回城风”，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解决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政府双方经过协商，议定了《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规定》指出，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的重大战略意义出发，应继续采取把大多数上海知青稳定在新疆的方针。但是，考虑到新疆农场和知青本人或家庭的实际困难，也要在现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分期分批地把一部分符合本规定的知青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或调剂到上海市所属的外地农场。具体规定是：
(1)在沪的父母退休、退职，其子女是未婚的新疆农场工人(含1978年以前离婚及丧偶的，不含退干的人员)，可以商调回沪；已婚的，如配偶也是上海知青，并符合这种条件，或符合“特殊困难”和“特殊照顾”条件，也可同时商调。
(2)家庭符合“特殊困难”条件之一的农场职工可以商调回沪。这些条件是：1.父母在沪的独生子女；2.父母在沪，身边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均已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3.在沪父母十年动乱中受迫害致死现已平反昭雪的。
(3)家庭需要“特殊照顾”的农场上海知青可以商调回沪。属于这种情况的有：1.父母双亡，弟妹在沪均未成年，需要照顾的。2.在沪父母身边虽有子女，但在远郊成家，实际无法经常照顾父母的。3.兄弟姐妹有二人以上在新疆的，准予商调一名农场工人。4.父母长期(三年以上)在国外工作，家庭有困难需要照顾的。5.革命烈士子女。6.中国籍外国人，外国籍中国人，港、澳、台胞及华侨子女。个别已担任农场干部的上海知青，如符合上述条件，困难较大的也可参照办理。
(4)因工、因病致残，经地、州医院证明，团场领导审核，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因精神病等不能参加劳动的农场工人，准办理退休或退职手续，由原单位按月发给退休费或生活费，迁回上海落户，不再安排工作。
(5)本人原是上海郊区农村青年的农场职工，可办理离职手续，回原籍落户。
(6)从1979年1月1日起至1980年11月1日止，已批准调回上海的知青，其配偶也是上海知青现留在农场的(含离婚又复婚的)，可将其配偶商调到上海市所属农场。
(7)已婚夫妇，一方符合上述(1)(3)两项条件的，可从1982年开始，将夫妇双方逐步调剂到上海所属外地农场。
(8)以上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的农场职工，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9)对已返沪的上海知青，要区别情况予以处理。凡符合各项条件的，办理合法手续，由上海市逐步加以安置；凡不符合条件的，律动员迁回新疆农场。
上述《规定》对知青“顶替”、“特困”、“特殊照顾”、“病退”、离职等返沪条件作了详细说明，进一步放宽了返城限制。按会议估算，在新疆农垦系统4.88万上海知青中，符合条件的约1.5万人，不符合条件的约3.38万人。
会议还商定，对现在新疆农场的上海知青，新疆方面将加强对他们私自返沪的控制新疆自治区政府、上海市政府：《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1981年3月30日。
到1984年4月，经上海、新疆两地共同努力，已办理符合调、迁回沪条件或调剂去上海农场的知青近1.6万人。同时，上海市动员盲目倒流的1.7万名知青返回新疆。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2年新疆农垦正式恢复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上海知青尚有3万人据《新疆通志•民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1985年底，兵团尚有知青41200人，除30000名上海知青外，还有北京知青3100人，天津知青3100人，武汉市知青2300人，江苏省知青1300人，浙江省知青1400人。
三万上海知青最终留在了新疆。在1700万城市知青中，像这样的结局是绝无仅有的。上海知青为了返城，尽了极大努力，却未能完全如愿以偿，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上海市人口压力在全国首屈一指，对迁入人口不能不严格限制；新疆战略地位重要，民族关系复杂，基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巩固边疆的大局，需要把一批知识青年留在兵团。这部分青年，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在兵团中均属上乘。在以后的年代里多数人成为各单位工作、生产、管理中的骨干。另外，这批知青下乡时间早，年龄大，70年代末，多数已在当地成家立业。家室所累，增加了返城的难度。有些上海知青是与外地知青或当地青年结为姻缘的，不符合返城条件。许多青年虽希望“叶落归根”，但耳闻目睹上海市在住房、就业方面的紧张状况，只好打消了返城的念头。
摘自《中国知青史·大潮》当代中国出版社 来源：和讯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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