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 ——从大上海到小珲春的知青历程
双城记
——从国际都市大上海到
三国交界小珲春的知青历程
开场白：今天要讲的双城故事，有历史感，催人深思。
在世界文学名著中，描写两座城市生活的，以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历史小说《双城记》最为著名。“双城”指的是巴黎和伦敦。书的开卷语“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已经成为经典名句。另有一个当代《双城记》，是东方卫视的一档站在上海人的视角，直面香港、台湾社会民生的新闻访谈节目。还有一个是王丽萍的电视剧《双城生活》。它讲述的“双城”是上海与北京的一对男女异地热恋、不顾双方家长反对、结婚成家的故事。他们的故事都和知青没有关系。
我今天要讲的是另一则双城的故事。这个故事无暇顾及爱恨情仇、拈酸押醋，却具有极强的历史感，催人深思。这里的“双城”，一个是指赫赫有名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一个是指在中国最东部、三国交界的边疆小县城珲春。
有人会奇怪，这相距遥远、风俗各异，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均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两个地方，怎么会让它们生发出关系、连结在一起？殊不知这种联系曾经饱含着多少悲苦和酸甜、凄凉与热望？
这还要从五十三年前的“文革”说起。
（一）升学无望、就业无门，呆在城里、无所事事
1966 年 12 月中央宣布停止红卫兵“大串联”，可上千万的中学生回到校园却无事可做。于是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以求结束“红卫兵”造反运动。但野惯了的革命小将怎会乖乖地重回魔瓶？随之而来的混乱甚至比原来的乱局更难收拾。当时生产停滞，大学停招，造反成性的青少年升学无路，就业无门的闲在城市里，显然是一个不安定因素。
当时，我所在的控江中学也是无所事事。去过工厂学工、到过农村学农，转了一圈回来仍然是无所事事。学校率先“复课闹革命”，先是军训，天天“一二一”走步稍息、立正卧倒；继而是上课读书，老的课本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能用，只有读红宝书，英语教的也是“语录”，学了几日都不感兴趣；于是让我们背小学生都会的“老三篇”，几天功夫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没什么好学的了便散伙。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化，学来学去到头来还是像群无头苍蝇转经轮回一番之后又回到原地，仍然无所事事。
全国山河刚刚一片红，武斗的遗风仍在影响着一批青少年，打群架、动刀子、抢路人、偷商店的“打砸抢”行为不断发生，甚至还传出在马路上误奸了上晚班的母亲等耸人听闻的事。
一招不行再施一招。从 1968 年 7 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宣传北京长辛店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蔡立坚到山区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开始，一连串紧锣密鼓的宣传，至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重点推出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而掀起了城镇青少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
从今天来看，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其实是对一代人的放逐。
