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
知青，一代人的生命印记，一个时期的历史符号。50年前，为响应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千百万城市热血青年浩浩荡荡奔赴广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革”结束，大批知青潮水般回到城里，少数知青却因各种原因迄今仍留守他乡。如今数十年过去，这些人的命运如何，生活怎样……？
留守知青，你在他乡还好吗?
——纪念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
知青是共和国史上一桩大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引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发出的第二次上山下乡号召，第一次在1955年12月，毛泽东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革”前，全国已有129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毛泽东的指示下达后，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①拉开序幕，且高潮迭起，于是有了“知青”这一称谓。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带来巨大、深远的影响。1955年以降，全国有1776万知青②奔向“广阔天地”，其中有一大批下乡到北大荒。
何为北大荒？“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③“大荒”即东北的北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大荒”像冰架不断缩小，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仅剩黑龙江北部的嫩江流域、三江平原与黑龙江中下游，即东经123゜至134゜，北纬44゜至50゜，面积5.5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台湾的1.5倍，以色列的2.66倍，新加坡的55.3倍。这是世界上一块稀有的黑土地，最珍贵的土壤资源。全球这样的黑土带仅三块，一块在欧洲——第聂伯河畔的乌克兰；一块在美洲——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在亚洲——中国的东北角。
上世纪50年代，14万转业官兵开赴“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的北大荒④，为饥饿的共和国“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在这些老兵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者128人、特等功荣立者408人，立大功者2929 人⑤，其中有“孤胆机智英雄”、荣立11次大功的李国富，电影《渡江侦察记》原型之一、12次战功荣立者王树功。上世纪60年代， 54万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城市的知青踏进衰草寒烟的北大荒，屯垦戍边，保家卫国。北大荒成为黑龙江垦区的代名词。
上世纪70年代末知青大返城前后，95.5%知青重返城市，还有80万⑥知青留了下来，其中有两万来人留在北大荒，被称之为“留守北大荒的知青”。
摘自《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
黄丽萍，1950年生， 1969年10月3日由宁波下乡到黑龙江省集贤县升昌人民公社友好生产大队，1971年嫁给当地农民，那年年仅21岁，婚后生育一女一子。父亲黄思深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担任过东海舰队航空兵工程部部长（副军职）。1979年，黄丽萍放弃返城，跟家人留在北大荒。
2009年8月20日，在集贤县采访过二九一农场的知青后，我乘车赶往升昌镇友好村采访黄丽萍。
集贤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南倚完达山余脉，称之为“三山半水六分半田”，呈三江平原地貌特征。在北大荒采访20余年，我跑的都是农垦系统，从没深入到农村采访插队知青。黄丽萍似乎是宁波知青联谊会叶小龙向我推荐的，叶小龙好像是黑龙江农垦总局国资处处长陈京培介绍的。每次到北大荒采访都有人提供线索和采访对象，我时常改变原定路线。我跟叶小龙没见过面，仅通过一次电话。