文革使中国的经济停滞，城镇就业市场和工矿生产规模不但没有增长，很多地方比文革前还有所萎缩，无法提供正常的就业岗位。早在 1967 年 12 月22 日，教育部向中央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这个严峻的问题不得不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但宣传仍不承认是就业问题，用当时青少年们易于接受的革命词藻，把上山下乡包装为：“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这样的“伟大使命”与“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活命口号，似乎是矛盾的，可这矛盾口号让我们大多数中学生坐立不安。
其实，有几个青少年长大了愿意继续留在父母身边吃闲饭？又有哪个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闲饭一直吃下去？可是，中国当时的农村和城市、沿海与边疆的差别之大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上海的物资条件的丰厚与文明环境的优势，又在当时的中国其他城市里屈指可数、无法比拟的。“首批赴北疆——延边插队落户”的上海青少年，就这样毫无物资基础又无精神准备的走出大上海，去千里万里远的地方自食其力，不吃“闲饭”，“扎根一辈子”，又有几个父母会放得下心来？于是，母亲哭泣、父亲失眠——真正的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狂热的万岁声中，仅 1969 年一年就有 267 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我们近六千名上海中学生就是被这股大潮裹胁到了珲春。
（二）上海人到珲春：扎根务农
1969 年 3 月 1 日，千余名上海中学生乘坐三天三夜专列直达图们，再转卡车到达珲春。此后，又有数批上海中学生来到珲春，前后共计5800人。于是，通过这些上海人，让上海与珲春有了亲密的接触。
走出上海来到珲春，这并非仅仅是这 5800 名上海人个人的命运转折，而是颠覆了一个重大的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人类从山林走向平原，从江河走向湖海，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低文明走向高文明，这是人类祖先遗传的群居基因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晚，城市发展又走了一大段曲折的道路，城市化一直步履蹒跚。尤其是1966~1977年的举国大折腾，城市化几近停滞甚至倒退。更有甚者，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 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矛盾积重难返。
上海知青到珲春插队落户，正是处于中国“反城市化”的高潮阶段。这种“反城市化”的结果，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也就是说，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户籍制度、财产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
离开城市，就意味着国家再也不管你的工作、住房、医疗、物资供应、退休养老等问题，任凭你自生自灭。除了需要你“无私奉献”外，国家与你无关。如此，享受着城市待遇的上海人，一下子成了政府不管的农村人，更何况是从全国第一大城市来到边疆小县城当“一辈子”农民，期间的心理落差实在太大了。
照理说，上海是全国产业工人最多且觉悟最好的地方。正像领袖说的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生力军、先锋队，那又何必抛弃让工人阶级再教育却转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领袖不是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吗？此种硬生生要别人背井离乡舍近求远的做法，让人丈二和尚怎能摸得清头脑呢？
记得刚到农村，好心的阿兹妈妮问我们：“家里爸爸的有？妈妈的有？”
我们奇怪：“怎么会没有？爹妈双全啊！”
她们更奇怪：“那为什么这样好的上海不呆，要跑来贫穷的山沟谋生？”
我忘记了当时的回答。
我们这些知青，除了刚开始有部分人尚留存些许激情与好奇，当幻想破灭了以后，基本的想法全都归于一致。谁都不愿意在农村吃苦,而且还要可怕地“扎根一辈子”。在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城里人和农村人在各自的地盘上界定得十分森严，农村人到城市里生活就是白日做梦，而城里人到农村去生活则是出于惩罚和改造。再说，中国农村有几处还缺劳动力？一无技能二无专长的知青到农村，凭什么本事来改变落后的农村面貌？其结果是给本就十分穷困的农民雪上加霜。当时的政策是知青至少要享受所在生产队的平均分配待遇，而知青由于技能等各种原因，负担自然转嫁到农民头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是“很有必要”，根本就是一场劫难。
上海的六九届紧跟着六八届，接连两届打着“反修防修”“解放全人类”的旗号，全部离开上海下放农村，实现了所谓的“一片红”。
这些虚假的宣传、理想主义的教育与知青的思想实际离题万里。千百万热血青年投身于广阔天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何曾尝到过乐趣？而是在不断地吞咽无穷的苦果。那种要求解脱繁重的劳动，不能糊口的焦虑，背井离乡的思绪，城市文化的失落与乡村观念的冲突……
同是知青，插队落户比之有领导有工资有食堂的农场、军垦，生活更为艰难。当时上级灌输给知青的唯一法宝是三忠于四无限的“政治建户”思想。各级领导部门频繁地召开知青会交流经验。也同样是没有成效。
集体户合影（作者后排左四）
插队初期，“政治建户”结出了两个极端果：有一类集体户，拥有岁数大一些的高中生，具备一定的生活准则，带着一批初中生在崎岖的路上选择着较为平坦的道走。还有一类集体户，基本都是初中生，岁数小，在家时生活还要父母照料，正处在似是而非的年龄。他们的热情与奔放，勇敢与好斗，一旦得不到对症下药的引导，便会像脱缰野马放荡不羁。谁也吃准什么时候会冒出什么愚蠢的事、闯出多大的祸？
感叹的是，我的弟妹们——初中生同学，倘若你们能够大上几岁，像我们高中生一样，就极少会干蠢事。你们实在还没到自觉自律的年龄。当我们遇到生活上的困难，缺粮少菜、无钱买盐买酱时，也许在“政治建户”的精神里找不出答案，我们可以从种菜喂猪的自助中索取温饱和开支，将可怜的剩余时间奉献给自留地。但是你们碰到生活上的难题，极有可能走不劳而获的“捷径”。
我认识的不少初中生，刚来农村时干什么事情都是凭兴趣。高兴时插秧神速、铲地飞快；不高兴时东游西荡、追鸡撵狗。自己动手总是辛苦，游手好闲总归容易。没有东西吃便去偷社员的自留地，手指粗的黄瓜也啃，泛青的西红柿也摘。更有甚者，手持长杆扎束绳圈，像牧人套马一般，见鸡捉鸡见鸭捕鸭，而后至山边溪口褪毛煮烤，吃完一抹嘴竟不露痕迹。久而久之，打狗杀猪也屡有所闻。当地村民抬着被知青捅死的猪崽上公社告状。当地人与知青关系也日 趋紧张，集体户被当地人手持铁锹木棒围住，要动武打斗的事件也频频告急。在一些知青内部，游手好闲必然也会惹事生非。大多都是刚过发育年龄，在无人管辖中男女之大防也弃之一旁。往往由本集体户的鬼混朝其他集体户漫延。有吃醋的，有插足的；有霸占的，有报仇的；有逃走的，有捉拿的；有老团伙的，有新结帮的——如此你争我斗，摩擦生火，持械打群架，此起彼伏。
面对如此局面，领导也没了良策。知青是伟大领袖派来接受再教育的，若是该抓的就抓，该判的就判，你当地政府是怎么做的工作？怎么向伟大领袖交代？
后来想出用知青管知青，尤其是上海知青管上海知青的好方法。万一走点样，过点头也无碍大局，把矛盾缩小在上海知青的范围内。于是，被称为“失足”的上海知青则由上海知青捉拿归案的处理样式名之曰“刮台风”。
我所在的公社当晚总共抓了十多名上海知青，都关押在公社粮库里。有不服逞强的便挨了打，其余的不论男女一律剃了光头。审讯、录供、揭发、保证等一系列程序均由上海知青负责办理。“失足”的头目被关押，对手下的“喽罗”们便是杀鸡儆猴。“刮台风”的战绩有个统计，全县共关押在学习班的上海知青达百八十名。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依据“文革”的一种套路来处理的。
其实，两三年之后被称作“流子”的，有的招工进了工厂当上了团总支书记，有的参军还当上了独唱演员。他们的本质没有问题，还得从当时的具体环境来分折才对。
而那些仍然在务农的，尤其是高中生们，若是四五年之后还留在集体户里，眼见着别人不是进机关当干部，就是进厂矿或上大学，那种焦虑与无奈是特别折磨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完全不敢越雷池一步。原因极其简单，没有“家”的存在着招工、参军、上大学之类，可以逃离“扎根”的种种机会，由目前的农村人恢复到城里人。我和你、他和她都不愿意跨入“家”的行列，害怕由原先的城里人变成永久的农村人。期间又演绎出多少悲壮与残酷来。