叶小龙在升昌插过队，他说，那边有一批宁波知青没有返城，其中有将军的女儿黄丽萍。
将军把女儿留在北大荒实在是不容易了。在“文革”中，一大批将军被打倒、审查，关进牛棚，他们的子女受牵连下乡到偏远、艰苦的地方。“文革”后期，他们官复原职或把子女送进部队，或办回城市，留在农村的可谓凤毛麟角。
跟农场相比，农村的条件相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公路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沙石路，住房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或砖瓦房，或泥草房，每家每户都有个院子，里边种着辣椒、茄子、豆角、玉米和花草。
在村民的指点下，我顺着泥土小道穿过几排房子，走到黄丽萍家门口。她家的院子挺大，一幢衰败的茅草屋面门而立，屋顶的枯草像滑坡的山上少一块，靠近房檐可能雨水丰沛，长出两丛绿绿的蒿草，有几处似乎漏水，压着砖头和瓦片。草房边上有一幢新建的红砖房，一辆红色胶轮拖拉机停放在院中，七八只母鸡叽叽咕咕地觅食，不时抬起头来伸长脖子望一望，几只小鸭将喙插在水洼里，“呱唧呱唧”捞着什么吃的。
“有人吗？黄丽萍在家吗？”我冲着那幢房子喊了几声。
留守北大荒的将军女儿，宁波知青黄丽萍
一位满头白发，梳着两条细细辫子的老人应声从红砖房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像二三十岁女人穿的粉色暗格短袖衬衫和沾有泥土的黑裤子。她是黄丽萍？看上去似乎有七十来岁，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将她与宁波知青黄丽萍融为一体。我边跟她进屋边在心里算了一下，黄丽萍已近花甲，步入老年行列。
屋里跟我印象中的北方农家别无二致，一铺贴着像床单似的图案的火炕，一方方图案上印着苹果、葡萄、小猫、小狗，四个上面翻盖的旧木头箱子架在炕上，墙壁还是水泥的，没有粉刷，炕下横躺竖卧着一双女式白带凉鞋，旁边放双白色运动鞋，还有几个红、蓝、白色塑料袋。
黄丽萍侧坐在炕沿上，双手相握放在左腿上，像唠家常似的跟我讲述她留在农村的几十年。“我爸是什么地方人？那个我不知道。我爸死时反正是有遗书的。你想看看？等一下，我拿来给你看看。”
黄丽萍说着爬上炕，掏出一份《黄思深同志简要生平》。
黄丽萍的父亲黄思深将军
通过这份简介得知，黄丽萍的父亲1930年参加赤卫军，1931年参加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第四次反“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1939年毕业于新疆航空队，1942年航空队主要领导投靠国民党，将他投入监狱达4年之久。革命几十年，先后担任过机要员、指导员、华北空军工程部科长、海军航空兵工程部副部长、东海舰队航空兵工程部部长（副军职）等职务，2005年10月5日病逝，享年92岁。
我是1969年来的，已40周年，虚年41。我们刚初中一年级就“文化大革命”了。下乡时才19岁。说到东北去，我们寻思好玩儿啊，那咱们也去吧，我们都是自己报名的。
我弟说你真傻，我去你就别去了，妹妹都还小，你在家还能照顾照顾。我和我弟弟就一块儿来了。我妈那时候上班也忙，顾不了我们了，去就去吧，那怎么办呢？去了就一直没回去。
我爸爸是老红军、长征干部，当过海军工程部部长，是少将。他“文革”受到冲击，打倒啦，要不能下放到这儿来么，要不俺们早就当兵啦！我家我是老大，下边有三个兄弟，两个妹妹，现在宁波有四个。我还有一个弟弟下乡了，他下乡到兵团，杭州建设兵团⑦，在那儿当卫生员，以后就当医生了。他现在条件不错，老丈人把他整到金华那边去了，在那边搞什么我不知道，也没问他干什么，反正当小领导吧。其他的弟弟和妹妹条件都一般吧，没怎么太高。
1969年11月，出席集贤县“首届知青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大会“，黄丽萍（前排左二）与升昌公社其他知青代表合影
讲讲我的故事？来这儿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也没回去。来时也后悔。哎呀，头一次到东北来，一看都是泥草房。哎呀，都破破烂烂的，从来没看到过。哎哟，我们来时友好这疙瘩可穷了，家家都很穷，每家都该⑧生产队的钱。后悔了，不如不来呢。
那为啥不走？没有。都下放农村的，反正没走。找了个当地的。俺这疙瘩（知青）男的太多了，就两个女的，叶小龙的妹妹和我。我看都是男的，也不方便。