当年的上海知青，背景是他们的家
插队落户七八年后，多少有些绝望的知青们已经不相信“扎根一辈子”的说教，他们需要的是有务农时限。他们不愿意一生都消磨在没有任何保障的生活里，需要看到的是有回归希望。“人往高处走”是天然秉性，人从天堂往地狱走会痛不欲生。
人类要文明，社会要进步。世界所有国家的正常发展是农村人走向城市化，是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而知青的“上山下乡”不仅没有使农村人口城市化，反而把大量城市人口往农村赶，知青们真的是不折不扣的为“拉历史倒车”做着无谓的牺牲。
（三）上海人在珲春：收获了深情厚谊
知青这一辈子经受过无数的幻灭与失败，但在维护人的价值尊严上，毕竟加倍地奋斗过、追求过，对待人生不曾敷衍和麻木过。只要是踏踏实实地淌过血汗和泪水的，不管是否收获依然有种青春堂堂去的慨叹。尽管与前辈们打江山的戎马生涯相比，失却了那种叱咤风云的豪情、可歌可泣的壮举，然而在稚气与无奈、磋砣和磨难中，却留存下了那么多挥之不去难以割舍的“情结”，它曾在灰暗的心底里投进过亮色，在失衡的躯体中搭起过支架。
这“亮色”与“支架”时时在脑海中闪现。年轻时代的苦难渐渐的烟消云散、淡漠遗忘。模糊了白天筋疲力竭的农活，半夜轮流站岗放哨那无休止的困乏和瞌睡。淡化了那饥肠辘辘的躯体，在零下30度的冰雪里饥寒交迫的磨砺与忍耐。弱化了那万籁无声中思乡思亲的孤单和寂寞。遗忘了这种种难熬有开头的时光没有结束的岁月。
唯独与乡亲们胼手胝足放浪山野，嘘寒问暖谈笑热炕的深情厚谊让我们记忆犹新。
忘不了狂风暴雪夜，我高烧躺在炕上难以下咽玉米窝头，阿兹妈妮闻讯将自家仅存的一点玉米面条做了送来，上边还加了个水煮鸡蛋，那葱花的香味至今还停留在鼻息间。
吃个荷包蛋，兴奋得还专门拍张照片
忘不了酷暑夏日图们江边筑堤挑土篮子，带着满腿的泥泞累倒在炕上，朦胧中只见阿巴依就着微弱的油灯，替我擦洗双脚，替我挑去脚底的水泡，那痒酥酥的滋味反而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忘不了那回放牛，有头小牛丢失在山上，待我寻找到时天已大黑，我与小牛都无法下山，队长打着手电一路呼叫寻找到山上，队长带着责备地说：“你一个人的黑夜上山，不会说话的告诉？急死人了！”我由于激动喉咙已经哽咽住了，第一次拉着队长的大手用力地点着头，多好的队长啊！那双大手一直温暖着我的心窝。忘不在田间地头一起用废报纸卷旱烟，用简单的词汇谈天说地。婚丧嫁娶一起喝酒猜拳，狂歌乱舞，我们的情感深深地融入了珲春这块黑土地。
第一年春节，我们集体户请了队长、老户长、老会计等来吃“上海”的年夜饭。第二天，二队老金头娶媳妇让我帮厨。除了他们早已准备的“道拉基”（一种山菜）、打糕、小鱼干、“酱沬利”（汤）等，我就地取材用木耳炒辣椒、辣椒炒土豆、土豆烧蘑菇、蘑菇拌粉条、粉条炖猪肉，外加一道上海点心——八宝饭，也弄得像模像样。席间客人们都感谢我的厨艺，一杯杯高度白酒下肚，仿佛吞下一团团火焰。撤了酒席，腾出热炕，众人围着新郎新娘唱歌跳舞。我完全沉醉在一种仙境般的幻想里……
当我稍稍清醒些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跌坐在一条小溪的冰面上。想站起来，可不知怎么调动自己的四肢？我也不着急，干脆倒头躺在冰面上，继续做着刚才的美梦。移时，队里的老前辈朴阿巴依巍巍颤颤地走过来，也是刚下了酒席，醉意未尽。他动作夸张地说：“冰上的躺，命的没有！”说着弯下腰想拉我起来，
谁知我一使劲，将阿巴依也跌进了冰面。两人一齐哈哈大笑。
他搀我坐起来问：“白酒喝的多多有？”
我自豪地回答：“68 度的干！”
他伸出大姆指表示佩服：“还有其他的多多有？”
我说：“新娘好看的多多有。”
他说：“朝族姑娘好看的多多有，我给你一个好的找？”
我嘴上不说，可正合我意，禁不住笑起来。
阿巴依问：“新郎地想？”
我知道问的不是想新郎，而是想不想做新郎。我说：“想也没用，没有新娘哪来新郎？”
阿巴依笑了说：“我介绍地准行，顺子？京淑？英姬？善福？”