我爱联系人儿，大伙儿都对我挺好的，我对他们也挺好的。那时候我就会织毛衣，她们经常织毛衣不会就来找我，来问怎么织，我就告诉她们。就是你帮我，我帮你的。干活我也没有他们那么能干，反正怎么也是比他们农村的差劲。
大伙儿都说，找个对象吧，找个对象就有人照顾你了。我们那掌柜的⑨那时帮没帮我干过活？也有。
当地农民就给我介绍了一个，也是一个生产队的，他比我大4岁。他家不是坐地户，是1960年来的。那时，不是有一批干部下放吗？他家就来了。他爸到农村后也没干过活，也是小干部吧。他身体不好，到农村一瞅，自己在生产队也干不了啥活儿。干不了啥活儿那就犯愁，这一犯愁两三年就没了。他是1963年走的，那时我们还没来呢。
那时候，我们那掌柜的能吃苦，在生产队当出纳员和记工员，记工分的，后来还当过小队长，干活挺麻利的。
结婚时我也没要彩礼，什么也没要，就这么到他们家去了，白给他的。他们家生活状态也不太好，还该生产队的钱。那时候当地都要彩礼，通常要一块手表，还有二百块钱啊，还有啥啊，我就记不住了。我什么也没要，家里什么也没有。他妈那时候守寡十多年了，咱们心眼也是好呗，什么也没要。他妈对我挺好的。
结婚跟没跟家里商量？没有。1971年我结婚那阵，我爸还关在上海呢。我妈早先也是军人，后来转业到公安局。她在公安局待十来年，我爸爸被打倒了以后，就（把她）给调下来了。我找对象这事儿弟弟没反对，是支持的。他那年回家去了，回去看看。那时候回家不容易，坐火车才80块钱。从这儿到宁波可能要五天吧。五天四宿。坐慢车嘛，那时候没有快车。过了十多年后有快车了，那也就三四天就到了。
哎，年轻时没少挨累，那还都得下地干活儿，不挣工分儿没有吃的。全靠他一个人也不行哪，孩子多。那时，他那两个兄弟还没结婚呢，都很小，还有个老太太。老太太还是寡妇呢。我们年轻哪，年轻多干就多干点儿。她在家给我们哄孩子，我俩下地干活儿。我们俩结婚以后俩人干活一点一点把该⑩生产队的钱都还利落了。
我下乡后头一次回宁波是1973年。为啥下乡四年才回家呢？没有钱啊，那时候坐火车要80块钱。那时候我爸还没平反。俺家还住在小破房。
我是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去的，看见我们了也没说什么。他官复原职后也没张罗让我们回去。
为啥没回呢？哎哟，孩子太多了。几个？那时候我27岁，孩子就三个了，一个儿子俩姑娘。我21岁结婚，结婚的第二年就有了孩子。我弟弟妹妹也多，他们那时也都住在我爸那儿，我们回去住不下，再说也没有工作。
我爸爸从来不开后门，很正直一个人，从来不攀人家。我们姊妹几个的工作，我爸都不管。弟弟妹妹的工作也都是他们自己找。
最困难的时候？那就是下雹子那年，八几年，也不是七几年，哪年我就记不住了。那年可真困难，没有吃的。返销粮也不够吃，我们就捡那个冻土豆，开春冻得地化了，刨那个土豆，刨出来把皮扒了以后，洗一洗晾干了磨成粉吃。就跟地瓜面儿一样，那么吃。几几年我记不住了，那时候真困难，家家户户都那样。
有一段时间户口迁到镇上了，改吃供应粮，几几年我忘了，反正吃了几年。我们掌柜的一人挣钱不够我们买粮吃的，后来把我们户口都整回来啦。1990年把户口整回来的，孩子的也都整回来了。
怎么迁到镇上去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迁的，好像1978年吧，迁到升昌。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像职工那样的户口，拿钱领粮。他们那几年说给我安排工作，那时候孩子也小，也没给我安排。他们男青年⑪都给安排工作了。
宁波青年还有不少呢，男的，十多个呢。他们都在福利⑫（集贤县）。有的有工作了，有工作的条件就好了。
我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找也找不着。他们过来的时候那号码我也没留下。反正他们有通知的，福利也有一个，张哲。他媳妇是开小卖店的，就卖小食品。他住升昌，是粮库退休的。
反正我经常上升昌了，就去看看他。男的也好几个，都挺好。我们一年聚一次会，10月3号。对，我们就是那天下乡到升昌的。我们是一起来的，是头一批来的。另外一拨儿是别的地方的，不是我们这儿。
还有一个人是跟我一拨来的，她结婚以后就一次都没回过宁波。我那时候回家也少，七八年回去一次。我爸去世后，我回家就多了，两三年一趟，两三年一趟。
她哪年结的婚？她结婚挺早。她比我小两岁，她大儿子可能比我大姑娘小一岁，今年也三十六了。
她家在升昌住，她本人不在升昌，在福利。她现在给人做饭，也是打工，挣点儿钱。她丈夫在升昌，早先是木工，就是打窗户打门框什么的，现在也不干什么了，也没什么活儿了。
她下乡到大兴，她男的给人家干木匠活，给人盖房子，后来他们就搬到升昌了。我一年到头有事就去她家看看她。她三个儿子，两个结婚了，还有一个没结婚呢。她儿子都有条件，自己做买卖呢。那她还打工干吗？那就不知道了，她乐意打工就打工呗。
她为啥就没回宁波看看呢？我也不知道她什么原因。我说你回家看看，她说我不回家，一回家还得带钱。她爹妈早先是老师吧，现在都90来岁了。
她三十多年没见爸妈了。她那时候也挺困难的，现在好了，孩子都大了。
那时农村可真穷，现在改变多了，家家户户都差不多，都挺好的。有的（家庭）都有拖拉机了。四轮子，这地方叫四轮子，咱们那边儿叫拖拉机。每家差不多都有。年轻人能干的每家都有摩托。反正条件比早先好多了。早先我们这两排全是泥草房，现在都是大砖房了。
俺们早先住那边的泥草房，我看房都要塌了，后来这房是俺老头儿自己盖的。他学的瓦匠，反正自己能干。先暂时盖这样，等以后有钱了再盖好的。没花多少钱，花两万来块钱。现在盖房也太贵了。盖好点得十来万块钱，慢慢来吧。我说。两边儿弄得都挺漂亮的，就我们这儿差点儿，缓几年再盖。
现在没在家，他上外头打工去了，去那个友谊⑬那边，就是兵团那边。他会瓦工，抹窗台水泥什么的，他都会。他年纪不小啦，今年六十四啦。
这么大年纪还干活儿？嗯哪。在家里待着也是待着，也没啥活儿，就去了。那你愿意去你就去，想干活儿就干活儿。
我妈妈还在，84岁了，今年。我妈妈见我挺高兴，她跟我大弟弟在一块儿。我妈现在身体也挺好的。我去年回家了，还跟中学的同学见了一次面，四十年没见面了。他们给我弟打电话，叫我弟弟聚会去。我说我弟弟没在家，有什么事儿啊？他们说，他有个姐姐在黑龙江……我说，我就是。第二天他们都来了，来看我来了。哎呀呵，真是，四十年了。（其中）有一个班长，（还）有个挨着我一块儿坐着，早先入团就他一个团员，她来看我了。还有一个男同学，还是我们小学男同学，他也来了。
他们说，你还那样儿，就是头发白了，还梳着两根小辫儿哪！我说，我年轻时候就梳辫子。他们说身体还挺好的？身体还可以，来这地方四十多年没生过大病，小病很少，一年感冒也就一次两次。我身体还挺好的。像跟我这么大岁数的差不多都有病。我还可以。
你问同学都干什么的？没打听，他们来看看我，待了一个钟头他们就走了，人家都在单位上班。他们说下回的吧，再来。我说好吧。我说今年秋天干完活儿以后我还想回去看看妈妈。
我留在北大荒我妈妈放不放心？那她没说。我们姊妹多，两个妹妹在跟前，一个礼拜回去一趟看看她。
我们也没啥，孩子大了以后就好了。那小的初中毕业以后也没考上，就下地干活了。大姑娘也是，高中没考上，也下地干活了，干了几年，二十多岁才出嫁。
现在他们都成家了，最小的姑娘都三十多了。大姑娘离我们最近。他们住在公社那边，离这儿有20多里地，就是升昌那边。她那儿也是农村，都是农村。我们没找城市的，农村还找农村的呗。
这个农家小院，处处洋溢着生活气息，黄丽萍和孙子、孙女站在自家新盖的房前，铁牛拖拉机旁。
在哪儿生活都一样，反正也习惯了。东北也挺好的，东北反正夏天也不怎么太热，冬天冷点儿，冬天冷一般生火墙，屋里炕上热，一点儿也不冷。
宁波话回去也能说几句。反正跟他们能说，没几句，都忘了。
①1955年至1961年为第一次上山下乡，1962年至1965年为第二次，1968年至1980年为第三次，1979年，全国仍有24.7万人。（《北京日报》1998.7.26）
②《中国青年报》2011.10.26.09版博物馆里的知青记忆。
③见《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为最荒远之地；“不咸山”，即长白山；“肃慎”，古代东北民族，现代满族的祖先。
④这两句诗来自聂绀弩的《北大荒歌》。
⑤此为1985年末尚在北大荒的官兵统计数字。
⑥凤凰网·历史《失落的一代》：至今尚有八十万知青永留农村。
⑦即浙江生产建设兵团。
⑧⑩东北话，即欠的意思。
⑨东北农村称丈夫为“掌柜的”。
⑪北大荒人称知青为“青年”。
⑫即福利镇（福利屯），集贤县政府所在地。
⑬即友谊农场，号称中国第一农场，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南，三江平原大片沼泽地边缘，场西南有七星河环抱，与宝清县为邻，西北有漂筏河、扁石河围绕，与集贤、富锦市接壤，锅盔山余脉零星地坐落在西邻，成为与双鸭山市和集贤县的天然屏障，三江系大片的原始荒原、长期积水的沼泽地遥遥延伸至挠力河谷和乌苏里江畔。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8年第10期
朱晓军，男，教授、一级作家。在《北京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作品约三百万字，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与《中国文学年鉴》。出版有《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等长篇报告文学16部。发表在本刊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等奖项。现任教于浙江理工大学。