队里的朝族姑娘在我的脑海中一遍遍地过着电影，我脸上烧得滚烫……此后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抹掉了。据说是阿兹妈妮见到了，才叫人来扶我们回家的。不然，又一个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又多了一个“冻死的酒鬼”！然而，那种玉宇琼楼似的梦境，那股沁人心脾般的风情，对比着那“冻死的酒鬼”，我觉得真值！两年之后，总算能回上海探亲。老乡们总是往我们几只硕大的人造革旅行袋里塞满土产山货，木耳、大豆、白参、黄芪，大米、小米，松子、榛子，还有枸杞子、南瓜子、黄花菜、蕨菜干……我们从上海回来，也是大包小件地铺满大炕，引得老乡挤着看。那时的上海是中国名牌的产地，且不说上海牌手表，永久、凤凰牌自行车，蜜蜂牌、无敌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九寸黑白电视机，都是外地人渴望得到的大件。我们回来通常会捎带大到涤卡中山装、的确良衬衫，的确良“假领”，小到上海卷面、什锦糖果、饼干云片糕，甚至打火石都是大受欢迎的物品。
每位知青成了珲春和上海间城乡贸易的实施者，从中也不难看出，上海知青的心绪与珲春老乡贴得多近啊！
（四）上海人回上海：“不回城，不瞑目！”
当时的城市与农村的进出转换，完全是用行政手段卡死，这显然是违背城市化发展规律的。那僵化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城乡居民割裂开来，似乎人们天生地成为农村人或城里人，农民就命里注定永远要陷在泥土里。当时上海城市与珲春农村的差距少说也有三五十年的发展水平。所以，过着比自己的出生地的文明落后好几个年代生活的上海知青们，他们的青春真正是“有悔”得痛心，“有悔”得疾首！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开始忽明忽暗局部个别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本身就是文革的产物，无辜的知青为了论证伟大领袖的一句两句讲话，竟然贡献出了将近十年的宝贵青春。在农村的知青们无不企首翘盼这种变相劳改式的苦难，是不是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也随之分崩离析，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呢？知青们已经不再年轻，他们的前景能不能等到这迟到的暮春？腐败那时就已存在，有门路的知青在农村早已经不见了踪影，留下的全是没有社会关系的贫民子弟。再让他们为了解放全人类而继续过着这种离乡背井衣食无着的日子，显得更加虚伪与残忍。
知青们终于觉醒了，云南知青、陕西知青、北京知青风卷残云般地起来抗争，要求脱离农村回到城市去！社会各界也对知青产生同情与支持，认为极左路线对知青欠下的历史债必须予以解决。“上帝已死”，万岁不再。沉默太久的知青们终于爆发了，“不回城，毋宁死！”这个并不高尚的口号，却赢得了上千万知青的响应，历史低头了，历史流泪了……
当时上海政府也十分为难。“文革”将社会搞得支离破碎，无法一下子接纳几十万回流知青，所以坚决抵制知青返城。但中央考虑到不解决知青回城肯定要出大事。在中央的干预下上海才勉强接受。知青们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咱们不是“宝”是“累赘”。
谁想成为社会的“累赘”？更何况是年富力强的“累赘”。
不久，留在珲春务农的上海知青绝大多数人通过假病退，顶替父母岗位等回到了故乡上海。
然而离开了十年的故乡上海，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
他们没有青春，没有钱没有房没有地位，却是上有老下有小，一根生活的扁担艰辛地挑着这样一老一少的两头。他们基本都处于社会底层。
全国1600 万学子失学务农，本来按万分之一的概率也能出 1000 多个大师级的人才，但事实呢？出了名的知青又有几个堪比钱三强、黄万里、曹禺、老舍？由于他们耽误了大好年华，许多已近中年，刚刚返城工作、婚姻、子女、老人等问题接踵而至，无暇获得应有的文化和文凭，在城市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一代青年就这样在“伟人”手中荒废掉了！
知青是个大群体，除极个别“成功”了的人会将那段经历用作谈资，大多数要么麻木了，要么还沉浸在被利用、被抛弃、被耽误的心灵伤痛之中。
与仍留在珲春的知青们一起会餐
不久前，我到珲春与留在当地的上海人相聚。我愧疚地对他们说：“想当年我们同乘一列火车离开上海来到珲春，我们也曾一同呼喊过扎根边疆的口号。
然而我却早早离开了农村、又回到了上海，而你们仍然留在了条件不如故乡的珲春……”我们的眼睛同时湿润了。
笔者（左）与留在插队落户珲春、当年能歌善舞的集体户小妹潘龙娣合影