杨丽萍，女，家庭期刊集团总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报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近百万字，先后荣获徐迟报告文学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北京文学》奖等奖项，长篇报告文学《快递中国》（合著）被改编为电影与电视剧，2018年入选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荐的11本好书。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写作，从采访到杀青历时24年，出乎我的意料，也超乎别人想象。
1994年时，我年近不惑，在一家期刊社当编辑记者，总觉生活缺少点什么，于是跑到北大荒去采访。20世纪60年代，有54万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知青下乡到衰草寒烟的北大荒。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有将近两万人没有走，留了下来。在上世纪末，他们的收入相当低，住房也很简陋，可是他们却没有城里人的烦恼与焦虑……
从他们身上，我明白了人是需要有点儿精神追求的，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在漫长的人生中迷失自己。我想写一本反映留守知青的书，因为知青文学仅有两部分，一是上山下乡后的苦难岁月，二是返城后的尴尬与无奈，留守知青被忽略了。我认为对返城者而言，知青是一段经历；对留守者来说，则是永远的知青。他们理应在知青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知青文学缺少他们也是不完整的。
想当年，睡在铺左铺右和铺对面的哥们儿姐妹儿都走了，整幢知青宿舍变得空空荡荡。大部队走了，集结号再也不会吹响，火红的知青时代终结了，许多连队的知青走光了，学校没老师上课，医院找不到医生护士，拖拉机扔在地里没人开……
留守知青欧阳吉宝说：“什么是贡献？对知青而言，能够留下来就是最大的贡献！”这些知青为何留下？上海的一位版画评论家说：“我们以为留在北大荒的上海人不是残疾的就是缺心眼的，要不就是犯了错误的，否则怎么可能留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也有人说，连傻子都清楚北大荒怎么能跟北京、上海、杭州、哈尔滨相比？留下的都是走不了的，能走怎会不走？
留守知青陈桂花说，有许多知青在大返城离婚走掉，一个嫁给当地人的上海知青，为返城把3个孩子扔给男方，离婚走了；一个嫁给当地人的天津知青也离婚走了，女儿跟她返城，儿子留给男方……当年有多少知青为返城抛妻弃子，留下多少“孽债？留守知青绝大多数是可以走掉的，却为婚姻家庭而放弃了返城。
这些知青大都是寻常人，既不是当年扎根典型，也没发过誓“扎根边疆一辈子”，甚至连棵扎根树也没种过，可是他们却留了下来。他们在北大荒从事寻常工作，过着寻常的日子，拥有着寻常家庭……
他们被时代遗忘了，在建三江垦区采访时，上海知青袁小虎端着一缸子酒对我说：“谢谢你还记得我们，你不来我们都忘了自己还是知青。我敬你一缸子酒，你随意，我干了。”
他一仰脖喝下，两眼湿润了。他那天连干了三缸子酒，喝高了。
我到过红兴隆垦区、建三江垦区、宝泉岭垦区、牡丹江垦区的几十个农场，采访过一百多位知青。从他们身上我知道了什么是豁达与潇洒，什么是承诺，什么是担当，什么是责任……
这些知青改变了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改变了他们。由于他们的留下，北大荒与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城市的脐带没有断掉，城市的文明源源不断流入黑土地；由于他们的留下，北大荒成为“中华大粮仓”，年产商品粮300亿斤；由于他们的留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年都有一群群说着纯正北京话和上海版普通话的学生走出北大荒，前往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报到；他们为北大荒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成了北大荒人，不论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宁波、温州的知青都说着一口纯正北大荒话，让你很难分清哪一个是知青。他们认同这一身份，在接受采访时经常说，我们北大荒人怎样怎样，你们城市人如何如何。
我问他们：“留下来后悔过吗？”