当时延边地区的上海知青两万名，珲春也有近六千名，如今留下来的也就五六十名。这些真正的“扎根派”也是出于千种缘由万般无奈，他们远离了城镇落户在少数民族边陲，好像当年运载途中震落的几粒石子、遗漏的一线沙土，与建造宏伟的大厦失之交臂，不能为之添砖加瓦而沉默于山村，更不能追随绝大多数“插兄”一起成为故乡的一道风景。付出过沉重代价的“扎根派”，历史将记住你们！
（五）珲春人到上海：安居乐业
我们共同经历的那场以国家意志为意志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违背了城市化的经济规律；也是对国内本来就低下的生产力的严重摧残；更可怕地是它扭曲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几乎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生命轨迹。
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自主迁徙、自主经营带来的是划时代的变化。与上海在珲春的“扎根派”相反的是，祖祖辈辈生活在珲春这块土地上的年轻有志者，用自己的聪明能干，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前所未有的涌动起对新生活的憧憬，向往着前辈们不敢向往的梦想——向往城市、向往幸福、也向往着大上海的生活。
珲春敬信乡朝阳村是我四十九年前插队落户的地方。民兵指导员老金是朝鲜族，那时也就四十多岁。整日披着一件皴得发亮的黑棉袄，袖口衣角挂着棉花条。那时生产队穷，一工只有2角9分，家家吃着救济粮。那年吃返销，成人劳动力一年只有 420 斤带壳的等外高粱米，满是沙子与小石头。部队拉炮的马匹吃的还是二等高粱米，我们不如一匹马。集体户也是严重的闹饥荒。饥荒催来了上海的众多食品，从大头菜到炒面粉，从年糕片到卷子面，从什锦糖到五香豆……
一次“大寨评分”，讲到教育革命接班人的事情，指导员说知青吃不了艰苦，从上海寄来大量的食品，这怎么能行，以后打起仗来还能上前线？我们听了莫名其妙，打仗也要让人吃饱饭不是？
评工分历来是个“马拉松”。待结束回来知青们已经饿得嗓子眼里伸出小巴掌，于是分头掏出食物充饥。不料指导员走了进来，大家想将食品蔵起来已经来不及。正尴尬着，指导员却挟着黑棉衣坐在炕沿上，向我们摆着手：“没事没事。队里有人反映知青从上海寄吃的东西。会上我不说不行啊！”知青们舒了一口气，随即将饼干递给指导员，显然他十分满意嘴里的味道；又递给他一颗苏州话梅，刚入口就吐了出来，一连声地说难吃；又抓了几颗糖果给他，他像吃蚕豆一般一下子嚼掉了好几颗。他告诉我们：“想不到上海的饼干糖果这样好吃，生活在大上海多幸福——”说到这儿，他自觉在我们面前说这些话不合适：“离开上海实在是太苦了你们！”我们感激能够体贴知青的指导员，又抓了几颗糖果给他，这回他却撰在手心里不吃，我们催他吃，他说：“正好是五颗糖果，给我的五个孩子一人一颗。”
说到孩子，指导员的大儿子金成忠比我们小六七岁。我们下乡时，金成忠在二道泡上中学，经常从公社给我们捎带信笺包裹，和我们混得很熟。高中毕业后，当上了村长。他说他知道外面精彩的世界、幸福的生活是从上海知青身上了解到的。所以他悉心培养孩子，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走出山沟，走进城市，走向大上海。他的女儿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上海工作。前些年结了婚成了家，有了自己的房子，将父母也接到了上海生活。丈夫许先生就在上海金融中心陆家嘴八十八层的金贸大厦上班。一家人生活在上海和睦安逸。
金成忠(左)当了多年的朝阳村村长，现如今在上海西装革履，前后判若两人。
如今，知青有活动就把金成忠也找来聚聚。我们经常会说到去世的指导员。
五十年前上海人到珲春务农；五十年后珲春人却拼博进了上海，名副其实当了城里人。这是不是人生的轮回抑或是命运的螺旋式上升？
同样也是在敬信乡金塘村。四十年前，十六名上海知青在这里插队落户。生产队高队长对远离父母的知青关怀备至。知青们也将他视为自己的“阿兹爸依”（在朝鲜语里是叔叔的意思）。镰刀缺了口，锄头断了把就去找高“阿兹爸依”修理。男生争斗，女生拌嘴也去找高“阿兹爸依”评说。连集体户揭不开锅也要往高“阿兹爸依”家里跑，其实高“阿兹爸依”家也是有上顿愁下顿的。有年冬天小黄胃痛，高“阿兹爸依”将家中仅存的一点小米拿出来熬粥让小黄吃，自己家孩子发高烧倒是吃玉米大饼子。至今谈起此事小黄总要掉眼泪。
原金塘村的上海知青们