95%以上的人说不后悔。他们说的绝不是假话，也不需要说假话，许多人在我采访时已经退休。天津知青苏桂兰说：“知青要是都不走，北大荒的日子一定比现在更红火。”她没站在个人视角来思考这一问题。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认为，人是生而自私的，这源于人的自私基因。难道这片土地改变了留守知青的基因？
2017年进入写作阶段，突然发现根据录音整理的数百万字文字还没校核，有的采访已时隔几年、十几年，需要补充采访。我有点儿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对在知青下乡50周年前完成失去信心。杨丽萍听说后主动帮忙，我和她有过合作，她思维敏捷，捕捉能力很强，采访扎实、细致深入，写作严谨、细腻而富有激情与创意，我们合著的《快递中国》发表于《北京文学》，荣获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并入选中央与国家机关2018年上半年推荐的11部好书，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也进入了制作阶段。
杨丽萍听了二三百小时的采访录音，逐一校核，还补充采访了葛柏林、林莉、裴磊等几十位知青。她梳理的素材条理清晰，犹如采访者坐在对面娓娓道来，让我产生了创作口述实录文学的想法。口述实录文学是20世纪后半叶诞生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我和杨丽萍没作过，不过在20多年前就对这一文体感了兴趣，读过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张辛欣与桑晔的《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等作品，2015年，我还在学校指导过学生的口述实录文学《大四女生》的写作。
口述者要不要化名？我们查阅到的作品都是化名。化名可以给写作带来许多便利，减少诸多麻烦，不过真实性与史料性将锐减。我们决定采取真名实姓，并附上口述者不同历史时期的图片，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检验。
有的知青采访了多次，在不同时间、处境、心绪下，说法不一，甚至前后矛盾，这怎么处理？我认为这反映出的是多维度真实性，不要回避，即使在同一次采访，口述者的说法也可能前后矛盾。人本身就是矛盾体，感受、体验、看法犹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而且会随着视角的不同也会有所变化。
真实性与可读性，又是一对矛盾。对讲述不加任何改动似乎更真实，可是那是素材，不是作品，让人读之拖沓、啰唆、无节奏感，也没有因果链。我们决定对口述者的原话进行重构，既确保每句话均源自讲述者之口，又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让讲述由素材变成作品。不过，工作量巨大，犹如石头雕塑，艰辛而烦琐，往往需要将五六万字，甚至十来万字的素材加工成万八千字的口述实录文学。
要不要请讲述者审核？审核可修正失误，不过口述比文字更具真实性，口述一旦变成文字也就具有了斟酌与推敲的余地，有可能会将真实遮蔽，尤其口述来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背景、不同心绪之下，口述者修正之后也许失去原有的多维度的真实性。我们决定不再请口述者修正，尽量将敏感内容，以及有可能给口述者带来不便之处删除。
50年过去了，对返城知青来说，以往的苦难和风流均已酿成一杯怀旧老酒，对留守知青来说，上山下乡还在他们身上延续着。他们老矣，鬓发斑白，步履蹒跚，有的已过世，像那北大荒的苇草“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他们中许多人的子女没办回城市，他们的子子孙孙将留在那片黑土地上，成为“荒二代”“荒三代”“荒四代”……
不知为什么，我在写作时时常想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上那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我想告诉人们中国还有这么一些知青，不要遗忘。
人类只有不断探求，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文章来源：微信号“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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