三十年后，高“阿兹爸依”已经不在了。他的外孙女高红花考上了江西财经学院，成了金塘村的第一名朝鲜族大学生。不幸的是高“阿兹爸爷”的儿子又突然去逝，家中没有能力供红花上大学。这年夏天正巧集体户小吴去东北出差，特地到金塘村去看望乡亲。当见到愁眉苦脸的红花时，小吴当即表示一定要让红花上大学。消息迅速传到了分散在全国各地十六名当年在金塘村的上海知青。一时间原集体户户长张妙旗接到了来自上海、四川、江苏、浙江、广东、安徽的电话和书信，大家一致表示愿意资助高红花上大学。大家认为当年高队长是我们的“阿兹爸依”，今天我们是高红花的“阿兹爸依”和“阿兹妈妮”，我们有责任资助她上大学。于是你出主意他定方案，一份“四年大学的资助方案”落实了。其中有不少人已下了岗、退了休，在不多的收入中硬是挤出了一份资助款，说什么也不让减免。
资助高红花上大学的上海知青“阿兹爸依”、“阿兹妈妮”
那年春节，十六名曾在金塘村插队的上海知青集体出资邀请高红花到上海，与从未见面的上海的“阿兹爸依”“阿兹妈妮”见了面。乘此机会我托户长妙旗将《回望中国知青》和《白山黑水—一个上海知青的尘封日记》两本书转交给高红花，让她了解当年的上海知青是怎样远离故土，又怎样将当地的“阿兹爸依”“阿兹妈妮”当作自己的亲人的。同时我也担当了高红花在上海的“阿兹爸依”，就是将自己纳入到第十七名资助高红花上大学的“阿兹爸依”“阿兹妈妮”的队伍中去。
笔者（中）与原金塘村上海集体户户长、资助高红花上大学的发起人张妙旗（右），副户长顾群益（左）
高红花大学毕业后，一心要到上海来工作，一是向往上海的大城市气魄，二是上海还有这么多的“阿兹爸依”“阿兹妈妮”。如今，她在上海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有了自己美满的家庭。
朝鲜族农村姑娘高红花凭着自己的努力，进入到大上海工作、生活。这是她与自己儿子在朋友的婚礼上。
朝阳村原民兵金指导员的孙女金香丹在上海举行婚礼，后排右二右三为新婚夫妻，前排为金指导员儿子金成忠夫妇，即金香丹父母。
上海人与珲春人，前后五十年截然相反的两种命运，你能不惊奇吗？
如今的文明世界，有一半的人类已经生活在城市中。我们国家也进入了这个行列，2050 年城市人口可望超过 70%，达 10 亿人。到 2050 年，世界城市人口将达到 60 亿。文明城市的创建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也一直是人类共同探索美好未来的互动场所，它讲述并预言着世界的改变。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乡村文明到城市文明，从高碳文明到低碳文明……人类不懈追求城市化的进程在文明史上留下醒目的足迹，城市化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这是一场不断期待的文明预演，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发展征程。
我们应该庆幸的是，终于走过了那种种的闭塞与无知，终于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在科学的春天里，上海这座城市已经成了中国大陆第一金融中心，正在向着世界更高目标挺进。
珲春，一个几经跌宕的边陲小城，在上海这个老大哥面前还是一个初学走路的小弟弟。但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已被打造成吉林省东部重要的商埠。原来的珲春镇只有 2 万人口，现在的珲春市人口已经达到 23 万了。珲春地处东北亚“金三角”，独特的区位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良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得到“老外”们的青睐，纷至沓来的外商在这片热土上寻找着他们的“黄金海岸”。
珲春，你的儿女不但走向大上海，而且还远赴韩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寻求新的机遇。上海知青也引导资金去珲春寻找商机。珲春与上海、朝鲜族和上海人通婚联姻、移居联络，不胜其数。我们相信今后将会源源不断地各自输送着新的信息营养来反馈报答自己的故乡。珲春与上海将迈开国际化都市的步伐，走向日本海，走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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